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立华[1]2000年在《转型期英国人口迁移与城市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选题是对英格兰人口问题的一个侧面——人口迁移和城市发展进行专题研究。人口迁移是一个古老的现象，古已有之。但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人口迁移的规模不大，迁移的方向主要是从一个农村迁往另一个农村，通常是从人口密集的狭乡迁往人口相对稀少的宽地。在由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的转型期，随着工业的发展和城市的扩展，迁移的规模不断扩大，并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英国是世界各国由农本封建主义文明向工商资本主义文明转型的先驱，因此，转型期英国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具有一定的典型性，本文主要从4个方面对人口迁移的发生、规模、类型、产生的社会经济影响以及与城市发展的关系进行论述： 第一，对这一时期人口迁移的原因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探讨。人口移动或迁移，从个人角度看，无疑是受利益驱动。但从社会角度看，却是在特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制约下进行的。所以，从本质上说，人口迁移是一种社会经济现象。转型期英格兰人口迁移的主要原因是：农村人口的快速增长对土地资源形成的压力、农村社会经济转型释放出大批劳动力、城市经济发展形成的拉力因素以及制度变革的影响等四个方面。这四个因素共同起作用，对这一时期的人口迁移产生着影响。 第二，对迁移人口的规模与特征进行了分析。该章通过大量资料论证了这一时期英格兰的人口迁移存在前后两个不同的类型和模式，提出在17世纪中期以前，人口迁移属于人口压迫生产力类型的迁移，即生产力落后，造成人口从农村外流。也就是说它们主要是属于生计型迁移。17世纪中期以后，人口迁移主要不是由于生产力发展不足，而是生产力的增长要求人口从农村向外迁移。也就是说主要属于改善型迁移。同时，对人口迁移的规模作了分析和估算，并分析了迁移人口的年龄、性别、职业、地区和文化特征。 第三，论证了人口迁移与城市发展的关系。本章从这一时期城市人口增长的特点入手分析了人口迁移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当然，不同规模和类型的城市对移民依赖的程度也不同，论文还以伦敦为例进行了个案分析。 第四，论证了人口迁移与社会转型的关系。人口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劳动力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资源。人口迁移与城市化是使劳动力与其它经济要素实现最佳结合的重要机制。人口城市化不仅对迁出地——农村的社会经济产生巨大影响，而且对迁入地——城市的社会经济也产生巨大影响。人口从乡村向城市的迁移有利于英格兰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促进了工业革命的爆发。 文章最后概述了英国人口迁移的特点，以及英国的人口迁移与城市发展为我们提供的经验和教训。
江立华[2]2001年在《论转型期英国人口迁移模式的变化》文中研究表明转型期英国人口迁移以 17世纪中叶为界先后形成了生计型迁移和改善型迁移两种模式。 17世纪中叶以前 ,随着人口快速增长而出现乡村人口过剩 ,许多人为生计所迫 ,在原住地推力和城市拉力的双重作用下形成了生计型迁移模式。这一时期人口迁移具有相当的盲目性和不确定性。 17世纪中叶以后 ,人口增长减速 ,经济地理布局日趋均衡 ,城市拉力作用减弱 ,人口迁移走向地方化和有序化 ,从而形成了改善型迁移模式。转型期英国人口迁移模式的变化深刻影响到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
段炼[3]2009年在《三峡区域新人居环境建设研究》文中指出全球化浪潮彻底改变了传统的区域研究与区域规划理论框架;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国内外新一轮“区域规划”或“城市地区(城市群、都市圈)发展战略研究”等行动,从实践方面也宣示了原有的国家/行政区区域层级体系已为当今以空间功能结点为枢纽、以流的通道为关联、以流量的大小为主辅的城乡经济社会网络体系逐渐取代这一趋势的出现。因此,作为区域空间功能结点的各级各类城镇建设,其向外辐射影响的规模大小、职能强弱及其空间联结完善度已超越传统的向内统一认知的空间完形、景观多样和人们心理行为感知度而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与此同时,世界性的城镇化进程对于区域自然资源、人类居住环境和城乡空间单元等物质形态也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并产生了资源枯竭、环境污染、居住拥挤、城乡冲突加剧等经济社会发展问题。两大因素的综合作用导致了人居环境科学的诞生,并相应产生了全球、区域、城市、社区、建筑五大层级的人居环境建设体系。其中,区域人居环境建设的核心内容就是快速城镇化进程中的区域城乡人居环境的建设及其所涉及到的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PRED)之间的关系协调,即以城镇化的区域推进所涉及到的人口、产业和空间三大问题为导向进行综合融贯的研究,以实现区域人地系统的可持续发展。论文关于三峡区域新人居环境建设的选题研究即是由此产生。