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华遗存试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遗存论文,庆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871.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83(2014)01-0026-06 1985年发掘的庆华遗址是黑龙江考古的重要发现之一，作为一种新类型考古学文化的发现与确认，为黑龙江考古学文化框架的构建与谱系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然而尽管发现及资料的发表都已达20余年，但受到周边相关发现的缺乏和后续工作未能及时开展等因素的限制，使得这一重要的发现远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深入的研究。近年来随着再一次对该类遗存——同属宾县的索离沟遗址的发掘，为进一步审视庆华遗存的面貌，钩稽相关信息提供了机遇，以下即通过庆华和索离沟两处遗址的发现，对这一文化及相关问题作一些探讨。 发源于长白山的第二松花江和大兴安岭伊勒呼里山的嫩江，分别自东南和西北流至吉黑两省交界的三岔河后并流汇成松花江转向东北流，宾县即处于松花江干流的上游，属于松嫩平原与东部山地丘陵过渡的区域。在庆华遗址发掘之前，对于这一地域辽金之前考古学文化的知识主要来自老山头遗址的发掘。 虽然20世纪20～30年代旅居中国的俄罗斯学者或文物爱好者就曾对哈尔滨周边作过一些调查和探掘，但这一区域真正科学意义上的考古工作还应当以20世纪50年代对老山头遗址的探掘为起点。经过对老山头的发掘，确认这里“出土的遗物，与嫩江下游、松花江中游诸遗址出土的相同，是属于同一文化系统的金石并用时代的遗存”①。由于早期考古报道的简略和图像资料的限制，使研究者很难就简报对老山头遗址的内涵形成更明确的认识，通过对相关介绍的分析，按照现有的知识大致可以了解到在老山头遗址至少应当存在着分别与白金宝文化、汉书文化②以及靺鞨时期年代相当的这样三个阶段的遗存。 尽管受限于资料，但根据相关介绍或描述，仍可以对老山头遗址早期遗存形成一些初步的认识。由于出有“器身布满篦纹构成的几何图案”的细泥陶器，所以大致可知遗址存在着白金宝文化阶段的遗存，但目前关于遗址的报道中却并未发现白金宝文化常见的拍印绳纹(线纹)的介绍，此外这里的陶鬲多是泥质陶的小型器，并多有装饰篦纹者，显然已非实用的炊器，因此老山头遗址的白金宝文化阶段遗存可能与嫩江下游的白金宝文化遗存之间还存在着一些差异。烧前涂抹的着色条带纹彩陶表明有大致相当于汉书文化阶段遗存的存在，但缺乏绳纹和按压花边口沿的现象，表明这里与嫩江下游的汉书文化可能又存在着某种区别。所以虽然同属松嫩流域，但宾县所在的松花江干流上游和白金宝、汉书遗址所处嫩江下游在文化面貌上或多或少还是存在着一些差异，只是这种差异究竟更多的是基于时间还是空间的变化，目前还难以廓清。 1981年发现③，1985年发掘的庆华遗址展现了一种以往松嫩平原所未见的考古学文化面貌④。按照简报发表的资料，庆华遗址的文化内涵相对单纯，遗迹有房屋、窖穴和灰坑等，房屋为半地穴式、圆角方形，室内有灶。