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青年文化的诞生——以《新青年》杂志为中心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青年论文,新青年论文,杂志论文,文化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doi:10.3969/j.issn 1007-6522.2011.03.005
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6522(2011)03-0047-10
在近现代以来的中国社会中，青年一直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作为一种社会力量，青年阶层对社会形势和历史走向，往往起着重要的影响。但是，青年也是一个不定型的、易变的阶层，容易受到各种力量的左右，尤其是在当今这样一个多元多变的时代。所以，分析何种力量在影响青年，它又是如何影响青年的，对于准确把握和引导当今中国社会中的青年阶层，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影响青年的各种力量中，文化的力量最值得重视，而这种力量的体现，往往又是通过阅读完成的。在阅读对青年的影响上，在20世纪中国，没有哪种读物能比《新青年》体现得更明显、更典型的了，但是关于《新青年》对青年的影响这方面的研究，也是最为薄弱的。因此本文拟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以《新青年》杂志为中心，探讨青年文化在现代中国是如何诞生的，在其过程中又是呈现何种面貌的。
一、青年阶层的出现
中国自古就有“重老轻少”的传统。“少年老成”、“老成持重”往往受到赞许，而“少不更事”、“少年轻狂”则容易遭致诟病，“敬老尊贤”、“长幼有序”更是千百年来教化伦常中的共识。但这种“重老轻少”的“共识”，在晚清国势衰微、政局败坏、内外交困的背景下，却遭到了颠覆。诚如有论者所言，“晚清的变局，却骤然间促使老少易位，从此，老大者成为衰朽落后的代称，少年，则不仅被赋予了空前的重要性，甚至还要对老者挞之伐之、取而代之，一跃而为新兴国族的唯一希望所系”。[1]1900年2月10日，对晚清老朽帝国倍感失望的梁启超，在《清议报》第35册上发表《少年中国说》一文，为“少年中国”相关论述张目；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中国的“青年文化”由此拉开序幕。
与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建立在隐喻基础上不同，陈独秀的“青年”，是建立在科举废除、新式教育大兴的社会现实基础上的。事实上，在梁启超发表《少年中国说》五年之后，横亘中国千年的科举制度才终告废除。“科举制度原来是举国知识菁英，与国家功令及传统价值体系相联系的大动脉，切断这条大动脉，则从此两者变得毫不相干，国家与知识大众成为两个不相系联的陆块，各自漂浮，社会上出现了大批的‘自由流动资源’。”[2]学而优则仕，踏入仕途意味着进入成人官僚世界，而科举的废除，意味着对“青年”钳制的瓦解，青年们再也不是官僚国家机器链条中的一环。科举废除，新式教育也随之开始启动。教育不仅催生了一个由那些或多或少受过教育的人如教师、学者、大中学生、新的士绅阶层及其他专业人员如记者、作家、艺术家和律师组成的“新知识分子阶层”，而且从制度上确定了“青年期”。以1904年颁布的中国近代第一个法定的并在全国施行的学制《癸卯学制》为例，这个学制规定全部学校教育(除蒙养院、通儒院外)分为3段5级：(1)初等教育段(9年)，分初等小学堂(5年)和高等小学堂(4年)2级。(2)中等教育段(5年)，为中学堂，不分级；(3)高等教育段(7年)，分高等学堂(即大学预科，3年)和大学堂(3～4年)2级。学生自7岁入学，28岁大学毕业，共需学习20-21年。“根据这个学制，青年期——相当于从中学到大学的年龄阶段——在中国社会从制度上得以确立。”[3]29从数量上说，“到1915年，中学以上的学生人数已经达到了75万”。[3]30在1912-1917年这五年间，中国大约有550万在校或毕业的学生，到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时，已经约有1000万受过某种形式新式教育的人。
