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的美苏国共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一九论文,国共论文,四九论文,四五年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抗日战争结束前后，由于中国与美苏结盟共同抗日和中国内部国共矛盾日益尖锐等原因，围绕中国政局的发展，在美苏国共三国四方之间形成了独特的互动关系。直到1949年中共取得全国政权为止，它们之间的关系一直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政局的演变，包括国共和谈、全面内战爆发、中共取得全国政权及其对外政策的制定等等。不仅如此，美苏国共关系的每一次变动，都会严重地冲击东亚的国际形势，并对塑造后来持续了很长时间的东亚国际格局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迄今为止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基本上是分别展开的，即分别研究中美关系、中苏关系、国共关系等等。这种研究固然有利于对每对双边关系进行较为深入的剖析，其不足之处是分析和强调其中任何一对双边关系，都有可能扭曲美苏国共之间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演变的面貌，难以周全地解释一些重大的问题（注：1980年代台湾学者邵玉铭曾经发表过有关专论《抗战胜利至大陆沦陷前美苏与国共四角关系之研究与检讨》（《传记文学》（台北）第37卷第5、6期和第38卷第1期）。由于当时查阅历史档案的限制和政治因素的影响，该文不可避免地存在诸多可商榷之处。）。当然，试图在一篇论文里全面描述这一时期三国四方的关系，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本文的目的是以分析美苏国共关系的演变为线索，进一步探讨战后初期中国是否存在避免内战的机会、美苏冷战发生与中国内战爆发的关系、以及国共斗争的结局将如何重新塑造东亚政治格局等问题。
一 “蒋（介石）之下的和平”：机会与陷阱
抗日战争刚刚结束时，美苏国共四方均面临着两个国际协议，即美英苏达成的雅尔塔秘密协议和苏联与国民党政府达成的中苏同盟条约。在这两个国际协议的背后是美、苏和国民党政府间的一系列外交折冲，它们将这两个协议视为战后东亚国际秩序的蓝本，至少也认为，在这两个协议基础上做出的安排，最终会对东亚政治格局和大国的战略利益产生至关重要和有益的影响。不过历史的进程表明，有关设想中存在致命的结构性问题，即实现战后东亚国际秩序的种种安排最终均取决于中国内部国共问题的解决方式。为战后中国前途做出有关各方均可以接受的国际安排，并使之成为现实，已经成为解决几乎所有问题的关键。
实际情况是，抗日战争结束前后，中美关系、中苏关系、美苏对华政策的矛盾和国共关系等等交织在一起，犹如一团乱麻，千头万绪，其中的核心问题也就是能否在中国实现“蒋之下的和平”。所谓“蒋之下的和平”包含两个内容，其一是战后蒋介石在中国的政治地位，具体地说就是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统治中国的合法性问题；其二是有没有可能以及通过什么方式，才能避免国共内战？从历史的发展看，抗战结束后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统治的合法性取决于国共斗争的解决方式，以及能否避免内战。这种逻辑联系部分取决于国共力量的对比，同时也是美苏协调政策造成的结果。
美苏在考虑有关问题时，几乎都相信存在一个前提，即中国最终可以实现在蒋介石统治下的政治统一。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介入国共问题方面，美国始终扮演着主要角色，而它设计的解决办法主要是在战争后期形成的。当然，如果没有苏联的合作或默认，美国的努力不可能有任何积极的结果，不仅美国设计有关政策时这样认为，实际情况也是如此。
对于美国来说，战争后期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形势使它感到有必要调整以往的政策。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领导人一度相信，在东亚扶持起一个强大的中国，战时有利于打败日本，战后可以成为遏制苏联野心的“一道屏障”，还可以对亚洲的革命运动起“限制”作用（注：Sumner Welles,Seven Decisions That Shaped History.New York,1950,p.186.）。问题在于，美国政府将对华政策的成败与能否维持蒋介石的统治地位联系在一起，用美国外交官戴维斯的话说，“也许惟独蒋介石是这样的中国人，他使多数美国人误认为他就是中国”（注：John Paton Davies,Dragon by the Tail,American,British,Japanese,and Russian Encounters with China and One Another.New York,1972,p.299.）。然而到战争后期，美国面临的情况却与其设想完全相反。
首先是中国正面战场出现严重危机，国民党政府的政治腐败和军事失败遭到盟国舆论的普遍批评。蒋介石虽然面临内外危机，但除了继续保存实力准备内争，仍然无意改弦更张。其次是中苏关系因为新疆问题而严重恶化。蒋介石为了得到美国支持，蓄意将苏联在新疆的行动与中共联系在一起，声称中国有可能被苏联和中共里应外合地“赤化”，美国也将因此而在“东西方两败俱伤”（注：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1)，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印，1981年，第167-171页。）。这时美国驻莫斯科军事代表团正与苏联讨论在东亚的军事合作，美国领导人非常担心中苏关系恶化破坏其战略安排。
使美国最感到棘手的还是国共关系日益紧张。1943年夏季以后，国共斗争愈演愈烈，几乎酿成新一轮军事冲突。在美国方面看来，国共关系紧张不仅将削弱中国的抗战力量，而且会使中苏关系复杂化，影响战后的美苏关系。美国驻华军政人员对苏联舆论公开同情中共极为关注，认为苏联的反应增加了国共矛盾的复杂性，中苏关系不论在战时还是战后，都会因国共问题而遭遇极大麻烦（注：The Charge in China (Atcheson)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August 12,17,1943,Foreign Rel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1943,China,pp.314-316.）。这种局面甚至使美国决策层认为，中国是战后“最有可能造成麻烦的地方”，国共内战甚至会在战后酿成美苏之间的冲突（注：Welles,Seven Decisions That Shaped History,p.151.）。
显然，不论是从打败日本，包括使中国军队集中力量抗战和促使苏联参加对日作战，还是从战后处理与苏联的关系看，美国都不希望中国发生大规模内战。一些美国外交官曾经认为，中共领导人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他们更类似于民主主义者或民族主义者（注：关于美国外交官的观点可参阅邹谠《美国在中国的失败》（王宁、周先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75-194页。）。不过在美国决策过程中，他们的这些判断并没有特别重要的影响。在美国决策者看来，重要的是中国不能因为内战而削弱对日作战的能力，以及据他们分析国民党不可能靠武力打败中共，更何况内战一旦发生，后果可能还不止于此。主要是根据对日战争的需要和对国共力量对比的分析，美国政府从1944年夏季开始积极插手国共矛盾，试图找到既能维持蒋介石的地位，又能防止内战的办法。总之，通过政治方式解决国共争端，成为美国政策的主调。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不论是赫尔利还是马歇尔，他们的调处方案都经历了调整的过程，赫尔利从接受中共的“五点协议”转向支持国民党的“三点建议”，马歇尔从支持政协决议转向要求蒋介石允许所谓“自由派”参加政府。这些变化是造成国共谈判起伏不定的重要原因。
美国决定介入国共纷争时，其有关政策也在发生微妙变化。欧洲战争结束后，基于对国共斗争和中苏关系的担忧，美国领导人在雅尔塔秘密协议中准备用来促使苏联对日作战而让出的“红利”，在他们心目中逐步变成了限制苏联向东扩张的界限，即美国将承认苏联在东亚获得安全保障和某些优越的权益，但是苏联必须接受美国的对华政策，承认国民党政府在中国的统治地位，并与之建立稳定的关系。从1944年6月到战争结束前后，美国方面为达此目的几乎不遗余力。先后被派到中国调处国共矛盾的赫尔利、马歇尔和司徒雷登等，无不将与苏联协调政策置于至关重要的位置，将取得苏联的支持作为调处成功的必要条件（注：有关司徒雷登的看法可参阅A.M.列多夫斯基《斯大林与中国》（陈春华、刘存宽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239页。）。尤其是赫尔利将全部赌注押在苏联的立场上，以为只要苏联承诺支持蒋介石的统治地位，中共除了妥协将别无选择（注：《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第163-164页。）。
