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美环境美学的起源与启示
史建成
（深圳大学美学与文艺批评研究院，广东深圳518060）
［摘 要］ 北美环境美学议题的开启、深化以及理论架构有着无法回避的时代印记，这在当代中国的环境美学界往往被忽视。景观学意义上“视觉品质”的危机引发了北美环境美学的理论关切。从技术化评估，到美学的理论反思，再到自然、人文要素的景观分析，环境美学的应用品性均体现在关注和改造视觉环境。这种将环境简单归结为视觉风景的研究思路实际上是一种环境艺术化取向。伴随着自身哲学话语的重构，北美环境美学以独立于传统艺术哲学的方式出场，但艺术话语同环境话语千丝万缕的内在关联却一直存在，两者的内在统一性虽受冲击却未曾断裂。这突出体现在分析美学的艺术分析方法以及杜威经验论在环境美学领域中的延续。前者将作品、概念分析式的建构方法移植于环境，而后者则从艺术范围的扩大中寻找艺术与环境融合的内在一致性——经验。除了传统的艺术美学外，北美环境美学还受到传统“有机共同体”生态理念及其当代变体的引导，在此基础上环境的美学价值与伦理价值更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构成了环境美学未来革新的内在动力。
［关键词］ 景观品质；环境话语；生态整体主义；环境伦理
关于环境美学的起源，学界往往将其追溯至英国学者Ronald Hepburn于1966年发表的《当代美学与对自然美的忽视》① HEPBURN R．Contemporary aesthetics and the neglect of natural beauty[M]// British Analytical Philosophy，Williams B, Montefiore A．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66． 。但事实上，环境美学概念的真正提出者是加拿大学者Allen Carlson② Carlson 在1974年美国美学协会召开的会议上，做了题为《环境美学与“滑稽”敏感》的发言，并于1976年《美育》杂志第10 卷发表文章《环境美学与美育困境》。在与薛富兴的对话中，Carlson 坦言自己是最早使用环境美学这一概念的学者。 。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北美，这一学科逐渐拥有了自己的研究领域与话语体系。北美环境美学成为这一时代潮流的引领者。从根源来说，北美环境美学源于后工业时代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紧张，人类需要从多学科、多向度对环境问题进行探讨。学科意义上，美学、伦理学、建筑学、景观学、城乡规划学纷纷介入进来。向度意义上，理论与实践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并且成为北美环境美学发展中不能分割的两个环节。在这样的背景下，北美环境美学的起源问题变得复杂起来，它不仅将多学科视野融入理论探索，而且在理论与实践之间架构起桥梁。面对这样一种多元、多向度的理论形态，本文试图对其现实的、理论的以及价值观的起源进行研究，并从中寻得环境美学当下建构的有益启示。
1 从景观危机到视觉品质的多学科探索
环境美学起源自西方，并于20世纪末在中国发展起来。20世纪90年代初，陈望衡结识了环境美学创建者之一的Arnold Berleant，为当代视域下的环境美学研究打开了一扇窗户。在陈望衡看来，环境美学应属于“应用科学”③ 参见陈望衡《培植一种环境美学》，载《湖南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这篇文章开启了当代语境下环境美学研究，作者提到“环境美学的基础理论虽然是两个很重要的哲学问题，但环境美学本身并不是基础理论，而应属于应用科学。作为应用科学，环境美学的基本原则只有一个，那就是‘宜人性’”。 。这一观点源于他对一些基本问题的判定。他认为艺术美的本体在意境，与之相对的环境美的本体在景观。因此，对环境美学的具体探讨就要从景观分出的园林、农村、城市、荒野等领域出发，这样理论就更加倾向于生活化的实践图景。陈望衡认为环境美的本质在于家园感，“居”概念① 在其专著《环境美学》中，陈望衡提出了作为环境美功能的“宜居”“乐居”，并以“乐居”作为最高功能。在论文《环境美学的当代使命》中，这一论述扩充为“宜居”“利居”“乐居”，在论文《再论环境美学的当代使命》中，作者进一步论述为“宜居”“安居”“利居”“和居”“乐居”5个层次。 也就成为环境美学的主题。实际上，就环境美学源出的西方语境来说，“应用”品性更加明显。Berleant 与芬兰的Yrjo Sepanmaa 均在其专著中承认环境美学的应用美学品性。Berleant 在《环境美学》序言中提到：“环境美学，某种程度上属于我的芬兰友人称作的‘应用美学’。所谓应用美学，指有意识地将美学价值和准则贯彻到日常生活中、贯彻到具有实际目的的活动与事物中，从衣服、汽车到船只、建筑等一系列行为”[1]。Sepanmaa在更早的《环境美学》中，具体勾勒了环境教育、环境批评以及诸多环境美学应用领域的基本框架。
有所不同的是，中国环境美学首先在理论上发端而后映射到实践② 在《培植一种环境美学》发表之前，只有寥寥几位学者（郑光磊、黄浩、齐大卫、李欣复等）零散地探讨过环境美学，并没有西方学术语境下的环境美学理论阐发。而在环境保护问题上，人文学科仍然没有系统理论与环境保护、规划相适应。由于缺乏实践的基石，陈望衡虽然以生活起居作为环境美学的面向，但在理论的建构上则不得不直接寻求中国古典思想与西方理论模式的结合。在《环境美学的兴起》一文中，他认为“环境美学首先是一种哲学，或者它是环境哲学的直接派生物”，这一论述展现了其理论的本体化倾向，同时也展现了理论建构先行于实践操作的策略。然而，北美环境美学的兴起首先是从景观学（其中，包含大量的城市规划、景观设计、风景评估等具体操作经验）的困境出发，继而寻求改变现状的理论反思。这种差异可以说是中西方环境美学发展基础的先天不同，应当引起重视。 ，而北美环境美学的崛起源自环境“视觉品质”的荒芜。令人遗憾的是，中国学界往往重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环境美学家们所做的哲学总结，却相对忽视了20世纪70年代在北美兴起的一系列针对景观危机所做的多学科研讨。也正因为有着多学科探讨的现实基础，哲学美学的理论总结才更为急迫，理论本身也就带有了明显的应用品性。
