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叙事的身体符号学构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符号学论文,身体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4799(2012)02-0044-06
身体不仅是一种生理生成，更是一种文化建构。20世纪以来，西方哲学以尼采的意志哲学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为基点，开始身体转向，身体作为文化符码的多重甚至矛盾的意义被陆续深入阐发。海内外身体研究的演进也推动了境内外文学研究中的身体研究热潮。然而，目前汗牛充栋的身体研究大都还是将文学视为文化文本，将小说中的身体书写作为一种社会学材料进行研究，侧重挖掘小说叙事中身体的多重思想文化内涵，不仅或多或少地忽视了小说叙事的文学与审美价值评判，而且忽视身体在小说叙事中所具有的层次性，将身体的主题功能、结构功能与审美功能混为一谈。
率先将身体视为一种叙事符号进行研究的是罗兰·巴特的《S/Z》(1970)。在此书中，罗兰·巴特从符号学角度对小说叙事中的身体进行了多重解读。该书不仅阐释了身体作为叙事动力的作用，而且阐释了身体作为象征符号所具有的多重意味，明确提出，所有的象征都基于身体：“一个独特的客体占据了象征领域，象征领域据此客体形成自身的整体……此客体即人的身体。”[1]336～337在萨拉辛具有双重特征的身体之上，巴特不仅发现了身体的修辞学意义、性别-色情意义，而且发现了其经济象征意义，甚至政治象征意义。这种多维度的身体观，无疑为分析叙事中的身体的多重意义提供了重要思路，尽管巴特并没有试图建构一种系统的身体符号学的意图，但其分析已揭示出身体作为符号在叙事中的修辞作用与文化象征功能。明确提出叙事的“身体符号学”这一术语并进行初步构建的应该是美国学者彼得·布鲁克斯，他在《身体活：现代叙述中的欲望对象》(2003)中从叙述动力学的角度分析了作为文化符号的身体如何进入叙事，并由此推导出“叙述寻求建立这样一种身体符号学，把身体标记或者铭刻为一个语言学的、叙述的符号”[2]10。这样一种身体符号学的倡导，无疑为解读叙事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但该著作并没有就建构系统的叙事“身体符号学”展开论证。
小说叙事对身体的书写，无疑是对身体这一符号的再符号化。其不仅指向身体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符号的意义，而且指向作者对这一社会文化符号进行再符号化时赋予的意义，由此形成小说叙事身体符号学的多重架构。
热奈特在《叙事话语》中，明确提出了叙事学研究的三个层面：故事(叙述内容)、叙事(叙述文本)、叙述(叙述行为与情境)[3]6～11。费伦在《解读人物，解读情节》中则提出了“三维度”人物观，认为小说叙事中的人物具有模仿功能、虚构功能与主题功能[4]243～250，在一定程度上，与热奈特的叙事分层理论相对应。人物的模仿性可以大致对应于故事层，人物的虚构性大致对应于叙事层，而人物的主题性则对应于叙述层。借鉴整合热奈特的分层理论以及费伦的人物理论，可以发现，在小说叙事的故事-素材层、叙事-文本层与叙述-修辞层，身体所处的地位与意义并不相同。在故事-素材层面，身体作为人物的物质存在，总是具有模仿-主题功能，打着一定时代的文化与权力烙印，表现为一种社会文化符号；在叙事-文本层面，身体总是具有结构功能，一方面是推动故事情节的“功能”，另一方面则是一种展现小说叙事对于人物以及人性的理解的“指号”，是一种重要的叙事符号；在叙述-修辞层面，身体则具有美学功能，是一个重要的修辞对象，与小说叙事的思想价值与审美价值密切相关。小说叙事正是通过对身体的符号化，完成对人类经验的记述，以及对民族文化以及人自身的无意识的发现，从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秘史”。
