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看待中国的富人——关于有产者的十大论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有产者论文,十大论文,论题论文,富人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末，中国社会一个重要事实是，越来越多的人从无产者变为有产者。这些有产者，按其资产来源，有勤劳致富者，有利用双轨制倒卖致富者，有炒股票、炒房地产而暴富者，也有通过转移国有资产或以权谋私而致富者；按其资产规模，有资产规模很小、其资产主要作为自己的劳动手段的个体劳动者；有资产规模较小、除自己劳动外，还请有若干帮工或助手的“小业主”；有资产规模较大、雇工几十人乃至上万人的“资本家”。有产者的资产形式有三种：实业资产、股权资产和债权资产，因此，有产者也可以分为三种：实业家、股东和债主。
有产者的数量在增加，有产者的资产在膨胀，这是我国社会的发展趋势。面对这一趋势，我们的理论怎么办？是否继续灌输有产者是“吸血鬼”，要对他们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我们的社会舆论怎么办？是让他们提心吊胆随时准备收手不干，或随时准备向外转移，还是让他们放心大胆地在自己的国土上施展才华；我们的法律怎么办？是否保护私有产权的合法性；我们的政策怎么办？在贷款、税收以及外贸等许多经营权方面是平等对待，还是实行歧视政策；我们国民的心态怎么办？是“红眼病”、“杀富济贫”，还是以勤劳致富的人为楷模，尽快使自己也成为有产者。所有这些，都需要我们从国家的利益、从全民的利益出发，正确认识并作出选择。
1、中国应该鼓励更多的人成为有产者还是无产者
人群可以作两种分类：第一种分类，勤劳与懒惰；第二种分类，奢侈与节俭。
在第一个分类中，勤劳而有一定劳动能力的人必然创造比较多的财富，并成为有钱人，只是因劳动能力的强弱和机遇的好坏，使他们拥有钱财的数量有多有少；懒惰者及一部分虽然勤劳但劳动能力很差者，则比较贫困。这样，社会中因为勤劳与懒惰的差别以及劳动能力强弱的差别，造成了有钱和贫困的区别。
在第二种分类中，比较奢侈的人赚钱却不会攒钱，今朝有酒今朝醉，全部吃光用尽，自然还是无产者。而勤劳却比较节俭的人则省吃俭用，赚钱舍不得花，攒起钱来办工厂、开商店，最终成了有产者。于是，在整个社会的人群中便有以下几种因果关系：因懒惰而贫穷者；因低能而变穷者；因奢侈而无产者；因勤劳和节俭而有产者。
当然这是就总体而言，或者说，在多数人群中具有这种因果关系。但也有例外：有的人既勤劳又能干，但因市场机遇或其他机遇不好使他倾家荡产。相反，也有的人并不那么勤劳，也并不那么能干，甚至还比较奢侈，但因市场机遇好而成为暴发户。但这种幸运儿和宿命鬼在全部人群中毕竟是少数，在有产者中也是少数。
从社会的发展看，在上述几类人群中，因勤劳和节俭而有产的人越多，这个社会的发展就快，社会就富强；相反，因懒惰而贫穷和因奢侈而无产的人越多，这个社会的发展就慢，整个社会也贫困。
一位民营企业家给我讲过一句话：一个亿万富翁会带出几人个万富翁、几十个百万富翁。我马上想到，如果中国社会有更多的李嘉诚和王永庆，中国社会不是更富有吗？
因此，我们应该鼓励更多的人通过勤劳和节俭，通过把握市场规律而成为有产者；同时还要鼓励更多的有产者成为更多更大的有产者，这样中国社会才有希望。
讲到这里，我们自然会想到昔日从初中生到高级党校的干部所被灌输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这种理论可以归纳为四句话：价值是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是工人的剩余劳动创造的；企业利润以及整个资本是工人的剩余价值转化而来的；工人起来把资产分掉，对资产者给予必要的惩罚，是分之有理，罚之有理，这叫无产阶级革命。
这一理论与我国改革开放的政策和实践已经形成尖锐的对立。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民营企业的发展，民营企业家的队伍也在迅速成长。在民营企业家中，有的被评为全国劳模，成为先进人物；有的当上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进入了领导层。这些现象无疑说明，社会对民营企业及民营企业家是持肯定态度的，是承认他们对社会做出很大贡献的。但按照上述理论，我们终究存在着对有产者进行清算的那一天。
