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在抗战时期的外交思想及其活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战时期论文,胡适论文,外交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胡适于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即出国， 直到抗战胜利后的次年1946年才回国。一般人对他在抗战时期的活动了解不多，加之50年代在批判胡适的运动中，胡适被认为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是“拼命反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救国运动”〔1〕，“积极主张对日抗降”〔2〕的反动人物，致使人们忽视了胡适对中国抗战的特殊贡献。本文拟就一代学者胡适在抗战时期充满了爱国主义情感的外交思想及其活动予以论述。
一、“大战前做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的外交策略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我国东北三省，随后就制造了一个伪满洲国，并企图将战火引向我华北地区。胡适非常关注这场严重的民族危机，1932年他集聚一些朋友创办了《独立评论》，并在该刊第5号发表了《论对日外交的方针》一文， 指责国民党政府不抓紧国联十二届大会召开之机来做外交上的奋斗，批评政府无人敢负外交的责任，事事推诿，日日拖延，就把整个东北三省送到日本人手里。他提出在“国联”或友邦的斡旋下进行两国全权代表的交涉，取消伪满洲国，恢复领土及行政主权等九项建议作为解决中日关系问题的补救办法，这些意见反映了胡适避战求和的外交思想及心理状态。他的基本态度为力求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中日战争问题，一方面设法避开战争，不使国家蒙受更大损失，另一方面满足敌人的部分要求，搞折衷调合。
1935年胡适以一定代价求得和平的外交思想更加明确而具体。他在给罗隆基的信中提出与日本公开交涉，解决一切悬案，原则为求得10年的和平，方法为有代价的让步，并称公开交涉的目的在于谋得一个喘息的时间。委曲求全，意在求全，忍辱求和，意在求和。倘辱而不得全，不能得10年的和平，则终不免一战。在当时形势下，他认为可以承认伪满洲国，条件有三：（1）热河归还，长城归我防守；（2）《华北停战协定》完全取消；（3）日本自动放弃《辛丑条约》等〔3〕。这就是胡适当时对日外交的主张。此外，他又写信给王世杰表示对《何梅协定》不满意，认为这是“无代价的退让”，若如此下去，岂不要把察哈尔、河北、平、津全然无代价的断送了！因此，他建议国民党当局在考虑和处理这个问题时，必须从当前和将来世界局势两种可能出现的势态来制定国策，指出：（一）在最近期间，日本独霸东亚，为所欲为，中国无能抵抗，世界无能制裁。这是毫无可疑的眼前局势。（二）在一个不很远的将来，太平洋上必有一度最可惨的大战，可以作为我们翻身的机会，可以使我们的敌人的霸权消灭，这也是不很可疑的。因此我们的政策，眼光可以望着将来，而手腕不能不顾到现在。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突然爆发，胡适仍劝蒋介石不要轻易开战，不要同日断绝外交关系，仍希望再“做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
可见，胡适这一时期解决中日问题的基本思想是尽力“避战求和”，走“外交路线”，“准备好了再打”。胡适的这种思想，显然受到美国远东政策的影响，也不免带有书生气，无庸置疑具有消极的成分，这在当时就受到人们的批评。但是，胡适主张走外交路线，并非对日妥协投降，并非卖国求荣，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和大汉奸的卖国行径显然有很大的本质区别。从根本上说他是爱国的，是一直主张抗日的。“九一八”事变后，胡适就明确表示，“日本人真要动手打，我们只有同它打，拼倒底”〔4〕1935 年日本利用汉奸搞所谓“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还想进一步搞所谓“华北自治”，当时国民党政府在敌人的软硬兼施之下屈服了。胡适与蒋梦麟等20余人发表宣言坚决反对一切脱离中国的阴谋，要求政府维持国家领土及行政主权的完整，胡适已认识到：“屈辱是永无止境的，求全是决不可能的。”“七七”事变后，尽管他希望再“做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但他清醒的看到中日终会“陷入不可避免的大战争”。正因胡适始终主张抗日，反对卖国投降，把走外交路线当作一种策略，所以，一旦“大战前的最大的和平努力”失败，他就毅然投身于抗日的外交事务里。