窖穴规模较大，深达3米，加工比较规整。遗物有陶器、骨器、石器以及金属器等。陶器中质地夹砂者占58%，彩陶和红衣陶分别占22%和18%，如果按照简报表述的逻辑，则未施彩或红衣的泥质陶大约占2%。陶器的器形有瓮、罐、鬲、壶、盆、甑、豆、碗、钵、匜等，其中以瓮、罐、壶、豆、碗(钵)为基本组合，而又以罐和豆为最多。从各器形与陶系的关系来看，所谓夹砂与泥质并没有刻意的区别，形制相似的罐、豆、盆在两种陶系中都有发现；红衣陶应用的领域相对专门化，高领的陶壶全部由红衣陶制作，而施红衣陶罐的形制也明显区别于夹砂或泥质陶制作的罐；彩陶应用器形的情况相对复杂，既有类似于夹砂陶质的豆、碗，也不乏特征突出的罐、钵。除去红衣或彩陶外，陶器的纹饰相对比较贫乏，基本只见有施于口沿的附加堆纹或指甲纹。加装器耳的做法相对比较流行，形式有柱状、鋬状和桥状，而桥状耳又有竖装和横装的区别。骨器的数量较多，已能够制作比较复杂的骨梳等。石器不发达，甚至可以说缺乏，金属器也较少，而陶塑的动物则较具特色。 通过对庆华遗址的工作，发掘者认为遗存年代的上限大概在战国早期，下限约在西汉末；文化面貌反映出其曾分别受到团结文化和西团山文化中晚期以及松嫩平原青铜文化的影响，体现了吉长地区与松嫩平原东部空间接壤对文化形成的作用，进而指出庆华遗存“基本上是与松嫩平原考古文化完全不同的两种文化”。 虽然简报结语的表述并不准确，但读者仍能体会到作者想要说明的是庆华遗存同以往松嫩平原确认的白金宝和汉书文化是完全不同的考古学文化，这实际上也是庆华遗址发掘最重要意义之所在。 老山头遗址的发现虽然反映出松花江干流上游与嫩江下游的白金宝、汉书等遗存的区别，但两地年代相当阶段的遗存总体上仍可视做同一文化系统。而在庆华遗址所见的情况则完全改变了由老山头遗址所带来的认识，按照庆华遗址的发现，至少从汉书文化稍晚阶段起，松花江干流上游与嫩江下游的两地在考古学文化演进的系统上可能就走上了不同的发展之路。 按照目前所了解的东北考古学文化区系的划分，夹砂陶质地相对较粗，器壁略厚，器表多颜色斑驳，缺乏施纹陶和陶鬲，不见鬲与支脚组合，存在着较多的豆和大型壶类器物，流行柱状耳和横桥状耳等因素都是东部区域系统考古学文化突出的特征，而白金宝和汉书文化所代表的东北西部区域系统则表现的恰恰与之相反，故而庆华遗存所表现的情况表明其无疑应当是一支属于东部区域系统的考古学文化。 2003年宾县索离沟的发掘⑤，进一步丰富了庆华一类遗存的内涵，也使研究者对这类遗存的文化性质有了更清晰的认识。除去晚期有可能属于靺鞨时期的遗存之外，索离沟遗址的发现基本都能够涵盖在庆华遗址的发现之下，陶器的基本组合也完全与庆华遗址相符，表明庆华一类遗存在松花江干流上游并非孤立存在，而应当是这一时空下主流的考古学文化。索离沟与庆华之间也存在着一些变化，其中一些同类器物具体的形态变化可能反映了两者存续时间的差异，而诸如彩陶比例的变化等则有可能意味着两处聚落在性质方面的区别。 发掘者在简报中对庆华遗址作文化因素对比时所主要参照的团结文化和西团山文化也都是东北东部区域系统的考古学文化，表明将庆华遗存视做东北东部考古学文化系统的认识已是研究者的共识。然而由于当时周边地区相关考古的发现与研究尚不够深入，使所能够对比的材料有所不足，导致简报中关于庆华遗存的年代以及部分文化因素来源的认识，可能都存在着一定的偏差。 庆华遗址文化遗存的面貌确实表现出来自吉长地区较强的影响，但就主要的影响源而言，并非如简报所举的西团山文化，而应当主要是西团山文化之后的泡子沿类型等文化⑥。