三峡区域是三峡工程建设而形成的一个特定区域,其优良人居环境建设的质量事关三峡工程巨大防洪、发电、航运等综合效益的发挥。经过十余年的举国投入和区域人民的艰苦奋斗,三峡区域已完成了相关的工程建设和移民迁建任务;但欠发达的经济社会发展特点和严酷的资源环境条件构成区域人居环境建设进一步“提速提挡”的瓶颈,而且随着国家投入的结束和主体功能区定位的确立使三峡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压力骤增,也使其区域人居环境建设面临新的战略选择。因此,论文结合我国统筹区域发展的战略指向,总结和梳理了城市规划学、地理学、人口学、经济学和区域资源环境等学科的最新动向,以快速城镇化进程中的区域人居环境建设实践为核心,构建了三峡区域新人居环境建设的人口、产业、空间“三位一体”分析框架;同时,论文采用史论文案法对三峡区域人居环境建设的历史进程进行了纵向梳理,并结合横向的区域人居环境建设现状调查,完成了“资源环境容量制约下的人口再分布指引缓解人地矛盾”、“结构优化基础上的特色产业集群建设破解产业空虚化”、“基于地域格局特点的快速城镇化进程重组城乡空间结构”三方面的新人居环境建设策略提出。第一,人居环境建设的核心是人,人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区域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的支撑,而城镇化推进的本质特征即是城乡人口的迁移与再分布,因此区域人居环境建设的核心内容就是依据人口容量确立人口再分布指引策略。论文结合三峡地域开发背景中的人口增长及空间分布进程,在阐明三峡区域人地矛盾历史源流的基础上,运用相对值评价模型完成了三峡区域区县人口空间分布的合理性评价;同时,论文分析了三峡区域城镇化的进程与特征,并通过各区县城镇化发展与其人口容量之间的协调度指数计算,提出了人口集聚区、稳定区和疏散区中各区县在推进城镇化进程中的人口再分布指引策略。第二,经济增长是人居环境建设的内在要求,也是欠发达地区摆脱贫困进入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而城镇化进程也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密不可分,因此区域人居环境建设的重要目标就是在市场的竞争中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及其竞争力的提升,并最终实现经济的高效增长。论文以三峡区域资源禀赋和历史时期产业发展的分析入手,在对现状产业空虚化与结构同质化现象分析的基础上,讨论了工业化进程中的区域主导产业选择及产业结构优化的基本对策,并结合区县特色产业园区的建设实践提出了构建区域产业集群的建议和空间布局结构。第三,城镇化的推进与城乡人居环境的建设与空间结构的演进紧密相关,因此空间资源既是区域人居环境建设的载体,其结构构型也是区域人居环境建设状态的指示器。论文结合三峡区域城乡空间结构形成与演变的自然基础与历史进程,在对其区县城镇化空间分异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峡西、峡中和峡东三地带城镇体系空间结构的重组策略;并在整合三地带空间结构重组的“V”型—“W”型—“U”型模式演进序列基础上编制了三峡区域空间的发展战略构想。三峡区域的新人居环境建设研究,是对三峡区域转型期人居环境建设的尝试性探索,其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对于中国大多数的欠发达地区来说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因此,论文最后以区域人口再分布方案及相关区县产业集群建设和空间结构重组案例,冀望对区域人居环境建设的内容框架体系作进一步的完善。
郑玲玲[4]2017年在《中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政策与路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源于我国特殊的国情和特定的历史条件与政策。中国的现代化不单是工业的现代化,城镇的现代化,更是人口的现代化。其过程的实质是以农业人口进入城市为主要方式消灭城乡二元差别,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历史进程。引导农业转移人口向非农业产业和城镇转移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无法回避又必须解决好的问题。从世界各国发展的规律来看,农业人口进城务工,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生产、生活方式从乡村转向城市是城市化发展的必经之路。中国无疑也会经历相同的过程,但却不一定是同样的路径。我国农业人口数量庞大,且长期以来一直实行城乡二元化政策,要解决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就必须认识其必然性和长期性,把握其特殊性、增强农业转移人口的主动性和自觉性。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转轨、社会结构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农业转移人口这一特殊群体应运而生。工业化的发展与户籍制度的松动为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创造了就业条件与制度条件。家庭联产承包制使劳动效率与生产效率得到了提高,解放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加之不断深入的改革日渐打破城乡壁垒,使农民走出农田,走进城市成为可能。“农业转移人口”就是以这样的逻辑发展起来的。