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哲学家狄德罗及其方法论名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狄德罗论文,哲学家论文,名著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文章将狄德罗及其《论解释自然》一书置于18世纪的科学和哲学背景上，考察了孕育这一方法论名著的时代氛围，并系统阐述了该书的基本内容，深入剖析了狄德罗在科学哲学领域尤其是科学方法论方面的许多重要思想，同时揭示了他对科学哲学史、科学史和科学思想史的深远影响，据此阐明了狄德罗作为科学哲学家的不容忽视的历史地位。
在历史上，狄德罗（Denis Diderot 1713—1784）素以18世纪杰出的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著名文学家和艺术理论家见称。本文旨在论证：狄德罗同时还是一位颇有建树的科学哲学家，他的《论解释自然》（亦译《关于解释自然的思想》）一书可与培根的《新工具》和笛卡尔的《方法谈》相媲美而毫无逊色，他本人因而成为开启了不同于英美分析科学哲学的以巴什拉尔（G.Bachlard）为代表的法国科学哲学流派的一位卓越先驱。
一、《论解释自然》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其思想特色
狄德罗的科学哲学思想和方法论著作《论解释自然》（1754），是18世纪兴起的由奉数学为圭臬而转向拆诸实验物理学的强大自然科学思潮的产物。
从文体上看，《论解释自然》是一部札记式作品。总共58节，言简意赅，蕴义隽永，分开独立成章，合则贯通一气。全书篇幅不长，却涉及自然科学乃至人文科学的诸多学科，其中引证或提到了23位科学家，12位哲学家和文学家，涵盖广泛的科学哲学领域，甚至包含不少有关科学社会学、科学伦理学等的论述。该书主旨不在于一般地阐述自然观、科学观和科学认识论，而是力求提供一幅如何研究自然及如何解释自然的具体方法论蓝图。正如前言所说，它不是教人如何“认识自然的力量”，而是教人“试一试自己的力量”。(1)
狄德罗认为，科学家采用的方法是否优良，直接关系到科学研究的成败。方法不正确，无异于“南辕北辙”，终无所获。（§48）因此，必须“揭示方法”，把那些已经获得成功的方法完全而清楚地加以揭示和总结。（§39—40）在此书引言中，狄德罗开宗明义地揭示了解释自然的三条方法论原则：第一，“自然并不是上帝”，人们可以而且必须从自然本身出发，如实地对它进行观察和考证；第二，“一个人并不是一架机器”，人们能够而且必须运用头脑对所观察到的乃至观察之外的自然进行理性思考；第三，“一个假设并不是一个事实”，因此，对在观察和思考自然时所产生的惊奇和猜测必须通过实验去消除和验证。由此也就形成了科学研究的“三种主要的方法；对自然的观察、思考和实验”。（§15）对上述方法的条分缕析和详尽论证乃构成《论解释自然》一书的基本内容框架。
从历史的角度看，在《论解释自然》出版的时代，牛顿力学继续更加广泛地传播，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推动了技术的改进，并装备了实验物理学、化学、地质学等新生的自然科学，其他学科如物理学、天文学、生物学、生理学、解剖学和医学等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曾被恩格斯誉为“18世纪科学的高峰”的法国唯物主义正是“上述各门自然科学形成过程的产物(2)。作为这一哲学的卓越代表， 狄德罗不仅充分汲取了已有的自然科学成果，从中概括出富于辩证法思想的机械论世界观，而且力图从哲学的视角去思考当时面临的重大自然科学问题。他所注意的不再是自然界中一般运动问题，而是自然界的变化、演化问题，如生物界中的生命和死亡问题，物理界中的秩序和混沌问题等。所有这些问题显然是不能用单纯数学方式解决的，而必须诉诸实验等科学技术手段和假设等理论思维手段。这就决定了《论解释自然》中提出的方法论的主体是实验自然科学方法论，或更确切地说是实验物理学方法论。在这方面，雅可布·别尔努利的“假设的方法”（1713）和布封的“实验的历史”（1749—1789）等对狄德罗的思想也都有过深刻的影响。