苏联领导人显然清楚苏联在东亚可能面临的那些问题，包括企图主导东亚的美国和一个随时可能发生内战的中国。对他们而言，至关重要的是如何处理苏美和苏中这两个相互纠缠的问题，而如何应付中国内部的国共斗争则是次要的。苏联领导人在战争后期考虑国共问题时，基本上沿袭着抗战初期的思路。与美国不同的是，他们对国共问题没有而且也不准备投入那么大的精力，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苏联与美英在战时是同盟。斯大林深知美英的扶蒋立场，它们绝不会允许中共夺取政权，苏联如果支持中共采取激进的革命路线，肯定会破坏它与美英的同盟关系。特别是美国和蒋介石将改善中苏关系与解决国共争端联系在一起，并将中共描述成苏联在中国的工具，苏联为了追求其战略利益，不得不一再声称，不论是在意识形态还是在其他方面，它与中共已经没有什么联系（注：《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140页；FRUS,1944,vol.6,China,p.799。）。
另一方面斯大林也非常清楚中苏关系中的问题和国民党政府的亲美反共立场。不过在美苏合作的大背景下，苏联固然不能支持中共推翻国民党政府，蒋介石也不敢违背美国的意愿与苏联对抗。这种复杂的局面使苏联试图造成一种内外环境，中立国民政府，防止蒋介石过分反苏。在这个框架中，国共问题成为苏联向蒋介石施加压力的砝码。
苏联与中共的关系在战争后期并不融洽。在斯大林看来，中共越来越像代表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追求民族利益和社会福利的政党。从国共力量对比的现实考虑，中共的实力也不足以与得到美英支持的国民党政府抗衡，中共如果要用激进的手段夺取政权，只会使自己“处于走投无路的境地”（注：瓦·伊·崔可夫：《在华使命：一个军事顾问的笔记》，万成才译，群众出版社，1983年，第148页；《斯大林与中国》，第258、298-299页。）。在苏联的有关政策中，不论从哪个方面考虑，与中共的关系与同美国及蒋政权的关系相比，都不能算是重要的。
基于对上述因素的考虑，从1944年夏季到战争结束后一个时期，苏联领导人几乎对每一个前往莫斯科的美国政府代表说明，他们将支持美国处理国共问题的政策和在中国调处的努力。在同国民党政府代表谈判时也声称，“中国只能有一个政府，由国民党领导”，蒋介石谋求军令政令统一是“正当之愿望”，但应用政治方式解决，苏联不会向中共提供军事援助，等等（注：《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3编(2)，第588、602、609页。）。在赫尔利和马歇尔调处期间，苏联驻华使馆曾经对中共代表表示冷漠与疏远，尽量避免对中共做出任何承诺（注：张盛发：《斯大林与冷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03-105页；《斯大林与中国》，第241-242页。）。
总之，抗战结束前后，苏联政策的主旨是维护在东亚的既得利益，并尽可能地避免与美国发生冲突。因此它需要协调美国和国民党政府的关系，这决定了它不可能在国共问题上与美国和国民党政府对抗，而且它实际上对中国内部问题如何解决也远不像美国那样热心。不过苏联毕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它在国际共运中的形象和威望同样关系到它的战略利益，所以它坚持国民党政府不能用武力消灭中共，因为中共毕竟是中国惟一始终高举联苏旗帜的力量，而且这样做对苏联支持民族解放运动仍然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至于政治解决的方案与过程，苏联基本不予关注。
国民党政府在战后东亚秩序的设计过程中，是有限的参与者，但不能因此低估其在雅尔塔秘密协议到8月14日中苏条约签订这个时期施加的影响。对国民党政府来说，战后东亚国际安排中最重要的就是承认它对全中国的合法统治，雅尔塔秘密协议和中苏条约相当于对国民党统治的国际背书，蒋介石从中获得的政治利益显而易见。至于政治解决国共纠纷一类限制其实是相对的，其约束力固然取决于美苏落实它们的意愿和能力，但更重要的是蒋介石是否愿意受其约束。
蒋介石处理国共问题的一贯方针就是削弱乃至消灭中共。1945年5月下旬召开的国民党“六大”已经断定，中共“企图颠覆政府，危害国家”，国民党与中共的斗争无法妥协解决（注：荣孟源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95年，第921-922页。）。在此之前不久，蒋介石就已下达命令，要求各战区“集中全力”消灭中共军事力量（注：杨奎松：《失去的机会？战时国共谈判实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89页。）。不过，尽管蒋介石本人倾向使用武力，但到抗战结束时，他遇到两方面的障碍。其一是国民党内意见并不一致，那些对武力解决持反对态度的人很有些影响力（注：参阅汪朝光《中华民国史》第3编第5卷（中华书局，2000年）第29-30页。）。
第二个障碍更严重。8月14日日本宣布投降后，国民党政府立即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恢复其在全中国的统治，包括控制华中和华北被中共军队占领或包围的广大地区，以及从苏军手中接收东北。由于国民党军队在战争中遭到极大的削弱，并龟缩于遥远的西南地区，蒋介石根本无法实现“分割”、“围困”中共的军事计划，他需要时间进行部署，在短时间内无法聚集起向中共军队发动战略进攻的军事力量。
蒋介石需要也得到了美国的支持，包括：美国突出地强调了国民政府接受日军投降的合法性，致使中共在政治上处于不利地位；驻太平洋地区和驻华美军为国民党军队向华中和华北大规模运兵；美国承诺继续向国民党政府提供军事援助，等等（注：参阅项立岭《转折的一年：赫尔利使华与美国对华政策》（重庆出版社，1988年）第175-176页；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43-44页；Herbert Feis,The China Tangles:The American Effort in China from Pearl Harbor to the Marshall Missi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3,chap.32。）。但是蒋介石清楚，美国虽然支持他“军令政令统一”，但并不赞成他使用武力统一，苏联更是如此，绝不会接受国民党用武力消灭中共。蒋介石至少也要做出政治解决的姿态和尝试，一方面可以利用中苏条约签订后的政治主动权和优势，迫使中共妥协，同时也可以为未来使用武力造成更有利的政治环境。蒋介石在中苏条约签订当天电邀毛泽东“惠临陪督”，举行国共首脑会谈，即是基于上述考虑的结果（注：参阅章百家《对重庆谈判一些问题的探讨》，《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5期。）。
12月下旬马歇尔来华后，蒋介石同意接受美国的调处，其原因同抗战刚结束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相比，并没有根本变化。经过10月中旬以后的国共华北和东北军事冲突，蒋介石再次断定，国民党军队仍然不具备武力消灭中共的必要条件，他还需要时间进行军事部署和争取美国的进一步支持（注：参阅牛军Guomindang and CCP Policies Toward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Marshall Mediation.In Larry I.Bland (ed.),George C.Marshall's Mediation Mission to China.Lexington,1998,pp.235-254。）。国民党中宣部的文件比较贴近蒋的判断，该文件认为美国调整政策有4个目的：1.争取美国国内舆论支持政府的对华政策；2.促使苏联承担支持国民党政府的“道义的及条约的责任；3.运用舆论“有力支持”马歇尔调处；4.解决国共争端的条件是“改编中共军队同时扩大国民政府的基础”。国民党应“配合此一局势”，继续“用政治方法解除共产党武装”（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国民党对杜鲁门对华政策声明之分析》，1945年12月23日，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资料室藏，5/6 0453.2100。）。此后蒋介石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包括限制军事行动，恢复国共谈判，以及缓和中苏关系等等表明，他确实暂时压抑了使用武力的倾向。
在美苏国共四方中，中共无疑是实力较弱且比较被动的一方。在当时的东亚政治格局中它之所以能够产生影响，主要取决于两个条件：其一是中共已经具有的实力地位；其二是它在抗战中执行的基本政策，特别是处理国共关系的政策，至少在客观上顺应了当时东亚国际政治演变的趋势。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避免大规模内战，争取用政治方式推进民主改革、废止国民党一党统治，一直是中共中央处理国共关系的重要考虑。这既是因为中共力量相对弱于国民党，也是因为中共领导人认为，国共关系的发展与国际政治变化直接联系在一起。当苏联与美英结成同盟时，中共就不能进行激进的社会主义革命，同样国民党也不能推行反共独裁政策和用武力消灭中共（注：毛泽东：《山东有可能成为战略转移的枢纽》，1942年7月9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34页；《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533-534页。）。这在当时其实是对中共有利的局面。
1944年间，国民党政府因军事失败而面临内外危机，以及赫尔利调处国共谈判失败等等，一度促使中共领导人考虑采取更强硬的政策。不过从“七大”制定的有关政策看，中共中央并没有改变基本方针。“七大”政治报告公开明确提出，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不过毛泽东在内部会议上的发言表明，中共领导人在联合政府的具体形式上至少有三种估计：其一，“政府还是独裁的”，中共参加做官；其二，“以蒋介石为首，形式是民主”，实质是蒋介石独裁；其三，以中共为中心。毛泽东虽然强调第三种是发展“规律”和中共的目标，但前两种形式也不是不可以接受的（注：毛泽东：《对“联合政府”的说明》，1945年3月31日，《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102-103页。）。需要指出的是，其中第二种形式相当接近美国的基本设想，即建立蒋介石领导的、容纳其他党派参加的政府。