当然，青年学生在2400万人的“新知识分子阶层”中所占的人口比例不是很大，但是他们构成了五四青年的主体，也是《新青年》等新刊物的主要阅读者。陈独秀将自己主办的第一份杂志命名为《青年杂志》，也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个日趋壮大的青年学生阶层的崛起，并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个阶层所蕴涵的潜在能量。
二、从“少年论述”到“青年论述”
作为《新青年》的缔造者，陈独秀从创刊伊始就旗帜鲜明地把读者对象定位为“青年”，是深有用心的。这一点，联系《甲寅》更能说明问题。《新青年》与《甲寅》的关联，学界已多有论述，这里想说说两者差别。章士钊创办《甲寅》，是“图以文字与天下贤豪相接”，[4]带有浓厚的精英主义倾向，阅读对象更多是成年知识分子。而《新青年》办刊方针第一条就声称“国势凌夷，道衰学敝，后起责任，端在青年。本志之作，盖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它所设立的“通信”栏，也主要是为青年读者提供园地：“本志特辟通讯一门，以为质析疑难、发抒意见之用。凡青年诸君对于物情学理，有所怀疑或有所阐发，皆可直缄惠示。本志当尽其所知，用以奉答，庶可启发新思，增益神志。”[5]《甲寅》非常重视“时评”，“社论”也多以“政论”为主，而陈独秀则主张与时政保持距离。《新青年》的“天职”是“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批评时政，非其旨也”，[6]在栏目设置上，未设“时评”，在“社论”中则多以哲学、文学等思想评论为主。因此，《新青年》“在立意与宗旨上均超越了《甲寅》杂志。它所强调和体现的青年性、理论性、平民性，以及通过文学来改造社会、启蒙青年的特点，反映了时代的要求，因而它能够发起和领导一场以青年为主体的思想革新运动”。[7]从内容来看，《新青年》也毫无疑问是一份“青年杂志”。这个杂志创刊初期，其主题并非“德先生”和“赛先生”，而是“青年”和“青春”。从1915年创刊号上的陈独秀的《敬告青年》，到1921年不定刊1号上任弼时的《列宁与青年》，《新青年》历年刊登的探讨“青年”与“青年文化”的文章，多达38篇。从1卷1号到2卷2号的7册杂志中，就有10篇“主题文章”专门针对青年立论，倡导青年文化运动。另外在“通信”、“读者论坛”等栏目中还有十篇有关青年论题的文章。这些大量涌现的以“青年”为主题的论述文章，形成了五四时期独特的“青年论述”。
五四的“青年论述”与晚清的“少年论述”相比，固然有不少比附承续的地方。比如《少年中国说》标举“老年人如夕照，少年人如朝阳……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8]而陈独秀在创刊号上刊登的第一篇文章《敬告青年》也讴歌“青年如初春，如朝日……欲救此病，非太息咨嗟之所能济，是在一二敏于自觉、勇于奋斗之青年，发挥人间固有之智能，决择人间种种之思想”；[9]而李大钊的“青春中华”，则能依稀能见到梁启超“少年中国”的影子。但时过境迁，晚清“少年论述”与五四“青年论述”，毕竟有些差异。梁启超的启蒙面是“民”、“国民”，其思想代表是“新民说”而非“少年中国说”。他笔下的“少年”更多是新兴国族的隐喻而非社会阶层实体，其“少年论述”也基本是一种“想象中国”的方式。而陈独秀的“青年论述”则不同，是建立在科举废除、新式教育大兴所产生的广大学生阶层基础上的。而且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等“青年导师”角色与梁启超的也不尽相同，“他们一方面作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学生’，深知社会对学生的期待，且都深受梁启超的影响；另一方面，他们自西方的近代文化接受了民主思想，主张人权和人的自主性，因此在他们所主张的‘青年’角色中，义务和权利同时得到强调，这成为‘青年’区别于‘少年’的最重要的一个特点”。