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助于档案研究：放大镜中的剑桥经济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剑桥论文,镜中论文,经济学论文,档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导论
最近25年以来，档案工作当然有助于学术界恢复了尤其是对凯恩斯和整个剑桥经济学的兴趣。这些档案工作包括马歇尔、凯恩斯、斯拉法、哈罗德和琼·罗宾逊、卡恩和卡尔多的论文，一定程度上也包括罗伯逊(Robertson)、多布、克莱茨基、米德、斯通和古德温的论文。至于其他重要的剑桥经济学宣传者，不幸的是并没有包括庇古和罗宾逊的现有论文，尽管存在后者的传记材料，但是他们尚待充分挖掘。同样惭愧的是(仍然不能获得的)希克斯的论文也妨碍了研究范围的扩大，使他难以成为我们的一个重要的对话者(interlocutor)。而哈耶克的论文却容易获得，并且也得到全面的研究，这有助于我们把握凯恩斯与剑桥学派之间的复杂关系。
我想表明，同单纯地依靠已经出版的材料相比，借助档案材料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作为一种视角和方法的剑桥经济学。档案研究可以使读者更清楚地洞悉思想形成的过程，在同其对话者和反对者的关系中更好地理解他们的文本内容及其所讨论的问题的本质。
像任何古物一样，思想呈现在我们面前时，它都留有岁月的痕迹，因而，要认真研究他们的思想就必须求助于他们原初的形式。有鉴于此，草稿、目录及其相关材料都是重要的。
二、剑桥“群体”(“Group”)
档案向我们展示，以“剑桥学派”或“剑桥凯恩斯主义者”(Cambridge Keynesians)而著称的经济学家们最好被视为一个“群体”，而非一个“学派”(Pasinetti，2007)；换言之，他们不是坚持一个共同的信条，而是共同思想的凝聚与分享(Marcuzzo-Rosselli)。因此，剑桥经济学传统似乎成为了代替新古典经济学的一种遗产，它更多的是一种思想遗产而非全面的思想体系。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凯恩斯主义”的标签也是一种误导：尽管凯恩斯的核心思想没有争论余地，但是，斯拉法所复兴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思路也与此类似，而古典政治经济学极大地影响了罗宾逊夫人的后半生；而且，在某些人看来，古典政治经济学也是等同于“剑桥经济学传统”，并秉承了凯恩斯理论的思路。
剑桥理论的代表人物是凯恩斯、卡恩、罗宾逊和斯拉法，他们生活在同一物理空间，共同分享剑桥的生活方式，达到了一种特殊的程度。他们之间的知识学术合作关系、公认的共同立场、对话和乐于接受批评将他们紧密联系在一起，尽管斯拉法本人对自己施加了强大的影响，较少受到他人的影响。
凯恩斯初创了剑桥经济学的形式，其他学者则予以补充和完成，而他自己对其他人著作的贡献则不太重要。对他而言，如果对话能够沿着他的思路进行，则产生了合意的结果；如果偶然的评论和对话偏离了他的轨迹，那就难以因为其他理由把他引出来，例如价值理论或不完全竞争。确实，他说服他人的艺术和天赋的魅力创造了一种共识，使他成为剑桥经济学的关键人物。
琼·罗宾逊和卡恩之间的关系是剑桥学术合作的缩影，也堪称典范。首先，它是时间和空间的共同分享，这就便利了他们知识分享、思想交流和人际交往。从战后时期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他们在塑造剑桥学术氛围方面扮演了关键角色，也吸引了全世界的许多学生和学者来到剑桥。
斯拉法也参加了剑桥的所有重要的学术活动，但是，在寂寞的学术道路上，他并没有找到他的同路人。尽管正是凯恩斯吸引他到了剑桥，并且，卡恩和罗宾逊也听了他的演讲，但是，他对马歇尔理论的批判及其接受另一种不同理论的企图使他的影响力极为不足。他提出的建议——例如不完全竞争——也偏离了曾经一度激励过他的理论。
三、剑桥传统