中共领导人在抗战结束前已经基本断定，苏联不大可能像在东欧国家那样，直接援助中共（注：参见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1945年5月31日。均出自《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王若飞同志报告记录》，1945年8月3日，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资料室藏，6442/1,4。）。他们对战后美国是否直接进行武装干涉的关注程度，实际上远远超过对苏联政策的关注。毛泽东固然对苏联领导人要求他去看庆谈判感到不满，但真正引起他重视的很可能是斯大林关于内战前途的悲观预言，即所谓“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286页。）。其实不仅斯大林如此告诫中共中央，苏联驻华使馆、东北苏军等，均相信美国极有可能在中国进行直接的军事干涉，而且结果将是中共遭受毁灭性的失败（注：《斯大林与中国》，第299页；“魏德迈在华任务”，1945年11月12日；“彭真关于友人警告东北绝不能打”，1946年1月26日；《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31-432页。）。当然可以设想，苏联是不会为了中共与美国开战的。很可能是因为受到苏联的判断的影响，毛泽东才相信：“在欧洲……希腊为英国所必争；在亚洲，中国则为美国所必争”，中共如占领南京、上海一类大城市，“美国一定要干涉”，反之苏联“不可能进一步帮助中国革命”。这种看法虽然是中共中央决定恢复国共谈判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时也决定了中共中央解决政治问题的基本方案，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大体要走法国的路，即资产阶级领导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现在是独裁加若干民主，并将占相当长的时期 ”（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96、398页。）。
重庆谈判与双十协定签订以后，国共很快在华北和东北发生了较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不过中共中央仍然认为，今后6个月是向和平过渡的阶段，“和平、民主、团结、统一，这是我党既定方针，也是国民党被迫不得不走的道路，这在双十重庆协定上已经规定下来”，当前争取军事胜利是为了和平更迅速实现（注：《中央关于过渡时期的形势和任务的指示》，1945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371-372页。）。当杜鲁门发表美国对华政策声明、莫斯科外长会议召开和马歇尔使华后，中共中央很快决定恢复国共谈判，并且认为马歇尔调处的政治方案是可以接受的，甚至军队整编方案也很有些可取之处（注：周恩来：《中共愿在公正的基础上同美国和国民党继续合作》，1946年1月31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92-94页；《毛泽东盛赞政协成就》，《新华日报》1946年2月13日；“中共中央关于与国民党谈判军队整编的方针的指示”，1946年2月8日。）。实际上，国共达成的政协决议甚至超过了毛泽东在中共“七大”设想的联合政府的第二种形式。所以中共领导人一度相信，“和平民主的新阶段已经开始”，中国有可能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注：刘少奇：《时局问题的报告》，1946年1月31日，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解放战争时期）》上册［无出版单位］，第120页。）。
从中共在战后参加国共谈判的过程看，其政治方案基本上没有超出“七大”的设想。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共领导人思考有关问题的基本逻辑是一贯的。根据中共领导人在“七大”期间的估计，首先，苏、美、英的合作关系还会继续下去，不可能爆发反苏的第三次世界大战，这就决定了国民党很难发动反共内战；其次，苏联可能不援助中共，即“国际无产阶级长期不援助我们”，以及可能“出了斯科比”，即美国直接参加反共内战（注：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1945年5月31日，《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94、197页。）。即使在抗战结束后一个时期里，中共领导人仍然认为：“目前世界的中心问题是美苏之争，反映在中国便是蒋共之争”（注：《中央关于对美蒋斗争策略的指示》，1945年11月2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455-456页。）。正是根据这个逻辑，中共中央相信，既然美苏均承认蒋介石政权并要求和平解决国共矛盾，中共也就必须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更何况中共是力量弱小的一方，尽可能避免或推迟内战是合理的选择。在当时的条件下要避免内战，就必须做出妥协。
总而言之，将“蒋之下的和平”作为重建战后东亚国际秩序的一块基石，从一开始就既是机会也是陷阱。所谓“机会”是指抗战结束后，国共确实存在过达成协议、避免内战的可能，因为美苏国共各方都曾经接受那种承认蒋介石的领导地位、通过政治谈判解决国共矛盾的政治安排。特别是国共双方都对外部因素的作用给予较高的评价，相信美苏可以对中国政治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因此它们至少都曾尝试找到政治解决的办法。所谓“陷阱”是指政治解决国共矛盾的方案能否成功，需要过多的条件，其中特别包括美苏两方必须始终不渝地履行其承诺，并持续不断地协调它们的政策。事实是像美苏这样的大国——它们的首要战略利益和它们之间的主要争夺均不在中国，要做到这一点几乎是不可能的。
二 冷战与内战：终于划清的界限
如上所述，肯定国共存在过达成协议、避免内战的机会，是相对于当时内外形势而言的。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哪些条件变化导致了中国全面内战爆发，以及中国内战对美苏各自对东亚政策的影响。在美苏国共关系的框架下探讨这个问题，其核心就是探讨中国内战与美苏冷战的关系，以及与之相关的重大问题，即国共两党如何在追求各自的目标时利用美苏关系的变化及其对华政策的调整。
雅尔塔秘密协议和中苏同盟条约基本上是在战争时期签订的，当时取得战争胜利是压倒一切的，因此这些国际协议中的许多重要内容必定要受到军事考虑的影响。美苏领导人也非常清楚，为打赢战争做出的许多临时安排，很可能产生重大的政治后果。所以他们选择的解决办法通常都是权衡战时和战后双重需要的结果。具体到东亚和中国，美苏分别面临的问题千差万别，各种复杂的考虑交织在一起，而它们选择的解决办法有时甚至是相互冲突的。所谓“蒋之下的和平”作为一种政治安排，其背景是美苏对各自战略利益的盘算和协调，即双方承认中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在此前提下苏联承认美国在战后中国政治中居主导地位，美国承认苏联在中国东北地区享有经济和安全方面的优越权益（注：参阅《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记录摘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60-162、165、236-253页；《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文件集》（三联书店，1978年）第257页；W.艾夫里尔·哈里曼、伊利·艾贝尔：《特使》（南京大学历史系英美对外关系研究室译，三联书店，1978年）第413-414、424、444-446页。）。一旦它们对各自获得的战略利益不满足，或认为对方超越了界限，双方关系必定出现动荡。不论是有意还是无心，美苏关系的动荡都必定会冲击国共关系。当然国共双方也必然要想方设法地利用美苏间的矛盾。
另一方面，美苏在考虑各自对华政策时，的确对中国内部问题给予相当严重的关注，但这并不是因为国共争端本身对它们有什么特别重大的意义。它们的着眼点包括避免因国共斗争而导致它们之间的军事冲突。如果美苏认为没有必要和没有可能因为国共争端而导致它们之间的战争，以及不至于因对方利益扩展而严重损害自己的基本利益，它们并不会对国共争端给予特别的关注。
美苏的战略考虑和它们之间形成的既相互限制又相互妥协的复杂关系，比较典型地反映在1946年初中国同时进行的两场谈判，即有美国参与调处的国共谈判和中苏关于东北经济的谈判。两场谈判的背后是东北苏军和华北美军事实上形成的军事对峙。
抗战结束后，美军陆续在中国登陆，数量达11万之众，其中大部分驻扎于华北。美军声称驻扎华北的理由是解除那里日军的武装和安排遣返，实际上他们所起的作用更多的是阻止中共受降，帮助国民党政府争夺和控制交通要道，以及帮助国民党军队向东北运兵。美军扮演的角色不仅加剧了国共间的紧张气氛，而且华北美军不断与中共军队发生军事冲突。11月中旬魏德迈向华盛顿发回相当悲观的报告，声称如果美国帮助蒋介石统一全中国，就必须大量增加军队，并冒介入中国内战、同苏联发生战争的危险。否则，除非与苏联和中共达成协议，蒋介石无法控制东北和华北（注：《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191-192;FRUS,1945,vol.7,China,pp.650-660,663-665,679-684。）。
