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学术前沿和道德高地上——洪宗礼现象的社会意义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术前沿论文,站在论文,地上论文,道德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洪宗礼从江苏泰州地区的一名普通中学语文教师起步，发展成为一个令世人瞩目的语文教育家，其间经历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前20年，他致力于语文教学实践，而以“五说”和“双引”为标志，形成了他的语文教学理念；继20年，他致力于语文教科书的编撰，又以三套经过国家审定、推行到全国26个省、市、自治区、发行7千万册的教科书，实现了他改革语文教材的理想；最近十年，他致力于中外母语课程教材的比较研究，终于又以煌煌16卷本，830万字的巨作，为我国语文课程与教学研究打开了一个千姿百态的窗口。
一个人一生能在以上某一个方面有所建树、有所影响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是，洪宗礼却在他走过的道路上，为我们树立起三座高耸的丰碑！
五十年，对于一项事业来说是那么短暂。但是，洪宗礼却在不到五十年的时间里，做成那么多的事情，做出那么大的成绩，产生那么广泛的影响！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他迅速地攀缘到学术前沿和道德高地上呢？
洪宗礼现象的社会意义是多重而深刻的。它以无可争辩的事实证明着“科学活动的特点要求科学家正直、谦虚、无私、对事业无限忠诚以及满怀强烈的道德责任感。这些品质是不断力求认识真理和勇敢坚持真理所必需的，甚至当这违背科学家本人的利益和心愿时也是如此。”[1]因此，洪宗礼现象给予人们的启示之一就是：学人应站在学术前沿和道德高地上，追求学品与人品的兼而善之。
综观洪宗礼的为学道路，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条道路上显现出一条明显而深重的“研究教学——研究课程与教材——研究历史与外域”的车辙印迹。
一个青年学子从教之初，带着巨大的热情投身于教学实践，这是一种常规状态。但是与一般人不同的是，洪宗礼始终又带着一颗理智的“研究心”，不断地自我审视、自我反思和自我评判自己的教学实践。于是，他在扎扎实实教学实践的同时写出了《我的语文教学之路》、《写作与辩证思维》等一系列著述。但是，当他面对语文教学大面积呈现出“少、慢、差、费”的状况时，教师的良知使他陷入深深的苦思。他开始意识到提高语文课程教学质量不是某些地区、某些学校或某些教师的局部问题。要解决全局性的问题，不能仅仅依靠少数优秀教师的教学经验与理论；必须着眼于有关全局的语文教材编制和教材制度等重大问题。他开始认识到“教学是课程实施的一种主要途径，是学校教育培养人的主要活动，而课本是完成这种活动的基本依据。”[2]而且，课本不仅是课程的具体化，它在本质上还是一种文化产品，体现着社会主流文化的意志和内容。优秀的语文教师不仅要能从教学活动层面研究既成的、必用的语文教材，还应该从课程建设的高度去理智地审视教材，去主动地选用教材，进而编制能够体现自己教学理念的教材。于是，洪宗礼开始“从课程论的视角看，教材是课程标准规定下的课程内容在教学活动中转化的产物，它源于实质性的科学、文化、艺术、生活的各个领域，并以计划的形式表现出来；它涵盖了学生在教师指导下通过学习活动，在心理上和实践中主动掌握普通教育和专业教养的物质对象与观念对象。”[3]广博深厚的语文教材研究天地如同一块巨大的磁石，强烈地吸引着问学无禁区的洪宗礼。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开始了在研制和改革语文教材道路上的长期而艰难的跋涉。