[3]65也就是说，梁启超的“少年”是以对社会的义务和责任为中心的，而陈独秀的“青年”不仅包含了义务和责任，而且也包含了年轻人的自由和个人权利。在《敬告青年》中，陈独秀明确提出了“新青年”必须具备六个质素：“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像的”，可以看到，他将“自主的而非奴隶的”列在了首位，可见对其之重视。问题还不仅如此。梁启超只是看到了“少年”与“老大”的对立，而陈独秀则进一步看到了青年中的新旧对立问题，这既有新旧青年的对立，也有青年自身的新旧对立。正因如此，与梁单纯的“少年崇拜”不同，五四一代在“青年崇拜”的同时也不得不兼顾“青年拯救”，即鲁迅所说的“救救孩子”。于是五四时代的“青年论述”，概言之基本内容有二：一是“除旧布新”，即革除自身旧的因素，比如“惰性”(高语罕：《青年之敌》)、“做官发财”的思想(陈独秀：《新青年》)等，从旧青年变为新青年；二是冀望青年奋发图强，担负起国家、民族的责任，比如“吾族青年所当信誓旦旦，以昭示于世者，不在龈龈辩证白首中国之不死，乃在汲汲孕育青春中国之再生”(李大钊：《青春》)。
另一方面，陈独秀将《新青年》的读者对象定位为“青年”而非“学生”，也大有深意。《新青年》同仁之一的周作人初来北京时，鲁迅曾以《新青年》见示，并转述许寿裳的话“这里面颇有谬论，可以一驳”，周作人看了觉得并无什么谬论，可也看不出什么特色，认为和当时一般的学生杂志没什么两样。显然，周作人并没有看到《新青年》打出“青年”旗号的时代意义。“青年”与“学生”是相联系但职能不同的两种角色身份。在五四时代，“青年”群体是建立在学生阶层基础上的，“学校教育的普遍兴起，终于导致了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青年学生群体的诞生。学生群体作为人类社会的新成员，集中体现了青年的一系列特征和特殊利益”。[10]“学生”虽然是“最具青年期性质的群体”，但顾名思义，“学生”的职责是学习既有知识和思想，其天职是学习和学业，因此处于一种被动性的、从属性的地位。在陈独秀这样志在社会革新的“老革命党”看来，这显然并不能满足其作为启蒙者的期待。而“青年”不同，它首先是作为一种社会角色出现的，有着更强的社会功能，更容易成为社会革新的力量。其次，“青年”本身就包含一种以时间为向度的价值评判的可能。在五四这样一个进化论主宰的时代，年龄的低幼反而成为一种文化优势。一方面，“青年”作为被启蒙的对象，具有更大的可能性；另一方面，“青年”自身就具有道德上的优势，在与老年、老大帝国、旧制度旧文化旧道德的对抗中，能更容易获得认同。这正是陈独秀以“青年”命名刊物的用心所在。
三、阅读文化与青年意识的觉醒
如果单看五四时代流行的“青年论述”，很容易让人产生“新青年”只是社会对青年的角色期待的结果，事实并非如此。现代“青年”角色的产生，是双向发展的产物：一方面是社会的角色期待、社会的规范性力量；一方面是青年的自主意识、角色的自我设计。也就是说，“‘青年’并不只是由来自社会的角色期待所决定的，而是由作为角色担当者的学生自身的主体行为与社会的角色期待的互动形成的”。[3]65就近代中国而言，作为社会角色的“青年”的形成，与《新青年》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有论者甚至认为，1915年《新青年》杂志的创办，“可以被看作是中国社会中‘青年’这一角色类别形成的象征”。其理由是两点：(1)角色担当者对于作为社会角色的“青年”的自觉。(2)《新青年》杂志的影响力。《新青年》的周围集聚了大量的学生，作为一个社会类别的学生成为新的文化、政治运动的担当者群体。[3]61