美国“休闲与自然美总统委员会”（The President's Council On Recreation and Natural Beauty）早在1966年就颁布了文件《从大海到闪亮的大海》。这一文件意在保护大海景观，使之对于人们生活福祉起到促进作用。在城市与区域的规划方面，景观的审美功效也得到重视，特别是Ian McHarg于1969年出版的《设计结合自然》就是经典之作。在1972年有一批学者聚集在一起，思考美国的视觉荒芜问题，并呼吁在更广阔领域的行动，当然，这一呼吁主要还局限于地理学领域。1978年9月，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举办了“环境的视觉品质”的讨论会，在这次会议上哲学、文学、景观建筑学以及地理学等诸多学科的学者参与了环境美学问题的讨论。会议论文集《环境美学：阐释文集》（Environmental Aesthetics:Essays in Interpretation ）作为西部地理学丛书的一辑于1982年出版，这也是第一部以“环境美学”命名的著作。这一文集的出版旨在对作为一门艺术的环境美学现状提供建议性评论[2]。文集以环境的审美品质为主题，整合了多学科探讨，并且体现了北美地区环境美学如何由景观地理学向多学科交叉融合演进的过程。在此进程中，环境美学理论的早期建构带有浓厚的景观学印记。
《环境美学：阐释文集》的编者认为，作为一门学科的环境美学是同当代风景的变化紧密关联在一起的。但不同于我们能够直观感受到的景观荒芜，一些要素隐藏于城市以及现代化工业进程之中，这些无形力量让人难以觉察。对于环境审美的破坏，其本质与范围并不仅仅局限于视觉的非统一性。一些学者认为，这一现状更多的是由现代技术社会的政治、经济力量的塑造功能造成[2]。景观建筑师Christopher Tunnard与Boris Pushkarev认为“早期在紧凑的城市、乡村、荒野景观中体现的聚落形态区分性，正在被亚城市发展的无形式蔓延所冲淡，并表现出了无形式性与同质化的视觉特点”[3]。基于这样的现状，环境形貌的变化在区域与国家范围内广泛出现，并形成一种隐藏于城市化进程中的破坏力。Barry Sadler 和 Allen Carlson 认为“景观批评者被要求对类似于‘场所感’‘区域特点’等概念具体化的传统兴趣进行重新探索，以期确定环境语境中审美品质的特点与价值”[2]。Sadler 与Carlson敏锐地觉察到景观品质问题并不仅仅涉及视觉舒适性，而且还暗含于当代的景观文化整体之中，所以从景观文化传承的断裂探索其荒芜之由更为关键。为了增强环境美学的操作性，他们认为探索景观品质问题应当发展一种融合视野，即将风景敏感性与充满模式、过程知识的符号学说结合起来。因为，如果缺失了对风景的敏感性，风景评估就有可能陷入贫乏、枯燥的数据材料堆积。但如果缺少了符号论，风景评估则有可能陷入浅薄化的境地。两位学者为环境美学的发展确立了一个整体方向，也即“一种探索、洞察力与规划、设计相关事务的结合”[2]方向。这一方向强调景观品质研究要摆脱技术操作与景观批评的分立，强调艺术、人文学科同环境科学的紧密结合。当代环境美学的发展延续了这一倡导。
这样一种结合视野为环境美学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但正如上文所提到的，早期的环境美学缘起于景观学、地理学等学科的实际关注，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环境美学对于景观品质的侧重。技术与人文相结合的整体研究方法建基于成熟的景观技术化研究以及长期的景观批评实践。那么，如果从《环境美学：阐释文集》进一步回溯历史，我们可以发现这一研究方法的诞生经历了以下3个阶段：
对76-2号专回刷巷后采用高预应力强力锚杆锚索系统进行支护。锚杆采用直径22 mm，长度2.4 m的HRB500强力锚杆，配套的构件为5m m的厚W钢护板，锚固方式为全长预应力锚固，锚杆间排距为900 mm，预紧力矩为400 N·m；锚索采用直径22 mm，长度7 300 mm的强力锚索，顶板每两排打设3根，预紧力为300 kN。
考虑变工况特性的微能源系统优化规划:(一)基本模型和分析//李建林,田立亭,程林,郭剑波//(19):18
疾病的诊断和鉴别诊断是从症状、体征或实验检查的异常这些临床资料出发的。而如何对待这些临床资料与疾病诊断关系甚大。
首先，景观品质的技术化评估开启了环境美学的议题。加拿大地理学家Philip Dearden 曾撰文梳理了从1968年到1980年间北美环境品质研究的方法论。他将这些研究方法分为3 类：基于场所的方法（field-based method）、代理方法（surrogate method）和测量技术方法（measurement technique）。基于场所的方法是最早的景观评估系统方法，它倾向于由观察者直接通过判断景观的构成要素来做出视觉评判。Dearden以英格兰的格洛斯特郡委员会的方法为例详述了这一方法。这一方法有3 个区分原则：（1）最高的景观品质要有特别好的风景轮廓的范围以及痕迹，景观的元素一般要很集中，并能形成一副很优美的画作；（2）中间品质绝大多数是令人愉悦的田园式风光，其中的轮廓、树木、色彩或是三者的融合能够引起人们的兴趣；（3）第三种是缺乏视觉趣味的景观，比如一些地方的篱笆墙和树木被铁丝网所取代，轮廓的优美也不足以弥补这种缺失。Dearden认为，“很明显这种类型的方法潜在的可靠性和合理性上还有很多不足之处，其完全缺乏控制力，这让个体在判断过程中极易产生变易”[4]。第二种被称为代理方法，它在方法上强调用数字变量的统计方法，在对象上则以摄影图片代替真实风景。Shafer 的团队就首先倡导了这一方法，并将其应用于北美以及苏格兰的景观评估。