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归何处？——“人的文学”话语的历史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话语论文,历史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40年代末，袁可嘉在《“人的文学”与“人民的文学”》一文中指出：“放眼三十年来的新文学运动，我们不难发现构成这个运动本体的，或隐或显的两支潮流：一方面是旗帜鲜明，步伐整齐的‘人民文学’，一方面是低沉中见出深厚，零散中带着坚韧的‘人的文学’。”①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周作人发表了著名的《人的文学》。他提出：“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的说一句，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反对的非人的文学。”“人的文学”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一个中心思想，同时也是贯穿了整个中国新文学的一个基本命题。钱谷融的《论文学是“人学”》和刘再复的“主体性”理论都是“人的文学”的回响。1928年革命文学的倡导，使阶级性浮现出来，因此使人性的概念发生了分裂，人性与阶级性成为了一个新的对立的范畴。左翼与梁实秋之间发生了著名的人性与阶级性的争论。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主张阶级的人性，否定抽象的人性论。毛泽东主张文学为新兴的阶级服务，提出了工农兵文学的主张，形成了“人民文学”的历史潮流。周扬在《“五四”文学革命杂记》中说，“‘五四’有人把新文学就叫做‘人的文学’”，“历史正在急速地排除一切障碍地前进，一切‘非人的文学’，不论新旧，都将扫清，而‘人的自觉’‘人的文学’的旧口号也将全部被‘人民的自觉’‘人民的文学’的新口号所代替”。②“人的文学”与“人民文学”构成了新文学内部的对立与冲突。
一 人的文学
五四文学革命首先表现为白话文运动，表现为白话文与文言文之间的斗争。最初，新文学的提倡者，如胡适、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等人讨论的主要是语言问题和文学形式问题，直到周作人《人的文学》一文发表以后，新文学才有了思想理论的建设。“人的文学”口号的提出，为新文学树立起了思想理论的纲领，引起了文坛普遍的重视和呼应。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被胡适看作是文学革命的一面理论旗帜。胡适后来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中说，文学革命的中心思想不外两个东西：“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活的文学’，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人的文学’。”他又说：“周先生把我们那个时代所要提倡的种种文学内容，都包括在一个中心观念里，这个观念他叫做‘人的文学’。他要用这一个观念来排斥中国一切‘非人的文学’，来提倡‘人的文学’。”③
周作人《人的文学》一文实际上是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关于“‘人’的真理”在文学上的一种表述。他说：“欧洲关于这‘人’的真理的发见，第一次是在十五世纪，于是出了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两个结果。第二次成了法国大革命……中国讲到这类问题，却须从头做起，人的问题，从来未经解决，女人小儿更不必说了。如今，第一步先从人说起，生了四千余年，现在却还讲人的意义，从新要发见‘人’，去‘辟人荒’。……我们希望从文学上起首，提倡一点人道主义思想，便是这个意思。”④他说：“这新时代的文学家，是‘偶像破坏者’。但他还有他的新宗教，——人道主义的理想是他的信仰，人类的意志便是他的神。”⑤周作人在《人的文学》等文中借用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有关人的思想与知识，把“人”作为现代的发明，建立了一种有关人的神话叙述。
所谓“人的发见”是一种新的关于人的知识的建构，“人”这一现代的主体，是通过现代的知识生产创造出来的。周作人《人的文学》对于“人”进行了重新定义，重新创造了有关“人”的知识和叙述，从而重新发现了“人”。他说：“我们所说的人，不是世间所谓‘天地之性最贵’，或‘圆颅方趾’的人。乃是说，‘从动物进化的人类’。其中有两个要点，(一)从‘动物’进化的，(二)从动物‘进化’的。”周作人关于人的一个重要的表述，就是将人的生物性即人的自然属性作为人的本质，在自然人性论的基础上，建立起资产阶级市民社会和个人主义的“自然秩序”，从而否定和打破束缚了这种“自然人性”的封建道德和礼教制度。他说：“我们承认人是一种生物。人的生活现象，与别的动物并无不同。所以我们相信人的一切生活本能，都是美的善的，应得完全满足。凡是违反人性不自然的习惯制度，都应该排斥改正。”周作人所谓的“人的文学”，是一种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文学。他说：“我所说的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所以我说的人道主义，是从个人做起。要讲人道，爱人类，便须先使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周作人说：“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周作人所谓“人的文学”建构了一种新的人的话语。周作人鲜明地以“人的文学”和“非人的文学”来区隔新旧文学，将新文学定义为“人的文学”，将旧文学贬低为“非人的文学”。“人的文学”是要“养成人的道德，实现人的生活”。⑥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在根本上是资产阶级理想王国。周作人后来在《文艺的讨论》里说：“我想现在讲文艺，第一重要的是‘个人的解放’，其余的可以随便；人家分类的说来，可以说这是个人主义的文艺，然而我相信文艺的本质是如此的，而且这个人主义的文艺也即真正的人类的——所谓的人道主义的文艺。”⑦周作人将欧洲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降有关人性解放的思想输入中国。“人的文学”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的历史开端。
1918年《新青年》第4卷第6号为“易卜生专号”。胡适发表了著名的《易卜生主义》一文。他介绍易卜生的思想说：“他主张个人须要充分发达自己的才性，须要充分发展自己的个性。”他说：“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⑧罗家伦在《今日之世界新潮》中说，今后的革命是俄国式的社会革命而不是法国式的政治革命，要通过社会来发展个人的个性。他说：“民主主义同社会主义固无大区别，就是社会主义同个人主义也是相关的而不是反对的，以后的社会主义并不是要以雷厉风行的手腕，来摧残一切的个性，乃是以社会的力量，来扶持那班稚弱的人发展个性。”⑨五四时期，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被神话化了。李大钊在《“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中提出：“精神改造的运动，就是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宣传‘互助’、‘博爱’的道理，改造现代堕落的人心，使人人都把‘人’的面目拿出来对他的同胞：把那占据的冲动变为创造的冲动；把那残杀的生活，变为友爱的生活；把那侵夺的习惯，变为同劳的习惯；把那私营的心理，变为公善的心理。”⑩傅斯年在《〈新潮〉之回顾与前瞻》中说：“《新潮》的将来大约也是宣传文艺思想，人道主义的。”(11)傅斯年在《怎样做白话文？》中说：“文学的职业，只是普遍的‘移人情’，文学的根本，只是‘人化’。”“我们对于将来的白话文，只希望他是‘人的’文学。”“我们所以不满意于旧文学，只为他是不合人性，不近人情的伪文学，缺少‘人化’的文学。我们用理想上的新文学来替代他，全凭这‘容受人化’一条简单道理。”(12)