因此我国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实际上是二元结构矛盾的长期积累,在体制转轨、社会转型时期的集中释放。从1978年至2015年,我国的城镇常住人口从1.7亿增加到7.5亿。城镇人口总数和城镇空间布局已经基本迈入初级城市型社会行列。社会的基本格局和社会管理体制都因农业人口的转移发生了全面、深刻的变革。本文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历史、现状及其相关重要影响因素进行了系统化的梳理,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推力与拉力进行了分析,据此提出了相应的、切实可行的市民化的政策与路径建议,并以此为主要研究目的。基于上述研究任务与研究目的,本文采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与西方经济理论分析相结合、规范分析与政策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深入研究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路径、政策的静态、动态的特征与问题。主要研究框架及内容如下:一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理论阐释。这部分分别从马克思非农化理论、城乡二元化理论和产业结构理论等角度对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论述了马克思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发展研究。从城乡二元理论和推拉理论角度对劳动力迁移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对本文涉及到的概念与类型进行了科学的界定,为本文的后续研究与应用奠定了理论基础。二是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现状及与城镇化的关系研究。这一部分主要力图说明和解决两个基本问题:第一,通过回顾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历程,分析了农村剩余劳动力产生的制度根源及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现状;第二,阐明我国城镇化内涵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关系。三是分析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相应制度安排与政策。探索消除阻碍市民化进程的深层次体制原因。要从根本上解决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就必须打破城乡分制、消灭城乡差别、统筹城乡发展。同时,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此外,还要消除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思想障碍,促进其融入城市,全面顺利地推动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实现市民化。四是基于转移人口在市民化过程中的立足问题,对农民的财产权益保障进行了分析。主要通过对法律、法规和土地经营承包权的流转现状进行了梳理。同时,指出了耕地、宅基地与房屋产权是农民最重要的财产权益。土地所有权归集体所有,而土地上面的房屋归个人所有,这种房地分离的状态,使得农民财产权益是不完整的,因此导致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农民的房屋等重要财产无法自由买卖和交换,进而从财产保障方面严重影响了市民化的进程。五是基于转移人口在市民化过程中的发展问题,对人力资本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人力资本的提升对转移人口融入城市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其中效果最明显的是教育与培训。本章中,笔者运用经济学方法对农业转移人口接受培训的成本与收益进行了分析,研究了企业不愿承担培训费用的原因及政府提供补贴的必要性等问题。六是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路径进行研究,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笔者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总结了我国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这一历史进程中所主要遵循的四个原则。在此基础之上,研判了政府在这一过程中所应起到主导作用的原因,并就此对政府政策出台提出了审慎的建议。同时,分析了财产权益保障政策是诸多政策中的关键,教育政策则对于人口转移路径有外生性引导向内生性引导的重要作用。最后根据理论分析与政策分析的结果,探讨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可行性路径,并为政府提供了较为切实的政策依据。