但由于数字变量总是基于照片的分析，所以其是否具有适用于实际风景的可靠性有待怀疑。基于这一点，Dearden认为“在有关自然的实验中，这些研究并没有证明照片与真实风景可以完全等同，研究者在使用照片的时候也应被建议要非常小心”[4]。第三种被称为测量技术方法，它是前两种方法进一步发展的结果，更加侧重于构成要素的价值赋予以及对整体风景品质影响的评估。这一方法可以通过算数程序，也可以通过例如“多元回归”（multiple regression）的统计程序对整体风景质量进行评估。这一方法总体而言，面临如何统合构成要素以达到对整体风景品质进行定义的难题。在Dearden 看来，应当结合统计方法与回归模型，并通过增加抽样的多样性来提高整体评估数据的可靠性。总体而言，北美自1968年到1980年间的风景品质研究试图用技术手段解释美学关切，在现实意义上则导向景观规划。其缺陷在于，由于量化的技术手段总是存在单向的分析解释，它很难精确描述人与景观之间的互动关系，也很难穷极景观质量的构成要素。
其次，美学理论的基础性反思介入景观品质的定义。越来越多的技术化评估为景观品质制定规范，但暗含于景观品质的中心命题——人与环境的审美关系往往并不清晰。如果说单纯的景观学在于将品质问题归于客观化条件的话，那么景观美学或者说早期的环境美学则开始将人与景观的感性关系呈现出来，环境美学真正的理论变革开始了。Barry Sadler 和Allen Carlson 认为环境美学的理论应当类比于艺术美学。二者援引Susanne K Langer的审美定义（即审美是象征着人类情感之形式的有意创造），认为环境景观的品质也应当包含形式品质（formal quality）与表现品质（expressive quality）。形式品质是平衡、对比、色彩、体积等物理形式，它类比于具体艺术的形式。表现品质则是雄伟、平静、优美等精神情感因素，它类比于Susanne K Langer 提到的艺术情感。这种类比于艺术的双面品质，为景观审美品质研究提供了两条基本路径，即客观化路径与主观化路径。Dearden、Shafer等人所从事的景观量化工作就归属于客观化路径，这一路径具有更强的实证性，因而也更容易把控。但与之相对的主观化路径则更注重人文因素，这一路径不仅面临着文化、历史、风俗等因素的考量，而且也面临着日常经验、参与心理等极为私人化要素的介入。后者相较而言很难被景观的量化评估所界定。在开始阶段针对景观品质的美学反思并没有摆脱传统艺术哲学的框架，而仅仅被看作研究范围的扩大。传统艺术哲学的研究方式实现了从美学、艺术理论、艺术批评向环境领域的转移。
再次，景观自身的物理与人文因素架构起了环境美学的基本框架。尽管美学的理论反思介入了景观品质研究，但相较于后来纯粹的审美心理建构而言，早期模型更多的是一种对象化探讨。这突出体现于Barry Sadler 和Allen Carlson 将环境看作一个被组织起来的呈现集合（units of display），这一集合从纵横双向上对景观对象进行了区分。在纵向上，景观的范围是由小到大，例如由一棵树的景观到一整片森林，或是由一尊雕像到一整片街区；在横向上，景观特征则是从自然特征为主逐渐过渡到人造特征。这样一种纵横交叉的坐标轴为所有景观进行了大概的定位。值得注意地是，在北美的环境美学家们看来，小范围的景观更容易被类比为艺术品，因而也就更多的具有了审美价值。大范围环境甚至地理学意义上的环境往往更倾向于人类生存、居住的实用目的，因为它们往往给人一种“规则感、合适感以及适合于功能与社区地点特色的形式感”① 参见Barry Sadler,Allen Carlson.Environmental Aesthetics:Essays in Interpretation. Victoria：University of Victoria,1982：11.巴里·萨德勒和艾伦·卡尔松认为，从小范围的对象到大范围的环境，人的感知以及人与环境的交互性都发生了变化，在环境的应用与景观设计领域，环境审美因素往往被忽略。归根而言，得出这一结论的原因在于，两者认为环境审美品质“仅仅是人在面对环境时的一种有意识的、有组织的表达”。。所以从大范围来看，无论是从自然特色为主的环境，还是人造特色为主的环境，都还比较缺乏美学的积极关照。但建立一个基于物理自然向人文社会因素渐进的框架，无疑吻合了当代环境美学建构所面临的结合自然与人文的要求。对于一处景观进行综合考量成为20世纪70—80年代环境美学深化的重要方面。审美鉴赏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有着不同的审美取向（aesthetic orientation），而这一取向往往受到自然、人文双重因素的影响。美国的荒野曾被视为危险与荒凉的地方，但随着北美自然保护运动影响，荒野已经成为具有审美价值并且需要保护的对象。城市曾经被视为文明的象征，但伴随近代工业化发展问题的出现，北美城市越来越成为知识分子和公众批评的对象。所以，对于一处景观不能仅仅从感官感受上来进行评价，还应当重视地域性、历史性的审美取向以及文化连续性问题。这种对于景观品质的深入分析拓宽了景观评价的广度与深度，从而为环境美学的独立理论架构开启了可能性。
20世纪生态学理论的迅猛发展为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注入了更多的理性精神，关注的焦点也由荒野自然转移到了生态系统与人居环境。曾建平认为“如果说生态伦理思想在孕育期大多借助于直观、感觉、想象等手段来表达自己的观点，那么在创立阶段则已通过抽象、反思、批判等形式对欧美文化传统进行梳理从而呈示自己的主张。”[12]“生态学”概念虽然于1866年由德国生物学家Haeckel 提出，但其真正意义上的学科发展却在20世纪。一系列概念，诸如“生物群落”“食物链”“生态系统”“小生境”均由西方的生物学家、生态学家提出并不断发展。越来越专业化、科学化的学科探索也为环境伦理讨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一时期美国的重要学者Aldo Leopold、Rachel Carson 都是环境领域的科学家，但他们同时又是人与自然伦理、审美关系的积极反思者。
