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经济发展的挑战、机遇与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机遇论文,经济发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编者按：本文系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全球工业发展报告1996》摘要。希望读者就全球化命题积极投稿，深入交流及研讨。
一、总论：全球化是个零和对策吗？
过去十年，世界经济经历了显著的技术和经济变化。信息和交易费用降低；国际贸易的增长速度快于世界生产，而外国直接投资以快于国际贸易的速度增长；各种形式的企业间合作不断上升。这些发展加强了全球化进程。
快速的技术进步导致并加强了全球化趋势。新技术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工业竞争力的特征、范围以及企业层次上的组织结构，改变着工业化和国际贸易环境。竞争逐渐超越国家界限，垮越了经济的许多部门以及国内和国外市场。技术和创新能力已取代传统的价格竞争力成为国际竞争力的一个新决定因素。随着通用技术如微电子、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和新材料技术的快速应用，这种新形式竞争正扩展到所有的工业部门，包括一度停滞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全球化正从根本上影响着国民经济的工业发展进程。一方面，它给发展中国家和转轨中国家带来了巨大的贸易机会与技术、技能和市场准入相关联的大量外国直接投资。全球化已成为世界上许多地区经济增长的推动力量。全面加入全球经济能使国家、企业和其它经济部门抓住新的机会并分享全球化带来的好处。
另一方面，也存在对全球化可能会威胁发展中国家和转轨中国家前景的担心。减弱与国际劳动分工的联系被认为是对欠发达国家十分严重的威胁。这种忧虑源于区域一体化的重新活跃以及技术创新集中在少数几个主要国家中。区域一体化也许会导致那些被排除在区域一体化体制之外的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与外国直接投资的转移。技术能力分布的极端不平衡也许会削弱欠发达国家和技术进步的联系。结果，只有一小部分相对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化生产，它们吸收了大部分的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
但是，《全球工业发展报告1996》认为：全球化进程不是个零和对策。它具有加速发展中国家和转轨中国家的工业化，并同时给工业化国家带来相当利益的潜力。为了实现这一潜力，必须在国家和国际的水平上对全球化进程进行有效的管理，那些为了促进与世界经济更加紧密的一体化的调整政策所导致的社会和经济成本必须得以澄清和减轻。对发展中国家和转轨中国家来说，形成基本的发展能力政策框架的建设也是必要的，这能使它们成功地参与全球化进程。
前进的障碍并非不可克服，但发展中国家并不总是依靠自己增进其参与全球化经济的能力。为了缓和它们对全球化和境外投资乏力的恐惧，它们需要国际社会做出提供广泛的技术和投资合作的承诺。采用较好的经济政策和改善商业环境将有利于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经济，并使它们享受到全球化的利益。
二、区域化趋势和若干问题：对竞争性挑战不同反应的不同结果
从全球化中获得的收益取决于初始条件及国家的经济政策。不同国家对全球化挑战的反应也不相同。这些不同的反应部分地解释了它们现在在国际劳动分工所处的地位和从全球化中获益的前景。
工业化国家正在丧失国际竞争力
过去十年，工业化国家逐渐丧失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特别是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它们在工业化地区内部的制成品出口比重已经从1985年88%急剧下降到1995年的81%，在劳动密集型的服装业的出口份额同期从54.7%下降到39.5%。而且它们在全球范围内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比重也在下降。
工业化国家在过去十年中制造业就业人数在总就业中的比重也下降许多。持续增长的竞争压力、新的微电子技术的应用以及从低工资国家进口的增加——这一趋势由于跨国公司重新布局在发展中国家得以加强——正直接取代国内生产，并由此导致对非熟练劳动力需求的减少。这一点引起了发达国家的恐惧。另一点担忧是引进节约劳动型技术去对付来自低工资国家的进口威胁，也间接地减少了对非熟练劳动力的需求。另一方面，高技术产业正迅速扩张，对高技术工人的需求持续增加。低技术产业的失业率上升与熟练劳动力的短缺并存，这已经导致了熟练和非熟练工人之间工资的巨大差别，而且逐渐引起限制从低工资国家的进口以实行贸易保护的要求。在欧洲有着更明显的就业问题的同时，这些竞争性挑战在大多数工业化国家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处理。
发展中国家从全球化中收益不均
