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际关系治理不同影响因素下策略选择的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因素论文,策略论文,实证研究论文,关系论文,组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0 引言
关系治理的概念来源于美国法学家Macneil(1980)[1]提出的关系契约理论。Macneil的观点引起了众多经济学和管理学研究者的关注，被越来越多地用于研究企业间的关系。Heide(1994)[2]认为，关系治理表示了组织积极地进行各种活动管理，涉及结构和过程两个维度的结合，能够完整描述关系的复杂性和动态性。Zaheer和Venkatraman(1995)[3]给出了关系治理的一个简单定义：关系治理是指包括重要的关系专用性资产的组织间的一种交易方式，体现在组织间关系的结构和过程中，强调关系治理是一种非正式的交易过程。彭正银(2002)[4]认为，组织际关系治理是正式或非正式的组织或个体，通过经济合约的联结与社会关系的嵌入所构成的以企业或组织间的制度安排为核心的参与者间的关系安排，是环境变化与组织变迁的结构性反映。关系治理是在需求不确定和任务复杂性条件下，自治单元采取相互依赖合作的方式来解决环境适应、协调与保证交易等问题，这些问题的治理要靠非正式机制，而不是靠权威、官僚规则、标准或法律力量。李维安和孙国强(2004)[5]强调组织际关系治理是保证组织际关系有序运作、对合作伙伴的行为起到制约与调节作用的非正式的宏观行为规范与微观运行规则的综合。其中，宏观层面的机制包括信任、声誉、联合制裁、宏观文化；微观层面的机制包括学习创新、决策协调、激励约束、利益分配等。组织际关系治理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对网络组织中的伙伴关系进行治理，使每一个成员都能尽其所能，共同面对问题。企业间建立合作关系的主要动机包括促进相互学习、共同应对市场不确定性、提高竞争能力以及减少外部风险等。
组织际关系的形成动机、组织际关系治理结构的选择以及组织际治理绩效的评价构成了组织际关系研究的三个主流。组织际关系治理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需要识别影响治理绩效的主要因素，并分析各种因素的治理策略选择。本文从不同理论视角出发，总结出影响关系治理的关键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一种不同影响因素下的治理策略选择模型，通过实证分析各种影响因素倾向于正式治理还是关系治理，关系治理下的事前治理还是事后治理，正式治理下的契约方式还是股权方式。
1 组织际关系治理的影响因素与策略选择
很多学者从不同理论视角出发，提出了组织际关系治理的各种影响因素及其治理策略，如表1所示。交易成本理论认为，交易过程涉及的投入专用性、交易不确定性以及交易频率是影响交易成本的三个主要因素，而这些因素与人的有限理性、利己机会主义动机共同决定了交易过程的关系治理结构。社会关系理论则认为，组织间的关系除了受机会主义、有限理性和不确定性等因素的影响外，信任、声誉、承诺、风险、忠诚等也是决定组织际关系的重要因素。与交易成本最小化的逻辑相反，资源依赖理论则强调资源互补性是决定组织际治理形式的关键因素，强调组织间资源依赖性对治理结构选择的策略性影响，组织竞争优势可建立在组织间资源以及资源特性之上。通信与信息技术视角强调其在组织际关系治理中处于核心地位，是成功治理的内在固有属性。组织际信息系统能够提高组织间网络的整体绩效，组织本身的信息化水平以及组织间信息共享程度都是影响关系治理的关键因素。沟通视角认为，组织际沟通是一种关系能力，决定着组织间协调关系的成因和绩效，沟通能力、沟通环境、沟通行为都是影响关系治理的重要因素。还有一些学者提出，组织间伙伴匹配情况、以前合作经历都会影响组织际的关系治理。
关系治理作为市场和层级两种治理手段的中间形式，是协调组织间关系的一种手段，已经引起学者和管理者的高度重视。它不是依靠市场价格和行政命令来协调组织之间的关系，而通常是通过合作来实现自身目的。关系治理意味着独立但密切相关的企业可以减少自身的活动范围，而专注于核心能力。在关系治理的合作实现过程中，组织间的联合行动是最主要的实现形式，联合行动是一个动态过程，在事前强调联合计划，在事后强调联合解决问题。联合计划意味着预先确立共同的期望、合作目的、长期计划等，而联合解决问题表示双方建立起信任关系，共同面对变化的市场环境，应付困难。联合计划是积极主动的，联合解决问题是反应式的，等待着问题的出现。正式治理机制是建立在一系列基本规则之上的，包括权威、法律、合约、规划文件和程序等。在现实企业运作中，正式治理机制是通过契约来治理企业间的业务关系，在涉及关键资源或投入专用性很高的情况下，企业可以选择股权来治理，但这种治理形式成本很高。
2 研究模型
在相关学者的研究基础上，本文建立了组织际关系治理不同影响因素下策略选择模型，如图1所示，用于识别哪些因素将显著地影响组织际关系治理，在此基础上分析这些关键影响因素侧重于关系治理机制还是正式治理机制(Model1)，在关系治理机制下侧重于事前的联合计划还是事后的联合解决问题(Model2)；在正式治理机制下侧重于低层次的契约治理还是侧重于高层次的股权治理(Model3)。本研究不提出假设，而是通过实证系数分析其策略选择。
图1 不同影响因素下的治理策略选择模型
3 研究方法
3.1 数据收集
本研究采用问卷设计的方法来获取相关变量的调查数据，问卷中的变量采用李克特7级量表(7-point Likert scale，进行测量。数据收集方式主要有三种形式：现场发放、普通邮件方式、电子邮件方式。调查对象主要在海峡西岸经济区中相关行业的市场人员或中高层管理人员，发放问卷250份，实际回收182份，有效问卷154份，有效问卷回收率达61.7％。调查样本的基本信息描述如表2，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3.2 变量度量