“人的文学”构建了五四文学新的地平线，也成为了五四文学的主题。个人主义、人道主义和人性等概念成为了五四时期文学批评的基本概念。周作人在《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中说：“俄国文人努力在湿漉漉的抹布中间，寻出他的永久的人性，中国容易一笔抹杀，将兵和官僚认作特殊的族类，这样的夸张的类型描写，固然很受旧剧旧小说的影响，但一方面也是由于思想狭隘与专制的缘故。”(13)创造社的成仿吾在《革命文学与他的永远性》中也说：“文学的内容必然地是人性(human nature)。”(14)他说：“我们须从事于以永恒的人性为基调的表现之创造。”(15)
五四时期，晚清民族主义的主题转换成为了个人主义的主题。当然，归根到底，以个人主义为主题的新文化运动实际上仍然根源于民族主义的目标。但是，无论如何，个人话语在五四时期得到了充分的扩张和发展。郁达夫说：“五四运动的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见。从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为父母而存在的，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16)茅盾在概括五四文学思潮的时候说：“人的发见，即发展个性，即个人主义，成为‘五四’期新文学运动的主要目标；当时的文艺批评和文艺创作都是有意识的或下意识的向着这个目标。”“个人主义(它的较悦耳的代名词，就是人的发见，或发展个性)，原是资产阶级的重要的意识形态之一，故在新兴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对封建思想开始斗争的‘五四’期而言，个人主义成为文艺创作的主要态度和过程，正是理所必然。而‘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历史的意义，亦即在此。”(17)周扬说：“中国新文艺运动无可否认地是一个民主主义现实主义的文艺运动。整个五四文化运动的任务，就是鼓吹民主、科学、人的解放，反对旧礼教、旧伦理。当时的提倡易卜生主义，提倡‘人的文学’，就正是主张革除一切束缚人的因袭和礼法，而解放人的个性，建立合理的人的生活。把五四称为人的发现的运动，而比之于欧洲的文艺复兴，这个比拟，在两者同属资产阶级文化的开花期这一点上，是正确的。”(18)胡风在《文学上的五四》中说：“借用‘人底发现’这一个旧的说法来形容五四底历史意义，虽然浮泛是有些浮泛，但我想并不大错的。这并不是说，五四以前的一部中国文学史没有写人，没有写人底心理和性格，但那在基本上只不过是被动的人，在被铸成了的命运下面为个人底遭遇或悲或喜或笑的人。”(19)朱自清在《文学的标准与尺度》中说：“用欧化的语言，顺带着人道主义，是这时期知识阶级向着现代化的路。”(20)沈从文说：“新文学运动的初期，大多数作者受一个流行观念所控制，就是‘人道主义’的观念。”(21)
二 人性与阶级性
1925年五卅运动和国民革命的兴起，社会环境的变迁，个人主义开始受到质疑和否定。最早，胡适在对新村主义的批评中提出了“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胡适批评“跳出现社会的新村生活”，他称之为“独善的个人主义”。他说：“新村的人主张‘完全发展自己的个性’，故是一种个人主义。他们要想跳出现社会去发展自己的个性，故是一种独善的个人主义。”(22)瞿秋白、郭沫若等人则从另一个方向来批评和否定个人主义。瞿秋自在《饿乡纪程》中说，“社会现吞没了个性”，“人生这个‘生命的大流’里，要求个性的自觉(意识)，岂不是梦话！”(23)1925年11月，郭沫若在《〈文艺论集〉序》里说：“我从前是尊重个性，景仰自由的人，但在最近一两年之内与水平线下的悲惨社会略略有所接触，觉得在大多数人完全不自主地失掉了自由，失掉了个性的时代；有少数的人要来主张个性，主张自由，总不免有几分僭妄。”“但大众未得发展其个性，未得生活于自由之时，少数先觉者无宁牺牲自己的个性，牺牲自己的自由，以为大众人请命，以争回大众人的个性与自由！”(24)1926年，郭沫若在《孤鸿》中宣布：“我把我从前深带个人主义色彩的想念全盘改变了。”(25)他在《文艺家的觉悟》里说：“在现代的社会没有甚么个性，没有甚么自由好讲，讲甚么个性，讲甚么自由的人，可以说就是在替第三阶级说话。……像这样要人人能够彻底主张自己的个性，人人能够彻底主张自己的自由，这在有产的社会里面是办不到的。……我们只得暂时牺牲了自己的个性和自由去为大众的个性和自由请命了。”(26)王独清在《致法国友人摩南书》中说：“处在我们现代的文艺家正应该明白自己所处的时代与地域。现代决不是个人的时代，个人的时代早已成为过去。”(27)
蒋光慈在论述无产阶级诗人的时候说：“在他们的作品里，我们只看见‘我们’而很少看见这个‘我’来。”“我们无论在哪一个无产阶级诗人的作品中，都可以看见资产阶级诗人以‘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差不多是绝迹了。自然，他们有时也有用‘我’的时候，但是这个‘我’在无产阶级诗人的目光中，不过是集体的一分子或附属物而已。”(28)蒋光慈在《关于革命文学》中宣称，“革命文学是反个人主义的文学”(29)。王任叔在批评蒋光慈的《短裤党》的时候，责难这本小说“缺乏个性的描写”。他说：“个性的描写，本来是文艺上最主要的要素。虽则我们在革命的立场上不许有个性的存在。但在事实上个性的不同，无论如何是不能免除的。”(30)在王任叔对蒋光慈的《短裤党》表示不满的时候，钱杏邨却站出来为其辩护，他认为，宋江、贾宝玉的时代、个人英雄主义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短裤党》这样以群众为主体的小说是我们祈求而难以得到的小说。(31)
1928年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一开始就对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进行了批判。冯乃超指责鲁迅“百无聊赖地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话”(32)。李初梨批判五四时期“自我表现”和“为人生”的文学观念，认为这两种文学观念，“一个是创造社当年崛起时的口号，现在却成为一般反动作家的旗帜”，“一个是观念论的幽灵，个人主义的呓语，机会主义的念佛”。(33)郑伯奇责难“我们的文坛，依然是一团乌烟瘴气的‘艺术至上’、‘自我表现’、‘人道主义的倾向’、‘自然主义的手法’等等”(34)。成仿吾指出：“在革命运动的现阶段，社会的内在的矛盾已经尖锐化了的时候，一切抗争不得不由阶级意识出发，人道主义者的假哭佯啼直是拙劣的丑角，可以招人冷笑罢了。”(35)1928年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提倡以无产阶级的观点来观察和描写，用社会科学的权威彻底否定个人主义的合法性。顾凤城在《文学与时代》中说：“一切个人主义，自然主义等，已是历史上的陈列品，我们所需要的，就是非个人主义的集体主义的以群众的意志为意志底模型的文学。”(36)勺水在《论新写实主义》里指出：“新写实派的作品，应该站在社会的及集团的观点上去描写，而不应该采用个人的及英雄的观点。”(37)通过对于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的批判，马克思主义取代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的主流地位。