作为一个整体来说，发展中国家在制造业和工业竞争力方面取得了进步。在过去十年中，它们在全球制造业增加值中的份额已从17.4%增加到19.8%，而且它们在向工业化国家制成品出口中的份额也有了相当的增加，从11.6%上升到18.5%。在劳动密集型的服装工业方面，它们的国际竞争力的提高更为明显，同期其出口份额从44.7%猛增到58.7%。它们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的份额也有很大提高，在过去十年中从24.5%到38.9%。
可是也应该看到，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化进程的程度存在相当大的差异。作为两个极端，东亚和东南亚是最大的受益者，可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只能分享些许小利。
拉美和加勒比地区需要持续的国内改革以重新获得竞争力
与其它发展中地区相比，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具有最好的初始条件全面参与全球化进程。尽管有这些初始的优势，这个地区过去十年在处理竞争性挑战方面却不甚成功，这一经历曾常常被称为“失去的十年”，而同时亚洲正在加速追赶。过去十年，这个地区向工业化国家制成品出口的份额从3.3%下降到2.9%。同时，它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量中的份额在80年代后期突然下降到5%。在1994年恢复到11.8%（大约为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的1/3）。这一地区的投资率，即总固定资产形成占GDP的百分率，在过去十年逐步下降，已不可能维持其经济象70年代那样的高速增长。它的投资率已远远低于东亚的水平（在90年代拉美18%，东亚27.3%）。
这个地区几乎没有国家能成功地持续吸收大量的资本净流入。这并不意味着资本流入的持续性完全不受债务国的控制。可是最近阿根廷、智利和墨西哥的经验表明，一旦国内经济取得稳定，结构调整业已实现，在经历较大的经济倒退的冲击后，它们的吸引力仍能恢复。例如80年代的债务危机。一旦政府信用恢复，持续的改革重新建立了世界制成品市场的联系，外国的投资者又返回到这些国家。这一地区面临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区域一体化在促进地区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中的作用。自从1992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签定以来，拉美区域一体化已经变得更有吸引力。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定量评价清楚地表明，墨西哥是最大的受益者。对形成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期望已经在90年代初期刺激了墨西哥的外国直接投资。然而，区域一体化似乎不能加强成员国的吸引力，也不能认为它可以替代国家整体投资环境的改善。墨西哥的例子说明，国内改革是成功的区域一体化的一个先决条件。
撒哈拉以南非洲前景暗淡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其深刻的经济危机的主要特征是：脆弱的工业基础，国际竞争力下降，以及难于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许多非洲欠发达国家继续严重地依赖外部援助。过去十五年中，这一地区整体的国内生产总值、制造业增加值和出口的平均增长率都很低。1995年，它在全球制造业增加值和制成品出口中的份额只占0.3%，劳动密集型服装工业也仅有0.6%。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不稳定，投资率很低而且还在下降。
被排除在生产和市场的全球化之外的危险对于撒哈拉以南非洲来说是最为严重的，因为这个地区的许多国家还在经受着脆弱的体制、社会冲突和政治动荡的痛苦。这个地区面临的政治挑战已远远超过宏观经济稳定和结构调整。过去的趋势似乎难以逆转，除非能确保有效的管理，并且将国家的作用重新集中在提供公共产品，包括基础设施、体制建设和教育。如果能实行适当的政策，进步是可能的，而且这一地区将处于一个更有利的位置，能从南部非洲正在成长的工业和贸易的溢出效应中获得好处。
北非和西亚收效甚微
过去十年，北非和西亚的制造部门仍保持在相对不变的低水平。不仅是这些部门在地区分布上极不平衡，而且一些重要的制造业为主的国家向相反方向变化：土耳其已经更加紧密地融入世界经济，而伊朗在参与国际贸易进程中大大落后。承诺实行经济改革的国家，如摩洛哥、突尼斯、土耳其等在向经合组织市场渗透和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方面取得了明显进步。