档案材料使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与剑桥传统相关的经济学的方法①、“风格”和内容，剑桥传统的内核是凯恩斯、卡恩、罗宾逊和斯拉法的立场。
首先，马歇尔提供了一套分析框架，他把剑桥大学的学科制度化，成为剑桥经济学之父。在此，提香·拉斐尔(Tiziano Raffaelli)、彼得·格罗奈维根(Peter Groenewegen)和西蒙·库克(Simon Cook)所做的档案工作对理解马歇尔思想背景的形成过程至关重要。
不管是以批评形式，抑或完善或拓展形式，马歇尔分析各种各样的经济生活的方法都被这一群体采纳，把它作为分析的参照点。虽然马歇尔提出了市场机制诸多限制性条件和脚注，但是，他还是赞扬了市场机制，而凯恩斯和斯拉法开辟的道路暴露了无论是信任市场，还是相信马歇尔传承下来的市场理论的缺陷。
其次，市场失灵存在不同的解释，救治之道也不同。尽管斯拉法试图揭示马歇尔分析方法的逻辑不一致，它源自代表市场均衡的力量与基于边际数量的商品和要素价格机制相联系，而凯恩斯更关注效用最大化或利润最大化的个体与总体预期的资源的充分就业之间的不一致。
卡恩步凯恩斯后尘，接受了马歇尔的个体行为的基本命题，并且质疑“总是存在一个支撑充分就业的有效需求”的含义。一如凯恩斯，为了公共利益，他也寻找干预市场的制度和方案。
尽管琼·罗宾逊一生发动了反对(她称之为)混杂种的凯恩斯主义的尖锐斗争，但是她受到了斯拉法观点的唆使，支持古典(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以便更好地解释资本主义，而且，还采取了比政治学和其他学术争论中的学者更为激进的观点。
总之，论文不仅阐明了每个作者的生平和著作，而且还表明他们是生活在剑桥这个有形的或无形的圈子里的群体(Marcuzzo-Naldi-Rosselli-Sanfilippo，2007)。实际上，通过逐一地考察他们，我们就能够聚焦于他们在不同的学术成果中的合作。两场革命(不完全竞争和有效需求)只是他们共同挑战市场有效运行的思想、追求政府干预的两个例证。
下面，我将举出四个例子，这些例子来自我和他人的著作(Annalisa Rosselli，Nerio Naldi，Heinz Kurz，Anna Carabelli，Toshiaki Hirai，Brad Bateman)，旨在表明档案工作在理解剑桥经济学方面的重要性。与剑桥主要人物(包括凯恩斯、斯拉法、卡恩和琼·罗宾逊)论文的对话在网上可以获得，他们的内容有文献已经评论过。我将只是给出一些参考书目。
对凯恩斯论文一个有趣的说明可以参考考克斯(Cox，1995)的论文，他是伦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的档案管理员，他整理了他们的目录。帕西内蒂(Pasinetti，2001)、库尔兹(Kurz，1998)、史密斯(Smith，1998)也说明了斯拉法的论文，而马尔库佐和罗塞利(Marcuzzo and Rosselli，2008)则说明卡恩和琼·罗宾逊的论文。
四、斯拉法和“边际主义”②
我的第一个例子连同笔记和相关材料是斯拉法在其未出版的著述中反对边际方法的观点③。
经济学中的边际方法(他称为边际主义)也是马歇尔构造商品和要素的供给函数所使用的方法，而它却是斯拉法批判的对象，这也是他的思想中不变的内容。他的未发表论文表明，他不断地探求经济学中可以度量的和观察的实体，而这也是他相信边际方法不能满足他的科学标准的原因。斯拉法探求理论分析中可以度量的、有效的标准，它应当是明确的，这与统计研究中的分析方法不同，后者允许某些随意的选择，一如在构建指标时选择不同的权重。
在1929年的笔记中，他使用了后来成为《用商品生产商品》的等式，我们发现他的主张，即在经济理论中存在三种量：首先，生产和消费过程中可以观察和测量的量(几公顷土地、几吨谷物等)；其次，某些纯粹主观观察的量(牺牲或效用)，它们不可观察和测量。对斯拉法而言，这不是说在现实世界中不存在主观的或精神的力量(预期、信念和动机)在发挥作用，而是说这些量既不可观察，又不可测量。