狄德罗从当时物理学与数学之间的冲突出发，预言“科学上一个大革命的阶段”正在来临，17世纪的数学时代必将为18世纪的力学时代所代替，因为几何学（数学）的发展已经登峰造极，“不用再过一百年，在欧洲将数不出三个大几何学家”。（§4）他断定笛卡尔、巴斯卡、 牛顿等人的数学工作业已过时，牛顿力学即表明了数学推论的精确和实验测量的近似之间的空白，数学家们理智世界中的严格真理对于我们的地球并不严格适合，因此，“应该由实验的科学来改正几何学的计算”，（§2）数学家的主要兴趣应转移到力学， 数学只有当它是为物理学服务时，才是普遍有效的，而物理学就更应当诉诸实验，因为实验物理学“是我们真正知识的基础”。（§6 ）狄德罗上述论点反映了一种时代精神的转变。的确，18世纪的数学工作远较其他世纪更为直接地受到物理问题的激励。数学与力学问题的广泛牵连使拉普拉斯甚至认为数学只是物理学的一个工具，达兰贝尔在“百科全书”前言中也和狄德罗一样表达了由数学时代转变为力学时代的思想，而这必然导致方法论上的革新和转变。
然而，从上述科学氛围中诞生的狄德罗方法论并不是单纯的实验方法论，而是多元的综合科学方法论。狄德罗强调实验、观察和思考是科学研究过程中三位一体的东西。他说：要用智慧检验智慧，要用智慧和实验审核感觉，要通过感觉来认识世界，要为发明各种工具而研究自然界，要为寻求知识和提高知识而利用各种工具。（参阅§8 ）自然事物的过程本身是必然的，这是实验科学之所以可能的客观条件。但“自然似乎喜欢用无数不同的方式来变化同一机构”（§12）自然界中已知和未知的一切现象“都只是同一现象的不同面貌”。（§45）因此，必须综合发挥观察、思考和实验在经验研究中的相辅相成的作用，才能寻求自然现象的统一。另一方面，又不能不清醒地看到还存在许多妨碍人们认识自然的障碍，如理智的偏见、感觉的不定性、记忆的限制、想象的朦胧等主观条件的缺憾，以及现象的无限、原因的隐蔽、形式的变化无常、工具的不完善等客观因素的制约。（§22）这些都决定了必须通过方法的综合运用去对付从外面和我们对立的自然。
和近代实验科学奠基者培根一样，狄德罗也把这种探求真理的综合方法喻为密蜂的工作，并将其关于感性和理性联姻的认识论思想进一步化归为“哲学的联盟”：即把有很多仪器而很少观念的人（工匠、技师）和有很多观念而根本没有仪器的人“建筑师、学者”组织起来。大力倡导观念和仪器、思想和行动、理论家和实践家相结合，以共同对付自然的抵抗，揭示自然的奥秘，这可以说是狄德罗科学方法论的一个总纲。狄德罗本人对这一方法论的原则也是身体力行的。他在撰写“百科全书”最重要的部分（“各种工艺的描述”）时都是或亲临现场观察，或请工匠实际示范，或根据第一手材料来完成的。这表明他意识到理论与现实的协调、统一的重要，而这也正是其科学方法论的最鲜明特色。
二、近代科学方法三重奏——观察、思考和实验
在狄德罗制订的综合方法论中，观察构成科学研究的出发点，思考和实验则是自然科学“用来推动世界的一些杠杆”。（§22）
科学观察是科学认识的基础。狄德罗指出，人们理智中的概念或意见只有在和外界联系起来时才是坚实可靠的。因而“事实，不管它们具有什么性质，总是哲学家的真正财富”。（§20）观察和外界事物联系的方式多种多样：“或者是一串以许多实验连成的不断的锁链，或者是一串以许多推理连成的不断的锁链，这锁链一端连着观察，而另一端连着实验；或者是一种以许多实验到处分布在许多实验之中而造成的锁链。”（§7）容易看到，这里所说的观察已不限于通常意义上的视看， 而具有广泛且复杂得多的科学内涵了。
狄德罗在刻画观察方法的特征时强调“观察应该是专注的”，（§15）认为“模糊地观察一切是人类的失误。”（§54）因为观察并非等同于人们感觉的惯常运用，这是任何人都可以做到的。观察的作用在于搜集新的事实和发现新的问题。它不仅依靠感官进行直接的观察，而且越来越需要借助感官辅助物—仪器进行间接的观察，因而观察的视野不断在扩大。利用仪器来度量是“实验的新的应用”，也是“漫长、辛劳而困难的观察的另一源泉”。（§52）狄德罗同样注意到科学观察和实验中的机遇问题。他指出，实验物理学的好的效果就在于辛勤耕耘，因而可能导致意外的收获。同样的机遇也可能为化学家和数学家所碰到。然而，尽管人们用来探索自然的时间从来不完全白费，机遇毕竟不会对所有的研究者都同样敞开大门的，所以讲求观察的艺术和实验的艺术就分外重要。
