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历史地理学的学科交叉性及其学术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地理学论文,性及论文,学科论文,学术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历史地理学，作为我国一门新兴的现代学科，自20世纪30年代初创之后，历经50年代共和国建立后之正式形成与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之蓬勃发展，迨至新的世纪里，已成长为一门在其多个分支领域均取得一批研究成果，并对一些相关学科产生了促进作用，并在国家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中发挥了积极效应的显学。历史地理学之所以能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快速而顺利地成长，成为已牢固地扎根于我国学术匿地里的新葩，固然有多种原因，其中包括我国悠久历史中蕴含的与历史地理学研究相关的朴素的学术思想观念以及古人留下的丰富的史籍资料，经过长时期历史积累至近现代又进一步突显加剧的多种环境变迁问题，学科的开创者顾颉刚、谭其骧以及侯仁之、史念海等前辈学者大力倡导并带动一批批后来者积极践行地对我国自最早成书的舆地学典籍——《禹贡》问世以来，在两千多年漫长历史时期形成的舆地学优秀学术传统的认真传承与锐意创新，近现代时期世界政治、军事格局的剧烈博弈的触动以及国内经济、文化建设工作的渴求等；然而也应看到，历史地理学自身禀赋的具有十分明显的学科交叉性，也起了相当大的推挽作用。本文篇幅所限，仅就最后一点，即历史地理学的学科交叉性之形成原因、所具特点及其学术价值，进行初步论析，并请相关专家批评补正。 一、从历史地理学学科属性争鸣中折射出的学科交叉性 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这门新兴学科创立者之一侯仁之院士在其初创时发表的那篇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刍议》中开宗明义即指明：“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接着又阐释历史地理学之所以是现代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其理由或依据，盖因“其主要研究对象是人类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的变化”，“历史地理学的主要工作，不仅要‘复原’过去时代的地理环境，而且还须寻找其发展演变的规律，阐明当前地理环境的形成和特点”。①由学科之研究对象确定其学科属性，这是学界之常理与通则，其正确性是不言而喻的，也正因为如此，我国历史地理学另两位创立者，谭其骧院士与史念海教授也始终秉持这一观点。例如谭其骧先生曾明确宣示：“历史地理学就其学科性质而言，它是一门地理科学，是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②史念海先生也在《中国历史地理纲要》③一书之“绪论”一章中列专目论述“中国历史地理学为地理学的组成部分”。他们的上述见解已成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界的共识，且为国内地理学界所认同。所以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就设立了历史地理研究室。侯仁之院士作为历史地理学家被选任为中国地理学会副理事长，并出任文革后建立的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首位主任，谭其骧与史念海两位先生为副主任。此一学术组织一直延续至今，引领着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与交流活动。 与上述见解同时存在的另一种见解则是，历史地理学虽然是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又与历史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如侯仁之先生在《历史地理学刍议》一文中，在否定了历史地理学与在我国历史学领域有着漫长的发展历程，且为我国历史学重要组成部分的沿革地理学“完全等同”这一学术观点后，也如实地指出两者间“确有密切的关系”，历史地理学者，由于研究对象与任务使然，“必须具备一定的历史学的训练，熟悉有关的历史资料和文献，并能运用一定的历史方法”。