上述理论不仅与改革开放的政策和实践形式对立，与中华民族勤劳和节俭的传统美德也会发生冲突。
所以，这里提出一个重要问题：13亿中国人，在勤劳与懒惰之间，是鼓励人们勤劳还是鼓励人们懒惰？在节俭和奢侈之间，是鼓励人们节俭还是鼓励他们奢侈？即中国人向谁看齐，向何处去。我们经常讲舆论导向，这是最大的舆论导向。它关系到这个国家导向何处，导向贫穷还是导向富强；把这个国家的国民导向何处，导向艰苦奋斗，还是导向懒惰奢侈。这决不是几句口号问题，而是由一套经济运行机制和人们思想观念相结合而成的社会运行机制问题。
2、对中国的有产者要不要实行“国民待遇”
中国的民营企业发展到今天，实在是不容易。他们有的是在批判声中成长，有的是在红色的目光（指红眼病）中成长，有的是在种种围追堵截中成长，有的是提心吊胆地成长（因为时刻在担心被“割尾巴”，担心秋后算帐）。在这种环境中，中国的民营企业能发展到如此规模，可见生命力之强。
中国人有个很奇怪的心态：外商来了，毕恭毕敬，要什么政策给什么政策，把最好的地拨给他们，把最低的税率给他们，把外贸经营权给他们。中国人到国外发了财，即使出去没有几年，一旦作了华侨，对他们同样毕恭毕敬，处处给予优惠和关照。作为一个具有庞大失业人口的大国，作为一个建设资金极度短缺的大国，所有这些都是应该的。但中国人如果在国内发了财，特别是在本乡本土发了财，许多人就会对他另眼相看，甚至把他列入坏人之列，恨不得合起伙来把他卡死。
不过，中国人钻政策的空子也有一套办法。你不是给外商各种优惠吗？如果我变成外商，一切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于是，许多假合资和假洋鬼子就出现了。这是我国一大批民营企业迅速发迹的秘诀。
不管怎么说，民营企业已经规模不小了，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也不低了。但直到今天，民营企业的“国民待遇”问题并未解决。
首先是对民营企业的金融支持问题。长期以来，我们对民营企业的贷款都是非常谨慎的。前几年，一些银行的行长纷纷在媒体上表态，把对国有企业的贷款作为政治任务。温州作为民营企业比较集中的地方，企业的经济效益都比较好，还款能力至少不比国有企业集中的地区差。但温州前些年每年存贷差数十亿元，即这个地方自己的资金有几十亿元被设到了外地。义乌市同样如此。
与银行贷款一样，在股票发行和公司上市方面，同样存在着所有制标准向效益标准转化的问题。如果坚持唯效益论而不是唯成份论，让那些效益比较好的民营企业优先上市，将会使这些企业迅速扩张，同时也有利于改善我国上市公司的质量和股票的质量。
到现在仍然有一些行业（首先是外贸）将民营企业排斥在外或者对民营企业的进入限制过多。
在某些商业领域，国有企业仍然处于垄断地位，认为国有商业天生就应当是主渠道。在这方面我们应改变一个观念，即主渠道不是封的，而是在市场竞争中自然形成的。同时我们还应该改变一个观念，即认为民营企业天生就是与假冒伪劣联系在一起，而国有企业天生就是与优质和自律联系在一起。民营企业参与某些领域的经营，初期确实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假农药、假种子、病猪肉等，但这主要是市场管理问题。国有商业在自负盈亏和利益驱动下，也会有这样的问题；相反，那么多市场经济国家并没有国有商业垄断，他们也不是长期用假种子，也不是长期吃病猪肉。关键是要加强市场管理，而不是加强某种所有制、打击另一种所有制。
奔波了几十年，越来越多的人才明白，所有制不能当饭吃，中国人终究要吃饭而不能吃所有制；所有制只不过是人们搞饭吃的手段，而不是目的。解决了这些问题，我们才不会厚待一种所有制，而歧视另一种所有制；即使要厚待，也只能厚待那些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所有制形式；即使要歧视，也应该歧视那些不利于发展生产力和提高效益的所有制形式。
3、经济生活中是否存在私有公用制
长期以来，在我们的经济学概念中只有公有制与私有制之分，并长期形成一个观念，即公有制好，私有制坏。
