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俄、日、德主要报纸涉华报道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报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国外（尤其是西方国家）新闻媒体有关中国的报道，向来受到国内各方面人士的关注。关注它的理由在于：首先，它像一面镜子，折射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其次，它像一个标尺，为中国政府的对外关系决策提供参照。在中国日益走向开放，加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今天，这种参照尤为重要。鉴于此，笔者选取美国、俄罗斯、日本、德国四个国家各一份重要报纸——美《纽约时报》、俄《消息报》、日《朝日新闻》、德《世界报》作为研究样本，对它们在同一时段内（今年4-5月份）有关中国的报道进行考察分析，以期得出有价值的结论。
一、样本选择
样本选择依据典型性与相关度的原则。也就是说，之所以选取这四个国家作为研究样本，并不意味着其他样本不重要，而是因为这四个国家与中国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并且具有一定的地区代表性。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关系也是目前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在事关人类生存与发展的许多重大问题上都有着共同利益。两国关系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波折之后，自去年下半年起逐步得到改善。中俄是相邻友邦，两国之间有长达数千公里的边界线。两国关系自90年代初以来逐步改善并升级，从相视为友好国家到确立建设性伙伴关系直至确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日本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强国，也是亚洲惟一的发达国家。中日两国互为重要的贸易伙伴，经济合作密切。尽管由于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的影响，两国关系发展屡遭挫折，但两国的高层往来以及各个领域的合作均呈现良好势头。德国是欧洲最发达的国家，在欧共体和国际事务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德国也是中国在欧洲最大的贸易伙伴，两国在科技、教育、文化等领域也有着广泛的交流与合作。
本文选取的四份报纸，均为上述各国最具影响力的报纸。《纽约时报》创刊于1851年，是一份历史悠久的百年老报。该报以报道国内、国际重大新闻为主，深受各界重视，尤为高层人士青睐，被誉为美国“最有权威、最受尊重的报纸”（注：徐耀魁主编《世界传媒概览》，第712页，重庆出版社。）。《消息报》创办于1917年，原为苏联最高苏维埃机关报，其发行量和影响力在苏联报刊中可谓首屈一指。苏联解体后，《消息报》成立报业联合体，转为自主经营。尽管发行量比苏联时期有所下降，但该报仍然是俄罗斯读者阅读的主要报纸之一，其权威性不容置疑。《朝日新闻》创刊于1879年，是日本最有影响力的报纸。该报发行量虽然位居第二（在《读卖新闻》之后），但其品位和受众层次却是日本最高的。该报读者中企业管理人员、公司职员、专业技术人员占有较大比重，对知识层有很大的影响。《世界报》创办于1946年，被认为持论公正、消息灵通、报道广泛，是一份具有世界影响的高质量报纸（注：徐耀魁主编《世界传媒概览》，第335页，重庆出版社。）。该报发行量虽然不大，但对政界和经济界人士有较大的影响。
本文随机选取今年4-5月作为研究时段。考虑到5月“沈阳领馆事件”中舆论的作用与影响，特将对日本媒体涉华报道的观察时段延长一个月，即从4月初到5月底，其他国家均以4月份为限。
二、样本分析
笔者原打算按照传统思路，以“正面”、“负面”、“中性”为识别框架，对四国报纸涉华报道的内容进行归类。但统计结果表明，这种分类方法已经不能穷尽所有的报道内容，换句话说，其内容属性的识别难度明显增加了。比如，中国男性同性恋者过着双重生活，既有自己的家庭，又有自己的性伙伴（注：4月12日《纽约时报》。），是“正面”还是“负面”，抑或是“中性”？很难予以界定。当然，一两个月的涉华报道不足以反映某个国家涉华报道的全貌，尤其是在“西线无战事”的情况下。但仅此一点发现就足以提示笔者：实事求是的描述比先入为主的思维框架更为重要。
