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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75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2 8832(2010)5期0012-05 〔完稿日期〕2010年7月23日
一、后危机时期中欧经贸关系状况及特点
（一） 双方经济实力对比消长变化加剧
中国和欧盟是世界主要经济体。欧盟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联合体，是最大的经济中心，其经济实力远超中国。中国自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而欧盟经济却长期低速徘徊。此消彼长，中欧经济实力差距逐渐缩小。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受冲击程度远比欧盟小，双方经济增速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实力此消彼长的态势明显加剧。
在发达经济体中，欧盟各国受危机影响最重。2008年以来，面对急转直下的经济形势，欧央行和各成员国转向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相继出台经济刺激和救助计划。尽管政策收到一些成效，欧盟经济出现向好迹象，但仍难摆脱深度衰退的景况。据欧盟统计局数据，欧盟2009年GDP同比下降4.2%，经济总量由2008年的近19万亿美元下降到2009年的18.15万亿美元。2010年本是欧盟经济复苏的重要关头，但受到愈演愈烈的主权债务危机拖累，复苏前景的不确定性增大。据欧盟最新预测，2010年欧洲经济增长率约为1.2%-1.5%。①而中国2008、2009两年分别保持了9%和9.1%的年增长率，经济总量由2008年的4.48万亿美元增长为2009年的4.98万亿美元。中国与欧盟各国经济总量之比相应由危机前的不到24∶100上升到27∶100，2010年中欧经济总量之比将提高到30∶100。双方经济实力差距缩小的势头还将持续。中国在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上也超过欧盟，2007年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仅超过欧盟、并且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2008和2009两年中国经济贡献率分别达20%和50%，更远超欧盟。②中国经济对世界的贡献直接表现在，为包括欧盟在内的发达经济体提供了广阔的商品市场和稳定的投资回报。经合组织秘书长安赫尔·古里亚在发表题为《中国让经合组织走出衰退》的文章称，“经济复苏已得到确认并扩散至所有发达国家，这要部分归功于中国经济的活力”。③中欧经济实力对比朝着更为均衡的方向加速变化，将推动世界经济走向平衡发展。
（二）双边贸易相对稳定，更趋平衡
中国和欧盟贸易关系在冷战结束后快速发展，年增速长期保持在20%以上。世界进出口贸易是遭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的重灾区，各国对外贸易在冲击之下急剧萎缩。中欧贸易也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但与其他双边贸易相比，受冲击较轻，表现出较强的抗跌性和稳定性，对彼此市场的依赖性也进一步加深。2008年中欧贸易增速下降，但仍达19.5%。2009年中欧贸易虽同比下降14.5%，仍是世界主要经济体双边贸易中降幅较低的，也是欧盟主要贸易伙伴中降幅最小的，贸易总额仍超过中美贸易额22%。欧盟继续稳居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和第二大进口市场的地位，近期中国还超过俄罗斯成为欧盟第三大出口市场。