梁实秋与左翼文学阵营之间围绕着“人性”与“阶级性”发生了著名的论争。梁实秋的“人性论”与左翼的“阶级论”构成了尖锐的对立。梁实秋说：“伟大的文学乃是基于固定的普遍的人性，从人心深处流出来的情思才是好文学，文学难得的是忠实——忠于人性；至于与当时的时代潮流发生怎样的关系，是受时代的影响，还是影响到时代，是与革命理论相合，还是为传统思想所拘束，满不相干，对于文学的价值不发生关系。因为人性是测量文学的唯一标准。”(38)他在《文艺批评论·绪论》中说：“文学就是人生最根本最严重的情感之完美的表现。恋爱的力量，义务的观念，理想的失望，命运的压迫，虚伪的厌恶，生活的赞美，这种种都是古往今来的文学杰作的根本素质，而这种种又都是人性的最重要的成分。一千年前的文学作品，到一千年后，一样的可以激动人的同情，中国的文学作品可以令欧洲人一样的赏识，这便是一个绝大的铁证，证明文学价值之所以如此普遍固定，是由于文学的根本质素在空间上在时间上都是一成不变的，换言之，人的根本情感不变；人性不变。”(39)在这里，梁实秋所强调的是人的情感。实际上，这更接近于他的论敌在五四时期的思想。而在与左翼发生论争以前，他对于人性的理解及其着重点是大异其趣的。他在对于新文学浪漫主义倾向的批评中主要是赞扬人的理性，认为只有人的理性才是人性的光辉。他在《文学的纪律》中曾经说：“文学发于人性，基于人性，亦止于人性。人性是很复杂的，(谁能说清楚人性能包括的是几样的成分？)唯因其复杂，所以才是有条理可说，情感想象都要向理性低首。在理性指导下的人生是健康的常态的普遍的；在这种状态下所表现出的人性亦是最标准的；在这种标准之下所创作出来的文学才是有永久价值的文学。”(40)在这里，梁实秋对人性的理解是来源于新人文主义的人性二元论，反对的是卢梭和浪漫主义的自然人性论和性善论。梁实秋与左翼之间“阶级论”与“人性论”的著名论争，尤其是毛泽东将梁实秋称作是“人性论”的代表，我们因此忽视了梁实秋有关人性论述的前后的变化和矛盾。梁实秋反对“阶级性”，维护“人性”的尊严和“人性”的神话。然而，实际上，梁实秋并不是简单地维护“人性”的概念和“人性”的神话。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他对于人性概念内涵的理解实际上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和明显的移动。实际上，五四时期，梁实秋与新文化的自然人性论和人道主义构成了对立的两极。只有等到左翼否定了五四的自然人性论，梁实秋才以“共同人性”来对抗左翼的阶级论。
五四时期，鲁迅以及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实际上基本上都是自然人性论者。周作人《人的文学》一文典型地体现了自然人性的观点。而鲁迅在《〈草鞋脚〉小引》中回顾五四文学革命时说：“最初，文学革命者的要求是人性的解放，他们以为只要扫荡了旧的成法，剩下来的便是原来的人，好的社会了。”(41)这便是一种自然人性观。五四新文学运动所谓人性的解放，他们对于人性的理解是文艺复兴以来西方资产阶级有关自然人性的学说，不论是五四启蒙思想者对于礼教和道德的批判，对于父子关系、贞节问题的重新解释，还是周作人从生物学的基础上来建构他的人的学说，都反映了这种自然人性的观念，他们认为，封建道德和礼教制度压抑了“自然的人性”和人的合理的欲求。他们反封建、反礼教，要求恢复自然的、正常的人性。五四时期从反对封建礼教的角度所提出的人性概念强调的是人的自然冲动、人的自然情感和人的自然欲望的合理性。然而，梁实秋在对于五四新文学运动尤其是其浪漫主义倾向的批评中有关人性的理解和思考，是基于对五四主流的自然人性观念的批判，从而对于人性重新作出了解释。梁实秋在对浪漫主义和自然人性论的批评中，在人性内部作出了区分，即情感与理智的对立。
1928年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意识形态的批判和社会科学的发展，阶级理论已经否定和代替了五四时期自然人性的理论，普遍的人性论被具体的阶级的分析所代替。我们注意到，梁实秋同一个人性的概念，其具体内涵已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实际上他自己已经偏移至了他曾经反对的五四时期的“自然人性”上。他所强调的不再是人的理性，而相反是他曾经反对过的自然人性，即人的自然的情感和本能的方面。当五四文学的倡导者如鲁迅等人已经否定了他们五四时期的自然人性理论的时候，梁实秋也同样移动了自己的人性观念。他不再是强调人性内部的区分，而是主张共同的人性。他所用来反对无产阶级文学理论的恰恰正是最初他自己所反对过的思想。梁实秋说：“文学的国土是最宽泛的，在根本上和理论上没有国界，更没有阶级的界限。一个资本家和一个劳动者，他们的不同的地方是有的，遗传不同，教育不同，经济的环境不同，因之生活状态也不同，但是他们还有同的地方。他们的人性并没有两样，他们都感到生老病死的无常，他们都有爱的要求，他们都有怜悯与恐怖的情绪，他们都有伦常的观念，他们都企求身心的愉快。文学就是表现这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他以所谓“普遍人性”和“共同人性”的理论来否认文学的阶级性。(42)为了反对浪漫主义，他极力强调的是人的理性力量，把理性视为人性的最核心和最高的部分；为了反对左翼文学的阶级论，他极力强调的恰恰是他曾经极力贬低的人的自然本能和情感。
鲁迅肯定了人的阶级性。他说：“文学不借人，也无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无需加以‘束缚’，实乃出于必然。自然，‘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捡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43)人类分成不同的阶级，因此，人性不可避免地包含了阶级性，人性往往通过阶级性的具体形式表现出来。1932年，鲁迅在谈到俄国文学的时候，他从俄国文学里面“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酸辛，的挣扎；还和四十年代的作品一同燃起来的希望，和六十年代的作品一同感到悲哀。我们岂不知道那时的大俄罗斯帝国也在侵略中国，然而从文学里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44)。然而，鲁迅没有绝对以阶级性否定人性的存在，鲁迅说：“在我自己，是以为若据性格感情等，都受‘支配于经济’(也可以说根据于经济组织或依存于经济组织)之说，则这些就一定都带着阶级性。但是‘都带’，而非‘只有’。”(45)重要的是梁实秋的人性概念到底压抑了什么样的认识内容？阶级性的提出并不是简单地否定人陡的概念，而是更进一步深入地揭示人性的社会内容。实际上，后来梁实秋在《人性与阶级性》中一方面认为阶级性只是表面现象，但是另一方面却不得不承认了“人性与阶级性可以同时并存的”(46)。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人性和阶级性两种不同话语的冲突作出了总结：“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而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则主张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47)《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为一个历史性的文献，它在对于阶级性的阐述中，使文学表现的领域发生了新的延伸和拓展，它使“工农兵文学”和“人民文学”新的口号取代了“人的文学”的合法性，从而使中国现代文学构筑了新的历史地平线。
三 文学是人学
人性与阶级性、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成为了20世纪思想史上两个矛盾，如何评价个人主义和个人解放的意义以及如何对待个人主义与个人解放的问题成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一句话，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48)但是，现实却是在阶级性和集体主义的名义下。个人和个性受到了压抑。个人和个性逐渐地完全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苏联《文学问题》1957年第4期上发表的赫拉普钦科的《现实主义方法和作家的创作个性》一文中指出，在苏联，借口保卫现实主义而完全抹杀了作家的创作个性的作用。与此相联系，有人提出编写“没有个人面貌的”文学史。在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举行的关于研究俄罗斯文学史原则的讨论会上，有人提出“按照作家”编写文学史的方法陈旧过时了。他说：“作家只有在具有‘自己的声音’的时候，才能说出新的话语。而且这个‘声音’越有力，现实主义艺术家的个性越鲜明，那么，他对艺术的贡献就越重大。”他认为，不应该把现实主义作家的创作个性同创作上的个人主义混为一谈。(49)