一、故事-素材层面：身体作为文化符号及其主题功能
作为人物存在的先决条件，“虽然清晰程度千差万别，个人的身体必定会在故事里出现”[2]4。故事层面的身体，必然具有一定的模仿性，与现实生活中的身体一样，具有生理生成与文化建构的双重特性，打着一定时代民族的文化与权力的烙印。由故事中的模仿性身体，可以探讨小说叙事中文化身体的多重内涵，并由此可以剖析不同民族不同时代身体观的差异成因以及演变轨迹。
在身体与政治的关系方面，“肉体乃是统治的产物”[5]215，如福柯所致力指出的，身体正是权力生产与运作的基点，然而，政治与身体的关系并不是单向度的，而是相互的。在关于身体的政治叙事中，身体与政治的多重关系在小说中得以集中展现。
在政治话语中，身体首先是被规训的对象。从中国的历史演义到英国的骑士传奇，在封建时代，无论中西，“忠”无疑都是一个极高的价值判断标准。而“忠”首先就意味着“献身”。尽管这种对君主个人的忠诚随后发展为对民族(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阶级(雨果《九三年》)以及主义(周立波《暴风骤雨》)的忠诚，但个体自觉将身体置于政治话语之下，则一脉相承。个体自觉“献身”自然体现了政治对身体的控制力，个体被卷入政治漩涡后的身不由己，更凸显出了政治对身体的重大影响。狄更斯《双城记》中的达内西与昆德拉《玩笑》中的路德维克都身不由己，一步步走向政治的深渊。政治虽然对身体具有巨大的规训力量，但在另一方面，身体同样具有巨大的解构力量。一旦民不畏死，身体就成为一种解构政治的资源。莫言的《檀香刑》一定程度上阐释了身体与政治的这种双重关系。几乎所有的革命都包含着以身体去碰撞意识形态这一过程。从《牛虻》到《铁流》，从《灭亡》到《白鹿原》，身体都是解构意识形态的重要工具。然而，这种解构本身也还是意识形态的。狄更斯的《双城记》试图以人性与爱情实现对政治的解构，但这种意图正凸显出他对于政治的某种想象。
与身体与政治之间的紧张关系相比，身体与伦理之间的关系似乎充满了温情。然而在这种温情的面纱之下，身体受到了更广泛也更严密同时也更隐秘的规训。在一定意义上，“我们成为我们现在的样子靠的是人体之间的相互关系”[6]235。在故事层面，模仿性身体必然带有现实伦理对身体进行规训的痕迹。由此，小说叙事成为人类“伦理身体史”的另类记载。
在中国封建时代，身体从属于宗法体系而存在。所谓“三纲五常”，无一不是为了划定身体的伦理归属。从《搜神记》到《红楼梦》，身体与宗法伦理之间的关系一直被有意无意地强化。时至现代，由于西方现代观念的输入，身体的法权化倾向也渐渐成为主流，《伤逝》中子君说的“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力”[7]112成为时代强音。尽管实现这一目标的历程充满荆棘，而且存在着落入国家、民族这类伟词的陷阱的可能，但个体由此从宗法家族中获得对自己身体的相对支配权，却是不争的事实。解放后，从宗法家族中得到解放的身体，掉入国家化的陷阱中。《山乡巨变》、《欧阳海之歌》以及《金光大道》等作品中，身体的私密性与属己性在故事中缺席。新时期的思想再解放，也促成了身体的再解放。个体身体终于实现了法权-人格化。莫言的《红高粱》中，身体虽然还是与民族、国家相关，但这种身体对民族的“献身”却更多地基于个体的自我选择，而不是意识形态的灌输。然而，随着消费社会的兴起，身体也逐渐成为消费品。《我爱美元》与《上海宝贝》中，“快感本位”的消费身体无疑凸显出商业社会中身体伦理的最新景象。
西方小说的故事同样折射出伦理身体的演变历程。《汤姆·琼斯》结尾的身份大逆转，无疑凸显出封建时代贵族血统的重要性。到了《呼啸山庄》，身体的特征不再由血统判定，而是由财富判定。然而，身体的归属却依旧存在着伦理化倾向，家长对身体的控制依旧具有主导地位。而到了《简·爱》、《傲慢与偏见》中，身体的法权化则成为主导。不过，这种身体的法权化在一定程度上只是一种人文主义的神话。《变形记》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一种神话。由于资本对身体的异化与挤压，西方也出现了身体的反抗。《北回归线》等作品，试图通过身体感受的凸显实现身体的还原，重构一种身体的神话。