多年来，中国在中欧贸易中享有顺差，且数额逐年增大。在危机时期国际贸易形势和双方贸易政策调整的背景下，中国对欧盟的进出口都有所下降，但出口降幅远高于进口，贸易顺差额大幅减少，中欧贸易更趋平衡。在2009年中欧货物贸易中，中国对欧出口下降19.4%，进口下降3.6%，进口降幅远低于出口降幅。由于中国国内进口消费需求增长和采取扩大进口措施等因素，2009年中国对欧贸易顺差下降超过30%。其中中国与欧盟第一大经济体德国的贸易不降反升，双边贸易总额超过1100亿美元，德国在全年出口额下降18%的情况下，对华出口上升7%。④2010年第一季度，德国对华出口增加58%，而进口只增加了20%。⑤同时，作为中国服务贸易第三大出口市场和第二大进口来源地，欧盟在服务贸易领域对华一直保持顺差且差额逐年上升，2008年双边服务贸易额超过800亿美元，同比增长超过10%。⑥
（三） 相互投资保持稳定增长，技术合作发展迅速
欧盟已连续多年保持中国第四大外资来源地地位，投资额逐年上升，在欧盟受金融危机影响、整体对外投资乏力的情况下，对华投资还略有增长，2009年累计达近700亿美元，与排名第三的日本已相差不到20亿美元。欧盟对华投资具有单向、项目金额大、产业范围广、技术含量高等特点。双方技术合作集中在交通、电子技术和新能源领域，如高铁、核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等项目。其中壳牌的南海石化项目，长期保持中国最大的外资项目地位；中法合作的天津中科组装线技术含量高，成为中国引进外资的突出亮点。由于在技术合作与转让方面采取了较美、日等更为灵活的政策，欧盟是中国主要技术来源地，中国40%的技术引进来自欧洲。在危机期间回笼资金和开拓市场的需求刺激下，欧盟技术转让门槛有所降低，双方技术合作更加活跃。2009年1月至11月，中国自欧引进技术2517项，合同金额58.4亿美元，同比增长73.2%。而同期中国从美国技术引进则下降17.3%。
中国对欧盟投资总量较小，但危机发生后日益活跃。截至2009年底，中国对欧盟国家投资累计36.7亿美元，其中2009年对欧投资5.7亿美元，同比增长8%，约占对欧累计投资的13%。⑦支持欧洲一体化、重视欧盟共同货币欧元是中国重视与欧盟经贸关系的重要标志，这在欧洲遭遇主权债务危机、欧元一路看跌的背景下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温家宝总理最近强调，“欧洲市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中国外汇储备的主要市场之一。”⑧现在，中国庞大外汇储备的20%-25%、即价值5000-625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投资于欧元。⑨
中国同欧盟经贸关系日益密切，相互依存度加深，双方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经济共生体。金融危机则进一步密切了双方经贸的这种共生关系。
二、中欧经贸关系中的主要问题
中国与欧盟政治关系良好，总体上没有根本利害冲突，双方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经济上双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互补性强。因此，中欧经贸关系的未来发展有着十分广阔的前景。中欧经贸关系不断扩大和深化，不断向前、向上发展，是双方根本利益之所在，也是双边关系的主流。然而，中欧经贸关系的发展也不会一帆风顺，还存在不少问题，其中主要包括双边贸易摩擦、欧对华贸易赤字、人民币汇率以及相互投资和市场准入等问题。这些问题在后危机时期及其后都会存在，困扰和制约着中欧经贸关系的顺利发展。
其一，双边贸易摩擦加剧。
贸易摩擦与中欧经贸关系的迅速发展同步，随双边贸易额增长呈逐阶段上升趋势。1979年至2009年欧盟共对中国产品发起150起反倾销调查，其中1979年至1988年23起，1989年至1998年46起，1999年至2009年81起。⑩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外贸环境整体恶化，遭遇反倾销、反补贴和特保调查的立案数和涉案金额均翻了一番，2008年反倾销案210起，2009年猛增到440起。尽管欧盟贸易保护主义势力有所抬头，但总体看中欧贸易摩擦比中国与其他主要贸易伙伴的摩擦要小。由于双方经贸依存度高、沟通有效，截至2010年5月，欧盟对华反倾销调查的立案数和涉案金额均未出现明显升势，中欧贸易摩擦仍处于可控范围。欧盟2009年对中国发起反倾销调查7起，占其总立案数的58%，但仅为中国商品同期涉案总数的1.6%，涉案金额7.9亿美元，仅占中国总涉案金额的6.2%，占中欧贸易额的不到3%。而美国2009年对中国发起“双反”、“一特”调查多达23起、337知识产权案6起，立案数同比增长53%，涉案金额增长8倍。(11)但同时要看到的是，在世界主要经济体力保经济复苏、血拼外贸出口的背景下，欧方对中国商品采取更为严厉的贸易救济措施和其他更为隐蔽的贸易保护手段如绿色壁垒、技术壁垒、环境和知识产权保护等的可能性正在增加。2010年6月30日，欧盟对中国产数据卡（无线宽域网络调制解调器）同时发起反倾销及保障措施调查，涉案金额约41亿美元。这是中欧贸易摩擦中，欧方首次对同一中国商品同时动用两种贸易救济手段，而且涉案金额巨大。(12)