其实，如果不仅仅观察财产的所有制形式，而是进一步观察财产的实际用途，则公有制和私有制还可进一步细分。公有制财产可以分为“公有公用制”和“公有私用制”。
比如，有的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一掷千金，买高档豪华车，产权是国家的，但却由少数人或个别人长期享受，公有财产实际上是个人使用，名义上是公有制，实际是私用制，加在一起可以叫做公有私用制。
公有私用制最普遍的是城市住房。
公有私用制最典型的是吃喝。
所以，我们不能笼统地讲这个企业的财产是否公有制，而要根据这些财产的实际运用，进一步分为公有制和公有私用制，并根据公有财产的实际运用，统计两种财产的比重及金额。这种统计，比简单的公有财产的统计更有意义，更能说明公有财产的实际功能和归宿。
与此相反，私有财产按照其最终用途和归宿也可以分为两类，即私有私用制和私有公用制。私有公用制有以下两种情况：
第一种，私有财产最终捐献于公益事业。这是通过所有权的转移而改变其最终用途和归宿。
第二种，财产的私有制性质没有改变，或称所有制形式没有改变，仍然归个人所有，但所有者永远也没有消费这些财产。
财产的公有制和私有制，是一种所有制形式，而财产的公用制和私用制，是指财产的实际用途和最终归宿。公有制和私有制是两种制度，公用制和私用制不是制度，而是一种机制。没有任何法律和制度规定私有财产必须公用，而是财产所有者因种种原因，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财产交给了公用。
产生这种机制有种种原因，人们一旦进入财富积累的轨道，似乎就身不由己，你就必须把企业办大。为此，企业每年所创造的利润，就得多积累少消费。而且，你整天忙于办企业，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去考虑个人消费和享乐。这时，真正的个人享乐甚至不是来自于消费，而是来自于事业的成功。
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机制，即拼命创造财富和拼命积累财富，却又很少消耗财富的机制。结果，巨额财富名义上归自己所有，实际上为社会所用。这就是私有公用制。
4、应该鼓励有产者把财产用于消费、转移到国外还是用于国内投资
我国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头等问题是什么？就是失业者。著名经济学家冯兰瑞根据国家有关部门提供的数据计算，算得我国的失业率为27.78%。我国的失业是总量问题，即劳动力的总供给大大超过现有的就业岗位。解决失业的根本办法就是造饭碗，增加就业岗位。因此，我们应当动员一切力量为中国数以亿计的失业者造饭碗，特别是要动员有产者为解决中国的失业问题多做贡献。
我们已经有一大批有产者，这是事实；我国已经有一大批社会财富集中在部分有产者手中，这也是事实。至于他的钱财是怎么来的，是合法手段来的还是非法手段来的，是勤劳赚来的还是倒卖赚来的，这已成为历史。对于某些人的非法所得，只要有确凿证据，当然应当进行必要的调查和依法没收，但对绝大多数人的个人财产，我们只有两种选择：
一种选择，鼓励他们用于投资，通过扩大投资，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为社会创造财富，为国家增加税收，同时使这些有产者自身也由单纯的财富消耗者变为财富的创造者。
另一种选择，促使他们或者用于消费，把大量的钱财尽快挥霍掉；或者把财富转移到国外，在国外购置不动产，创办企业，或者进行金融投资。
无论从安排就业，还是从增加国家税收方面考虑，我们都应当选择前者。要做出这种选择，我们必须在舆论上、政策上、法律上和国民心态上给予极大的支持。我们的政府和国民要拿出相当于到国外招商引资十倍的热情调动中国的有产者在国内投资的积极性。他们毕竟是中国人，是中国人的“亲儿子”。只要我们在舆论上、政策上、法律上和国民心态上对他们在国内的投资行为给予较大的支持，使之在国内的投资没有后顾之忧，并且因投资较多，安排就业者较多，而能得到政府的勋章，得到人民的赞赏，他们就会自动地减少过度消费和资金外流，增加在国内的投资。他们自己也会由财富的单纯消耗者变为财富的再创造者。
5、如何看待集体有产者
村办企业，在早期主要是本村人参与经营和劳动，本村人既是企业的集体老板，又是企业的集体雇工，他们自己雇用自己，如果借用“剥削”二字，则他们也是自己“剥削”自己。