如果说身体总是处于一定的政治权力与伦理权力之中，并且与政治-伦理形成了一定的互动关系的话，那么，在经济领域，身体则显得更为被动。身体的生产与再生产是人类社会得以承续的基础。但身体在这一过程中，却没有主体性与主动性可言。在经济领域，身体几乎是一种全然的工具。在这种对身体的工具化利用中，也出现了性别的分野。
女性身体的使用价值通常以性买卖的方式出现，从冯梦龙的《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到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再到苏童的《妻妾成群》，从小仲马的《茶花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再到杜拉斯的《情人》，尽管这些性买卖在封建时代与资本时代所折射出的经济关系以及社会关系并不相同，但在这种关系中女性身体沦为一种工具化存在却是一种不争的事实。而男性(工人)身体的使用价值的凸显，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有着直接因果关系。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无意中写出了身体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双重性。一方面，鲁滨逊的身体凸显了身体的巨大的创造能力与经济价值，由此也使得个体得以独立自主。另一方面，星期五的身体却使得人看到了所谓个体独立的背后一面，即对他人的控制与奴役。鲁滨逊与星期五似乎寓示着现代社会中的身体分裂与对立。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续写了星期五的命运。而卡夫卡的《变形记》则解构了鲁滨逊的神话。这种对身体的使用价值的注重，随着西方思潮的涌入，也出现在中国文学作品中。《骆驼祥子》中的“‘经济人’祥子知道怎样照看自己的身体”[8]166。孙犁的《山里的春天》同样注重身体资源的补偿对社会稳定的重要性。柳青的《创业史》与周立波的《山乡巨变》中，身体的组织化运用更成为集体生产对个体生产的一种优势的显现。与此同时，女性身体也由于其劳动有效性而获得了一定程度的社会平等。
一个时代身体的形态，不仅与政治、伦理、经济有关，而且与知识体系有关。以道教学说为基础的关于身体修炼的“知识”体系，在中国整个传统叙事中总是若隐若现。从《东游记》到《西游记》，从《金瓶梅》到《红楼梦》，背后都有着道教身体“知识”的潜在支配。从五四开始的唯科学主义，使身体也成为现代科学的寄主。无论是鲁迅的《药》、《明天》，还是郁达夫的《沉沦》、郭沫若的《落叶》，都试图明确地用科学去阐释身体，由此助长了现代小说的唯科学倾向。这种倾向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寻根文学的兴起，出现了一次反拨，身体重新变得神秘。此后虽然寻根文学退潮，但受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而追求神秘的倾向却一直保存了下来。从陈忠实的《白鹿原》、阿来的《尘埃落定》到贾平凹的《秦腔》、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身体的神秘化已经成为增加小说的魅力的一种重要手段。
