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敏[1]2010年在《基于SSR、ISSR和RAPD对大豆疫霉菌的遗传多样性研究》文中提出大豆疫霉根腐病是由大豆疫霉引起的一种重要的大豆病害,在大豆主产区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由于大豆疫霉菌毒力变异快,给抗病品种的选育和布局带来困难。本研究主要包括以下方面：1.对来源于6个不同地区的30株大豆疫霉菌进行毒力分析,将结果与目前已经报道的生理小种的反应型进行比较,30个菌株产生30个新的毒力型。供试菌株的地理来源与毒力类型的相关性不明显,不同地区间、同一地区内不同的大豆疫霉毒力分化显着,不同地区的优势毒力类型存在差异。大豆疫霉菌的毒力结构非常复杂。2.用18对SSR引物对30个大豆疫霉菌株进行遗传分析。18对引物在30个大豆疫霉菌菌株中一共扩增得到85个等位变异,平均为4.27个。各不同地区Shannon's多样性指数各组大小顺序为：黑龙江>安徽>新疆>河南>福建>美国。安徽和黑龙江的菌株遗传距离最近,美国与福建的菌株遗传距离最远。引物PSG113、PSG133、PSG125多态性较好,可以将30个菌株完全区分开,对这3个引物的扩增条带进行统计分析,其聚类结果与毒力聚类结果具有较大的一致性。3.采用13个ISSR引物对30株大豆疫霉菌进行遗传多样性分析。13个ISSR引物在30份菌株中总共扩增出79个等位变异,平均为6.08个。Shannon's多样性指数各组大小顺序为：河南>黑龙江>新疆>福建>安徽>美国。新疆和黑龙江的菌株遗传距离最近,美国与福建的菌株遗传距离最远。美国的菌株与其他地区的菌株遗传距离较远。4.21个RAPD引物在30份菌株中总共扩增出78个等位变异,平均为3.71个。6个不同地理来源供试群体遗传多样性比较丰富,Shannon's多样性指数各组大小顺序为：黑龙江>河南>新疆>安徽>福建>美国。河南和新疆遗传距离最近,美国与新疆、美国与福建的菌株遗传距离较远。美国的菌株与其他地区的菌株遗传距离较远。5.对这3种分子标记技术所得的遗传相似系数矩阵的相关性进行分析,2种显性标记ISSR与RAPD的相关性系数为0.543,呈相关；SSR与ISSR的相关性系数为0.243,不相关；SSR与RAPD的相关性系数为0.393,呈弱相关。3种分子标记揭示的遗传多样性水平存在差异,两两之间的相关性不同,可能与不同的分子标记揭示不同的遗传位点、选用的引物有关。
殷丽华[2]2009年在《我国黑龙江大豆疫霉菌的传播和遗传多样性分析》文中认为大豆疫霉根腐病是由大豆疫霉菌(Phytophthora sojae)引起的一种毁灭性的土传病害,自20世纪90年代在我国东北地区被发现以来已经成为影响我国大豆生产的重要病害之一。利用抗病品种仍然是国内外防治大豆疫霉根腐病的主要手段,然而这种防治措施是面对群体而非个体的,病菌遗传上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会通过小种的变异使抗病品种的抗病性难以持久。因此,了解大豆疫霉菌的群体结构及遗传多样性将为合理布局大豆抗病品种、延缓现有抗病基因抗性丧失提供依据,同时也为培育持久抗病的大豆品种提供参考。然而由于缺乏多态性高、稳定性好的遗传标记,目前对我国大豆疫霉菌的群体遗传知之甚少。本实验围绕大豆疫霉菌群体遗传标记,传播机制以及黑龙江地区大豆疫霉菌的群体遗传结构方面进行了研究,取得如下结果:1.利用生物信息学手段和大豆疫霉菌的全基因组序列,分析得到一个稳定遗传的中度重复序列,定名为PS1227。Southern blot分析表明PS1227在大豆疫霉菌基因组中有34条可辨的介于1.5 kb~23 kb的杂交条带,其中21个杂交条带在49个供试菌系中表现多态性。单游动孢子分离系的杂交结果表明该标记可以稳定遗传。