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建设的科学构思和周密布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密论文,构思论文,布局论文,科学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科学发展观，对促进科学发展、社会和谐作出了全面部署和周密安排。其中，深刻论述了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创造性地界定了社会建设的概念，明确了社会建设的重点，提出了系统的政策措施，强调了加快推进社会建设的指导方针。
一、社会建设的概念
1、内涵的界定
社会建设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概念，在社会学上以及在一般的理论意义上，社会建设所包含的方面非常广泛，我们一般认为调整社会结构、健全社会组织、改善社会关系、加强社会治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诸多方面都属于社会建设范畴。人们总觉得社会建设的内涵不像经济建设概念那样清楚，因为我们多少年来总讲经济建设，不怎么讲社会建设。所以，我们今天对如何界定社会建设概念，在理论上也有不同见解。
社会建设概念的界定与对“社会”的不同理解直接相关。对于“社会”，我们通常是分“大社会”、“中社会”和“小社会”，因此社会建设所包含的内容也有大、中、小之分。“大社会”就是指的除了自然界以外的“人类社会”，这样理解的“社会”包括人们的经济关系和经济行为，政治关系和政治行为，文化关系和文化行为，以及其他好多方面的内容，这是最宽泛的“社会”概念；“中社会”就是后来在学科的发展中，较早地把经济学独立出去了，所以“中社会”就是把经济关系和经济行为划分出去，剩下的部分，也还包括政治，包括文化，当然也包括“小社会”。我们现在提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布局，这里所说的社会建设，显然是区别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它属于“小社会”的概念。但是，全面地看，我们讲社会建设是从小社会入手、大社会着眼。就是讲社会建设不能脱离大社会，脱离开经济条件、政治体制、文化条件，社会建设也无法进行。而社会建设如果把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全纳入进来，那就讲不清楚了，反而不利于明确社会建设的地位和作用。所以，从小社会入手、大社会着眼，从理论上讲就比较清楚。十七大报告是从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出发，充分考虑到目前收入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较大的实际情况，确定社会建设要以改善民生为重点，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这样，就明确了重点，也就明确了方向；明确了方向，才有明确的政策。因此，提出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既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也是推进社会建设实践的重大指导方针。
十七大报告的一个突出贡献，就是在界定社会建设的内涵时，从我们通常讲的调整社会结构、健全社会组织、改善社会关系、加强社会治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诸多方面，突出强调了六个方面的内容：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社会管理。这六个方面的内容，既明确了当前社会建设的重点，也丰富了社会建设的内涵。例如教育，我们过去通常是放在“科教兴国”题目下与科学技术一起讲，这次放在“社会建设”里，凸显了人的发展、人的素质的提高对于社会发展的意义。就业和收入分配，过去一般认为是经济问题，也主要由经济学去研究。其实它们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把它们作为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凸显了它们对于社会发展、社会稳定和社会生活的意义。这些提法，不仅在党的文献史上具有创新意义，在学术上也有创新价值，对于社会学在已有基础上进一步加深这方面的研究具有启发作用。在社会结构、社会发育、社会关系等重大方面，突出了其中的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社会管理，这六个方面的每一个方面，都是百姓所关注、与百姓息息相关的。社会建设固然有硬件方面和软件方面之分，也有外部环境和人的切身需要之别。强调以改善民生为重点，就是在定义社会建设这件事情上，体现了以人为本，体现了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原则，回应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点，凸显了我们党领导的社会建设的本质属性。
2、各项内容之间的关系