与中国叙事漫长的身体神秘化传统相对照，西方叙事中的身体则与近代科学的兴起密切相关，从而对小说故事中的身体阐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拉伯雷《巨人传》与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中的巨人与矮人虽然荒诞不经，但却没有半点神秘色彩，巨人与矮人不过是人的人格大小的一种隐喻与转换。而以左拉为代表的自然主义的身体描写，更是受到科学的直接影响。意识流小说也与心理学的发展一脉相承。而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无疑是对身体的科学化的一种反拨，关于身体的神秘想象成为小说叙事的主题之一。无论是身体的神秘化还是身体的科学化，小说故事中的身体，与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知识体系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小说叙事中文化身体的民族差异性与时代差异性，其深层制约因素实际上是不同时代不同民族关于人的理解的差异性，因此这一模仿性身体实际上负有主题功能。这一文化身体，折射着“人”的历史。
二、叙事-文本层面：身体作为叙事符号及其结构功能
在故事层面，模仿性身体与现实生活中的身体一样具有多重意味。在叙事-文本层面，身体作为重要的叙事符号，具有重要的结构功能。一方面，身体的种种标记，不仅可以作为人物识别的“指号”，充当叙事的线索，而且可以赋予身体以“意义”；另一方面，身体与身体及其他事物之间的冲突，通常是故事发展的基本动力。
如卡勒所言，叙事必须依赖一定的成规，才可能得以展开。而身体这一“似乎直接来自世界的结构”[9]211正是叙事得以展开的前提成规之一。身体标志无疑是小说叙事人物具象化与个性化的基本手段，由此使得小说人物能够展开活动。这种标记在不同叙事中可能有详有略。简单的人称标记“他”或“她”就已经潜含着丰富的叙事成规：关于性别以及年龄等身体信息，以及由此附带的文化信息。身体标志不仅是人物具象化的前提，同时也是人物性格化的重要手段。《水浒传》、《三国演义》中的人物，几乎都有着外在的身体特征将其与其他人物区分开来。黑旋风李逵、赤膊许褚等，几百年来一直是人们调侃的资料。更重要的是，这种身体的外在标志同时也是一种性格标志，甚至身份标志。尧眉舜目，刘备的“两耳垂肩，双手过膝”等，更是与人物的天生异秉及非凡命运直接相关。
这种身体标记不仅可以标示人物，而且可以构成叙事的线索。小说叙事中的众多伏笔通常都与身体标志有关。《三国演义》中早在魏延向刘备献城时，诸葛亮就根据其后脑的“反骨”断定他会谋反。《水浒传》中，众多素昧平生的英雄人物，因种种身体标识而认出对方，由此成为情节发展的纽结。《孽海花》中傅彩云的颈中红线，成就了傅彩云与金雯青的再世姻缘。《创业史》中刘淑良长满老茧的大手，与《故里三陈》中陈小手的小手，粗细不同，性别各异，但在故事中都充当着重要的结构线索。雨果《巴黎圣母院》中爱斯梅拉达与其母亲得以相认，凭借的就是绣花鞋以及脖子上的小黑痣，而最后人们得以辨认加西莫多的遗体，同样只能根据身体标志。身体不仅可以以其在场成为叙事线索，同样可能以其缺席成为叙事线索。梅尔维尔的《白鲸》中埃哈伯船长被白鲸莫比·迪克咬掉的大腿，在故事中一直是一种“缺席的在场”；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中长猪尾巴的小孩作为一种梦魇在小说最开始就已经存在，笼罩着整个故事。
尽管身体标志总会在叙事中或隐或现地出现，但不同时期对身体指号功能的关注，却有着明显差异，由此也可以看出小说叙事的演变轨迹。整体上看，从古典主义、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越到后来，身体信息越趋于简单、抽象，而这一趋向无疑与不同时期对于人的理解与认识密切相关。古典时期，从《三国演义》到《西游记》，从《巨人传》到《堂·吉诃德》，都对身体有着比较详尽的描写。但这种描写无疑有着模式化的倾向。现实主义的兴起，使身体描写也由模式化向性格化转型。《高老头》与《孔乙己》无疑代表了现实主义身体描写的新趋向。现代主义无疑更关注非理性的心灵世界，因此身体的重要性似乎有所下降，然而，在现代主义那里，身体的变形同样承担了重要的符号功能，《变形记》与《一九八六年》中的身体，同样承载着意识形态使命。后现代叙事中的身体更为弱化，《窥视者》与《红拂夜奔》中，身体几乎成为影子，但他们依旧必须利用身体是人物行动的前提这一叙事成规，在人物的面孔变得模糊不清的时候，更广泛地勾勒出“人”的共性。也正是在这一层面上，后现代主义的人物依旧具有“典型”意味。
