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健康[1]2002年在《当代埃及政治稳定问题研究（1971年至今）》文中研究指明政治稳定是指某一政治体系的延续性、秩序性和可控性，它包括政权体系的延续性或稳定性、权力结构的合理性和政治运行过程的可控性。衡量当代埃及（1971 年至今）政治稳定或政治失稳的具体指标是：（1）政治共同体的稳定和政治合法性；（2）政府更迭频率；（3）人民运动或劳工运动；（4）伊斯兰极端组织发动的政治暴力事件的频率、强度和政府相应的镇压行动。我们的基本认识是：1971-1981年萨达特时代政治动荡，穆巴拉克时代初期（1982-1985）政治基本稳定，1986-1990年代中期政治动荡，1990年代后期政治基本稳定。我们从政治、宗教和经济与社会问题3个层面展开研究，提出政治制度是保持政治稳定的基本因素，伊斯兰极端组织是造成政治动荡的政治动员和组织因素（媒介），经济和社会问题（因素）是影响政治稳定问题的基础因素。从根本上讲，萨达特时代的政治动荡是突发性全方位的经济和社会转型造成的，萨达特的政治改革和伊斯兰极端组织发动的政治暴力加剧了政治危机和政治动荡。1986一199O年代中期，埃及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伊斯兰极端组织找到肥沃的土壤，即宗教因素与经济和社会因素的结合，造成了10年之久的政治动荡。
王泰[2]2008年在《当代埃及的威权主义与政治民主化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1952年七月革命后的埃及构建了新威权主义的国家政权,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具有埃及特色的威权主义政治和经济发展模式。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埃及开启了威权主义的政治转型和民主化进程。由于存在于国家、社会与政治伊斯兰叁者之间复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交往关系,导致埃及的政治转型和民主化进程异常缓慢而艰难。本文从文明交往(确切地说主要是政治交往及其互动规律)的视角出发,考察活跃于当代埃及政治舞台上的叁支基本力量——国家、社会和政治伊斯兰(主要是穆斯林兄弟会)在威权主义的构建与转型及政治民主化问题上的历史演进,探究叁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本质,分析它们对于埃及民主化的作用和意义,为中东和第叁世界的民主化研究提供个案分析和启示.研究方法上,本文立足于实证研究和比较研究,始终以历史学的分析为主线,同时重视政治学、宗教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理论与方法的交叉与互补。本文分作导论、正文五章、结束语等共七部分。导论主要阐释了本课题的缘起——立足于埃及政治变革的经验教训对中东和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启示的问题意识,以及本文的理论线索(威权主义政治)、研究维度(国家、社会、政治伊斯兰的关系)、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埃及政治发展问题的研究现状,最后阐述了本文所使用的理论方法、分析框架、创新等。第一章主要从不同文明之间交往的角度(即历史运动与现实运动的交往互动),阐述了近代埃及早期现代化的历史进程(19世纪西方殖民入侵和埃及被迫融入现代世界体系)及殖民主义遗产对20世纪后半期埃及政治现代化的深刻影响。第二章则分析了政治运动与经济运动的交往互动作用下,“国家”作为主要政治交往力量的制度性构成,主要内容包括共和国成立后威权主义政治形成的因素,威权主义的国家结构、政府运行、政治特征,以及威权主义经济发展战略视角下经济发展模式的嬗变。第叁章阐述了政治伊斯兰作为第二个基本的政治交往要素分别在组织上(特别是温和的穆斯林兄弟会)和思想上(主要是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伊斯兰中间主义思潮、伊斯兰宪政主义)对埃及世俗国家政权的冲击和挑战,探究对于埃及这样一个伊斯兰因素根深蒂固的国家,其政治运动与宗教运动的交往互动。