根据1927-1928年冬天的笔记，他区分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中两种类型的量；前者论述：“历史上存在的‘物质’。现代经济学涉及到第二种类型，即未来的希望，例如效用、禁欲、负效用等等；必须注意的是，这些仅指对未来行为的预测”(D3/12/10/61(1))。
最后，还有第三种类型，即它们的特征仅由实验可以控制。所有的边际量，连同基于它们之上的需求和供给曲线都属于这一类型。它们具有相互排他选择的属性，即它们不会同时存在。例如，我们不可能观察到一块地同时由n和n+1个单位的要素耕作的情形，因为我们不能观察到某一时点供给(或需求)的不同的数量。正如斯拉法在1929年10月的笔记所写的：
“……需求和供给曲线、边际生产率构成了马歇尔(或者，确切地说，帕累托理论的基础)，无论是在任何时刻，还是在不断重复的、稳定的生产和消费过程中(它们)皆不存在。它们只是选择，在任一均衡点，只存在一种选择，而所有其他的选择则被排除在外。……因此，只是通过观察事物的某一过程或某一状态或测量其数量，不可能发现它们。但是，只有借助于实验，它们才会发现。……但是，实验的意义完全不同：它们实际上产生了那些事实，要不是实验，它们就完全不会产生；如果实验不产生它们，并接着证实它们，它们就是‘不可知’状态，这说明它们本质上不存在”(D3/12/13/3)。
因此，斯拉法不仅质疑经济学理论中使用这些量(比如边际量)的合理性，因为它们是实验的产物，而且还质疑相应的实验的可行性。在1929年10月，他写道：“那些实验不可能(事实上也从不会)进行，这是因为种种的原因：一是实际操作的困难；二是对实验所要求的条件缺乏明确的界定，而总是荒谬地假设‘其他条件不变’”(D3/12/13/3)。
这些观察对社会科学具有一般的意义，但是，斯拉法的贡献在于他质疑了经济学推理尤其是边际推理的合理性。
就边际生产力理论而言，通过实验，我们度量了n+1单位同先前的n单位所得到的产品的差别，但是我们度量的只是两种产品的差别。它意味着实验所产生的产量的变化能用来测量边际生产率吗，换言之，它能度量n+1单位的要素的贡献吗？这也许假定其他条件不变成立，但是，它恰恰是斯拉法高度怀疑的地方。我们怎么能够“区分”这另外一个单位的贡献？我们观察到的只是两种产品之间的差别，而不是边际单位的边际产品(或边际效用)。
而且，斯拉法坚持，经济现实的变化从不只会表现为极小的量的变化，而整个结构不发生变化。他对连续性假设的批评并不是关注要素的无限可分的假设，而是连续的可能性的“逻辑”，换言之，要素的量连续变化的可能性，不仅包括产品，还包括要素的比例的连续变化。
但是，对变化的研究确实在斯拉法的著作中占有一席之地，因为他并没有排除可观察的“边际”变量的科学分析，李嘉图在确定广义租金时也考虑到了这一方法。
长期以来，随着分析的焦点转向构建他自己的理论，斯拉法不断完善和修正他的观点，他的理论并不要求边际数量决定价格。《用商品生产商品》显示，通过举一个反例来说明边际分析并不是非用不可的。但是，斯拉法所想到的是，这是他的观点唯一的“前奏”，他的著作的副标题也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基于此处修正之后的论点，可以推出他的全部的观点。序言的许多草稿，连同1957年12月14日这一日子，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
“现在呈献给公众的概要已经超出了生产和分配的边际理论所预期的观点，概要将作为分析的基础。但是，出版这个材料似乎更好，以便人们可以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来做出判断。随后，这一观点或许可以得出来，或许得不出来”(D3/12/46/29)。
因此，我们拥有充足的证据，它们似乎表明在上述没有发表的著述中，斯拉法阐明了他反对边际主义的观点，并且，斯拉法同意出版的那部分观点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所有这些著述都没有出版，这又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何斯拉法偏偏对它们不满意，但是，他又相信他的信条的威力，也相信档案材料的重要性。