后来，村办企业也发生了分化：一部分村办企业仍然是所有者与劳动者合一，村民们既是企业的老板，也是企业的雇员；而另一部分村办企业则发生了所有者与劳动者的分离，本村的村民作为企业的集体有产者，很少在企业劳动，在企业从事生产劳动的大多数都是外地人，有的甚至连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也是外地人。如河南的南街村，村办企业办得不错，企业有1万多名外地民工，本村3000个村民中参与企业工作的约1000人。
由于村办企业所有者与劳动者的分离或部分分离，在一部分村办集体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就出现了集体有产者，如果沿用过去的说法，把企业老板称为“资本家”，则他们是集体资本家和集体食利者阶层。这些村的村民虽然没有参与企业的劳动和经营活动，但他们分享企业的大部分利润。村里或者无偿给他们分房子，或者无偿给他们提供养老，或者无偿给他们的子女上学提供各种费用，等等。但这些钱都是来自村办企业的利润。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分析，他们是凭借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无偿占有他人的剩余价值。但这种占有是以集体的方式占有，如果沿用“剥削”的字眼，则是一部分集体“剥削”另一部分集体。
这种集体有产者和集体“剥削”现象，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出现的一种独特的经济现象。这种集体所有制与马克思所设想的公有制不是一回事，与改革开放以前的那种集体所有制也不是一回事。
我们改革开放以来所出现的一部分集体有产者，他们自己虽然也可能参与劳动，但他们除了凭借劳动获取报酬外，他们还凭借集体占有的财产，获得财产收益。只不过，在他们的收入来源中，有的村民财产收入多一些，有的村民劳动收入多一些，有的村民全部生活来源都是财产收入，成了单纯的食利者。
上述这种村办集体企业，与改革开放以前的集体经济也不一样。改革开放以前的集体经济，劳动者与所有者都是百分之百的合二为一，没有人能够凭借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参与利润的分配，这种集体经济更接近马克思所设想的公有制经济。
所以，这些企业像国有企业一样，也存在着产权制度改革问题。
6、如何看待资产收入
资产收入问题是个人资产问题的核心。过去我们强调“一大二公”，说到底就是不让个人有生产资料，从而不让个人凭借生产资料获取收入，即资产收入。以此来保证人们所得到的收入都是劳动收入，保证纯而又纯的按劳分配。
现在看来，通过生产资料公有制消灭资产收入是一种空想。因为，消灭资产收入的前提有两个：“第一个前提，个人没有生产资料，所有的生产资料都归全体劳动者共同所有；第二个前提，人们的收入水平都很低，全部收入都用于当期消费，没有剩余。
我们改革开放以前倒是同时具备这两个前提。
改革开放以后，一个重要变化是人们的收入大幅度提高，个人的消费剩余也迅速增加，从而导致存款大量增加。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当期收入用于当期消费的部分越来越少，用于积蓄的部分越来越多。由于储蓄存款支付利息，则资产收入随着个人积蓄的增加而上升。即使生产资料百分之百都是公有制，人们仅因收入增加和积蓄增加，也会有巨额的资产收入。现在我国居民存款只有5万多亿元，如果增加到10万亿元、100万亿元，可以想象那时的资产收入在个人收入中的比重又有多高呢？
所以，只要有个人储蓄存款，只要储蓄存款支付利息，即使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也并不能消灭个人的资产收入，人们的收入百分之百是劳动所得的局面是不可能出现的。这是关于资产收入问题需要明确的第一个观点。
另一个重要观点是，资产收入的增加，是社会进步的标志。当然，由于财富的分配不均，有的人个人财产较多，财产收入也比较多，在全部个人收入中，财产收入所占的比重比较大；有的人个人财产比较少，财产收入也比较少，在全部个人收入中财产收入所占的比重也比较低。