第四章则从政治运动与社会运动的交往互动的角度对埃及民主化的重大问题“国家与社会”进行阐释和分析,研究第叁支政治交往力量——社会(主要包括埃及的政党、公民社会、妇女)对威权主义和民主化的影响和作用。第五章从埃及政治权力和政治权利的交往互动出发,把国家、社会、政治伊斯兰叁者同时置于威权主义政治交往的框架内,即在“选举政治”中的博弈和实践,通过对埃及历次人民议会选举的考察和对21世纪初期埃及的宪政改革的分析,研究宪政民主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和缺陷。本文结束语部分是对埃及的威权主义政治转型进行探索性总结,试图从叁个层面提升政治交往对于制度文明交往的互动作用。首先,通过对中东主要国家的权力交接所形成的模式进行比较,分析了埃及可能的路径选择及其模式的形成;其次,在“国家—社会”的分析框架下,对埃及伊斯兰教与世俗政权之间经历的“不曾对抗”到“互相对抗”的关系历程及其对民主化的意义进行评述;最后,就埃及现实和未来的政治而言,政权的稳定并不意味着政治稳定,政治稳定更不是政治停滞,如何实现制度上的创新将会是长期的挑战,而在稳定中推进现代化,并最终消灭威权主义则使埃及陷入现代化的“困境”。
鲁蓉蓉[3]2016年在《西方宪政主义对埃及宪政发展的影响》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2011年1·25革命爆发五年多以来,埃及风云变幻的政治变革已然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一来,埃及联系欧亚非的独特地理位置和地中海周围丰富的石油资源,注定了其传奇而诡谲的命运。二则,埃及属于第叁世界国家,其波澜起伏的宪政发展历程当然受到后发宪政国家的关注。埃及的宪政发展历程是后发宪政国家宪政建设的典型代表,其表现出来的本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宪政主义的冲突、世俗法与宗教法的兼容、经济与政治的两难都是后发宪政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因此,埃及作为典型特例极具研究价值。研究埃及宪政问题,不可避免要先介绍西方宪政主义的经典理论,宪政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是无可置疑的。此外,宪政是一种民主政治的形式,是衡量现代国家的标准之一,是法学研究的必然课题。埃及宪政发展的困境,突出表现在伊斯兰宗教传统与西方宪政主义的矛盾之上,对此离不开对埃及近代史的考察。故将运用历史研究、比较研究以及文本研究的方法,从时间的维度以法国行政会议制、英国君主立宪制、美国总统共和制以及后穆巴拉克时期的顺序梳理近代以来西方宪政主义模式在埃及的实验,立足文本结合对国际经济和国际政治因素的考察,探讨埃及宪政发展过程中有关组织架构和精神信仰方面的具体建设。正如前面提到的,埃及宪政发展的历程不仅对中东北非国家影响深远,对整个后发宪政国家的宪政建设都具有重要的指示作用。笔者将尝试从宪法移植与宪政本土化的角度,从埃及的发展轨迹中总结相应的经验和教训,以期对我国甚至整个后发宪政国家的政治变革能有所裨益,这也是论文撰写的主要目的。
付海蛟[4]2016年在《军队对埃及政治格局的影响研究（1952～2011）》文中提出从2011年“阿拉伯之春”到塞西政府上台,我们又一次看到了军队对埃及政治格局中的重要影响力。从民众运动到军人政权,埃及政治局势的复杂多变以及军队的突出表现不得不让我们重视军队在埃及政治格局中的作用。本文将运用综合分析的方法,在史料和诸家理论中找出埃及政治发展内外原因,通过分析威权主义政治体系与军人的关系,运用系统论对于二者关系进行分析,以图找出军人在埃及政治格局中上的作用和地位。首先从近代埃及的历史背景入手,梳理埃及独立时期所面临的问题。现代化与现代性的不断纠葛和相互作用导致了埃及在1952年独立后要面对的一系列的问题,包括脆弱的政治认同、经济的严重不平衡、社会失稳混乱、文化的冲突矛盾和持续的外来威胁等,这些问题构成了埃及复杂多样的政治环境。