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吉尼亚#183;伍尔夫的吃与疯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弗吉尼亚论文,疯狂论文,伍尔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被认为有精神病。这病在她活着的时候被诊断为neurasthenia，中文译作“神经衰弱”，①现在看并非大病，但在当时——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却泛指一切心理、神经和精神疾病。死后有精神科专家定义她为bipolar disorder(“躁郁症”，指情绪在躁狂和抑郁之间摇摆，也叫manic depression，“抑郁性躁狂症”)，或cyclothymia(“循环性精神病”，可引起“轻躁症”和的“抑郁症”两种截然相反的症状)。②她的丈夫，作家、政论家、出版家莱纳德只用最常见的字madness(疯狂)状述妻子。她自己，著述虽丰，却从未专门、正面、长篇写过自己的疯，即使提到，也多加时间限定，例如“我发疯的时候”，③似乎疯不是常态，也让人想起mad的古意：“生气发怒”，好像一时的意气集中发作，没什么大不了。世人多认为天才与发疯有关，因为精神异常可激发文学艺术的创造力。画家凡高是一例，作家弗吉尼亚是一例，偏巧此二人又都是自杀身亡，于是创作、疯狂与自杀之间便建立了某种联系。
本文要讨论一下弗吉尼亚的写作与疯狂，但重点在这疯病里素来不被人注意的一方面：食物与吃。缘起还是莱纳德的一段话。1967年他87岁，离死亡只有两年，垂垂老矣，还在给世界各地的弗吉尼亚粉丝回信，回答他们关于偶像的种种问题。其中一位日本心理学家神谷美惠子(Miyeko Kamiya)问他可曾听说过厌食症(anorexia nervosa)，弗尼吉亚是否是厌食者？他回答说：
生活里她[弗吉尼亚]对食物有点情意结。她发疯的时候根本拒绝吃东西，即使不疯的时候，她对食物也有一种奇怪的情结，因为一直很难使她吃足够多以维持健康。但是她很喜欢吃，这方面她正常极了，虽然她不肯承认。特别的是，食物在她的书里起到了重要作用，例如，《到灯塔去》对炖牛肉的细致描写，《一间自己的屋》里午饭的重要性。这里难道没有种补偿吗？小说里喜欢食物、承认食物很重要，生活中却非理性地压制和拒绝食物？④
这是典型的厌食症情结，虽然莱纳德没肯定弗吉尼亚就是厌食者。对盛宴的描画，如炖牛肉和午餐则是厌食的另一面——暴食(bulimia nervosa)。厌食和暴食往往相辅相成。先谈谈这两种病。人，尤其是女人(因为大多厌食者是女人)，为何会厌食？现代医学和心理学给出了以下分析。首先是道德因素。现代人看待肥胖好似过去人看待淫荡，认为肥女和荡妇都是“无自控、无自尊、可怜、愚蠢、抑郁、绝望的失败者”；“瘦代替贞节成为女性价值的关键，对女人道德的评判已经从她是否性事活跃变成她吃什么”。⑤“厌食并非因为缺乏食欲或者对食物不感兴趣”，相反，厌食者对食物非常感兴趣，简直是执著地迷恋食物，时刻想吃，但时刻又认为，“自我拒绝和自我约束是最高的道德，满足欲望和需要则是可耻的自我耽溺。”她们“不愿被奴役被剥削，渴望能够过自己想要的生活”。⑥此外，由于“人对饥饿的恐惧如此普遍，自愿挨饿经常能引起他人的崇拜、敬畏和好奇，示威者和寻求公众注意力者常用这一手段。厌食者有这一展览情绪”。⑦挨饿带来痛苦，甚至把人带到死亡边缘，但为何有人乐此不疲？除了在心理上挨饿可以制造一个禁欲、纯洁的自我形象外，挨饿还可产生明显的生理效果，如体重降低，感官更敏锐，世界变得更生动鲜活，人失去时间感，神情恍惚，日夜黑白不再有界限，周围人似乎不存在。⑧厌食者因此进入一种奇特的精神境界，似乎身处一种不同的意识中，自我分裂，“我”在身外，如同自我催眠。中世纪相当数量的自称在幻象中见到耶稣和圣母的人其实都是因为长期的营养不良。⑨总之，厌食是个极其复杂的“怪病，它充满矛盾与冲突”。⑩