④史念海先生更是在他撰著的《中国历史地理纲要》之“绪论”一章中，继“中国历史地理学为地理学的组成部分”目后，设有“中国历史地理学为历史学的辅助学科”专目，对这一问题作了更为具体的论述。他写道：“中国历史地理学是在沿革地理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肇始远在班固撰著《汉书·地理志》的时候。从那时起，这门学科就是属于历史学范畴的学科。因为自那时以后，所有的有关地理学的著作都是属于历史学的范畴，沿革地理学也未能单独成为例外了。”接着他笔锋一转论述道：“由沿革地理学发展到中国历史地理学，也就是由历史学的范畴转变到属于地理学的范畴。这当然是很大的转变。经过这样的转变，中国历史地理学是不是就和历史学没有什么关系？实际上并非如此。中国历史地理学既是研究历史时期的地理，就不能截然和历史学无关，尤其是历史时期的文献记载更是不能须臾稍稍离开的。”在论述了“中国历史地理学固然不能离开历史学”后，史念海先生又举例论述了“历史学也是离不开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由此他得出下述结论：“正是由于这样的关系，中国历史地理学虽已属于地理学的范畴，但作为历史学的辅助学科，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⑤ 对上述侯仁之、史念海先生，也包括谭其骧先生就中国历史地理学与地理学、历史学关系所作的一系列学理上的论述，我国历史地理学界几代学人都能充分理解，心悦诚服地接受；以至当改革开放后，国家有关行政部门将历史地理学列为历史学的二级学科时，虽有部分历史地理学者深不以为然；但大多数学者都能认为事出有因，可以理解，因而做到泰然处之。既不陷入管理层面上学科归属之争，同时又坚持按照历史地理学本应属之的学科理念开展学术研究。特别是在这一过程中，历史地理学界的大多数同仁都力排所谓“边缘学科”属性的观念。史念海先生曾断然论及，对中国历史地理学，“不应以它的名称是历史地理，就以为属于历史学的边缘，同时也属于地理学的边缘。”⑥然而我们也注意到，尽管历史地理学界早已摒弃了历史地理学是边缘学科的见解，然而不时仍有相关学科之学者仍将历史地理学归属于“边缘学科”。进而还认为历史地理学者“更愿意将自己的研究归属于自然科学而不是人文社会科学”。⑦这种评论实际上是对历史地理学之学科属性缺乏深入认识所致。至于还有的相关学科学者，以某些历史地理学者在研究工作中采用了生态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就断言他们的研究“与传统历史地理学研究大异其趣”。⑧这显然是这些学者未能正确认识历史地理学在发展途程中一些学者不断吸收采纳相关学科之理论与方法，从而促进了历史地理学获得新的更为强劲的发展这一传承创新精神所带来的积极效果。 总之，我们在回顾中国历史地理学学科属性之探讨与争鸣过程中，既看到许多历史地理学者对之作出的明确而又有据的论定，也看到迄今还存在的认识上的歧见与管理上的不到位。然而从中也折射出历史地理学与地理学、历史学、考古学、生态学、环境科学等众多学科之交叉性。 二、历史地理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与研究任务的多样性造就其学科交叉性 当今世界，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研究工作，其发展历程与前景均显示出在学科愈分愈细的同时，也出现一些研究课题需多个相关学科协同攻关方能获得解决的现象。这其中，一些具有明显交叉性的学科自当发挥更为突出的作用，也就格外引人注目。前已述及历史地理学就是这样一门学科。而其之所以具有鲜明的学科交叉性，主要源于其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与研究任务的多样性。 历史地理学之研究对象，侯仁之先生等学科创建者们早已揭明：“主要是人类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主要是由于人的活动和影响而产生的”。⑨这里所指的地理环境，既包括气候、地貌、江河湖海、植被、动物等自然地理环境，也包括政治(国别、政区)、民族、人口、经济(农业、牧业、林业、工业、矿冶、交通、商贸)、城镇、军事、文化等人文地理环境。同时在对它们进行研究时，是要探明上述种种地理环境在自新石器时代以来迄至当今之这一人类历史时期主要在人为活动导致下所发生的变化。