身体标志是人物具象化的前提以及个性化的重要手段，而身体本能与文化规训之间的永恒冲突，则可以说是叙事的基本动力。身体的生理生成与文化建构的双重性，实际上已经包含着一个命题，那就是试图冲破一切束缚的身体本能与试图将人纳入社会规范的文化在身体上的同时存在。这种并存也就导致了二者之间的永恒冲突。这种冲突可以说是潜在支持叙事的一种原始动力：具有多重文化意味的身体，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的冲突中，都充当着直接或间接的制造者与承受者的角色。在社会政治生活层面，占主导地位的是个人身体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冲突；在家庭生活层面，起主导作用的是身体属己性与现实伦理的冲突；而在情爱生活层面，则凸显出身体原欲与人类文明之间的冲突。这些冲突形成各种叙事的情节动力。
在历代的“革命”叙事中，身体的本能需要无疑是造反的基本动力。从《水浒传》到《暴风骤雨》，从《李自成》到《斯巴达克斯》，“官逼民反”是历代造反叙事的基本情节结构，而背后隐含的无疑就是身体的基本欲望。这种欲望的满足不仅包括温饱，也包括性欲，“人不是饱暖就够了的，还有性欲，要求传种”[10]然而，《阿Q正传》中“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喜欢谁就是谁”[11]539这种利己主义“革命”心理，对革命却是一种严重的腐蚀剂，因为革命虽然以身体欲望的满足为动力，但这种身体欲望的满足，并不与革命者自身形成对应，而是与阶级整体对应。就革命者自身而言，要求的是“献身”，而不是“娱身”。因此，《牛虻》、《母亲》等作品才成为真正的“革命”叙事的主流。由此，革命叙事中也就潜含着多重悖论：它以身体的属己性为前提，但却又以身体的属他性为归宿；它以个体的身体激情为动力，但却又以集体的身体规训为旨归；它以个人的身体解放为起点，却又以阶级的身体安定为目标。正是这些关于身体的悖论，构成了政治与革命叙事的深层动力，而在维护现存秩序的政治叙事中，身体无疑要驯服得多。肯定了“献身”的合理性之后，身体被标上了“忠臣”、“烈士”、“英雄”等徽号，天下也便由此变得太平。在这里，身体被降格为一种工具性存在。在这样的小说叙事中，献“身”的过程取代了身体本身，获得了首要地位。无论是《三国演义》还是《战争与和平》，身体被打上英雄的标记，成为叙事的主要动力之一。
在伦理叙事中，身体与现实伦理规范的冲突显得更为深远持久。身体属己性与属他性之间的冲突，构成了伦理叙事的深层动力。在宗法社会，个体的身体并不属于个体自身，而是从属于家庭或血统存在。尽管由于作者的时代局限，不可能提出超出时代局限的命题，但在有意无意间，透出了身体的永恒悖论。《乔太守乱点鸳鸯谱》与《汤姆·琼斯》，虽然主人公的命运具有极大的偶然性，但身体的主宰与归属，却是决定命运的关键因素。在现代法权化身体的形成过程中，身体的自主性与宗法伦理的冲突成为主要命题。这种身体的属己性与传统的家族伦理之间的博弈，成为伦理叙事的主要动力。巴金“激流三部曲”、张爱玲《金锁记》、陈忠实《白鹿原》、司汤达《红与黑》、巴尔扎克《高老头》中的双重性，都折射凸显出现代身体转型的两难。
至于情爱叙事与身体的关系，则更为直接。身体是人类情爱生活的基点，这不仅因为身体自身的欲望是情爱发生的原初动力，而且因为身体之间的交往是情爱发展与转变的重要原因。从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到沈从文的《画虹录》到卫慧的《上海宝贝》，从小仲马的《茶花女》到杜拉斯的《情人》，性与爱的冲突与两难始终是情爱叙事的基本动力。