伍尔夫不是真的厌食症患者。真的厌食症患者多是青春期少女，她们骨瘦如柴，有时会突然暴食起来，吃完故意又吐。但此症对食物的敏感小心、有意控制、欲拒又要以及对独特精神境界的追求，却颇符合伍尔夫的情形。苏珊·桑塔戈在《作为隐喻的疾病》一文中反对给疾病(如19世纪的肺结核和20世纪的癌症)附加精神含义，进行价值判断，认为疾病仅是物质存在，没有所谓的“肺结核人格”和“癌症人格”。但厌食症恰好相反。有学者(丹尼斯·罗素)认为厌食和暴食并非只是生物现象，因为所谓遗传与基因说不能服人精神，分析也不足解，上文引用的厌食研究最权威的心理学家之一希尔达·布鲁赫甚至自己反对单纯用精神分析治疗厌食和暴食。这方面已有教训，厌食和暴食患者常被作为精神病人看待，服用抗抑郁药，但效果并不好，有人因副作用太大而停药，有人甚至吃药致死。因此罗素提议最好把厌食付诸文化和历史加以考察。(11)
“文化和历史”的考察尤其适合伍尔夫这个“最敏感复杂的头脑”。(12)研究者通常都忽视弗吉尼亚写食物与吃，认为她的文字里几乎没有声音、味道和触觉。少数极端者如艾莉·格兰尼则认为伍尔夫书中到处写吃，有的显写有的隐写，有的是重要情节有的是次要细节，但无一处无意义。格兰尼自认一度患厌食症，因此获得这一独特视角，也因此更能深刻感受厌食与暴食之间的对立与统一。她认为问题根源在于男权中心对世界的二元分化：人分男人和女人，又分精神和肉体，男人对应精神，女人对应肉体，男人象征超越，女人代表欲望，辅以现代工业社会以瘦为美的时尚观，造成女人对自己身体的厌恨，对食色的恐惧，因此女人对肉体的克服既是对男权中心的臣服(例如节制食色)，又是反抗(例如厌食和暴食)，核心意义在于女人对权力的渴望与操控。(13)对于解读女权主义者的伍尔夫，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
伍尔夫于身体与精神的矛盾纠结甚深。一方面，她倾向精神，厌恶肉体。她的名字(Virginia)有“童贞女”的意味，她常被友朋看作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女，丈夫也视她为“高山之巅的白雪”，极言她的冷与高洁。他们几乎是无性婚姻。她晚年曾说不记得自己有过任何身体上的享受。她视食物“为可厌之物，因为吃下去后总会以令人恶心的方式排泄出去”。(14)她的文字也几乎从不写如厕、性交，连日常的穿戴打扮也不涉及。她的小说写意识流，写人的心理活动，原因在于别人认为是真的，比如吃穿住行见朋友，她觉得是假的；别人认为是假的，比如内心世界，她认为是真的，而且是唯一的真。她评论自己的小说世界“朦胧如梦一般……无爱、无心、无情、无性，是我唯一在乎的世界”。(15)但另一方面，她是审美家(aesthete)，如同布鲁姆斯伯里的其他文人、艺术家，日常生活处处赋予美感与物之外的意义，寻常存在也要分雅俗。关于吃，她恨饕餮与粗俗，认为这是人过分放纵动物性，但也不喜欢斯巴达式的节俭与草率，因为如此生活便失去美感。她说，“人的结构是心、身、脑混合一体的……如果吃不好，人就想不好，爱不好，睡不好。”(16)