其次,政治环境和政治团体的不断作用造就了埃及的威权主义政治体系,威权主义政体一经建构就获得自主性,这种自主性表现为复杂的结构特征和动态特征。第叁,分析军队的政治特征。埃及军队具有对暴力的垄断、强大的组织能力和严格的层级结构、高度的职业素养和专业技能、独立超然的政治地位和对于国家和政权的持续关切等五大特征,这些特征共同构成了军队参与政治的动机和条件。最后,文章通过分析埃及威权主义政治体系与军队的相互关系,试图总结得出埃及军队的主要政治作用。这些作用包括：军队是国家稳定的重要支柱,是巩固政权的重要工具,是政治生活的深度参与方,是世俗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捍卫者,以及具有的实用主义色彩。埃及军队与政治的关系复杂,希望通过本文讨论能够有助于增进埃及军队、政治和社会的研究。
孟菁[5]2014年在《萨达特时期埃及政治伊斯兰力量研究》文中提出中东伊斯兰国家的现代化发展历程中,世俗化与伊斯兰化既冲突又融合的特殊历史现象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埃及,作为中东地区深受伊斯兰传统与西方外来文化双重影响的典型国家,其政教关系力量对比主要体现为掌握国家政权的政府与社会上的政治伊斯兰之间的互动博弈。其中,以穆斯林兄弟会1(Muslim Brotherhood)为代表的宗教政治力量对埃及政治构建、国家发展进程影响重大,且其自身也在近百年的历史沿革中几经兴衰,发展至当今伊斯兰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政治伊斯兰组织。值得关注的是,20世纪60年代逐步崛起的伊斯兰极端恐怖势力很多是自穆斯林兄弟会这一母体中分离出来,在指导思想与斗争方式上兼有传承和否定。由此,我们有理由将穆斯林兄弟会的历史演进探究作为管窥现当代埃及政治伊斯兰力量变化的核心视角。纵览埃及现代化进程中宗教政治力量的发展曲线,萨达特总统执政期的“回归伊斯兰”政策导向为埃及政治伊斯兰力量的发展分化、代际更替奠定了基础。自此,埃及的宗教政治力量基本分立为以爱资哈尔系统为代表的官方正统保守派、以穆斯林兄弟会为代表的温和派和以“伊斯兰圣战组织”等激进暴力团体为代表的极端派。笔者由追溯穆斯林兄弟会建立与早期发展历史入手,以萨达特的执政时期埃及社会政教力量演进互动为重点,通过史实的分析,案例的辅助,再现在国家宗教解禁、社会伊斯兰化的大背景下,以穆斯林兄弟会为主体代表的埃及政治伊斯兰力量的发展分化及其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社会渗透的历史过程,并探究埃及民主建设中“国家—宗教—社会”叁方主体的关系实质与历史作用,以期为中东民族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个案分析与参考启示。全文共分为引言、正文四章与结语六个部分。引言主要概述了选题的缘由与研究意义,对研究对象及相关重要概念予以阐释,对当前国内外研究动态予以梳理、评价,并交代本文的研究方法与内容框架。第一章追溯了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创立背景与早期发展,揭示其与纳赛尔政权由合作走向对立的历史转折,并以其创始人哈桑·班纳及极端主义思想家库特卜的政治理念剖析,再现早期穆斯林兄弟会宗教与政治、温和与暴力的双重属性。第二章考察萨达特执政时期埃及的内政外交尤其是“回归伊斯兰”宗教政策,为该时期为该时期以穆斯林兄弟会为主体代表的埃及社会政治伊斯兰力量的发展演变、异化分裂铺垫历史大背景。第叁章揭示在中东地区伊斯兰复兴运动高涨的外部环境下,以穆斯林兄弟会为代表的宗教政治组织如何实现温和改良路线的转向,而以伊斯兰圣战组织等极端势力与当局对抗决裂、乃至刺杀萨达特总统的历史场景,分析萨达特时期政治伊斯兰发展变迁的特征与原因。第四章通过分析萨达特之后穆巴拉克执政时期埃及政治伊斯兰的分化走向及其与当局的互动往来,探究以穆斯林兄弟会为代表的温和改良派的主流发展趋势与埃及社会政治伊斯兰暴力极端势力的演进走向。结语,在上述对以穆斯林兄弟会为代表的埃及政治伊斯兰力量演变发展考察的基础上,以埃及“一·二五革命”及其后埃及政治生态的概析,总结政治伊斯兰力量在中东伊斯兰国家现代化进程中不可忽视的历史作用,为中东变局中动荡各国走出乱局、完成政治重建提供启迪。