不同时代不同作家对于身体有着不同关注点，使得身体在小说结构中起作用的重心并不相同。传统小说精雕细刻的人物与后现代小说面目模糊的人物，神话叙事中的身体与写实叙事中的身体，其发挥结构功能的侧重点与方式不一样。这种叙事层面身体结构功能的演变，同样折射出小说叙事文本组织技巧的发展演变历程。
三、叙述-修辞层面：身体作为修辞符号及其美学功能
无论是作为叙事线索还是叙事动力，身体在叙事中的结构作用不容忽视。然而身体的哪些标识将进入叙事，不仅是一种结构选择，更是一种修辞选择。身体这一重要的能指，“永远具有隐含的所指”[12]118。虽然不同时代运用不同创作方法的作家由于他们对于身体的理解与把握不同，但作者对“欲-情-理”的态度与距离的调节，却始终潜含在小说叙事之中。这种宏观修辞调控，影响了小说的修辞效果。至于小说对身体的微观修辞，则可以从身体与空间的关系进行梳理。作者对不同空间中的身体的关注，制约了小说叙事对身体的理解，同时也制约了小说叙事对身体进行修辞的方式。
“身体的存在必然包含空间的相对存在”[13]194，然而，“空间是一种权力展现于外的过程和结果，是一种知识和论述生产的过程”[13]190。医院、监狱、学校等空间自然带有知识与权力的影子，而家庭、卧室等空间同样也难以摆脱伦理道德规范的束缚。因此在不同的空间中，身体有着不同的表现形态。在“身体的日常践行和活动与一些特定空间之间”[13]194～195存在着某种相对一致的对应关系。这些身体存在的空间，大体可以分为公共(仪式化)空间、日常空间以及私密空间。尽管身体从来就不会只存在于一种空间之中，而是不停地穿梭于各种空间，因此，仪式身体、日常身体与私密身体同时存在，然而，任何作者都不可能均等地书写不同空间中的身体。这种对于不同空间中身体的侧重，不仅反映出作者的叙事修辞意图，而且反映出作者的身体修辞策略。
仪式空间是一种由仪式生产出来的空间。空间的性质不存在于其物理形态，而存在于空间与身体的关系。在私密空间中，由于特定的身体权力关系，可以迅速转换成仪式空间。《许三观卖血记》中的家庭，《牛虻》中向神父忏悔的私密空间，在特定的政治环境中，也成为政治空间。这种政治权力的扩张，使所有空间都有可能变成仪式空间。在这一空间中，身体承载着公共权力对它的种种程式化规定。因此，对仪式空间中的身体的关注，必然带有意识形态意味，由此形成了身体-政治的隐喻修辞。
早在《世说新语》中，东床坦腹、扪虱而谈等故事就潜含着一种身体的悖论：一方面是私密身体对仪式的抗拒，另一方面这种抗拒反而带来了被仪式承认的结果。这种悖论无疑凸显出身体美学与身体政治的冲突。而这种身体美学，在随后的古典叙事中，已逐渐淡化，而仪式化的政治身体，则越来越得到凸显。《三国演义》从来就没有突破过传统君臣之大防。《水浒传》中宣称“四海之内皆兄弟”，却不妨碍英雄为了“排座次”而机关算尽。在这种仪式化空间中，身体的日常性与私密性被极大压缩。这种对身体日常性与私密性的压缩，不仅体现在书写篇幅的挤压，更体现在意识形态对身体的生理性的收编与改造。《青春之歌》中，林道静将自己的身体献给了组织的代言人，政治观念的一致取代了爱情观念的一致，成为婚姻的基础，身体由此直接成为意识形态的符号。然而，对仪式身体的强调，不仅可以强化意识形态，而且可以解构意识形态。在《巴黎圣母院》、《双城记》等作品中，身体在私密空间与公共空间中的巨大反差，在凸显出仪式空间对身体的异化及其顽强的控制力的同时，也对这种仪式背后的意识形态提出了强烈的控诉。
仪式化空间强调身体的公共性，由此凸显出身体的意识形态意味。而身体更多地存在于日常生活空间中。在这一介于仪式化与私密化之间的日常化空间中，身体表现得更为随意，也更为真实，由此与主体的生成建构形成较直接的对应关系。如何看待日常生活中的身体，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一个时代关于人的建构的基石。因此，对日常空间中的身体的关注，必然引发出对现实主体的关注，由此形成身体-主体的换喻修辞。