很显然，在人类历史时期不同发展阶段，或不同长度的时段(即包括整个人类历史时期的长时段、只包括某几个发展阶段的中时段以及仅涉及某一王朝之某一期间的短时段)，在不同的人为活动(如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活动等)影响下发生的环境变迁，其变化性质与程度以及其后果都是不同的。这一研究对象的多种多样又错综复杂状况，要求历史地理学者需要针对不同的具体的研究问题，遵循相关的学理原则，采取相应的方法、手段，才能进行有效的研究，取得有实际价值的研究成果。因而历史地理学必须具有充分的交叉性，才能胜任由于研究对象的极其复杂提出的不同课题的研究任务。例如，为了研究论明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与陕北黄土高原上之毛乌素沙地的形成年代以及原因问题，承担这一研究课题的历史地理学者除要通过历史学研究方法，把握这一区域历史上相关民族进退与人口分布、历代王朝和有关政权攻守统治以及生产活动方式等状况外，还应具有现代沙漠学的一定科学素养，掌握该沙地沙丘活动规律与沙砾物质之来源。侯仁之院士于20世纪60年代初率领历史地理考察小组前往毛乌素沙地进行实地考察，在对今陕北靖边县北部红柳河北岸建于公元413年之十六国时期夏国都城统万城废墟作了踏察后，结合夏国首位国王赫连勃勃在汉奢延县城旧址上改建为都城统万城之初，曾登高远望，纵情赞叹：“美哉斯阜，临广泽而带清流，吾行地多矣，未有若斯之美”，⑩论定公元5世纪初，统万城附近区域没有流沙踪影。通过进一步查证史料，他判断当地遭风沙侵袭应始于公元9世纪初的唐长庆年间(821-824)，至10世纪末叶，《续资治通鉴长编》明文记载当地已“深在沙漠”。(11)这就是说，侯仁之先生认为毛乌素沙地南部统万城遗址一带是南北朝之后，至唐代经人为不当垦殖引发就地起沙而逐渐沦为沙漠。然而有学者引证北魏时著名学者郦道元所著《水经注》卷三中记载之奢延水(今无定河)其上游出自“赤沙阜”，所经有“沙陵”、“沙溪”等，就断言北魏时统万城一带就有沙丘，已出现沙漠。实际上，从沙漠学所论定的沙丘判断，位于河滨湖畔的沙滩、沙丘不属于沙漠类型的沙丘。(12)至于奢延水(今无定河)上游的“赤沙阜”，实际上即是地质时期白垩纪形成的紫红色砂岩，也即是地貌学家命名的“丹霞地貌”。今靖边县龙洲乡无定河上游之一的芦河发源处分布的大面积丹霞山区，已于2012年11月7日被靖边县政府明令确立为丹霞地貌景区，加以保护建设，并向游人开放。(13)这一事例说明，对历史上的一些生态环境变迁问题，如不将史籍文献的收集考证与相关学科之研究相结合，进行交叉性综合性研究，就很难得出科学的结论。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任务，侯仁之先生曾明确指出：“历史地理学的主要工作，不仅要‘复原’过去时代的地理环境，而且还须寻找其发展演变的规律、阐明当前地理环境的形成和特点。这一研究对当前地理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有极大的关系；同时也直接有助于当前的经济建设。”(14)史念海先生对此也持有完全相同的观点，并进而发挥道：“这也就是说，中国历史地理学是一门可以有用于世的学科，应该通过深入的研究，使它发挥出应有的作用。”(15) 综上所论可以从中概括出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任务包含四个部分：首先是复原历史时期某个区域某个方面的地理环境；其次是揭示出历史时期某个区域某个方面地理环境发展演变的状况及其规律；再次是依据前述研究成果阐明研究区域当前地理环境形成的由来、原因与特点；最后，则是根据前述研究结果，针对研究区域存在的相关的生态环境方面的问题，指出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提出保护与改善的建议，发挥其警世资政有用于世的作用。 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任务的多样性(也可称为“多层次性”)也必然要求研究者，针对具体研究课题，综合相关学科之学科理论与研究方法，进行交叉性的深入研究。例如，人类历史时期黄河下游水患严重问题，向为史学家关注。至近代，一些水利史学家通过搜检多种史籍资料，将历代黄河下游河道溢、决、徙的年代与地点一一罗列，并进行统计。有的水利史学家从中发现，从东汉初至唐末之八百余年中(有说近千年)，发生的各类水患较其前期与后期均要轻微许多，并将之归功于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69)王景受命主持黄河下游河道修治有方。对此问题，谭其骧先生从历史地理学之理论观念出发表示质疑。