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宣传教育中的适应与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宣传教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识码：A
宣传教育并不只是宣传部门或教育部门的事，它是个大概念，其内容也不只是思想政治教育。事实上，各行各业都需要宣传教育，也都离不开宣传教育。比如，就一个企业而言，宣传教育对内是力量的发动机、协调器，对外则是打开市场的钥匙。那么如何搞好宣传教育？这一问题我们一直在探讨。前几年，宣传部门提出“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贴近实际”的“三贴近”原则，其实这“三贴近”固然重要，但仍然是“一厢情愿”，没有从宣传教育与被宣传教育对象的互动关系上来思考问题。因为，宣传教育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合作”过程，必须从双边关系出发，有效解决好“适合”“适宜”“适度”三大问题。
一、“适合”要解决好方法问题
在宣传教育工作中我们常常发现这样一种现象：有时候，你苦口婆心向人家宣传讲解，人家可能不领情，甚至根本不把你的话当回事。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多种情况，而方法不当则可能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所以搞宣传教育除了内容新颖，有吸引力之外，还有一个方法“适合”问题。只有掌握好“适合”的方法，才能达到理想的宣传教育效果。
讲“适合”就要讲选择。有研究指出“做事有学问，学问在选择”，有选择才会有所取，有所舍。“取”之得当，才会有所进取；“舍”之毅然，才会有所精进。方法选择可以有多种不同的角度，但就其宣传的目的而言，最重要的还是瞄准对方选方法。有这么一则波斯寓言：一对老夫妇，在他们结婚五十年后，准备举行金婚纪念。就在这天，吃早饭时，老太太想：“五十年来，每天我都为丈夫着想，早餐吃面包卷时，我都把最好吃的面包卷的头让给他吃。今天我该自己享受享受这个美味了。”于是她切下了带奶油的面包卷的头给自己，把剩下的部分给丈夫。不料她丈夫很高兴，吻了吻她的手说：“亲爱的，今天你给了我最大的享受。五十年来，我从没吃过面包卷的底部，那是我最爱吃的，但我一直想你一定也喜欢吃，所以从来没有提出过吃面包卷的底部。”这则波斯寓言给我们做好宣传教育工作有很大启发，即，宣传教育的目的是让对方接受你的宣传教育，让对方满意，既要选择适合的宣传教育方法，更要重视对方的感受，而不能光凭自我感觉。
强调瞄准对方选择适合的宣传教育方法，目的是要让我们的宣传教育工作从“一种方法”“一副面孔”“一味高调”“笼而统之”“广而告之”的简单做法中走出来，而采取针对性强、适合他人“品味”的灵活的宣传教育方法。事实上，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都有自己的个性特征，不同的人有着自己不同的爱好和需求，所以方式的选择不是“选”合乎自己“口味”的事，“择”自己爱听的话，而是要“选”合乎他人“口味”的事，“择”他人爱听的话。当然，芸芸众生，千人千面，性格不同，需求复杂，除了个别宣传教育以外，再好的宣传方法也不可能适合每个人的需要。然而，人不仅具有个性还具有共性。比如说，每个人都有“探奇”心理，如果我们创新宣传教育方法，适应人们的这种探奇寻胜的心理，就能满足人们的好奇心，增强宣传教育的吸引力。举个例子，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的思想之所以能够广为传播，一方面是由于他的“百姓日用”、以身为本的思想很合乎平民百姓的口味，另一方面则取决于他别出心裁、异乎常人的一些宣传教育“法门”。如他或按《礼经》制着深衣、戴五常冠、执笏板、乘蒲轮车，“行则规圆方矩，坐则焚香默识”；或在门前张贴“招生广告”，谓：“此道贯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不以老幼贵贱贤愚，有志愿学者，传之”。这种使“乡人始而骇”的方法，收到了“渐而信，久而浸与俱化”的效果，因而从学者很多，泰州学派的影响也越过越大。当然，创新方法只是改进宣传教育方法的一个方面，关键还是要从合乎宣传教育对象的“口味”出发，去选择合适的宣传教育方法。