何华玲[6]2014年在《结构、情境与行动者：中东北非阿拉伯地区的政治转型研究》文中提出2010年年底的中东北非地区，发生了一场持续至今、波及到几乎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大动荡。这场源起于一位突尼斯年轻人自焚的偶发事件，最终点燃了长期以来中东北非地区强人政治下民众积压的愤怒之火，如多米诺骨牌一般迅速蔓延到整个中东北非地区，给中东北非阿拉伯地区带来了一场意义深远的历史变革。它吹皱了阿拉伯地区看似一潭死水的专制体制，给许多研究者不曾看好的中东地区的民主转型带来了可能。然而，这场被许多西方媒体称之为“阿拉伯之春”的社会运动，却在中东北非阿拉伯地区具有相同历史文化背景的不同国家，产生了不同的政治后果。在出现一系列社会抗争运动的国家中，影响最大的是突尼斯、埃及、也门、叙利亚和利比亚这五个威权体制国家，而海湾地区如沙特和巴林等君主制国家则在经历短期的社会振荡之后，以不同方式恢复了之前的统治秩序。发生政治转型的5个国家，都是伊斯兰信仰的威权主义国家；除叙利亚的巴萨尔在2000年才继承执政30多年的父亲，执政时间稍短之外，其他四个国家的执政者都在20年以上；经济发展问题很大，但是同时也获得了一定的发展。本文针对这场政治转型，力图分析在该地区相同的文化背景和威权体制下的国家，发生政治转型的相似的条件、行动者的不同策略选择及引发的不同转型的过程、绩效以及转型的前景。政治转型进程中，五个国家行动者的策略选择各异，造成了不同的具体的转型途径，埃及和突尼斯的统治者退出政坛，也门的执政者通过谈判下台，叙利亚和利比亚发生了大规模的内战，叙利亚的内战还在继续；不同的转型路径导致完全不同的绩效和转型前景。本文旨在相同的历史背景下，分析什么样的具体转型过程把不同国家引向不同的未来，以及行动者的策略选择对转型过程的决定性意义。本文正文一共包括7个部分。导论部分对本文的研究背景、理论基础、研究设计和研究方法进行了讨论，明确了本文研究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提出了本文的研究思路和主要需要解决的问题。第一章对有关中东地区政治转型和民主化问题的研究进行了梳理，指出直到2010年之前，“中东例外论”是西方民主化问题研究的主流认知，尽管中东地区及伊斯兰世界的民主化并非没有一点成绩，如土耳其的民主化成果，但中东在亨廷顿所说的民主化“第叁波”中的缺位，则似乎进一步强化了民主不适于中东的偏见。尽管存在着这些偏见，但对于中东北非地区政治民主化问题的研究，仍然已经有了一定的进展和相对比较集中的核心主题。对于中东北非地区政治民主化进程的艰难性、伊斯兰教传统与民主化的关系以及影响中东北非政治民主化的影响因素和条件（包括石油资源、经济发展水平、公众态度、公民社会、政体类型和地缘政治格局等）等相关理论问题，进行了较为广泛和深入的探讨，相关文献的积累也已达到了一定水平。而国内的相关研究相对薄弱，高质量的研究中东北非地区政治转型的成果不多见。第二章是全文的重点，尝试对本文的理论框架进行初步构建，提出了政治转型问题的基本分析框架：“结构-行动者-过程-绩效”。这其中，民主化的周期论和条件论属于政治转型的结构分析，主要分析了经济、文化传统、体制和制度这些结构性因素对政治转型的影响；“行动者-过程-绩效”分析则是政治转型的过程分析，指出政治转型中的各方行动者和他们的策略选择建构了转型进程、路径和方式，也最终影响到不同国家政治转型的绩效。结构性条件对政治转型的作用举足轻重，但行动者及其行为才是决定政治转型过程及其结果的最具能动性的变量。第叁章具体分析了中东北非阿拉伯国家政治转型的结构情境：该地区盛行的强人-威权体制，系统地分析了该地区的威权体制的类型、盛行原因和特点；伊斯兰的文化传统中的伊斯兰复兴运动、“真主主权”、政教合一及部族政治对民主政治文化的影响；在威权政体下，经济的发展或不发展，都会陷入两难的境地，我们称为发展的悖论，经济畸形的发展伴随着严重的政治危机；与之相对的是权贵的奢靡和民生凋敝，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种现象经过新媒体的报道发酵，酝酿出越来越浓厚的抗争情绪。