王朝明[5]2003年在《中国转型期城镇反贫困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提出配合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中国的扶贫计划，已经推进了 10 多个年头，其成就是举世公认的，主要体现在农村反贫困行动已经取得突破性进展，贫困人口由 20世纪 80 年代初的 2 亿多人，锐减到目前的 3000 万人左右。虽然如此，中国反贫困的任务仍是十分艰巨的。当前，贫困现象不仅表现在农村，而且随着体制转轨，国企改革进入攻坚阶段，资金、技术和人力资源的重新组合以及产业结构调整的不可避免，企业下岗职工人数和城市失业者数量都在逐年增加，城市就业压力不轻，企业下岗职工再就业尚有相当困难，以贫困职工和城市长期下岗失业者以及部分农村流动人口为主体的城镇新贫困人群正在形成，原来不为人们关注的城镇贫困问题，正快速地凸显起来。政府、社会各界均已意识到城镇贫困问题的治理已迫在眉睫，中国扶贫事业面临新的情况和挑战。对此，我们必须对中国的贫困问题和反贫战略进行重新的反思和定位。本论文的研究正是基于中国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双重转型”的背景，对骤然而起的城镇贫困问题进行经济、社会、人文、历史等多视角的深入考察和系统研究，即主要是从基本概念，贫困测度，致贫因素，反贫对策，目标和趋势以及国际比较上对城镇贫困问题进行更深入，更全面的调查研究和认识分析。并力求通过其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构建符合中国特色的城镇反贫困战略体系，冀望能有助于缓解当前城镇贫困的蔓延，以便在继续推动改革深化的同时，统筹兼顾、协调好各种利益关系，尤其是切实维护好贫困弱势群体的切身利益，使他们能够分享到改革与发展的利益和成果，从而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以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论文共分 7 章，主要内容及观点如下：第一章，作为全论文的引论部分，开宗明义地提出了贯穿城镇贫困与反贫困研究思路的理论主线是人文关怀的精神，由此点明了本论文的研究主题和意义，并为后面各章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注入了灵魂和精髓。而全论文这个研究内核的提炼：一方面，是基于对经济学研究贫困的历史梳理，从而发现从古典经济学到现代经济学关于人的研究和人文关怀精神已经逐步地丢失。这样，对涉及到人的贫困问题及其治理，主流经济学建树不多。相反，始终以社会生产方式及其社会制度作为研究对象，以人类解放作为奋斗目标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科学地分析和深刻地洞见了自工业化以来资本主义社会贫困存在的根源，提出了解决资本主义社会贫困的制度变革方式，在这方面留下了宝贵的理论财富。这也正是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着力对当前中国转型期城镇贫困与反贫困研究进行理论创新和制度建设的根本所在。因此，笔者在引论中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的论断与邓小平共同富裕的思想为指针，重新诠释现代人文关怀精神，从而铸造中国转型期城镇贫困与反贫困研究的理论内核。另一方面，是基于对工业化社会以来反贫困的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要突破过去仅仅将贫困视为一种低经济收入和物质匮乏现象（当然这是贫困最基本的现象，但贫困的表现不止于此）的理解，扭转将反贫困囿 1<WP=5>于临时性、施舍性的给钱送物的简单做法，提高扶贫的效果和效率，促使反贫困行动走上制度化、规范化和人文化的轨道，必须张扬人文精神的旗帜（这也是当前一些国际机构将物质贫困上升为人类贫困来治理的理由所在）。这样，才能从经济、社会、人文等方面构建中国城镇反贫困的战略框架、政策体系和组织结构；这也为我们在后面各章的研究中提供了一个跨学科边缘交叉分析的理论框架。此外，引论部分还界定了众说纷纭的贫困概念的基本内涵与反贫困的要义，提出了关于贫困类型的划分，给出了测量贫困程度的指标体系；同时从文献的角度，重点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贫困学说和社会主义国家及其转型过程的贫困与反贫困理论，以及经济学、社会学中关于贫困研究的代表性理论，并且确立了论文的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即框架结构。这一切为下文的分析奠定了必要的理论前提和学术准备。第二章，从现实客观的角度描述了中国转型期城镇贫困存在的状况。由于当前城镇贫困问题的突显，直接反映在城镇贫困人口构成的变化上。而说明这个变迁，我们运用了社会学关于社会分层的理论，分析了伴随着转型，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下一些享有资源占有的阶层出现了分化，中国社会分层呈现多元化的格局。在社会分层加剧的条件下，城镇贫困人口结构发生了变化。为了识别这个变化的规模，探讨了尚无法统一的中国城镇贫困线标准，以及按照不同贫困线标准测算的城镇贫困人口规模，其中包括笔者提出的应把从农村进城的流动贫困人口估算在内的规模。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城镇贫困人口的分布情况和生存状况，运用英国学者汤森关于“贫困三分法”的理论，将当前城镇贫困归结为界于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之间的“基本贫困”状态。最后，归纳出转型期城镇贫困的基本特征和社会影响。第三章，基于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双重转型背景，全面探讨了 20 世纪 90 年