五、卡恩的短期思想④
我的第二个例子来自理查德·卡恩(Richard Kahn)在一段时间内的书稿，这一书稿是基于1929年奖学金论文的书稿。对档案馆的每个人而言，其梦想就是发现一部未出版的手稿。
卡恩奖学金论文《短期内的经济学》多年以来一直没有出版，⑤其主要论点是要证明在短期一个小于完全能力的均衡将会出现，即当市场不完备时，需求的下降将不会持续。
从马歇尔对短期的定义——机器和生产组织假设不变的情形，卡恩得出了进一步的结论。从短期的视角出发，他考虑到了如下两种情况的可能性，即改变他们的决策同时做出，关键取决于需求条件是否“常态”(normal)。因此，取决于同常态的水平相比，企业家相信需求的变化是短期还是长期的，因而，做出是否调整生产或组织的决策。尽管短期不可能比生产过程短，或比生产能力调整所需时间长，这不仅取决于技术因素，而且还取决于占主导地位的条件——萧条还是繁荣，这都会改变“正常”需求条件的预期收益。
在随后的2-3年，卡恩提出了“乘数”的概念，在一篇同名的论文中也提出了短期经济学的思想，该论文还没有完成，至今仍未出版。⑥
短期的本质不只是作为一个概念，而是一个事实，即固定资本的寿命大大长于生产时间(Kahn，1932：ch.2，p.2；1989：xiii)。如果不同的生产资料的使用年限是一个完整的连续区域，短期的概念就不适用。但是，事实上，就变量的区域而言：
“在原材料和生产资料的两端之间，存在一个荒凉的、人烟稀少的地区。作为一般规则，物质资本的寿命要么是由蜉蝣，要么是由大象来说明”(Kahn，1989：xiii)。
因此，“短期经济学”原理的一个方面植根于生产过程，这一过程在生产能力既定而利用变化的情况下赋予时间间隔的意义。实际上，存在一种快速发生的变化(比如产出和就业)和缓慢发生的变化(比如固定设备的缓慢变化)(Kahn，1932：ch.2，p.6)。
刻画短期的另一个方面的根源在于相对于被视为“常态”的水平预期的需求的变化。个体被视为常态的需求水平是分析的基准，通过这一基准来评估被观察到的变量的变化，预期未来需求发展轨迹。
以上两个方面一同说明了为何短期的生产能力不可改变。这是由于需求条件的变化并不是长期不变的。实际上，“观念上的”短期是被定义为“任何变化不会视为长期的”情形(Kahn，1932：ch.2，p.10)。但是，在萧条时期，短期均衡意味着需求将会恢复到常态的预期，因为延迟生产或者停产势必要求需求将会持续走低。相反，在繁荣时期，短期的均衡意味着生产的增加将扩大生产能力的预期，直至需求被视为“长期”因素。
既然，发挥作用的是对某一变量值的预期，尤其是需求水平的预期，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短期并不一定是短的时间间隔，或者是长期力量生效之前的一种暂时状态。确切地说，它是一种状态，只要基于选择变量的预期值决策不变，它就存在”(Dardi，1996)。
在卡恩看来，当对某一产业的产品的需求改变时，就存在两种变化：一种反应是直接的；另一种则是缓慢的，但是，在“反应”与“不反应”之间并不存在一个连续的变化区域。
那种迅速发生的变化(产出和就业)“并不十分取决于过去或将来预期”(Kahn，1932：ch.2，p.12)。它们是可以逆转的，与“那种根据定义不在短期内发生(和)取决于过去所发生的和将来可以预期的”变化相反(同上)。
总之，根据卡恩的观点，我们有理由认为，它们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即根据经济当事人基于既定变量的常态值来判断它们是否被视为长期的。但是，如果预期值与选定变量的常态值之间的差别在发挥作用的话，那么关键的问题就变为是否需要一种理论，来解释这些常态值如何决定，或者它们是否可以只靠它们的重复性来刻画。
档案材料有助于我们追溯几年之后晚年罗伯逊在他致凯恩斯所指的“你的和卡恩的短期方法”的一些基本材料(Keynes，1979：17)。
六、琼·罗宾逊的不完全竞争⑦
我的第三个例子是借助已出版和未出版的书信来研究琼·罗宾逊在1933年一书中的不完全竞争理论⑧。