2 艺术与环境话语的张力呈现
从景观学探讨到多学科交融背景下美学的反思，环境美学一步步从单纯的应用性操作逐渐走向理论价值的探索。然而不容忽视的是，景观品质的美学反思所遵循的理论标杆是艺术。环境的艺术话语在环境美学起始阶段曾经是一种无意识的言说，景观的审美品质也以艺术品质为衡量标准。在环境美学源头式人物Ronald Hepburn 那里，环境的审美经验更多地需要从景观分析入手，无论是特定感官对象构成物，还是风景经验的形而上学解读。但随着北美学界对于“环境”概念本身的自觉，环境美学的话语方式开始了相对独立的建构。然而艺术话语同环境话语千丝万缕的内在关联却一直存在，两者的内在统一性虽受冲击却未曾断裂。
Leopold 是美国的自然保护论者，曾经是美国联邦林业局的工作人员，他的著作《沙乡年鉴》① 奥尔多·利奥波德.沙乡年鉴[M].侯文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被称为“现代环境主义运动的一本新圣经”。他继承了19世纪关于自然是有机共同体的理念，并做出了如下创新：（1）要求建立人与自然有机体其他成员的伦理关系。Leopold 在广泛吸收生态学② Leopold 于20世纪30年代由政府部门转入学术机构，同“食物链”的提出者Elton等生物学家广泛接触，努力将传统有机体观念同现代科学解释相结合，同时用科学思维发展了俄国哲学家Ouspensky关于有机体的本体解释。 知识的基础上，批驳了以经济学视野对待自然的方式，认为人类应当尊重共同体中其他成员以及共同体本身。（2）第一次结合生态学肯定了动植物的权利，并认为人类对大地负有责任。Leopold 重新定义了道德，他认为道德是对行动自由的自我限制。在生态有机体中，人类掌握了巨大的技术力量，因而人自身需要更大的伦理制约。具体而言就是，承认动植物、水、土壤有继续存在下去的权利，并且人类对此负有责任。（3）推动生态平衡的伦理化建构——即大地伦理[13]。Leopold 的大地伦理观是建立在整个生态系统的动态稳定之上的，强调生物机制自身的调节作用。所以一方面，在对待生命个体上，他并不认同必须保护一切生命，重要的是物种以及生物共同体的完整；另一方面，人对于自然的技术化改造必须受到约束，这一约束要以维护人的生存、维护其他物种的生物权利为归宿。Nash 就认为“他（Leopold）所倡导的道德将要求美国人彻底调整他们所考虑的基本优先问题，彻底调整他们的行为方式。他的哲学还要求彻底地重新理解进步的含义”[11]。Leopold 的“大地伦理”在北美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并开启了现代“生态整体主义”环境伦理的先声。
还需注意的是，Carlson的环境美学更多的是将审美关注移植到环境领域，但在研究方法上，他仍然以分析美学的“鉴赏何物”以及“如何鉴赏”为圭臬。这种研究方式实际上隐藏了审美主体自身参与的批判，而仅仅以对象的适宜性、合理性为依据，使得环境美学与分析美学的研究方式同源而异出。正如国内学者程相占所言：“卡尔森最终并没能走出艺术哲学，更不用说反分析美学了——他的环境美学是分析美学的理论延续或扩展”[7]。在确立环境美学合法性的论述中，Carlson同样批判了18世纪开始的“无利害”观与“如画”性，并对20世纪初的形式主义美学进行批评。 对于18世纪 Shaftesbury、Hutcheson、Alison 的“无利害”观念，他认为排除了认知利害的心灵状态并不一定就是真正的审美经验的本质。他说“或许真正空灵而自由的心灵以及甚至排除各种认识维度的心灵根本不具有审美经验”[6]。在这一反驳中，Carlson质疑了“无利害”鉴赏作为唯一审美鉴赏方式的独断。在批驳20世纪形式主义的时候，他也并不完全否定环境具有形式特征。英国理论家Clive Bell 曾提出著名的“有意味的形式”，强调线条、色彩、形状是审美的重要维度。Carlson 认为这种对景观环境的鉴赏方式有其合理性，因为表象的景观形式也是审美的重要来源[6]。但如果仅凭形式要素鉴赏进而走向纯粹的形式主义，那么环境自身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就将这一方式推向边缘。所以，就Carlson 而言，无论是对“无利害”性的批判还是对形式主义的反思都是基于分析美学对于传统观念的反驳。分析美学的艺术审美观移植于环境美学虽然不完善，但至少具有一定合理性，这种合理性就来源于环境与艺术内在结构相似性的分析。例如，在对“无利害”性的思考中，他强调知识要素对于艺术、环境鉴赏一致性① Carlson所认同的鉴赏一致性，在于对象自身能够得到如其所是的鉴赏，不会因为鉴赏者的个性、身份、文化背景等要素而产生较大的差异。 的共同价值，在“形式主义”批判中他认为形式要素在艺术中的组织性在环境中最缺乏。Carlson将环境与艺术处处进行差异化类比，但分析方法却是传统美学的方式，这种理论思路体现了其作为折衷主义者的身份。Carlson虽然反抗艺术美学传统，但却并没有清除掉自身的分析美学话语方式。
美国学者Berleant对于环境的探讨也是从景观开始的。他认为在地理学家那里景观是“从观察者的眼睛到地平线的那片区域”[8]，但如果扩大我们对于景观的理解“可能会认为它与环境美学或自然美学同义”[8]。建筑、城市、狭义的景观均是环境美学研究领域的组成部分，它们之间的界限并非完全明晰甚至还存在一定意义的重叠。Berleant认为传统的景观可以被重新定义，传统风景对象的景观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参与性景观”。这种景观主要从人的知觉融合于环境，并且拒绝任何与环境的分裂来进行界定的，景观在这种意义上就是环境的一种类型。“生活在景观中”的著作标题也意在表达这种“参与性景观”的新理念。在此种意义上说，景观美学也就是环境美学。在环境的哲学定义上，Berleant展现了同Carlson 的理论差异。Berleant 是坚定的“人-环境分离”论的反对者，他在根本上否定了Carlson 意义上“一处环境”的场所内涵。他认为，“这个环境”的描述是身心二元论的产物，它指引人们超出自身来对环境进行有距离的思考。Berleant试图重新建构的环境观是基于一种人与环境的连续性视角而非分裂与对立的视角。他认为外在的物理环境、社会文化氛围是同人自身相互联结与贯通的，正是这些看似外在的因素构成了个体生存的形态与内容。Berleant 认定“外在的世界并不存在”[9]。所以在他看来，人即是环境，环境也即是人，二者相互依存、相互构成。