贺治民[6]2014年在《黄冈城市空间营造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当前,中国正从快速城镇化阶段进入到了城镇化中期阶段,城镇化到了转折的关键时期,大量的人口和财富聚集带来了物质空间的空前繁荣,城市成为空间生产的重要产品。但是快速城镇化也带了一系列问题,空间营造符号在很多时候失去了本地族群特征的表达和历史文化的印记,成为单一的商业标识,这使我们的生活变成类似工业流水线的生产体验。城市空间的形态和使用价值之间出现对立,各种社会关系形成权利博弈网络,博弈失衡的结果就是谋取利润的商业空间对历史文化空间的侵占,城市失去“城市魂”。由于当前规划师缺乏对城市空间演变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的研究,津津乐道于城市蓝图式规划,对城市空间发展的缺乏有力控制和指导,很多地方的城市发展表现出明显的“去地域性”,一些规划人员成为规划的技术官僚。黄冈是长江中游有5000年文化和历史的一个有特色的城市,它是鄂东地区的首府城市,也是武汉城市圈东部重要的战略支点。从地形特征来看,黄冈有“大别之名、五水之地”的特征；从历史来看,黄冈曾经是江淮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城市之一,秦汉时期曾两度国都,三国到五代十国之间一直是南北民族分界线上的军事重镇,宋元明清及之后回归到鄂东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从族群和文化来看,黄冈是历史上重要的流放之地,有很多族群和历史的叠痕,具有不同于荆州、汉江的地域及文化特征。但是目前,相比江南的黄石和鄂州,黄冈城市经济较为落后。对内,城市没有凝聚力和辐射力,族群气质和传统人文符号丧失殆尽；对外,城市实力与“武鄂黄黄”发展战略的主轴区位及武汉都市圈“大十字”结构的东部支点地位也难以相称。面临城市空间形态的剧烈演变和复杂多样的影响因素,黄冈城市空间营造的基础性研究迫在眉睫。本文正式基于这样的问题,成为导师的长江中游空间营造研究系列中的一个个案,论文框架和体例遵循统一的标准,论证以实证研究为主,以个案特征的基础性研究为重心,不以套用和建立高大的理论框架为主。论证过程主要是两条线,一是从黄冈城市形态演进的历史脉络入手,对黄冈城市空间营造的点、线、面、体的空间特征进行实证研究；二是研究城市空间演变的具体场景,包括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和社会各阶层的分异及对城市发展的话语权。从而把黄冈放入历史——空间——社会的研究框架中,揭示其城市空间形态演化的族群气质、文化特征、动力机制和影响因素,并得出黄冈城市空间发展的规律,用以预测和指导黄冈城市未来的规划和发展。本论文共分为十个章节,本文的第一章节介绍论文的研究背景和进行理论推介的研究。第二、三、四、五、六、七、八章,是论文的主体部分,从历史分期的角度把黄冈城市划分为战国以前、唐代以前、宋元明清(1859年以前)、晚清开埠时期(1859年-1919年)、民国时期(1919年-1949年)、计划经济时代(1949年-1979年)、转型期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1979年-2009年)七个阶段,并分别对各个阶段的城市空间个性和气质特征、营造过程、社会文化背景进行考证和研究。第九章通过理论归纳和地图演进方法分析黄冈城市空间营造的影响因素、动力机制以及黄冈城市空间形态演变的轨迹。第十章研究黄冈当前城市发展所面临的问题,运用黄冈空间营造的规律分析和预测黄冈的城市空间形态未来的走向。通过研究,我们发现黄冈的原始地理特征和东坡文化是贯穿古代本地族群和城市发展的主线。地理条件对黄冈的聚居形成和城市发展有极大的制约作用,城市的发展轨迹开始由东部大别山区向西部长江冲击的平原湖区扩散,然后由城区的上游向下游平原发展,最后来到中部的赤壁山岗地,奠定了现在城区发展的基础。由于堤防和港口条件较差,本地始终没有出现较大规模的城市,商业始终不能成为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而政治和军事则在权利网络的构成中占据重要地位。秦汉时代及以前,由于分封诸侯国,黄冈曾经成为江淮一带的中心之一,南北朝之后,黄冈由于地处南北民族分界线上,战争和流放是城市的主题,黄冈的地位迅速没落,成为碉堡式的军事职能城市,虽然一直也是鄂东的中心,但只是行政意义上的中心。这期间,黄冈发生了“十二进两出”的族群迁移事件,各种文化和习俗在这里碰撞和融合,其中主要有邹鲁的儒雅、巴人的勇武、禅宗的宽恕,奠定了黄冈贫穷落后,但文风鼎盛的儒禅底蕴。自苏东坡之后,由于“两赋一词”的卓越成就,儒禅文化更发展为东坡文化,成为一种特殊印记一直贯穿于黄冈人的日常生活和城市建设中,使得宋之后的黄冈成为全国著名的“蛟翔鸾峙之地”和旅游城市。明洪武之后,黄冈修建了蕲黄干堤,完全改变了黄州的地理形势,使得黄冈城区发生了巨大变化,也一定程度促进了码头交通的发展,使得黄冈农业条件和商贸功能有所提升。建国后,历经权威式政治结构时代和转型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黄冈城市得到了快速发展,但是交通仍旧成为主要的制约因素,使得黄冈城市发展远远不如隔江相对的黄石和鄂州。随着武汉新港规划的实施和“1+8”城市圈城际快铁的修建,必将去掉黄冈几千年来的交通困境,如果能够再度继承“东坡文化”的精髓,一个“和合”黄冈必然出现。