其二，人民币汇率之争难以消停。
欧盟与美国相唱和，一直认为人民币汇率“过低”，要求中国政府“重估”人民币币值。欧盟就人民币问题向中国施压旨在增加对华进口，解决增长迅速、金额庞大的对华贸易逆差问题。由于中国外贸以加工贸易为主，中欧贸易的20%由欧盟在华企业生产并返销欧洲市场，实际贸易逆差低于账面数据。欧方却坚持认为贸易逆差是由于人民币对欧元相对贬值20%-25%造成的。欧委会贸易委员德古特曾坚称，“人民币被低估是中欧贸易中的重要问题，需要通过对话来推动人民币汇率的修正。”(13)欧委会主席巴罗佐也认为“贸易逆差增添了欧盟公民对全球化的担心，中国的经济表现有可能被欧洲人视为威胁”。(14)因此，尽管中国在危机期间已采取措施调整外贸结构，欧盟政商两界也意识到人民币汇率问题实质上是美元贬值所致，但欧盟仍在此问题上对中国保持压力。加之欧盟将双方分歧诉诸“民意”的做法极易被媒体放大并影响民众心理，人民币升值问题将成为近期影响中欧经贸关系乃至双边关系全局的主要问题。
也应当注意到的是，尽管欧盟在压人民币升值问题上的基本立场与美国一致，但在具体做法上还是试图与美国拉开距离。当美国于2010年初以“汇率操纵国”相威胁，加大对中国施压时，欧盟采取了低调策略，在表示人民币应该“渐进升值”的同时，认为“向中国公开施压只能适得其反，不是解决这个复杂问题的好办法”。(15)
其三，主权财富基金、市场开放度和标准化等成为双方在相互投资和市场准入方面的主要摩擦点。
欧方认为，中国依靠外贸优先的“不平衡”政策赢得连年顺差，积累了大量资金，在十年时间内就从投资流入国变为投资来源地，这将“改变中欧相处的方式”。欧方尤其对来自中国主权财富基金和国有控股企业的投资心存疑虑，认为这些投资缺乏开放度和透明度，担心中国政府通过这些投资寻求控制其目标行业尤其是战略性产业，威胁其经济安全并对国际投资市场形成干扰。(16)因此，中方对欧盟投资在资本金监管、设立分支机构等方面均遭遇不同程度的歧视对待。部分成员国甚至呼吁欧盟仿效美国，采取严格的外资审查制度。
中欧在中国市场开放度问题上也存在分歧。部分在华企业抱怨中国市场化程度不够、开放力度不足、推进速度慢。欧盟借此施压，而中方则坚持按对WTO所承诺的时间表有序开放市场。以保护其中小企业对华投资和贸易为名，欧洲商界近来以“中国中央与地方政府政策不一”为名加大了对欧盟机构的游说力度。谷歌事件也激起欧盟内部对中国互联网审查制度的讨论，已有观点建议将此类“限制市场开放的行为”诉诸WTO机制解决。(17)
在标准化方面，欧方认为中方致力于制订和提升产业标准是“限制市场开放”的举措，并对其推广“欧式标准”构成挑战。尽管承认中欧双方在经济标准上进行了有效合作，但欧方正着手通过推广企业社会责任、“公私伙伴关系”等外延更为宽泛的标准化措施，来迫使中方进一步开放市场。
三、中欧经贸关系中宜妥善处理的几个问题
（一）进一步提升欧盟在中国对外总体经济关系中的地位
尽管欧盟遭遇债务危机、经济复苏缓慢且处于内部机制调整时期，但它仍是中国内外发展最为倚重的经济、贸易和技术伙伴，必须进一步加强与其经贸合作关系。
首先，尽管受危机影响深远，欧洲经济近期内整体乏力，但其主要成员国经济基本面尚好，欧盟经济的复苏可以预期。近期希腊等国主权债务危机加剧了欧洲金融形势动荡，拖累其经济复苏，欧元区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导致赤字、债务和刺激政策惯性之间的恶性循环等等问题短期内难以解套，增加了欧盟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但德、法等欧洲主要经济体未受波及，其对欧盟经济的拉动作用不可忽视。中欧经济实力对比的变化仍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有赖于扩大与深化同欧盟尤其是欧盟内主要经济体的合作。由于双方经贸的巨大相互依存度，欧盟经济的复苏而非衰退更符合中国的发展利益。其次，在中国外贸环境恶化的形势下，欧盟是必须依赖的贸易、投资和技术伙伴。