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债周期假说及其阶段性转换问题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假说论文,外债论文,阶段性论文,周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所谓外债，是指国内外经济主体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而外债的运用过程，也就是债务经济的过程。所谓债务经济，是指与其他经济社会保持信用关系的信用经济。国际金融理论根据债务经济中外债的借入、使用、偿还以及外债总量上的变化规律，提出了外债周期假说。从一个债务经济的中长期动态发展看，外债周期假说提出了三个演变阶段：（1）不成熟债务国阶段。其特点是：贸易逆差，净资本流入， 债务上升。（2）成熟债务国阶段。其特点是贸易逆差下降，开始有顺差， 资本流入下降，还本付息和投资分红增加，债务上升速度递减。（3 ）债务减少国阶段。其特点是贸易顺差上升，净资本流出，外债余额下降。
债务经济过程与非债务经济过程相比，存在巨大的差异，如债务经济使一国经济关系和经济利益多元化、复杂化；外债的引入使得原来仅仅立足于国内经济的宏观政策部分地失去效率〔1〕， 针对外债周期的不同阶段，及时转变宏观调控方式、进行政策选择就成为宏观决策的当务之急；如果在外债使用过程中整体效率不高，就可能导致债务危机，此时政府除了削减投资、减少进口、降低国内消费以增加资源向外转移等艰难的调整政策外，几乎没有其他选择。因此，债务经济过程中，如何顺利地实现外债周期的次序推进和阶段性转换，避免陷入外债危机，就成为宏观经济运行中的一个关键性问题。
事实上，外债周期假说说明了外债总体水平在一般情况下的变动规律，但并不是说任何一个债务经济都能够经历这一假设的外债良性循环，即不成熟债务国阶段向成熟债务国阶段的转换、成熟债务国向债务减少国阶段的转换。从更深刻的角度看，所谓实现外债周期的阶段性转换，实质上就是使债务经济良好运行和顺利过渡到自我维持的经济增长状态（self—sustaining growth）， 这主要地取决于政策选择以及宏观调控方式。
从实际情况看，正是外债危机的出现，才使得外债周期的成功转换问题成为债务国和债权国以及国际组织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近年来，发展中国家日益严重的外债危机再次引起国际社会的深切关注。据非洲开发银行统计，发展中国家的外债在90年代依然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截止1995年底，发展中国家的外债总额为1.79万亿美元，分别比1994年、1993年、1992年和1991年增长8.2%、17.4%、27.1%和33.5%〔2〕。近几年，尽管发展中国家每年都在以1500亿美元左右的速度偿还债务，但是其债务仍然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1996年9月底，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共同提出了一个“重债穷国”的概念，显示出国际社会对外债问题的广泛关注〔3〕。
从外债周期阶段性转换的角度看，所谓外债危机，实际上就是上述任何一个阶段性转换的失败，而且不过是政府经济政策长期失调于债务经济过程中的极端反映。布彻（Bouchet ）指出：“当前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的外债危机反映着经济发展、国际金融体系、银行管理和经济思想的危机”〔4〕。显然，正是由于发展中国家在财政金融政策、 发展政策以及外债理论研究方面的不足，才直接诱致了外债危机的爆发。可以说，离开发展中国际具体的债务管理制度、方式、方法和手段，任何关于债务经济下外债周期的阶段性转换的建议都永远只能是建议而已 〔5〕。
二、外债周期顺利实现阶段性转换的理论分歧
外债周期的阶段性转换过程，也就是债务经济从外部资助的经济增长逐步过渡到自我维持的经济增长的过程，其理想的情况是“继主要以外贷和外援带动投资明显增长而推动的GNP迅速增长以后， 出现对外部融资依赖性的稳步下降”〔6〕。
在西方发展经济学关于外债问题的研究中，就发展中国家债务经济能否顺利实现外债周期的阶段性转换问题，明显地存在着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这种阶段性的转换是不成问题的，只要内外经济政策与债务管理是健全的，就一定会做到顺利转换。与此相对照，依附论的观点则否定了发展中国家债务经济顺利转换的可能性，它强调发展中国家结合外债的经济过程不具有内生性积累和无异化增长的特点，从而经济政策和债务管理受制度因素、历史因素的影响，不可能趋于合理化，所以发展中国家债务经济的直接后果只能是对发达国家经济的依附性加强，而不会有实质性的过渡〔7〕。