马歇尔的看法比较准确地反映了美国决策层对中国局势的反应。他声称如果中国因为国共内战而四分五裂，苏联又利用这种形势控制东北，美国就失去了“参加太平洋战争的主要目标”。另一方面，美国自己动手拯救蒋介石，就“不得不接管中国政府”，美国将“承担起无尽无休的义务”，中国也将因此成为“国际冲突的角逐场”（注：FRUS,1945,vol.7,China,pp.763-764.沃尔特·拉弗贝：《美苏冷战史话》，游燮庭等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39-40页。）。杜鲁门政府在反复权衡后，选择通过调处争取用政治手段解决国共争端。这既是为了挽救蒋介石面临的危局，也是为了使美国摆脱困境，美军尽早从中国脱身。美国一再向苏联保证，在完成遣返日军后，美军将撤出中国，尽管尚不能定出时间表（注：《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二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317-323页。）。
苏联10月即开始从东北撤军，但蒋介石撤退东北行营和命令进攻山海关后，苏军迅速南返，并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撤军前谈判解决东北经济问题。苏军延缓撤军表面上是应国民党政府的要求，在国民党军队无力接收时代为管理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实际上是要防止美军进入东北。当时魏德迈正在中国考察军事形势，苏联方面将国民党政府的行动与魏德迈的行动联系在一起，认为魏德迈使命“极其庞大，有垄断全（中）国，甚至有侵入东北的企图”（注：“魏德迈在华任务”，1945年11月12日。）。
为了防止美军借机进入东北，苏联一方面采取实力政策，占领交通要道，不允许任何运送国民党军队的美军舰只在东北港口停靠，另一方面也迅速采取措施缓和中苏关系，消除美国干预东北问题的借口。首先，苏联否认曾向中共军队提供援助，要求中共军队退出大城市并沿铁路两侧后撤50公里、苏军撤出前不得在东北与国民党军队作战，苏联驻华使馆在国共谈判中回避、拒绝与中共代表协调立场（注：参见牛军《战后初期美苏国共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斗争》，《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1期；《斯大林与中国》第384-385页。）；其次是向国民党政府表明改善中苏关系的愿望，表示愿意在东北经济问题上有所让步，并重申以往对国共争端的立场，不反对美国的调处努力等（注：《斯大林同志同蒋介石的私人代表蒋经国的会谈记录》，1945年12月30日，见《斯大林与中国》第24-25页。）。不过苏联的条件也相当明确，就是不允许美军进入东北，以及国民党政府不能奉行反苏政策（注：蒋介石：《苏饿在中国》，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5年，第121页；《斯大林与中国》，第27页。）。第三是在莫斯科外长会议上重申以往的有关承诺，即赞成“在国民政府下”的民主统一，以及按时从东北撤军等（注：《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二分册，第322-323页。）。
美国的目的是通过促成国共妥协、实现中国统一，一方面可以巩固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同时防止苏联利用中共扩大在中国的影响。换句话说，只要苏联不直接插手中国内战，或者说美国不能证明苏联直接插手中国内战，美国就不可能直接卷入国共内战。
苏联的政策目标看上去并没有美国那样复杂，它就是要确保雅尔塔秘密协议中的有关规定成为现实。当然在美国单独控制日本之后，苏联对美国在东亚的戒心明显加强。它这时试图控制东北经济，目的包括从根本上阻塞美国向那里渗透的渠道。不过苏联的直接对手始终是国民党政府，因为美国从未打算为国民党政府火中取栗。这种特殊的情况使中共成为苏联可借用的重要力量，至于苏联有条件地接受美国调处国共矛盾，也是为了防止美国借口中国内战而进行直接的军事干涉。对苏联而言，美国直接干涉的后果不仅是中共有可能彻底失败，要严重的是可能导致苏联介入，除非它宁愿坐视美国控制全中国。
显然，美苏之间上述相当特殊的限制与反限制之所以以国共谈判的方式出现，深层原因包括美苏都不希望因为中国问题而卷入直接的军事冲突，甚至不希望保持长期的军事对峙，因此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发表的有关公报突出强调了双方保证从中国撤军（注：《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二分册，第322-323页。）。
国民党政府作为惟一同时参加两场谈判的一方，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它的真正悲剧或许就在于，这种角色增加了它自以为在东亚战略中地位特别重要的虚幻感，而它实际上并不具备支配局势的能力。
蒋介石在1945年末决定恢复国共谈判，是有其战略考虑的，包括：(1)配合美国以争取其在国共斗争中给予有力支持，并利用美国来平衡苏联在东北问题上施加的压力；(2)缓和中苏关系以便顺利接收东北，并再度造成孤立中共的国际环境，其最终目标就是要击败中共，不论是以什么方式。
蒋介石在国共谈判中的策略是通过政治上的让步，争取马歇尔帮助取消中共军队，同时利用美国对苏联的猜疑，寻找撬动美国政策的杠杆。美国政府本来就对苏联在东北的行动相当关注，马歇尔本人甚至将排挤苏联出东北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问题是美国并不准备为蒋介石火中取栗。按照马歇尔的设想，实现中国政治统一是阻止苏联扩张的根本办法，否则中共通过苏联的帮助而加强，不仅国民党政府在东北的地位会削弱，它在全中国的统治也会被动摇（注：FRUS,1946,vol.9,China,pp.142-143.）。因此马歇尔要求蒋介石在政治和军队整编等问题上让步，并敦促国民党方面接受中共关于华北全面停战的要求，以便派遣更多军队进入东北。同时马歇尔也坚决要求中共允许国民党军队向东北调动。
蒋介石为了确保关内的军事优势，并不打算将精锐部队悉数送到东北。他的计划是通过缓和中苏关系，利用苏军协助国民党政府接收东北，所以只同意派5个军前往东北接收，并准备在中苏经济谈判中做出让步。政协、军队整编等协议签字后，蒋介石认为已经付出了足够的代价，必须不断引导美国给予“回报”，包括在外交上继续抑制苏联和向中共施加压力，允许国民党在东北使用武力。显然，在马歇尔调处初期，美国与国民党政府在诸多问题上明显存在分歧。
在同时进行的中苏关于东北经济的谈判中，国民党政府试图通过某种程度的让步，争取苏联保证它能顺利接收东北。1945年11月中旬，蒋介石在撤退东北行营时便指示负责东北经济事务的张嘉璈，如果中苏关系有可能缓和，就同苏方谈判经济合作（注：《传记文学》（台北）第36卷第6期，第90页。）。12月蒋经国访问莫斯科时进一步向苏联保证，决不将东北作为反苏基地，不在中苏边界驻军，并愿意与苏联在东北进行经济合作，同意苏联可以在那里拥有“优势地位”，条件是苏联促使中共妥协，并延缓撤军以协助国民党军队接收（注：《斯大林同志同蒋介石的私人代表蒋经国的会谈记录》，1945年12月30日，见《斯大林与中国》第15-23页。）。蒋介石这样做一方面是因为苏联以解决经济问题为解决其他问题的先决条件，而且做出愿意让步的姿态，国民党政府已经无法回避；另一方面是因为国民党军队攻占锦州后，暂时无力向北发展，不得不争取苏联的协助。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苏关系一度出现改善的迹象。苏联将注意力集中于中苏谈判，不仅没有干扰马歇尔调处，还利用自己的影响促使中共下决心停战。中共曾经希望由苏联充当“东北之马歇尔”，但苏联始终拒绝参与。1月上旬营口战斗爆发后，马歇尔提出派军调小组进入东北。中共当时接受这个建议也得到苏联的赞成（注：《中央关于东北停战谈判情况致东北局电》，1946年2月12日，《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档案出版社，1988年，第76页。）。由于中苏关系缓解，此前苏联关于不允许东北有大批国民党军队存在和不允许美军进入东北的方针均有所调整。
2月以后中苏关系再次逆转，主要原因是美国公开干预中苏谈判。这固然同美苏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关系趋于紧张有关，但主要的还是由于国共谈判进展顺利，关内局势相对稳定，使马歇尔感到有必要也有机会在东北问题上向苏联施加更大的压力。他鼓励国民党政府不要向苏联让步，不要害怕苏联拖延撤军。他在给杜鲁门的报告中建议，应采取更多的行动来迫使苏军撤出东北（注：FRUS,1946,vol.9,China,pp.427-429.）。2月9日，美国分别照会中苏政府，反对只由中苏两方谈判处理日本在东北的财产（注：《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617页。）。这实际上是支持国民党政府抵抗苏联的压力。此后不久美英公布了雅尔塔秘密协议，两国舆论开始报道和指责苏联在东北提出新的要求和苏军停止撤出东北等。3月5日，美国务院指示凯南告诉苏联方面，美国希望在国民党政府完成接收东北以后，再讨论东北经济问题（注：FRUS,1946,vol.9,China,p.1114.）。