二、为国难出使西方，开展国民外交
“八一三”淞沪抗战开始后，胡适抛弃了“和平的梦想”，主张坚决抗日。那时，蒋介石想利用胡适在国际上的声望，委派他去欧美做抗战宣传，他表示在国难当头之时不愿离开南京，愿与南京共存亡。但胡适最终“为了抗日”答应了蒋的委派，以北大文学院长的身份赴欧美各国开展国民外交，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及阴谋，宣传中国团结抗战的决心，并争取各国政府与民众的同情与支持。
1937年9月26日，胡适与钱端升、吴忠绂教授一行到达旧金山。 当天下午胡适应华侨邀请在中华剧院作了题为“中国能战吗？”的演讲，他以“算盘要打最不如意的算盘，努力要做最大的努力”来勉励华侨，并表示了国内民众团结抗日之决心和争取胜利之信心。在回答美国合众社记者提问时说：此次中日战争，已暴露日方兵力上之弱点，日本侵略者并不可怕，最终会失败。10月1 日又应旧金山哥伦比亚广播电台邀请，以“中国处在目前危机中对美国的期望”为题发表演说。这次演说中，他首先就美国对中国抗战表示同情又不愿卷入战争的中立态度进行了分析，认为这是由于美国人民热爱自己的国家而抱有的想法，于情于理都是应该的。但是胡适提出警告说，仅靠这种消极的绥靖主义是不能避免战祸的。他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例说，那时美国虽同情英国，但绝不愿卷入战争，可是后来形势转变，迫使美国不得不加入战争。胡适指出，历史雄辩地说明：战争是不以人们的和平意愿为转移的。还预言说：“将来这种事将会变为无限制的空军战争把贵国拉入这次战争之中，……那时候你们爱好和平的国家会突然感到自己陷于一种战争的心理状态和一种战争的情况之中。那时候列位会发现在热切努力以求在第二次大战中再一次地以战争来努力以求使贵国不卷入战争之中的绥靖主义机构可能会同样热切制止战争。”胡适着重指出“这个就是我要提出的见解”。这种只有用战争来消灭战争的断言和分析是客观而深刻的，无疑对美国社会当时所弥漫的孤立主义幻想和中立情绪是一种警告，对美国所奉行的绥靖主义外交政策是一种批评。
10月12日，胡适与当时驻美大使王正廷一同去拜访了美国总统罗斯福，他希望罗斯福“果断放弃妥协思想，用明快的眼光来判断是非”。11月13日，胡适在纽约外交政策协会又作了一次重要讲演——“远东冲突后面的问题”，旨在说明日本侵华的罪恶企图和中国抗战的世界意义。12月9日，胡适又应邀在华盛顿“女记者俱乐部”发表演说。 当时日军正向南京进攻，他说“南京如果失守，中国将继续抗战，虽战争延长至二三十年，亦在所不惜”。胡适的演说坚定地表达了中国持久抗战的决心，提出了持久抗战的问题，在国际上产生了重大影响。
此后胡适又去加拿大、英国、瑞士等国巡回演讲，向这些国家的政府和民众介绍中国抗日战争的情况，说明中国抗战的意义和赢得胜利的信心，争取各方面的支持。
胡适的这次国民外交活动，为国难而奔走欧美各地，是辛苦而卓有成效的。这在日本国内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当时杨鸿烈从日本返国给胡适写信说：“在日本人眼中，先生是他们的‘侵略主义”的大对头……先生在美的一言一动，日本报纸都详为揭载。日本或认为先生故意诬蔑他们……或认为先生们善于为有组织的宣传。……故使美国排日的空气甚为浓厚。”〔5〕可见胡适等人在海外的宣传工作是有实效的， 争取了朋友，打击了敌人，对中国抗战是有贡献的。
三、危难之际出任驻美大使，为抗战奔走
1938年8月，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本人三次致电胡适， 敦请其出任驻美大使。胡适经过考虑认为“现在国家是战时，战时政府对我的征调，我不敢推辞”，终于应允，打破他二十年不入政界的誓言。9月17 日任命正式下达，10月初胡适抵达华盛顿任所，从此正式从事战时的外交工作，直到1942年9月离任。
胡适以学者而膺外交使者之命，这在中国是少有的，事情本身就有一定的外交效应。美国《纽约时报》评论说：“除胡适外，没有人更够资格向美国说明中国的情形，同时向中国说明美国的情形”。罗斯福总统盛赞“胡大使名遍世界，今出任中国驻美大使，必能更进一步促进中美谅解”，表示“美国对于中国亦随时准备与之合作”〔6〕。 在敌人方面，当时代表日本舆论界的东京《日本评论》向政府建议一对策，说“日本需要派三个人一同使美，才可抵住胡适”〔7〕。 可见胡适出任驻美大使得到美国各界的信任和支持，而对日本军国主义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胡适在就任驻美大使的四年里，是不是像有些学者所说的“胡适颇为奔波忙碌，但却没有取得什么突出的外交成绩”呢？笔者以为对胡适的外交工作，不能用职业外交的眼光去看，而应该从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更广泛意义上的外交视角去认识和评价。