其实就第一点来说，《新青年》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北大学生杨振声曾回忆说：“旧日的北京大学，确是个古气沉沉的老大学。只是在一九一六年后，蔡元培先生来作校长，才带进了清新的空气。更重要的是，象春雷初动一般，《新青年》杂志惊醒了整个时代的青年。他们首先发现了自己是青年，又粗略地认识了自己的时代，再来看旧道德、旧文学，心中就生出了叛逆的种子。一些青年逐渐地以至于突然地，打碎了身上的枷锁，歌唱着冲出了封建的堡垒，确实感到自己是那时代的新青年了。”[11]对五四青年来说，首先萌动的是“青年意识”，即意识到自己是“青年”，具有青年人的自由和权利，然后才会进一步意识到新旧青年的分别，也就是说，先有“青年意识”，后有“新旧意识”。意识到自己是青年，这是五四青年的主体性确立的第一步，而这一点，杨振声强调是阅读《新青年》所得到的启示。实际上，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提出“自主的而非奴隶的”，正是强调青年从“重老轻少”的中国传统道德中摆脱出来，勇敢追求年轻人的自由和权利。
这种“青年意识”的觉醒，在巴金批判封建家庭专制的小说《家》中，得到了更全面的展现。作为五四之子，巴金根据亲历的封建家庭生活所写的长篇小说《家》，在当时青年人当中获得了极大共鸣。这部小说1933年出单行本，到1950年前后已重印33次，成为当时最畅销的小说。《家》为何会受到如此欢迎？小说描写的从封建家庭出走，固然迎合了当时“娜拉出走”的风潮，可更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它道出了当时青年人追求解放的心声。这种青年的解放和苏醒，又是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青年》分不开的。在《家》这部25万多字的长篇小说中，多达16处提到了“《新青年》”。在家庭内部阅读“《新青年》”以及由此引发的对“青年”的热烈探讨，成为贯穿小说的主要线索之一。
小说以对比的方式塑造了几个在封建大家庭里青年意识有所苏醒的年轻人。女主角之一的琴是作为“新女性”出现的。她从小没缠脚，跟着表兄弟一起读书，还上过小学堂，是一个正在觉醒中的青年知识女性的形象，而她的觉醒又是完全伴随着《新青年》的阅读发生的。小说中，一开始就写到她对《新青年》及新思想的向往，后来学堂开招女生，她想去投考，结果遭到母亲严厉回绝。在绝望和悲哀中，她突然看到桌上的《新青年》杂志，其中刊登的易卜生的剧本《娜拉》中的一句话“一切的事情都应该由我自己去想，由我自己努力去解决”，一下子让她重拾了信心。[12]34我们可以看到，琴的想法，单纯、直率而热烈，这正是五四青年人常有的心态，单单被一种信仰、一种热情鼓舞着，便可以不顾一切，勇敢地跟环境战斗。这种果敢，既来自青年自身的特性，也来对青年力量的图腾式的崇拜。与琴相对的梅，则是旧家庭礼教的牺牲品。她与觉新两情相悦，后遵父命远嫁他乡，最终惨死。《新青年》这样的新书刊显然并未唤醒她的反抗意识，她也读过《新青年》，但并不能进入那个青年人的世界，“我读这些书，我只有心里难受。这好像是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里的一切跟我的环境完全不同”。[12]143-144
与梅类似的人物是觉新，一个一度忘记自己青春进而又被唤醒青春，然而最终只是徒劳地在旧日子里遥望青春的人。作为封建家族的长房长孙，觉新不得不在弱冠之年担起家庭重担。过早的成人化，以致让他一度哀叹，“我不是青年，我没有青春”。但是五四运动和《新青年》的到来，却唤醒了他青春记忆。他也热情地阅读新刊物。和梅不同，他进入了《新青年》的世界，但并不是觉慧的那种进入，而是从《新青年》中找到了调和矛盾的依据：“‘作揖主义’和‘无抵抗主义’对他的确有很大的用处，就是这样的‘主义’把《新青年》的理论和他们这个大家庭的现实毫不冲突地结合起来。它给了他以安慰，使他一方面信服新的理论，一方面又顺应着旧的环境生活下去，自己并不觉得矛盾。于是他变成了一个有两重人格的人：在旧社会里，在旧家庭里他是一个暮气十足的少爷；他跟他的两个兄弟在一起的时候他又是一个新青年。这种生活方式当然是他的两个兄弟所不能了解的，因此常常引起他们的责难。但是他也坦然忍受了。他依旧继续阅读新思想的书报，继续过旧式的生活。”[12]43-45“阅读新思想的书报”与“过旧式的生活”，在觉新这里出现了奇怪的调和统一，正是这一点受到了觉慧等的责难，可正是这种不彻底，这种意识和行为的分裂，深刻揭示了五四青年意识中驳杂的一面。它预示了理想的、单纯的“青年”形象的解体，随之而来的必然是青年的新旧之争。这也正是前文提到的，陈独秀、鲁迅等所注意到的青年中的新旧对立问题。