1950年代初，路翎的小说《洼地上的“战役”》和电影《关连长》等作品因为描写人性、人情而遭到批评，被认为“以庸俗的小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歪曲了我们人民解放军的革命人道主义”(50)。萧也牧在有关《我们夫妇之间》的自我批评中将错误的根源指向了人性论和人情味：“我正感困惑，恰好听到一种议论，据说城市里的读者不大喜欢解放区的小说。原因是读起来很枯燥，没趣味，没‘人情味’。”(51)
在1956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巴人《论人情》等论文形成了当代的“人学”潮流。巴人在《论人情》中感叹“政治气味太浓，人情味太少”。他认为，文艺作品中“人情味太少”，原因在于“机械地理解了文艺作品上的阶级论”。巴人呼唤：“魂兮归来，我们的文艺作品中的人情呵！”他认为：“阶级性是人类本性的自我异化，并不是自古以来就有的，它只是人在阶级社会里的一种特性，不是人性的全部，更不能代替人类本性，而在阶级斗争终结之后，人类还要回复本性。”在巴人看来，阶级斗争也就是人类解放的斗争：“无产阶级主张阶级斗争也为解放全人类。所以阶级斗争也就是人性解放的斗争。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品，总是具有最充分的人道主义的作品。”文艺为阶级斗争服务，但其终极目的则使人解放全人类，解放人类本性。描写阶级斗争的基础正是人情，正是出于人类本性的人道主义。(52)
巴人的《论人情》受到许多人的批评，王淑明写了《论人情与人性》为之辩护。他反对用阶级性来否定共同人性的存在，认为人类的某些基本情感，如两性和亲子之爱，也具有相对普遍性的基础。“正因为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带上了阶级的烙印，而同时人的本性(这种本性是在不同的社会阶段里为大多数人所固有，世世代代的在生产和社会斗争里继续和发展着)，又具有共同相通的基础，所以文学作品才会发生共鸣的作用，才会有所谓永恒形象的产生。”他认为，将人性与阶级性对立起来，将作品的政治性与人情味割裂开来，这种庸俗社会学的论调在客观上助长了作品的公式化和概念化的发展。(53)
钱谷融的《论文学是“人学”》产生了巨大和深远的历史影响。论文包含了几层涵义。首先，“必须从人出发，必须以人为注意的中心”。“假如写出了真正的人，就必然也写出了这个人所生活的时代、社会和当时的复杂的社会阶级关系。”他反对仅仅把描写人看作是所谓文学反映“生活的本质”和“生活发展的规律”的一种手段，一种工具，他认为，这样理解违反文学的性质特点。这样对待人的描写，写不出真正的人来，只会使作品概念化。其次，他把人道主义作为评价文学作品的“一个最基本的、最必要的标准”。他声称，“伟大的文学家必然也是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过去一切被当作宝贵遗产继承下来的文学作品，都浸润着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第三，“高尔基把文学当做‘人学’，就是意味着：不仅要把人当做文学描写的中心，而且还要把怎样描写人、怎样对待人作为评价作家和他的作品的标准。”他认为，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自然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它们之间的区别，是只有从它们描写人、对待人的态度上，从它们有没有人道主义精神，以及是什么样的人道主义精神上，才能找到说明的。”现实主义把人当作人来描写，自然主义则把人当作生物来描写，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所以是一种新的现实主义，就因为它体现了社会主义的美学理想，因为它是按照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原则来描写人、对待人的。他说：“文学的对象，既是具体的在行动中的人，那就应该写他的活生生的、独特的个性，写出他与周围的人和事的具体联系。而不应该去写那只存在于抽象概念中的阶级性。不应该把人物的活动作为他的阶级性的图解。”“文学要达到教育人改善人的目的，固然必须从人出发，必须以人为注意的中心；就是要达到反映生活、揭示现实本质的目的，也还必须从人出发，必须以人为注意的中心。说文学的目的任务是在于揭示生活本质，在于反映生活的规律，这种说法，恰恰是抽掉了文学的核心，取消了文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区别，因而也就必须要扼杀文学的生命。”钱谷融说：“人道主义这一名词，今天虽然已经被资产阶级糟蹋得不成样子，虽然常常被资产阶级用来作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但是我们决不能因此就抛弃了这一名词，正如我们决不能因为资产阶级糟蹋了自由、民主等等名词，就不再使用这些名词一样。相反的，我们应该用力去揭穿资产阶级所作所为的反人道主义性质，用力来保卫真正的人道主义。”“我认为人性是随着时代、社会等等条件的发展而发展，而阶级性、个性的不同而有其不同的表现的。……文学既以人为对象，既以影响人、教育人为目的，就应该发扬人性、提高人性，就应该以合于人道主义的精神为原则。我认为人道主义原则与阶级性原则是并不矛盾的，保有历史上的先进阶级才能发展人性，才能讲人道主义。”(54)钱谷融的论述，后来在刘再复的《论文学的主体性》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充分阐发。
周扬批评不懂艺术形象的真实性去追求抽象的政治性，不去创造有生命有性格的典型性的人物。他赞同“文学是‘人学’”的说法，主张艺术作品中的人应当“什么都有，内心、外形、环境历史都有”，性格可以有矛盾，可以描写两重人格。他说：“中心是人，这人不是你的工具，不是傀儡，不是作者可以支配的人，是有独立性的，有自己的思想、情感，按照客观的规律行动，要创造这样的人。”(55)周扬提出，作家“应当有他自己的个性，写出的作品也应当有它的个性，使个性全面发展”(56)。他反省了过去片面强调集体主义从而抹杀了个性的问题，认为集体主义“也有它阴暗消极的一面：因为反对个人主义连个性也反对掉了，因为强调集体主义把个人的事情忽略掉了，只承认党性，不承认个性，这可以说是我们这几年来实际上的倾向，这种倾向多多少少地反映到文学作品中来，于是就有些公式化。”他倡导艺术个性，既是为了克服“在创作上只追求共同的抽象的东西”，也是为了“帮助社会上培养新人个性”。(57)邵荃麟在批判黄秋耘的思想时指出：“真正的人道主义，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才能实现。”(58)
但钱谷融和巴人等人很快就遭到政治运动的打击和批判。人性论被看作是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思想理论。1957年、1960年、1964年通过批判电影《早春二月》和《北国江南》等作品形成了对于“人性论”的三次批判高潮。批判者认为《早春二月》“美化个人主义、歌颂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掩盖和调和阶级矛盾”(59)。批评欧阳山的《三家巷》和《苦斗》以大量篇幅描写周炳的爱情生活，并且批评他的爱情建立在资产阶级唯美主义、个人主义幸福观和极端自私的情欲的基础上，批评“作者写革命写成‘一条虫’，写恋爱写成‘一条龙’。”(60)《文艺报》社论《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为争取文艺的更大丰富而奋斗》中说：“文艺上的修正主义，是政治上哲学上的修正主义在文学艺术上的反映。它的主要表现是：宣扬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人性论、人类爱等腐朽观点来模糊阶级界限，反对阶级斗争。”(61)