只要它们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能力得不到提高，这个地区的国家就不太可能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业产品供应者，虽然西亚可能会从新独立的中亚国家所带来的新贸易机会中获利。对这个地区经济进步的重要约束包括：石油实际价格下降，人力资本短缺，一些国家内部及国家间的政治冲突。如果这个地区想从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进程中获利，则必须保证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和政治稳定。
南亚收获政策改革的果实
国内政策环境，特别是持久的进口替代战略和对外国直接投资的严格限制，在过去已经导致南亚在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方面落后于东亚和东南亚的发展中国家，而且南亚从工业化的“雁阵”模式中获利甚微，我们可以在其它亚洲国家看到这种模式。最近，大多数的政策改革已带来经济绩效的巨大改善。南亚在向工业化国家制成品出口中所占比重由1985年的0.3%上升到1995年的0.9%，同时，它在劳动密集型的服装工业中的份额从2.4%上升到7.5%。
随着比较优势在工业专业化中发挥更大作用，南亚国家已成为劳动密集型产品，特别是纺织品的主要供应者。可是由于来自其他低收入国家的竞争逐渐加强，它们必须准备向非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制造部门转移。由于那些小国经济所能提供的互补的国内生产要素非常有限，这对于它们来说可能较为困难。人力资源开发投资十分重要，对于南亚国家，主要的挑战是实现持续的自由化，提高储蓄和投资率，弥补基础设施的不足。
东亚和东南亚从有效的产业政策和高水平的人力资本投资中受益。
东亚和东南亚地区作为一个总体从全球化进程中获益匪浅。它在全世界制造业增加值中的份额从1985年的3.4%增加到1995年的5.9%，同时向工业化国家的制成品出口从6%上升到11.1%。东亚和东南亚也已成为对外国直接投资较具吸引力的地区，而且它的投资率从80年代后期的25%猛增到90年代初的32%。
亚洲新兴工业化地区在向世界制成品市场渗透和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方面取得的成功是众所周知的。欠发达的亚洲经济也逐渐参与到全球化进程之中。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市场地位正受到来自低收入国家竞争者的挑战，促使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转向更加复杂的制造部门，并且把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向东盟国家以及中国和越南转移。因此，亚洲新兴工业化地区已成功地保持了它们的出口活力，而且东盟生产者的后继者已经成为新的制成品出口供应商和外国直接投资的汇集地。
宏观经济持续稳定、对人力资本和实物资本的高投资以及对世界产品和要素市场的更大开放支持了东亚和东南亚的追赶进程。原先关于欧洲和北美经济一体化将导致这些国家遭受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的转移的担心现在已被证明是不合理的。因此，如果继续努力提高生产和出口，这些国家过去在向世界市场渗透和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方面取得的成功似乎将继续下去。充分的信息、通讯和运输系统的供应是很重要的，而且亚洲国家间的合作将有助于减少区域贸易的交易成本。
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大大受益
中国的成功证明了全球化可以给低收入国家带来益处。从1985年到1995年十年间，它在世界制造业中的份额迅速上升（从3.6%提高到5.2%），在向工业化国家制成品出口中的份额从0.5%上升到2.1%，而且外国直接投资流入惊人地增长。它的投资率也迅速提高，从1985年的24%提高到35%以上。
计划经济的束缚和对比较优势的忽视自从70年代后期改革以来得到了很大的克服。产业结构调整和出口多元化支持了在世界市场上的良好绩效。对外开放使中国加入到亚洲“雁阵”行列并且吸引国外投资者来寻找新的市场和廉价资源。
然而，中国在未来全球化生产中的地位也面临各种风险。首先，中国仍被工业化国家列为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主要目标之一，除非它的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地位得以解决。其次，在财政和货币政策方面持续的紧缩—扩张周期也许最终会动摇国外和国内投资者的信心。除非取消对国有企业的补贴，否则宏观经济稳定很难实现。最后，应加强对基础实施的投资，并赋予地方政府和企业更多的自主权以缩小内陆省份和沿海地区的差距。
转轨中国家面临持续经济改革的挑战
转轨中国家的经济绩效整体上是令人失望的，结构问题和政治不确定性阻碍了它们的经济改革。前苏联一直孤立于世界市场之外，直到社会主义解体为止。许多前苏联国家现在生产持续下降，这阻碍着连续性的经济改革政策的采纳和推行。与处于转轨中的中欧国家相比，这些前苏联国家在向经合组织市场渗透方面很大程度上已经失败，而中欧国家已经比较成功地实现了贸易转向和出口多元化。通常，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远远小于所期望的水平，特别是那些经济和政治前景不确定的国家。