“除旧布新”，即革除自身旧的因素，固然是陈独秀等“先生一代”对“学生一代”的期许，但新旧杂陈本是五四时代生活的一个常态。李大钊就曾慨叹五四时代的生活是一种矛盾的生活。“矛盾生活，就是新旧不调和的生活：就是一个新的，一个旧的，其间相去不知几千万里的东西，偏偏凑在一处，分立对抗的生活。……中国今日生活现象矛盾的原因，全在新旧的性质相差太远，活动又相邻太近。换句话说，就是新旧之间，纵的距离太远，横的距离太近；时间的性质差的太多，空间的接触逼的太紧。同时、同地不容并存的人物、事实、思想、议论，走来走去，竟不能不走在一路来碰头，呈出两两配映、两两对立的奇观。”[13]因此，我们从觉新身上，我们能看到五四青年在社会意识与伦理实践之间的一种张力，而这往往是当时与后世人所忽略的。
与觉新相比，觉慧则要平面得多，他是小说《家》中的一个标竿性的人物，自始至终都充当着青年信仰、青年图腾的守护神。他是将“青年”与“家庭”坚决对立起来的执行者。但是这种“青年”必将战胜旧家庭的近乎信仰般的自信，也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它有一个不断加强的过程。在小说中，巴金引用了俄罗斯作家屠格涅夫小说《前夜》中的一句话——“我们是青年，不是畸人，不是愚人，应当给自己把幸福争过来！”——来描写觉慧青年意识的发展。这句话在小说一共出现了四次。头三次出现在小说中的除夕前夕，觉慧买了屠格涅夫的小说《前夜》，读给两个哥哥觉民和觉新听。第四处出现在鸣凤死后，觉民为了劝解内疚而痛苦的觉慧，又念了《前夜》中的这句话。[12]279-280可以看到，巴金运用小说的形式，完整表现了主人公觉慧“青年意识”觉醒的过程。作者在小说中还提到，屠格涅夫《前夜》所采用的译本，是1921年8月在上海出版的沈颖的译本，把它的出版期提早了十个月的光景。也就是说故事的时间安排在1920年，“五四”运动刚刚退潮之后。但是“青年”、“青春”与“幸福”作为一种整体的意识，已经通过广泛的新阅读(通过屠格涅夫的小说)，植根于觉慧这样的五四青年人心中了。需要注意的是，“青年”(而不必是“新青年”)在这里本身已经内含了一种指向未来的可能性、一种新人生新生活的可能性。它强调“青年”自身的价值绝对性，带有“青年崇拜”的色彩。为什么巴金在小说中没有承认“青年”中的新旧之分，也没有给觉新从旧青年向新青年转换的可能呢？很可能是小说更想强调“青年”与“家庭”(腐朽的化身)之间的绝对对立，觉慧后来的离家出走，预示了这一点，对家族主义的反抗冲动最终转化为了改造社会的革命激情。
不管如何，阅读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小说中描写阅读《新青年》的场景，是有着现实生活的依据的，这一点巴金在回忆录中曾谈到过。[14]身处封建家庭环境之中，偷偷阅读《新青年》上那些激烈抨击封建家庭专制的文章，这无疑会产生一种阅读上的“震惊”体验。正如杨振声所描绘的，“象春雷初动一般，《新青年》杂志惊醒了整个时代的青年”，巴金的体会则是“那里面的每个字都像火星一般地点燃了我们的热情”，以致“大哥的被忘却了的青春也被唤醒了”。青年意识的苏醒与对家庭的反抗结合在一起，并不是偶然的。从小在大家族中长大的巴金，曾经把自己出身的大家族比喻为是“一个专制的王国”。他亲眼目睹了自己长兄夫妇的悲惨命运，因而萌发了创作的欲望。“我要写一部《家》来作为一代青年的呼吁。我要为过去那无数的无名的牺牲者‘喊冤’！我要从恶魔的爪牙下救出那些失掉了青春的青年。”[12]442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他意识到青年人与家庭专制及礼法之间的尖锐对立。“许多可爱的年轻的生命在虚伪的礼教的囚牢里挣扎，受苦，憔悴，呻吟以至于死亡。然而我站在旁边不能够帮助他们。同时在我的渴望发展的青年的灵魂上，陈旧的观念和长辈的威权像磐石一样沉重地压下来。‘憎恨’的苗于是在我的心上发芽生叶了。”[15]可以看到，在青年的反抗意识中，极端激进的情绪已初现苗头，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从反抗家庭伦理到走向社会革命的潮流，已经呼之欲出。
四、“青年崇拜”与“青年自我崇拜”