如何将人性论的幽灵从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中排斥出去成为了当时一个重要的问题，对文学中“共鸣”问题的争论反映了文学界对有关“共同人性”问题的深刻焦虑。在王淑明看来，“由于各个社会条件的不同，人的阶级的不同，在情感和性习的表现上，就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这却不妨碍人类在某些基本情感的性质上存在着共同相通的基础，文学作品之所以能在人们的心灵上发生共鸣的作用，其原因就在于此。”(62)《文学评论》1960年第5期发表了柳鸣九《批判人性论者的共鸣说》一文，认为共鸣要求相同的思想基础，所以共鸣一般是发生在同时代、同阶级的人们之间的。一般人不同意这样的看法。《文学评论》1961年第1期开辟了“关于文学上的共鸣问题和山水诗问题的讨论”的专栏。“编者按”指出：“杰出的文学作品为什么能够在不同时代不同阶级的读者中引起爱好和感动，以致发生影响，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文学理论问题。去年我国文艺界在反对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斗争中，我们已经批判了对于这个问题的人性论的解释。然而到底如何科学地解释这一现象，却仍然存在着分歧的意见。”(63)
对于人性论和人道主义的批判，反过来也凸显了人性论和人道主义的思想地位，理论界加强了对于西方人性论、人道主义理论的介绍和研究。杨绛在介绍斐尔丁的小说理论时指出，“斐尔丁说，他的题材无非人性(human nature)”(64)。冯至指出：“五四以来的新文艺是在党的领导下，继承祖国的文学传统，向苏联文学学习而发展起来的，但是欧洲资产阶级文学也给了它不少的影响。”(65)《文艺报》1960年第9号刊载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其“编者按语”指出：“人道主义这个概念，也像民主、自由、平等这些概念一样，是历史的产物。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核心是个人主义，它是为资产阶级的战略服务的。”“无产阶级革命，消灭一切剥削和压迫，消灭战争的根源，以不断革命求得人类进步和永久和平；这才是最彻底、最崇高的人道主义。”同时指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是伪善的学说，它力求巩固资产阶级社会的存在，尤其不能把共产主义和人道主义混为一谈；反对把共产主义变成“天爱”的呓语。(66)
不论怎样，人性和人情仍然成为了文学评论的一个重要的概念，即使在前面加上了“劳动人民”或“人民大众”这样的限定。所以，即使是批判，本身也成为了一种理论提炼的工作。《文艺报》1961年第1号上发表的许之乔评论《红旗谱》的论文，就用了“《红旗谱》中人民大众的人性美和人情美”的标题。他指出：“文学艺术，总是要写人的。文学是人学。高尔基的话是对的：因为他总是从社会关系、阶级关系中认识人，赞许人，描写人。这就与资产阶级人性论者的曲解与修正，毫无共同之处。”(67)黄秋耘在《关于孙犁作品的片断感想》中认为，“作品中最能打动人心的地方，也正是那些焕发着劳动人民的人性美和人情美的地方，那些激荡着强烈的、亲如骨肉的阶级感情的地方”(68)。冯牧在《〈达吉和她的父亲〉——从小说到电影》中说作者“高声地歌颂了只有劳动人民具有的那种纯朴的人性美和人情美”(69)。姚文元说：“社会主义的文学作品，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它就要在作品中歌颂那些充满共产主义精神的无产阶级的英雄人物，培养无产阶级的‘人情’和共产主义的个性，彻底批判资产阶级的‘人性’和个人主义的个性，反对那种目光只在个人的生活琐事旁边打转，把个人幸福、个人利益看成高于一切的资产阶级人情味的。”(70)茅盾认为，《红日》《创业史》等作品中的英雄人物还可以再多些理想化。他批评“没有品质上的缺陷的英雄人物是不存在的”的“修正主义观点”，他反对那种把认为只有描写英雄人物的软弱，临死的时刻留恋生命，在大义灭亲的时候徘徊矛盾，为了“人道”而放走了敌人，才是“人情味”的观点。(71)周恩来在《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我们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人性为什么有顾虑？是有一种压力。把‘人性论’、‘人类之爱’、‘人道主义’、‘功利主义’都弄乱了。……我们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我们讲无产阶级的功利主义、人性、友爱和人道主义。”(72)
四 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
“文革”期间，人性论和人道主义作为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文艺观点受到严厉的批判，人性论和人道主义成为了理论的禁区。“文革”后，丹晨在《文艺与泪水》中提问：“人性，是不是真的这么可怕呢？”“我们反对超阶级的‘人性论’，但是我们主张文艺要写社会的阶级的人性，通过写出饱和血肉的、丰富多样的人物的内心世界，写出人物明确的个性和思想感情，达到形象地反映一定的时代和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73)1928年，冯雪峰在《革命与知识阶级》中说：“反顾人道主义并非十分坏的事情。革命在它的手段上，因为必要，抛弃了人道主义；但是在理想上，革命是无论如何都不肯抛弃彻底的人道主义的。同样，革命也必须欢迎与封建势力继续斗争的一切友方的势力；革命自己也必须与封建势力继续斗争的。”(74)
“文革”结束和新时期的到来，文学界形成了人性和人道主义的潮流。有关人性、人道主义的讨论最早是与美学讨论有关，《人民文学》1977年第9期发表了何其芳的《毛泽东之歌》，披露了毛泽东有关“共同美”问题的观点：“各个阶级有各个阶级的美，各个阶级也有共同的美。‘口之于味，有同嗜焉。’”由此引起了理论批评界以“共鸣”和“共同美”为突破口的有关人性和人道主义的讨论。朱光潜在《文艺研究》1979年第3期发表的《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问题》提出：“首先就是‘人性论’这个禁区。”(75)认为相信人性，就要否定阶级观点，仿佛自从人有了阶级性，就失去了人性。他指出，肯定阶级性并不是否定人性。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整部书的论述，都是从人性论出发。1980年代的美学热是同人性、人道主义，尤其是人的解放和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的思潮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把共同美作为共同人性的一个重要的讨论起点和突破口，把审美作为人的解放的重要途径。
新时期被看作是五四的一个重述。新时期文学的主题被归结为五四新文学反封建主题的延续和发展。新时期文学被看作是继承五四新文学和启蒙主义传统的重启或者说“新启蒙”。新时期文学的发展被看作是与人道主义潮流相一致的过程。何西来在《人的重新发现——论新时期的文学潮流》中指出：“人的重新发现，是新时期文学潮流的头一个，也是最重要的特点，它反映了文学变革的内容和发展趋势。人的重新发现，是说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人的权利、人性、人情、人道主义，在遭到长期的压制、摧残和践踏以后，在差不多已经从理论家的视界中和艺术家的创作中消失以后，又开始重新被提起，被发现，不仅逐渐活跃在艺术家的笔底，而且成为理论界探讨的重要课题。说重新发现，乃是因为在历史上曾经发现过。文学上人的发现，常常和现实生活中人的解放紧密相关。”(76)爱情、人性和人道主义的潮流一起构成了新时期“人的解放”的重要内容。
《文学评论》1981年第1期上发表了俞建章的《论当代文学创作中的人道主义潮流》一文。文中提出：“今天，我们应当为人道主义正名：人类思想史上有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也有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共产主义就是最彻底、最革命的人道主义。”文章以暴露和鞭挞“文化大革命”反人道的社会现实作为宣传人道主义的合法性，通过反映这些现实，揭示人的异化现象，思考由此出现的人的价值问题，追求人性美。(77)