在研制和编撰语文教材的实践中，他更深刻地体会到当代教材必须“要着力反映现代教材的结构和功能所发生的深刻变化。例如它包含着育人目标、育人内容和学习活动方式，其内容是由一定知识、技能、能力、态度诸要素有机组成的。其功能的显著特点是偏重于学生主动地学，而传统教材则偏重于教师教”，“要反映教材内容(育人信息)所赖以依存和显现的物质载体，如纸张、胶片、磁带、录像带、软盘、网络等”。[4]从此，洪宗礼从教学论研究迈向了更为深广宽厚的课程论研究领域。而且，锲而不舍地在二十多年内，连续编撰修订出三套通过了国家审定的、行销全国26个省、市、自治区的义务教育阶段语文教科书；并且积累了一整套编制语文教材的系统理念和具体经验。从此，由洪宗礼任主编的语文教科书，打破了建国几十年来，由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制的教材一统天下的封闭僵化的历史，实现了开放的“一纲多本”的教科书编制新格局；开创了民间组编教科书并通过国家审定、推广使用的新气象。从此，“洪氏教材”开始与国家部属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和语文出版社编制的教材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这种新气象和新局面唤醒了基层教育部门、学校和广大教师自主选用教科书的权责意识，有力地促进了教科书编制制度的多样化和市场化。
洪宗礼是一个永远不会满足现状的人。在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指引下，他敏感地发现和准确地把握住全球教育和课程改革的大好时机。为了不断提升我国语文教材的编制水平，他又及时地把目光转向了我国语文课程与教材的悠久历史，转向了国外母语课程与教材的广袤领地。他想叩问中国语文课程教材历经百年的深邃历史长空，为汉语文教育寻根；他想叩开五洲四海母语课程教材的国际大门，“为汉语文教育开窗”。“寻根”为母语教育研究建立时间观念，引导人们以历史的方法研究母语课程教材，以古为镜，以知兴替；看来龙以知去脉，鉴于史而治于今。“开窗”为母语教育建立空间观念，引导人们从国际视野中观察纷繁庞杂的母语教育现象，从中抽象出母语课程教材的普遍规律与汉语文课程教材的特殊规律。这些从事科学研究的基本的哲学思想和方法论，成为洪宗礼研究母语课程教材的指导原则，成为贯穿在他长达五十年治学道路上的宝贵精神财富。于是，他从1996年开始连续主持了全国教育科学“九五”“十五”规划中有关中外母语课程教材比较研究的两大重点课题。对于中国百年现代语文课程教材，他的课题组“以扬弃的态度除旧布新，在克服消极因素的同时张扬积极因素，不断达成现代化的诉求”；对于同居于一个地球上的国外母语教育，他们“以开放的心态，站在母语教育国际化、全球化、现代化制高点上，力求使我国的母语课程教材建设在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统一的新起点上有突破性的进展。”
于是，人们就看到了我国具有110多年历史的语文课程与教材饱经沧桑的面貌；就走进了当代4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8大语系26个语种的五彩斑斓的母语教育文化长廊。
于是，“洪氏教材”不仅具有了民族的与国际的深广的文化教育背景；而且为我国教育科学事业，为课程、教材、教学研究领域，提供了绝无仅有的宝贵资料，成为这些领域中后继研究不可逾越的里程碑。
这样，我们就清楚地看到了洪宗礼在将近50年的母语教育研究历史行程中的两次重大转向：一是从教学论迈向课程与教材论的纵向延伸；一是从本国当代语文教育现状跨入国际母语教育时空的横向拓展。这两次及时而成功的大幅度转换，向人们昭示着其中内蕴的学理逻辑必然性。
学理逻辑的必然性是一种客观存在。但是，并不是每一个行进在语文教育这条道路上的人，都能清醒地认识到这种必然性，自觉地完成上述转变。洪宗礼之所以能够自觉地、较早地完成这种转换，是与他一贯坚持的求知、求真的精神分不开的。这正如他自己所说：“既要脚踏实地，又要东张西望。东张西望可以获得信息资源，脚踏实地才能创造产品。”“东张西望”地求知、求真，使洪宗礼进入了“问学无禁区”的创造性境界。他从教学论求知于课程与教材理论；他从本土求知于全世界。“求知于全世界”是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提出的一个具有战略性的口号，它对于日本后来的强盛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一部科学发展史也不断地证明着，越是大学问家，求知于别人的东西越多；越是科学技术发达的国家，求知于外国的东西越多。人与人、集体与集体、国家与国家在科学技术上的竞争，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求知于他人、求知于他国的竞争。怀着这样一种开放的求知心态，洪宗礼在年逾六旬之后又回到了零点，开始向他并不熟悉的中外母语课程教材比较研究的领域挺进；他又使自己的知识结构处于不断“脱毛”的既痛苦又愉悦的状态之中。