的确，伍尔夫写吃，不只为吃，而是另有怀抱。我们先看上文莱纳德提到的那两次文字中的盛宴。先是《一间自己的屋》里“牛剑”(Oxbridge)男学者的那顿午餐，详细列举如下：先是其上洒满雪白奶油、放置深盘中的平鱼，之后是各式各样的鹧鸪，伴以甜咸酱汁和沙拉，沙拉里的土豆片薄得好似硬币，但不似硬币硬，嫩菜叶摆放成玫瑰花蕾的形状，但比玫瑰花蕾美味多汁，然后是一份“从海浪中升起的”甜点，叫它“布丁”实在是对它的侮辱，它岂能是大米制作？葡萄酒闪烁着淡黄和血红的光，被斟满，被喝下，于是灵魂被唤醒，交谈，友谊，一切都随之而来。(17)但女子学院的晚餐呢？“汤来了。是一份肉汁清汤。这汤不能引起任何幻想。透过汤可以见到盘底的花纹，但盘底没有花纹。盘是素盘。之后是牛肉、蔬菜和土豆——家常老三样，让人想起泥泞集市上牛的屁股，枯黄卷边的菜叶，讨价还价，降低身价和周一早上拿网兜的女人。”然后是果脯和牛奶蛋糊，即使有牛奶蛋糊，果脯仍然不是水果，它柴得像吝啬鬼的心，然后是饼干和奶酪，水管够，因为饼干太干。到此晚饭结束。(18)由此引出一个关键问题——为什么男子学院这么阔，女子学院这么穷？原因就在于——伍尔夫认为——这个男权社会从来不重视女子教育。直到1869年剑桥才有了Girton，1871年才有了Newnham两个女子学院。女人也一直没钱。直到1882年，英国《已婚妇女财产法》才规定英国已婚妇女有权支配自己的金钱，而这之前，她们的钱由丈夫控制。于是，大笔的钱都捐给了男校。到《一间自己的屋》发表的1929年，女校筚路蓝缕，仍仅能维持日常开销，无法大吃大嚼，于是有了以上寒伧的一顿饭。物质的贫穷，带来精神的匮乏，精神的丰富必须从物质的丰富开始。由此推导出如今尽人皆知的那句女权主义宣言：“一个女人要想写小说，就必须有钱和自己的一间屋。”(19)
如果说“牛剑”的午饭和晚饭只是伍尔夫借机阐发女权主张的引子，那么《到灯塔去》的炖牛肉则是这部小说的意义核心。这是哲学家拉姆齐一家人与朋友的最后的晚餐，也是一战后英国人在荒凉心境中对崩塌的战前美好世界的回忆。在伍尔夫的意识流里我们看到男性思维和女性思维的对照：拉姆齐先生只关注书本，他看待世界如狭隘的从A到Z的线性结构，他悲叹自己只走到了Q，难以进展到R，更不论Z。而拉姆齐夫人关注的是人。她是自私的丈夫的贤妻，八个孩子的良母，男人和女人的好朋友，贫民窟居民眼里的好太太。她是晚宴的主持者、食物的供给者、生命的给予者。她有丰富宽容的人性和成熟体贴的美。炖牛肉端上来的那一刻，她把各怀心事的吃饭人聚合成一个整体。这一场最后的晚餐如同一场宗教仪式，分享食物的人好似从圣餐中获得灵魂与救主统一的基督徒。餐桌上那装满各色水果、流光溢彩的果盘，可说是象征希腊神话中代表丰盛与滋养的丰饶之角。这种对食物的视觉呈现与审美占有，如同布鲁姆斯伯里人最推崇的法国后期印象派画家塞尚的静物。伍尔夫的朋友、画家、艺术评论家罗杰·弗莱说塞尚的静物体现“画家最纯洁的自我显现”。(20)小说家E.M.福斯特说这晚餐“发散友情、诗情与可爱，使得所有人物最终在那一刻里在彼此身上看到了最好的一面，并由其中一位，莉莉·布里斯科，带走了一缕对现实的回忆。”(21)注意，对于福斯特和莱纳德·伍尔夫这些剑桥“使徒”(22)以及受“使徒”影响的弗吉尼亚·伍尔夫，“现实”是柏拉图意义上非感官所能体察的世界的真相，是联系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的人生意义所在。而这种意义对于提倡“通过母亲回想过去”(23)的伍尔夫来说，是由女性视角建立的。先是拉姆齐夫人在餐桌上串联所有人思绪的意识流叙述，之后是物是人非的十年后，画家莉莉·布里斯科旧地重游，面对拉姆齐夫人想去而未能去成的灯塔，完成了她一直在思索的那幅画的布局，在画布中央画上了最后一笔，之后感叹道：“我终于看到了我的视界。”(24)
这顿晚饭的一个插曲是一对青年男女刚刚私订了终身，从涨潮的海边洋溢着满身的幸福姗姗来迟了。食色一起发生了。即使不写性，对牛剑午餐食物颜色、形状、材质、味道的描述却多么“性感”！写食，同时影射色，还有随之而来的人生际遇的改变和精神境界的拓展——这是伍尔夫在饮食中寄托的复杂信息。她所向往的人类生活是宽广美好、精神与物质俱丰的，但如此生活仅在男权世界却寻找不到、需由女人补充。