在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否定和反思中，人道主义获得了历史的合理性，人道主义不再被指责为修正主义，而是作为社会主义的补充而被接纳到时代舞台的中心。为人道主义正名，在当时一个重要的策略就是将之纳入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之中。何满子说：“关于人道主义的争论是近年来中国思想界一件大事，但似乎还没有人站出来正面昌言：彻底的人道主义就是共产主义，或更正确地说，人道主义是共产主义的一个侧面。古往今来，世界上没有一件称得上严肃、正义、合理的事业不是为尊重人、为人的幸福服务的。……每一次革命，依其对人类的解放的程度的不同，都带有不同程度的人道主义精神的发扬。”他认为，人道主义对于我们不仅是一个反封建的任务尚未完成的国家所必须补的课，而且更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未来争取实现的共产主义的根本内涵。(78)汝信在《人道主义是修正主义吗？》中为人道主义辩护说：“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把人的解放作为自己的最高目标。”(79)陈涌说：“反对抽象的人性、人道主义，并不等于反对文艺表现生活中真实存在的人性、人道主义。人性、人道主义问题是完全可以安置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去加以理解和表现的。”(80)有人说：“我们已经迎来了一个人性复苏的时代、一个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时代。人道才是文艺的生命与主宰。现在让我们对文艺说：开始吧！不是‘反映社会的本质和规律’，而是歌唱人、是赞美人性！”(81)
王若水在《为人道主义辩护》一文中描述了新时期以来中国思想界和知识界对人的问题的关心和对马克思的人道主义的探讨。他套用《共产党宣言》中的句式说：“一个怪影在中国的知识界徘徊——人道主义的怪影。”王若水说：“人的问题引起如此强烈的兴趣，在我看来不仅是对十年内乱的反动，而且是反映了新时期建设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需要。”他认为，“人道主义”一词，无非是指建立在强调人的价值这一原则上的各种思想体系和思想倾向，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全部归结为人道主义，但是马克思主义包含了人道主义的。“马克思始终是把无产阶级革命、共产主义同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解放、人的自由等问题联系在一起的。这是最彻底的人道主义。”他提出：“我们需要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82)
周扬说：“人道主义，在今天世界还是一个强大的思潮，我们过去对于这一点估计得不够，对人道主义在历史上所起的伟大作用估计不够，研究得不够……我认为批判以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人性论为基础的人道主义，批判同马克思主义等同起来的人道主义，还是必要的。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人道主义，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在今天的作用没有足够的估计。这是我们的缺点、错误，把人道主义都送给资产阶级了，都算作修正主义了，这个问题还可以研究。”(83)周扬在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报告会上所作的报告以及与胡乔木之间有关“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争论成为了1980年代中期意识形态上的一个重要的事件。周扬提出，作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不能一概否定，在某种条件下，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同盟军。但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是根本不同的思想体系。它的根本缺陷是用抽象的人性、人道主义观念去说明和解释历史。他说：“在马克思主义中，人占有重要地位。马克思主义是关心人，重视人的，是主张解放全人类的。当然，马克思主义讲的人是社会的人、现实的人；马克思主义讲的全人类解放，是通过无产阶级解放的途径的。”他认为，“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归入人道主义的思想体系，不赞成把马克思主义全部归结为人道主义；但是，我们应该承认，马克思主义是包含着人道主义的。当然，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当几个世纪以来，先进的人们崇尚的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只有到了马克思主义这里，才有实现的可能。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确实是现实的人道主义。(84)胡乔木认为，人道主义有两方面的含义：一个是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一个是作为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现在出现了一股思潮，要用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人道主义来“补充”马克思主义，甚至要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或部分归结为人道主义。他认为，“人—非人—人”这样的历史公式，把人类历史概括为人性的异化和复归的历史，这是一种典型的人道主义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人道主义，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是根本对立的。宣传人道主义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人企图抹杀这种对立，把两种不同的世界观和历史观混合起来，或者把马克思主义纳入人道主义而成为人道主义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一个派别，或者要把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人道主义纳入马克思主义而成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一个部分，这两种含义实际上是一样的，“都是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85)