十七大报告不仅指出了社会建设六个方面的重点，而且指出了这六个方面在社会建设中各自所占的地位和作用。为了实现民族振兴和社会发展，必须把教育放在优先地位，六个方面第一个强调的就是教育，这在国内外关于社会建设的定义中是非常有特色的，体现了我们高度重视我国发展的可持续性，重视通过社会建设来培育发展源泉和动力。第二，就业对于解决民生问题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如果说教育解决的是如何提高人的素质的问题，那么，就业要解决的就是如何发挥人的作用的问题。特别是对于我们这样的人口大国，教育和就业问题解决得好，人口因素就会成为巨大的发展优势。反之，人口因素就会成为发展的劣势。第三，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实现社会公平的关键。第四，社会保障体系，是社会安定的重要保证。第五，提高健康水平，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第六，完善社会管理，是改革发展的重要前提。这样，就把这六个方面在社会建设中都起什么样的作用，具有什么样的地位，给出了清楚的表述。这些论断，第一次从理论的高度阐明了社会建设各项内容之间的相互关系，创造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建设理论。
3、实践目的
社会建设古往今来都在搞，各种国家体制、各种政府都在做，区别在于它们的实践目的是不同的。那么，我们党领导的社会建设的实践目的是什么？是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这个实践目的体现了党的宗旨，体现了执政为民的理念，同时也与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相一致。所以，社会建设的目的是指向和谐社会建设。这样，就把社会建设看作是加强和谐社会建设的具体途径和重要方面。
二、关于社会建设的政策创新
为了加强社会建设，十七大报告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政策。有一些是我们过去长期讨论、争论但是没有结论的，这次给出了结论；有的是过去提出过但并没有清楚强调的，这次也加以明确强调了；有一些是过去没有提过的，创新性很强。
（1）在优先发展教育方面，明确提出要坚持教育的公益性质，加大财政对教育的投入。加大财政对教育的投入是这段时间我们经常讲的，但是明确教育的公益性质，可以说是对我们前一段时间的讨论甚至对我们20多年教育实践的总结。教育到底是一种公益性的事业，还是一种营利性的产业？我们过去在进行市场经济建设的时候，曾经把大量的市场机制引入教育领域，甚至一度出现“教育产业化”的口号。在实践中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乱收费现象。最近这几年，“上学难、上学贵”问题成为社会议论的焦点之一。这些问题的产生，归根结底都是因为对我国的教育事业到底是什么性质的，在认识上发生了混乱。国外的教育并不都是公益性的，国内也有一些是私人办的教育，也不一定完全是公益性的。那么，我们党领导的教育事业到底应该是什么性质的？是否可以完全通过市场机制来运作？简单地说，就是办学是不是为了赚钱？根本目的是什么？应该说在过去20多年的实践中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比较模糊的。十七大报告强调了教育的公益性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今后我国教育怎么发展，教育体制怎么确定，这是一个基础性的判断。它在今后的实践中会起非常关键的作用。还在20世纪90年代初，国家规定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到20世纪末要达到4％，但是我们从来就没有达到过。财政的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一直未能超过3％，最近几年还出现了下降的趋势。2005年，在财政总支出中，教育支出占的比重下降为11.27％，与世界平均水平有很大的差距，与发展中国家相比也处于比较低的水平。例如，泰国2000年就占22.44％，墨西哥1999年就占25.54％，而我国2005年才占到11.27％，相当于泰国和墨西哥所占水平的一半。1995年至2004年的10年间，我国城镇家庭的人均教育支出增长了2.37倍，年均增长14.46％。也就是说，由于国家财政对教育的支出比重降低，所以家庭对教育的支出就必然很高，大大高于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这就造成了上学难、上学贵的问题。十七大报告明确强调了教育的公益性质，这样，我国长期存在的财政的教育支出比重偏低的局面，就有望得到实质性的改变。
（2）在扩大就业方面，提出要建立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这对于进一步推动城乡统筹，形成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前一段时间，一些城市曾经明文规定农民工哪些行业、哪些职业不能干，在待遇、福利、就业岗位的提供等方面，也有种种对农民工的歧视。为了解决城市下岗职工的就业问题，甚至把原来聘用的农民工辞掉，腾出一些岗位来让给下岗职工。这就不是一种平等就业的制度。
就业问题，事关社会稳定、社会发展的大局。现在的一些群体性事件，主要参与者就是无业游民。在大力推进城市化、工业化的同时，应该高度重视就业容量问题；在鼓励流动的同时，应该高度重视就业的稳定性问题；在深化改革的同时，要处理好改革与稳定和发展的关系。大力加强就业培训，努力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使每一个有劳动能力的人都能就业，愿意就业，乐于就业。这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