我们并没有琼·罗宾逊参加1928-1933年间斯拉法在剑桥所主持的《高级价值理论》讲座的档案材料，但是存在如下三个间接的证据：第一，她已提及的她致卡恩的一封信(事实上，我欠皮耶罗的讲座和私下谈话比我欠肖夫·拉杰尔德在他出版的著作之外的还要多⑨)；第二，她出版著作中的一条参考文献(当我1929年返回剑桥时，斯拉法先生的讲座拓宽了我的视野(Robinson，1951：vii))；第三，EAG罗宾逊的说明(琼逐渐知道(卡恩)参加了皮耶罗·斯拉法这个极不正统的讲座)(EAG Robinson，1994：7)。
在斯拉法的讲座中，显然已经提出研究项目的提纲——尽管存在一些毁灭性缺陷，随后的30年他也一直为此忙碌。他的主要论点是存在两种不同的分配理论，即古典和边际主义的分配理论，只有后者是基于需求理论的分析。尽管他的1925年和1926年的分析常常被人们提及，但是，斯拉法的研究范围更为广泛，由此也反映了很可能自1927年以来，斯拉法的著述内容非常广泛，这成了以后《用商品生产商品》的核心内容。
显然，斯拉法的演讲并没有影响到罗宾逊；就此而言，它也没有影响到他的学生。因而兑现了凯恩斯在致莉蒂亚一信中所做的预言：“在星期六，我与斯拉法长谈过一次。他非常有趣，并具有原创性，但是，我不知道当他做讲座时，他的学生是否能够理解他的观点”(JMK to LLK，28 Nov.1927；JMK papers：PP/45/190/3/268-9)。
她的头两本书(Robinson，1932，[1933]1969)是对斯拉法1926年论文所作出的反应，在现有她与斯拉法1931-1933年的书信中她并没有试图谈及这些内容广泛的问题，这些问题在她参加斯拉法讲座时可能聊到过。在此期间，她写作了《不完全竞争的经济学》。
在那一时期，罗宾逊和斯拉法之间的书信已经交换过斯拉法对马歇尔价值论的批判。斯拉法为《不完全竞争的经济学》提供正确的证据的同时，还做了如下评论“我已经回避了内容广泛的问题——在现阶段，确切地说，在任何阶段，对你来说，这都毫无用处”。从他的评论中，我们可以瞥见他们的观点之间的巨大分歧(PS to JVR，12 January 1933，JVR papers：vii/431/8)。
她试图说服斯拉法接受她的观点——捍卫她的1932年小册子中所提出的方法论标准，即存在“使斯拉法对马歇尔价值论批判软弱无力”的情形(Rosselli，2001)。在那个小册子中，在斯拉法被视为扮演了一位“重要的悲观主义者”的角色的同时，她把自己、卡恩、EAG罗宾逊皆标榜为“解析的乐观主义者”，即为了能够对某一个经济问题做出正规的论述，他们将会做出为人所知的具有英雄气概的假设(见Robinson，1932)。
就理论标准而言，她试图证明，如果考虑到要素的异质性或专业化，某一产业的需求曲线将可能上升，这与斯拉法的主张相反。
在1926年的文章中，斯拉法的要点是对一个产业而言，尽管在经济体系中作为一个整体它是固定的，但是，要素供给可能是无限弹性的，这是因为成本增加仅限于少数的情形，即单单那一产业享有了专业化要素。罗宾逊着手寻找某一产业享有了专业化要素的案例，并对这些案例进行了分类，她的论点是既然我们不能排除在完全弹性与完全没有弹性之间存在先验的中间情形，并且，在现实世界中可能还存在，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认为它们无关紧要，从而将它们摒弃。
她的进路可以借助于她致斯拉法的一封信中的一段来恰好地总结：“我不想捍卫马歇尔及他的工具(knife handles)。我不想IR(收益递增)的案例究竟多不多，只要存在一些这样的收益递增情形，以便我们可以使用有独创性的垄断分析”(JVR to PS，[1931]，Sraffa papers：D1/86/2)。
照常，斯拉法对这一论点的反应是：“你对‘专业化要素’情形的细分是非常有趣的分析，但是这一点也不有助于增加他们的数量”(PS to JVR，31 May 1931，JVR papers：vii/431/1-3；see Rosselli，2004)。