刘再复的主体性理论构成了1980年代人道主义思潮的高潮。他说：“我在《文学研究应以人为思维中心》一文中提出这样的主张：我们可以构筑一个以人为思维中心的文学理论与文学史研究系统，也就是说，我们的文学研究应当把人作为主人来思考，或者说，把人的主体性作为中心来思考。”“我们强调人的主体性，就是强调人的能动性，强调人的意志、能力、创造性，强调人的力量，强调主体结构在历史运动中的地位和价值。文学中的主体性原则，就是要求在文学活动中不能仅仅把人(包括作家、描写对象和读者)看做客体，而更要尊重人的主体价值。发挥人的主体力量，在文学活动的各个环节中，恢复人的主体地位，以人为中心，为目的。”刘再复认为，文学对象主体性的失落现象大体上表现在三个方面：(1)用“环境决定论”取消人物性格自身的历史。(2)用抽象的阶级性代替人物活生生的个性。(3)用肤浅的外在冲突掩盖人物深邃的灵魂搏斗。(86)刘再复在《新时期文学的主潮》中说：“新时期文学发展的过程，是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观念不断取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念的过程。”“我们可以找到一条基本线索，就是整个新时期的文学都围绕着人的重新发现这个轴心而展开的。新时期文学作品的感人之处，就在于它是以空前的热忱，呼唤着人性、人情和人道主义，呼唤着人的尊严和价值。”“文学所以是人学，不仅因为文学的对象是人，而且因为文学的本质是人道的。文学一旦失去人道主义本质，就会丧失其感人的力量。只有恢复文学的人道主义本质，文学才可能获得无穷的活力和感染力，才能走向世界。我们今天的文学，应当把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作为神圣的旗帜高高举起来，社会主义文学应当成为最富有人情、人性、人道主义精神的文学。(87)刘再复在《文学评论》1984年第3期上发表的《论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原理》中提出：“人物性格构成的二重组合作为文学创作的一种美学原理，它首先是承认‘文学是人学’这样一个经典性的命题。”(88)刘再复的文学主体性理论对文学反映论造成了猛烈冲击，同时也形成了尖锐的冲突。刘再复的文学主体性是“把人的主体性作为中心来思考”，是要“构筑一个以人为思维中心文学理论与文学史研究系统”。(89)在全国高等学校第一届文艺学研讨会上，有人提出，“现代艺术来源于现代人对生存课题的深切体验，艺术是人对失落了的感性的呼唤，因此文艺学必然从‘认识论的’走向‘人类学的’。”(90)
何西来在《对于当前我国文艺理论发展态势的几点认识》中将刘再复有关人的主体性的说法放到历史脉络中来加以定位和论述：“刘再复力主‘文学研究应以人为思维中心’。这个命题是从高尔基文学是‘人学’的命题中推演出来的，它的基本理论前提应该是‘文学创作应以人为描写中心’。文学主体性的提出，囊括了这些命题的全部内容，其理论核心是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因此，可以说，文学主体性是文学领域中人道主义的一个哲学化的提法。它上承50年代巴人、钱谷融等人受挫的理论开拓，跨越了一个重大的文化历史断裂，并且接续了新时期几经沉浮的以周扬等人为代表的人道主义的思考和反省。人道主义是一个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它体现了人类的良知，不仅西方，就是东方的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人，也都把它标举于自己的旗帜之上。照我看，文学观念变革的核心问题，就是这个人道主义的问题。”(91)
刘再复在《关于人与文学的思考》中指出：“五四运动以来，我国现代文学直至当代文学不断有新的思潮出现，如果我们从思潮的中心内容来考察，就可以发现这股思潮的变迁史，大体上是人的变迁史，更具体地说，是人在文学中的地位的变迁史。”(92)人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人性也有其历史内涵，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曾经在历史上发生过重要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是两种不同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包含了人道主义的内容，但是，马克思主义不等于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的、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五四新文学提倡“人的文学”，主张个人主义、人性解放、个性解放和人道主义。当代文学长期以来以塑造阶级的典型和英雄人物为自己的使命。新时期文学以人性、人道主义为旗帜，关注“人的命运”和尊重“人的个性”，强调人的生命尊严和生命的重要性，从对英雄人物的表现转向对普通人的关心，以“大写的人”对抗民族国家和阶级斗争的宏大叙事。但是，这种普通人的形象仍然寄托了知识分子的人文理想和价值关怀，闪烁着理想人性和价值的光芒。“新写实小说”的出现使新时期文学经历了从“大写的人”到“小写的人”的蜕变过程。“新写实小说”为1990年代文学在另一个价值平面上的展开提供了新的地标。1990年代，“人的文学”在“个人化写作”的潮流中降格为“身体写作”和“欲望叙述”。
注释：
①袁可嘉：《“人的文学”与“人民的文学”》，《论新诗现代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12页。
②周扬：《“五四”文学革命杂记》，《周扬文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83页。
③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18、30页。
④⑥周作人：《人的文学》，《新青年》5卷6号，1918年12月。
⑤周作人：《新文学的要求》，北京《晨报》，1920年1月8日。
⑦周作人：《文艺的讨论》，《晨报副刊》，1922年1月20日。
⑧胡适：《易卜生主义》，《新青年》第4卷第6号，1918年6月。
⑨罗家伦：《今日之世界新潮》，《新潮》第1卷第1号，1919年1月。
⑩李大钊：《“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少年中国》第1卷第3期，1919年9月。
(11)傅斯年：《〈新潮〉之回顾与前瞻》，《新潮》第2卷第1号，1919年10月。
(12)傅斯年：《怎样做白话文？》，《新潮》第1卷第2号，1919年2月。
(13)周作人：《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新青年》第8卷第5号，1921年11月。
(14)成仿吾：《革命文学与他的永远性》，《创造月刊》第1卷第4期，1926年6月。
(15)成仿吾：《编辑的话》，《创造月刊》第1卷第3期，1926年5月。
(16)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5页。
(17)茅盾：《关于“创作”》，《茅盾全集》第2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66页。
(18)周扬：《从民族解放运动中来看新文学的发展》，《文艺战线》第1卷第2号，1939年3月。
(19)胡风：《文学上的五四》，《胡风评论集》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22页。
(20)朱自清：《文学的标准与尺度》，《朱自清全集》第3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136页。
(21)沈从文：《新诗的旧帐》，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第40期，1935年11月10日。
(22)胡适：《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新潮》第2卷第3号，1920年2月。
(23)瞿秋白：《饿乡纪程》，《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2页。
(24)郭沫若：《〈文艺论集〉序》，《洪水》半月刊第1卷第7号，1925年12月16日。
(25)郭沫若：《孤鸿》，《创造月刊》第1卷第2期，1926年4月。
(26)沫若：《文艺家的觉悟》，《洪水》第2卷第16号，1926年5月。
(27)王独清：《致法国友人摩南书》，《洪水》第3卷第31期，1927年4月。
(28)蒋光慈：《十月革命与俄罗斯文学》，《蒋光慈文集》第4卷，上海文艺出版社i988年版，第124页。
(29)蒋光慈：《关于革命文学》，《太阳月刊》1928年2月号。
(30)王任叔：《评〈短裤党〉》，《蒋光慈研究资料》，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15页。
(31)钱杏邨：《关于〈短裤党〉——读王任叔〈评短裤党〉以后》，《蒋光慈研究资料》，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21页。