求知、求真，使洪宗礼能够不断地发现科学研究的“富矿层”。如同采矿需要不断地探察富矿层一样，人们把科学研究中应当及时探明的课题和内容也称为“当采学科”“当采课题”。这就是洪宗礼为什么能够不断地把握机遇，适时地从教学论转向课程论，从本国语文教育研究转向国际母语教育研究的内在原因。
求知、求真，还使洪宗礼能够充分发挥从一个层次向另一个层次转移时原有层次的“换能效应”。“所谓‘换能效应’，即指各种运动的形式之间能量的转换机制、机理。例如空气受热膨胀是热能转换为机械能；化学反应中的放热是化学能与热能的换能效应。社会对于科学的需要主要表现在对能量的消费上。换能效应既可满足社会需要，又是打开新层次的有力工具。”[5]洪宗礼在教学实践中逐渐形成的教学理念，使他发现了“必须改革语文课程教材”这一关键枢纽；他研制和编撰语文课程教材的实践和理论，又使他具有了高屋建瓴地鉴别外国母语课程五花八门的教科书的眼力，具有了“搬而化之”的学术胆略；甚至发明了“以教材养课题”“用稿费发稿费”的工作制度与方法。这样，他就游刃有余地发挥了从一个领域转向另一个领域的换能效应。
洪宗礼的治学道路，恰恰印证了著名的科学家李政道先生所说过的话：
一个人做研究工作一定要走自己的路，不必用太多的精力去研究别人已做过的工作，只要了解他在干什么，他的弱点是什么就够了。要针对他人的弱点，去做自己的工作，一旦突破就能前进一步。
一项研究工作很多人去做，达到了高峰后，很快就会走下坡路。这个时候，就要抓住时机很快总结，不再去做了。再做，就要进行新的工作，这样才能不断前进。总之，要下决心走自己的路，才能做出开创性的工作。[6]
总之，洪宗礼在治学道路上涉足了三大领域、经历了两次重大转换。在转换过程中，客观存在的学理逻辑必然性和学者主观问学精神的创造性，不断地把洪宗礼推向了语文教育领域的学术前沿。随着这种转换，他逐渐把教师、编者、理论研究者这三种不同的学术元素集于一身，锻造出少有的、难能可贵的合金型学术品质，形成了他的学术品位高格调！
中外母语课程教材比较研究，是一个过去较少有人涉足的边缘领域，因为它需要熟悉多种外国语翻译、语文课程与教学论研究、教材编制理论与实践、语文教育史学等多种专业学科的研究人员。这项研究决非一个人或少数人在短时间内所能完成的事业。为了完成这个研究课题，洪宗礼明确地意识到必须借重他力。于是，他思贤若渴，通过直接的、间接的多种关系，经由拜访、恳谈、写信、电话等多种方式，殚精竭虑地在国内外物色研究人选。在组建课题组的艰苦过程中，他向人们主动敞开了他的自知之明、虚怀若谷、从善如流的高尚胸襟。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再一次证实了“在知识高度专门化的今天，每个人的知识都是有限的。自觉无知和学术上的诚实，对研究人员来说，是两个重要的品质”[7]这一至理名言。
从1996年始，“中外母语课程教材比较研究”课题组成立。他本人经常把这个组织叫做“非常集体”。这个集体之所以“非常”，一方面是因为这个组织担任了不同寻常的研究任务：它要系统地整理我国一百余年来现当代语文课程和教材的资料，在研究资料的基础上梳理和总结出宝贵的课程设计和教材编制的理论与经验，并且要在继承传统的同时，规划未来语文课程建设和教材编写的富有创造性的蓝图；它还要翻译、整理和评介全球范围内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包括世界8大语系、26个语种的母语课程和教材的资料，从中总结出对我国语文课程设计和教材编制的有益经验。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个组织不仅人数众多(前后计有200余人)、地域分散(国内与国外、江南与塞北等)；而且研究人员的专业领域广泛(外语教育工作者、外交官员、教育科学研究机构专业研究人员、大学语文课程与教学论教授、中小学一线语文教师和教研员、出版工作者、政府教育机构官员等)、研究的类型不同(语文教育史学研究、当代语文课程与教科书研制理论、教科书编撰与应用实践研究、语文课程与教学理论和应用研究等)、研究人员的学术背景和地位也存在着明显差异。这样一个庞大的学术研究组织，在我国学术研究的历史上，不能说绝无仅有，恐怕也是十分罕见的。当洪宗礼为这个课题研究编织起一个宽广而绵密的人脉网络之后，他就毫不犹豫地给自己铆足了压力，弯下腰，埋下头，让缰绳深深地扣进自己的肩膊，以非凡的胆识和气度，义无反顾地背负起这样一项非凡的任务和这样一个非常的集体。因此，他总是戏称自己是“小马拉大车”。他常说：“小马拉大车未必合理，但小马的凌云之志不可夺！”