“在达达派与许多追随其后的创新运动那里，绘画已经将禁忌材料、主题和使用文本整合在图像当中，从而打破了油画的藩篱，并超越了其架构。雕塑已经放大和扩展了其尺寸和表现形式，以至于我们能在其上、在其中穿行，雕塑已经被拓展到环境当中，既是被封闭的又是在户外的……音乐已经采取了由音调生产的新的模式和排列，这即出现在合成器那里，又出现在对噪音及其他传统的非音乐音响的运用当中……戏剧与其他艺术一道，已经发展成需要观者能动参与的形式。”[9]
基于人与环境之间的连续性理论，Berleant 在反思艺术与环境张力关系的时候侧重于二者的融合。早在20世纪70年代即对环境问题有所关注的Berleant 警觉地发现了艺术领域的扩大问题，他认为20世纪现代艺术正在突破传统的边界，越来越扩大到无所不包的环境范畴。他提到：
就传统艺术而言，原有的呈现方式、批评方式都在发生改变。对此Berleant 认为，艺术与环境正在发生一种融合。他提到：“艺术的拓展引导我们超出了对象的广阔范围，从而成了不能被轻易限定和划分的事物和情境”[9]，这种融合深刻地影响了传统艺术美学的学科架构。于是Berleant将视野投向了18世纪美学的起始阶段，将其作为环境美学理论建构的重要批驳对象。18世纪的英国掀起了一股自然审美的热潮，其中“如画”（picturesque）观念成为当时诗歌、绘画以及旅游等领域具有指导意义的规 则 。 William Gilpin、Richard Payne Knight 和Uvedale Price 是主要代表，他们认为自然审美应当选取具有绘画艺术感的风景作为对象。这种关注尤为重视风景对象的线条、色彩、构图等要素，并以是否符合绘画的表现力、是否给人以艺术审美愉悦为评判法则。“如画”观念通过对风景的形式化、艺术化考察最终导向了审美主体主观心灵的体验。Berleant 认为“‘如画性’是对18世纪美学那绅士派头的沉思的观察风格的典型写照”[8]。尤其当这种理论演变为康德的“无利害静观”（disinterested contemplation）的时候，审美主体在对象本身寻求一种排他性的、自足的审美体验，自然与艺术被割裂开来。Berleant 认为，虽然康德的审美判断理论主要来自对自然的鉴赏，但最终的发展却导向了有距离感的静观。这让他深深怀疑自18世纪一直延续下来的“静观”“距离”“普遍性”“非功利性”等概念在当代的合理性。他认为：“从根本上说，就跟静观、距离和普遍性等相关概念一样，非功利性有赖于经验的分裂。它把审美感知者与艺术欣赏对象分离开来……通过把审美改头换面成为外在的认识论和哲学形态，把它们与一些放弃了审美的突出优先性的牵强关系联系起来。”[10]基于对现代美学认识论基础的批驳，Berleant 将美学在整体意义上拉回到人与环境具有连续性的感觉过程。这种针对艺术美学的批驳以18世纪“如画”观念、“无利害静观”等理论及其当代演变为对象。同时，这一美学话语的变革也可以说是艺术扩大边界所引起的。
受热面上集箱找正过程中，要考虑沉降，把标高适当提高。在垂直水冷壁与螺旋管圈水冷壁的过渡过程中，要严格控制垂直水冷壁四圈的标高一致，为下面螺旋管圈水冷壁的对口创造条件。螺旋管圈水冷壁对口前中间集箱及下面的接口管座的标高也要严格找正。如果下面的管座焊口不平齐，需用坡口机修齐后再进行施焊。
然而值得我们重视的是，Berleant 的“参与”式美学话语并没有反对实用主义经验论而是沿此路径往前发展。其“参与美学”早在其环境美学阐发前就已经成型，它是针对艺术突破传统边界的深入省察。在这一省察中，他围绕艺术对象、感知者、艺术家、表演者4个核心构成要素，并将艺术经验活动全面呈现出来。在Berleant 那里，“感知经验”是核心关键词，在此基础上的艺术美学与环境美学是统筹起来的，两者均作为审美经验连续性的不同侧面。一方面，环境与艺术、人与世界具有连续性与不可分割性。他将现代艺术领域的扩大化看作是环境、艺术一体性的重要表征，并据此强化了人与环境连续性的论断；另一方面，环境与艺术同属于“审美”的范畴之下，“审美”在Berleant 那里就是一种内在价值经验的获得，自然、人文等环境因素的介入恰能使得艺术自身摆脱孤立的境地。所以，总体看来，Berleant希望建构一个整体性的新美学，它以审美感知为核心，囊括艺术、环境这两种相对独立的领域。艺术美学与环境美学作为分别面向艺术与环境的学科话语，在Berleant 这里呈现出了交融与一体的格局，成为两者张力呈现的重要结晶。
坚持政务活动的公开透明化是保证行政人员在执行公务的过程中实现公正廉洁的重要条件，也是我国发展民主政治、实现人民当家做主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推动行政问责制高效实施的前提。然而，当前部分行政部门为了避免出现在犯错误后被问责或是追求司法责任的情况出现，在执行部门工作的过程中采取不公开政策。这对行政问责制的深入发展形成了阻碍，因为问责主体在发现问题时不能及时准确地找到负责部门来解决问题。
显然，作为当今北美环境美学代表人物的Carlson 和Berleant，他们的理论建构分别延续了分析美学与经验论美学核心逻辑范式。两种传统艺术美学范式以对18世纪“无利害性”“静观”“如画”以及20世纪的“形式主义”进行批判性反思为特点，并将艺术理论扩展到更为广阔领域的环境。Carlson基于分析美学的语言概念分析模式，建立起适用于环境分析的“自然范畴”，并据此强调一种规范性的、恰当性的审美经验。Berleant 进一步将杜威的经验理论细化为具体情境的描绘，特别是深入到人与环境一体的感知经验的描述之中，独创了“描述美学”的议题。传统艺术话语不仅构成了北美环境美学的理论来源，同时也为多元的理论架构提供了核心支撑。
2.Have you ever been to Beauty Salon? Tell your experience of beauty treatment?