国民党政府本来就反感苏联的过分要求，美国给予公开支持无疑促使其放弃合作的方针。1月间，蒋介石通过马歇尔、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等了解到，美国不满意苏联对东北经济的政策（注：FRUS,1945,vol.7,China,pp.814-815.FRUS,1946,vol.10,China,p.1102.）。加之国民党军队在停战后仍然可以调入东北，这一切使蒋介石不愿意再对苏联让步。他指示东北行营，对苏经济合作“只可缩紧，不宜太宽”。21日，蒋进一步提出两个原则：(1)不承认苏联将东北日产作为“战利品”；(2)与苏联的正式协议须于接收东北之后再谈（注：《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7编(1)，第417-418、420-421页。）。中苏间的缓和气氛开始消散，美国随后采取的行动使蒋介石备受鼓舞。他认为美国舆论谴责苏联“日渐积极”，丘吉尔的富尔顿演说“几使人有第三次世界大战其将来临之感矣”（注：古屋奎二编《蒋总统秘录》第14册，台北中央日报社，1980年，第46、49页。）。3月5日，国民党政府公布照会，拒绝苏联在东北经济问题上的要求。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通过了《对苏联提出抗议，严重交涉限期撤退其东北驻军》的提案。国民党政府的反苏情绪明显高涨，它虽然还不打算全面恶化中苏关系，但改善中苏关系的可能性已经不复存在，中苏经济谈判也不了了之。
中苏关系恶化与国共在东北的关系紧张几乎是同步的。蒋介石不仅敏感地注意到美苏关系趋紧，而且认为马歇尔“对共党阴谋，似有略进一层之认识”，其立场将越来越向国民党倾斜（注：《蒋总统秘录》第14册，第28页。）。结果是他在东北问题上越来越强硬。3月11日马歇尔提出一项派军调小组进入东北的命令草案，所反映的基本是国民党方面的立场。4月1日，蒋介石发表讲话称，东北“只有接收主权”，任何人不能借外交困难要挟政府（注：《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2册。）。这等于公开拒绝中共的建议，无异于一份宣战书。重要的是它的基调与马歇尔的草案完全一致，所以美方从未要求蒋介石改变其立场。在四平之战白热化的时候，蒋介石拒绝了马歇尔的停战建议，声称此刻对中共让步“实无异对俄国妥协”。结果是马歇尔同意再为国民党增运两个军去东北，这对东北形势产生何种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注：《蒋总统秘录》第14册，第55页；《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7编(5)，第116页。）。蒋介石利用美国限制苏联的企图，决心在东北用武力彻底打败中共，而马歇尔在一定程度上予以纵容和支持，双方在东北逐步形成战略接合点，这是东北爆发内战的主要原因。
中共领导人对国共谈判以及通过谈判达成的三个协议的态度如前所述，是相当肯定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认为，“美国已决心不直接参加中国内战，不援助蒋介石武力统一中国，而援助中国的和平统一”，美国的政策和莫斯科外长会议的决议均对中共有利，“国内和平的趋势已经确定”（注：《中央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动和我党对策的指示》，1945年12月19日；《军委关于保卫张家口、承德的部署》，1945年12月29日。均出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494-495、526页。）。这种看法同样影响到中共在东北的政策。根据中共中央的设想，在华北和东北取得“有利地位”，甚至取得“自治地位”，是迫使国民党妥协，实现和平发展的重要条件（注：《中央关于过渡时期的形势和任务的指示》，1945年10月20日；《中央关于全力控制东北拒止蒋军登陆着陆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年10月28日。均出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388-389页。）。尤其是在东北取得有利地位，更是毛泽东的长期战略考虑，即根本改变中共长期被包围的态势和形成国共合作的条件（注：毛泽东：《山东有可能成为战略转移的枢纽》，1942年7月9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34-435页；《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1945年5月31日，《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218-219页。）。重庆谈判结束后不久，由于得到苏联的支持，中共中央一度提出夺取整个东北的计划（注：《中央关于全力控制东北拒止蒋军登陆着陆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388-389页。）。随着中苏关系缓和以及东北苏军的阻挠，中共中央不得不放弃夺取全东北，但仍然认为东北内战难以避免，必须准备在1946年春与国民党军队决战，而且任何与国民党的妥协都必须有美苏妥协的外部条件（注：《中央关于东北工作方针与任务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年12月7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465-466页。）。
停战协定签订后，中共对东北的政策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即开始对国民党“采取和平合作的方针”，暂时不向国民党军队进攻（注：《中央关于停战后我党对满洲的政策问题给东北局的指示》，1946年1月1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20-21页。）。1月下旬中共中央进一步确定，在东北“力求和平解决”，与国民党合作“实行民主改革，和平建设东北”，“企图独占东北，拒绝与国民党合作的思想，是不正确的，行不通的，必须在党内加以肃清”（注：《中央关于目前东北工作的方针问题给东北局的指示》，1946年1月26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57-58页。）。中共政策变化的原因除了国共关系总体缓和以外，也包括中共领导人对美苏政策的基本看法。首先是在美苏关系紧张的局势下，他们担心即使暂时打败国民党军队，美军“还有可能进入东北”（注：《中央关于东北工作方针与任务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年12月7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465-466页。）；苏联关于东北内战将“惹起美军入满”的警告无疑加剧了他们的担心（注：“彭真关于友人警告东北绝不能打”，1946年1月26日。）。其次是他们相信，“苏联不会助我在东北内战，但可助我与蒋获得妥协”（注：《中央关于采取和平方法力求解决东北给重庆代表团的指示》，1946年1月26日，《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52-53页。）；另一方面只要美国认为中共无意独占东北，它也不会反对和平解决东北问题（注：《中央关于目前东北工作的方针问题给东北局的指示》，1946年1月26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57-58页；《中央关于采取和平方法力求解决东北给重庆代表团的指示》，1946年1月26日，《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53页。）。
需要指出的是，中共和平解决东北问题是有条件的，即国民党政府必须承认中共在东北一定的合法地位。根据中共中央的估计，东北中共军政力量此时已经达到30万人，“如没有一批中小城市在手的根据地，则这大军队势不能存在”（注：《中央关于目前东北工作的方针问题给东北局的指示》，1946年1月26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57-58页；《中央关于采取和平方法力求解决东北给重庆代表团的指示》，1946年1月26日，《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53页。）。实际情况是，蒋介石一直不接受中共的建议。特别是停战后国民党军队经过调兵遣将，在南满集结了5个军，它们以沈阳为中心向东南北三个方向发动所谓“扇形攻势”，不断攻占中共控制地区。
面对国民党军队的攻势，中共中央越来越相信东北军事冲突不可避免，必须重创国民党军队，否则中共在那里也无地位可言（注：《中央关于目前东北工作的方针问题给东北局的指示》，1946年1月26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57-58页；《中央关于采取和平方法力求解决东北给重庆代表团的指示》，1946年1月26日，《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文件选编》，第53页。）。显然，只要国民党不放弃独占东北的政策，中共必定要进行军事反击。苏联在1946年初已经停止援助中共，而且拒绝中共要求，不参与国共解决东北问题的谈判，它能用来影响中共的惟一办法就是声称美国可能直接干涉。但这个理由此时是否还能改变中共军事反击的决心值得怀疑。