欧盟近两年外贸虽总量下降但收支状况改善，仍是国际贸易的主要支柱和中方最主要的贸易对象。在美国及其他国家为转嫁危机而加剧对华贸易摩擦、减少对华投资并提升技术转让门槛的情况下，中欧贸易和投资总体稳定、技术合作规模不降反升，客观上成为中国应对危机的巨大助力和重要伙伴。再次，危机将推动欧盟经贸政策的调整，可为中欧加强合作提供契机。以发展绿色科技为目标，倾向市场化改革的《欧盟2020战略》即将出炉，与中国“十二五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同步，且双方在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等方面的政策相关度提高。加强对欧盟内外机制和政策调整的关注与研究，有利于扩大与欧盟的合作范围，提升中欧伙伴关系的战略重要性。
（二）厘清中欧经贸关系中问题的不同性质，合理区分不同政策领域并加强政策手段的协调运用
对影响中欧经贸关系的诸多问题在性质和对策上应有所区分。随着形势变化，有些问题已成为技术性或功能性问题而分量减弱，而其他问题则重要性和敏感度上升。对于某些技术性的老问题，除在外交上保持必要行动外，中方不宜过度解读，避免引发过度争论以致影响其他领域的合作。如欧盟拒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比较复杂，由于欧盟成员国对华贸易状况不一，难以就此达成共识，而且该问题将随WTO机制自行解决。又如，欧盟传统的对华反倾销调查已常态化，且中欧之间现有的沟通和磋商机制运行良好。在寻求常态问题程序化解决的同时，中方的着力点应是与欧方保持沟通与合作，共同将双边贸易摩擦置于可控范围内，防止其动用其他贸易保护手段或扩大摩擦范围。
对于敏感度提升的新问题，应结合调整国内发展战略和提升国际合作两方面需求来进行通盘考虑和妥善应对。例如，随着中国产品技术含量提高，主要针对高技术产品的贸易和非贸易壁垒更应引起重视。新近欧盟针对中国数字卡同时发起反倾销和保障措施调查，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这一商品已触及高技术领域。欧盟已相继发布一系列针对电子电器设备和耗能产品的“绿色指令”，提高了市场准入的技术和环境标准，涉及产品范围十分广泛，直接影响到中方高新技术产品的对欧出口，对此应当密切关注，设法妥善解决。又如欧盟一些国家拟议中的碳关税问题，其实质是欧盟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试图在全球推广低碳经济。但制定和推广标准化、提升企业的社会责任、降低能耗和发展低碳经济等等也是中国经济调结构、转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只要在合作双赢的原则下，因势利导、善用外力，就可以在中欧经贸合作中培育出更多的新增长点，使之成为中方变挑战为机遇、化外部压力为内在动力的契机。
人民币汇率等结构性问题，其实质是中欧双方在发展阶段、模式和体制上的差异，短期内难以解决。欧盟在这些问题上采取两面手段，既做出与美国政策保持距离的姿态，又不断渲染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借“民意”对中方持续施压。但人民币急剧升值也会对欧元的稳定产生不利影响，美欧利益并不完全一致。鉴于当前最直接的压力来自美方，中国对美、欧政策应有所区别：1.在人民币汇率等问题上加强与欧盟对话，避免刺激其公开与美国联手。2.欧方施压人民币汇率的主要借口是中欧贸易逆差问题，主要目标是人民币的渐进升值。危机期间中国对欧贸易顺差下降不少，可就此向欧方阐明中国经济和外贸结构调整的长期性、货币政策的灵活性和渐进性，进一步削弱欧方施压的借口。3.将与欧有关对话限制在双边领域，避免其将问题诉诸G20、WTO等多边机制而使中方面临更大压力。
（三）促进中欧经贸关系全面和多层次合作的平衡发展
金融危机为在不同层面提升中欧经贸关系进而稳固发展双边关系提供了契机。在应对危机过程中，中欧经贸合作的战略性和全面性得以加强。双方在抵御危机、改革国际金融体系、完善全球经济治理和推动G20建设等方面的共识扩大、合作增强。由于欧盟成员国在IMF中权重下降而在G20中占有1/4席位且有扩张之势，欧盟又作为独立主体加入，因此欧方对利用G20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主导作用有所期待。因此中欧应加强在G20中合作，尤其是在双方分歧较小的对原有金融体制的改革领域，但同时也要防止和避免欧将人民币汇率、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等双边分歧植入G20等多边机制。
