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主客批判逻辑”到“尘世和谐逻辑”——对“马克思辩证法本质”的重新审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逻辑论文,马克思论文,辩证法论文,尘世论文,主客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11.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594(2011)03-0069-05
对马克思辩证法本质研究的重大成就主要体现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当然，法兰克福学派对马克思辩证法本质的理解经历了不同的哲学视野，既有传统形而上学视野下的主客批判逻辑，也有后现代哲学视野下的同质否定逻辑。传统形而上学和后现代性哲学的视野显然不是当今时代精神的精华，只有从体现时代精神精华的现代实践哲学的视野理解马克思辩证法本质，才能发现“尘世和谐逻辑”，从而展现马克思辩证法强大的理论生命力。对马克思辩证法本质的现代实践哲学审视，应该从瓦解错误理解马克思辩证法本质的逻辑起点进行，即从对主客批判逻辑和同质否定逻辑的批判开始。
一、主客批判逻辑：传统形而上学视野的马克思辩证法本质
在20世纪，马克思哲学虽已诞生，但它的影响依然受到传统形而上学的制约。众所周知，传统形而上学的最大特点之一是主客体论，即把哲学的任务理解为对主体与客体“关系”的把握。按照这种思维诠释马克思辩证法，只能产生“主客辩证法”。卢卡奇等理解的马克思辩证法本质——主客批判逻辑，就是根源于传统形而上学思维下的“主客辩证法”。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指的批判逻辑并不是指许多国内学者对马克思辩证法本质的“批判本性”的理解。“批判本性”理论源于马克思在资本论再版序言中的表述——“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1]22。在我们看来，马克思这里所讲的本质是指辩证法的终极关怀，不是本文所指代的内在逻辑层面的辩证法本质。
“主客批判逻辑”亦可称主客辩证法，曾在马克思哲学教科书中广泛使用，并被解读为马克思辩证法。教科书的解读既不是没有学理根据的，也不是没有现实性条件的。从学理上看，马克思的著作中包含着让人们从主客体关系视角理解其辩证法思想的内容。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曾经这样写道：“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2]223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在认识论中的反映就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黑格尔对此有明确的表述，即“抽象的同一性(在这里也叫做概念)和存在就是理性想要加以统一的两个环节。完成它们的统一，就是理性的理想”[3]135。黑格尔以前的现代性哲学家虽然意识到了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但并没有能够正确地诠释它们之间的关系。比如，笛卡尔在《谈谈方法》的著作中明确提出的哲学第一原理——“我想，所以我是”[4]27(是也可理解为“存在”)，即人们通常所熟知的“我思故我在”，就是对主体和客体关系的把握。笛卡尔认为，我“之所以是，并不需要地点，并不依赖任何物质性的东西。所以这个我，这个使我成其为我的灵魂，是与形体完全不同的，甚至比形体容易认识，即使形体并不是，它还仍然是不折不扣的它”[4]28。黑格尔为了破解主体与客体关系的难题，提出了被称为圆圈理论的逻辑学，即思辨辩证法。所谓思辨辩证法，就是通过阐释绝对精神这一世界本原的自我展开、运动和变化来探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的哲学理论，所以思辨辩证法亦可称为精神辩证法。以上的分析表明，近代哲学的辩证法就是围绕主体与客体关系展开的辩证法，黑格尔的思辨辩证法更是如此。