转轨中国家目前也缺少发展同其它发展中国家合作的基础设施。早期对资本密集型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强调妨碍了中小规模产业的发展，这是那种关系的关键特征。但是，考虑到私有化进程和私人部门不断发展的势头，以及这些国家已有的人力资体和技术基础，不久的将来也许会出现多元化的网络结构。当然，潜力是象中欧和东欧那样慢慢形成的。
在整个转轨过程中，作为一个核心因素的经济改革似乎不可逆转。尽管如此，如果自由贸易制度受到重新抬头的贸易保护主义——特别是来自西欧的贸易保护——的损害，这个地区实现持续的贸易扩张和吸引更多外国直接投资将会更加困难。基于此，国内政策应集中在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私人部门上。因为区际贸易作用有限，制定一个促进国际竞争产业投资的稳定框架成为重中之重。这需要在各种方面努力，包括正确的宏观经济管理，市场导向的体制建设和企业改革。
三、全球化世界经济中的工业和环境：一个通向可持续工业发展的双赢结果
全球化已引起对经济增长和环境之间联系的关注。两个相关的问题是：市场自由化和经济改革的环境影响是什么？逐渐增加的国家和国际的环境法规对竞争力的影响如何？
对于发展中国家和转轨中国家，全球化进程伴随着必须遵守工业化的进口国所制定的苛刻的环境法规的压力。虽然有利于环境的技术的采用能满足这些要求，但是，有些人认为采用这种技术代价高昂而且将影响竞争力和经济增长。另外一些人看到了巨大的技术创新机会，它不仅对环境有利而对创新者也是有利可图的。所有的人都同意应该利用这种目前存在的机会。主要问题是这需要巨大费用以及由谁来承担这笔费用。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认为，以较小或者零成本甚至盈利就可取得环境改善的双赢（win-win）机会，这种机会广泛分布于工业化世界，甚至更多地存在于发展中国家和转轨中国家。
为了取得双赢结果，对工业施以正确的激励和政策诱导是必需的。这需要各级政府部门和工业界的一致努力与配合，来采纳和实施正确的政策。因此，新政策必须从指令性计划的方式转向以市场为基础的措施，鼓励私人部门和政府以及私人部门内部战略性合作。产业政策必须紧密结合环境政策来促进生态可持续的工业发展。另外，必须采用促进清洁生产技术和减少污染源的战略。
需要有效的国际协调来处理跨越国境的全球性的环境污染问题，如臭氧层破坏和气候变暖。这就需要有选择性的协调的环境政策，特别是当单个国家的行动会对工业竞争力产生消极影响时。签署国际协定的另一个潜在领域是关于工业化国家向低收入国家输送废物进行处置或回收的问题。涉及到这种贸易的问题必须重新审查，以促进双赢结果的实现。最后，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国家和国际社会应做出共同努力来缓和发展中国家出口者对于环境标志可能给它们的竞争地位带来不利影响要求的担心。
全球权威机构的问题
面对这些越发严重的全球性环境威胁。如气候变暖等，乍一看，好象应该创建一个超越国家权限的权威机构去对付它们。从理论上讲，全球权威机构能通过跨国界的协调税收排除竞争性问题。然后，通过对可耗竭资源的征税，为许多政府间活动提供财政来源，同时，把这种收入部分地用于补贴环境改善、可更新的潜代资源开发以及针对受影响的工人的经济转变项目。可是，以目前的世界状况看，创建一个全球性权威机构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即使能创造这样一个机构，它又将如何发挥作用？
这个问题也可以重新表述如下：在缺少一个全能的全球性权威机构的情况下，随着解决全球性环境问题的需要，是否存在一种调和国家主权的途径？
四、政府和国际社会的新作用：政府行为和市场反应的结合
最近几年的自由化和放松管制稳固地树立了市场体制的地位，私人部门逐渐成为推动工业增长的引擎。可是在发展中国家和转轨中国家，这些私人部门的加强需要一种新的政策框架。特别地，它需要的政策包括：增加竞争力和出口导向；动员和保证新的投资；保证引进、吸收和采用新技术；达到合适的私有化程度；加速人力资源开发和培训等。
在这种环境下，政府的作用是有争议的。人们常认为，随着自由化和放松管制的市场经济的加强，政府的作用将大大下降。进一步的全球化意味着国家经济间相互依赖的增强，和政府制定以及特别是执行国家政策时的自主权的下降。撇开政府作用大小不谈，很明显，它们仍具有一系列必要的职责。它们能通过一系列行动对全球化环境挑战作出反应：
将产业政策从保护和促进具体产业和部门的干预政策转向更加一般性的调节政策，目的在于间接地促进整体的经济竞争力。
将政策转向支持出口导向的生产。
强调区域目标，通过政策帮助一个国家的落后地区，或者一个地区中的落后国家。
提高产业部门的技术能力以促进竞争力，支持现有企业的私有化和重组。对中小规模产业提供更多的技术和制度上的支持。
显而易见，全球化需要政府发挥新的作用，需要私人部门和政府以及政府和政府之间建立伙伴式的合作关系。它同时需要更加有力和精明的政府，它们把市场体系视作社会商品的主要代理机构，而且认识到政府的主要职责是确保市场的有效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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