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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维钧是20世纪上半叶为中国外交作出独特贡献的中国著名外交家。他自1915年7月就任中国驻墨西哥公使始，在以后30余年的外交生涯中，历经华盛顿会议、出任王宠惠内阁外交总长、出使欧陆、驻节英伦、重返华盛顿等。一个又一个的外交岗位，无不表现出他是世界上第一流的外交干才，举世闻名的国际政治家。对这位公认的“民国第一外交家”，学术界有不少论述，据不完全统计，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内，国内（含港台地区）报章上共刊载研究他的文章30余篇，专著5本，回忆录13册，另有外交文牍选存一本。
本文着重对已发表的研究成果、学术界较关注的问题，进行综合分析。
一、顾维钧与巴黎和会
有关顾维钧与巴黎和会，目前仅见到3篇专文。一是台湾学者袁道丰的《顾维钧与巴黎和会》，另两篇是大陆学者邓野和周建超撰写的，篇名也是《顾维钧与巴黎和会》（注：前者参见《综合月刊》（台湾），1981年第153-154期；后者参见《人物》，1985年第6期，《民国档案》1997年第1期。）。除此之外，顾氏本人亦曾写过一篇题为《巴黎和会的回忆》的文章（注：参见《传记文学》（台湾），1965年第7卷第6期。）。几乎所有已出版的有关顾氏的专著，均涉及这一专题。
顾维钧在巴黎和会上，面对和会准备将战前德国在山东省的一切权益让与日本这一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问题，于1月28日上午代表中国向和会表示了中国的立场。他说：“我自感责任重大，因为我是代表四亿人口的发言人，即全世界人类四分之一人口的发言人。”接着，他义正词严地发表了“中国代表团要求和会将德国战前在山东的租借地、铁路和其他一切权益归还中国”的声明。他的这篇“无片纸只字之准备”的不卑不亢的侃侃陈词（注：参见《传记文学》（台湾），1965年第7卷第6期。），赢得一片热烈掌声。在举世瞩目的巴黎和会上，这位时年31岁的年轻中国外交官临危受命，敢于直面列强，威武不屈，据理雄辩的表现与才智开始在国际舞台上显露头角。因此，当时甚至有国外人士感叹中国的国力与外交官的辩才差距太大。学术界认为，在他从事外交工作的半个世纪中，这件事最令他难忘，也最引以为傲。
中国代表团在和会上要求将战前德国在山东省的一切权益直接交还中国，反对让与日本。这本是理所当然的事，却没有获得与会诸国的支持，终于导致中国拒签和约，国内掀起了波澜壮阔的五四运动，让全世界第一次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对外求平等的意愿与决心。同时表明顾维钧等人的拒签对德和约不是孤立的，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方向。
在顾维钧拿出一个又一个保留山东问题的方案失败后，中国代表团“公同决定，不往签字”（注：参见《陆专使等参与欧会报告》，转引《人物》1985年第6期。）。正如顾维钧预料的那样，拒约之举非但没有导致严重后果，反而赢得国际舆论的广泛同情，这就为以后在华盛顿会议上重新提出、重新解决山东问题，奠定了基础。拒签对德和约，是近代中国外交史上的一次重大胜利。五四运动中各阶层人民群众的英勇的反帝斗争，是赢得这一胜利的根本保证。顾维钧作为中国代表团全权代表和后期实际负责人，在拒约过程中，发挥过一些具体、直接的作用，对此，历史应予以积极的肯定。
有的学者认为，“中国拒签对德和约，使日本通过和约获享的权力不能合法继承，这是我国冲破帝国主义列强的控制，在国际事务中决定自己命运的范例，在近代中国外交史上具有重大意义。”（注：参见《上海研究论丛》第二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221页。）也有的学者甚至认为，“拒签对德和约是近代中国外交史上的一块界石。”（注：参见《从〈顾维钧回忆录〉看顾氏其人》，《历史研究》1996年第6期。）
由此可见，学术界对于顾维钧在巴黎和会上为维护中国的基本权益，即政治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权益，力谋世界和平的热忱，以及参与拒签和约的举措，都从国家利益，民族尊严的角度给予以很高的评价。包括那些已出版的几本专著，亦不例外。
二、顾维钧与华盛顿会议