选择适合的宣传教育方法，还要注意选择特定时期的人在特定环境下的特殊需求。人的共性也是随环境变化而发展变化的。曾有这么一篇《一首禁止不了的歌曲》的短文。文章介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一首德国歌曲《莉莉·玛莲》流传甚广、禁而不止的故事。歌词作者是一名普通的德国士兵，他在去俄国前线作战的过程中，用两位女友的姓名作了歌名，用“兵营前有一盏灯，路灯下邂逅了意中人，我多么渴望能再相遇，亲密偎依在路灯下，我爱莉莉·玛莲……”这样平实的又真情毕露的心理描述，抒发了自己对女友永生难忘的爱情。这首歌曲由一名叫舒尔茨的作曲家谱曲，并由一名叫拉蕾的歌星演唱，最后灌制了唱片。从此，歌曲就在战场上流传开来，从南欧到北欧，从非洲战场到苏联前线，凡是有德国士兵的地方，总有人唱《莉莉·玛莲》。为什么一个普通士兵的恋歌会引起如此的轰动效应，为什么一段简单的恋歌会让士兵如痴如醉地反复吟唱？关键是这首歌适合了战争时期士兵们的特殊生活。事实上，我们不少宣传教育工作“普通话”讲得越多，大道理讲得越多，离实际、离群众、离生活也越远。《莉莉·玛莲》的成功就在于“歌曲里描绘的灯光、街道、夜晚、漫步和恋爱等等，都是士兵们所熟悉的，具有一种不可遏制的感染力，让士兵们想起乡音乡情、战前和平宁静的生活、昔日可爱的姑娘，而渗透在歌曲中那深深的感伤情绪，又影响着每一个参战士兵，使他们对这场毫无希望的战争充满了怨恨”。一句话，歌曲的魔力就在于它适合了士兵的特殊生活，贴近了他们的现实心理需求。
其实，从本质上来讲，宣传教育是一种心理融通、双方配合的双边活动。过去不少人只把宣传工作看做是“宣”和“传”，把教育工作看做是“教”和“育”，其实这是对宣传教育工作的一种误解。宣传教育的过程本来就是一种双边活动，在这一活动中，宣传教育工作者起主导作用，宣传教育工作的对象起主体作用。前者是外因，后者是内因，外部的信息输入只有通过内部处理才能发挥作用。所以宣传教育工作不能忽视宣传教育对象的参与及其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否则，宣传教育工作只能流于形式，不会达到期望的效果。为此，我们一定要更换思维角度，从单一的思维中走出来，学会从宣传教育与被宣传教育两个方面来选择适合的宣传教育方法。
二、“适宜”要解决好沟通问题
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宣传教育工作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双方进行心理沟通或交流的过程，所以有效的宣传教育都是在心理融通的情况下和谐地实现的。有人在一篇文章中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嫣然基金会成立后，我曾发誓，每次坐飞机都要发宣传单。我一般在飞机快降落时，等大家睡醒了才发。有一次刚发完，我还没回到座位上，一个人‘啪’的把那份宣传单当着所有人的面扔地上了。我愣了一下，这是一种毫无理由的污辱，我努力平复自己的情绪——其实我们那个宣传单的内容很简单，里面的话是我写的：‘如果您有一颗慈善的心，如果您还没找到实施的途径。请加入我们嫣然天使基金，让我们一起把爱传出去。如果不需要此信件，请转交他人。’因为已经写了这样的话，我认为自己并没有打扰到他。如果他不要，把它扔到地上，我也不要吗？我走过去把那个信封捡了起来说：‘对不起，打扰你了。’后来有一天，我们基金会的办公室工作人员给我打来一个电话，说收到了一笔十万元的捐款，署名只写了‘对不起’三个字。我一想，就知道是谁了。”这是一个亲身的宣传经历，在宣传中遇到了挫折，遭受了“白眼”，然而，一个“对不起”不仅平复了对方的情绪，而且促进了对方的心理转化，达到了最佳的效果。那么怎样搞好心理融通呢？最重要的是抓住以下三点：
一是要处理好宣传教育者与被宣传教育者之间的关系，不能出现“居高临下”姿态。事实上，许多成功的宣传教育都是“无痕”的。举个例子，巴尔扎克在他的《人间喜剧》中，描写了一个人物，这就是裁缝布依松，布依松是一个很好的裁缝，酷爱文学，他十分崇拜巴尔扎克，他为巴尔扎克做了许多漂亮而得体的服装。然而，他的店铺生意并不景气，生活十分贫寒。为使布依松摆脱困境，巴尔扎克在他的小说《人间喜剧》中，巧妙地穿插了一个人物——裁缝布依松，小说真实地写了布依松店铺的字号与地址，还写了许多贵族纷纷上门求布依松为他们做礼服及各种服装，把布依松赞为法国第一裁缝。小说问世以后，便有许多读者纷纷上门求布依松做服装，于是布依松的店铺名声大振，门庭若市。巴尔扎克实际上是利用他的作品为布依松做了一个最有影响的软性宣传广告，而这种广告又是在人不知不觉中愉快地接受的。这给我们一个启发，即不管做什么样的宣传教育工作，我们都要注意淡化宣传教育痕迹，让宣传教育对象排除某种心理防范，不要像有的宣传广告那样“强势推进”“狂轰滥炸”，其结果是增强了人们厌烦情绪和逆反心理，好产品也被“炸”坏了。