显然，无论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还是依附论，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债务经济过程中外债周期实现阶段性转换过程中的现实，因而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依附论所提出的重塑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制度的要求，在实践中短期内是难以实现的。在现实的经济运行中，各国政府只有通过内部政策调整、外部政策协调和加强债务管理等途径来尽可能提高使用国际资本的相对收益，将外债控制在可以管理的范围之内，进而促进外债周期实现阶段性的转换。
三、政府的政策选择是成功推进外债周期阶段性转换的决定性因素
值得指出的是，虽然经济理论对外债促进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的论述为发展中国家实行债务经济、推进外债周期的阶段性转换提供了基本的依据，但是企望外部资本自发地发生正面作用却是不现实的。其中最为关键的，是政府的政策选择（包括财政与金融政策、发展政策等）。从外债吸收能力的角度看，制约一国在其经济发展的一定时期外资吸收能力大小的因素主要包括：经济发展战略的开放性、经济政策的稳定性及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劳动力的可获得性及其素质、内资的综合配套能力、企业经营能力和企业家阶层的发育状况、基础设施条件以及国际市场状况等〔8〕。其中大部分因素都直接受到政府行为的影响。
从国际经验看，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1988—1989年主持了一项对八个发展中国家（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印度尼西亚、墨西哥、菲律宾、韩国、土耳其）外债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9〕， 研究表明只有韩国和印尼在1975—1986年之间顺利地推进了外债周期的阶段性转换，没有遇到外债偿还困难，而其他六国都有过与债权国进行债务重新安排的经历。不同国家在实行债务经济，促进外债周期的阶段性转换方面的实际效果上的差异，大部分可以归因于这些国家进行了不同的政策选择。
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展中国家利用外债来加速经济发展实践的全面分析，特别是对亚洲四小龙和拉美发展中国家外债政策的对比研究表明，造成发展中国家未能成功促进外债周期阶段性转换的重要原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10〕：（1 ）利用外债来促进经济发展的经济运行，客观上为政府推行随意裁定性质的经济政策提供了方便，这容易导致政府既未能切实根据经济发展对外债的客观需要和国内经济发展对利用外债的实际吸收能力来利用外债，也不能根据经济发展与外债偿还的实际能力来引进外债，从而会导致外债规模的失控；（2 ）政府未能把握发展中国家资源短缺的现实和经济运行中的结构刚性，将外债作为解决国内经济问题的灵丹妙药，但是对外债的管理以及外债的配置效率缺乏足够的认识。显然，政府充分内在化债务经济利益、推进债务周期阶段性转换的关键，在于政府制定明确和可靠的经济政策，以使其经济运行处于高收益率的投资状态。“这样的国家不但不降低负债，而且开始输出资本，同时继续从国外借债。经济史上有许多这样的例子。”〔11〕
从资金运行的角度看，债务危机无非是指由于特定的原因使国际资本的运动突然中断。从宏观角度看，政府创造着适合于或者不适合于国际资本运动的基本经济环境，改变着国际资本的收益状况，因而直接影响着债务经济的发展和过渡。政府在进行宏观调控时，必须能够正确识别国内经济缺口的规模和产生的原因，合理规定与严格控制外债资金的使用方向，加强国家在资源配置与扩大公共储蓄方面的作用，为对外贸易的有效益扩张作长期的努力，这样，才能保证国际资本按照经济计划规定的合理的速度流入国内生产过程并不断转化为可贸易商品，从而推动外债周期的阶段性转换。
在分析80年代引发债务危机的原因时，常常容易将其归结为国际资本市场利率的大幅上调和发展中国家浮动利率债务占总债务比率不断提高这两个事实。但是，与宏观政策的有效性相比，这远远不是引发债务危机的主要原因。值得注意的是，亚洲国家的浮动利率债务比重明显高于非洲国家，而官方来源债务明显低于非洲国家，但是，这一时期亚洲并没有发生债务危机。显然，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宏观政策有效性的巨大差异以及其所导致的出口实绩和经济运行的巨大差异。