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财产收入多并不等于个人消费得就多。正像劳动收入所得与劳动收入消费不是一个概念一样，财产收入所得与财产收入消费也不是一个概念。有的人财产收入多但消费得并不多，甚至完全没有消费，将财产收入并入了原有财产之中，使财产不断增加。如前所述，许多人的这种财产最终成了公用财产。相反，有的人财产收入并不多，但财产收入全部用于了消费，甚至自己根本就不劳动，个人收入完全依赖于财产收入，成为单纯的食利者。
7、怎样形成创造、积累财富的机制
财富不能从天上掉下来，需要自己创造出来。应该看到，我国人民当前总体精神状态不容乐观。所谓“十亿人民八亿赌，还有一亿在跳舞”的民谣，从某个侧面反映了我国财富创造得还远远不够。中国不是科威特或新加坡之类的小国。中国是一个有近13亿人口的大国。我们当然不排除吸引外资，但这么一个大国要富起来，最主要的还要靠本国人民的艰苦创造和积累。
问题是，如何在我国形成一个全民都拼命创造财富，并且又自觉积累财富的机制？
无论创造财富还是积累财富，都是一种牺牲。创造财富要牺牲闲暇，甚至还非常辛苦；积累财富要牺牲享受。人们会不会做出这种牺牲呢？人们为什么要做出这种牺牲呢？
过去，我们实行“一大二公”的体制，一个基本前提是，社会主义制度一旦建立，人都变成了大公无私的。因此，无论是分配制度还是产权制度，都置个人利益于不顾。结果怎样呢？农民不好好种地，地里不长庄稼，许多人饿肚子；工人不好好做工，经营者不好好经营，企业大量亏损，开不了工资。回过头来，又不得不改革。
经济体制改革说到底就是为了调动人民的积极性。既然人们比较计较个人得失，就把他们的得与失联系起来。劳动、拼搏而创造财富是“失”，失去了闲暇和休息，但财富的收获是“得”。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就是要把每个人的收入与劳动贡献尽可能连在一起，以调动人们劳动和创造的积极性。积累和投资既减少了当前消费，又要为投资付出很多心血，这是“失”，但因投资而获得的财产是“得”。财产的所有权越明晰，越受到法律保护，人们积累财富的积极性就越高。如果自己牺牲了当前的消费而拼命积累财富，但财产的归属不清楚或者受不到法律保护，人们积累财产的热情就会下降，甚至没有人积累财富。
为什么在改革初期会有那么多的畸形消费？就是因为心里不踏实，因为怕财富早晚不是自己的，与其到时被没收被分掉，不如趁早花掉，享受享受。这样，潜在的私有公用制就变成了实际上的私有私用制。
为什么某些国企老板那么潇洒，动辄买豪华车、公款吃喝？也是因为积累是别人的，消费是自己的，于是拼命地把公有公用制变成公有私用制。
所以，个人财产的明晰化，这些财产不仅能受到法律的保护，还能受到社会舆论的保护，在理论上也能为私有合法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提供理论依据，消除人们对个人财产的任何后顾之忧，这样才能调动人们积累财富的积极性。
8、有产者是吸血鬼还是慈善家
有产者分为两类：一类人躺在财产簿上贪图享乐。这种人的财产因种种原因而来，或者因某种偶然机会而暴富，或者继承祖业，或者是不义之财。他的财产如何得来的暂且不论，但他们当前的现实是，只消耗财富，不创造财富；只向社会索取，不向社会奉献。说他们是吸血鬼可能有点过分，但至少可以把他们称为社会的纯消耗阶层，或者叫食利者阶层。
另一类有产者是把财富作为自己施展才华、奉献社会的物质条件。财富对他们来说，不是福利，而是责任。他们感到自己有责任把这些财产看管好，使它们能不断地增值和膨胀。怎样使财产增值？那就是要忘我地工作，兢兢业业地经营。像这样一些事业心和社会责任感极强的有产者，说他们是活雷锋一点也不过份。他们通过自己的智慧，能发现一般人所没有发现的潜在的社会资源，并把这些资源组合成某种产品或某种服务，然后又通过自己创造性的工作，创办企业，并管理好企业，通过产品的开发和生产，为社会创造财富，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为待业者提供就业机会，为国家提供了税收。
当前，我国的大多数有产者都是劳动者，都是财富的创造者，他们虽然有或多或少的资产收入，但他们的生活主要不是或完全不是依靠资产，而是依靠劳动所得。因此，我国大多数有产者，即使不能列入活雷锋之列，也不属于吸血鬼之列。
9、应当把人们的资产更多地引向实业还是引向投机