二是要充分考虑宣传教育对象的接受能力。接受能力也是让对方接受宣传教育的心理基础，接受能力不同，认知的效果也不同。现在有不少宣传教育确实叫人听不懂、看不懂，更谈不到什么效果。吴甘霖在其《心理学》中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在古代波斯，一位毛拉到一座清真寺庙去讲经。进入礼拜堂后，他发现只有一个马夫在那里等着听他讲。“讲不讲呢？”他向马夫问道。马夫说：“老爷，我是一个卑下的蠢人，不懂得讲经的事。不过，如果我到马厩去，看见只有一匹马，其它的马都跑掉了，我仍然要喂这匹马，而不管是不是其他的马都跑掉了。”毛拉觉得很有道理，就开始给这惟一的听众讲经。他口若悬河，既朗读《可兰经》经文，又旁征博引，宗教大义、天文地理、现实生活，无所不包，滔滔不绝地讲述了好几个小时。讲完后，他自我感觉良好，很希望得到马夫的赞美，便问马夫：“你喜欢我的讲经吗？请照实说。”马夫谦卑地说：“老爷，我已经告诉您我是一个蠢人，不懂得讲经的事情，不过，如果我进了马厩，发现只有一匹马，我会把这匹马需要的饲料拿给它，而不会让这匹马吃所有的饲料。”宣传教育对象不管人多人少都要坚持去做，但不是对什么人都一样去做。不看对象，一股脑儿全部倒给别人是根本行不通的。
三是要选择适宜的宣传教育时机。比如“广告在电视剧播出之前最有效”，讲的就是宣传时机问题。大家都熟悉这样一个故事：赵太后刚刚执政，秦国就急攻赵国，危急关头，赵国不得不求救于齐，而齐国却提出救援条件——让长安君到齐国做人质。但赵太后不肯答应这个条件，于是大臣竭力劝阻，惹的太后暴怒，“有复言令长安君为质者，老妇必唾其面”。而左师触龙则与众不同，他知道，赵太后刚刚执政，缺乏政治经验，目光短浅，加之女性特有的溺爱孩子的心理，盛怒之下，任何谈及人质的问题都会让太后难以接受。于是触龙避其锋芒，先问太后饮食住行，接着请托儿子舒祺，继之论及疼爱子女的事情，最后大谈王位继承问题。不知不觉之中，太后怒气全消，幡然悔悟，明白了怎样才是疼爱孩子的道理，高兴地安排长安君到齐国做人质。触龙劝说赵太后的成功，就在于他善于创造心理环境，等到心理条件成熟时再展开宣传教育攻势。所以宣传教育工作，也应有个选择最佳宣传教育时机的问题。在宣传教育实践活动中，我们切不能操之过急，有时候要学会等待，当然也不能坐守、拖延而失去最好的宣传教育机遇。
三、“适度”要解决好刺激问题
宣传教育工作的过程也是一个刺激——反应过程。上面笔者强调从“反应”(即宣传教育对象)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并不是否认宣传教育工作者的主导作用。因为宣传教育效果受其宣传教育主体的认知能力、心理反应等因素的影响，但宣传教育工作者给他什么刺激，怎样刺激，刺激至何种程度，都会影响宣传教育任务的完成和宣传教育的效果。
从刺激的性质来说，刺激既有正向刺激，也有反向刺激。正向刺激主要表现为表扬、奖励、赞许或肯定等等。反向刺激主要表现为批评、否定和惩罚。在宣传教育方面有时我们需要正向刺激，有时又需要反向刺激，这个问题大家都懂，关键是有一个最易被人忽视的问题，即不管什么样的刺激，都不能伤害人的自尊与人格。记得李燕杰同志曾经谈过这样一件事：一位失足女青年专门到他家来问他，“你相信不相信我这样的人能变好？”李燕杰同志回答：“相信，你今天来找我，不就是想进步吗？”女青年腾地站起来，擦干眼泪，紧握住李燕杰手说：“谢谢你！”转身就走。对那些失去关怀而变得冷漠的同志，更需要有炽热的情感唤起他们的热情和良知，去点燃他们心中美好的情感火种，使其在燃烧中迸发出前进的动力，冶炼出高尚的情操，所以这时不管人们犯有什么样的错误，我们都应以正向刺激为主，不能讽刺挖苦，否则不仅不能收到应有的宣传教育效果，可能还会由此毁掉一个人。为此，我们一方面主张以正面刺激为主，另一方面也强调反向刺激艺术。据说，美国曾经有一个叫吉姆·特纳的老板开了一家“霍比特”餐馆。这家餐馆的男女侍者们的身高都在二点二英尺和四点英尺之间(即六十七到一百三十四厘米之间)。餐馆自一九七五年开张以后，一直是顾客盈门，这个国家的一些大名人，经常到此消遣，听一些小夜曲，五十名侏儒成了吉姆·特纳的财源。当然，这种以侏儒招徕顾客的方法也引来了一些争议。老板为了方便人们辩论，还在本店为争执者们专门提供了一个“吵闹门廊”，这样使餐馆办得更加红火了。吉姆·特纳的这种方法虽然把握住了人们探奇寻胜的心理，但是他这种方法并不适宜，因为他伤了人的自尊，更伤了人的人格，所以很不可取。