在双边层面，中欧经贸关系的稳定性得到加强。危机期间中国首次对欧派出政府采购团并组织大批企业赴欧进行投资、采购，累计签约额数百亿美元。此举既有力遏制了欧贸易保护主义势力，平衡了贸易结构，推动了对欧投资和技术引进，又照顾到欧方利益，赢得了欧方的赞赏和尊重，使经贸关系作为中欧战略伙伴关系重要引擎的作用突显。中国应在实施调结构、转方式的长期战略的同时，继续运用灵活手段，维持中欧经贸关系的相对平衡。此外，新的欧盟机构有意提升对华经贸合作和对话层级，更新《中欧贸易和经济合作协定》并推动《中欧伙伴与合作关系协定》谈判，中方应适时对此做出积极回应。在全球战略和双边关系层面进一步重视并切实加强中欧经贸关系、把握并引导双边关系发展的大局，是中国有效推进国家内外发展战略的必然选择。
注释：
①Newsrelease,Eurostat,March-July,2010.
②中国国家统计局：《200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转引自“世界增长：2008年中国经济贡献率超20%”，《国际金融报》2009年2月27日；转引自新华网《中国对世界经济贡献率已位居首位》，2009年9月21日。
③法国《费加罗报》，2010年1月4日。
④香港《星岛日报》，2010年7月16日。
⑤德国《法兰克福汇报》，2010年7月17日。
⑥“当前中欧贸易现状及存在问题和促进对欧盟贸易的战略对策”，中国商务部欧洲司孙永福司长在第八届“中国进出口企业年会”上的发言，转引自中国国际电子商务网，2010年1月22日，http://cieec.ec.com.cn/nhxcbd/1/cateinfo.html.
⑦同注释⑥。
⑧法国《费加罗报》，2010年7月17日。
⑨同注释⑤。
⑩根据多处参考文献计算而出。参见裘元伦：“中欧关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裘元伦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第462页；李兵等“当前欧盟对华贸易保护主义根源的经济与政治分析”，《国际贸易》2009年第2期，第40页。商务部公平贸易局：《2009年欧盟贸易救济调查仍然主要针对中国》，2010年1月12日，http://www.mofcom.gov.cn.
(11)“欧美对华反倾销2009年岁末盘点与反思”，《法制日报》，2009年12月29日。
(12)参见中国商务部网站：“欧盟对中国产无线网卡反倾销 涉案金额41亿美元”，2010年7月1日，http://finance.qq.com/a/20100701/006212.htm.
(13)德古特被提名为欧盟委员会新任贸易委员后于2010年1月在欧洲议会听证会上的发言，转引自“欧盟贸易新政隐现”，《21世纪经济报道》，2010年1月14日。
(14)巴罗佐2007年11月访华时在中共中央党校所作报告，转引自和讯网“综合财经频道”，http://stock.hexun.com/2007-11-28/101789489.html.
(15)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和欧盟驻华大使安博于2010年3月分别对人民币汇率问题的表态，转引自“人民币问题烽烟再起欧盟低调处理背后暗藏玄机”，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cn/cj/cj-gncj/news/2010/03-24/2186675.shtml.
(16)Fran
oise NICOLAS,Stephen THOMSEN:CHINESE DIRECT INVESTMENT IN EUROPE:MOTIVES,STRATEGIES AND IMPLICATIONS,September 2008,Copenhagen Business School.
(17)Christopher R.Hughes:China and the internet:A question of politics or management? March 2009,LSE Research Onl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