对马克思辩证法本质做“主客批判逻辑”理解的症结正是出现在这里，因为马克思明确指出，“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因为“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甚至被他在观念这一名称下转化为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造物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1]22。当然，仅仅根据马克思的这段表述就把马克思辩证法本质理解为“主客批判逻辑”，是没有说服力的，因为在我们看来，马克思这段话只是想证明自己的思想和黑格尔是有原则差别的，至于马克思辩证法和其他哲学理论的差别，还应根据马克思的其他表述作出综合判断。从社会发展的视阈看，科学技术的发展引起了主客关系的变化，作为研究思维和存在关系的哲学必须给出合理的解释，因为思维和存在毕竟是两个独立存在的“实体”。康德试图通过对理性能力划界的方式来解决这些矛盾，最终陷入了理性的二律背反之中。黑格尔抓住了这些问题的根本——矛盾运动，提出了针对矛盾解释的辩证法理论，即“主客批判逻辑”。马克思辩证法创立之时，社会依然处在科学技术具有重大意识形态功用的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不可能不对这些问题给出回答。尽管马克思辩证法对思维和存在关系的回答，在哲学史上看是一场革命，但毕竟它和黑格尔的辩证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招致后人误解也在情理之中。
从哲学史上看，对马克思辩证法本质的“主客批判逻辑”理解，并不是来源于反对马克思哲学的学术领域，恰恰相反，它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解，是马克思主义者根据马克思著作所作的解读。马克思主义者解读马克思辩证法本质的根源是解释和改造现实生活世界面临的理论困难，因为马克思本人不可能完全解释任何理论问题，尤其是他那个时代以后会出现的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这些都需要后来的哲学家进行理论总结。在主客批判逻辑的马克思辩证法理解中，卢卡奇是最主要的代表。在卢卡奇看来，“总体范畴，整体对各个部分的全面的、决定性的统治地位，是马克思取自黑格尔并独创性地改造成为一门全新科学的基础的方法的本质……总体范畴的统治地位，是科学中的革命原则的支柱”[5]77。卢卡奇无视马克思多次强调自身的辩证法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黑格尔辩证法截然相反的解释，把马克思辩证法本质等同于黑格尔辩证法本质。至于马克思辩证法和黑格尔辩证法的区别，卢卡奇则认为只存在对总体性贯彻的不同，即马克思辩证法维护了革命原则的本质和总体的观点，黑格尔则没能实现最终维护[5]79。卢卡奇所指的总体性就是哲学史所指代的传统形而上学的“同一性”，而同一性的认识论前提就是主体和客体的分离。事实证明，卢卡奇对马克思辩证法本质的进一步分析，正是按照这种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进行的。比如，在《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这本著作中，卢卡奇详细地阐述了只有马克思辩证法才能真正实现主体与客体统一的思想。卢卡奇认为，黑格尔通过概念神话化解主客矛盾的努力失败后，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的思维方式，即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导致两种状况，“一方面，产生了马克思的辩证方法，它坚持不懈地继承了黑格尔竭力要做而未能具体做到的事情。另一方面，也留下了著作体系的尸骸，供追腐逐臭的语文学家和体系炮制者去分享”[5]68。那么，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区别在哪里呢？卢卡奇认为，“黑格尔和马克思是在现实本身上分道扬镳的”[5]68，即马克思的辩证法在社会历史领域，通过把认识的主体从单个认识者转化成了无产阶级集体的总体性认识，成功地在社会历史领域实现了历史主客体统一。