PS1227指纹图谱的这些特点为客观的认识大豆疫霉菌的群体遗传结构提供了有力工具,可用于群体生物学、流行学研究以及近等基因系的检测等。2.用PS1227对我国大豆疫霉菌分离物的分析表明,与黑龙江大豆疫霉菌群体相比,新疆大豆疫霉菌群体遗传结构简单,88%的分离物属同一个基因型。采自黑龙江与新疆的分离物HP4002与DW303、SY6与71228、GJ0105与71222具有相同的指纹特征,并且新疆分离物所出现的基因型在黑龙江群体中都存在。由此推断新疆大豆疫霉菌可能由黑龙江传入。3.用CAPS标记对东北地区分离得到的105株大豆疫霉菌的分析表明,93%的分离物与美国四个基本基因型相同,但也产生了不同于四个基本基因型的变异,似异型间杂交产生的。这说明我国大豆疫霉菌与美国大豆疫霉菌具有很高的同源性。4.本研究对东北地区分离得到的105株大豆疫霉菌的Avr1b基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89%的分离物Avr1b基因型属P7064型,10%的分离物属P6497型,未发现Avr1b基因缺失型。这说明东北地区大豆疫霉菌的Avr1b基因类型单一,变异频率不高。
李增辉[3]2015年在《安徽省大豆疫霉根腐病菌的分离、鉴定及致病型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大豆疫霉根腐病是我国大豆的检疫性、毁灭性病害,对大豆生产威胁极大。近年来安徽省沿淮及淮北地区夏大豆生长中后期根腐病类病害发生普遍。作者从安徽省涡阳、怀远、固镇叁地采集具有典型症状的夏大豆病株,并从安徽省各大豆主产区夏大豆田广泛采集表层土样471份,经分离纯化获得疫霉菌株43株,其中自病株分离菌株3株。土样分离结果表明,多地土样检测到大豆疫霉的存在,其中怀远、涡阳、固镇分离出菌株的频率较高。从中选择在地区、来源上有代表性的6个疫霉菌株(GY4、HY16、GZ10来源于大豆田土样,GY8、HY11、GZ21来源于大豆病株)为供试菌株,从形态学、致病性及核糖体DNA-ITS序列分析叁个方面对分离物进行鉴定。结果表明:分离出的6个疫霉菌株在LBA培养基上菌落白色,质地均匀;菌丝无隔,致密,具近直角分枝;在10%V8培养液中,孢子囊顶生,在水中不脱落,卵形至椭圆形,无明显乳突,有内层出现象,长宽比大于1.6:1;均为同宗配合,在LBA培养基上单株培养能产生大量卵孢子,藏卵器球形,雄器大多侧生;接种合丰35大豆品种后均出现典型的大豆疫霉根腐病症状。rDNA-ITS序列分析表明,6个疫霉菌株与GenBank中的大豆疫霉的ITS序列同源性均高达100%。结合形态特征、致病性测定以及分子鉴定,将其鉴定为大豆疫霉(Phytophthora sojae)。采用已知抗病基因的鉴别寄主测定了43个分离物的致病型。致病型测定表明,此43个大豆疫霉菌株分别属于38个不同的致病型。其中频率最高的致病型是3c、4、6、7,有4个菌株,占总菌株数的9.30%;可以克服10个抗病基因的菌株有2个,可以克服9个抗病基因的菌株数也有3个,这说明在安徽省的大豆主产区存在一定比例的大豆疫霉强毒力菌株。可以克服Rps1c的菌株最少,频率为2.33%,可以克服Rps1a和Rps1k的菌株频率也低于10%;能克服Rps5和Rps7的菌株出现的频率最高,均为65.12%,能克服Rps3a、Rps3b、Rps3c、Rps4和Rps6的菌株频率也都超过了50%,它们在育种中的利用价值很低。含有Avr-1c的菌株数最多,出现的频率高达97.67%,含有Avr-1a、Avr-1k的菌株频率均超过90%,它们在育种中的利用价值很高。