（一）《纽约时报》4月份涉华报道（包括评论，以下同）共计27篇，其中17篇刊登在国际版，其余刊登在金融版、商业版、艺术版、体育版等。在这27篇报道中，言辞明显带有抨击意味的3篇，内容涉及人权问题、政治犯问题以及香港行政当局与中央政府的关系问题。有关人权的一篇是针对香港行政当局的，文章指责港府限制在港获取居留权的人数，致使4000多大陆人在政府规定的最后期限仍滞留香港。有关政治犯的一篇讲到，中国政府释放了一名关押19年的西藏政治犯，原因是共产党的接班人胡锦涛即将访美，以此缓和中美关系。关于香港行政当局与中央政府关系的一篇，是说香港政府及港督董建华受控于北京政府的意志，民主生活不健全。该报对中国企业的生产能力、技术水平、产品质量进行褒扬，对中国性观念的改变予以充分肯定，对到访的中国国家副主席胡锦涛的访美活动及其生平业绩赞许有加的4篇。4月21日的一篇报道说，日本公司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市场生产、经营产品，其实中国的产品质量同样好。该文同时介绍了中国当代高科技人才的情况。4月22日的一篇通过对深圳街头药店开始做广告并销售“伟哥”的赞许性的描述，指出中国人的性观念正在走向开放。在介绍即将到访的中国国家副主席胡锦涛的一篇文章中，作者描述胡锦涛是"Arising star from Beijing"（北京升起的新星）（注：4月27日《纽约时报》。）。其余的20篇中，反映中国现存问题的，如猎杀动物、噪声污染、矿井爆炸、土地沙化、失业待岗、艾滋病患者数量增加、腐败问题的占绝大多数。这类问题原本由中国媒体报道过，但经美国记者以其特有的方式表述出来，且多少带有猎奇色彩，还是给人以异样的感觉。
（二）《消息报》4月份有关中国的报道共计13篇。其中，经济类报道3篇，内容分别为俄计划在中俄边界地区投资兴建娱乐中心，中国公民可以免税前往消费；俄取消对中国肉制品进口限令；中国是俄国的贸易好伙伴，将与俄分享商机。政治类报道1篇，内容为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德并与德国总理施罗德举行会谈，就国际问题交换意见。军事报道3篇，内容是中国高层领导禁止军队人员使用手机、寻呼机，以防止泄露机密；中国军队改革的一大特点是提高军人的文化素质；中国同印度、越南和埃塞俄比亚一样，是目前俄战斗机的主要买家。科技报道一篇，内容为中国人已经组建了第一支宇宙飞行员队伍。文化类报道3篇，其中的两篇是参加莫斯科摄影人之家国际摄影展的中国作者王福春（音）的摄影作品加文字，一篇为有关俄罗斯现代造型艺术展在天津、上海、深圳等五个城市巡回展出的消息。此外还有两篇姑且列入“其他”类，一篇是有关中国广东省发生重大交通事故的报道，另一篇讲述中国人如何在俄罗斯远东地区非法走私包括蛙油（未受精的蛙卵）在内的俄动、植物资源。总之，《消息报》涉华报道数量不多，其图片选择亦不能全面反映中国现状。如该报4月1日刊登的王福春的摄影作品“火车上的中国人”，画面上是一民工的模样的男性青年在拥挤不堪的火车车厢内，双手紧握行李架侧卧在硬座椅背上。以笔者去年在俄三个月的观察，在俄罗斯媒体上，进城打工者的形象几乎是中国人的代表形象。
（三）《朝日新闻》4-5月份有关中国的报道共计92篇，即使折半，其数量也是四个国家中最多的。这基本反映了日本报纸涉华报道的现状。在92篇报道中，政治类报道71篇，经济类7篇，军事类1篇，文化类2篇，体育类2篇，其他9篇。政治类报道之所以占绝大多数，是因为这一时段发生了不明身份者闯入日本驻沈阳总领馆的“沈阳领馆事件”。该事件发生于5月8日下午2时左右，从5月9日起直至5月24日，《朝日新闻》（早刊及晚刊）对此事进行了不间断的报道，期间刊发消息31篇，社论及述评13篇，专栏文章3篇，调查报告1篇。与日本政府始终如一的强硬态度不同，《朝日新闻》（及其所代表的日本主流媒体）在报道上经历了一个由呼应政府到怀疑并指责政府的过程。具体来说，9日—14日，该报主要报道事件发生过程及中日双方的态度，言辞中明显流露出对日方的偏袒，如“日方召见中国驻日大使武大伟，提出抗议”、“日本要求中方‘道歉’和‘下不为例’”、“日本对事实有充分信心”等。随着中国政府官员公开表态及媒体披露事实真相的逐渐增多，自15日起，《朝日新闻》的态度和言词有所转变，指出日方外交政策有误，沈阳事件中日本个别官员的言行表现出日本是“人权小国”（注：5月16日《朝日新闻》早刊。）。22日以后，报纸更是将矛头指向日本政府，连续发表评论指出“追究总领事责任论抬头”，“政府应检讨沈阳事件的对策”等等。由此可见，在“沈阳领馆事件”上，《朝日新闻》与政府立场有距离，表现出一定的独立性。