主张马克思辩证法本质为“主客批判逻辑”的理论困境在于传统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弊端，“主客批判逻辑”的支持者对此的感知也是清晰的，只不过它的支持者不能跳出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来看待这些弊端，最终依然陷入传统形而上学的“意义逻辑”中无法自拔。比如，卢卡奇从“意义逻辑”的传统形而上学视角分析认为，现实的无产阶级革命过程中出现的“修正主义者把运动和最终目标分开，是向工人运动的最初阶段的倒退……应当说最终目标是与总体的关系，由于这种关系斗争的各个环节才获得它的革命意义”[5]74。那么，卢卡奇又如何解释传统形而上学“同一性”思维的弊端呢？卢卡奇认为，自己所理解的“总体的范畴决不是把它的各个环节归结为无差别的统一性、同一性”[5]61，自己所理解的总体只是“被视为过程的社会整体”[5]74。对于“主客批判逻辑”的这种牵强，同为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和追随者给予了彻底批判，并用“同质否定逻辑”的后现代性思维取代了“主客批判逻辑”对马克思辩证法本质的解读。
二、同质否定逻辑：后现代性哲学视野的马克思辩证法本质
熟悉哲学史的人们对“同质否定逻辑”的第一感觉应该是，这是后现代哲学的本质。这种理解是正确的，但明确提出“同质否定逻辑”的哲学家并不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后现代哲学家们，比如，福柯、伽达默尔、杰姆逊、丹尼尔·贝尔，抑或罗蒂、德里达和哈贝马斯等，而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德国学者阿多诺。阿多诺认为，传统形而上学的基本精神就是追求“同一性”，“一旦我们原则上不考虑这种同一性，作为一种终极状态的概念的平静也就被拖进了同一性的衰亡中……那么一种总体性哲学就不值得期望”[6]134。在我们看来，阿多诺的思想应该和马克思的“否定思想”不无关系，因为马克思无论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还是在《资本论》等著作中多次提出“否定”的辩证法意义，比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地指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1]22。对同一性的否定我们称为“同质否定”，以同质否定逻辑为原则的辩证法称为“否定辩证法”。
“同质否定逻辑”之所以被称为“否定辩证法”的本质，是因为“同质否定逻辑”的核心理念是“非同一性”这个最核心的范畴。否定辩证法的代表人物阿多诺在构建否定辩证法时提出了“反体系”、“反本体论”、“彻底的否定”等许多新思想，阿多诺试图依靠这些新的观念，采取“逻辑一致性手段，用那种不被同一性所控制的事物的观念来代替同一性原则，代替最上位概念的至上性”[6]2，这个观念就是“非同一性”意识。“非同一性”既是一个概念，也是具有系统思想的体现，以“同质否定”的后现代性思维来终结“同一性”的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按照这种本体论层次的理解，“非同一性”意识包含三个相互关联的层次，首先，存在不具有先验性。尽管黑格尔哲学中具有“非同一性”的强烈要求(辩证法的本质)，但黑格尔用夸大“主体性”的作用来克服“非同一性”麻烦的思想依然是其哲学的主旨。海德格尔用把存在作为一切存在的东西、一切事实的总体的“存在的意义”，改造黑格尔的“主体性”。阿多诺说，存在根本不具有先验性，“海德格尔避而不谈那种人们愿意叫做唯心主义的因素，并因而把主体性抬高成先于一切主客体二元论的绝对”[6]102，其结果除了“失去面子的永恒价值什么也没留下，只有对存在、即万物之前的本质的神圣性的信任”[6]87。其次，客体对主体具有优先性。在阿多诺看来，“主体和客体会暂时或永恒地处于愉快的原始统一状态，这样的图景只是一种浪漫的幻想，然而，有时候也是充满希望的设想，不过，在今天只是个谎言”[7]209。