第四章通过各方行动者在此次事件中的行动策略与博弈，分析了行动者及其行为对政治转型路径及其结果的决定性影响。政权当局的政治领袖、政党、军队和警察等行动者中，领袖及军队的行动选择是事件发展过程的关键，决定转型代价的大小，以及转型发生后民主能否建立并得到巩固；抗争群体在此次事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可以说没有大众的抗争，就不可能有威权体制的垮台，然而政治转型中的抗争群体不是转型节点上的决定性因素；中东北非地区，反对派一直活跃在政治的舞台，2010年底以来的政治变局，给他们带来了问鼎政权的机会，然而反对派自身也问题重重，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在西方的支持下才艰难地推翻了卡扎菲的独裁政权，埃及的穆兄会通过民选获取政权一年后又失去了政权，叙利亚的反对派鱼龙混杂等等。但无论如何，政治反对派作为此次事件的行动者是个赢家；外部势力作为重要的行动者，一直是政治转型的考量因素，其干预行动在有的国家起到了关键作用，如在利比亚，在有的国家则使得局势更加复杂，如在叙利亚。所以，行动者在政治转型进程中的不同策略选择和博弈，型构了各国独特的转型路径和方式。第五章通过对中东北非阿拉伯地区政治转型收益和代价的梳理，对该地区政治转型的绩效及前景进行了分析评价。政治转型的阵痛带来了无尽的伤害，无论经济上、社会上还是潜在心理上，同时也开启了无限种可能的未来空间。我们无法在短期内断言某一具体国家政治转型的成功或是失败，是走向阳光的民主大道还是在民主的边缘苦苦徘徊，但其间的经验和教训已经弥足珍贵。结论部分对整篇论文的基本观点进行了总结，同时对此次中东北非地区的政治转型对后发现代化国家政治发展的影响和启示进行了分析。对于同样正处在伟大现代化征程中，关键历史转折点上的中国来说，对中东北非阿拉伯地区政治转型得与失的思考，更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
钱磊[7]2015年在《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历史进程研究》文中指出1928年穆兄会自建立以来,几经沉浮,其与埃及政府的关系也错综复杂。它先后遭到过埃及法鲁克王朝、纳赛尔革命政权和穆巴拉克的镇压,却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2011年“阿拉伯之春”席卷埃及,穆兄会随后通过民主选举,一举完成了从受监控反对派到执政党的惊人逆转。然而,恰恰一年之后,塞西将军领导的埃及军方废黜总统穆尔西,并开始对穆兄会的新一轮镇压。是什么因素导致了2011年以来穆兄会在埃及变局中的跌宕起伏?穆兄会历史上又在埃及政治和社会中担任什么样的角色,其地位和作用如何?本文以埃及穆兄会自身演变为轴线,从穆兄会与埃及社会、埃及政治之交互的视角出发,通过分析它的组织形式、政治行为、意识形态和政治实践的演变过程,进而分析他在埃及政治和社会演变历史中的地位、角色、作用和影响。从自身演变逻辑上看,穆兄会87年历史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1928～1949年的哈桑·班纳时期、1949～1973的过渡时期和哈桑·胡代比时期、1973～2004年的“监狱一代”时期(转变时期)、2004年至今的第四时期。其中第四时期,因为2011年1·25革命和2013年7·3政变两个时间点,又可划分为叁个小时期。不同时期,穆兄会的组织形式、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有极大差别。哈桑·班纳早期,即1938年以前,穆兄会是完全的社会组织,其目标不是参与政治,而是专注于伊斯兰社会改造。1938年开始,穆兄会开始大力涉足埃及政治、反英斗争和巴勒斯坦事业。此后的十多年间,穆兄会与埃及封建势力、埃及民族主义力量华夫脱党,呈叁角博弈的态势。穆兄会之所以能在埃及政坛有立足之地,在于其不断膨胀的社会基础,而其反西方文化霸权的意识形态、伊斯兰复兴观和伊斯兰社会改造思想,吸引着一批又一批的伊斯兰信仰者。