四、财政政策与外债周期的阶段性转换
在推进外债周期阶段性转换的宏观政策中，财政政策无疑应该具有主导性的作用。国际经验表明，在高财政赤字和高通货膨胀并存的宏观运行环境下大量引入外债，会带来长期性的不利影响：（1 ）将这些债务流入的资金一部分用来支持增加的公共消费和转移支付，以及由此产生的要求政府全面扩张经济的越来越大的压力，部分地抵消了通过扩大国内投资的动态过程来改善国民经济结构的实际效果，而且增加了经济社会的债务偿还困难。（2）使经济增长出现大幅度的波动。 在外部资本流入的情况下，如果政府不能有效地控制财政赤字，就会导致经济社会原有的和额外的投资资金部分地（通过公共消费等形式）转化为消费基金，这一转化造成（1 ）经济增长率仍然只能维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2）社会平均储蓄率发生下降趋势， 较低的经济增长率和趋于下降的社会储蓄率加大了外债偿还的困难。
80年代以来，中国在财政收支日益困难的情况下，虽然卓有成效地将财政赤字控制在可管理的范围之内，但是在赤字的合理运用方面还不够理想；对于宏观经济运行来说，赤字的合理运用恰恰是更为重要的。显然，这些赤字大部分代表着追加的外债资金和内债资金〔12〕，其经济效益如何直接关系到这些债务的偿还问题。低效率的使用不仅会增加财政负担，而且更严重的后果是导致赤字与债务规模的失控，触发债务危机与通货膨胀。〔13〕因此，在债务经济过程中，推进外债周期的阶段性转换的新形势下，财政政策必须从侧重于收支管理，逐步转向以赤字管理为重点，并兼顾收支调整。
与国家财政状况密切相连的国有企业管理效果如何，必然成为公共赤字管理和债务管理的中心任务之一。事实上，在许多国家（包括我国），国有企业远远没有达到有效利用资源的目标。世界银行的有关调查显示，政府财政赤字上升，外债增加，国有企业是根源之一。〔14〕因此，从改善财政状况的目的出发，改革国有企业的运行方式，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与外债周期的顺利循环和转换密切相关。
五、债务经济的资源转移政策与外债周期的阶段性转换
所谓资源转移，是指在债务经济里，债务国总产出中每年必须让渡给债权国的部分，这种让渡既是出于履行债务合同的义务，也是出于进一步引进债务资金的需要，同时也是促进外债周期阶段性转换的重要环节。理论上说，伴随着债务经济而来的资源转移问题原则上要靠不断扩大出口（必要时压缩进口）来解决。因此，最大限度地减轻资源转移给经济增长带来的消极影响，就成为国家贸易政策努力实现的目标之一。在特定意义上，债务经济中的资源转移政策就是贸易政策。当然，在时间序列中反映于各个时点上的资源转移规模，取决于国家债务总量及其成本的大小，而后者又取决于国家债务管理过程中的各项有关决策。如果外债管理政策适当，国家承受的资源转移压力自然就小一些，政策调整的难度也就要小一些。
从资源转移的角度看，为促进外债周期的阶段性转换，就应该注意扩大可贸易部门在国民经济产业结构中的比重，扩大制成品出口在出口产品中的比重，扩大出口取得的硬通货收入在出口收入中的比重。在推行优先发展资源密集型产业政策的国家，可能会将债务资金大部分用于资源开发和资源加工的产业部门，而对其他可贸易产品的生产重视不够。在资源产品的世界市场价格上升的时候，大量外汇收入足以支付债务本息偿还和维持国内生产对中间产品、资本品以至消费品的进口。但是，在资源产品价格下跌时，必然会发生资源转移的困难，并且使出于债务偿还需要而大力压缩进口的可能性也就变得微乎其微。例如，墨西哥在80年代就遇到这种情况〔15〕。
外债周期阶段性转换中资源转移问题的产生，常常是发展政策（如是出口鼓励，还是进口替代）与债务经济的贸易政策的不一致所致。发展政策调整的重要意义，就在于能够在相对较短的时期内有效扩大制成品的出口能力。因为扩大制成品出口是国家贸易条件不断改善、本国产品占有世界市场份额（尤其是发达国家市场份额）不断扩大、以及在不压缩进口的情况下也能产生贸易盈余的最可靠的因素。经验表明，只有制成品出口的有效扩张，才能使一国经济不仅得益于，而且适应于债务经济的动态过程。正因为这样，我们必须把债务经济的资源转移与对发展和贸易政策的调整过程联系起来，并把重点放在产业结构的调整上。
从短期来看，虽然外贸经济上“以量取胜”的粗放型经营方法可以暂时地满足债务经济对资源转移的要求，但是这种状况必然会影响到国内消费与投资的正常增长。因此，债务经济中的资源转移政策首先强调的是外贸经济效率，即强调对外开放和出口扩张的重要目的不在于单纯扩大对外物资交流的规模，而在于更大规模地取得效率收益，这也就是要创造出能够使宏观经济运行将出口扩张与国际收支结构的长期改善相统一的政策环境〔16〕。因此，有意识地培植国内压缩进口的能力也成为资源转移政策的目标之一。