（四）《世界报》4月份有关中国的报道共计10篇。其中政治类报道4篇，经济类报道2篇，文化类报道2篇，其他报道两篇。据常住德国的中国人介绍，德国新闻界（包括《世界报》）平常不太关注中国的消息，因此涉华报道数量很少。相形之下，10篇报道量已经可以用“频频见报”来形容了。4月份《世界报》有关中国报道的“骤然增多”，与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的到访（当地时间4月8日）有直接关系。4篇政治类报道都是江泽民主席访德消息，其中一篇发表于江主席访德之前（北京专访），题目是“江泽民主席赞成德国在安理会的位置”。其余三篇都是报道江主席访德行程的。4月8日的一篇题为“中国主席担心交通拥堵”，大致是说江主席到访当天有200名法轮功人士登记了从9点到23点的游行，柏林警察提醒司机哪些时段或路段应避免通行。4月9日的一篇题为“中国主席抵达德国”，这篇150字的简讯除了报道江主席抵达消息并介绍其行程安排之外，还顺带提到维吾尔族和藏族人士的“反人权迫害”和法轮功的游行活动。4月10日，该报在33版刊登了约占1/2版面的两幅照片和一段说明文字。两幅照片的画面为分别为在德中国人等待迎接江主席；全副武装的防暴警察维持秩序。说明文字主题为“柏林提高安全防备”，副题为“示威和欢呼迎接中国主席江泽民”。说明文字写道：“在舞龙欢迎中国主席的同时，其他反对中国人权迫害的人们在游行”。最后一段提到江主席对中德关系的盛赞。“其他”类报道有两篇，一篇是国航坠机南韩的消息，介绍了有关情况，最后提到该飞机安全飞行17年以及国航良好的飞行记录。另一篇题目为“克隆在中国是被禁止的”。
通过对4月份四个国家四份报纸涉华报道的观察可见，除了个别国家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对中国仍有误解或敌意外，其他国家的报道或该国的其他报道大都比较客观、准确，有些则比较友好，如《消息报》在介绍中俄贸易往来时，用了“好兄弟”这样的字眼（注：4月13日《消息报》。）。此外，对4月中国发生的一些大事，各国已经形成共同关注的趋向。如有关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德消息，德国《世界报》和俄罗斯《消息报》作了报道；有关中国国家副主席胡锦涛访美消息，美国《纽约时报》和日本《朝日新闻》作了报道；有关中国国航飞机坠韩事件，日、德作了报道；有关中国沙尘暴问题，美、日作了报道。由此可见，中国作为一个迅速崛起的亚洲大国，其地位与影响已经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并被更多地纳入各国媒体的视野中。
三、结论
通过以上样本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一）新闻传播的出发点是国家利益，任何有可能危及这一利益的要素或行为最终都将得到等量或加倍的“报偿”。正如丘吉尔所言：（两国之间）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美、俄、日、德四国的涉华报道都是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展开的，是国家利益在国际传播中的延伸。美国既看重中国这个有着13亿人口的大市场，同时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与中国有着意见分歧，这使它的涉华报道始终存在着尖利的“噪音”；当然，随着两国之间有效交流途径的建立以及多领域合作的不断加强，其媒体对中国的关注、报道面明显拓宽，这也反映了美国政府看重中美双边关系并谋求其进一步发展的愿望。俄罗斯视中国为战略伙伴，对中国较为友好。但是在经济领域，尤其是在民间贸易方面，由于我们自己在当地的一些不良行为，使俄罗斯人对在俄中国人以至中国人的印象大打折扣。加之俄近年银根紧缩，派驻中国记者人数大为减少，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民众对中国真实、全面情况的了解就更少了。这也是俄媒体与民众对中国产生误解与偏见的一个直接原因。日本涉华报道的数量多且涉及面广，足见其对两国关系的重视程度。近年虽然发生了一连串关乎两国国家利益的政治、经济事件，给两国关系（尤其在中国民众心中）蒙上了一层阴影，但官方及民间对两国关系的预期还是相当高的。在欧洲国家中，德国与中国的合作与交流最多（德国所有的大企业都进入了中国市场）。近年来，施罗德政府进一步调整了对华政策，坚持将中国作为其亚洲政策的重点。尽管如此，由于两国相距遥远，各方面又有着较大的差异，德国媒体及民众对中国的了解非常少。在他们的印象里，中国还是一个古老而落后的国家。
总之，美、俄、日、德四国都是从各自的国家利益出发来报道和评价中国及其与中国的关系的，各国报纸刊登的中国新闻，大部分都是与其自身利益相关度高的中国新闻。这一点是共同的。当然，不同国家的涉华报道明显地带有各自的特点或倾向性——美国的冷战思维，日本的防范心理，俄罗斯民族骨子里的大国沙文主义的傲慢态度。当笔者要求四国的协助调查者对当地媒体的对华态度进行简单描述时，人们几乎都提到一点，能对中国进行客观、准确的报道就很好了，不要指望他们说你的好话。