科学实验是揭示自然奥秘的突破口。狄德罗为之拟定了一份实验物理学纲要：首先研究存在，包括事物的描述，它的历史和性状，以及它的生成和解体；其次研究存在、事物中的性质，包括普遍的性质和特殊的性质；还要把事物中的性质加以运用，扩充到比较、应用及组合上。为了证实观察所得事实及理智组合事实的结果，实验应该是精确的。（§15）有了实验这一验证的手段，则构造一个系统也无妨，只要不受该系统的支配。（§27）实验的技术要求有眼光、有想象、有智慧、有策略，而这可以通过阅读有关科学论著从科学家们的亲身经验中学会。狄德罗仿效培根寻求“形式”的三表法，制定了一套认识物质的专门的方法程序，不妨称之为“四表法”：第一、关于已知的物质性质的表，要考虑到所用实验物质的一切性质；第二，从中找出可能适合于实验的性质；第三，尽力认识上述物质的量，即“一切度量”（§53）；第四，通过对这物质的一部分直至其全体进行毫不间断的量的衡量去穷尽它的质。（§41）
为了使实验能够真正履行其验证或发现的功能，狄德罗特别强调了设计实验所必须注意的五点要求或五种方法，即实验的重复、复杂化、反置、扩大或限制以及实验的自由(3)。狄德罗指出，首先， 实验是迂回曲折的，不可能一次实验就达到目的，对可能导致重要发现的观念，实验“应该一再重复，以弄清各种情况的细节，并认识其界限”。（§44）其次，所谓实验的复杂化（multiplication）是指“把那些实验转施之于各种不同的对象，使它们更复杂，并以一切可能的方式把它们联合起来”。（§44）籍此可以把那些散乱的、彼此孤立的一切可能约简的实验联系起来，并通过对对象的实验来这样地控制住现象，以致现象中有一个一经知道，所有其他的也都知道了。此外，实验的复杂化还能使实验的结果约简，并进一步使原因约简，因为“结果是从来只有靠它们增多才能被约简的”。（§44）
第三，反置法（inversion）。 实验（包括最荒唐和最合理的实验），其结果或者是相关的，或者是奇怪的。因此，在考查实验结果时必须重视反证。“应该把注意力主要放在正反相对立的两点上”，对所实验的观念系统“在没有经过反证以前，也不应该放弃任何一个”，因为“真理每每总是与错误相反的另一端”。（§43）
第四，扩大或限制法（extension et restriction）即对实验的范围予以控制。狄德罗认为，“一切实验凡没有把法则扩大到某种新的事例，或没有以某种例外限制了法则作用的范围，都是毫无意义的”（§44）就是说，实验的价值在于“扩大”或“限制”法则作用的范围来得到新的结果。如果实验的结果和别人从另一实验中已经得出的结果一样，则毫无发见因而毫无价值。
第五，自由法则。即“必须让实验有它的自由；如果只是显示它所能证明的方面而掩盖起它抵触的方面，那就是把它当俘虏了”。（§47）这就是说，既要严格审查失败的实验，也要严格审查成功的实验，而不能强使实验的结果符合实验者的预期目的。同时，对需要以实验来证实的系统（猜测）“应该既不要固执地抓住不放，也不要轻易地抛弃”。（§47）总之，做实验不允许马虎了事，不对自然提出反驳，轻轻放过自然现象中的模棱两可之处。
理性思考是观察和实验的向导。狄德罗认为，认识不能只停留在感性范围内，思考或解释可以使我们越出其外去进一步认识自然。“自然的观察者和自然的解释者的主要区别之一，就是：在感官和仪器抛弃了自然观察者的地方，正是自然解释者开始的地方。”（§56）所谓解释就是通过思考去把握更大范围或更深层次的事物的本质与规律。解释的范围包括：1、从现在是什么来猜测还将应该是什么；2、从事物的秩序得出抽象而一般的结论，即显著的特殊的真理的全部证据；3、 由此进一步上升到秩序的本质自身；4、 注意解释的界限：不要看到一个有感觉和思想的东西和一条因果链条的单纯并存，就对它作一个绝对的判断，否则就会超出自然的范围之外了。