这样，外债的流入必须能够提高出口增长率〔17〕。至于外债流入所引起的宏观经济效率的改善，部分地意味着提高了进出口的产出弹性，但是更重要的是反映为运行中的债务经济减少了对进出口品的依赖程度。这样，随着出口收入的不断扩大，进口相对增长缓慢，经常账户逆差才能逐步缩小，债务增长率才能逐步下降。
外债运用、进出口状况的改善、经济的增长之间的良性循环最终应该体现为外债运用给经济社会带来的持续的经常账户盈余。该盈余对外部资本的比率，理论界称之为外部资本的宏观经济生产率（MRP,macro—economic rate of productivity）。当外债的MRP大于外债利率时，债务增长率就会下降。出口扩大，或者进口减少，均有助于增加经常账户的盈余，提高外债的MRP。 较高的外债MRP， 是经济增长的标志，也是外债周期实现阶段性转换的重要指标。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为了有效推进外债周期的阶段性转移，相应的外债流动的主要目标就应该是：以最低成本接近国际资本市场，适度规模的外债借入和最大化外债的MRP，从而明显提高产品出口率和进口压缩能力，推动外债周期的阶段性转换。
从整个外债资金运转的角度看，外债运用的效率是外债周期实现阶段性转换的最为关键性的因素〔18〕。为了提高外债的运用效率，政府在进行宏观经济决策时必须考虑的是，外债的使用必须局限在一个极窄的范围之内，同时要注意原则上不发生替代国内投资（国内储蓄）的效应。这表明，政府强制规定外债的作用方向是必要的。政府保证外债流入投资领域仅仅是经营债务经济的最初一步，而具体流入哪此部门或带动国内资本流入哪些部门则更为重要〔19〕。
六、外债周期阶段性转换中内资和外债的关系问题
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外债与内资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外债对内资形成追加效应， 即当一定的外债流入时，内资并未因此而在数量上减少，因而一定数量的外债流入能够使国内可供投资的资本得到程度不同的增加；（2 ）外债对内资形成替代效应，即外债流入时，内资出现了程度不同的减少，因而外债的流入并没有使国内可供投资的资本得到等量的增加〔20〕。
外债对内资的替代，可以划分为简单替代和有效替代两种。所谓简单替代，是指外债对内资的等质的替代，这一替代的结果并不会降低资本产出系数，也不会提高国民收入增长率。所谓有效替代，主要是指外债对内资的不等质替代，这一替代的结果往往会导致资本产出系数的降低和国民收入增长率的提高。
在现实中，简单替代作用的发生，往往是由于债务国过度消费而引起国民储蓄水平下降，或者是由于国内政治经济不稳定造成国内资本的长期外逃。在此情况下，为维持既定的经济增长目标，债务国倾向于大量引入外债来弥补国内储蓄的下降。这时，如果投资率相对稳定，那么即使外债本身对经济目标的实现有着重要作用，这种作用充其量只是填补了国内储蓄留下的空缺，所以外债的借用并没有引起国民收入的相应增长，实际上这种简单替代作用无异于直接将外债用于消费。与此相对照的是，有效替代会降低资本产出系数，从而提高投资效率。如果外部资本输入的是高技术或者高效率的资本货物，从长期看，国民经济的产业结构会随之改善。
在推进外债周期阶段性转换的过程中，内资与外资的配套问题同样是一个牵涉面甚广的问题。在发展中国家，与外债配套的内资一般来源于两个渠道，即国家财政与银行信贷。就此而论，一国在一定时期的外债吸收能力要受国家预算投资和银行信贷规模的双重制约，发展中国家外债对内资的配套需求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外债项目本身所需要的配套资本；其二是外债流入后产生的货币供给效应而对国内资本产生诱导需求，即外债的流入会相应提高一国经济发展中的投资开发能力，从而导致国内经济发展对货币需求的增加。因此，通过调节配套的内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外债周期的阶段性转换。
一般来说，外债的引入，主要是为了缓解投资资金的不足，在投资活动中起主导作用的始终应该是本国的资本（内资）。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可以说正处于一个斩折点上。按照正常的投资规模要求来看，我国投资资金并不紧张。国内总投资占GDP的份额一直居高不下（如80 年代平均为34.65%）。但是，由于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偏低， 产品出口率更低，造成经济活动中经常出现瓶颈问题的制约。实际上，这类问题根本不可能单纯依靠连续扩大投资规模来解决。按照世界银行的看法，中国的投资资金并不短缺，在债务经济发展的新阶段，投资对GDP 的比重还应该有所下降，代之以效率改善作为投资下降的补偿。因此，对外债的需求数量并不一定很高〔21〕。总体上看，投资效益不佳、宏观经济效率不高和有效益的出口增长相对缓慢，将是促进中国外债周期阶段性转换的主要障碍〔22〕。