与斯拉法质疑从既定产业的企业均衡中的单个商品推出供给曲线的合理性不同，在《不完全竞争经济学》中，罗宾逊坚持认为，如果存在完全竞争和独立于成本的需求函数，供给曲线可以如下推出：第一，在短期和准长期，其基础是所有企业的边际成本=价格、价格=边际收益；第二，在长期，假设一个正常利润可以通过平均成本=平均收益来定义。如果竞争不是完全的，要得到供给曲线，要做非常特殊的假设，即产业中需求曲线的变化并没有影响每一企业所面临的需求曲线。她得出了如下结论：
“这不免让人想到，一如某些作者所要做的，当供给曲线呈上升时和当供给曲线呈下降时，其价格决定机制存在神秘的差别，这是……错误的。其本质区别不在于供给曲线究竟是上升和下降，而在于完全竞争和不完全竞争，在于分析中是考虑时间因素还是忽视时间因素”(Robinson[1933]1969：129)。
斯拉法质疑过在收益递增存在时马歇尔的完全竞争假设，并断言需求和供给的清单相互独立。罗宾逊并没有采纳这些要点，因为这意味着摒弃马歇尔理论；确切地说，她寻找一个工具，以便使得它们可以同特殊的假设是一致的。
在1931-1933年他们之间的交流有助于我们划清琼·罗宾逊和斯拉法的分析进路之间的分界线，而这在正式出版物中则难以浮现。
七、凯恩斯在《货币论》和《通论》之间的一致性⑩
我的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借助于草稿、笔记、目录和书信的例子是考察凯恩斯从《货币论》到《通论》之旅。在这一过程中，凯恩斯从写作《货币论》到写作《通论》，他反复宣称《货币论》的分析是同《通论》的分析是一致的，只是后者以“更加清晰和更富启发性”的方式刷新了其论点(Keynes，1973a：77)。
实际上，从《货币论》的分析转向《通论》，正如在《货币论》的基本公式和《通论》的基本方程式所显示的，已经融入了有效需求的思想，势必要求新的概念和改变原来的定义，最终使后者明显不同于前者。但是，凯恩斯想让读者相信：“表面之下……两者本质相同”(Skidelsky，1992：442)，并且把他的新书看作是他的思想的“自然演变”(Keynes，1973a：xxii)。
对档案材料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把握这一问题。为此，从《货币论》到《通论》出版的这5年分成如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对《货币论》的评论和批判到为新书和讲座而搜集材料的阶段(1930年夏季至1932年春季)。第二阶段，从1932年春季学期的讲座到1933年夏季他开始写作新书。该讲座有诸多“(Cambridge)Circus”讨论会成员参加。最后一个阶段从1933年秋季学期(Michaelmas Term)的讲座和《通论》版本的当代部分，即有效需求清楚地提出时，到1935年冬季最终书稿完成。
在第一阶段，凯恩斯沿用了基于基本方程式的分析，在此公式中利润通过引起消费品和投资品价格的变化而成为“变迁的主要源泉”。基于“(Cambridge)Circus”讨论会成员、罗宾逊、豪特瑞(Hawtrey)和庇古给予了诸多批评，其焦点在于两种价格水平相互独立的假设，并且也忽视了与价格调整相对的产出调整，凯恩斯不得不重新打造工具。在哈里斯基金讲座中，我们发现了他迈向一个不同理论的第一个“线索”(Moggridge，1973：79)。在1931年夏季和直到1932年5月讲座恢复，他寻找产出在达到充分就业之前实现均衡的条件。他的解决之道在于他所相信的只不过是原有观点的“概括”，但是，聚焦点恰好相反：从投资与储蓄之比到支出与收入之比。
在第二阶段1932年的春季演讲中(11)，凯恩斯阐述了他的新观点，作为对《货币论》的概括：
“……某一社会短期内产出和就业的波动……基本上取决于现有投资的数量。这已经超出了我在《货币论》中的论述，在那里它取决于相对于储蓄而言的投资数量……这一更少限制的概括是考虑到储蓄的变化对投资数量的可能影响”(Keynes，1979：41)。
这一结论是基于如下“假设”(Keynes，1979：41)，即投资继而储蓄的变化不是抵消而是加强投资变化对利润和产出的影响而做出的。在那些讲座中(他提到)，意外的利润是诱致企业家修正生产决策的信号，但是，现在企业家是否获得利润取决于经费(即支出金额)是否大于收入。