本研究中各影响因素及治理策略的度量主要来自国内外相关文献，涉及变量有：投入专用性、环境动态性、信任、资源依赖性、沟通能力、信息共享、伙伴匹配、关系治理、联合计划、联合解决问题、正式治理，这11个指标为隐变量，分别由相应的显变量测量，共有46个问题项，如表3所示。
3.3 分析方法
本研究在处理样本基本信息、信度分析以及效度分析方面采用SPSS12，而后在验证模型Model1和Mode12的结构方程时采用AMOS4.0工具，验证模型Model3采用SPSS的Logistic回归。AMOS在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和影响效果分析方面，具有很好的优良特性。结构方程分析是一种综合运用多元回归分析、路径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方法而形成的一种统计数据分析工具。Logistic在处理因变量只有二值时简单方便，结果明确。本研究中，选择契约治理时，因变量为1；选择股权治理时，因变量为0。
4 数据分析与实证结果
4.1 信度分析
信度是指各个变量度量的可信度，可用来衡量结果的一致性和稳定性，本研究采用Cronbach'α系数来验证问卷的信度，各变量的信度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其中问卷中大部分变量的α系数在0.7～0.9之间，信度比较高，适用于结构方程分析。但沟通能力这两个影响因素的α值为0.46，低于0.6的取舍标准，这个因素将在后续结构方程分析中舍弃不用。
4.2 效度分析
效度是指度量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变量的真实含义，本研究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对问卷的效度进行分析。首先检验变量间的相关性，KMO样本测度值为0.74，适合于因子分析，同时Bartlett半球体检验是0.000 8，小于0.001，拒绝相关系数矩阵为单位矩阵的零假设，也支持因子分析。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提取出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得到各变量的特征值，解释方差百分比，以及各问题的因子载荷值，如表5所示。问题项q4，q8，q23，q27，q31，q35，q41的因子载荷小于或接近0.6，内部效度不够好，在后续的实证分析中舍弃去，以提高问卷效度。特征值和解释方差也基本符合效度检验的基本要求。
4.3 模型整体拟合度检验
4.3.1 结构模型检验
在考察AMOS结构模型的拟合度时，需要综合考察总体拟合度指标和比较拟合度指标，本研究采用4项总体拟合度指标：
/df，GFI，AGFI，RMSEA以及2项比较拟合度指标CFI，NFI。关系治理与正式治理选择模型(Model1)，联合计划与联合解决问题选择模型(Model2)的整体分析结果如表6所示。可以看出，本文所构建的模型与问卷数据的拟合程度比较好，比较准确地反映了实际情况，使用提出的模型来验证相关假设是可以接受的，具有较好的解释能力。
4.3.2 二元逻辑回归模型
从表7中可以看出，当各个变量进入Logistic回归模型后，该模型对契约和股权这两种治理方式预测的综合准确度由Step0的60.9％提高到Step1的85.1％，解释能力较好，可以接受，能够根据样本做出二值选择。
4.4 实证结果分析
本研究中，模型Model1和Model2首先采用AMOS4.0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用于直接验证观测变量与潜在变量之间的关系，验证性因子分析是在探索性因子分析的基础上证实模型理论逻辑的合理性，同时也是进行综合结构方程分析的一个前置步骤。接着进行结构方程分析，模型Model1和Model2运行结果的相关路径系数如表5和表6所示。而模型Model3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如表7所示。三个模型的结论主要有：正相关，负相关以及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4.4.1 关系治理与正式治理选择模型实证结果
如表8所示，各影响因素对关系治理或正式治理产生正相关、负相关或影响不显著。投入专用性对关系治理和正式治理都产生正影响，对正式治理的相关性系数更大，投入专用性会倾向于选择正式治理。环境动态对关系治理和正式治理也产生正影响，但倾向于选择关系治理。信任程度高的情况下，选择关系治理，其对正式治理的影响不显著。资源依赖性与正式治理正相关，与关系治理负相关，倾向于选择正式治理。信息共享程度高、组织匹配程度高则都会选择关系治理。
4.4.2 联合计划与联合解决问题选择模型实证结果
如表9所示，各影响因素对关系治理动态性的事前治理和事后治理产生正相关、负相关或影响不显著。投入专用性强调事前联合计划，而事后解决问题难以保护投入专用性。环境动态性倾向于选择事后的联合解决问题。信任程度高，则事前事后治理都很重要，相对而言，更倾向于联合解决问题。资源依赖程度高，关系治理很难起效，联合计划治理不显著，而事后共同解决问题负相关影响。信息共享程度高，有利于联合计划，但事后机制影响不明显。伙伴匹配程度高，对事前事后都产生正影响。
4.4.3 契约治理与股权治理的选择模型实证结果
从表10可以看出，环境动态性、信息共享和伙伴匹配这三个因素支持原假设，选择契约治理策略；而信任因素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没有明确结论；投入专用性和资源依赖性这两个因素出现了显著相反的情况，选择股权治理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