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宏观经济形势与政策：2006-2007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形势论文,政策论文,中国宏观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中国宏观经济指标预测
中国经济在经历了1991-2001年的完整波谷—波谷经济周期后，从2002年起重新进入本次经济周期的扩张阶段。2003年以来，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呈现高经济增长与低通货膨胀的良好配合格局。2003年与2004年实际GDP增长速度接近潜在GDP增长速度，而2005年实际GDP增长速度超过潜在GDP增长速度，其间通货膨胀却相对温和。中国经济景气在2004年完成了从经济萧条到经济繁荣的周期形态转换，实际GDP水平在2004年达到潜在GDP水平的基础上，在2005年已经略高于潜在GDP水平。
中国经济在2006年继承了2005年的强劲扩张趋势，实际GDP增长率在2006年上半年逐季加速。不过，随着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政策措施逐步落实，其选择性的需求紧缩政策效应已经显现，固定资产投资和货币信贷规模过快增长以及重要原材料、能源、交通运输瓶颈制约问题得到有效缓解。中国经济景气从2006年下半年起开始转折下行，实际GDP增长速度相应向潜在GDP速度回归。2006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将继续保持高经济增长与低通货膨胀的良好配合格局，在将CPI指数上涨率控制在2%以下的同时，实现10%以上的实际GDP增长速度。在增长型经济周期的位势上，2006年将构成本次经济周期的波峰年度。
2007年，中国宏观经济管理应该继续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采取中性的需求管理政策取向，兼顾经济稳定的内部平衡目标与外部平衡目标，进一步促进国内需求与国外需求以及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全面拉动，在总体经济景气进入本次经济周期收缩阶段后延续其繁荣形态。这样，在2006年实际GDP水平高于潜在GDP水平的基础上，2007年实际GDP增长速度将略低于潜在GDP增长速度，使得2007年实际GDP水平平稳回复至潜在GDP水平。
依据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模型——CMAFM模型，分年度预测2006-2007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形势，其主要预测结果如表1所示。其中，2007年预测的主要宏观经济政策假设包括：(1)2007年中央财政预算赤字为2 900亿元；(2)2007年人民币与美元的平均兑换率为7.45:1。
表12006年与2007年宏观经济指标预测
注：预测日期为2006年11月。
二、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一）经济波动的周期形态
中国经济在体制改革、对外开放与经济发展三重协同转型方面的长足进步，已经奠定了生产率持续快速进步的资源、技术和制度基础。对于中国经济体系，二元经济结构提供了近似无穷的剩余劳动力，年轻化人口结构与高成长经济前景蕴含高居民储蓄倾向，而先进技术跨国转移和吸收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更加便利。同时，重化工化、城市化与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开辟了广阔的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空间，能够充分吸纳持续扩展的潜在供给能力。按经济增长因素核算，在“十一五”期间及其以后相当长时期，中国潜在GDP年均增长速度在9%以上，中国经济具有高速经济增长的历史趋势。[1]
1983年以来，中国国民收入相对比率Y/Y_F的历史轨迹如图1所示，而表2为中国国民收入绝对缺口与相对缺口的相应计算结果。
图1 国民收入波动与价格指数趋势
在2001年的波谷年度，国民收入相对缺口超过－3%。2002-2004年，该时间段位于本次经济周期的扩张阶段前期，其间高速经济增长具有恢复增长和补偿增长性质。从2003年起，虽然实际GDP增长速度高于潜在GDP增长速度，但是实际GDP水平在2003年低于潜在GDP水平，至2004年才接近潜在GDP水平。即使在2005年，国民收入相对缺口仍然不足1.27个百分点，国民收入相对比率
表2 1983-2005年间中国国民收入缺口
（二）附加时间趋势的菲利浦斯曲线