如同人体的血脉必须畅通无阻，生命才能健康一样，一个学术组织的人脉也必须和谐融通，才能发挥出它应有的功效。洪宗礼在组织和指挥这个“非常集体”的有效运转上，更表现出他内在的人格魅力。
用人就要信人、敬人。洪宗礼对于“非常集体”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十分信任、敬重；注意发挥每个人的一技之长。作为课题组的主要负责人，他的指挥重在从战略上提出研究题目，点出研究要点，明确研究要求，而不在具体的研究战术和方法上发号施令。洪宗礼深知：“对于大多数研究人员来说，科学研究是一种个人的活动，规划战术的责任最好留待研究者个人承担……因为只有让人们感到这是自己的东西，他们才会全心全意，全力以赴。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的创始人弗莱克斯纳(Flexner)一贯认为：只要人选得当，你就可以完全放心，这些人自己的主意总比别人能为他们想出的好。”[8]洪宗礼很好地实践了这一科学研究的准则。
在如此庞杂的一个科研集体中，分歧、矛盾在所难免。他认为：“在十卷本《母语教材研究》的研究过程中易爆点是很多的，甚至一触即发”。因此，如何有效地处理这些分歧与矛盾，往往成为这项研究能否顺利进展的关键。“一个人可以是一个卓越的科学家，但却在了解和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上完全不成熟。”[9 ]但是，洪宗礼却与此相反。他坚信“最高的智慧是群体的智慧，高明的主编往往能吸收融合群体智慧，而使自己更有智慧。”面对具体问题，他善于协调各种分歧与矛盾，善于组织群体合力，表现出高超的“融人”艺术。在研究者年龄的自然差距面前，他主张“老少无欺才能左右逢源”，“既要尊重老专家，又要特别保护中青年专家的积极性”。面对研究者学术背景和学术地位客观存在的差异，他主张“保护弱者与尊重权威并重”。因此，在集体研讨或审议文稿中，凡遇到意见分歧或产生矛盾，他既敢于秉理直言，又善于立诚婉言。他不唯上，不唯权，敢于抑制傲气、拒斥霸气；他以诚为本，敬人为先，善于疏导怨气、鼓舞士气。我们不难想象在这一漫长而艰难的道路上，为了这个“非常集体”的正常运转，洪宗礼经历了多少故事、花了多少时间、耗了多少心血、费了多少口舌！正如美国应用数学家和数学教育家克来因所说：科学研究的巨大进展，是建立在许多人的一点一滴贡献的工作之上的；但仍然“需要有一个人来走那最高和最后的一步。这个人要能足够敏锐地从纷乱的猜测和说明中清理出前人的有价值的想法，有足够想象力地把这些碎片重新组织起来，并且足够大胆地制定一个宏伟的计划”。[10]洪宗礼这匹年届七旬的“小马”又当之无愧地成为这样一个人！事后，他在回顾这一段工作的时候，理智而又动情地写道：“人和是第一位的，它重于天时与地利。天时地利是客观存在，对任何人都是公平的。人和是需要自己努力，要靠合作群体共同来营造。”“小马怎么能拉得动这样的大车呢？靠的是立诚为本的治组信念，靠的是克己为人的精神风貌，靠的是容纳百川、虚怀若谷的胸襟，靠的是火焰一般的热情……一句话，靠的是维系人心的人格魅力。”
此言确矣！为了完成中外母语课程教材比较研究这一里程碑式的工程，洪宗礼敢于自加压力，能于借重他力，善于组织合力。洪宗礼以他敬人、信人、融人的胸襟和气度，确实向我们展示出他高尚的人格魅力。
于是，洪宗礼亲手编织的人脉网络，日渐蒸腾起氤氲和谐的“人气”；最终形成了宝贵的“人和”局面。这才有了凡16卷本、830万字研究硕果的面世！
于是，人们最终看到了作为课题组主要负责人和研究成果主编的洪宗礼，是怎样坚守住了他始终珍视为第一位的“道德高地”！
就这样，洪宗礼站在学术前沿和道德高地上，高昂着智慧的头颅，经历了近半个世纪风霜雨雪的洗礼，最终铸就成学品与人品兼而善之的教育家风范！
洪宗礼现象是一面明镜，它在每个学人面前熠熠发光。在它面前，人们每每会反躬自问，发现差距，找到自身的软肋。
洪宗礼现象是一面旗帜，它在学品和人品两个方向上猎猎飘扬，召唤和指引着年轻一代语文教学传人勇往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