肉体滋养精神，精神营养肉体，灵肉从而达到平衡和谐，这是人存在的理想状态。但平衡不易。伍尔夫自己就经常被认为失衡——比如厌食、发疯。回到莱纳德对她的评价，他反复说她对食物的态度“不理性”，(25)“难以理喻”。(26)他认为她发疯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拒绝吃饭”，这一拒绝是“和某种奇怪的罪恶感连接在一起的：她会说她没病，说她的精神问题是她自己的错，都怪她懒惰、不积极、贪吃”。(27)她吃得虽少，但会争辩说吃得太多，“怕胖”，(28)因此他们吵架“几乎总是为了吃和休息”。他总结说：“在她的思维表层之下，有种奇怪的、不理性的罪恶感。”(29)他的做法就是强迫喂食加“休息疗法”。“如果不喂她，她就一点不吃，然后慢慢饿死。”护士劝她吃，她会发怒。他只得坐在她旁边，把叉子放在她手里，每过一会就柔声劝她吃一口，每顿饭都得吃一两个小时。(30)所谓“休息疗法”，学名是“威尔·米切尔疗法”，由美国医生威尔·米切尔(1829-1914)发明，也在英国盛行。做法就是限制病人社交，不许见客、读书、说笑，更不能提笔写作，为的是不刺激精神，同时强令他/她躺在床上，大量喝牛奶，吃有营养的食物，以增加体重。这一疗法流行于19世纪70年代以后和精神分析采用之前，背后的理念是“唯物的”，即肉体是精神的承载，精神是肉体的功能，治好肉体精神自好。
这一疗法在当时曾遭顽强抵抗。最著名的一例是美国女作家夏洛特·伯金斯·吉尔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根据自身经历写作的短篇小说《黄色墙纸》(The Yellow Wallpaper)。真实生活中，患产后抑郁症的吉尔曼被威尔·米切尔施之以“休息疗法”，但她觉得这对她的抑郁不仅无补于事，反而加重了病情，反倒是米切尔严令禁止的写作有助释放压力，排解抑郁。“休息疗法”对伍尔夫的作用，更是一度把她从133磅(120斤左右)的正常体重变成了175磅(159斤左右)的大胖子。不许她生育，没孩子成了她人生一大遗憾。同为女作家，伍尔夫似乎应像吉尔曼一样反抗男医生和丈夫的统治，更何况生年晚于吉尔曼的她大可采取当时热门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但她没有。从1895年13岁第一次发疯，到1941年59岁投河自尽，她的疯病间歇发作过至少六次(母死、遭两个同母异父兄长性侵犯、父死、初婚、写作《年年岁岁》、写作《幕间》)，每次她都采取“休息疗法”，直至无法忍受，自杀身亡。
这真是桩怪事，因为伍尔夫夫妇与弗洛伊德渊源甚深。莱纳德自认是最早发现弗洛伊德价值的英国人，早在1914年他便为杂志书评《日常生活的心理病理学》，更为之读了《梦的解析》的1913年英译本。1924年他们夫妇的贺加斯出版社成为弗洛伊德在英国的出版商，也因此成为精神分析在英语世界最有力的推动者。1938年弗洛伊德避祸英国，他们与弗洛伊德约见，相谈甚欢。此外，弗吉尼亚的弟弟弟妹是心理分析师，她的朋友詹姆斯·斯特拉奇是弗洛伊德全集的英译者，詹姆斯和妻子艾丽克斯也是心理分析师。以心理分析彼时在英国的热门程度，弗吉尼亚为什么不找以上这五个人中的任何一个咨询治病呢？