李祖铃[7]2014年在《转型时期伦敦的人口迁入》文中认为转型时期的英国逐渐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伦敦作为英国的首都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领域都发生了许多深刻的变化,而大量的农村人口迁入伦敦,使伦敦的人口迅速增长更是引人注目。大量的农村人口迁入,不仅推动了伦敦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推动了伦敦的城市化进程,提高了英国的城市化水平,使伦敦在17世纪末成为欧洲最大的城市。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英国社会的转型,并为工业革命的到来做好了前期的准备。本文主要从历史学的角度出发,并结合人口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知识,运用“推拉理论”探究大量农村人口迁入伦敦的原因；同时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考察伦敦人口迁入的概况,最后站在客观公正的角度来评价大量农村人口迁入伦敦所带来的积极和消极方面的影响。全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阐述了本文的选题缘由,国内外对转型时期的英国,尤其是伦敦人口史的研究现状,以及对相关概念的界定。第二部分运用推拉理论分析农村人口迁入伦敦的原因。首先从供应推力方面来看：由于16世纪初以后英国人口迅速增长,使得人地矛盾尖锐,产生了大量剩余劳动力；圈地运动以暴力的方式将大量农村人口“推向”城市,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提高了生产率,又释放出一大批农村劳动力；旧制度的瓦解、长子继承制、学徒制和仆役制等社会因素也对农村人口的迁移产生了重要影响。其次,从伦敦的需求拉力来看：伦敦自身人口出生率低、死亡率高,需要大量人口迁入以维持城市的发展；伦敦作为英国的首都,是英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相比其他城市更具有优势,对移民形成了较大的吸引力。第三部分考察了转型时期移民来源地的变化、迁移距离的变化、伦敦人口迁入的规模、他们迁入到伦敦后所从事的职业。并总结出移民主要迁入郊区,女性移民比男性移民多,移民以青少年为主的三大特征。第四部分主要阐述了大量农村人口迁移所带来的影响。首先,大量人口迁入提高了伦敦的城市化水平,加强了伦敦与全国的联系。其次,大量人口迁入也带来了诸如贫困、流民、城市管理等社会问题。第五部分是本文的结语。结语部分总结全文,导致大量人口迁入伦敦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移民的来源地、迁移的距离和迁入的规模等都是不断变化的,大量的农村人口迁入伦敦产生了许多积极影响,但也带来了一些社会问题,不过总的说来积极影响要远大于消极影响。大量农村人口迁移为英国成为世界上最早实现城市化的国家做好了前期的积累和准备。
陈明珠[8]2016年在《发达国家城镇化中后期城市转型及其启示》文中研究指明截止到2015年底,中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56.1%,这意味着我国已经初步实现了从农村社会到城市社会的转型。按照当前中国城市发展的现状来看,处于城镇化中期快速发展阶段的“城市中国”,一方面取得了城市建设的巨大成就,另外一个方面也面临着“城市病”高发的问题。因此,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上来看,下一步如何实现城市转型,提升我国城镇化发展质量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而众所周知,城镇化发轫于西方发达国家,经过二百多年的发展,发达国家的城镇化已经进入了成熟阶段且呈现出相对良好的城市意象。但是如果翻阅发达国家的城市史也会发现,当发达国家的城镇化率处于与当前中国城镇化率接近的中期快速发展阶段时,其城市发展也呈现出繁荣与问题共存的局面,甚至其“城市病”问题更加严重。由此可以思考,从繁荣与问题共存的“城市病”多发阶段到当前呈现出相对较好的城市状态,发达国家整个城镇化中后期阶段经历的城市转型是否有其规律可以探寻?是否有一些成功转型的经验值得中国的城市来借鉴?城市转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以转型理论为始点,以城市转型的目标导向是实现城市发展的以人为本为基础,本文对发达国家城镇化中后期的城市转型路径进行了系统的比较分析并得出了一些规律性启示。本文认为城市作为一个复杂的有机系统,其最基本的子系统包括城市的经济系统、空间系统、社会系统和生态系统,而城镇化中后期的城市转型本就是城市各个子系统转型以实现城市发展以人为本目标的过程。即通过经济系统的转型保持城市持续增长,空间系统转型实现城市空间扩容和功能优化,通过社会系统转型缓和社会冲突、维护社会稳定,通过生态系统转型提升城市人居水平等等。但与其他三个基本子系统不同的是,城市生态的系统的转型一个目标导向的转型过程,是通过城市经济转型、城市空间转型、城市社会系统的复合推动而实现的一种转型。所以从城市转型的路径上来看,城市经济系统转型、城市空间系统转型和城市的社会系统转型对于城市转型的决定性最强。如果从经济系统、空间系统和社会系统来考察发达国家城镇化中后期的城市转型过程也可以发现:利用技术革命、制度配套和产业区域转移,发达国家城镇化中后期的城市产业结构在实现了合理化和高级化的基础上,避免了城市衰退并保持了城市经济的持续增长;而从城市空间系统上来看,在逐渐把握城镇化中后期城市空间增长规律的基础上不断调整城市规划的基准方向,发达国家的城市在实现空间形态发展网络化的同时,城市的功能逐步优化,并实现了城市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的协调发展;通过建立多元治理主体共同参与的城市社会治理体制,发达国家的城市在城镇化的中后期阶段逐渐解决了城市资源分配效率与公平失衡的问题,在实现了赋权和自治的同时,缓和了城市社会矛盾,提高了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维护了城市社会的基本稳定。所以,正是通过产业结构、空间规划和社会治理三个领域的转型,发达国家的城市在城镇化的中后期才逐渐解决了“城市病”,并使得城市系统得以在新的状态下有序运转。而如果再深入的剖析发达国家城市成功转型的影响因素还会发现,技术革命带来的新兴业态和发达国家不断的调整城市管理制度对于其城市成功转型具有决定意义。