狄德罗对思考或解释的理解很宽泛，诸如猜测、假说、想象、类比、预感、直觉、梦想、非理性的习惯等无不囊括其中。在他看来，长久实验的习惯使最粗糙的操作者也会有一种灵感性质的预感，至于那些实验巨匠则是常恁本能或灵机“迫近地看到过动作中的自然，以致他们能相当精确地猜到他们以最奇怪的试验想来挑动它对它可能遵循的过程”。这里所谓预感、本能、猜测或灵机所指相当于直觉思维。狄德罗认为“凭这种智能，人们可以说远远就嗅到一些未知的方法，一些新的试验，一些不知道的结果”。（§30）因而它比实验的方法程序和结果更为重要。科学猜测的本领就在于“可以轻而易举觉察到一些相反之点或相似之点，其所以轻而易举，是由于自己有一种实际的知识，在对事物作分别考察时，把握到它们的物理性质，在对它们作综合考察时，把握到它们的相互影响”。(4)科学家的这种直觉、 灵感产生于他们脑子里曾出现过的一些杂乱无章的东西，一些非常遥远、非常难以觉察的相反之点或相似之点。建立于其上的猜测或假说系统因而也是一个极其脆弱的整体，以致“从其中推出来的各种观察或实验，人们往往是不屑于去作的”。(5)可是，它们却往往导致意外的发现。
狄德罗不仅肯定了猜测或假说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而且曾经设想了关于相反之点或相似之点的七组猜测，如关于鬼胎之类的病理学猜测、关于北极光的猜测、关于自然和艺术的猜测等。他在为“百科全书”撰写的“假说”条目中指出，牛顿“不需要假说”的口号只适用于无遮蔽的不变的自然，而实际上自然是复杂的隐蔽的变动不已的，故离开假说便难以解释自然。如果说，牛顿方法论是以公理和定律为基础的假设—演绎法（牛顿本人实际上并未排斥假说），那么，狄德罗方法论则是以假说和问题为基础的假设—实验法。假说、猜测根源于观察和实验，又必须由观察和实验来检验。同时，狄德罗认为可以应用逻辑的方法，即推而广之（generalisation亦译普遍化）。因为“要动摇一个假设，有时只有把它推到极端就行了”。(6) 推而广之是检验形而上学家的假设的办法，正如反复观察、实验是检验物理学家的猜测的办法一样。正确的猜测愈实验，就愈得到证实。真实的假说愈推广，就愈包含真理，愈得到明证和力量。反之，就会被动摇乃至破产。
狄德罗还提出，在检验时应注意区分和处理假象。“最重要的艺术就在于分清有希望产生一种新现象的方法与只能产生一种改头换面的现象的方法”。（§44）关键在于对观察证据进行具体分析。有一些现象“似乎是推翻了一个系统，而经过更好地认识以后，结果是证实了这个系统”。（§46）当一个现象是若干个协同一致的原因的结果时，该现象的量对我们的假设便显得太大；当它是若干个互相对立的原因的结果时，该现象的量则显得太小，甚至变成零。在这种场合，就必须将实验检测和逻辑分析结合起来，一方面“把这些原因分开，把它们的作用、结果拆开来，而把一个很复杂的现象还原为单纯的现象”；另一方面，“至少是以某种新的实验来弄明白这些原因的复杂性，它们的协同一致或它们的互相对立”。（§40）由此就能使现象和该系统相矛盾的假象得以解除。
类比方法运用于感觉与对象本质上毫不相似的场合。类比实质上也是“纯粹的设定”。(7) 狄德罗从自然的齐一性出发论证了类比归纳推理的必要性。他指出：自然并不是在一切方面并且到处同等地神秘的，故“凡是我们在一个东西中已经清楚地看到的，不久也会在另一个相似的东西中呈现出来”。在实验物理学中类比系由大观小，在理性物理学中则是由小观大，（§13）途径虽二，方法则一。然而，并非一切类比的结论都是可以相信的。狄德罗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告诫说“决不要从多的得出少的结论，也不要从少的得出多的结论”。（§53）类比是否正确，同样必须诉诸“质问自然”，即必须通过观察和实验来判定。
总之，狄德罗认为，自然是连续不断的相互联系的整体，而不是彼此孤立的诸多现象的简单集合。因此，理性思考的目标就在于通过对观察和实验结果的分析来揭示自然现象之间的内部联系，其途径是从众多的中介现象找出中心现象。前者在现象的链条上“形成联系，填满空隙及证明同一”，后者则把已知的和未知的一切现象“都联系起来”，使之“形成一个系统”。二者的联结“将形成诸现象的一个连续不断的环，其中我们将不能区别哪一个是头，哪一个是尾。”实验物理学的工作“形成一个迷宫”，理论物理学“在这个迷宫中转个不停，”迷失了方向。（§45）故基于观察和实验的理性思考才是走出它们造成的迷宫的向导。它所寻求的正是自然现象的统一或自然界的同一性。