这便牵扯到了伍尔夫本人对所谓“疯狂”和与之对应的心理分析和精神治疗的复杂态度。上文提到的莱纳德对妻子厌食与疯狂的评价是一个三种思想的混合体。首先是弗洛伊德。此时已是60年代，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已是常识，意识与潜意识的区分极方便地为人揭示了一个理性与非理性对立的二元世界(“在她的思维表层之下，有种奇怪的、不理性的罪恶感”)。莱纳德认为对“罪恶感”的分析是弗洛伊德的《文明及其不满》对人类思想做出的一大贡献。弗洛伊德说“罪恶感是文明发展进程中最重要的问题”，(31)莱纳德自己的政治哲学《政治学原理》也说“罪恶感是西方历史的原动力”。(32)其次是理性主义。莱纳德一生崇尚古希腊哲学与18世纪的启蒙学说，是个理性主义者。最后是基督教。伍尔夫夫妇是无神论者，但莱纳德解释妻子厌食的原因却借助基督教的“七宗罪”，说她厌食是惧怕自己懒惰、贪吃。如此杂糅的解释正说明莱纳德到底不明白妻子为什么厌食、发疯。(33)
莱纳德不一定知道同样是在60年代的福柯对精神病的解析。福柯认为精神病体现一种权力关系，“疯”非“事实”，而是由体制、机构制造，是掌握权力的一部分人对无权的另一部分人的价值评判，而划分“正常”与“疯癫”的目的是为了规范社会秩序，因此有了“正常人”与“疯子”之间的监控与反监控。关键还是“负罪感”。“这种负罪感使疯人变成永远可能受到自己或他者惩罚的对象。承认自己的客体地位，意识到自己的罪过，疯人就会恢复对自我的意识，成为一个自由而又负责任的主体，从而恢复理性。也就是说疯人通过把自己变成他者的客体对象，从而恢复自己的自由。”(34)
这个论断弗吉尼亚·伍尔夫大约不会不赞成。她视精神科医生为暴君、蠢货、真疯子，视精神治疗为胁迫和恐吓。这一点她在1925年的小说《黛洛维夫人》里说得很明白。这书写一个男人(一战伤兵史密斯)和一个女人(黛洛维夫人)在伦敦各自度过的同一天。饱受战争的心理创伤折磨的史密斯终于受不了了，在这一天行将结束的时候自杀了。他的医生威廉爵士因此在黛洛维夫人的晚宴上迟到了。一人自杀之时正是另一人的盛宴开始之时。死亡与饮宴同步。一个人死了对这世界几乎没有影响，即使对他的医生。这位医生——伍尔夫对他的态度嘲讽极了——是当代的精神病专家。他最崇拜“比例”，比例是他的女神，因为比例就是健康，如果有人胆敢跟他宣称自己是耶稣基督，要自杀，他就得跟他谈谈“比例”了。他就得
命令他卧床休息，独自休息，沉默和休息，没有朋友、没有书、没有信地休息，六个月地休息，直到一个进来时七石六磅[约94斤]的人出去时十二石[约152斤]……崇拜比例的威廉姆爵士不仅自己发达，也使英国发达，他把她的疯子们隔离开，不准他们生育，惩罚他们绝望，使这些不健康的人不能散布他们的观点，直至他们分享他对比例的感觉……不仅他的同事们尊敬他，下属们怕他，就连病人的亲戚朋友也对他感激不尽，因为他命令那些预言世界末日和上帝到来的男基督和女基督们呆在床上喝牛奶；威廉爵士和他治疗此类病症的30年的经验和他不会错的直觉，这才是发疯，这种感觉，这种比例感。(35)
这里的“病人”简直就是伍尔夫的自况。这个威廉爵士的形象几乎一定来源于她自己的几个精神医生，尤其是当时差不多最著名的Dr.Savage，此人的姓氏意思正是“野蛮人”。威廉爵士和霍姆斯——厌食厌世的史密斯的另一个医生——都很好吃。威廉爵士的家宴有八、九道菜，霍姆斯本人是个胖子，并且很重视、很喜欢自己的胖，认为胖是健康正常的标志。如果他觉得不够胖，早餐的时候会多喝一碗营养粥。也就是说，粥是他健康正常的来源。如此剖析，伍尔夫揭露饕餮是多么荒谬可笑。
以上引文还说明，即时在发疯的状态下，伍尔夫仍然对世界保持观察。她知道别人对她做了什么，也知道自己对这些人和事的感受。她好似有一层意识能够跳出来看自己。这到底是不是“真”疯？正如普林斯顿的数学家约翰·纳什说他发疯时知道自己疯了，可是他不愿“醒”过来，直到有一天他愿意“醒”过来了，他就好了，似乎他可以控制自己的疯与不疯。还有一个例子是福楼拜。福氏年轻时有种精神类的怪病，李健吾叫“脑系病”，性质如羊角风，发作时给了福楼拜一种独特奇异的感受，例如听见声音、满眼金色，而且福楼拜认为自己当时仍有意识：“甚至我不能开口说话的时候，我心里总清清楚楚。”(36)