当然，不同于《货币论》，这里，我们有一种机制来防止产出(和/或价格)下降到零或无穷小：“无论价格还是产出都不会永远下降；并且它们将……停留在某一位置，在此处，它们将不再有偏离的趋势”(Keynes，1979：57)。这一机制是基于支出的增加总是比收入增加得少，或支出的减少比收入减少得多的假设(Keynes，1979：38)。但是，在产出调整机制中，储蓄还没有完全整合到一个因变量中。
早在1933年，政治气候的变化迫使凯恩斯为《时代》写了4篇文章(在1933年3月13-16日出版)，透露了他的新理论，并且重新提出了公共支出的计划。这些文章随后被编入小册子《通往繁荣之道》。进一步的著述是在《乘数》这篇文章(该术语后来广为人知，第一次正式出现)在1933年4月1日的《新政治家》杂志中发表。
因此，在第二个阶段，从《货币论》到《通论》出现了一个明显的飞跃，即发现了收入—支出分析进路。这一重大发现为乘数可以完全适用提供了分析框架。
在第三阶段，凯恩斯根据后来的基于有效需求理论重新解释了基于基本方程式的理论。借助于此种方法，他宣称已经保证两者之间的兼容。《货币论》中的“投资相对于需求预期增加”已经成为“有效需求增加的标准”(Keynes，1973a：78)。因此，他相信从“原有思想”中走出来，他的思想保持了一致性，证明了他在《货币论》中的阐述“根据此处的理论发展，当然是非常混乱的和不完整的”(Keynes，1973a：78)。
在写作《通论》的整个过程中，凯恩斯煞费苦心地创造了与《货币论》兼容的新理论。他努力阐述他先前的理论，使它同《通论》兼容，通过：首先，重新解释了《货币论》中的利润，“把它视为利润预期值的决定因素”；其次，阐述了储蓄超过投资的可能，把它作为需求增加的“标准”。但是，他一定怀疑过他的尝试是否完全成功，因为他在《通论》的前言写道：
“我所思的是多年来我一直追求思想的自然演变，而这一变化有时候给读者一种扑朔迷离变化观的印象。”(Keynes，1973a：xxii)档案证据使我们可以追溯他的变化观的迂回曲折。
八、一些结论
经济学说史的研究范围包括重新思考现有的记录和文本，以便提供解读和解释思想形成的证据。不幸的是，证据难得是清楚的，解读也通常受到可获得的证据的限制。档案为已有出版物扮演了补充角色，并为它们提供了一些线索。据我们所知，这一角色确实是毋庸置疑的，它为了解有关经济学家的个人和学术生平填补了空白。如果不在档案研究花费较长时期，任何一部重要的学术传记都难以写成；但是，在增进我们了解有关作者的理论方面其价值是什么？我们怎样回答那些视这些活动为某种文物收藏的批评者的意见？
我们将会想到，可以提供两个合理的答案：首先，理论总是应当参考他们的文本。所谓文本是指构成他们分析框架的诸问题、他们的理论面对的学术对话者及他们的理论研究现状。论文和书信提供了洞察某些特定问题、假设和工具选择背后的动机。他们并不总是清楚地阐明在出版物中，因为正式出版物摒弃了某些解决方法，省略了某些定义。
实际上，档案引导我们沿着通往目的地的道路旅行，而非参观终点。
注释：
①剑桥传统包括学术平等、通过对话和循循善诱发现真理，鼓励而不加呵护，引导而不强迫(森，2003：54)。
②在此我吸收了Marcuzzo-Rosselli(2009)的观点。
③参考书目是保存在剑桥三一学院的斯拉法的论文目录。
④我吸收了Marcuzzo(1996)的观点。
⑤意大利语1983年出版，英语在1989年出版。
⑥现存的一个草稿加上注释和相关材料大约300页。根据索引，在计划的11章中，第1、第3章和第4章还没有写，而第7、第9章和第10章似乎没有写完。草稿大多数确实写在1932年冬季。参考书目是卡恩保存在剑桥国王学院现代档案馆里的论文。
⑦此处参考了Marcuzzo(2005)的论文。
⑧琼·罗宾逊的论文保存在剑桥国王学院里，参考书目见目录。
⑨JVR to RFK，7 April 1933，RFK papers 13/90/1.
⑩在此，我参考了Marcuzzo(2003)一文。
(11)我似乎已经对4月25日和5月2日的演讲有些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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