因此应该特别重视技术创新和制度变迁的过程对城市发展的重要影响,着力提升创新驱动的功能能级和形成有利于城市要素发挥积极作用的制度政策。从发达国家城镇化中后期城市转型对未来中国城市转型的镜鉴和启示上来看,中国的城市转型是在中国经济社会整体转型和全球化、信息化时代背景下的城市发展过程,工业化后发优势、中国国情和内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使得中国的城市发展道路带有了中国特色的多元复合性,中国城市转型面临的机遇较多但转型任务也更加艰巨。因此,城镇化中后期的中国城市转型应该是在立足我国具体发展实际的基础上,借鉴发达国家城镇化中后期的城市转型的有益经验,抓住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机遇,坚持以人为本、协调、可持续的城市发展方向,通过技术和制度的创新夯实中国城市转型的基础。同时要认识到中国城市转型的全面性系统性,注重新的时代形势对中国城市转型的现实要求,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统筹解决城市发展中的问题,以宜居城市建设实现城市的高标准转型,实现城市发展成果的全民共享,让未来的中国城市真正成为一个生产富裕、功能协调、社会和谐稳定、生态可持续发展的美好家园。
何小林[9]2004年在《转型期传统居住空间更新研究》文中认为在中国,尤其是自1990年以来,现代化进程、改革开放、市场经济都向纵深推进,伴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和传统农业社会结构向现代工业社会结构的转型,以及社会结构变迁和城市快速现代化进程中,我国旧城和传统居住区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一方面,传统住区在大规模的旧城改造过程中,传统风貌快速丧失;另一方面,尚未改造的的传统住区正在经历着物质性老化和社会性衰败,并有引发旧城整体性衰败的趋势,影响城市整体发展。采取怎样的策略通过更新传统住区来振兴旧城,是本文论述的重点。本论文通过对城市社会分层结构的变迁和传统住区的阶层分化进行分析,并以泉州金鱼巷的保护与整治为案例进行具体实证性剖析,揭示了传统住区衰败的根源,并据此,提出了相应的现实解决措施,探讨转型期旧城振兴和传统住区的更新方式。
苏昕[10]2012年在《中国城市新移民的公民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孟德拉斯曾指出,20亿农民站在工业文明的入口处,是20世纪下半叶世界向社会科学提出的主要问题。这一论断在实践中得到了印证。我国作为传统农业大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使得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速发展,引发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涌入城市,由此,出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民工”群体。现而今,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原本的“农民工”群体已经更新换代,悄然发生了变化,被人们称为“新生代农民工”,与上一代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他们已不仅仅满足于“生存”的目的,更多的是希望可以融入城市,在城市中定居下来,切实摆脱“农民”的身份,渴望摆脱“农民工”这一带有歧视性的字眼。“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其实已然成为了城市的“新移民”。鉴于此,本文从移民的角度来重新审视新一代的农民工群体。在农民工群体自身悄然发生变化之后,他们在城市里的生存权利状况是否也跟着发生了变化?然而,事实上，美好的愿望往往不那么容易实现,繁华的都市并没有真正接纳他们,他们在城市中还处于普遍沉默和失语状态,诸多的阻碍因素剥夺了他们作为公民本应享有的基本权利：作为人类追求自由的市民权利,城市新移民在劳动就业、拥有人身自由上受到限制；作为人类追求民主的政治权利,城市新移民在政治参与权和表达权上缺乏话语权；作为人类追求平等的社会权利,城市新移民在获得物质帮助权、享有社会保障权以及受教育权利实现上诸多阻滞。本文从马歇尔关于公民权的理论出发,基于市民权利、政治权利以及社会权利的维度对城市“新移民”权利缺失进行深入分析研究。城市新移民被排斥在城市边缘地带,从微观上讲,不利于城市新移民的个人的发展以及权利的实现,从宏观上讲,不利于城市新移民的城市融入以及城市化进程，与城市居民相比较,不平等的公民待遇又对公平正义的实现以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产生不利影响,城市新移民的公民权迫切需要政府和社会的关注。党和国家意识到了问题的重要性,在事关国家未来发展的重要文件中对于实现农民工向城镇居民转变做了肯定性的规定。如在2012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明确指出,“要因地制宜、分步推进,把有稳定劳动关系并在城镇居住一定年限的农民工逐步转为城镇居民。”这对于城市新移民实现身份的转变有着积极意义,但是却并不能保证他们的公民权利顺利实现,更加无法解决其公民权被排斥的问题。因此,我们很有必要从微观着手,深入研究城市新移民问题的根本,即公民权问题。在当前我国社会转型、城市化进程加快的大背景下,研究城市新移民的公民权问题对于深化对我国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丰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研究以及我国移民理论的丰富无疑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对于实现我国顺利转型、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推进城市化建设进程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一定实践价值。