既然客体与主体不具有真正的同一性，那么，究竟是主体中介客体还是客体中介主体呢？在传统的主体性哲学的视野里，精神具有统治的地位，这就是说，“主体一旦完全脱离客体，就把它自己纳入它自己的规范；主体吞没客体，很大程度上忘记了它还是客体本身”[7]209。总而言之，从主客分裂的观念出发，“非同一性”对同一性的批判，归根结底意义上“是对客体的优先性的探索”[6]181。再者，主体与个人处于分裂状态。传统形而上学对“世界精神”的建构，是主体在现象世界的延伸，但“现实”是，“离开了个体自发性，统一性就不可能产生，作为这些自发性的综合，统一性是第二性的”[7]313。或许有人会质疑阿多诺的这种理解，认为在社会历史的更高发展阶段上，任何个人离开了社会的统一性不可能生存。阿多诺对此疑问作了彻底性的“否定”，他认为“这种统一性是不能完全融化于个人中的，它的延续只是使个人更接近自己的厄运”[7]315，换言之，对作为社会总体性的精神加以崇拜，只能加剧“对抗性和可预见性的灾难”，主体与个人的分裂不可调和。
“同质否定逻辑”的马克思辩证法本质解读，继续了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深化着马克思辩证法的研究。从一定意义上看，马克思辩证法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是一项未竟的事业，因为即使在21世纪的今天来看，黑格尔辩证法依然是西方哲学视野中辩证法的代名词。所以，对马克思辩证法的支持，就包含继续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阿多诺认为，黑格尔辩证法和马克思的辩证法都抓住了“否定”，但人们没有能区分他们对于“否定”的不同理解。比如，在对世界精神的理解上，阿多诺认为，“世界精神既是又不是精神，毋宁说它是否定性”，但“黑格尔把这种否定性从精神推卸给了那些必须服从精神的东西，而这些东西的失败加重了这样一个评价：它们和客观性之间的差别是不真实的和邪恶的差别”，而马克思的理解是，世界精神中不合理的东西都是从历史的不合理中借来的，“直到今天，历史都缺乏总的主体”[6]302。阿多诺对马克思和黑格尔的这一理解是准确的，马克思辩证法和黑格尔辩证法的原则和根本区别就体现在对现实历史的不同态度之上，马克思认为，“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并不拥有任何无穷无尽的丰富性’，它并‘没有在任何战斗中作战’！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8]118-119，而黑格尔认为，历史有三种研究方法，即原始的、反省的和哲学的，在哲学的历史看来，历史是精神在时间中自身发展的过程，而精神的本质是“自由”，也即是说，在黑格尔看来，“自由本身便是它自己追求的目的和‘精神’的唯一的目的。这个最后目的便是世界历史”[9]119。阿多诺对黑格尔辩证法批判的目的还包含对马克思辩证法本质“内容”的重新解读。如果说马克思辩证法本质是通过对资本逻辑的瓦解实现的，阿多诺理解的马克思辩证法本质就是通过“星丛”观念架构辩证法理论。所谓星丛观念，就是指既反对同一性的传统形而上学，又认可各种不同的个体处于星丛的存在状态之中。对于如何认识星丛中的客体，阿多诺的解释极具后现代性，他说，“作为一个星丛，理论思维围绕着它想打开的概念转，希望像对付一个严加保护的保险箱的锁一样把它突然打开，不是靠一把钥匙或一个数字，而是靠一种数字组合”[6]161。有学者或许把阿多诺对马克思辩证法的这一解读视为对马克思辩证法的修正，甚至是背叛。而我们认为，阿多诺只是重新理解马克思辩证法，并不存在背叛马克思辩证法的情况。因为马克思说得很清楚，“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的精华”[10]220，所以，我们没有必要“无批判地接受马克思研究的成果”[5]48。