（3）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面创新点也很多，这里特别强调的是这样一个新的提法：“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关于公平和效率的关系问题，在以往20多年党的文件中的提法是有一个变化过程的。改革开放初期的提法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很长时间我们非常重视效率，公平只是兼顾一下。应该肯定，这对于克服平均主义，激发社会活力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但是，效率在任何场合，任何时候都要优先吗？到十五大的时候就讨论这个问题，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到底怎么提？因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公平实际上是兼而不顾。所以，在十五大报告里就有一个新的提法，就是“一次分配讲效率，二次分配讲公平”。这个提法有较明显的进步，就是区分开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因为我国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按照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相应地，也就根据资本、劳动、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的投入，各自所作贡献的大小来进行分配。一次分配基本上是市场决定的领域，所以要讲效率。但是，二次分配要讲公平。在社会保障、社会福利这些领域要讲公平。这个提法比原来讲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更具体，也更全面一些，但是也还有问题，“一次分配讲效率”，那么一次分配就不必讲公平了吗？不讲公平的一个结果就是20多年农民工的工资基本上没有涨。老板的收入也许涨了几百倍、几千倍，一些地区农民工的工资20多年只涨了60多元，平均一年也就涨3元。这就提醒我们要考虑一次分配只讲效率行不行？难道这里就没有个公平问题吗？企业赚了那么多的钱，资本和劳动之间是否应该有个合理的分配比例？这些年的一次分配问题越来越大，成为劳资关系紧张的根源。所以，强调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也更加合理，更加科学。
（4）鲜明地提出要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从国民收入的第一次分配来看，劳动所得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从1978年的42.1％降低到2005年的37％。也就是说，我国以往二、三十年GDP是每年以接近两位数的速度增长，但是工人的工资、劳动所得所占的比例却在下降。而资本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的比重，大约上升了20个百分点。我国一次分配劳动所得所占的比重明显低于市场经济国家的一般水平（54％－65％）。
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我们的经济增长并不是为增长而增长，我们的发展也不是为发展而发展，根本目的是为了人民，发展成果必须由人民共享。
（5）在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方面，完整地提出要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以慈善事业、商业保险为补充，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在我国社会保障体系里，哪一些是基础的部分，哪一些是当前的重点？报告明确要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为重点。在实践中，这些重点得以明确也是经过一个不断认识的过程的。就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而言，我国1997年、1998年期间，国有企业改革，许多职工下岗失业，当时称为下岗失业“洪水”，短短几年时间几千万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在这种情况下，针对城市贫困人口和下岗职工问题，出台了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这项制度刚出台的时候，中央财政并不出钱，只由地方财政承担。从1999年开始，中央财政出资23亿元，2000年翻一番达到46亿元，2001年又翻一番达到92亿元。2001年以后维持在每年120－130亿元的规模，再加上地方财政的配套资金，这样，城市尽管有几千万的下岗职工，但是没有出现大的动荡。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功不可没。在城市搞得非常好的低保制度，在农村能不能实行？就这个问题也争论了好几年。在8亿农民中也实行低保制度，到底得有多少人需要“低保”，需要多少财政投入？财政是否能够承受得了？对于这些问题心里都没有底。于是乎，国内外好多研究机构就开始算账，到底在中国农村搞低保需要多少钱？算账算得需要钱最少的是亚洲开发银行，他们认为有27亿元就够了。当时全国农村贫困人口是2700万人，每人每年发100元，平均一个月也就8元多。虽然低保是管补差，这个补差水平也偏低。从这些年一些省市试行农村低保制度的实践经验看，中央财政出资的规模如果能像在城市实行低保制度的支出一样大，那么这个制度就可以在农村推展开来。事实上，到2006年，全国已经有22个省市自己出资在农村实行了低保制度。这说明，在农村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第一，搞得起；第二，老百姓欢迎；第三，有些地方财政自己就能基本承担。所以，以最低生活保障、基本养老、基本医疗为重点，既是抓住了老百姓当前最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也不会给财政增加难以承受的负担。