从怎样刺激来说，它没有统一的模式，也没有统一的方法，只能根据不同的情况灵活选择不同的刺激方法。举一个很久以前的例子，某厂一位党支部书记，一次到一个青工的宿舍去，一进屋看见床上坐着一个陌生姑娘。这位青工急忙站起来介绍说：“这是我老家来的未婚妻。”支书找这个青工本来是要批评他的，一看这种情形，不仅没有批评，而且向姑娘详细介绍了这位青工的情况，讲了他很多长处，并祝他们早日结成伴侣。支书之所以由“批评”变成“表扬”，他是倒过来想的：这小伙子找到对象不容易，如果把他的缺点，错误都摆出来，他的对象很可能就吹了，今后的工作就更难做了。他于是顺过来做，在这种特殊情况下讲讲他的优点，进行正向激励，可以激发他的上进心。事实也正是这样，这位青工听了支书的话，心里热乎乎的。他自己都不觉得的长处，支书都讲到了。他从这里联想到，领导对自己是很了解，很关心的。平时批评和严格要求自己都是为了自己进步。从此他痛下决心，奋起直追，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后来表现很好，所以由“批评”变成“表扬”的这种“反刺激”法达到了正向教育的效果。显然，宣传教育工作必须灵活思维，具体问题具体解决，不能呆板。
从刺激强度来说，总体上应该保持在适中水平。不管是正向刺激还是反向刺激都不能过度。比如恋爱中，那种总是“我随你”的男人或女人，不一定招人喜爱。在听人谈恋爱失败时，经常可以听到有这样的话：“我不是因为他对我不好，而是他对我太好了。好得让我窒息，让我感觉不到一点自由。”事实上过度的奉承只能让人讨厌。所以在宣传教育工作中过度地肯定人、表扬人同样会事与愿违。当然，反面刺激更要适度。以环境刺激为例，据说林肯还是一个年轻的律师时，因为要办一个重要的案件，从小地方来到大城市芝加哥。但是，在这里他受到了从来未有过的冷遇。那些有名的律师都认为，和他这样一个外地来的后生律师在一起，会降低他们的身份。他们对林肯视若无物，无论去什么地方都不请他一同前往，甚至吃饭也不和他在一起。可以想象到林肯此时心灵所受的震荡。此前，他认为自己才气逼人，自我感觉一直很好，但这次芝加哥之行，他所受到的轻视，让他不得不对自己以前的盲目自大进行修正。他说：“我到芝加哥才晓得自己所懂得的是多么地浅薄，而我要学习的又是多么地多。”于是他奋发努力，尽力开阔自己的视野，全面提升自己的能力，最终成为美国历史上最有名的总统之一。这里林肯所接受的环境反向刺激是适度的，因为刺激过轻了，对他不起任何作用，而过重了可能会使他失去信心，从此衰败下去。当然刺激量的大小也要因事而异，因人而异。如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内一家报纸曾刊登过的一篇《奇特的判决》的新闻。新闻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有位法官叫比特尔·孔特尔，他经常遇到一些因酒后开车而被控告的司机，但这些司机被处理后，绝大多数不久就故态复萌，照喝不误，因而屡屡出事，多次被控。面对这些违章者，比特尔·孔特尔没有采用以前的强制的处理办法，而是改判他们“参观”城市里的停尸房，让他们看那些在车辆事故中被碾得身首异处、脑浆迸裂的死者。当法医解剖这些死者时，还强迫违章的司机在场观看，让司机产生强烈的恐惧。果然，这一奇特的惩罚很奏效。由比特尔·孔特尔“奇特判决”后的140名司机无一人因酒后后违章而再次被捕。事实证明，这种“恐惧刺激”显然起到了强制判决所起不到的作用，这是从事件性质来说的。从人的个性来说，对于刺激强度各人的适应能力不同，况且人的性格还有内向与外向之分，所以不能统一定量。一般来说，在宣传教育活动中，刺激尤其是反向刺激，对于性格内向，承受能力弱的人，刺激量应该相对小一些，对于性格外向，承受能力强的人刺激量应该大一些，以使人的心理不受到有害损伤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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