正如马克思评价费尔巴哈时所指出的那样，费尔巴哈在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脏水泼掉的同时，也把作为孩子的辩证法泼掉了，“同质否定逻辑”对“否定”意蕴的夸大，不仅瓦解了传统形而上学的同一性思维，也遮蔽了意义逻辑的哲学本性。如果说阿多诺辩证法的后现代性哲学侧重于元哲学的表达，那么，其他主要后现代性哲学家则把语言哲学作为重要的课题。不论前者还是后者，它们的发展都会感受到苦闷，用克里普克的语言表达就是，“我发现自己被两种冲突的感觉撕裂了：一种是‘乔姆斯基式的’感觉，认为通过形式的、经验性的和直观的技术的某种适当联合，自然语言的深层规则必定是可以被发现的；另一种相反的感觉是(后期)‘维特根斯坦式的’，认为哲学家们宣称通过上述技术所发现的‘深层结构’、‘逻辑形式’、‘底层语义学’和‘本体论承诺’等等，都是些空中楼阁”[11]1。从辩证法的视野里看，克服包括“同质否定逻辑”在内的克里普克提出的后现代性哲学面临的两难困局，只能跳出后现代性哲学的思维，开辟新的哲学视阈。
三、尘世和谐逻辑：现代实践哲学视野的马克思辩证法本质
跳出传统形而上学和后现代性哲学的思维，并不是针对传统形而上学和后现代性哲学这两种思维方式本身，而是为了寻求辩证法本质的更好逻辑前提。从哲学史看，哲学经历了两大相互对立的范式，即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理论哲学又可分为传统形而上学和后现代性哲学，实践哲学则可分为古代实践哲学和现代实践哲学。阐明现代实践哲学视野中的马克思辩证法本质，是一个涉及面十分广泛的课题，这里只是根据现代实践哲学的根本原则，对马克思辩证法本质的内在逻辑做一些本真性的探讨。
在现代实践哲学视野里，“社会和谐理论”就是摒弃抽象思辨理性的“尘世思维”，马克思辩证法本质就是与“尘世思维”内在相连的“尘世和谐逻辑”。在哲学史上，柏拉图是第一个把和谐理念运用到社会历史领域的哲学家，他从理念论出发建构的“理想国模型”是其“社会和谐理论”的最好体现，其后的奥古斯丁、阿奎那、霍布斯、黑格尔等都提出了自己的社会和谐理念，尤其是黑格尔从绝对理念出发建构的气势恢宏的“国家和谐学说”，既让人们期待又令人们失望。但是，这些理论的共同特征是理论哲学的抽象性、思辨性，黑格尔的哲学更是思辨理性的代名词。无论是从哲学的角度还是从现实的角度看，理论哲学都具有重大意义，然而，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他们本身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12]32，这即是说，理论哲学一旦走进尘世就显得无能为力。理论哲学的窘况，迫使马克思的研究不能不向现代实践哲学范式转向。按照这种理解，现代实践哲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就应该是“社会和谐理论”。那么，从思维方式的视阈把握，现代实践哲学视野中的“社会和谐理论”与理论哲学视野中的“社会和谐理论”的区别在哪里呢？马克思对此的回答是，“我从理想主义，——顺便提一提，我曾拿它同康德和费希特的理想主义比较，并从中吸取营养，——转而向现实本身去寻求理想。如果说先前是超脱尘世的，那么现在他们已经成为尘世的中心”[13]15。为此，我们可以认为，马克思哲学就是尘世思维，马克思辩证法本质就是“尘世和谐逻辑”。所谓“尘世和谐逻辑”，就是指以尘世思维为研究范式、以社会和谐为价值目标的现代实践哲学。当然，现代实践哲学还有许多其他范式形式，比如伽达默尔的现代哲学解释学、哈贝马斯的交往实践理论等等，马克思辩证法只是现代实践哲学中的一个重要范式。作为实践哲学的马克思的“尘世和谐逻辑”，主要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即通过对资本逻辑的研究，揭露资本异化导致的一切现实变种，从而推导出自己的“社会和谐理论”——共产主义理论。至于共产主义社会如何保证社会和谐，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能否避免阿多诺所指出的社会现象——“自己的生存完全听任大垄断集团和权力集团的左右”[6]315，还需要用马克思辩证法的“尘世和谐逻辑”与传统形而上学的主客批判逻辑、后现代性哲学的“同质否定逻辑”进行比较。