(32)冯乃超：《艺术与社会生活》，《文化批判》创刊号，1928年1月。
(33)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文化批判》第2号，1928年2月。
(34)何大白：《文坛的五月》，《创造月刊》第2卷第1期，1928年6月。
(35)成仿吾：《毕竟是“醉眼陶然”罢了》，《创造月刊》第1卷第11期，1928年5月。
(36)顾凤城：《文学与时代》，《泰东月刊》第1卷第7期，1928年3月。
(37)勺水：《论新写实主义》，《乐群》第1卷第3号，1929年3月。
(38)梁实秋：《文学与革命》，《新月》第1卷第4号，1928年6月。
(39)梁实秋：《文艺批评论·绪论》，《文艺批评论》，中华书局1934年版。
(40)梁实秋：《文学的纪律》，《新月》第1卷第1号，1928年3月。
(41)鲁迅：《且介亭杂文·〈草鞋脚〉小引》，《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0页。
(42)梁实秋：《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新月》第2卷第6、7号，1929年9月。
(43)鲁迅：《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04页。
(44)鲁迅：《祝中俄文字之交》，《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60页。
(45)鲁迅：《三闲集·文学的阶级性》，《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27页。
(46)梁实秋：《人性与阶级性》，《偏见集》，中正书局1934年版。
(47)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827页。
(48)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961页。
(49)赫拉普钦科：《现实主义方法和作家的创作个性》，《世界文学中的现实主义问题》，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25、129页。
(50)《评〈关连长〉》，《文艺报》4卷5期，1951年6月。
(51)萧也牧：《我一定要切实地改正错误》，《文艺报》5卷1期，1951年10月。
(52)巴人：《论人情》，《新港》1957年第1期。
(53)(62)王淑明：《论人情与人性》，《新港》1957年第7期。
(54)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文艺月报》1957年第5期。
(55)周扬：《论艺术创作的规律》，《周扬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56)周扬：《在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上的讲话》，《周扬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75页。
(57)周扬：《关于当前文艺创作上的几个问题》，《周扬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17～419页。
(58)荃麟：《修正主义文艺思想一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论文集》第二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版，第11页。
(59)若湘：《浸透了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早春二月〉》，《文艺报》1964年第8、9号。
(60)佐平：《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关于〈三家巷〉〈苦斗〉的讨论综述》，《文艺报》1964年第10号。
(61)《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为争取文艺的更大丰富而奋斗》，《文艺报》1960年第1期。
(63)编者按，见《文学评论》1961年第1期。
(64)杨绛：《斐尔丁在小说方面的理论和实践》，《文学研究》1957年第2期。
(65)冯至：《略论欧洲资产阶级文学里的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北京大学学报》1958年第1期。
(66)《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编者按语，《文艺报》1960年第9号。
(67)许之乔：《〈红旗谱〉中人民大众的人性美和人情美》，《文艺报》1961年第1号。
(68)黄秋耘：《关于孙犁作品的片断感想》，《文艺报》1961年第10号。
(69)冯牧：《〈达吉和她的父亲〉——从小说到电影》，《文艺报》1961年第7期。
(70)姚文元：《批判巴人的“人性论”》，《文艺报》1960年第2期。
(71)茅盾：《反映社会主义跃进的时代，推动社会主义时代的跃进！》，《茅盾全集》第2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1～102页。
(72)周恩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文艺报》1979年第2期。
(73)丹晨：《文艺与泪水》，《文艺报》1978年第4期。
(74)冯雪峰：《革命与知识阶级》，《雪峰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92页。
(75)朱光潜：《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问题》，《文艺研究》1979年第3期。
(76)何西来：《人的重新发现——论新时期的文学潮流》，《红岩》1980年第3期。
(77)俞建章：《论当代文学创作中的人道主义潮流——对三年文学创作的回顾与思考》，《文学评论》1981年第1期。
(78)何满子：《现实主义与人道主义——与刘再复同志商兑》，《光明日报》，1986年12月11日。
(79)汝信：《人道主义是修正主义吗？》，《人民日报》，1980年8月15日。
(80)陈涌：《人性、人道主义和我们》，《文艺报》1984年第7期。
(81)刘光耀：《“文艺反映社会生活的本质和规律”评析》，《当代文艺思潮》1985年第4期。
(82)若水：《为人道主义辩护》，《文汇报》，1981年1月17日。
(83)周扬：《思想解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周扬文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50页。
(84)周扬：《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人民日报》，1983年3月16日。
(85)胡乔木：《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人民日报》，1984年1月27日。
(86)(89)刘再复：《论文学的主体性》，《文学评论》1985年第6期。
(87)刘再复：《新时期文学的主潮》，《新华文摘》1986年第11期。
(88)刘再复：《论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原理》，《文学评论》1984年第3期。
(90)《全国高等学校第一届文艺学研讨会纪要》，《当代文艺学：探索与思考》，高等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3页。
(91)何西来：《对于当前我国文艺理论发展态势的几点认识》，《文艺争鸣》1986年第4期。
(92)刘再复：《关于人与文学的思考》，《读书》1987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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