陈宏宇[4]2001年在《大豆疫霉根腐病菌(Phytophthora sojae)同工酶及RAPD标记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采用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技术和PCR技术对大豆疫霉根腐病菌（Phytophthorasojae）的15个菌株和其它7种疫霉的8个菌株进行了4种同工酶分析和DNA多态性分析，研究结果如下： 1．P.sojae的酯酶（EST）和超氧化物歧化酶（SOD）同工酶酶谱与其它7种疫霉差异明显，具有种的特异性，在P.sojae种的鉴定上具有重要意义，可作为P.sojae种鉴定的一个辅助性手段；而P.sojae与其它7种疫霉淀粉酶（DIA）、过氧化氢酶（CAT）同工酶酶带绝大多数为1条，而且酶带Rf值较接近，因此CAT和DIA同工酶不宜用来鉴定P.sojae。首次报道了P.sojae的SOD、CAT和DIA同工酶酶谱。 2．以筛选出的12个引物对上述疫霉属23个菌株进行PCR，获得152个RAPD标记，其中多态性标记占84.2％。聚类分析结果表明：疫霉属种间DNA存在丰富多态性，P.sojae与其它7种疫霉的遗传距离相对较远，用引物OPB06和OPE15分别扩增到P.sojae种特有的1个RAPD标记。 3．P.sojae种内15个菌株间的4种酶谱具有高度的相似性，与菌株地理来源和毒力均不相关；P.sojae种内15个菌株间DNA存在较丰富的遗传多样性，但该遗传多样性与菌株地理来源没有相关性而与菌株毒力之间则有一定相关性。
李增辉, 蒋绿荣, 冷冰雪, 郭维文, 代玉立[5]2017年在《安徽省大豆疫霉根腐病菌的鉴定及rDNA-ITS序列分析》文中提出为明确安徽省夏大豆疫霉根腐病的病原菌种类,对采集自涡阳、怀远、固镇3个县的夏大豆病株及土样分离纯化后获得28株菌株,选取6株代表性菌株,通过形态学观察及核糖体DNA-ITS序列分析对其进行鉴定,并测定了其致病型。结果表明,6株菌株在利马豆培养基上菌落白色,质地均匀;菌丝无隔,致密,具近直角分枝;在10%V8C培养液中,游动孢子囊顶生,不脱落,卵形至椭圆形,无明显乳突,有内层出现象,长宽比大于1.6∶1;同宗配合,在利马豆培养基上单株培养产生大量卵孢子,藏卵器球形,雄器大多侧生;接种合丰35大豆品种后出现典型的大豆疫霉根腐病症状。r DNA-ITS序列分析表明,6株菌株与Gen Bank中大豆疫霉Phytophthora sojae的ITS序列同源性高达100%;菌株GY4、GY8、HY11、HY16、GZ10、GZ21的毒力公式分别为1b,2,3a,3b,4,5,6,7;1b,1d,3a,3b;1d,3a,3b,3c,4,5,6,7;2,3c,4,5,6,7;1b,3a,3c,5,8;3a,3b,5,6,7,8;属于6个不同的致病型。研究表明,这6株菌株均为大豆疫霉。
任林荣[6]2016年在《黄淮地区大豆品种对大豆疫霉根腐病的抗性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由大豆疫霉(Phytophthora sojae)引起的大豆疫霉根腐病是大豆重要的病害,该病害在我国黄淮地区已有相关报道,并呈扩展趋势,利用抗病品种是控制该病害危害最经济有效的防治措施,因而开展该地区大豆品种抗性筛选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利用8个不同毒力类型的大豆疫霉菌株对80个来自黄淮地区的大豆品种进行抗性鉴定,80个供试大豆品种对Race1、Race3、Race5菌株抗性最好;对Race4、USAR2、Ps41-1、PsMC1菌株抗性次之;而对PsJS2菌株的抗性最差。其中,每个供试大豆疫霉菌株都存在部分供试品种对其有抗性,同时每个供试大豆品种都可抗2～8个不同的大豆疫霉菌株。供试大豆品种对8个大豆疫霉供试菌株共产生62个不同的反应型,且来自同一地区不同种类的大豆品种对供试菌株的反应型差异明显,表明黄淮地区大豆品种对大豆疫霉抗性丰富多样,且有可供利用的抗病品种。