（6）在医疗卫生方面，要坚持基本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这也是个长期争论的问题。确实，医疗卫生制度在世界上也是五花八门的，像英国那样的国家免费医疗制度，有它的好处，也有它的弊端。像美国那种以商业保险为主的医疗制度，也有利有弊。英国拿出占GDP百分之八、九的卫生医疗支出（高的年份超过10％），就可以给所有的人免费医疗，但是医疗服务的提供不能满足要求。看病要排队，如果不是急病的话要排好几个月。美国的卫生医疗费用支出在世界上是最高的，占GDP的比例比英国要高出一倍多，是一个最昂贵的医疗卫生制度，像我们这样的国家不可能照搬那样的制度。所以，医疗卫生体制要不要坚持公益性质？要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各级财政大大缩减对卫生医疗事业的经费支出，原来的一些卫生防疫体系，比如乡镇卫生防疫站，很难维持局面，很多地方甚至难以给老百姓提供基本的卫生防疫。老百姓的饮水卫生也没有保障。这几年，东欧国家努力要加入欧盟，左右两派的党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加入欧盟的好处之一，就是所有农村的饮用水和厕所，由欧盟提供资金加以改善。可见，这些基础性卫生条件，对农民来说不是小事情。它的政治意义、社会意义不可小视。改善这些最基本的卫生条件，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必须明确卫生医疗事业的公益性质。十七大报告强调基本卫生医疗的公益性质，包含着对政府责任的承诺，对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承诺。
（7）进一步强调在医疗卫生领域要强化政府责任和投入。实行政事分开、管办分开、医药分开、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分开，完善国民健康政策，鼓励社会参与，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医疗卫生体系。正像我们以往在教育方面投入不足一样，我国财政用于医疗卫生方面的投入也是非常不足的。现在对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社会反映这么强烈，问题出在哪里？我国用于卫生医疗的总支出占GDP的比例达到5.6％，与其他国家相比并不算很低。这个比例高于新加坡（4％），而新加坡却成功地解决了基本医疗问题；也高于香港（5.2％），香港也能够提供基本的免费医疗。我们的问题就在于卫生医疗支出中，政府出资比例太低，只占其中的17％，80％多是老百姓自己掏钱，这样才出现“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所以，强调强化政府责任和投入，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医疗卫生体系，是实质性地加速推进医疗卫生事业。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按照原来的目标，到2008年覆盖全国农民的80％。但是广大农民要求很强烈，各地积极性也比较高，2007年底这个目标就可以实现了。说明报告中强调的这些政策措施都是深得民心的。
（8）在社会管理方面，明确指出要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健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这是对我国社会管理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百分之百的中国特色。西方国家的社会管理是一种别样的格局，例如，政府、市场和“第三部门”的分工合作。我们明确了党的领导在社会管理中的重要地位，政府在管理中的作用，社会包括民间组织、社区组织的作用，还有老百姓的参与，这可以说是我国特有的社会管理体制。
社会建设基础在社区。近年来，各地对社区建设高度重视，在社区党建、社区服务、社区文化和社区组织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特别是最近几年，社区公益性服务事业迅速发展，很多下岗职工、退休职工对社区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随着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建设，社区能够在居民的养老、医疗和促进就业等方面提供更加方便、廉价、快捷的服务。把社区建设成和谐、安定的温馨家园，是对和谐社会建设的有力推进。
所有这些提法，体现了对新时期推进社会建设的科学构思，表明我们党对社会建设诸多方面的难点认识非常到位，政策针对性强，措施非常得力。对于社会建设的六个方面，到底难在什么地方，需要采取什么措施才能解决问题，十七大报告给出了非常明确的回答。这样，就使得社会建设的理论和政策高度的一致，将会对我国的社会发展起到强有力的推进作用。