胡适就任驻美大使时，正是日本侵略者步步进逼，中国抗战非常困难的时期。胡适认为中美两国都是完全成熟的国家，宜实行“诚实与公开的外交”。在一场可能持续很长时间的战争情况下，自己最重要的使命，就是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了解与信任，宣传中国抗战到底的决心及世界意义，打破美国的孤立主义幻想，争取美国朝野最广泛的支持。使美期间胡适的外交贡献具体有以下几方面：
（一）广泛宣传，争取美国朝野的广泛支持。胡适把演说看作“诚实与公开的外交”的核心。 他在美任大使四年， 赴全美各地演讲400多次， 他演讲的主要内容和思想核心是“和比战难”和“苦撑待变”，即坚决持久抗日和积极争取外援的主张。
1938年11月他在谒见罗斯福总统后即向新闻界发表谈话，说“至必要时，中国有长期抗战的准备”。12月4日， 胡适应邀在纽约作了重要演讲，题为《北美独立战争与中国抗日战争》。这次演说明确表达了他主张持久抗日，反对和谈及争取美援的思想。他把中国的抗日战争和美国当年抗击英国殖民统治争取独立的战争相类比，认为两者的正义性相同，所遇到的艰苦程度也相同。中国的抗战条件再艰苦，也同样要坚持到最后的胜利，也同样需要友邦的支持。他总结说：凡是革命的战争，都是武器不全而为理想所激发的民众和操有装备优越的正规军的压迫者或侵略者作战，结果最后的胜利总是归于笃信主义勇敢牺牲而能征服一切困难的一方面。中国抵抗侵略者的战争最后胜利也一定要依靠两件事：第一中国必须继续作战；第二在这一段漫长的时间中，国际情势转变对中国有利，对敌人不利的时候一定会到来的。胡适的这篇讲演，对美国来说是希望他们不要忘记历史，放弃绥靖主义立场和超然态度，支持中国抗战；对国内政府来说，就是要继续作战，“苦撑待变”，以求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欧洲战争爆发后，胡适更加注重宣传中国抗战的决心及其世界意义，力图减轻美国人重欧轻亚的心理。
胡适在美的一系列宣传演讲，使美国人民和部分政界人士如美国财政部长毛根韬等人及时地较为清楚地了解到中国抗战的立场，认识到中国人民的持久抗战对于制止日本帝国主义扩大侵略战争，维护美英等国在中国及亚太地区的利益有着重要的意义，因而有必要援助中国的抗战。胡适演讲所产生的影响，还可以从日本帝国主义者当年的反应中得到明证。1940年日本一家报纸曾以社论形式激烈攻击胡适在美国的演讲活动，说他煽动美国人的仇日情绪，诱导美国同日本打仗，是一种“非美活动”。1941年11月5日，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一个月， 在一次御前会议上首相东条英机也谈到胡适在美的活动对日本的不利影响。可见胡适使美期间频繁的演讲活动为中国的抗战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胡适卸任时《纽约时报》评论说：“他所到之处，都能为自由中国得到支持。”〔8 〕就连批评胡适只能“空文宣传”的宋子文也不得不承认，美国的“援华空气”“逐渐浓厚”。总之，胡适宣传演讲的贡献绝非一般外交官可以企及。由于胡适在宣传方面的成功，也为借款工作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二）筹措贷款，支持中国的抗战事业。相对宣传来说，胡适在争取美国贷款方面的成绩更为明显一些，对中国抗战的作用更直接一些。
1938年10月1日， 国民党政府外长王宠惠在“对美方针”中电告胡适：财政援助问题应继续重视，并力促美政府于最短期间助成对华现金或信用之借款。随即国民党政府又派陈光甫协办借款事宜。
当时争取美国贷款相当困难，美国正实施所谓“中立法案”，根本不可能给予中国以政治贷款。陈光甫提出的信用贷款方案，在中美协商时也因国务卿赫尔顾忌日本指责美国“违反中立”而搁浅。胡适不遗力地开展外交活动，强调美国援华的必要性，后罗斯福态度明朗化，终于达成了第一次借款协议。10月25日武汉失守，当晚美国政府宣布了这项协议，这对中国抗战无疑是个支持和鼓舞。蒋介石特发贺电：“借款成功，全国兴奋，从此抗战精神必益坚强，民族前途实利赖之”〔9 〕。次年2 月中国方面即以“世界贸易公司”的名义与美国进出口银行正式签订2500万美元的借款合同，5年之内中国以桐油22万吨作价偿还， 是为“桐油借款”。
1939年9月1日欧战爆发，国民党政府又屡电胡适，催促向美争取第二次借款，经过多次拜谒罗斯福总统及与财政部长毛根韬的商谈，1940年4月24日，中美签订第二次借款合同，是为“滇锡贷款”， 中国方面以4万吨滇锡作抵押借款2000万美元。蒋介石也曾特电嘉勉。
这次借款后，直到胡适卸任，中国政府还向美国借得三笔款项，即1940年10月以钨砂作抵押借款2500万美元；1941年2 月和4 月分别贷款5000万美元。这样经过努力胡适在驻美大使期间共向美国借款1 亿7000万美元。