3月上旬，苏军开始迅速从东北撤军，国共仍然无法就解决东北问题达成协议，而马歇尔提出的方案明显有利于国民党。中共中央因此断定，苏军撤退后“国共两军在东北的军事冲突即将展开”（注：《中央关于目前时局及对策的指示》，1946年3月1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92页。）。国民党军队在南满不断攻城略地，中共军队被迫向北收缩，客观上造成了控制北满的机会。中共中央于3月下旬决定实施控制北满的战略，利用东北停战协议生效和军调小组即将进入之前，全力控制长春、哈尔滨等大城市和中东铁路（注：《中央关于控制长春、哈尔滨及中东路保卫北满给东北局的指示》，1946年3月24日；《中央关于东北停战前坚决保卫战略要地给林彪、彭真等的指示》，1946年3月25日。均出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100-103页。）。4月上旬，国民党军队向四平中共守军发起攻击。此前中共曾抗议美方向东北运送的国民党军队已经超过协议规定，被美方拒绝，东北局势已无缓解余地。18日，中共军队按计划攻占长春，此后相继占领哈尔滨、齐齐哈尔等。
导致中共中央决定控制北满的原因是复杂的，从根本上说，中共此时在东北已经拥有实在的战略利益需要保护并加以扩展，中共中央认为，若一味退让将损害已获之战略利益。在决策的具体过程中，有两个因素是特别重要的。其一是东北中共部队中一直存在强硬主张，持此种主张者甚至有可能利用东北苏军的态度，影响中共中央的决策。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认为，面对国民党军队咄咄逼人的进攻，如再不予以反击，将会“造成党内纠纷”。其二是东北苏军的态度转向支持中共控制北满，这使中共领导人受到鼓舞。他们越来越相信，美国和国民党政府虽然对苏联不满，但在东北全境大打“均有顾虑”（注：《中央关于目前东北问题的谈判方针给东北局和中共赴渝谈判代表团的指示》，1946年3月13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89-91页。）。不过，中共中央固然认为苏联的态度是对美国和国民党政府的制约，但对它能在多大程度上支持中共夺取北满，并无把握。中共中央基于以往的教训，要求苏军明确保证，不要再因为中苏关系缓和便出尔反尔（注：“中央关于东北问题的指示”，1946年3月5日。）。
东北军事冲突就像导火索，迅速引发全面内战。重要的是当全面内战爆发时，美苏国共四方大致廓清了它们的关系和各自的基本政策。如前所述，美国和苏联调整各自对华政策时，它们的主要目的均包括限制对方在中国取得超出雅尔塔秘密协议规定的战略利益。在美国看来，苏联战后初期在东北的行为有可能破坏双方达成的协议，它将通过支持中共造成中国分裂，并因此有机会垄断东北经济。美国的成功之处是通过外交压力和支持国民党政府接收，使苏联未能在撤军后合法控制整个东北经济，不过美国根据对苏联在东北意图的估计——它可能来自美国在其他地区与苏联打交道的经验，至今没有被证明是有充分根据的——而采取的行动，造成了美苏和中苏关系紧张，至少间接地破坏了国共谈判的气氛，从而损害了美国的战略目标。苏联固然没有完全达到目的，国民党政府同样无法稳定地控制东北。
苏联的政策同样受到在其他地区与美国打交道经验的影响。它在东北问题上的一些强硬措施和对国民党政府——包括在东北经济问题上的过度逼迫，主要是因为对美国扩张在华势力，包括美军进入东北深感担忧。至今无法证明，如果苏联不采取那些措施，美军是否会进入东北。从实际情况看，苏联通过支持中共彻底破坏了国民党政府控制全东北的计划，国民党军队没有到达中苏边境地区，东北长期动荡也使美国不可能取得稳定的立足点，虽然还不能证明美国有过那种打算。
另一方面，美苏调整政策的目的也包括双方分别在华北和东北大规模驻军的情况下，通过消弭中国内战来避免它们之间发生军事冲突。局势演变的结果是国共内战未能被消除，但是美苏显然已经不可能被卷入其中。马歇尔2月间即向杜鲁门提出，为便于向苏联施加压力，应撤出驻华美军（注：FRUS,1946,vol.9,China,pp.428-429.）。苏军撤出东北后，苏联强烈要求美军全部撤出中国，实际上美军撤出也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从国共政策演变的角度看，国共的种种选择及双方关系的发展，固然受到美苏政策的巨大影响，但是它们在进行国内斗争的每个阶段上，无不尽可能地利用了美苏的矛盾。国共在处理各自的对美对苏政策时，往往是非常现实的，但不论在策略上如何运用，它们对国际政治分野的看法和各自的基本选择从来没有改变。
随着美苏关系恶化，国民党政府感到无法也不愿再向苏联妥协，所以蒋介石拒绝了斯大林对他访问莫斯科的邀请，中苏经济谈判也不了了之。需要指出的是，冷战发生对国民党政府的深层影响在于，蒋介石等相信，美苏矛盾日益尖锐，以致无法通过妥协的方式解决，美国将为遏制苏联而直接介入中国内战，至少也会提供较多的援助。苏联则因美国的遏制而不敢直接和公开援助中共。因此国民党政府一心一意依靠美国的援助来打败国内的对手，尽管美国的援助比它希望的和预期的要少。
与国民党不同，中共在应付美苏关系变动中的最大收获恰恰是得出这样的结论：大国介入中国问题的能力和愿望都相当有限，尤其是美国不可能在军事上直接卷入，对国民党的援助甚至不会增加很多。这一判断对中共中央此后的战略决策至关重要。另一方面，中共的政策明显受到苏联的影响，尤其在东北和战问题上，中共不能不考虑苏联的态度，但苏联政策的反复无常也加深了中共决策层对苏联的疑虑。中共领导人决定与国民党彻底决裂，主要是因为他们相信美国不可能直接进行军事干涉，而不是苏联会提供多少支持，他们实际上已决心不再受苏联外交战略的约束，尽管苏联向中共提供的帮助比他们预期的要多些。
从这一阶段美苏国共关系演变的过程看，冷战发生对中国内战的影响是相当复杂的。美苏关系的恶化的确对中国内战爆发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当冷战在欧洲愈演愈烈之时，国共战争却成了真正意义的内战。随着美苏在中国的军事存在日益削弱，它们都将中国问题放在比较次要的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冷战对中国政局的影响是间接的，它更多地表现为坚定了中国内战双方——国民党和共产党——对各自政治立场的信念和必定能战胜对方的信心，从而使国共斗争更加不可调和。不过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是，国共双方在如何认识东亚形势及中国在冷战中的位置等问题上，其差别之大显而易见。蒋介石的致命错误就在于他高估了美苏对抗的程度，特别是高估了中国在美国遏制战略中的价值，对美国的军事干预抱有幻想。相比较而言，毛泽东对有关问题的判断则更符合实际，他清楚地看到，冷战与中国内战之间的界限，即当美苏走向对抗时，它们既无能力也无意愿直接干预国共内战。冷战中爆发的国共战争将是名副其实的内战。至于是什么原因导致国共两党领导人对冷战与中国内战关系的认识有如此巨大的差异，确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三 塑造新秩序：历史的选择与选择的历史
从抗战结束到内战爆发，美苏国共关系实际上结束了一个历史阶段。既然在这个历史阶段中，美苏干预中国内战的意愿和能力都有限，那么从逻辑上说，当后来中国政局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刻，有关各方就存在着做出符合自己利益的选择的余地，尽管这种余地可能是很有限的并且机会稍纵即逝。
从1947年秋季解放军开始战略反攻起，真正影响美苏国共关系变化的主要事态是中共在内战中取得的决定性胜利，它意味着战后东亚国际关系必将经历一次革命性的转变，即以往国民党政府的中国将被一个在激烈的社会革命中崛起的新中国所取代。后来的发展证明，这个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以雅尔塔秘密协议和中苏条约为蓝本的东亚国际秩序。就当时的影响而言，包括美国和苏联在内，实际上都面临着抉择，它们必须考虑如何在中国发生天翻地覆的巨变时，通过什么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战略利益？是否需要改变对国共斗争的基本判断以及建立在此种判断上的对华政策？显然它们都有选择余地，尽管机会可能不是均等的。
1948年11月解放军攻占沈阳后不久，中共中央立即宣布，“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便可以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注：《中共中央负责人评中国军事形势》，1947年11月14日，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解放战争时期）》下册，第311页。）。几乎与此同时，美苏均开始调整对华政策。从后来的发展看，随着中国革命运动的不断胜利发展，美国在中国政治中的影响逐步衰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的势力和利益被彻底清除出中国；苏联则相反，其政治影响逐步扩大，直到与新中国结成同盟。苏联固然在客观上占有显而易见的优势，它地理上与中国接壤，美国则远在万里之外。但导致上述结果的重要原因在于美苏同中共的关系有本质的区别：苏联是中共的支持者，不论这种支持达到何种程度和有何种复杂的特点；美国则是中国革命运动的反对者。当中国政治形势发生剧烈的和根本性的变动的时刻，这种本质的区别大致决定了各方政策演变的趋向，至于演变的过程则相当复杂。此外需要指出的是，国共内战爆发后，美苏一个共同的特点是对中国的关注程度明显地迅速减弱。当国共矛盾演变为争夺国家政权的殊死较量时，美苏却全神贯注于他们在欧洲和近东的对抗，加之美苏是世界级大国，它们的对华政策必然受到双方在其他地区的矛盾、对抗、经验等的影响。这类影响在此不赘述。
随着国共内战全面爆发，美国政府尽管在公开声明中继续标榜支持和平解决国共争端，但它在1947年1月以后采取的一系列行动表明，其政策已经转向支持国民党政府进行反共内战（注：可参阅朱宗震、陶文钊《中华民国史》第3编第6卷（中华书局，2000年）第600-697页。）。这项政策几乎立即被中国军事形势的急剧转变证明是注定要破产的。从1947年7月魏德迈使华到1948年末开始考虑从中国内战中“脱身”而最终未能实现，再到企图“等待尘埃落定”结果却被逐出中国，美国对华政策一直处于摇摆、矛盾之中（注：“等待尘埃落定”是当时美国对华政策的名言，形容其观望的态度。参阅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第248页。）。