由于日益重型化的产业结构、日益严格的环境保护标准以及日益完善的国有产权制度，中国资源性产品价格的持续上涨是难以避免的。然而，在人民币汇率预期升值的背景下，无法过度偏离国际市场价格水准。伴随着有效市场竞争的生产率进步，沿从上游产品到下游产品的产业链方向逐级吸收通货膨胀的成本推动影响，2001年以来，中国通货膨胀呈现从PPI指数到GDP平减指数再到CPI指数而依次递减的动态价格结构，保持较为稳定的低核心通货膨胀率。
中国核心通货膨胀率从高通货膨胀向较低通货膨胀的转型过程，应该是具体的和特殊的。不过，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低核心通货膨胀率的历史趋势与全球范围内普遍的低水平通货膨胀现象是一致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的广泛的跨国经验研究，也主要是从生产率进步角度解释全球范围内低核心通货膨胀率的历史趋势，揭示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在促进效率和稳定价格方面的重要作用。
（三）凯恩斯主义研究路线及其投资需求管理含义
无论是从国际标准比较，还是从历史标准比较，中国国民收入都存在较高的储蓄倾向。不过，中国国民收入的高储蓄倾向以及20世纪90年代以来最终消费比率的下降，可以同时从经济体制转型、生命周期阶段与经济波动形态多层面加以解释。
(1)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渐进过渡，伴随着居民收入补偿与居民积累功能的“完全化”，居民收入增长的相当部分来自适应积累功能重新配置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
(2)年轻人口是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净流入劳动力市场的，在当前高收入基础上进行的正储蓄，完全可以弥补老年人口在既往低收入基础上进行的负储蓄。
(3)在消费平滑化机制的作用下，（相当于投资支出的）消费支出的顺周期(pro-cycle)波动行为更为缓和，消费支出增长在经济扩张时期慢于投资支出增长。
在可预见的未来时期，由于促使国民收入消费比率长期或者短期下降的各种因素将逐渐消失或者反转，国民收入消费比率在经历长期下降后将趋于稳定。这些因素主要有：中国经济周期从扩张阶段向收缩阶段的过渡，中国经济体制市场化转型的完成，中国人口结构的老龄化，以及随着社会保障体系完善而收入不确定性的降低和预防型储蓄动机的弱化。
中国宏观经济与政策设计应该遵循凯恩斯主义研究路线，从有效需求视角给出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的经济学解释，主要通过调节有效需求（而不是收入分配）的途径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是内在于经济发展过程的自然历史现象，库兹涅茨总结现代经济增长的国际经验而观察到国民收入分配差距随经济发展水平演化而呈现倒U形轨迹。面临高储蓄倾向这样有利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我们有必要建立以投资需求管理为轴心的需求管理政策体系，通过增加国内投资需求实现高储蓄向高投资的有效转化，以充分积累的资本存量与相对短缺的劳动力互补，支持20世纪中后期来临的中国老龄社会。[2]
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不仅具有一般性的资本深化特征，而且重化工业化阶段的大批量生产方式和资金密集产业发展性质必然要求大规模增加固定资产投资。中国经济包含的古典型劳动力失业问题与凯恩斯型资本失业问题，需要分别通过增加资本积累途径和增加有效需求途径来解决。向投资需求倾斜的国民收入支出结构将在短期内增加有效需求而在长期内增加资本积累，同时实现经济增长目标与就业目标以及长期就业目标和短期就业目标，并且将通过乘数机制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从而自然增加国内消费需求。[3]
不断扩大的巨额国际贸易顺差有着包括国内贸易发展方式、国际贸易发展趋势和全球经济结构调整在内的多种形成原因，然而也真实反映了国内储蓄的相对过剩状况。依据国民收入双缺口模型，国内储蓄缺口(I-S)映射为国际贸易缺口(M-E)。国际贸易顺差直接体现的是低于国内储蓄能力的国内投资能力，而不是超过国内消费支出增长的国内投资支出增长。增加国内投资需求将缩小国内储蓄剩余(S-I)，从而缩小国际贸易顺差(E-M)，最终消除人民币升值的结构性原因，实现可持续的国际收支平衡。
三、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评论
（一）需求管理政策的中性取向与积极操作