如实心细柄豆、高领下端外斜的壶以及柱状耳等主要都是到了泡子沿类型阶段才在吉长地区广为流行的因素，而西团山文化中还很少发现，因此如果仅仅以横桥状耳是西团山文化的典型特征之一，就将庆华遗存的影响源以及年代主要同西团山文化挂钩，显然无法解释那些在稍晚阶段才出现的因素的存在，更何况横桥状耳在泡子沿类型阶段也仍是一种比较发达的特征。 团结文化被简报作者认为是庆华遗存的另一重要影响源，虽然受到团结遗址发掘资料尚未正式发表的影响，目前还难以对此形成更明确的认识，但如果就《论团结文化》所披露的材料⑦，不难发现两者间明显差异，特别是团结最富特征的大喇叭圈足浅盘豆在庆华和索离沟遗址全无发现，作为最主要器类的罐(瓮)两者也缺乏联系。也许正是看到了反映两者联系的因素难于明确，所以到了索离沟遗址的发掘者发表简报时，就不再将两者相对比联系了。 文化联系对象认识的不同当然会对遗存年代的判断产生不同的看法，如果能排除西团山文化和庆华遗存间更多的文化联系，则可能没有理由将庆华遗存年代的上限判定在战国早期，因为根据新的认识，庆华遗存文化联系的另一重要对象——汉书文化年代的下限比以往的结论要推迟了一些⑧，这样庆华遗址所反映出的与周邻其他文化联系的因素，年代大致都可以判断为不早于西汉，向前也不会超过战国晚期，因此有理由推测庆华一类遗存的年代应当主要处于相当于中原地区的汉代这一时段。 虽然能够与周边文化相联系的因素较多，但庆华遗存仍然具有鲜明的特色，表现了作为一支独立考古学文化的特质。 通过庆华和索离沟两处遗址的表现可知，口沿施附加堆纹、按压(指甲)纹或所谓的齿状花边的鼓腹罐类器物是该类遗存比较典型的器形，这类形式的陶罐基本未见于周边同时期或稍早的考古学文化，因此可以视做庆华遗存自身的特点之一。如果就发生学的角度来看，在相关时空范畴下，与其关系最近的可能应当是汉书文化较多见的所谓花边口，但是两者仍有较大的区别，特别是通过贴塑、附加等方式刻意形成唇部突出的风格，显然与草率按压的花边不可简单类比。与鼓腹罐等一起构成庆华遗存基本陶器组合的还有高领的壶、实柄的豆和敞口斜壁平底的碗(钵)。其中类似的壶在汉书文化和泡子沿类型等遗存中都有一定数量的发现，而以泡子沿类型更为突出，所以通常将这类因素视做泡子沿类型的特征之一。虽然在器形方面庆华遗存的高领壶难以体现自身的特性，但如就施红衣更加发达的特点来看，无疑也是区别于相关遗存的特点之一。豆在庆华遗存中可大体分为柱状实柄、柱状空心和矮喇叭口圈足三种形式，而以柱状实柄者最多，柱状实柄豆也是泡子沿类型的重要特征之一。由于同期或稍早阶段周边的西、北、东三个方向都没有类似陶豆的源头，所以庆华遗存的这种柱状实柄陶豆的来源只能向南方追溯，除去泡子沿类型存在着可能之外，值得注意的还有农安邢家店北山墓地，在那里也是三种形态的陶豆共存，而更关键的是后者也曾出有与庆华遗存风格相近的彩陶⑨。由于汉书文化的发现早于庆华遗存，因此当庆华遗址的彩陶被发现后往往会使研究者将其与汉书文化相联系，并容易形成是受到嫩江下游影响的认识，实际上像庆华遗址这样彩陶比例达到22%的现象，可能在同时期考古学文化中是绝无仅有的，因此彩陶也应视做庆华遗存一项十分突出的特征。如果就相应的历史阶段黑龙江、吉林两地彩陶遗存分布来看，似乎也存在着以庆华为源头向周边辐射的可能，所以对于彩陶因素的生成与传播的认识可能还需要更多的发现和深入的研究。 