华盛顿会议是巴黎和会的继续。如何把握这次会议的机遇，将悬而未决的山东问题，以及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要求继续提交大会讨论，成了顾维钧这一时期外交活动的中心，并为此作了不懈努力。但遗憾的是学术界对这专题的研究文章甚少。目前仅发表过一篇专文，即金光耀的《顾维钧与华盛顿会议》（注：见《历史研究》1997年第5期。）。文章虽仅此一篇，但作者对顾氏与华会的关系，作了非常详细的阐述，而对其在华会中的作用，作了有说服力的评价。其所引资料亦极为丰富，是一篇高学术水准的论文。作者针对当时舆论对顾氏在华会上“迫于英美胁威”、“让步过多”的非议和指责，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分析，指出“这实际上涉及到如何看待外交活动中的妥协问题”。“在国际社会奉行赤裸裸的强权政治，而国内南北分立、政局动荡的情况下，中国当时并不具备不妥协地立即争回所有丧失的国家主权的条件。”作者认为，顾维钧在华会上能做到“尽最大可能争取最大有利于中国的结局”已经是很不易的了。我们认为，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切忌离开当时的大环境去苛求前人。
邓野亦曾对顾维钧在华会上的作用作过这样的评价：“华盛顿会议的意义在于，世界列强第一次全面、具体地讨论了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要求，未重复巴黎和会一纸驳回的局面。”“华盛顿会议表明，中国在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问题上保持了政策的连续性，外交政策必须具有连续性才能逐见成效。就此而言，顾氏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注：参见《从〈顾维钧回忆录〉看顾氏其人》，《历史研究》1996年第6期。）。
由于顾维钧等人的努力，华盛顿会议结果是帝国主义列强被迫同意裁撤在中国的外国邮局，同意对领事裁判权等问题进一步调查，同意提高关税税率，关税自主问题则以中国不统一为由，而“暂时寝议”。尽管在此次会议上中国所获实际成果十分有限，然而重要的是坚冰自此打破。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三、顾维钧与中国战时外交
学术界有关这一问题研究，已取得一定的成果。目前已出版了三本著作：第一本是台湾学者董霖译著的《顾维钧与中国战时外交》，第二本是高克著的《外交与战争——顾维钧外交官生涯片段》，第三本是岳谦厚著的《顾维钧与抗日外交》（注：前者由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4年出版；后两本书一本由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另一本由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
对于顾维钧1931年到1933年的三年期间，参加国联李顿调查团，以及不承认‘满洲国’而维护国家统一的史实，《生涯片段》的作者认为这是“顾维钧一生最光辉的阶段”。对此，我们认为是可以商榷的。“九一八”事变后，他尽心尽力利用外交手段维护国家利益，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参与国联李顿调查团赴东三省调查。他为了国家主权，积极诉诸国联，策动外交，争取外援。说他为此作出了“重要贡献”还是比较合乎实际的。
有关1937-1945年期间顾氏外交生涯的研究，学术界起步较早。董霖的《战时外交》一书，根据英文《顾维钧先生口述自传》提供的第一手资料，对顾氏这一段外交活动的研究是比较深入的。我们认为，这一时期正值抗战期间，顾氏先后驻节法、英，且以中国首席代表资格，出席国际联盟大会与理事会，以及布鲁塞尔会议，申诉日本侵略，要求集体制裁。巴黎、日内瓦又为欧洲冠盖云集之所，如何折冲樽俎，争取友邦，责无旁贷。顾氏高瞻远瞩，除不断与英、法两国谈判外，并与苏联外长李维诺夫及美国驻法大使薄立德、财长廖根索等保持联系，而美对于华借款之初步洽商，实出诸顾氏。大战后期，彼复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敦巴顿橡园会议，讨论将来国际组织问题，嗣又参加旧金山联合国成立会议以及其筹备会议。迄第一届大会开会时，顾氏仍为中国首席代表，与各国政要共商维护世界安全良策。八年间，经常往来于中、美、英、法、瑞等各国，仆仆风尘，《战时外交》的作者对他的评价是“厥功至伟”，是不过分的。正如《抗日外交》的作者指出的那样，其“毕生效力于国际和平，维护国家主权，其为时之久，功业之隆，近代罕有其匹”。