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应该建立作为中性需求管理指导线的最高可持续增长率目标(HSGR)，避免政策偏好从计划经济时代的速度饥渴逆转为市场经济时代的速度恐慌，从而导致非理性经济萧条。中国经济的生产率进步以及潜在总供给增长是惊奇的，本次经济扩张阶段的实际GDP增长速度连续突破对潜在GDP增长速度事前估计的心理界限。在高速经济增长和剧烈结构转变时期，低估潜在总供给能力而实行非合意的紧缩性需求管理的政策风险是存在的。面临连续扩展而即时未知的潜在总供给能力，有必要采取“微撞”(fine-tapping)的需求管理模式，即反复“小幅度增加总需求——等待并且观测通货膨胀反应——（若无通货膨胀加速反应)小幅度增加总需求／（若有通货膨胀加速反应）小幅度减少总需求”的操作过程，通过间歇性增加总需求而探索潜在总供给前沿。
通货紧缩时期，中国积极财政政策采取增加财政支出和税收收入的审慎政策手段组合，同时利用税收融资的财政支出乘数效应和债务融资的财政支出乘数效应来扩大国内需求，较好地兼顾了财政政策的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在本次经济周期扩张阶段，中国财政收入快速增长，有效维护了财政预算周期平衡和削减国家债务负担比率。由于缺乏生活费用调整机制(cost of living adjustments)以及税收制度剧烈累进性，中国财政政策具有需求紧缩和反经济增长的内在偏斜，在长期经济增长环境下将减少制度化的实际财政支出而增加制度化的实际税收收入，对于投资行为与就业行为的负面激励作用将逐渐突出。
在公共财政体制的框架下，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的供应边界定义了政府支出的适度规模，从而定义了国民收入的平均税收负担；而经济效率与经济公平的替代均衡定义了国民收入的边际税收比率。在适应公共财政体制要求的稳定税收收入增长机制基本建立后，有必要抑制微观税收负担的过度累进趋势和宏观税收负担的过多增加趋势。财政预算与税收政策的增长支持(pro-growth)导向，应该成为中国财政政策调整和改革的重要指导原则。
虽然人民币尚未实现在资本项目上的完全可兑换，但是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是非常有限的。在2005年7月人民币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后，无本金交割远期外汇(NDF)的人民币预期升值幅度迅速向国际国内利率差异收敛，二者运行轨迹开始协同运动。人民币汇率的近似利率平价条件(IRP)反映了中国国际收支资本项目的实质开放程度。资本项目管制的严格性和有效性是相对于国际资本流入套利的预期收益而言的。由于人民币在短期内大幅度升值这样的市场预期已经形成，国际投机资本不仅努力规避国际收支资本项目的管制措施，而且可以延展人民币离岸市场的远期交易时间。此外，国际投机资本能够经由国际贸易项目间接流入，通过出口贸易的高报关(over-invoicing)与进口贸易的低报关(under-invoicing)而形成虚假的国际贸易盈余。
由于利率尚未自由化，价格调整性质的利率政策与数量调整性质的信贷政策在相当范围内是相互独立的。在准固定汇率制度下，国内货币供应部分外生化。当受对冲能力限制而无法阻止国内货币供应快速增加时，中国货币政策只能采取控制国内信贷规模的紧缩性操作，同时保持人民币价值的对内稳定与对外稳定。人民币升值预期下的国际资本套利策略支持了中国货币政策的低利率选择，而低利率的中国货币政策能够抑制国际资本流入套利。
（二）汇率均衡化调整过程中的政策目标算术
经过长期均衡条件修正的动态购买力平价(PPP)理论，通过将国民经济体系的市场化和开放化以及国际经济体系的一体化结构性因素纳入模型，依据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与经济开放的历史经验，能够预测到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汇率将系统偏离传统PPP理论，从而其平价水平被长期低估，并且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遵循由国民收入增长推进的升值过程。
区分2006-2010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Y的高速增长情景与低速增长情景以及Y/Y[PPP]指标历史拟合离差的全部消失情景与全部保持情景的组合类型，情景预测2006-2010年间人民币实际汇率年均升值率约为6%，而累计升值约为25%。
在人民币实际汇率年均升值6%即&=-6%的背景条件下，2006-2010年间中国需求管理政策的中性取向应该符合工资、价格、汇率动态调整的政策目标算术：
(1)通货膨胀目标：设定4%通货膨胀率目标，即π=4%，从而通货膨胀率的国内国际差距为2%，即π-πw=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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