3 美学价值与伦理价值的内在交融
美国生物学家Rachel Carson 于1962年出版的《寂静的春天》③ 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M].吕瑞兰，李长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更是触发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环境保护运动。Carson 在著作中控诉了农业等化学制剂对于水源、土壤、生物多样性造成的损害，并据此批判人类对于自然的巧取豪夺与大肆破坏。她从人类对于害虫的认知感受到人类中心论占据了我们对自然的认识。因为只有在以人类利益为中心的观念里才会有害虫。杀虫剂的滥用不仅仅去除了害虫，还使得一些昆虫产生耐药性，破坏了生态系统，杀死了更多的生物。Carson 秉持的信念是：“生命是一个超出我们理解范围的神奇现象，我们即使在与它抗争时也应敬畏它”[11]。她希望能够扩大道德关怀的范围，实现人与所有生命的和谐共处。Carson 的著作将美国环境伦理从理论阐发拓展到现实关怀、政治立法进程之中，并将Leopold所确立的现代“生态整体主义”思想进一步推向社会实践。
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习近平倡导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平衡推进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的新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全球生态体系[9]。
20世纪之前，北美的自然伦理与审美更加倾向于浪漫主义的荒野体验。美国作家Thoreau 被Donald Worster称为生态学产生前的生态学家，他认为自然存在一种超灵的道德力，人要通过直觉去把握物质表象之下的世界整体。Roderich Frazier Nash 称这种整体主义观念为“神学生态学”。虽然Thoreau 没有有意识地建构环境生态思想，但他将自然万物看作是有生命的、不断变动的共同体。这一理念已经暗合了当代的环境伦理观念。并且更重要的是，他将湖畔耕种、沉思、游历、感受的诗意生存同人和自然关系的反思融为一体，伦理关怀与审美化人生自然地结合在一起。另一位自然主义者John Muir 也持同Thoreau 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大自然也是那个人属于其中的、由上帝创造的共同体的一部分”[11]。Muir 终生致力于保护美国西部的荒野，并通过政治参与推动了美国国家公园的建立。他倡导人是自然共同体中的普通一员。无论是植物、动物还是石头、水，它们作为上帝的创造物都可以净化人的心灵并使人获得审美满足，使身体得到休息、元气得到恢复。对于荒野自然的淳朴之爱在Thoreau、Muir 那里是结合审美与伦理的关键要素，并且两者均从自然有机整体的视角来描述人同自然的一体关系。这种自然有机体观念对于20世纪环境伦理学理论具有启发作用。
建立于景观视觉质量问题的发现、反思和改造是北美环境美学的现实兴起基础，特别是早期环境美学研究者所确立的景观批评同技术规划相结合的融合视野为其应用美学品性奠定了基础。这种对于环境视觉性的强调对北美环境美学的发展和建构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方面，以分析美学为底色的“认知派”环境美学延续了对自然、人文环境进行对象化解构式的研究，将自然知识、人文历史知识视为一切“恰当”鉴赏的必要条件，而这些知识的审美参与往往是视觉性的。这一点其实同景观视觉要素的解剖一脉相承；另一方面，景观地理学研究者将环境美学视为艺术领域的一部分，并将其规定为了人文、自然呈现的集合。北美环境美学的部分学者视环境为艺术领域的延续和扩大化，由此寻找从经典艺术审美向环境审美过渡的审美要素。“科学认知主义”的代表Carlson就倾向于从艺术理论的判断中类比出环境审美的理论形态，而这种方法在景观地理学家那里就已经得到广泛认同。这种环境反思对于艺术理论的依附关系在环境美学理论建构发展过程中尤为明显。
那么环境美学的理论家们如何看待艺术与环境的关系，以及如何对环境进行哲学界定呢？Carlson认为，“就多样性而言，环境美学从原生自然延伸到某些传统艺术形式，甚而涵盖后者。在这一领域之中，环境美学对待的事物从荒野到田园景观，从乡村直到都市风景，左邻右舍，超市，购物中心甚至更远”[5]。Carlson 认定环境是一个具有广泛涵盖性的领域，它将已经受到重视的自然景观、城市景观囊括在内，并且扩展到大大小小的非景观领域，这其中包含了艺术、生活场所等等。在他看来，环境已经不能像艺术一样由艺术家创作、艺术范畴来规定，而是要重新树立新的范畴。在早期的自然环境美学研究中，他改造了分析美学家Kendall L.Walton 的“艺术范畴”理论，并提出了与之相对的“自然范畴”[6]。这一新理论的提出正是着眼于Hepburn 1966年提出的自然美的忽视问题。所谓的“自然范畴”是建立在自然科学、博物学基础之上的客观知识范畴。在Carlson看来，只有以“自然范畴”作为前提的审美鉴赏才是恰当、充分的环境审美。显然，Carlson的美学观念强调美、真一体，排除了规范性审美就否定了审美本身。“自然范畴”所规定的自然相较于艺术有3 点差异：（1）主体的人是沉浸于作为鉴赏对象的自然，并通过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等感官形成一种密切、全面、包含的经验；（2）自然不受时空的限制，其变动具有永久性；（3）自然不存在艺术品中的“设计者-产品”的二元结构，自然过程的发展变化没有人为意义或本质的赋予。建立在这些差异基础之上的“自然范畴”否定了艺术史、艺术理论介入自然鉴赏的可能性，同时也为环境话语的独特发展开拓了路径。
环境美学的发起阶段关注的主要是自然审美、景观审美，这同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有很大关联。这一紧张关系引发了人们关怀自然与环境，并通过哲学反思重构人与环境的关联。美学价值与伦理价值在这一反思当中相互启发，共同构成人与环境价值关联的两个侧面。Carlson 的“科学认知主义”就认为自然鉴赏要获取生态学、植物学等自然知识作为恰当鉴赏的条件，以此推动美学与伦理学和谐一致。显然，随着当代生态伦理学的价值反思日益深入，环境审美的现实伦理关联日益得到重视，早期单纯强调视觉性以及同艺术类比的审美理论进一步得到解构。
生态学化的环境伦理思想一方面使人借助科学思维反思人与环境的关系，另一方面也对人与自然审美关系的思考产生推动作用，甚至反过来可以说，对于自然、环境的审美感知追求促使他们做出了重要理论阐发。Leopold在《沙乡年鉴》中说：“当一个事物有助于保护生物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的时候，它就是正确的，当它走向反面时，就是错误的”[13]。程相占依据生物共同体（biotic community）、完整（integrity）、稳定（stability）、美丽（beauty）4 个词语的词缀概括出4Y 原则，并且认为“这里，‘美’被视为生命共同体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否保护自然事物之美成为人类行为正确与否的标准之一”[14]。事实上，尽管Leopold 的写作充满了对自然生机的赞美，但自然美学本身并不是他有意去探讨的话题。与其说Leopold赋予了自然美以伦理评判的价值，倒不如说他更加关注如何使人在生态学知识中获得对大地整体的感知力。所以说，不是首先去评判美丑，而是心怀敬畏之心去感知！在Leopold 那里，将生态学知识介入对生态整体的感知，就会实现大地伦理的价值。他将感知看作是户外休闲的重要组成部分，认为“土地和土地之上的有生命的东西，是通过这个进程（对自然进程的感知）获得了它们特有的形式（进化），并以此维持着他们的存在（生态学）的”[13]，并且“提倡感知，是休闲事业上唯一创造性的部分”[13]。Leopold将对生态整体的审美感知力看作是揭示共同体内在功能和结构的一把钥匙，并且两者在审美实践中达成一体共生的和谐。我们不仅要摒弃那种仅仅将自然视为对象属性的眼光，而且要用对自然的来源、功能、机能的洞悉来培育自己的精神之眼（mental eye）。同Leopold一样，Carson也希望用生态学知识的普及来唤起民众的环境保护意识，其整体路向也在生态的有机整体观。基于对Schweitzer“敬畏生命”的继承，她认为“对这千百万的人来说，大自然的美丽和秩序仍然具有一种意义，这种意义是深刻而极其重要的”[15]。