大豆根腐病是引起我国大豆产量损失的主要因素之一,其中多种病原菌单独侵染或复合侵染均可引起大豆根腐病发生。2014年本实验室从黄淮地区采集的样本分离鉴定,发现大豆根腐病普遍存在复合侵染现象,其中镰孢茵(Fusarium)与大豆疫霉菌(P.sojae)检出率很高,因此本试验研究这两种病原菌复合侵染对大豆病情变化的影响。相对于单独接种大豆疫霉菌或镰孢菌,大豆疫霉菌和镰孢菌复合接种大豆苗,呈现3种病情变化类型,包括病情加重、减轻以及不变,且在不同毒力类型的大豆疫霉菌菌株与不同种镰孢菌菌株组合中,各病情变化类型比例差异明显。大豆疫霉菌和镰孢菌复合接种相对于单独接种大豆疫霉菌,加重、减轻以及不变的病情变化类型依次占所有复合接种处理数的41%、44%和15%;而相对于单独接种镰孢菌,加重、减轻以及不变的病情变化类型依次占所有复合接种处理数的49%、34%和17%,其中二者复合接种出现病情加重与病情出现变化(包括加重或减轻)分别占所有复合接种处理数的65.52%和95.86%,表明大豆疫霉菌与镰孢菌复合侵染对大豆根部病害的影响具有多样性,但主要表现为导致品种抗性的丧失或下降以及对寄主致病能力增强。
张裕君, 刘跃庭, 廖芳, 罗加凤, 黄国明[7]2011年在《基于LAMP方法的苜蓿疫霉根腐病菌分子检测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苜蓿疫霉根腐病菌是我国检疫性有害生物之一。但是,目前国内尚无检测标准。笔者针对该病菌特异分子标记,设计了LAMP引物,建立了苜蓿疫霉根腐病菌恒温快速检测方法(已申请发明专利)。该方法快速、准确、无需PCR仪,很好地满足了口岸检疫部门的检测要求。
武晓玲[8]2009年在《大豆疫霉根腐病抗性评价、基因定位及抗性相关基因的筛选》文中提出大豆疫霉引起的大豆疫霉根腐病是严重影响大豆生产的毁灭性病害之一,能在大豆的任何生育期进行侵染并造成危害,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大豆产区。目前该病已经在我国一些大豆主要产区发生和为害,并在局部地区造成较大产量损失,对我国的大豆生产造成很大的危害。应用抗、耐病品种是控制大豆疫霉根腐病的最经济有效的方法。掌握一个地区生理小种的类型,是选用抗源并进行有针对性、有成效地选育抗病品种的科学依据。抗病育种的关键是合理利用抗源,不断筛选和发掘新的抗源。拓宽基因资源、减轻新生理小种对生产造成的压力,是推进抗病育种进程的保证。大豆对疫霉根腐病的抗性由两类基因所决定。一类是由单基因或寡基因(Rps)控制的质量性状抗病性(即符合基因对基因假说),可以抵御病害的扩展,迄今已经在4个大豆连锁群的8个位点上鉴定并命名了14个抗病基因,然而大豆疫霉变异迅速,新的小种不断出现,现可以侵染所有含已知抗病基因的品种。另外一类抗性是由多基因控制的数量性状抗病性,可以减少病害造成的损失,减轻和减缓新生理小种产生的压力。因此在寻找新的完全抗性基因外,还应关注对具有部分抗性资源的筛选,获得具有较高部分抗性的品种。本研究主要针对在南京农业大学江浦试验站分离得到的菌株进行毒性鉴定,对新的生理小种进行抗源筛选,对抗性基因进行SSR分子标记,确定抗性基因所处的连锁群并进行精确定位；利用大豆芯片筛选大豆疫霉根腐病抗病相关基因,初步了解大豆抗大豆疫霉根腐病的分子机制。主要研究结果如下：1、大豆疫霉的分离及毒性鉴定2005、2006年夏在南京农业大学江浦农场试验田发生了比较严重的大豆根腐病,采用特异性PCR检测到发病组织中有大豆疫霉,经室内诱捕和分离,从发病田块的土壤和发病植株上共分离到4个大豆疫霉菌株PNJ1、PNJ2、PNJ3和PNJ4。用含有不同抗病基因的14个鉴别寄主测定这4个大豆疫霉菌株的毒力公式,PNJ1和PNJ2的毒力公式相同,为1d,2,3b,3c,4,6,7; PNJ3为1a,1b,1c,1d,1k,2,3b,3c,5,7; PNJ4为1a,1b,1c,1d,1k,2,3b,3c,4,6,与国际上已经报道的大豆疫霉菌株的毒力公式不同,为新的生理小种。