穆兄会组织的快速膨胀,还得益于其精干、高效的组织系统,其中训导局和舒拉委员会负责统筹全国,专门机构和地区行政办公室主导地区协调,而一个个“家庭”则成为穆兄会人聚集、学习思想、组织活动的运动终端。受哈桑·班纳个人权威影响,早期穆兄会意识形态介于非暴力和暴力之间,暴力手段被认为是反对英国殖民者、以色列人和埃及政府的合理手段之一,暴力部门特殊事务部直接向总训导师负责。1948年末,穆兄会卷入与政府的暴力斗争,制造了刺杀首相的“诺克拉西案”。随后,哈桑·班纳遭政府报复,被特工暗杀而死。班纳死后,穆兄会进入过渡时期,陷入内忧外患的境地。但是,随着纳哈斯和华夫脱党的重新掌权,穆兄会从政治漩涡中安然渡过。随后,哈桑·胡代比成为穆兄会第二任总训导师。他上台后,致力于转变穆兄会的暴力一面,但刚开始收效甚微。1952年埃及自由军官革命后,穆兄会与革命政府先是合作,最后走向斗争。1954年10月26日纳赛尔在亚历山大遇刺,随后政府开始大规模镇压穆兄会,此为穆兄会与埃及政府关系的转折点。胡代比时期,穆兄会人大多在监狱中渡过,其组织活动基本停滞。在李曼勒·图拉监狱中,穆兄会因为意识形态而分裂,信奉赛义德·库特卜的激进主义和圣战思想的一批人从穆兄会主体中脱离出来,演化成极端原教旨主义势力。与此同时,穆兄会主体开始在哈桑·胡代比的引领下向温和化大踏步前进。1971-1973年萨达特大赦后,穆兄会开始全面复苏,其与政府的关系基本转向“竞争的合作”模式。以对抗纳赛尔主义者为目的,萨达特允许穆兄会有限参与政治。此时,穆兄会的意识形态几乎完全的温和化了,而相应的其政治思想也变成强调“自我约束的政治参与”。此时期历经4届总训导师,均为五六十年代在监狱中度过的“监狱一代”,他们维持了穆兄会温和化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思想。在此期间,大批伊斯兰学生组织(加马特)成员被吸纳到穆兄会组织中来,形成了独特的“中间一代”。同时,穆兄会开始全力进军埃及行业协会和埃及议会,取得巨大成功,从而逐步奠定了穆兄会的埃及最强社会组织和最大政治反对派的地位。伴随着80、90年代风靡的伊斯兰“中间主义思潮”,穆兄会开始关注伊斯兰教、沙里亚法与民主制度的适应性问题,从而酿成了1996年的瓦萨特党风波。2004年小胡代比死后,穆兄会“监狱一代”老领导人基本退出历史舞台,内部分裂和权力斗争开始显现。2000年开始,随着穆巴拉克之子贾迈勒·穆巴拉克步入埃及政坛并快速跃升,穆巴拉克政权内部开始陷入“权力继承危机”的泥潭之中。权力继承危机动摇了穆巴拉克政权原本的社团主义-多元主义联合的执政策略,从而引起了2011年1·25革命爆发后军方的反水,最终酿成了穆巴拉克政权的倒塌。在权力继承危机和1·25革命中,穆兄会虽有积极活动,但基本保持了自我克制的态度,直到2011年11月至2012年1月的埃及人民议会选举。在议会选举中的大获成功,促使穆兄会采取更积极主动的策略,开始推举候选人参加总统选举,最终穆尔西成功当选。穆兄会抓住机会,一步步走向权力,完成了从反对派到执政党的转变,牢固的社会根基和灵活的政治参与策略是穆兄会成功的关键。从2012年7月到2013年7月,穆尔西执政只有短短一年,随即遭遇大规模群众抗议,而后被军方废黜,其间缘由错综复杂。总的来看,埃及军事精英掌控国家的政治文化、世俗主义与伊斯兰主义者之间的认知差异、各党派间的权力纠葛、难以缓解的经济困境,是造成又一次“革命”的主要原因。穆尔西倒台之后,穆兄会面临又一轮的政府镇压。但从历史经验来看,镇压不能完全消除穆兄会的社会基础和政治影响。而且,塞西政府的目的似乎也不是完全粉碎穆兄会组织,而是限制、约束穆兄会的政治野心。未来穆兄会的前途和政治地位,将取决于埃及政府的态度和地区环境。
邱俊杰[8]2012年在《现代化视角下的埃及政治稳定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11年，埃及爆发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活动，并演变为全国性的骚乱，最终推翻了穆巴拉克的统治。回顾埃及历史，不难发现，长期以来，埃及都存在着政治不稳定的隐患。研究埃及的政治稳定问题，对于阿拉伯世界及其他转型国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本文通过梳理埃及的现代化历程，发现埃及的政治现代化远远滞后与经济和社会现代化，政治系统无法承受现代化带来的压力，引发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构成了对政治稳定的挑战。