七、外债管理与外债周期的阶段性转换
为了促进外债周期的阶段性转换，必然要求加强外债管理。广义的外债管理，包括采用一系列金融手段，如加快金融体制改革，积极培育国内的本外币资金市场（如外币债权市场和外汇资金拆借市场等），减轻对外部资金的依赖；严格银行结汇管理，限制外汇贷款转换成本币；建立偿债基金；推行全口径的外债计划管理等。狭义的外债管理，则包括总量和结构两个方面。
1.外债的总量管理。转向开放经济的发展中国家，其结合债务的经济增长过程能否稳定进行下去，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适度外债规模的确定。对于宏观决策来说，具体量化这一规模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它却是国家债务管理中的关键环节。适度债务规模的确定，主要有两类办法。（1）以外债的边际收益等于其边际成本的原则来确定。 这一方法认为外债使用到何处并不重要，只要其作用于社会资本存量的增加，只要这一增加的资本存量的边际收益高于外债的成本，继续借入就是合理的，直到其边际收益等于成本为止。（2）以某些现金流量指标来确定。 这种方法运用一些经济指标，如资产收益率、自有资本收益率、偿债率、债务率、出口率、经济增长率等，来大致地确定所谓适度外债规模。相比之下，后者由于更易操作而得到广泛的使用。同时，要控制外债的增长速度〔23〕。
2.外债的结构管理。根据外债的不同要素特征，外债结构包括来源结构、币种结构、期限结构、利率结构、债务人结构和运用结构等。外债的结构管理，就是要坚持外债来源结构的多样化，保持多元币种结构和合理的期限结构，在既定的外债规模之内提高外债的使用效益。
注释：
〔1〕从中国的情况看， 外债流入在中国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例不断扩大，一方面弥补了国内建设资金的不足，但在另一方面，国家财政预算和人民币信贷规模以外的投资比例加大，也弱化了宏观政策对社会投资总规模的调控能力。同时，1995 年底1066 亿美元的外债所需要的15000—20000亿元配套资金（一美元15—20元左右），也对国内金融市场形成压力，参见《1995年中国外债发展报告》，第21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
〔2〕《国际商报》1996年12月8日第3版。
〔3〕《旧债未还又举新债》，载《国际经贸消息》1996年12月5日。
〔4〕M·Bouchet,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Debt,Quorum Book,1987。
〔5〕P·纳盖认为，“一国的债务风险和偿债能力是无法用一个客观的或是‘科学的’方法估计的，更谈不上定量分析。国际借贷和国内借贷一样，可能仍然是一门艺术，而不是科学”。参见纳盖：《债务清偿率：有多大用处的分析工具》，英国《银行家》杂志1976年第4期。
〔6〕H·Chenery,Foreign As sistanc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THe America Economic Review (Volume LVI,Sept,1996),P·679—680。
〔7〕参见张志超《国际债务、经济增长与政策选择》， 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15页。
〔8〕贾塔克，《发展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 第237 —238页。
〔9〕参见J·Sachs(ed),Developing Country Debt and the World Economy,P.4。
〔10〕伍海华《经济发展与利用外资规模》，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8—59页。
〔11〕D·阿夫拉莫维奇：《经济增长与外债》， 引文见黄苏主编的《发展中国家的外债》第42页。
〔12〕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1995年中国外债发展报告》的分析，“利用外国资本平衡国家财政收支，成为缓解中国财政赤字压力的一个重要手段。1993年至1995年三年间，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累计发行政府债券25亿美元左右”。