为此，他将研究的区域从黄河下游上溯至黄河中游，从下游沿河一条线扩展至整个流域一大片，还结合历史时期黄河中游黄土高原和鄂尔多斯高原地区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进退消长以及土地利用方式变异等社会经济发展状况重加审视研究。结果得出了王景治导是很成功，但并非黄河下游一度安流的主要原因。根本原因在黄河中游黄土高原与鄂尔多斯高原地区农、牧业生产方式变化导致的对土地利用是否合理。(16)谭其骧先生的论证无疑对黄河下游东汉初年以后一度长期安流的原因作了更全面的揭示，对人为活动的影响作了更深入的剖析，对当代治理黄河也提供了更具实际意义的历史借鉴，应该说不论在学术层面或是在社会效应上都更具积极意义。尽管之后有学者提出了异议，如认为对东汉初至唐末黄河下游水患灾害统计上有少量遗漏，或认为造成黄河下游东汉后一度安流的不止土地利用这一个原因等；但都未能从根本上否定东汉初至唐末黄河下游确曾一度安流的史实，也未能否定黄河中游土地合理利用是消弭下游水害的决定性因素这一科学结论。而这一成果的推出，显然是得益于历史地理学理论观点的指导与其多学科交叉性特点及多种研究方式的成功运用。 最后还当述及，与前述历史地理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与研究任务的多样性紧密相关而使历史地理学具有的“时空交织，人地关联，文理兼容，古今贯通”等特点，也造就了历史地理学的学科交叉性。因为此四大特点中，“时空交织”中时间尺度与空间视阈，“人地关联”中的“人”与“地”两方面的要素，“文理兼容”中相关的文科与理科，都是多种多样的；至于“古今贯通”，不仅要求研究内容尽量关照现实，实际上还含有尽量从古今贯通中揭示出相应的发展演变规律。上述特点所具内涵之简要概述中自可感受到拥有此四大特点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必然会具有多学科的交叉性。 三、历史地理学之学科交叉性的学术价值 历史地理学之学科交叉性的学术价值其实应包括两方面。第一方面是它自身因拥有这一特性所具之学术价值，从中国历史地理学自20世纪30年代初创，迄至50年代正式建立，迄今不到一个世纪已获得蓬勃发展的态势看，其在自身领域的学术价值已日益得到彰显，故这里不拟赘述。现仅就其因拥有这一特性而对相邻相关学科之贡献，略陈其学术价值。 历史地理学因是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又是历史学的附属学科，因而对这两大学科贡献最为直接，也最为重大。如对我国地理学，正是由于中国历史地理学自初创之时起，就十分强调人地关系研究，并将之作为自身一个重要的理论思想着力加以传承发展，因而通观我国历史地理学领域的各项成果，莫不辉耀着人地关联之理论光芒。这也就促使我国地理学界由以前大多仅孤立静止地研究当前的地理环境，较变为逐步开始重视人地关系研究。至于对历史学，也是在历史地理学的带动下，中国史学界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重视分析中国地理环境与中国历史发展的关系，使史学理论研究与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叙述增添了“环境”方面的内容。 对一些专门史研究，历史地理学对它们的促进作用也是十分明显的。除前已述及谭其骧先生所做研究对水利史研究的推动外；尚有侯仁之先生通过对北京、邯郸、淄博、承德等城市所做历史城市地理研究，对城市史研究的推动(17)以及史念海先生等对黄土高原森林草原变迁研究，对林业史研究的推动(18)等。在这方面笔者也曾有所致力，如1998年5月在参加中国农业历史学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时，就曾对当时我国农史学界正通力合作集体编撰的《中国农业通史》，从历史地理学角度提出了相关建议，具体包括注意我国历史上各个发展阶段疆域的完整性，注重我国历史上各个发展阶段重要农业区域的研究，注重我国历史时期自然环境变化对农业生产发展的影响，注意历史上的农业生产活动对我国生态环境变迁的影响以及尽量多编绘历史农业地图等五方面内容。(19)又如2005年10月，笔者在撰写的《关于中国环境史研究几个问题之管见》一文中，在强调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环境史的兴盛，虽然也受到国外，当然包括英、美等国环境史学家们学术思想与研究方法的影响；但毋庸置疑，其渊源还在中国自身蕴涵丰厚的史学以及上世纪30年代兴起并发展成熟的历史地理学的激发”(20)之后，还郑重建议中国环境史学界也应将我国历史地理学界奉为圭臬的“人地关系”理论作为自身从事学术研究的一个基础理论。