至于学术界有人质疑顾氏对于中国外交政策之决定，究竟发生多大实际作用？据有关资料记载，民国政府时代之外交官通常依训令行事，主动之机会较少。当然亦有例外，顾氏即为其中之一。因为，彼对于世界任何地区发生之任何问题，经常向政府有所建议。因其声望崇高，经验丰富，加以足智多谋，政府常在研究外交问题过程中，征询顾氏意见，而顾氏见解每为当局所重视（注：参见董霖译：《顾维钧与中国战时外交》，《传记文学》（台湾）1978年第31卷第2期。）。
《生涯片段》、《战时外交》和《抗日外交》三书对于顾维钧在上述两个时期的作为，总的评价是“重要贡献”、“厥功至伟”和“功业之隆”，我们认为还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四、顾维钧与他的《回忆录》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成中文，并由中华书局出版的《顾维钧回忆录》（1-13册），在海内外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据我们所知，目前已发表对《回忆录》评价的文章有：台湾学者袁道丰的《一部中国近代史巨著——顾维钧先生口述自传经过》（注：见《传记文学》（台湾），1977年第30卷2期。），台湾学者刘绍唐的《关于顾维钧先生和他的回忆录》（注：见《传记文学》（台湾），1984年第44卷4期。），以及前面提到的邓野的《从〈顾维钧回忆录〉看顾氏其人》。该三篇文章从各自的角度对《回忆录》进行了不同的评价。
袁道丰的文章在叙述《回忆录》写作全过程后，认为“这部自传，在作者看来，很可以显示顾先生的性格：有耐心、仔细、有恒心、坚定、沉着、冷静、勤谨、明晰。缺一便不易完成这一巨著。”
我们以为，邓野的《从〈顾维钧回忆录〉看顾氏其人》一文，对《回忆录》的评价较为合乎情理，即：“顾氏早年有保存资料和写日记的习惯，晚年据此写下一部约600万字的回忆录，除第一册因资料散失‘回忆’性质外，其余各册均根据各类资料编撰而成。”邓文认为“该回忆录显然未作精心整理，叙事琐碎，编排松散，相当部分的内容事无巨细、罗列无遗，如同流水帐。但正因为如此，也是一部可信度较高的，具有一定的资料长编性质的回忆录”。
由此可见其评价恰如其分，合乎情理，具有较强说服力。他既指出《回忆录》中相当部分的内容事无巨细，罗列无遗，如同流水帐；同时又肯定它不失为“一部可信度较高的，具有一定资料长编性质的回忆录”。
除此之外，唐德刚先生在其《关于顾维钧和他的回忆录》一文中，对1984年至1994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中译本《顾维钧回忆录》给予很高评价后，同时提出了几点质疑。对于唐先生的质疑，顾维钧的女儿顾菊珍女士于1984年2月24日写给唐德刚的信中已作了部分的答复。如“台端在大函中曾询及家父在第一卷中，曾谓‘欣然同意’北京近代史研究所从事此项翻译工作，系何所指。我深信，那便是家父前附短简之含意。该短简在第一卷中亦以‘附言’印出：那可了解为他的欣喜与同意的表示。”（注：袁道丰：《顾维钧其人其事》，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362页。）至于中译本中的错译、误译和漏译等缺失，有待今后再版时加以匡正。
不少阅读过《回忆录》的学者，亦曾纷纷发表他们对这部传世巨著的评价。有的说：“阅读他的回忆录，但觉千头万绪，胜义纷阵，恰似重温一部中国近代外交史。”（注：参见董霖译：《顾维钧与中国战时外交》，《传记文学》（台湾）1978年第31卷第2期。）有的认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特请其口述回忆录，计口述五百余小时，历时十载，史克完成，……为哥伦比亚大学为中国学者政要所做‘口述历史’最久、最长、最有价值之一部。”（注：邓野：《从〈顾维钧回忆录〉看顾氏其人》，《历史研究》1996年第6期。）
我们认为，《顾维钧回忆录》的出版，为学术界进一步研究顾氏的一生，乃至研究中国近代外交史提供了有价值的第一手史料。当今凡涉及顾维钧及民国外交史方面的研究成果，无不开始重视这一史料的开发与利用。但遗憾的是这部600万字的珍贵资料，至今尚未得到有系统有计划的专门研究。遗憾之余，我们注意到学术界有学者已意识到这一点，并着手“清理出两条基本线索”，“从中选择几处相关的侧面，加以归纳和评论，但愿能为自己为顾氏勾勒出一个贴近他真实形象的简洁轮廓。”有了这个开端，即为以后进一步系统的研究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但愿今后会有更多的人从不同角度系统地利用这部巨著提供的史实，对中国近代外交史，进行一个专题一个专题的研究。