早期的环境伦理思想虽然并不直接论及美学意义，而往往是伦理与审美相交织。当环境伦理学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被哲学家、伦理学家建构起来的时候，其理论阐述也没有忽略环境的美学价值。“自然价值论”的倡导者Rolston 在《从美到责任：自然美学和环境伦理学》一文中说：“对于环境伦理来说，审美经验是最基本的出发点之一”[9]。虽然承认审美实践的基础地位，但当涉及是否应当把美学作为环境伦理建构的理论基石的时候Rolston 给出了否定的回答。这主要基于两个现实原因：（1）当代的美国美学以分析美学为主流，这一美学思潮擅长将审美对象限制于艺术领域。当部分美学家将关注点转向自然环境，他们也往往对自然现象做艺术化的构成分析。（2）排除美学自身的不足，人们缺乏对于自然生态具体知识的了解。对于生物共同体的不了解使得人的审美具有个体性、文化性甚至变易性，这都使得审美（至少是当代的）不足以担当环境伦理的基础。当然，Rolston并不是否认环境审美与环境伦理结合的必要性。他说：“美学可以成为环境伦理学的一个充分基础吗？这要看你的美学走得有多深入”[9]，这种深入的美学就在于人类能够将自然的属性、过程、生态系统的特征等作为关照的一种前提条件。Carlson对Rolston的这一思想持肯定态度，并认为环境美学的不同派别要综合起来才能成为Rolston 所倡导的环境伦理学的基础[16]。Carlson倡导科学认知的环境审美，这样有利于促进对于环境的恰当鉴赏，也就是“如其所是”的鉴赏。在后期，Carlson更加看重鉴赏对象相对于整体的功能性特征，这恰恰同Rolston对环境美学与环境伦理结合的展望相契合。他谈到：“功能之美如我们所阐释，是一个被广泛应用于活的有机物的概念，因为有机物的许多部分与特性，就其形式根据执行某些任务的需要，已被自然选择而言，可理解为具有功能。当生物具有功能之美，其某些审美特性产生于，或依赖于这些功能”[17]。Carlson 分析了“貌适”的功能之美。例如印度豹的瘦窄的身躯、矮小的头部、细长的四肢以及弯曲的爪子，每一种外貌的形制都对应于有利于生存的功用。我们对这一生物的审美感受就依赖于这些功能的形式因素。Carlson 据此希望连接起对象的审美特性与功能伦理的关系。另外，Berleant 也高度重视环境美学的伦理价值，他说：“通过巩固环境美学的考察，我开始考虑生态学可以做出重要的，事实上是决定性的贡献。通过从生态学指向出发，我们在探索中获得了启发性视角，因为它转变了我们关于环境以及美学的理解”[18]。事实上，在环境美学的考察中，众多的理论家都将视角转向审美价值同伦理价值的沟通，这是一个普遍现象而不是个例。学者Sheila Lintott也倡导“走向一种生态友好型美学”，她提到：“最近哲学文献开始大量关注美学与生态学的关系。也许主要原因在于美学的趣味以及倾向有着巨大的生态学作用，这里的一部分原因在于我们的审美趣味可以增进感情并激发行动”[19]。可以说，对于生态伦理的重视已经成为当代北美环境美学进一步深入阐发的新方向。传统的“生态整体主义”分别以其神秘宗教性、科学性构成了当代生态伦理、生态审美的理论源头，后者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结合当代的生态学、生物学、地理学形成了“生态整体主义”的多元形态，并具体在美学、伦理学的学科探索中得到发展。从北美环境美学的现状来看，结合生态伦理的审美阐发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掘，两者的结合停留在倡议阶段。
伦理学作为道德哲学在环境伦理中被具体化为对环境整体权利的关照，并涉及人对于环境的责任、义务。事实上，人与环境的审美关系本身就无法摆脱一种生存伦理关系的基础。当代北美环境美学的这种复归是一种学科自觉、深入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对感性关照与实践伦理交融一体的还原。当代科学对于生态系统、生物群落的研究证明了生态整体主义传统观念的合法性。生态科学的发展构成了环境伦理研究科学化、更具革命性的前提，并为其提供道德规范阐发的保障。在此，传统意义上的美学、伦理学、生态学在当代环境美学语境下打破了各自的学科壁垒，相互交叉、构成。这种融合与相互构成在当代有其独特之处。首先，作为美学同伦理学一体的环境美学不同于传统的人伦关系之美。人伦关系之美在于人各是其是，通过社会伦理的外在规范与美德心灵的内在驱动达成社会关系的和谐。而环境视域下的伦理美学则容纳了自然、人文双重关系集合，并且以整体泛生态系统的和谐为价值导向。其次，美学与生态学的结合是当代美学变革的新生力量。西方美学发展史上具有革命意义的流派往往和新兴自然科学密切相关,诸如18世纪生理学对经验主义美学的影响，19、20世纪精神科学、心理学对现象学的影响。生态学所强调的生态整体主义观念具有从根本上变革美学价值论的重要意义，它将主客关系为主导的价值结构转变为各个相关主体同整体之间相互关联的结构模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环境美学的生态价值属性决定了其并不仅仅是美学研究领域的扩大，同时也兼具美学基础理论的根本变革。
4 对于当代中国环境美学的启示
北美环境美学的起源与理论建构是当代环境美学发展的缩影。虽然当代中国对于国外环境美学的引介主要集中在北美区域，但关注的焦点主要在问题视域而不在学术史视域。问题视域将视野投向环境美学理论建构的基本问题和主要观点。特别是在审美模式、鉴赏经验等话题上，中西已经开启了良好互动。不可否认，我们对于北美环境美学的起源、理论的内在传承关系等当代学术史问题还缺乏真正的了解。所以，笔者对北美环境美学的现实、理论和价值观的起源问题进行一定的梳理具有一定的意义，也可从中发现对于中国环境美学建构的诸多启示。
首先，环境美学阐述有其地域、理论的特定语境，中国研究者不可盲目跟随西方。北美地区的环境关注是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的，对于环境审美相关的现实关注包含了政府、景观地理学、文学、哲学领域的参与。其理论的探讨逻辑经历了从景观量化、要素分析到哲学反思的演变，体现出从实践改造到理论反思的发展线索。此外，北美学者所寻求的哲学反思往往与其理论学术背景息息相关。较为明显的是，北美学者在环境鉴赏理论的讨论中形成了分析美学与经验论美学的明确区分。不深入理论背景来审视其理论就不能形成清晰的问题源出。
其次，中国环境美学建构要从中国传统的自然审美观念中寻找依据。北美环境美学的起源与发展历程告诉我们，任何理论的创造都不能凭空产生。中国古典美学思想中包含有丰富的生态环境思想，特别是“生生”“自然”“天和”等纯朴自然审美观念以及具体到建筑、园林、山水等领域的独特审美视角与造景理念。传统的天人观、环境观在很大程度上契合于当代“生态整体主义”，并在形上层面以及具体环境实践方面强调这种人与世界的有机关联，对于传统环境思想进行现代转化将是彰显中国环境美学研究独特性的重要手段，并将使中西学术对话更加深刻和富有启发性。
其实，书籍真的是治愈伤口的良药，我相信书籍是有灵性的，它能成为你的朋友，你的知己，甚至是你的爱人。只要选对了合适的书籍，你会觉得整个世界都豁然开朗，一切的人间疾苦都似与你无关。放开一切，尽情地徜徉在书海里，你会发现这个世界是那么广阔，那么美好。现在的苦难，都是你成功的基石。笑一笑，没什么大不了，一切都是上天对你的考验。
近几年，为了响应国家提出的建设“节约型社会”的号召，虚宁寺一直坚持对社会公众提供素食。每年十月中下旬，还会举办素食文化节，让所有到寺的居士、信众、游客免费品尝寺院提供的美味素食。寺院管委会负责人表示，“传播素食文化，倡导素食养生，主要是为了让生活在城市中的更多人，能够多关注自己的身体，关爱家人的健康，倡导健康饮食，因为身体健康家庭才能更加和睦，社会也才会更加和谐。”
再次，环境美学的理论研究应当立足于当今世界所共同面临的环境实践，从科技与人文的结合中寻求变革的可能。任何理论之所以可能成为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就在于它最贴近于人的现实生活。中国环境美学的研究应当重视当下生态文明时代人类社会实践存在的问题，并积极寻求问题解决的方法和答案，特别是在旧城改造、景观规划、乡村建设以及自然资源开发与保护等领域要充分考虑到人与环境的感性依存关系，重视环境审美价值对于人类生活福祉的重大促进作用。同时，环境美学的进一步发展还需要联合自然科学特别是当代生态学的最新成果。人文学科的革命性发展往往与同一时代的自然科学的范式转型密切相关，特别是生态学所关注的能量流动、量子学的退相干理论、数学的系统论等都直接为环境美学的基础范式转型提供契机。环境美学的应用特质决定了它可以成为美学改造的先锋。
总之，对北美环境美学产生的现实、理论、价值观的溯源以及其内在逻辑的探讨有助于当下中国环境美学界更加清晰地理解西方理论的地域性和局限性，为进一步发展中国环境美学的原创理论与更加深入的中西对话提供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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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rigin and Enlightenment of North America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
SHI Jiancheng
(Institute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Shenzhen University,Shenzhen 518060,China )