这一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突出反映了美国处理对华关系的基本特点，即不论从政治、经济、文化等等哪个方面看，美国都缺乏推动双边关系发展的内在动力。中国在某个时期对于美国是否重要，主要取决于它在美国战略棋盘中所起的作用。太平洋战争期间，罗斯福政府抬高中国的国际地位主要是基于对日作战的需要。同样，当蒋介石下决心以武力消灭中共时，冷战正愈演愈烈，美国的对华政策不可避免地同遏制苏联联系在一起。1947年间，美国政府中对国共斗争占主导地位的看法是，中共如果在内战中取得胜利，肯定会站在苏联一边，中共正在为苏联的“目标服务”，而且中共已经表明将“忠于苏联”（注：FRUS,1947,vol.7,China,pp.214-215,347-350,678-682,693-695.）。正是因为视国民党政府为“苏联在亚洲扩张的一大障碍”，美国政府决定不断增加向国民党政府的援助。当后者已经被历史的进程证明注定要垮掉时，美国政府仍然企图通过各种方式加以抢救。
但是，即使是为了遏制苏联，中国的重要性也只是相对的，美国决策层在评估中国局势时明显表现出随意性。美国的战略重点在欧洲，用美国人的话说：“如果我们失去西欧……我们要保住自己也会日益困难。相反，即使失去了整个亚洲大陆，我们仍能生存，重整旗鼓，并可能把它夺回来。”（注：威廉·曼彻斯特：《光荣与梦想》第2册，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75年，第219-220页。）美国的全球战略决定了美国对国民党政府的援助只能是有条件的和有限度的，不论国会中亲国民党政府的“中国帮”和“援华游说团”如何鼓噪“不能忽视中国”，都不可能根本改变美国政府的决定。
美国领导人当时对中国的评价同样加剧了美国战略安排的后果。杜鲁门曾经声称：抗战胜利时“中国只是一个地理上的名词”，1911年以后“中国就没有出现过一个权力遍及全国的中央政府”（注：《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三联书店，中译本，1974年，第71页。）。这实际上反映了美国政府对中国战略价值的评价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如果说抗战期间美国还试图与国民党政府建立某种有意义的战略联盟，马歇尔使华失败则意味着此种设想的彻底破产。冷战爆发后，美国政府固然对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发挥遏制苏联的作用有所期待，但是随着国民党政府的步步失败，美国领导层因此认为中国也将一蹶不振，即“在可见的将来的任何战争中，中国最好只能是一个软弱的盟友，而最糟也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敌人”，即使苏联也“只会把它看做一个巨大的贫民院，避免对它承担责任”（注：FRUS,1948,vol.8,China,pp.146-155.）。差不多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基本上完成了对日政策的讨论与修订，一项扶植日本的政策开始付诸实施（注：可参阅于群《美国对日政策研究(1945-1972)》（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美国对日政策大论争”部分。）。欧洲优先、贬低中国的战略价值和扶植日本等等，构成了国共内战后期美国考虑对华政策的几个关键性环节。
当国民党政府行将崩溃时，美国的对华政策正陷入前所未有的矛盾与混乱。想从中国内战中“脱身”，又无法摆脱国民党政府；企图通过与中共建立一些联系以便维护其在华利益，包括商业利益、文化联系，以及如果可能也保持一些影响（如离间中共与苏联的关系）等等，结果却事与愿违。诸多论著分析了造成美国“脱身”不成的原因。这里只是强调美国对中国革命运动的敌视主要源自美国人的冷战意识形态和传统的反革命思想，这两种观念在深层次上决定了美国无法对中国革命运动的胜利做出合理的反应。
在冷战意识形态的框架中，美国人将战后不论哪里发生的革命运动都归结为苏联的“扩张”，各国共产党都是苏联的“第五纵队”。同样，中国内战爆发后美国决策层即断定，中共的胜利“有利于苏联的扩张主义目的和长期目标”，因此“显然是不符合美国的安全利益的”（注：FRUS,1947,vol.7,China,pp.838,387.）。既然中国革命也是苏联“扩张”的工具，根据杜鲁门主义的定义，它属于苏联“间接侵略”的一部分，所以美国有责任加以反对。
另一方面，在根深蒂固的反革命意识形态影响下，美国人视任何社会革命如洪水猛兽，认为社会革命将造成无政府状态，摧毁或打乱一切秩序，当然也包括美国正在从中获利的国际秩序（注：美国学者称之为反革命意识形态，可参阅Michael H.Hunt,Ideology and U.S.Foreign Policy,chap.4,The Perils of Revoluti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7,pp.93-124。）。从美国有关人士的言论——不论是司徒雷登建议中共在新政权中“尽量吸取一切民主开明人士参加”（注：“黄华与司徒谈话内容”，1949年6月7日。），还是艾奇逊对“中国又要回到纷争割据的老路上去”的分析和对新中国将成为“文明国家”、“半文明国家”或“不文明国家”等的议论（注：袁明、哈里·哈丁编《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21页。），——都清楚地表明，那些参与美国政策制定的人们根本无法理解，中国革命产生于中国社会内部极其深刻的矛盾，以及中国革命所具有的民族解放与社会变革的两重性。结果是不论美国政府内部曾经多么认真地考虑要从中国内战中脱身，实际上在阻挠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方面，美国始终是步步为营的。美国人的言行毫不掩饰地流露出自以为是的优越感和对中国革命运动的蔑视，其结果难免导致与新中国对抗。
苏联同样将战略重心放在欧洲，在东亚以确保雅尔塔秘密协议划定的格局为基本界限，巩固对安全缓冲区的影响和争取经济利益。中国内战爆发后，尽管东北苏军与中共的关系进一步加强，但很难说这意味着苏联政策出现根本性的转变。因为即使在东北苏军鼓励中共夺取北满战略要地的时候，重庆的苏联大使馆仍然拒绝与中共代表交往。在苏联领导人看来，中共力量如此弱小，很可能在大规模内战中被打败，特别是在国民党政府得到美国支持的情况下。所以苏联对中国内战的关注有限，对中共的支持也有限。
苏联只是在确定中共已经取得决定性的军事胜利后，才开始考虑进一步加强与中共的关系。事实表明，不论由于什么原因，苏联对中国事态发展的理解力远远超过美国，其反应也合理得多。从1948年春季起，苏联对中共的援助明显积极起来，斯大林告诉当时受命负责对中共援助的科瓦廖夫，苏联将尽量帮助中共，只要“两国走上同一条道路，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就能得到保障”（注：N.B.科瓦廖夫：《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对话》，《国外社科信息》，1992年第21期，第29页。）。苏联铁路专家小组到东北后明确向中共方面转达，苏联将向中共提供更多的援助，并有意与未来的中共政权发展关系。
不过，苏联领导人不仅考虑意识形态问题和中共站在“哪一边”，而且必定会认真地考虑和了解，中共取得政权后实行的内外政策将在东亚造成何种新的国际秩序，以及苏联的利益在其中能否和如何得到保障等等。差不多从1948年冬季起，斯大林显然感到有必要全面了解中国形势的发展和中共的内外政策，并亲自掌握对华政策。不过他的第一个重要措施即遭到中共领导人的坚决抵制。1949年1月10日，斯大林打电报给中共中央，就国共和谈问题提出建议，结果遭到中共领导人的拒绝。他经过认真的解释说明以后，才得到中共领导人的理解（注：参见牛军《论中苏同盟的起源》，《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很可能是接受了这次教训，米高扬在西柏坡会见中共领导人时出言特别谨慎。
这一时期苏联最有意义的决定是派遣苏共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于1月下旬前往西柏坡，以及7月在克里姆林宫接待了刘少奇率领的中共高级代表团。通过两党高层互访，苏联与中共中央就新中国的内外政策取得了相当一致的意见。在协调政策的过程中，苏联不仅基本上保全了它的既得利益，而且在中国的影响不断扩大。
与美苏开始调整对华政策的同时，中共中央开始制定新政权的对外政策。从中共领导人面临的客观形势看，美苏政策的调整或多或少地留给中共领导人一些选择余地。从这个意义上说，有必要从中共的指导思想和中共对有关事态发展的反应过程等两个层次，研究中共是如何制定对外政策的。
首先可以肯定地说，这一时期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主要还是从革命者的角度认识有关问题，所以必定要以中国革命的理论思想为指导，以及在领导革命运动的经验的影响下，处理与美苏的关系。他们历来认为，中国革命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组成部分，其目标是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新国家。不论当时是否发生美苏冷战，上述理论思想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共领导人对美苏的态度。实际情况是，欧洲几国情报局成立以后，中共中央几乎立即接受了苏联关于“两大阵营”的观点，并明确表示中国革命是“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阵营”的组成部分，其任务包括“和全世界人民一道”打败美国的帝国主义“奴役计划”（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58-1260页。）。“一边倒”既形象又典型地揭示了中共领导人的基本倾向及选择。