（二）受国家利益的驱使，不同国家之间的新闻媒体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矛盾与冲突是不可的避免的，但是因信息匮乏而造成的双方的误解与偏见却是可以消除和避免的。在这方面，我们有很大的空间。通过以上样本分析可见，凡是近距离、强信号、高密度的信息接触，都会产生近乎客观、准确、全面的认知与评价，都会出现与我国外宣的正效应期待相符的效果。而远距离、弱信号、低密度的信息接触，则有可能产生偏离事实本身的认知与评价，并且出现与我们的正效应期待相反的效果。这在俄、德两国最为突出。两国政府都把中国作为其亚洲战略的重点，与中国在各个领域的合作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由于信息沟通不畅，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民众对中国的了解却非常滞后，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通过分析可见，要想改变这种因信息匮乏而造成的不利局面，提高国外媒体、公众对中国的认知度，除了日常的信息沟通、传播外，还可以利用一些契机加大信息投放量。这些契机是：1、国家领导人出访。4月份江泽民主席和胡绵涛副主席分别访问了德国和美国，这使德、美两国涉华报道的数量明显增加，报纸不但报道事件本身，也兼及其它方面的情况。这说明，在国家领导人出访期间，受访国媒体和公众对该国信息的关注程度将会大幅度提高。如果此时加强信息投放力度，有可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2、突发性事件。突发性事件一般都是危机事件，如4月份的“沈阳领馆事件”。事发初期，由于中国方面披露的有关事实真相的材料尚不充分，日本媒体大都跟着政府跑，传达其要求中国“道歉”的立场和态度。随着中国政府的再三声明以及中国媒体对事件报道的增加，日本媒体逐渐改变态度，对事件本身以及政府行为进行了较为客观的评价。试想如果没有真实信息的大量导入，日本媒体对中国的误解肯定会持续下去，进而误导日本民众。由此可见，足够量的信息有助于减少或消除人们认识上的不确定性并加深对事物整体和本质的认识。而误解、偏见的减少或消除正是国与国之间减少矛盾、冲突，增强互信，寻求共同利益的重要前提。
（三）原则上讲，每个国家的新闻媒介都是“掌握着政治和经济权利者的代言人”（注：H.J.Atschull《Agents of power》,1984。）。然而作为一种社会舆论机构，其新闻传播活动又不可避免地受客观规律、专业理念、行业规范的制约，必须遵循客观、真实、公正的原则。惟其如此，媒体才能获得的公众的认可与信赖，才有生存与发展的可能性。在多媒体交互发展为受众提供了更大选择余地的今天，尤其是这样。因此我们可以确信一点：任何国家的媒体，哪怕是意识形态敌对国的媒体，都不敢拿自己的信誉开玩笑。它们可以发表抨击性的言论或言辞不友善的文字，但它们很难以虚假消息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不公正的言论获得认同，获得一时的认同，也不能获得长久的认同。我们还可以确信一点：媒体代表政府，但媒体本身不是政府，也不是政府发言人，如果政府对某一事物做出不符合事物本质的、错误的判断或结论，媒体是可以与政府拉开距离，甚至站到与政府相反的立场上去，表现出一定的独立性的。“沈阳领馆事件”中日本媒体的表现就说明了这一点。在这一事件中，由于中国方面就事件本身展示了大量的资料，包括图片、文字材料，并且充分说理，讲清楚其中的利害关系（如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5月13日在日讲话中说，如果对闯馆行为不及时阻止，还会有更多的身份不明者闯入日本领馆，这很可能对日方利益造成损害），让媒体和民众自己判断，自己做出选择。而当政府所代表的局部利益有可能造成对更大利益的损害时，舆论自然就会倾向于维护更大的利益而要求政府放弃局部利益。由此可见，真实、准确的信息和充分的说理是影响公众舆论的重要因素。受冷战思维的影响，过去我们单纯地将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媒体看作是为资本主义政治服务的工具，认为它不可能有客观公正的立场，不可能替我们说话。因而在面对于我不利的危机事件时，我们习惯于从谴责性的立场出发，去驳斥对方的言论，而不注重披露相关材料，让事实说话。为了避免产生“不利后果”我们甚至采取保密态度，对事实真相隐而不报，结果反而出现了更多不利的言论。事实上，我们不必要求别人替我们说话，只要充分地摆事实、讲道理就足够了（当然不是一厢情愿地从“我”出发，讲“我自己的道理”，而是从双方的利益出发，讲大家共同的道理），因为“事实胜于雄辩”。只要对方信服并采用了我们提供的材料，就等于替我们说了话，产生了对我有利的效果。而在“沈阳领馆事件”中，日本媒体不但“替我们说了话”，而且对日本政府形成了很大的压力，迫使它改变了原有的立场和态度，客观上起到了对政府的舆论监督作用。
［收稿日期］2002-0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