但是伍尔夫虽然对精神治疗极端敌视，却并非觉得自己没问题。她害怕发疯。投河前她给丈夫留的遗言说：“我很肯定我又要疯了。我觉得我没法再熬过一次那么可怕的时间。我这次不会好了……”她有非常实际的一面，所以才要就医、遵医嘱、出版弗洛伊德、了解精神分析的新法。但她一次次臣服于男性医生和男性监护人的纪律，尤其是她丈夫本人极消瘦，一幅厌食的样子(这是她最后一个精神医生的结论，而且这个医生是个女的，可见性别多么影响人的判断，男医生熟视无睹的事，女医生一眼看到)，她却听从他喂饭，而不反诘他自己才该多吃，这是否体现她在男权文化影响下一种根深蒂固的“负罪”情结？
无论如何，之所以终究不用弗洛伊德的说话疗法，大约还是出于她认为“人的结构是心、身、脑混合一体的”理念。(37)也就是说，部分构成整体，整体却无法分割为部分。凡事都有好坏两面，好坏相倚相伏。就像理智与疯狂，疯固然坏，也有好处。疯使伍尔夫对艺术的感觉更敏锐、想象力更蓬勃。疯既是她写作的压力也是动力。写作也如此，它既制造疯狂，又释放疯狂。因为她越写越狂热，越写越亢奋，越写越疯，不写作就不能够排遣这一团积郁之气，不足以摆脱疯狂。很多作品，例如《到灯塔去》和《秋园》，都是她在病中卧床时构思的。她感叹自己疯病好后写作能力超强，似乎“每一个景象、每一个词的暗示力都大大增加”。(38)此外，她不觉得科学能完全解释人的精神世界，人本来就是神秘，如此更好。“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灵魂，更不用说别人的灵魂。人不是一路走来全程手拉手。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纠缠不清、没有道路的处女地。在那里我们单独行走，喜欢如此。永远都有人陪伴，永远都被人明白，是无法忍受的。”(39)她既如此珍视发疯带来的创造力，恐怕真去治病了，疯可以治好，写作的天才也没了。
如此说来，伍尔夫是不是真“疯”，或者到底什么叫“疯”，至少可以存疑。(40)在这一点上，她给朋友的信颇值回味：“作为一种体验，发疯真是棒极了。躺在床上那六个月，关于什么叫自我，我真是领教了。”(41)
注释：
①(12)(27)(28)(29)(30)Leonard Woolf,Beginning Again:An Autobiography of the Years 1911to 1918(London:Hogarth,1964),p.148,p.77,p.79,p.163,p.80,p.165.
②Peter Dally,Virginia Woolf :The Marriage of Heaven and Hell(London:Robson,1999).
③Virginia Woolf,The Diary of Virginia Woolf,eds.Anne Olivier Bell and Andrew McNeillie,5 vols(London:Hogarth,1977-1984),Vol.3,p.315.
④(25)Leonard Woolf,Letters of Leonard Woolf,ed.Fredric Spotts(London:Weidenfeld and Nicolson,1990),p.557.
⑤Catherine Steiner-Adair,"Foreword",in Hilde Bruch,The Golden Cage:The Enigma of Anorexia Nervosa,1978,(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1),pp.vii-xvii,p.xii.