2、抗源筛选(1)完全抗性的筛选：采用下胚轴创伤接种方法鉴定611份大豆种质对3个具有不同毒力公式的大豆疫霉菌株PNJ1、PNJ3和PNJ4的完全抗性,结果表明这些种质对3个菌株共产生8种反应类型。其中,106份大豆种质对3个菌株都表现为抗病,占鉴定总数的17.3%;253份对3个菌株都表现为感病,占鉴定总数的41.4%。总体上,黄淮海地区的抗性种质最多,依次是南方地区和东北地区。按省份归类,抗3个菌株资源较多的省份依次为江苏、河南、山东、安徽。(2)部分抗性的筛选：在对PNJ1等3个菌株表现感病的大豆种质中选择农艺性状好的123份种质,采用根部创伤接种方法来鉴定其对大豆疫霉菌株PNJ1的部分抗性,筛选到47份具有较高部分抗性的大豆种质,占鉴定品种的38.2%。3、完全杭性的遗传分析及基因定位根据大豆品种鲁豆4号与苏88-M21对9个大豆疫霉菌株的反应类型,经基因推导发现这2个品种可能含有新的抗病基因。利用大豆疫霉菌株对鲁豆4号×诱处4号的F2:3群体和苏88-M21×新沂小黑豆的RIL群体进行抗性分析,表明鲁豆4号对大豆疫霉菌株Pm28和苏88-M21对大豆疫霉菌株Pm14的完全抗性是由1对显性主基因控制的,这2个基因暂定名为RpsLu4和RpsSu。采用集团分离分析方法(BSA),将2个抗性基因RpsLu4和RpsSu分别定位在N和O连锁群。4、部分抗性的遗传分析及基因定位利用“苏88-M21×新沂小黑豆”衍生的176个重组自交系(NJRISX)及其亲本为材料,以病斑长度为指标,采用主基因+多基因混合遗传模型分离分析法和WinQTL Cartographer Version 2.5软件的复合区间作图法(CIM)和多区间作图法(MIM)对部分抗性进行遗传分析和QTL定位。结果表明：苏88-M21对大豆疫霉P6497的部分抗性是由2对互补的主基因加多基因控制的,主基因遗传率为74.13%,多基因遗传率为23.79%;在QTL分析中,利用CIM检测到2个部分抗性QTL(qPR-15-1和qPR-10-2),分别位于E、O连锁群上,表型贡献率分别为13.95%,8.25%。利用MIM检测到3个QTL(qPR-15-1、qPR-10-2和qPR-6-3),分别位于C2、E和O连锁群上,表型贡献率为4.30%-15.90%。利用2种方法检测到的2个QTL(qPR-15-1和qPR-10-2)区间相同。5、抗性相关基因的筛选与分析利用大豆基因组寡聚核苷酸芯片,分析大豆抗病品种苏88-M21在大豆疫霉侵染幼龄大豆下胚轴后基因的表达情况,获得了688个差异表达明显的探针,代表了665个受大豆疫霉诱导的差异表达基因,主要包括病程相关蛋白、防卫反应基因、转录因子、信号转导因子等。在接种大豆疫霉后上调表达的基因主要是与抗病相关的基因,包括PR5蛋白、过氧化物酶、谷胱甘肽转移酶等；下调表达的基因有与细胞壁形成相关的基因,包括富含脯氨酸的细胞壁蛋白、木葡聚糖转葡糖苷酶等。本研究选择9个与抗病相关的大豆基因和1个大豆疫霉基因进行实时定量RT-PCR分析,以验证基因芯片的结果,结果表明这10个基因在大豆接种大豆疫霉后不同时间的表达情况与基因芯片的结果基本一致,说明基因芯片的数据是可靠的。
陈宏宇, 文景芝[9]2006年在《大豆疫霉菌遗传多样性的RAPD分析》文中研究表明利用随机扩增DNA(RAPD)技术分析了15个大豆疫霉菌(Phytophthora sojae)的遗传多样性,并同其它7个疫霉种的8个菌株进行了比较。运用筛选出的12个引物共获得152个RAPD标记,其中84.2%具有多态性。通过聚类分析结果表明,疫霉属种间的遗传相似系数的变化幅度为0.533~0.783,大豆疫霉菌与其它几种疫霉的遗传距离相对较远,用引物OPB06扩增到P.sojae种特有的一个RAPD标记;P.sojae种内菌株间遗传相似系数的变化幅度为0.855~0.967,亦存在较丰富的遗传多样性,该遗传多样性与菌株毒力之间有一定相关性,而与菌株地理来源没有相关性。