本文首先突破了以往以往国内学者普遍采用“农民工”这一带有歧视性字眼的称谓,从“实然”角度赋予该群体以“城市新移民”的身份。俞可平曾从政治学角度出发,明确提出应将进城的农民工视为“新移民”。笔者认同这一观点，并由此出发,运用政治学的理论,借助经典政治理论,即马歇尔的公民权理论,同时结合我国城市新移民的实际,从市民权利、政治权利、社会权利、文化权利角度全面分析城市新移民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所面临的权利缺失问题。在第二章中,本文从核心概念“公民权”和城市“新移民”出发,通过分析西方公民权理论的历史流派以及与“公民”相关联的诸如“臣民”、“人民”等概念,对公民权的深刻涵义进行了详细理论阐述；通过分析西方和我国的相关移民理论以及在我国与城市新移民相关联的诸如“农民工”、“流动人口”等概念,对城市新移民内涵进行了界定。对概念的正确理解是文章研究的基础前提。通过对核心概念的深入分析，可以为文章下一步全面分析城市新移民的公民权问题提供基础理论保证。在做好概念的分析以后,文章对公民权研究的价值基础——自由、民主、平等进行了研究,分析了三种价值理念之间的关系,找到了它们与市民权利、公民权利和社会权利之间的对应关系。对于公民权涵义的理解起到加深作用。科学的研究离不开理论的支撑。本文主要综合运用了政治学的福利国家理论、社会学的社会融合理论,体现了学科交叉性特点,拓宽了城市新移民公民权问题研究的领域,对于更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有着积极意义。在第三章中,本文综合运用社会融合理论中的社会排斥理论和公民权理论,从排斥的角度研究城市新移民的公民权问题,分析了外部面临的被排斥的市民权利、政治权利、社会权利以及文化权利；分析了主体自身存在的自我排斥。从内外因方面全面剖析了城市新移民存在的公民权问题。在第四章中,本文主要采用定性分析的方法,从我国目前正处于转型期的宏观背景出发,针对目前主要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弊端,分析了我国城乡二元格局形成的历史,找到问题产生的源头之后进一步分析了城市新移民问题产生的大背景,即城市化与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接着从微观着手,运用相关理论从制度因素、政治因素、经济因素、社会因素以及主体自身等综合因素出发,分析了城市新移民各种权利被排斥的主要障碍。找到城市新移民公民权问题的症结所在,以便能够对症下药,拔除病根。在第五章中,本文运用西方国际移民理论,从推拉理论、刘易斯二元结构模式以及托达罗人口流动理论出发,突破以往移民研究只关注发生原因的模式,对城市新移民的融合展开深入研究。我国的城市新移民具有中国特色,但作为一种移民现象,不可避免有着与其他国家相似的经验。由此,本文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行了考察,选取其中的典型个案对比分析,为我国解决城市新移民问题提供有益借鉴。与此同时,对于国内个别地区的成功探索进行了分析,以期找到更有针对性和实用性的解决办法。在第六章中,本文结合宏观和微观研究,综合运用政治学、社会学等多种学科的理论,从树立包容、融合理念入手,通过提倡包容性增长的理念以及摒弃社会排斥、促进社会融合,从经济、政治、社会、制度、文化及心理等多个层面树立正确理念,为城市新移民实现公民权的回归找到问题解决的价值基础。最后从公民权的回归入手,针对城市新移民的市民权利、公民权利、社会权利以及文化权利缺失状况,通过转变政府职能、健全和完善阻碍城市新移民城市融入的一系列制度政策、积极调动社会力量以及加强城市新移民自组织化建设,全方位发挥合力来保障城市新移民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公民权。“建共和国易,造就共和国公民难。”随着公民权在社会变迁过程中的不断变化,城市新移民争取公民权的问题也就成为一项需要党和国家乃至整个社会努力应对、克服各种排斥力量,走向融合的事业和进程。只有树立包容的理念,让所有公民都能够平等、自由、民主的生活,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才能得以彰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才能够实现。
参考文献：
[1]. 转型期英国人口迁移与城市发展研究[D]. 江立华. 首都师范大学. 2000
[2]. 论转型期英国人口迁移模式的变化[J]. 江立华. 史学集刊. 2001
[3]. 三峡区域新人居环境建设研究[D]. 段炼. 重庆大学. 2009
[4]. 中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政策与路径研究[D]. 郑玲玲. 东北师范大学. 2017
[5]. 中国转型期城镇反贫困理论与实践研究[D]. 王朝明. 西南财经大学. 2003
[6]. 黄冈城市空间营造研究[D]. 贺治民. 武汉大学. 2014
[7]. 转型时期伦敦的人口迁入[D]. 李祖铃. 西南大学. 2014
[8]. 发达国家城镇化中后期城市转型及其启示[D]. 陈明珠. 中共中央党校. 2016
[9]. 转型期传统居住空间更新研究[D]. 何小林. 东南大学. 2004
[10]. 中国城市新移民的公民权研究[D]. 苏昕. 山西大学.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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