在一个社会发生快速变迁的时代，往往会发生年长一代向年轻一代进行广泛的文化吸收的过程，即“文化反哺”。美国社会学家玛格丽特·米德把这称为是“后喻文化”(Prefigurative)，即年长者不得不向孩子学习他们未曾有过的经验的文化类型，它与“未来重复过去”的“前喻文化”(Postfigurative)和“现在是未来的指导”的“并喻文化”(Cofigurative)相对。[16]“前喻文化”和“并喻文化”往往发生在静止的时代里。这个时候的社会处在平衡的状态中，“所有已经做过的都是好的，即使实验和新方法应当被引进，也没人会以赞赏的态度对待它们。以往的过去有很高威望，了解过去的老年人受到尊敬。人们接受命运和必然，因为人们从来想不到改变条件，戒条和控制起特别大的作用，后继者都有身份，法律有威严，道德行为的准则非常详细，违背是不允许的，人们都有严格的规矩，礼节和仪式是稳定的，社会崇尚艺术、宗教和阶级界限。总之，静止的社会是平衡的、和谐的社会”。[17]227但是到了变迁的社会，“人们的态度都是追求进步。那里总存在更好的方法。人们喜欢新的，进步构成社会观念的特征，乐观主义很普遍，社会哲学都倾向于今世主义。过去都是要死的，应该抛弃。青年的地位很强固，他们的影响越来越大。权威产生于理性和证据，但危机时还会产生独裁。道德典范已经丧失了影响，好的行为有赖于理解能力。仪式减少，对制度的感情降低，社会条件不再构成阶级间的严格界限，传统的宗教受到敌视”。[17]228
五四时代的中国，显然是处于一个变迁的社会中。“青年的地位很强固，他们的影响越来越大”，其最明显的体现就是“青年崇拜”的产生。当然，在晚清维新派那里也曾一度产生过“少年崇拜”。但正如前面提到的，晚清的“少年崇拜”并没有相应的青少年阶层作社会依托，止于口头而无法落实。而五四时代则不同，“青年崇拜”以“新知识分子阶层”为依托，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和文化潮流。
但是同为五四一代，“先生一代”“青年崇拜”的与“学生一代”的“青年自我崇拜”仍有微妙的区别。正如上文提到的，陈独秀一代看到了青年中的新旧对立问题，这既有新旧青年的对立，也有青年自身的新旧因素的对立，故而在“青年崇拜”的同时也不得不兼顾“青年拯救”，即鲁迅所说的“救救孩子”。而巴金一代，显然认定“青年”就是进步、纯洁、热诚、果敢、直率等等品质的化身，“青年”天然就具有道义的合法性：“他又一次夸张地感觉到自己的道德力量超过了这个快要崩溃的大家庭。热情鼓舞着他，他觉得自己的心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地激动过。他相信所谓父与子间的斗争快要结束了，那些为着争自由、爱情与知识的权利的斗争也不会再有悲惨的终局了。梅的时代快要完全消灭，而让位给另一个新的时代，这就是琴的时代，或者更可以说是许倩如的时代，也就是他和觉民的时代。这一代青年的力量决不是那个腐败的、脆弱的、甚至包含着种种罪恶的旧家庭所能够抵抗的。胜利是确定的了，无论什么力量都不能够把胜利给他们夺去。他有着这样的自信。”[12]355-356这种“自信”，如果没有青年的自我崇拜作依托，是无法实现的。这是一种信仰的力量，而非理性分析的结果。没有对社会风气的敏感和新刊物的启迪，是不可能产生这种心理的。这一点也可以从诗人冯至身上得到体现。
“五四”之前的冯至，“对于出版已四年之久的《新青年》杂志，以及先进的思想界所探讨的问题”，对文学革命，一无所知。“五四”后，冯至如饥似渴地阅读报刊和新的书籍。1919年5月出版的6卷5号《新青年》，给他印象最深的是鲁迅的短篇小说《药》及其署名唐俟的“随感录”。冯至惊异于这小说的魄力，也被“随感录”的见识吸引。从此，他在报刊上一见到鲁迅著作，都一一仔细阅读。[18]1919年下半年，在新文化运动和《新青年》的感召下，冯至和几个同学办了一个小刊物，刊物定名为《青年旬刊》。对于“青年”，冯至的理解是：“我们给‘青年’这个词以特殊的含义，用来指导我们的行为。作为青年，就必须反对旧礼教，因为旧礼教是‘吃人’的；出门不管路途多么远，也不乘人力车，因为人拉人是不人道的；对于学校里某些不良的风气，不能妥协，要进行批评。大家简单地认为，既然是青年，就应该胸怀坦白，表里一致。谁若是违背了这种精神，做了错事，便有人提醒你说，‘你还是“青年”呢！’这句话当时成为我们互相督促、互相勉励的口头语。”[19]强调旧礼教是“吃人”的，显然来自《新青年》中鲁迅小说《狂人日记》的阅读，而“作为青年，就必须反对旧礼教”，“既然是青年，就应该胸怀坦白，表里一致”，以及“青年”必须是“人道”的、不妥协的等等，固然是一种“应然”的论述，但仔细看来，这实际上已经承认这是“青年”的一种“实然”品质了，或者说“青年”就是这些品质本身了。