⑥⑦⑧⑨⑩Hilde Bruch,The Golden Cage:The Enigma of Anorexia Nervosa(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8,2001),p.xxii,p.3,p.14,p.18,p.3.
(11)Denise Russell,Women,Madness,and Medicine(Cambridge:Polity,1998),pp.85-95.
(13)Allie Glenny,Ravenous Identity:Eating and Eating Distress in the Life and Work of Virginia Woolf(New York:St.Martin,1999).
(14)(26)Quentin Bell,Virginia Woolf:A Biography,Vol.2(New York:Harcourt,Brace,Jovanovich,1972),p.15,p.17.
(15)Quoted in Quentin Bell,Virginia Woolf,Vol.1,p.126.
(16)(17)(18)(19)(23)(37)Virginia Woolf,A Room of One's Own(New York:Harcourt,Brace,1929),p.30,pp.16-17,pp.28-29,p.4,p.132,p.30.
(20)Roger Fry,Cézanne:A Study of His Development(London:Macmillan,1927),p.4,quoted in Bettina Knapp,"Virginia Woolf's 'Boeuf en Daube'",Literary Gastronomy,ed.David Bevan(Amsterdam:Rodopi,1988),pp.29-38,p.35.
(21)E.M.Forster,"Virginia Woolf",Two Cheers for Democracy(London:Edward Arnold,1951),pp.238-252,pp.246-247.
(22)“使徒”是剑桥的秘密精英学生社团，主要由三一学院和国王学院的本科生构成，是一个学术讨论团体，始建于1820年，因最初成员为12人而得名。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那批成员深受哲学家G.E.Moore的影响，包括日后的政论家Leonard Woolf，小说家E.M.Forster，经济学家John Maynard Keynes和传记作家Lytton Strachey，这些人后来成为现代文化史上著名的布鲁姆斯伯里团体。
(24)Virginia Woolf,To the Lighthouse(Harmondsworth:Penguin,1970),p.237.
(31)Sigmund Freud,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trans.James Strachey,Standard Edition(London:Hogarth,1961),Vol.21,p.134.
(32)Jan Ellen Goldstein,"The Woolfs' Response to Freud:Water Spiders,Singing Canaries,and the Second Apple",Literature and Psychoanalysis,eds.Edith Kurzweil and William Phillip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3),pp.232-255,p.250.
(33)大量关于他们夫妇关系的八卦都由伍尔夫的这个疯病产生。有一种粗糙的女权主义认为莱纳德是恶夫操纵迫害无辜妻子(如Irene Coates,Who's Afraid of Leonard Woolf:A Case for the Sanity of Virginia Wool f,New York:Soho,2000),也有人认为“疯”是伍尔夫夫妇的交流媒介，使他们得以互相利用，各有所得(如Thomas Szasz,"My Madness Saved Me":The Madness and Marriage of Virginia Woolf[London:Transaction,2006]),还有为莱纳德辩护的，说如果不是他照顾弗吉尼亚，女作家恐怕活不了那么多年，更写不了那么多书(如Victoria Glendinning,Leonard Woolf:A Life[London:Simon & Schuster,2006])。
(34)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刘北成、杨远婴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4页。
(35)Virginia Woolf,Mrs.Dalloway,1925(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pp.84-85.
(36)李健吾：《福楼拜评传》(1935)，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5页。
(38)Virginia Woolf,A Writer's Diary:Being Extracts from the Diary of Virginia Woolf(New York:Harcourt,Brace,1953),p.63,quoted in Jan Ellen Goldstein,"The Woolfs' Response to Freud",p.241.
(39)Virginia Woolf,"On Being Ⅲ",p.14,quoted in Jan Ellen Goldstein,"The Woolfs' Response to Freud",p.242.
(40)当然也早有学者认为伍尔夫并非疯子，她的疯纯属误诊，问题的关键还在性别歧视：她是“男性医学的女性受害者”。见Stephen Trombley,All That Summer She Was Mad:Virginia Woolf,Female Victim of Male Medicine(London:Continuum,1982)。
(41)Virginia Woolf,Letters of Virginia Woolf,Vol.4,eds.Nigel Nicholson and Joanne Trautmann(London:Hogarth,1978),p.2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