民众对政府从失望到愤怒，最终导致了埃及政治秩序的崩溃。此外，外部因素对埃及的群众性运动也起到了助推的作用，催化了矛盾的爆发。文章主体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界定了文章涉及的基本概念，从理论上探讨了现代化对政治稳定带来的挑战。第二部分对埃及的现代化历程进行梳理，可以看出，埃及的现代化积淀深厚，但政治的发展滞后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第叁部分从内外两大方面探讨了导致埃及政治不稳定以及此次埃及剧变爆发的原因，可以看出埃及的政治动荡很大程度上是现代化进程中未能解决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矛盾在外部环境的催化下的爆发。第四部分对埃及的发展前景简单地作了一个展望，并总结出几点启示。
马文涛[9]2016年在《沙里亚在此世的行走》文中研究指明本文采取宏观考察与个案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同时运用比较法学及法政治学的视角,选取埃及独立及其政体衍进这一个案经验为研究对象,着重剖析了19世纪70年代以来,具有伊斯兰法传统的埃及在面对主权国家、民族主义、民主化、工商业扩张等现代性要素的冲击时,如何通过法律改革与宪制改革,逐渐完成了脱离奥斯曼帝国大一统的伊斯兰世界,实现有限自治,进而摆脱英法等西方殖民者的束缚实现主权完全独立的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道路。文章的论证主题是“沙里亚传统的现代性命运”。为了论证这一主题,全文用叁章进行了集中论述。第一章是对沙里亚传统独特性、困境及奥斯曼帝国逐渐衰落的介绍,分别从理论和历史的角度对整个伊斯兰做了详尽的叙述,其是整个论证主题的大背景,也为后文的论证做了铺垫;而第二章紧接第一章的叙述,论证奥斯曼帝国在俄土战争中全面溃败后,新成立的主权民族国家——埃及,在反阿拉伯、反殖民化的进程中,如何进行法律变革,制定大量如埃及民法典一样的西方法典来锻造其民族性;并在此基础上,如何进行宪制变革来实现民族体的民主化。经过论证得出,埃及在实现整个国家现代转型的道路上取得了辉煌的业绩,但同时又经历了走改良道路所带来的巨大冲击与震荡,其现代化转型道路并非一帆风顺,不得不说,这何尝不是一次皮鲁斯的胜利。而第叁章又回到整个沙里亚传统的大背景中,选取叁个走不同现代道路的典型伊斯兰国家,通过分析、比较得出,伊斯兰国家同其他非西方国家一样,都面临西方化、现代化的难题,而可供复制的绝佳模板是不存在的,面对这股文明激流的袭来,伊朗选择了神权政体,但西方化、现代化是全世界的大趋势,它不可能与整个世界完全孤立,因此,伊朗完全拒绝西方化、现代化是不可能的;土耳其选择了全盘西化却成为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其想完全抛弃伊斯兰并成为欧洲国家却遭到西方国家的一致排斥;而对于埃及,在伊斯兰现代化转型的道路上,相比伊朗、土耳其等伊斯兰国家是成功的,但原型毕竟限制转型,由于埃及长期受伊斯兰传统的束缚,所奉行的团体本位思想、封建专制制度,与后来国家转型中引进的个人主义的西方法以及民主化制度格格不入,这些根源上的矛盾,原型上的束缚,无疑让埃及这个走改良道路的伊斯兰现代化样本同样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再加上20世纪70、80年代伊斯兰复兴运动的挑战,整个国家更是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激烈动荡,埃及这个在伊斯兰传统下成长起来的现代化国家走的并非容易。总之,对沙里亚传统的现代性出路争议巨大,其出路到底在哪?这将是伊斯兰世界未来继续面临的问题,也将是理论界长期探索的问题,研究这一问题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并且意义重大。