在中国传统叙事中，女性通常只是作为客体存在，不论这位女性是红粉知己(《虬髯客传》)还是红颜祸水(《长恨歌传》)，她们都未曾获得独立的社会地位与文学地位。因此，她们更多表现为一种身体性存在。沈既济《任氏传》中的任氏的双重标准与矛盾行为从根本上显示出女性作为客体的地位。鲁迅的《祝福》以极为简略的叙述书写了中国千百年来女性的身体境遇。这种身体境遇无疑也是中国传统女性宗法身体的浓缩与折射。相对于女性的身体化存在，传统叙事中男性的主体化建构同样与身体直接相关。无论是从《搜神记》到《聊斋志异》一脉的神神鬼鬼，还是从《任氏传》到《金瓶梅》一脉的男男女女，因果报应背后潜含着理欲之辩的逻辑设置，即只有克制身体之欲望，才可能获得身体之善报。要想实现“立人”的转型，同样需要“立身”的转型，中国现代文学的身体意识由此表现出鲜明的现代特色[14]。
西方文学对日常身体的书写同样凸显出人的建构的理念。中世纪圣化的仪式身体背后潜含的是上帝意旨的无所不在与无所不能，文艺复兴后普通人日常身体的出场也意味着“人”的价值获得了正视与尊重。《巨人传》与《格列佛游记》虽然人物、情节均荒诞不经，但所谓巨人或矮人，都不过是人格的换喻。同时，女性作家的出现，也使得女性身体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平等对待与平等书写。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与勃朗特的《简·爱》中的伊丽莎白与简·爱以对自己身体的自主支配，获得了与男性平等的地位以及男性的尊重，由此凸显出身体自主对于人格独立的重要作用。这种大写的“身体”与平等的“身体”在中国新时期小说叙事中也得到了回应。张贤亮的《绿化树》与莫言的《红高粱》等小说中雄强野性的身体，无疑也与主体神话遥相呼应。然而，一旦身体面临生存压力，所谓主体神话也就岌岌可危。卡夫卡的《变形记》中身体的变形也就寓示着主体神话的破灭。从《烦恼人生》中疲惫的身体，到底层叙事中无奈的身体，身体的自主权的丧失，也暗示着个体的主体性的丧失。
作为人类最强大的本能，性一直是人类文明严加控制的对象，始终与权力的运作密切相关。然而，这种社会对性的严密控制，从反面凸显出性的巨大解构力量。如福柯所指出的，权力对于性并不是简单单向的压抑，而是具有压抑与解放的双重性，权力一方面控制性快感，另一方面“作为一种召唤的机制发挥作用”[15]33，激发性话语的生产。人类文明关于性经验的“话语生产”[15]10以及由话语节制的各种沉默的演变史，勾勒出人类的“性经验史”。然而，尽管性话语可以进入公共领域，但性行为本身，却始终难以进入公共空间。在某种程度上，关于性行为的“羞耻感”是构建人类文明乃至人类自身的一块重要基石。这种私密空间中的性行为与试图进入公共空间中的性话语之间的矛盾，使得小说(公共言说)对性(私密空间)的叙述始终具有一定程度的悖论性质，由此也产生人类文明史上的种种禁书。《金瓶梅》、《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北回归线》、《尤利西斯》等作品虽然一再被“正名”，但小说对性行为的公开描写，似乎总是社会的大忌。正是注意到身体-性中潜含的巨大能量，西方女性主义提倡“身体写作”，试图以“身体-性”颠覆主要由男性构建的社会秩序、文化秩序以及话语等级秩序，女性的身体与性由此成为一种解构符号。从西苏到陈染，女性身体获得了极大关注。然而，尽管她们试图解构男性的宏大叙事，而她们自身的出发点却依旧是宏大叙事的思路，试图由此凸显出女性的主体地位。
而在后现代消费语境中，身体被抽空成一种单一的感觉载体。在宏大叙事与宏大命题被解构后，只剩下身体的碎片可以让人感觉到自身还是真实的存在。由此，生理性的身体获得了重新评价，性成为人存在的无可解构的基石。因此，私密身体不仅成为言说的中心，而且被压缩成消费的碎片。无论是性行为还是性话语，都成为消费品。从卫慧的《上海宝贝》到木子美的《遗情书》，没有最暴露，只有更暴露，没有不敢讲的，只有不会讲的(由于表达能力问题而讲不出来的)，去深度的后现代思维模式，在后现代关于性的消费叙事中，得到了最鲜明的表现。