产生这种观念的，还有青年毛泽东。在五四前夕，毛泽东就曾经仔细研读过《新青年》杂志。“对李大钊、陈独秀的文章反复阅读，并摘抄某些文章中的精辟段落。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天除上课、阅报之外，看书、看《新青年》；谈话、谈《新青年》；思考、也思考《新青年》上所提出的问题”，[11]478这其中当然也包括“青年”问题。毛泽东可能读过《新青年》上刊登的陈圣任的《青年与欲望》、李大钊的《青年与老人》等文章，因为在1919年11月25日湖南的《大公报》上，他发表了《恋爱问题——少年人与老年人》一文。文中认为，“老人于种种事情总是和少年立在反对地位。从吃饭穿衣等日常生活，以至对社会国家的感想，世界人类的态度，他总是萧瑟的，枯燥的，退缩的，静止的。他的见解总是卑下，他的主张总是消极”。毛泽东认为导致“少年”与“老年”对立的最大原因在于“性欲”。当然，他认为的“性欲”并不是“下等的肉欲生活”，而是“恋爱”。[20]显然，青年时的毛泽东把“少年/老年”的对立，理解为是“精神/物质”、“浪漫主义/功利主义(资本主义)”之间的对立。精神至上，这是五四青年人惯常的想法。但是“肉欲生活”、“物质生活”是否真的就是“下等”的呢？精神是否真的就是万能的，可以战胜一切呢？丁玲曾经有感于朱谦之和杨没累的精神恋爱悲剧而感叹说，“那个时代的女性太讲究精神恋爱了，对爱情太理想了。我遇见一些女性，几乎大半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情形。看样子极需恋爱，但又不满意一般的恋爱。即使很幸福，也还感到空虚。感染到某些19世纪末的感伤，而又有20世纪，特别是中国‘五四’以后奋发图强的劲头，幻想很多，不切实际”。[21]
“幻想很多，不切实际”，这是五四青年的通病，某种意义上，这也是由阅读引起的一种文人病。阅读既为五四青年打开了新人生，可也往往让其耽于虚幻，远离人生，比如，那个一度觉得“一切的问题都可以由书本解决的”的“觉慧”。在这种阅读走火入魔的情况下，甚至会出现以书本生活代替现实生活，借阅读逃避生活的状况：“‘这种生活，就跟关在监牢里当囚犯一样！’觉慧常常发出这样的咒骂。有时候他实在忍耐不下去了，便愤愤地说：“等着罢，总有一天……”以下的话他不曾说出来。究竟总有一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他自己也不大知道。不过他相信将来总有一天一切都会翻转过来，那时候他所憎恨的一切会完全消灭。他又找出旧的《新青年》、《新潮》一类的杂志来读。他读到《对于旧家庭的感想》一篇文章，心里非常痛快，好像他已经报了仇了。但是这痛快也只是暂时的，等到他抛开书走出房间的时候，他又看见他所不愿意看见的一切了。”[12]92-93
阅读为五四青年的生活开启了多种可能性，可往往也让他们陷入矛盾之中。比如同为五四时代的青年人，毛泽东主张“青年”要“恋爱”，而到了巴金这里，“恋爱”又成了舍弃的东西：“他觉得在他的前面还有一个广大的世界，在那里他的青年的热血可以找到发泄的地方，在那里才有值得他献身的工作。他更明白人生的意义并不是那么简单，那个少女的一对眼睛跟广大的世界比起来，却是太渺小了。他不能够单单为着那一对眼睛就放弃一切。”[12]234显然，在具体主张上，很难给五四青年下个定论，这是由青年人善变的特性决定的。但是我们不能说五四青年的自我崇拜是盲目的，它与时代的潮流毕竟有诸多暗合之处。一个将“青年”视作价值评判标准的时代，必然会将“青年”话语单一化。与五四时代相比，今天固然不再是青年文化压倒一切的时代，但是这种对“青年文化”的单向度的、单一化的理解思维却依然存在，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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