〔13〕80年代我国年度长期债务借入从1979年占GDP的0.7%上升到1988年的2.4%，这与80年代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外债借入占GDP的比重平均比70年代上升了3倍的趋势是一致的。 世界银行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发展中国际财政政策的失误造成的，“现在成为发展中国家财政危机的核心问题”。参见世界银行：《1988年世界发展报告》，第48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
〔14〕张志超《国际债务、经济增长与政策选择》，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7页。
〔15〕张志超《国际债务、经济增长与政策选择》，第270—279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墨西哥在80年代初陷入债务危机，并在随后的经济调整中遇到比预料中更多的困难。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1）大宗产品出口（如石油，占其全部出口总值的50 %以上）世界市场价格下降，造成外汇收入急剧下降；（2 ）长期靠石油收入维持的国内制造业外汇自我平衡能力太低，压缩制造业所需中间产品、资本品的进口（占其全部进口的90%）会直接大量增加国内失业人数。当然，引发墨西哥债务危机的原因还有他方面（如资本外逃）。
〔16〕80年代末期，我国丝绸业年出口29.6万吨初级蚕茧制品，共创汇11.3亿美元，平均每吨创汇3817.5美元；而同期韩国出口2 万吨经深加工的蚕茧制品，共创汇2.5亿美元，平均每吨创汇12500美元，每吨的创汇额高于我国2.3倍。参见方忠辉， 《我国目前对外贸易中的几个问题及对策选择》，载《对外经济贸易》1991年第5期。
〔17〕根据测算，我国的外债如果投向出口创汇产业，1 美元可以净创0.3美元，如果将外债的40%用于出口创汇项目， 即可实现外债的总体自还。参见张陶伟等，《论外债结构的优化与管理》，载《国际金融研究》1996年第8期。
〔18〕严格地说，由于外债运用中存在外部经济问题，因而确定外债的使用效益十分困难。外债使用既可能引起投资环境的改善，产生外部经济；也可能由于外债使用而丧失了更为宝贵的投资机会，引起外部不经济。在目前的外债使用中，用于能源、交通、港口等社会基础设施的占很大的比例，基础设施建设具有社会经济效益高而微观经济效益差的特点，因此，不能仅仅计算使用外债的各个微观单位的效益，更重要的是考虑外债使用的外部经济（即宏观经济环境改善）。参见厉以宁等，《中国对外经济与国际收支研究》，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1年2 月版，第214页。
〔19〕经验表明，为了提高外债的运用效率，在注重发展现代工业的同时，对农业发展也要进行必要的刺激与扶植。事实上，农业的落后会在许多方面影响经济增长，降低经济体系使用外部资本的能力，增加债务困难，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Mahathir Mohamed）在分析亚太国家何以在使用外债方面比拉美国家更有成效时列举的原因之一，就是大多数亚太国家和地区已经成功地发展了农业的生产规模和生产效率。参见H·Giersch(ed):The Intermational Debt Problem,第16页。
〔20〕外资之所以能够替代内资，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即：“一是外资流入能引导政府放松税收管制，增加消费支出和进口自由化；二是国外直接投资挤掉国内投资”。参加P·B·拉纳等：《外国资本对发展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对亚洲发展中国家的考察》，载《发展经济》1988年3月号。
〔21〕世界银行：《中国——计划与市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第6章。
〔22〕据测算，中国借用中长期国外贷款占同期全民所有制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不断增加，“六五”、 “七五”和“八五”期间分别为6%、10%、18%。参见《1995年中国外债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7月版。
〔23〕根据外债周期理论，限制债务无限增长的唯一办法是在一段时间里维持一个出口增长率高于债务利率的格局。这与普遍认可的借款准则是一致的，该准则表述为：利率和债务增长率都不能持续地超过出口或收入的增长率。参见世界银行：《1985年世界发展报告》，第53页，专栏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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