三、加强社会建设的关键所在
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阶段不是一味地强调GDP，不是单纯地追求经济高速增长，而是要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加强社会建设，争取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协调。
正如经济建设有投入才有产出一样，社会建设也要有投入。特别是涉及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和医疗等事业，与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空谈不行，必须出实招，办事实，而关键就在于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重经济、轻社会”的财政支出结构。
长期以来，我国存在着经济和社会“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那么，社会这条腿到底“短”到什么程度呢？依据联合国提供的数据，计算卫生和教育的公共支出占GDP的比例，可以看到：比例最高的国家，例如瑞典、丹麦、法国、德国、古巴，占13％－15％；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占10％－12％；俄罗斯、巴西、韩国、泰国，占6％－7％；印度占5％，我国的这一比例比印度还要低，只占4.5％。
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支出情况与我国的可比性更强。整个社会支出占公共支出的比重：阿根廷是65.1％，智利65.9％，哥斯达黎加65.1％，巴西54.2％，墨西哥52.9％，秘鲁37.5％。那么，我国这个比例是多少呢？2006年刚刚达到21％，而这一年是我们非常强调民生、强调社会建设的一年，此前年份的这个比例还要低一些。可见，我国这一比例和一些发展中国家比，也是非常低的。所以，根本的问题就是要改变财政支出结构。
特别是当前，我国各种各样复杂的矛盾主要表现为利益矛盾，改变财政支出结构尤为必要和迫切。如果与1957年毛主席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时候比较，社会利益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社会差距拉大，社会财富过快地向少数人集中，造成了较大的社会心理的不平衡，社会差距达到或者超过了临界点。人们对不公平的感受或者对差距的敏感程度，在不同的时候是不一样的。当差距包括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接近或者超过临界点的时候，人们对不公平的敏感度开始强烈起来。为什么最近这些年群体性事件增多，上访告状的增多，与人们的不公平感明显上升有非常直接的关系。2004年被称为我国的上访告状年，而引起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原因也发生了变化。1998年－2001年，上访告状主要起因是下岗失业职工的安排、待遇问题。但是，2004年农村征地、城市拆迁引发的矛盾成了主要原因。应该承认，我们前些年对征地、拆迁的经济补偿确实是偏低的。城里人的住房、农民的土地，是他们的命根子。城市改造、农村工业化、城镇化的过程应该使他们受益，而不是受损。浙江宁波市让被征地农民成为新开发项目的股东，平等分享发展成果；许多地方改变一次性货币补偿为长期性制度补偿；在征地、拆迁过程中，尊重老百姓的参与权，平等协商，做到“零上访”。征地、拆迁一类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的利益性矛盾，有人总结说人民内部矛盾得用人民币解决。虽然不一定全面，但毕竟表明要让老百姓分享社会发展的成果。经济发展这个“蛋糕”不仅要做大，还要分好。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解决分配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要难。怎么分好“蛋糕”的问题，对我们经济和社会能不能持续健康发展影响极大。
从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来，以十一五规划为标志，我国的社会建设得到了实质性的推进。今后，对社会建设的投入，完善社会建设方面的制度和政策，民生问题的解决，都是党和政府工作的重点。而建立面向民生的财政支出结构，在其中具有导向性、决定性的作用。
四、关键的关键是转变发展思路
正像搞经济建设要解决发展模式、发展思路一样，搞社会建设也要解决发展模式、发展思路问题。长期以来，之所以造成经济和社会一条腿长一条腿短、财政支出结构严重失衡问题，根本原因在于发展思路存在的偏颇。所以，按照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转变发展思路，实在是关键中的关键。
1、投资于社会建设会不会影响经济发展？
多年以来，人们习惯于把财政收入投向经济建设，希望借此获得较大的经济收益。如果投向社会建设，例如，养老、医疗、低保，好像只是支出，能有收益吗？会不会降低经济发展速度？