无论是试图以性去解构文化、解构男权，还是解构人性，这种对私密空间中的身体的关注，无疑都存在一种凸显性本能的倾向，甚至将性视为人的本体性的存在，由此形成私密空间身体叙事的身体-性的提喻修辞。然而，性与文明的张力结构也只存在于文明的压力之中。一旦失去了文明的压力，性的膨胀最后也只能有一个结果，那就是泡沫的破裂。同时，正如身体不可能只存在于私密空间中，关于人性的定义也不可能仅仅由性进行界定。因此，尽管身体-性提喻修辞对人类文明产生了巨大冲击，但其激情与能量却也会因张力结构的消解而迅速消散。《遗情书》从洛阳纸贵到无人问津的转化过程之迅速，无疑预示了消费时代的消费身体话语的某种命运。
身体修辞不仅与空间有关，而且与作者的叙述姿态有关。就作者的叙述姿态而言，大体存在三种类型，即政治化写作、社会化写作与个人化写作。在一定程度上，这三种叙述姿态与三种空间形成了一定的对应关系。政治化写作与仪式空间对应，社会化写作与日常空间对应，个人化写作与私密空间对应。这种对应构成了身体隐喻、换喻、提喻修辞的典型形态。而当作者的叙述姿态与身体空间之间出现错位时，也就出现了身体的反讽修辞。这种反讽增强了身体的张力，暴露出身体的内在悖论。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中，余华将仪式化的批斗场景移到了家庭这一日常生活空间中，这种位移不仅透露出政治对日常空间的改造，同时也可以看到日常空间对政治的解构。王朔在《千万别把我当人》中，以个人化姿态对仪式空间中的仪式身体的戏拟，具有巨大的解构力量。而昆德拉《玩笑》对身体的书写，揭示出身体对历史与意识形态的跨越。
小说作者对隐喻、换喻、提喻以及反讽等具体修辞手法的运用，表现出明显的时代与民族差异性。在这些差异性背后，潜含着一个时代的叙事成规与受众的审美趣味，甚至一个民族深层的思维结构与价值体系。
如陶东风先生所言：“身体问题在学术后台一跃进入前台，这其中有深刻的社会文化原因，而后现代主义与消费文化的兴起则是最重要的原因。可以略为夸张地说，消费社会中的文化就是身体文化，消费文化中的经济是身体经济，而消费社会中的美学是身体美学。”[16]“身体叙事”无疑也与消费文化直接相关。然而，文学的身体研究应关注文学自身的独特性。文学中的身体是身体这一社会符号的再符号化，其不仅有着社会符号的功能，更有着文学符号的功能。
在这一历史文化语境中，身体符号学的提出具有重要意义。首先，身体符号学可以矫正当下文学研究中身体研究的某些偏颇之处。身体符号学关注文学中身体符号的多层次性，一方面避免将文学中的身体符号等同于现实中的身体符号的倾向，另一方面则避免了将小说叙事中各个层面的身体混为一谈的弊端，沟通身体研究的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使文学回归文学。其次，身体符号学的提出，也为重新审视小说史与小说文本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故事层面的模仿性身体，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从这种史学解读可以看到不同时代文化身体的演变。叙事层面的结构性身体，具有重要的结构价值，由此可以考察小说文本的逻辑脉络，同时可以从不同时代不同表现手法对于身体的选择性表述，考察文学思潮的演变。叙述层面的修辞性身体，具有重要的审美价值，对身体采用不同的修辞策略可以获得不同的审美效果，根据修辞手法与修辞目的之间的契合度、创新性以及多义性(张力)等价值命题，可以对具体的修辞策略进行审美价值判断，分析其对叙事风格与叙事效果的影响。再次，身体符号学的提出，为作为“人学”的“文学”提供了一种新的观照角度，具有重要的伦理价值。“文学是人学”，任何时代的小说叙事都潜含着对“人”的理解以及“立人”的理想。小说叙事的身体符号学研究，可以更准确地把握各时代小说叙事对身体与心灵关系的理解。最后，身体符号学对符号学本身也是一种拓展与完善。当人类将所有的文化行为都视为符号行为时，身体的符号性却没有得到充分的关注与研究，小说叙事对身体符号的再符号化更是少有注意。因此，小说叙事的身体符号学对于符号学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