“尘世和谐逻辑”的确立，能够从根本上摒弃以黑格尔思辨逻辑为代表的传统形而上学辩证法的天国思维，确保实现马克思辩证法的理论追求——理论与实践的真正统一。前文已经指出，传统形而上学的特点是夸大意义逻辑的功用，或者说是歪曲意义逻辑。那么，传统形而上学的意义逻辑是指什么呢？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的开篇，以奥古斯丁的哲学为例，指出了什么是传统形而上学的意义逻辑。维特根斯坦说，“语言中的单词是对对象的命名——语句就是这些名称的组合。——在语言的这一图画中，我们找到了下面这种观念的根源：每个词都有一个意义。这一意义与该词相关联。词所代表的是对象”[14]3。在评价传统形而上学的这一思维时，如果说康德的哲学只是就意义的范围问题做了“有限的”批判，那么，维特根斯坦则对其彻底否定。维特根斯坦说，“关于词的一般意义的观念，给语言起作用的方式笼罩上了一层多么浓重的烟雾，它使清晰的视线成为不可能”[14]5。也就是说，在维特根斯坦的自然主义哲学那里，意义逻辑本身就不成立，“哲学问题是没有意义的”[11]426。可以说，维特根斯坦对意义逻辑的批判有正确的地方，比如他在指责奥古斯丁时所说的，“奥古斯丁把他的概念所不适合的情况也概括进来，才得到了他的意义概念”[11]29。但是，我们并不赞成维特根斯坦否定意义逻辑的判断，这并不仅仅是因为否定意义逻辑会让传统形而上学消失，而是因为否定意义逻辑会令整个形而上学思维——哲学思维——消失。理解意义逻辑的另一条思路，也是人们最为熟悉的思路是，传统形而上学扩大了意义的“范围”，令语言具有了“宏大叙事”的话语霸权。从哲学史看，“宏大叙事”的话语霸权形式也在不断变化，在中世纪，“宏大叙事”话语霸权的合法性就是宗教的神秘性，文艺复兴运动以后，“宏大叙事”被利奥塔称为“元叙事”(Metanarratives)。“尘世和谐逻辑”的马克思辩证法包含两大基本原则，即“尘世原则”和“和谐原则”。“尘世原则”具有的“现实生活世界”本性，决定着马克思辩证法的“理论”始终围绕“实践”展开。这样，“尘世原则”就能够令马克思辩证法抓住事物的根本，实现理论彻底性的目标。
“尘世和谐逻辑”的确立，实现了“差异统一性”对“同质同一性”的取代，为后现代性哲学寻找回了哲学之根——意义逻辑，即后现代哲学走向了后现代哲学之后——回到马克思开创的现代实践哲学。在当今哲学界，人们围绕“普世价值”展开着激烈的争论。有学者认为，以传统形而上学为解释原则的“普世价值”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必须坚决反对；也有学者认为，以马克思辩证法为解释原则的“共产主义”是全人类的“普世价值”，必须坚决维护；还有学者说，全人类应该具有基本的“价值共识”。学者们争论的核心问题在于，如何准确地定位“意义逻辑”在马克思哲学中的地位。不难看出，三种观点都认可意义逻辑的不可或缺性，差别只是存在于对“普世价值”内涵的把握之上。这即是说，当代哲学研究的范式已经走出了后现代性哲学占主流时期。但人们不应该遗忘后现代性哲学，因为它们对“同质同一性”的批判是彻底的，比如鲍曼的《现代性与大屠杀》，吉登斯的《现代性的后果》。当今时代，依然是资本逻辑左右社会发展的时代，因为资本的创新本性没有枯竭。与之相适应，马克思辩证法就依然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但是，作为开发体系的马克思辩证法，其研究必须要吸收现代实践哲学其他范式的研究成果。结合现代实践哲学研究的最新成果，我们认为，从全球的范围看，各个国家存在差异；从各个国家看，每个国家又存在不同的社会阶层，因此，“差异”是当今“世界历史”中的最本真现实。如何在肯定“差异”的基础上实现“统一”，即确立“差异统一性”，是马克思哲学亟待研究的课题。“尘世和谐逻辑”基本原则之一的“和谐原则”具有的“统一性本性”，正体现了当今时代的“差异统一性”需求。当然，“差异统一性”不能背离“尘世原则”，因为马克思说得很清楚，“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15]56。
如果太多关注“现象世界”的世界和谐，对现实生活世界的现代实践哲学反思，很容易被流俗化和庸俗化。因此，对马克思辩证法本质的内在逻辑探讨，不仅有利于克服传统形而上学和后现代性哲学的困境，也有利于克服现代实践哲学的可能弊端，同时，“尘世和谐逻辑”作为马克思辩证法本质的逻辑表达，又能够为深化理解现代实践哲学提供新的理论视野。至于如何界定“尘世和谐逻辑”，“尘世和谐逻辑”在当今时代具有怎样的价值，我们将另文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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