Abstract: It is often ignored by contemporary Chinese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 academia that the beginning, deepening and construction of North American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 bear the imprint of the time.The crisis of“visual quality”, as it is pertinent to landscape study, has raised theoretical concerns.In a practical sense,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 attends to the visual environment and aims to transform it, which is manifested in such scholarly activities as the technical assessment, aesthetic reflections, and analysing natural and human factors in landscapes.Frankly, the methodology used by environmental aestheticians is one which regarded environment as visual scenery in a simplistic way,making an analogy between environment and painting.The environmental issues triggered not only scientific quantification but also theoretical thinking.Reconstructing its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North America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 came on the stage in a way independent of traditional philosophy of art.Nevertheless, there still exists an intrinsic connection between the artistic discourse and the environment discourse, and the inner unity of the two never split.It is evident to see that artisticanalysis method of analytic aesthetics and John Dewey’s experience theory continued to exert influence in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The former adopted the analytic approach to artistic works and concepts in the study of environment, and the latter, accompanying the expanding conceptions of art,tried to find the inner consistency -“experience”- in the fusion of art and environment.After Kendall Walton’s“Categories of Art”,Allen Carlson put forward“Categories of Nature”to build the objective knowledge of necessity toward adequate appreciation, which is applicable to both natural science and history.Carlson research approach attached importance to the analytical pattern concerning what exactly was the object and how to appreciate it, but it neglected how the experience could be aesthetic.Arnold Berleant inherited Dewey’s idea of“one experience”and emphasized the continuity between daily life and aesthetic activity.Contrary to Carlson’s objective analysis, Berleant proposed the perception description as the main method in the representation of experiential engagement situation.That is to say, Berleant intended to explain the aesthetic experience itself, but not the elements or chances.Besides traditional aesthetics, North American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 also followed the traditional ecological wisdom of“organic community”and its contemporary variants.The most remarkable contribution can trace back to Henry Thoreau,Aldo Leopold,Rachel Carson,and their consistent ethical reflections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the nature.Aesthetic factors are an important emotional constituent in considering the ethical relation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nature,and it made a powerful motive for us to protect the environment.Based on this,it can be said that the environment’s aesthetic value and its ethical value are tightly connected,and such a connection could provide impetus for the future reformation of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In China, scholars have attended to the fundamental problems and the central ideas of North American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 ignoring its academic relations to the twentieth-century geography, traditional aesthetics and ethics.This article aims to clarify the inner source of contemporary theory and shed some light on how we can build our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 that is rooted in our practical experience and thought tradition.
Keywords: landscape quality;environmental discourse;ecological holism;environmental ethics
［中图分类号］ F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006(2019)12-0098-11
Doi： 10.19765/j.cnki.1002-5006.2019.12.012
引用格式： 史建成.北美环境美学的起源与启示[J].旅游学刊，2019，34（12）：98-108.[SHI Jiancheng. The origin and enlightenment of North America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J].Tourism Tribune ，2019，34（12）：98-108.]
［基金项目］ 本研究受2017年广东省教育厅青年创新人才类项目“艾伦·卡尔松的‘审美鉴赏’理论研究”（2017WQNCX133）、2018年度深圳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青年教师扶持项目“艾伦·卡尔松环境美学思想研究”（18QNFC41）共同资助。［This study was supported by grants from the Youth Innovative Talents Project of Guangdong Provincial Department of Education(to SHI Jiancheng)(No.2017WQNCX133), and Support Project for Young Teachers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of Shenzhen University(to SHI Jiancheng)(No.18QNFC41).］
［收稿日期］ 2017-11-20；
［修订日期］ 2018-07-13
［作者简介］ 史建成（1990—），男，山东莒南人，博士，助理教授，研究方向为环境美学、中西比较美学，E-mail：shida20070608@126.com。
[责任编辑：刘 鲁；责任校对：宋志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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