首先，需要决定生产，需要层次决定投资方向。在以解决温饱问题为主的阶段，必须加紧发展食品加工、服装鞋帽等日用品的生产，主要产业是低端制造业，经济增长方式是粗放型增长，依靠拼资源、拼人力，造成高能耗、高污染，在这一阶段的投资是财政收入直接投资于经济，主要形式是办企业、上项目。而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温饱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人们的需求水平相应提高，必须大力发展服务业和高附加值产业，要追求低成本、高收益的高质量经济增长，在这一阶段，直接投资于社会建设，发展社会福利，保证社会安全，促进文化繁荣，才能满足人民群众更高水平的需求，从而激发人民群众更强的发展活力，间接地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实践表明，我国一些发展较快的地区，已经敏锐地认识到实现这种转变是必然趋势。例如，全国百强县之首的江苏省江阴市的干部群众认为，小康不小康关键看健康。“新一轮发展不仅要看经济数据，更要看社会发展；不仅要看人民富裕程度，更要看群众幸福感受。新一轮发展的动力是顺应人民渴求幸福的愿望，激发他们创造幸福的热情，带领他们共建共享幸福生活。”从温饱到小康、再到全面小康的阶段性跨越，确实意味着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相互关系的改变，在不同阶段，发展的侧重点、关切点可能不同，发展的路径和策略也有差别，包括财力的投放，社会资本的流向，财政支出的结构都应该发生相应的变化。
其次，即使从经济发展而言，社会建设带动的许多产业，也将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药品和医疗器械行业的丰厚利润已经超过包括电子产业在内的其他行业，老年服务业、妇幼保健业、旅游业、文化产业也都是新兴的朝阳产业，不仅在GDP中所占的比例迅速提高，而且带动就业的能力也超过第二产业。
再此，归根到底，是片面追求经济增长，还是加强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实现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是执政理念问题，政绩观问题。如果只追求任期内的眼前政绩，那么，修大马路、大广场，见效快，很抢眼。而投资于教育，要十年树人；投资于健康一时也难以见到明显效果。可这些却是根本大计，长远大计，是可持续发展的真正源泉。
2、解决不公平问题会不会降低发展活力？
在改革开放前期，我们要靠让少数人先富起来，适当拉大社会差距，激发社会发展的活力。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只靠少数人的带动作用已经不够了，要靠调动大多数人的积极性，才能形成更大的活力，共同奔小康。而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往往使少数人获益过多，少数人积极性高。加强社会建设，发展社会福利，健全社会保障，保证社会安全，大多数人都获益。解决教育不公平，可以使多数人提高文化技术水平和思想道德素质；解决健康不公平，可以使大多数人提高身体素质；解决收入不公平，可以使大多数人过上有尊严的生活。这样实现的社会公平，能够增强社会发展的活力，也会转化成经济发展更可靠的动力。
实践证明，社会差距过大，社会不安全，即使GDP快速增长，实际生活质量也未必能提高，反而可能降低。一些地方发案率上升与经济增长率成正比，甚至高于经济增长率，不得不把大量资金用于维持社会治安。人民群众缺乏安全感，将住宅安装上防盗门、防盗窗，不仅影响市容，还造成新的安全隐患。经济增长的实际社会效果大打折扣。只有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经济发展让大多数人见到实实在在的利益，实现经济与社会协调和均衡的发展，经济增长才可能持续。
3、给社会力量让出空间会不会影响政府权威？
加强社会建设，政府负有重大责任，但又不能大包大揽。正像搞市场经济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一样，搞社会建设则要处理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特别是要重视民间组织的发育和公民的有序参与。让出一些空间，让民间组织发挥作用；拿出一些资金，支持公益性、慈善性、服务性组织及其活动。表面看来政府管的事情少了，资源分散了，但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体制，形成各方合理分工、责任共担的格局。
从理论上讲，权利性质不同，权威来源也不同。封建社会，皇帝一人专政，君权神授；资本主义社会，少数人掌权，权利来源于资本；我们的政府官员，权利是人民赋予的，理应做人民的公仆。为人民服务得好，政府就有权威；否则，高高在上，管的事再多，也不会有真正的权威。
从实践上讲，一些社会建设搞得好的地方，政府实行政务公开，提高透明度，成立市民中心、村民议事会，为公众参与社会管理提供平台。政府把一些资源、一些社会事务，让给民间组织，形成合作关系，政府负责监管，与经济利益脱钩，不与民争利，反而能够树立权威。
总之，社会建设的任务是复杂而艰巨的，它比经济建设更多地受到政治因素和文化因素的影响。社会建设本身也具有更加明显的时空特性，它不仅受到发展阶段的限制，也受到经济条件的制约。世界各国的经济体制千差万别，社会体制更是各具特色。我们只有在理论和实践上大胆探索，大胆创新，才能逐渐深化对社会建设的认识。十七大报告对社会建设的科学构思和周密布局，给我们指明了方向，坚定了信心，我国的社会建设必将开创崭新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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