三、狄德罗作为科学哲学家的历史地位
科学方法论是关于科学认识方法、程序和形式的理论。16世纪初，伽利略、培根和笛卡尔开始为近代科学方法论奠定基础，到19世纪上半叶，赫歇尔、休厄尔、弥尔等人已写出一批严格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哲学著作。《论解释自然》一书恰好构成古典科学方法论进程的中间一环。显然，狄德罗的贡献并不在于一般地提出观察、思考和实验这些研究方法本身，而在于深入地探讨了在探索自然过程中如何观察、如何思考、如何实验的细节问题，因而深化了这些基本研究方法的内涵，扩大了它们的使用范围。更主要的是，狄德罗试图在方法论上将感性和理性、认识和实践结合起来。这表明他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科学方法论的某种辩证性和统一性。狄德罗方法论的哲学意义就在于：他对培根经验归纳法和笛卡尔理性演绎法均各有继承，又各有校正。他遵循了培根从客观实际出发的认识路线，并发展了其注重观察、实验的认识方法，同时又克服了其一概排斥假说的片面性。他对笛卡尔的理性演绎法前提显然是否定的，并认为单凭数学演绎不能说明世界，必须诉诸实验，同时也象后者一样肯定假说、猜测在科学认识中的作用。可以认为，狄德罗乃是继休漠提出归纳问题之后，第一个试图综合上述两派认识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这和稍后康德提出的先验综合的解决方案恰恰相映成趣。就18世纪的方法论形态而言，如果说康德论证的是先验主义的数学化的综合方法论，那么，狄德罗阐述的则是经验主义的非数学化的综合方法论。
作为13世纪科学和哲学思潮的产物，狄德罗综合的科学方法论反过来亦影响着科学的发展。科学史表明，方法论的性质和民族倾向往往有某种潜在的联系。正如一位科学史家指出，17世纪的科学家对纯科学和应用科学同样感兴趣，但“18世纪上半叶和它以前及以后的一个时期比较起来，在科学史上是一个毫无生气的时期”。(8) 莱布尼茨曾经注意到在那些比他年轻的同时代人当中“很少孜孜不倦地进行自然观测”。(9)狄德罗在这时提出“方法论的转变”， 并倡导以实验方法为枢纽的新的综合方法论，显然不失为有识之见。另方面，从哲学上看，17世纪培根强调科学方法的经验性质，笛卡尔则强调科学方法的演绎性质，这种科学方法的分裂导致18世纪英国的科学家主要是一些实验家，法国人则主要是理论家。正是有感于此，狄德罗力主实践家和理论家、行动和思想的结合，客观上为当时的科研活动注入了生机和活力。科学史同样表明，直到18世纪末，英国科学家才变得比较重视理论，而法国科学家也比较重视经验了。
狄德罗科学方法论的前提中确包含着“数学穷尽论”的谬见，但它强调了数学必须与物理学相结合，突出了数学的物理意义，这在客观上也有助于推进数学科学本身的发展。因为把物理问题用数学表示出来之后，不仅使结论在物理上的正确性有保证，而且它在数学上也必定是正确的。物理问题推动了数学的大部分工作，引导着数学前进的步骤。当然，并不是18世纪才特别是这样，“但是在这一世纪中数学与物理的分开是有决定意义的”。(10)
就物理学而言，狄德罗的实验科学方法论的价值更为显著。它为物理学领域的研究活动提供了详细的指导性的方法论纲要，其中表露了许多蕴含辩证思维的新颖见解，尤其是关于单靠数学并不能说明世界还必须诉诸实验的这一重要思想，对于在科学日益数学化的态势下物理学研究的纵深发展，似乎起到某种纠偏的作用。只要联想一下20世纪初爱因斯坦设计的思想实验对于相对论的创立所起的巨大作用便不难明白这一点。当然，狄德罗本人是不可能预料到实验方法的这一新的发展的。