不过确切地说，“一边倒”所要阐述的不仅是在美苏对立的世界格局中处理与美苏关系的一般原则，而且包括对未来中国发展道路的基本设想。这一时期中共领导人正开始考虑如何建立新的政权。在中共领导人的心目中，如何处理与美苏的关系是同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中共与苏联高层互访和沟通表明，如果中共在国内政策上不能与苏联基本协调，苏联与中国结盟以及接纳中国成为其阵营的成员等，都是不可能的（注：《代表中共中央给联共（布）中央斯大林的报告》，1949年7月4日；《关于向苏联学习党和国家建设经验问题给联共（布）中央斯大林的信》，1949年7月6日。均出自《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404-424页。）。另一方面，美国不仅在行动上阻挠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同时还企图干预未来中国的政权建设等等，是使中共领导人下决心停止与美国方面接触的关键原因（注：“黄华与司徒谈话内容”，1949年6月7日。）。
需要指出的是，在美苏尖锐对立的冷战格局中，对中共领导人而言，在两个阵营中站在哪一边是政治原则，但政治原则与对外政策毕竟是有区别的。因此中共领导人对有关事件的反应同样是不可忽视的。在这个层次上，中共领导人将维护革命运动的成果，争取革命的彻底胜利，作为衡量外部政治势力和处理有关问题的首要标准。对美国如此，对苏联亦然。毛泽东在决心彻底推翻国民党统治的时候，不仅强烈谴责美国援助蒋介石，而且尖锐批评苏联人畏惧美国的精神状态，并要求坚决肃清其在中共党内的影响。他将这两者同样视为夺取革命胜利的障碍（注：“陈毅传达毛主席十二月中央会议谈话”，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资料室藏，6512/2,5。）。1948年末和1949年初相继发生的两件事再次证明，在维护中国革命利益的问题上，毛泽东对美苏是使用统一标准的。
其一是1948年12月初中共中央接到报告说，一个自称与马歇尔等关系密切的美国记者告诉中共代表，美国承认中共政权的条件是新政权中要有美国可以接受的反对派，以及允许美国在上海、青岛等地驻军。毛泽东对此反应强烈，尔后挫败美国的此类“政治计划”成为中共中央极为关注的问题（注：“对‘雷文和谈话摘要’的批评”，1948年12月4日。）。在此之前，11月中旬中共军队封锁美国驻沈阳领事馆后，中共中央曾经设想新政权有可能与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注：“中央关于挤走美英法领事馆的方针”，1948年11月23日。）。但4个月后，中共中央确定了不急于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建交、“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政策。中共领导人断定美国将阻挠中国革命进程，显然是造成上述变化的重要原因。
其二是1949年1月中旬，斯大林建议中共中央与国民党政府和谈。毛泽东接到斯大林的电报后，直截了当地予以回绝。他告诉斯大林：国共力量对比已经发生根本变化，中共不必再采取迂回的方式争取胜利。他还修改了斯大林给国民党政府的复电，这种勇敢举动在苏联阵营中大概也是史无前例的（注：参阅牛军《论中苏同盟的起源》，《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第191页。）。由次可以看出中共领导人维护革命成果的决心。
从后来的发展看，斯大林显然接受了教训。在涉及中国革命战略和重大政策等问题上，他对中共领导人的决定、方针和政策等等表现出了足够的尊重和支持。这是苏联与中共关系能够比较顺利发展的关键原因之一。而美国正相反，5、6月间司徒雷登在与中共代表接触时，仍然痴心不改，继续要求中共接受美国的主张，包括不能实行“共产主义”、新政府中要接纳“民主开明人士”和不与苏联结盟（注：FRUS,1949,vol.9,China,pp.22-23.“黄华与司徒谈话内容”，1949年6月7日；可参阅时殷弘《敌对与冲突的由来》（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70页。）。正是美国对中国革命运动的干预和从中表现出来的傲慢态度，使中共领导人宣布：“我们对美帝亦决无改变其政策的幻想”（注：“中共中央给南京市委及东局的指示”，1949年6月30日。）。8月5日美国政府发表了《美中关系白皮书》，中共领导人立即予以猛烈抨击，中美走向对抗由此开端。此时，刘少奇正从莫斯科满载而归。
这一时期国民党政府处理与美苏关系的宗旨就是挽救自己的覆灭命运，其努力大致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继续争取美国的援助和支持，阻止美国从国共内战中脱身。总的说来，国民党政府的努力效果不佳，只要是美国政府希望做的，国民党政府都未能阻止，如召回驻华军事顾问团、不再向国民党政府提供新的经济和军事援助、编制和发表《美中关系白皮书》，等等。美国之所以没有最终抛弃国民党政府，与其说是后者努力游说的结果，不如说是美国与中共关系变化使然，即美国与中共对抗的需要才使国民党政府与美国的关系得以延续。
二是使中国内战国际化，利用国际力量来阻止中共夺取全国政权。由于美国有调处失败的经历，而且在内战中是国民党政府的支持者，已经失去调处的资格，国民党政府多少对苏联寄予希望。早在解放军开始战略反攻时，蒋介石即表示要加强中苏关系，企图通过打苏联牌来调动美国援助国民党政府的积极性。不过国民党内一些高层人士却因不满于美国援助不力，试图寻求苏联帮助，出面斡旋国共冲突（注：《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130页；Kenneth W.Rea and John C.Brewer(eds.),The Forgotten Ambassador:The Report of John Leighton Stuart,1946-1949,Westview Press,Inc.,1981,pp.176-177。）。1948年初，南京一度风传苏联有意调处国共内战。1月7日，张治中会见奉召即将回国的苏联武官罗申，提到改善中苏关系和希望苏联“帮助中国达到和平的目的”。罗申表示将向国内报告（注：《张治中回忆录》下册，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第757-762页。）。国民党方面随后告诉美国驻华使馆，苏联有可能在国共间斡旋（注：《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306-307页。）。罗申返回中国后，被任命为苏联驻华大使，更为上述说法增加了想像的空间。
1949年1月8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致函美、苏、英、法，呼吁国际调停。国民党领导人十分清楚，除了苏联以外，没有任何一个大国能够影响中共的政策，所以他们真正寄予希望的是苏联。在照会发出之前，国民党方面已经与美国大使馆探讨，以美国承认苏联在东北的特权，换取国共“隔江而治”（注：《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二分册，第484页。）。如上所述，由于中共中央的坚决抵制，苏联明确告诉国民党政府，拒绝居间调停国共冲突。这一事件在中苏关系上具有重大意义，它标志着苏联不再将国民党政府作为处理对华关系的对手。苏联与中共的战略合作关系已经明朗，国民党政府与苏联关系的彻底破裂只是时间早晚而已。双方关系之所以藕断丝连，在苏联方面是为了避免与中共重新界定中苏关系之前，给美国以干涉的口实，损害在东亚的既得利益。在国民党政府方面只能是听天由命地等待而已。
综上所述，当中国革命进入最后胜利的阶段，支配美苏国共关系的主要事态已经是中共即将取得全国政权，美苏在中国的利益和影响基本上取决于它们对中国革命运动的态度，以及试图与中共建立什么样的关系，它们不得不根据中国的自主发展确定其东亚政策。另一方面，中国革命的胜利意味着中国作为自主的角色在东亚崛起，列强终于失去了影响中国政局的能力。由于美苏干预中国事务的意愿和能力下降，中共在为新中国制定对外政策时，具有自主选择的空间的。历史演变的结果是中共选择了“一边倒”，这对东亚国际政治造成了空前巨大的冲击，它是东亚国际秩序发生革命性变革的开端。
从美苏国共关系的演变过程中可以得出两个重要结论。首先，国共从和谈到内战的转变恰恰处于美苏从同盟到对抗的转变时期，美苏各自对华政策的调整均对中国政局、特别是对国共关系，产生过重要影响。不过从历史的进程看，当一场世界范围的战争结束以后，美苏两个大国对中国形势的影响在不同的阶段程度不同，总的说来是有限度的和逐步削弱的。不论基于什么原因，事实上当时大国干预中国事务的意愿和能力都是有限的，美苏之间在中国有限的相互遏制使国共可以基本上依靠自己的实力和能力一竞雄长。其次，尽管美苏政策产生过重要影响，国共关系的发展演变主要还是取决于两党各自对国内外形势的认识、判断和有关的政策决定。不论在处理与美苏关系的哪个阶段上，两党首要考虑的都是如何利用外部力量战胜各自的国内对手。正是国共斗争的结果——中共取得全国政权，从根本上改变了近代以来东亚国际政治的面貌。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革命胜利的进程亦即是结束大国干预中国政治的过程，新中国的诞生结束了大国通过干预中国内部事务来影响东亚政治形势的历史。
标签：抗日战争论文; 国共内战论文; 美国军事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美国政治论文; 东亚历史论文; 苏联军事论文; 台湾国民党论文; 战争力量论文; 国民党论文; 历史论文; 蒋介石论文; 东亚研究论文; 中苏论文; 军事论文; 南北战争论文; 世界大战论文; 太平洋战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