五、顾维钧的晚年
1949年8月5日，杜鲁门政府为了从越陷越深的中国内战中脱身，发表了《美中关系白皮书》。顾维钧对此的反应是：“美国已经一笔勾销了国民党中国。”（注：金光耀：《顾维钧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5页。）尽管如此，顾氏表示，他仍要继续为国民党政权工作，“在美国政府颇不友善的态度下为国家尽心竭力。”（注：《顾维钧回忆录》，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七分册，第71页；第八分册，第85页。）对顾维钧晚年这段历史，学术界至今虽没有发表过一篇专文予以研究，但从已发表的传记研究成果中都有所涉及。归纳起来，他的晚年为使风雨飘摇中的蒋介石政权能在台湾继续存在下去，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
第一，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顾维钧就杜鲁门发表的朝鲜战争的声明中有关“台湾地位未定论”向台湾当局提出对应建议，即“在目前特殊情况下，应与美国谋求建立一种坚定、实际和可靠的合作基础，要比美国人更实际些，致力于当务之急，这比什么都重要。”（注：《顾维钧回忆录》，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七分册，第71页；第八分册，第85页。）不久，美国政府即恢复了台湾当局期待已久的军事援助。
第二，1953年，顾维钧向美国政府提出缔结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要求，并于次年与叶公超一起参与该“条约”的谈判。顾氏参加了全部九轮谈判，为1954年12月最终签署这一“条约”竭尽全力。“台美协定”签署后，中国政府对此作出强烈反应。《人民日报》在1955年元旦社论中表示，要粉碎由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卖国集团签订的这个战争条约。同年1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向浙江沿海的大陈岛发起新一年的攻击。
第三，1956年2月，顾维钧向蒋介石递交辞呈，被免驻美“大使”职务，同时被聘为“总统府”资政。但不久即接受台北有关参加联合国进行的国际法官竞选的提意。并于次年获选。遂辞去“总统府”资政。直至1966年10月，决定退出国际法院法官竞选。次年定居纽约，开始退休生活。迄至1985年11月14日，在纽约寓所逝世，终年98岁。
从学术界已发表的研究成果分析，顾维钧晚年用了前后10年时间，为我们留下了一部600万字的回忆录。这是一部弥足珍贵的第一手有价值的原始资料。1972年9月，毛泽东主席出于对顾维钧外交才华和为人的敬佩之情，以及统战工作的需要，委托出席第三十七届联合国大会的章含之以他个人名义去顾的美国寓所拜访。“他极为兴趣地问了大陆的许多情况。但回避了访问大陆的邀请。”（注：章含之：《风雨情》，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111-112页。）这是可以理解的。1971年我们刚取代台湾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在此时计划访问大陆的时机尚不成熟。遗憾的是直到他逝世，他都未曾有机会回到故土亲眼看一看家乡的变化。
六、顾维钧的生年及其他
由于顾维钧在外交界的才华以及特殊的历史地位，于是有关他的轶闻逸事就比一般人多得多。学术界同样十分注意这方面的研究。目前已发表这类的研究成果有：袁道丰的专著《顾维钧其人其事》，文章有邓野的《从〈顾维钧回忆录〉看顾氏其人》、杨玉清的《我所知道的顾维钧》和徐景灿的《和姨夫顾维钧在美国相处的日子》等。上述专著及文章，包括与顾维钧相关的其他研究成果涉及其主要轶闻逸事，归纳起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生年问题 学术界有关这个问题共有三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生于1885年（注：参见蔡开松等主编：《中国当代名人辞典》，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0页。）。