就单个企业或单个人来讲，财富既可以通过创造而来，也可以通过分配而来。
什么叫通过创造而来？即把资金用于创办实业，或者办个工厂，或者办个农场，或者办个酒店等等，然后兢兢业业地经营，通过扩大产量、提高质量、降低成本、创造名牌等一系列管理活动，为社会提供某种使用价值，使社会的财富总量增加；为自己创造价值、创造利润，使自己的资产总量增加。
什么叫通过分配而来？通俗说来，就是把别人口袋的钱拿到自己口袋来。这种拿不是当小偷，而是通过一种市场机制，让对方心甘情愿地送到你口袋里来。
通过分配而获取财富的方式很多，这里介绍我国近年来转移财富的几种主要方式。
方式之一：在股市上，庄家操纵某种股票，低进高出，吸进散户资金，这就是我国一些券商和大户经济效益极高的原因。
方式之二：在外汇市场上，同样可以通过炒作而达到分配财富的目的。
方式之三：在房地产市场上炒作。
方式之四：通过倒信贷资金进行财富的分配。我国银行的贷款规模，1997年末为74914亿元。近年来，资金的官方利率与市场利率一般相差10个百分点，7万亿元贷款中，包含着7000亿元利差。如果7万亿元贷款通过种种方式，其中有20%倒到市场，则从中可以倒出1400亿元利差。我国每年7万亿元贷款都是按官方利率贷出的，但最终用户有相当一部分是按市场利率支付的利息。这一部分资金在贷款总额中的比重到底有多大，只有天知道。
方式之五：倒卖国有企业。现在有个时髦的术语，叫资本运营。而许多人心目中的资本运营，就是将国有资产低价购进、高价出手，一转手就净赚几百万或几千万。
方式之六：倒卖上市公司未上市的法人股。
通过市场机制，合法地从别人的口袋掏钱的方式很多。这些方式有一个共同规律，即经济生活中哪里有热点，哪里就会出现泡沫，哪里就有迅速分配社会财富的机会。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钻市场的空子，寻找市场价差，这样的人不能没有。通过这些人的运作，有利于使不均衡的市场迅速趋于均衡。我感觉，我国经济生活中已经存在着过度投机的问题。因此，我们的舆论，我们的政策，应该引导更多的人把钱用于实业，而不是用于投机；用于财富的创造，而不是用于财富的分配。
10、中国的有产者怎样形成的
任何社会，个人财富的积累无非通过两种途径，一是在生产领域创造，二是在流通和分配领域分割。
从我国有产者的发迹情况看，通过自己创造而发迹的主要有以下几种人：
在农民中，通过种植业和养殖业而致富的有一部分。如种粮大户、养猪大户、养鱼大户等等，这些人的钱是用血和汗换来的，真正是勤劳致富。长途贩运，也是一部分农民积累原始资本的渠道。通过工业致富，也是一部分农民的致富之道，温州、石狮等地的人主要是走这条道。在农村，靠建筑致富的人不少。城镇的有产者大部分是通过商业起家的。城里也有一部分人是靠知识致富。
还有一种人，以项目起家。即一开始就找个好项目，然后找贷款。通过贷款，一下子就投入几千万甚至上亿元，创办一个规模巨大的企业。然后雇佣成百上千的工人，每年赚取巨额利润。他们自己虽然也从事企业管理和产品的经营，但之所以能赚这么多钱，也得益于巨额的贷款和大量工人的支持。
以上这几类，都是通过为社会创造了巨额财富而富起来的。这些人致富，富得都比较辛苦，富得也比较平稳。他们不是暴发，而是通过十多年的逐步积累和滚动富起来的。这几类有产者，在我国全部有产者中占了绝大多数。
我国的另一类富人，则主要不是靠勤劳致富，而是靠炒作致富，靠机遇致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有好几次发财致富的大机遇，如股票机遇、房地产机遇、特区机遇等等。
第三类富人，是通过钻政策的空子致富的。所谓钻政策的空子，主要是钻双轨制的空子。
以上列举了我国富翁形成的几个主要渠道。通过现实的观察，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国的富翁中存在两个绝大多数：第一，绝大多数是合法致富，通过贪污、盗窃、走私、贩毒而非法致富的只是极少数；第二，在合法致富者当中，绝大多数是勤劳致富。靠1992年的股市和1993年房地产致富的、以及靠双轨制致富的，毕竟是少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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