上述历史地理学者凭借历史地理学所具学科交叉性优势对相关学科发展的促进，不论是直接施予还是间接建言，都表现出这些学者对历史地理学科之性质、特点具有充分的认识与自信，也预示着历史地理学科在推进相关学科获得发展的同时，自身也将获得更大的发展。 正是基于以上之切身体验，以及2011年8月参加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历史学学部在大连召开的2011-2020年历史学战略规划讨论会后感受到原属历史学二级学科的世界史与考古学升格为各自独立自成体系的一级学科后产生的积极效应，笔者曾在今年4月26日在对本校历史地理学专业研究生的一次讲座上畅谈了我的一个学术梦想，这就是希望我国历史地理学今后继续有新的更大的发展，也如同前述的我国世界史与考古学那样升格为一级学科，以期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与机遇，更好地发挥其学科交叉性优势，对推动我国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我对这一梦想满怀信心，并期盼它尽快梦圆成真！ ①侯仁之：《历史地理学刍议》，《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62年第1期。 ②参见谭其骧：《在历史地理研究中如何正确对待历史文献资料》，《学术月刊》，1982年第11期。 ③该书有上、下两册，由山西人民出版社于1991年12月、1992年5月先后出版。 ④参见谭其骧：《在历史地理研究中如何正确对待历史文献资料》，《学术月刊》，1982年第11期。 ⑤参见史念海：《中国历史地理纲要》上册，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1页。 ⑥详见史念海：《中国历史地理纲要》上册，第一章“绪论”之八“中国历史地理学并非边缘科学”，第11页。 ⑦参见夏明方：《中国灾害史研究的非人文化倾向》，《史学月刊》，2004年第3期。 ⑧参见王利华：《中国生态史学的思想框架和研究理路》，《南开学报》，2006年第2期。 ⑨侯仁之：《历史地理学刍议》，《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62年第1期。 ⑩(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卷五五五引崔鸿《三十国春秋》，中华书局影印本，1963年版，第3页。 (11)详见侯仁之：《从红柳河上的古城废墟看毛乌素沙漠的变迁》，《文物》，1973年第1期。 (12)参见钟德才：《中国沙海动态演化》，甘肃文化出版社1998年版，第3-5页， (13)详见赵琦：《神奇的中国靖边丹霞奇观——探访榆林靖边丹霞地貌》，《西部风情》，2013年第1、2期合刊。 (14)侯仁之：《历史地理学刍议》，《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62年第1期。 (15)史念海：《中国历史地理纲要》上册，第6-8页。 (16)详见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从历史上论证黄河中游的土地合理利用是消弭下游水害的决定性因素》，《学术月刊》，1962年第2期。 (17)详见侯仁之：《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第三部分“城市的历史地理研究”各篇，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18)详见史念海：《历史时期黄河中游的森林》，《河山集·二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版；史念海、曹尔琴、朱士光：《黄土高原森林与草原的变迁》，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9)朱士光：《对编撰〈中国农业通史〉的几点建议》，《中国农史》，1998年第4期。 (20)朱士光：《关于中国环境史研究几个问题之管见》，《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标签：地理学论文; 谭其骧论文; 历史学论文; 历史地理学论文; 学术价值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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