郑已东[10]2014年在《埃及社会转型期的政治合法性研究》文中认为“合法性”已经成为当代政治学和社会学的一个核心概念,它是决定政治权力体系存在、持续、稳定与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是任何政治权力都必须面对,又必须认真解决的问题。2011年春天中东地区发生严重动荡,导致了几个政权垮台,埃及等共和制阿拉伯国家在这次革命浪潮中之所以群体性陷入动乱,根本原因是这些国家政权丧失了政治合法性。对埃及巨变的解释,不可局限于叁年多来发生的政治动荡。置于更长的历史中考察,才能够梳理出埃及二百多年来社会转型过程中,政治合法性自身运行、变化的规律以及对不同政体下政治权力运行的作用和影响。本文除导论和结论部分外,共分为五章,分析结构及其框架安排如下导论部分主要是对论文的研究背景、国内外相关研究概况、理论基础、研究方法、写作思路和创新点的介绍。第一章“社会转型与政治合法性问题”,在梳理社会转型、合法性概念的起源与演变的基础上,介绍和评析学界有关社会转型和政治合法性问题的不同观点,阐述本文对社会转型和政治合法性问题的基本认识,为以下几章的论述打下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以下“王朝自强”、“自由宪政”、“共和新政”和“后穆巴拉克时代的埃及”等四章,分别具体探讨了埃及在探索社会转型的不同阶段和历史时期的所面临的政治合法性问题。以上四章作为论文主体部分,在章节安排上体现了内在的逻辑联系。四章分别从不同历史阶段和时期考察了埃及近代以来,在探索民族解放、民族复兴道路,即实现社会转型道路这一根本任务方面所作的努力。合法性说到底是一个认同进而服从的问题。本文的目的就是探讨近代以来埃及人民对埃及政府探索转型道路的认同问题。前一阶段在政治方面,特别是在争取民族独立和打破权力垄断方面的软弱和在推动经济社会进步方面的保守,导致这一时代末期的深刻危机,进而促使埃及选择崭新的发展道路。“关于埃及社会转型期政治合法性问题的若干思考”,是论文结论部分。本章在总结、概括上述各章分析和论证的基础上,认为埃及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渡过程,即社会现代化的过程,是一个涉及到诸多方而的系统工程,任务繁多,矛盾错综复杂,其间的挫折是不可避免的。本章分析了影响埃及国家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因索,总结埃及了等中东伊斯兰国家政治民主化实践的特征和类型,论述在社会转型期如何处理发展、改革(主要指政治民主化)与稳定的关系,最后是对中东伊斯兰国家民主化前景的展望。
参考文献：
[1]. 当代埃及政治稳定问题研究（1971年至今）[D]. 毕健康.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02
[2]. 当代埃及的威权主义与政治民主化问题研究[D]. 王泰. 西北大学. 2008
[3]. 西方宪政主义对埃及宪政发展的影响[D]. 鲁蓉蓉. 湖南师范大学. 2016
[4]. 军队对埃及政治格局的影响研究（1952～2011）[D]. 付海蛟. 云南大学. 2016
[5]. 萨达特时期埃及政治伊斯兰力量研究[D]. 孟菁.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4
[6]. 结构、情境与行动者：中东北非阿拉伯地区的政治转型研究[D]. 何华玲. 苏州大学. 2014
[7]. 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历史进程研究[D]. 钱磊. 浙江师范大学. 2015
[8]. 现代化视角下的埃及政治稳定问题研究[D]. 邱俊杰. 外交学院. 2012
[9]. 沙里亚在此世的行走[D]. 马文涛. 西北师范大学. 2016
[10]. 埃及社会转型期的政治合法性研究[D]. 郑已东.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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