尽管不排除一些器类可能是受到周边考古学文化影响的产物，但当它们与具有当地文化特点的器类形成稳定的基本器用组合后，这一组特征就成为庆华一类遗存具有代表性的因素，也可以视做与其他考古学文化相区别的特质。 根据已知的线索，庆华遗存分布的空间范围可能并不会太大，按照汉代前后这一时间范畴，在宾县所处的松花江干流上游地区周边，西侧有发达的汉书文化，南部分别有泡子沿类型和田家坨子⑩以及邢家店北山等遗存，向东至少到方正就已是桥南文化的势力范围(11)，北向由于位于松花江北岸的巴彦王八脖子山遗址尽管不排除存在着部分庆华遗存因素的可能，但主体仍应属于汉书文化(12)，所以估计庆华一类遗存的北界也难于再向北更多地深入。在上述由周边文化分布框定的范围中，除去宾县的发现之外，通过早年在哈尔滨黄山和成高子等地采集到的陶塑动物等迹象分析(13)，阿什河流域很可能也属于庆华遗存的分布区。由于泡子沿类型的榆树老河深墓地的存在(14)，可知至少拉林河以南不会成为庆华遗存稳定的分布范围。因此尽管还缺乏更系统的调查来证实，但依据现有的线索仍能够大致将庆华遗存的基本分布空间框定在松嫩平原和东部山区丘陵之间的松花江干流以南地区，向南则不会越过拉林河。 虽然目前所见到庆华遗存的面貌比较单一，但陶器形态的变化以及堆积之间的相互关系反映出该遗存也存在着一定的发展演化过程，存续了一定的时间。根据简报，在庆华遗址所有遗迹都被②层所叠压，而据T4北壁剖面图，②层的厚度可达1米，所以估计其形成当经历了一定的时段。由于简报发表的陶器基本都出自②层，所以可供排比的资料十分有限，但仍有些线索可以寻索。在J1出土有“夹砂敛口瓮、双耳罐、实把豆、板状器耳、柱状器耳、彩陶钵、红衣陶壶”，其中发表图形资料的有罐、双耳罐、盆底、钵和板状器耳。按照J1在堆积形成的时序上早于②层这样的层位关系，观察不同时间形成堆积各自的器物特征，可以发现不同堆积时序单位所出土口沿施附加堆纹的侈口罐在细节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变化(图一)，但这种变化是否具有规律性，由于受资料发现或发表的限制，无法更进一步地推导和验证。 索离沟遗址的堆积状况与庆华接近，也是房屋遗迹被厚约60～80厘米的②层所叠压。然而根据简报的介绍，有可能属于靺鞨时期的F2也被叠压在②层之下，如此则索离沟遗址②层的形成至少不早于靺鞨活动在这一区域的时间。这样一来尽管所谓“地层中出土的遗物也基本属于早期遗存”，在现有条件下也只能将其视做后期扰动的结果。虽然堆积时序无法为遗存先后关系的判断提供支撑，但遗迹单位所表现的共存关系可能还是反映出一些规律。在简报发表的陶器图中，东F3有3件鼓腹罐共存，根据文字介绍，F3是“地面上搁置了几件陶器”，由此大致可以推知F3所出土的陶器很可能属于使用时期的遗存，相互间应当具有比较真实的时间共存关系。从发表的图形观察，东F3的3件陶罐具有相当多的共性，都是侈口，加厚唇，按压花边，折沿不明显，有短颈，溜肩，略鼓腹(图二)，表明在东F3所存续的时段，这些特征应当具有代表性或典型意义。 将索离沟东F3的陶罐特征与庆华遗址的同类陶器相比较，可以发现在庆华遗址基本未见有这样细节特征的陶罐。由于两处遗址同处宾县，所以这种陶罐特征的变化基本可以排除因地理分布空间不同所形成的缘由，那么就只能主要考虑两者是否在时间上存在着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