彭洋[10]2015年在《大豆对大豆疫霉根腐病完全抗性的遗传分析及基因初定位》文中研究表明大豆疫霉根腐病是一种危害全球大豆生产的病害。由于其土居特性,只要条件合适,大豆疫霉菌在大豆整个生育时期都能侵染大豆造成危害,导致早期大豆烂种、猝倒和中后期根、茎腐烂。从1996年到2010年由大豆疫霉根腐病引起的美国大豆产量损失达0.68×109～1.55×109公斤。虽然栽培管理措施对其发生具有一定的控制但不能完全抵抗病害发生,对该病最有效的防治措施是选育抗病品种,而新的抗病基因的发掘则是抗病品种选育的基础和关键。大豆品种南农508是大豆疫霉根腐病的有效抗源。本文通过研究南农508对疫霉根腐病菌株w274的抗性遗传规律,并利用分离群体组群分析法(bu1ked segregant analysis,BSA法)结合已知作图群体,对其完全抗性基因进行初定位,以期为今后有效抗性基因发掘及分子辅助育种奠定基对。选取抗病品种南农508与感病品系06-070583配置杂交组合,利用大豆疫霉菌株w274对其F1、F2及F2:3群体进行完全抗性鉴定及遗传分析。完全抗性鉴定显示,F1表现为抗病,F2中抗病与感病表型分离比经χ2检验显示,符合3抗:1感的理论分离比,同时F2:3家系中纯合抗病、抗感分离、纯合感病的家系数目为63个、130个和58个,χ2检验表明,符合1抗:2分离:1感的理论分离比,说明南农508对大豆疫霉菌株w274的完全抗性是受一对单基因控制的显性遗传特性,暂将该基因命名为RpsNn508。利用来自SoyBase(http://soybase.org/)的300对SSR引物在亲本DNA和抗感池DNA间进行筛选,72对引物在亲本中扩增出多态性条带,亲本间多态性频率为24%,有4对引物在亲本和抗感池中均存在多态性,分别是Satt159、Sat_186、satt631和sattt152。连锁分析表明RpsNn50财位于大豆分子遗传连锁群N上,在SSR标记Satt159和Sat_186之间,遗传距离分别为:6.4cM和3.7cM。RpsNn508位点可能是一个新的抗性位点或者是已知的抗性位点的等位基因。
参考文献：
[1]. 基于SSR、ISSR和RAPD对大豆疫霉菌的遗传多样性研究[D]. 刘敏. 华中农业大学. 2010
[2]. 我国黑龙江大豆疫霉菌的传播和遗传多样性分析[D]. 殷丽华.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09
[3]. 安徽省大豆疫霉根腐病菌的分离、鉴定及致病型研究[D]. 李增辉. 安徽农业大学. 2015
[4]. 大豆疫霉根腐病菌(Phytophthora sojae)同工酶及RAPD标记研究[D]. 陈宏宇. 东北农业大学. 2001
[5]. 安徽省大豆疫霉根腐病菌的鉴定及rDNA-ITS序列分析[J]. 李增辉, 蒋绿荣, 冷冰雪, 郭维文, 代玉立. 植物保护学报. 2017
[6]. 黄淮地区大豆品种对大豆疫霉根腐病的抗性研究[D]. 任林荣. 南京农业大学. 2016
[7]. 基于LAMP方法的苜蓿疫霉根腐病菌分子检测研究[J]. 张裕君, 刘跃庭, 廖芳, 罗加凤, 黄国明. 中国植保导刊. 2011
[8]. 大豆疫霉根腐病抗性评价、基因定位及抗性相关基因的筛选[D]. 武晓玲. 南京农业大学. 2009
[9]. 大豆疫霉菌遗传多样性的RAPD分析[J]. 陈宏宇, 文景芝. 中国油料作物学报. 2006
[10]. 大豆对大豆疫霉根腐病完全抗性的遗传分析及基因初定位[D]. 彭洋. 南京农业大学. 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