如何看待狄德罗关于数学的预言的实质，这是评价其思想的历史作用时必须回答的一个问题。从根本上说，狄德罗无论如何不可能超越他的时代思维的框架。他敏锐地觉察到随着牛顿力学广泛传播而出现的自然科学数学化趋势，但却由此作出了数学今后将停滞不前的片面论断。这种数学穷尽论其实也是当时的一种普遍观念，包括拉格朗日、欧勒、达兰贝尔等人在内的大数学家们均附会认同。然而，它却为数学发展的事实所否定了。实际上，由伽利略、牛顿等人采用的科学研究方法，即将物理基本原理表示为量化的数学陈述，尔后利用数学的论证，推导出新的物理结果，已经大大向前推进了，物理学愈来愈数学化，在18世纪中即已建立了将物理学的主要分支日益增多地组织到数学结构中去的数学物理，而在19世纪，数学的发展更超过了18世纪。当然，狄德罗等人的数学穷尽论的错误并不在于反对或否定数学本身，而只是由于对数学发展的前景作出了严重失实的推论。他们充其量只考虑到数学的运用在测量中的重要性，而不可能设想数学方法作为一般科学方法论对其他自然科学学科的重大意义。
上述情况根源于狄德罗对质与量关系的理解上的自相矛盾。一方面，狄德罗认为自然界是由异质无素构成，并将质的科学（如物理学、生物学、化学等）与量的科学（数学、数学物理等）加以区分，甚至过于强调二者之间的冲突，主张以实验科学方法论取代演绎科学方法论。另一方面，他又拘泥于莱布尼茨的连续性原理，仅注意事物发展的连续性、渐进性，而忽略了它的间断性、突变性，无法正确把握自然的飞跃。这使他不可能深入研究质与量的关系，更不可能把二者有机统一起来。不过，狄德罗一方面强调实验物理学和数学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又提出了关于无限小、组合术的概率相汇合的自然观念。（§41、§52）这又表明狄德罗的方法论虽限于对物质的存在作质的描述，但后者客观上又离不开对量的测量这一基础。从科学思想发展史来看，关于质与量的关系的看法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从中世纪占主导地位的神秘的唯质主义转变为文艺复兴至17、18世纪从伽利略到牛顿力学的唯量主义，再进一步升华为19世纪黑格尔关于质量关系的辩证法。狄德罗（还有康德）在某种程度上都试图把质和量结合起来考察，这种意向虽属端倪，却无疑为后来黑格尔关于质与量的辩证综合准备了必要的思想条件。
概言之，狄德罗虽然意识到感性和理性、理论和实践相统一是正确的科学认识道路，但他并没有真正解决这个根本性的方法论问题。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对抽象和概括的本质及其在科学认识中的作用认识不清，认为“抽象只是一些习惯上的省略”，“是一个没有观念的记号”。( 11)他虽然没有拒绝假说、猜测、也没有完全象18世纪绝大多数自然科学家一样厌恶理论思维，即力图只用数学方法来说明事物的联系，而拒绝深入研究现象的本质。但是，他仍然没有摆脱经验地描述事实的立场。其所以如此，固然由于当时自然科学尚处于观察搜集材料阶段和实验探索材料阶段，但更主要的是由于支配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仍是形而上学的。诚然，狄德罗作为一个科学哲学家，并不拒斥形而上学。但是，不可否认，其科学哲学的实证主义因素确是很明显的。如只描述“为何”而放弃“如何”（§56），其中还夹杂着效用、实用的观点。狄德罗之所以主张诉诸实验科学，而宣称数学已经穷尽了，就是由于他把数学看作是人为约定的（§3），并且认为数学效用不明显的缘故（§6）。
但是，归根结蒂，正如狄德罗的一位法国研究者所说：“《论解释自然》的思想的重要性在科学哲学史，在科学史本身以及在人类思想史上无论怎样高度评价都不会过高。”(12)这虽不无溢美之辞，但大体上是比较公允恰当的。狄德罗关于三种方法综合运用的思想，不仅意识到自然界的整体性，各种现象的统一性及其相互转化，而且实际上已经提出了实验研究和理论研究的相互关系的重大课题。这一问题迄今不仅对自然科学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而且构成现代科学哲学持续热烈讨论的焦点。《论解释自然》一书现在读来仍使人获益匪浅，其源皆出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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