另一种意见认为“生于民元前二十五年，公元1887年”（注：参见傅东华主编：《中国当代名人传》，世界文化服务社1948年版，第309页。），1996年9月出版的《中华民国外交史辞典》也沿袭此说。第三种意见认为，“顾维钧，字少川，1888年1月29日出生于上海。”（注：金光耀：《顾维钧传》，第1页。）也有的文章认为“1888年2月21日（清光绪十三年丁亥正月二十九日）出生。”（注：石源华等：《著名外交家顾维钧》，《上海研究论丛》第2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综合上述意见，我们认为，顾维钧出生于1888年1月29日之说较为正确，最有说服力的莫过于顾维钧自己的回忆录，即“我于1888年1月29日出生”。
第二，留学美国 几乎所有的研究顾维钧的文章都认为，“由1904年留学美国，至1912的返国进入仕途，整整七年期间，奠定了顾先生政治外交生涯青云直上的基础。”但大多数学者对顾维钧接受西方思想文化教育后，其对祖国的态度有何变化，却很少涉及。最近我们从金光耀先生著的《顾维钧传》中披露的新资料寻找到对这一问题的答案。在美学习期间，顾维钧在回答一个美国人关于中国学生来美后对祖国的态度有何变化的问题时，顾维钧写道：
“我注意到，每一个中国学生在旅居国外一年后，他对中国的态度或多或少地发生了变化，但总是向好的方面变化。通过比较和对照，他开始抛弃原先的傲慢与偏见，而更真实地观察中国。在痛苦绝望之际，他常常会放纵自己的情感，在他较为持重的同胞面前毫无约束地对处于困境中的祖国贸然作出评判，还可能激烈地指责中国的每一件事情。但是，他心中对中国的爱一点也不亚于他的同胞，而经深思熟虑后他总能对中国有一个更为清醒的认识，并因而激发他以更坚定的决心更积极地投身于服务祖国的事业中。”（注：金光耀：《顾维钧传》，第9页。）顾维钧所描述的是当时留美学生的一般心态，实际上也是他自己心声的流露。尽管在美所受的教育对其影响很深，但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没有忘记学成后一定要回国报效祖国。同时，他又看到，留学期间在思想观念上发生的变化，与中国传统观念存在很大的反差，不易得到国内同胞的认同。这表明，顾维钧对今后回国服务将要面临的困难已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由此我们认为，金著《顾传》所提供的这一新资料是对顾氏留学美国研究所做出的新贡献。
第三，光怪陆离的人际世界 由于顾维钧所从事的外交职业，决定他生前曾与许多国家的元首以及国内的军政要人交往甚密。有关他的人际世界不少专著和文章中都有所涉及。但对其进行一件件个案研究的成果却太少。目前已发表的文章有：叶之珍的《顾少川先生与王亮老》、杨玉清的《我所知道的顾维钧》、徐景灿的《和姨夫顾维钧在美国相处的日子》，以及《介绍新发现的胡适顾维钧通信》等（注：参见《传记文学》（台湾）1985年47卷第6期，《全国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嘉定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档案与史学》1998年第1期。）。这些文章披露了不少鲜为人知的轶闻轶事，如曾担任过顾维钧幕僚的杨玉清回忆说，顾维钧曾亲口对杨说，他与蒋介石本不认识，原无交谊，只是1928年顾氏遭国民党通缉时，蒋介石曾使张群、方本仁等向顾表示说，这是胡汉民干的，不必以此介意，实不足轻重，倘他在南京，必不至此。从此以后，他才与蒋有联系（注：杨玉清：《我所知道的顾维钧》，《全国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第197页。）。类似这样的事例还有许多。
综观上述对顾维钧研究取得的成果，我们认为，学术界重点围绕顾维钧与巴黎和会、与华盛顿会议、与中国战时外交，对他撰写的《回忆录》的评价，以及他的晚年生活等进行了一个又一个个案研究，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成果。但这仅仅刚开了个头，尤其对他与中国外交的研究还不够深入，诸如他所处的时代对他的外交活动起了什么作用，他的外交活动又对历史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他的外交生涯中还有不少“空白时期”以及“令人沮丧”的人和事，有待我们很好地去研究。所有这些都说明，开展对顾维钧研究的任务还很重，要研究的课题还很多，涉及的领域还很广，需要挖掘的资料还很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