由于国民党政府的贪污腐败成风，美国人对中国政府局势不放心，不愿借更多的钱；也由于美国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一直没有从根本上放弃对日的绥靖政策，胡适能在任内向美国争得较大数目的贷款是很不容易的。
（三）游说美国政府，抛弃“中立法案”，放弃绥靖政策。美国中立法规定对发生战争的双方国家，美国完全保持中立态度。中国希望美国对中日双方暂不施用中立法。因为现有的中立法规定，美国不输出物资给交战国，但不禁止交战国“现购自运”。这种规定最使中国吃亏，日本可依“现购自运”在美国取得它所需要的东西，而中国既无现款购货，又无自己的交通工具运输。为此胡适多次奔走于国会、国务院与白宫，结果中立法案于1939年7月被搁置。 这虽主要不是胡适活动的结果，但胡适的功劳也不容抹杀。此外，胡适还就美日会谈时日方提出的“临时妥协方案”进行了多次交涉和抗议。1941年9月， 美日在华盛顿开始秘密会谈，日方要求美国停止对中国政府的一切道德的与物质的援助，让日本取得充分的石油供应，并以割让我东北三省为停战条件。这显然是拿中国做交易，美方准备与其妥协。就此问题，胡适于11月18日和25日两次拜会了美国国务卿赫尔，向他提出严重抗议，坚决反对牺牲中国与日本妥协，胡适的态度非常强硬，使赫尔感到吃惊。25日胡适还与宋子文一起谒见了罗斯福。胡适慷慨陈辞重申中国方面的立场，“这位一向温文尔雅的学者第一次在美国最高领导人面前发了脾气”，美国权衡利弊最后拒绝了日本提出的妥协方案。这个方案的取消使日美关系发生了急剧变化，一个月后即12月7日珍珠港事件发生， 客观上促使美国放弃绥靖政策，并彻底抛弃“中立法案”，投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之后中美合作共同反日的战争开始了。这其中显然有胡适外交活动的成绩。
（四）正确分析美国及世界局势，力主抗战，打消蒋介石的妥协念头。1938年8月中旬，尚在正式就任大使前，胡适就电告蒋介石， 苏美两国均不愿中国与日本讲和。胡适到任后，武汉、广州相继失陷，国民党内出现了一股与敌议和的反动逆流。针对这个危局，胡适向蒋介石提出了“和比战难”和“苦撑待变”的谏言。1939年7月， 美国政府搁置“中立法案”，胡适致电重庆称此为世界局势的开始。1940年3月，汪伪政权成立，胡适致电重庆分析说美国不会因此“变更对我态度”。11月美国大选结束，罗斯福连任总统，胡适致电孔祥熙：“此后两年，政府对内对外，应能稍稍放手做去”，随后又电告了罗斯福政府的方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胡适密切关注美日关系的变化，于41年9、10月间，多次电告重庆政府，判断美国将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胡适分析报告的基本点是力主抗日，“苦撑待变”，这对坚定具有浓厚亲美意识的蒋介石的抗战立场，打消其妥协投降的念头，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总之，胡适外交思想的核心是主张坚决抗日，反对议和，坚信“苦撑待变”必能赢得最后的胜利，其基调是充满爱国主义的基调。胡适的外交活动是尽心尽职的，全身心投入的，成效是卓著的，其基本立场是反对法西斯的正义立场。胡适在抗战时期不愧是一位有特殊贡献的爱国者，这也是他一生中最光辉的一页。
注释：
〔1〕〔2〕《胡适思想批判》第2辑，三联书店，第329、368页。
〔3〕《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 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第1398页。
〔4〕石原皋：《闲话胡适》，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0页。
〔5〕《胡适往来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76页。
〔6〕胡不归：《胡适之先生传》，杭州萍社1941年版，第24页。
〔7〕《胡适与外交战》，1938年10月12日《东南日报》。
〔8〕《胡适之先生纪念集》，台湾学生书局1973年9月版，第22页。
〔9〕《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稿》，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页。
标签：胡适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日本中国论文; 历史论文; 外交活动论文; 蒋介石论文; 战争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五四运动论文; 世界大战论文; 太平洋战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