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全面开放思想与原则_邓小平南方谈话论文

邓小平的全面开放思想与原则_邓小平南方谈话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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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801(2014)04-0013-05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大力倡导和积极推进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作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的邓小平,敏锐观察和准确把握当今世界的发展大势和时代特征,深刻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与沉痛教训,突出强调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等。为此,他逐步提出了全方位开放的一系列构想及思想原则,推动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不断前进,取得令人瞩目的历史成就。事实充分说明,对外开放符合当今时代特征和世界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是加快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必然选择,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认真学习、深入研究邓小平全方位开放的思想及原则,对我们完成“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一、全方位开放绝不是放弃独立自主,而是自始至终要把国家主权放在首位,永不接受别国干涉内政

       邓小平是“中国人民的儿子”,强烈的爱国主义意识、赤诚的爱国情怀,既是他全方位开放思想产生的前提和基础,又是其开放思想的鲜明特点。在全方位开放思想孕育、产生、形成的过程中,邓小平突出强调全方位开放绝不是放弃独立性原则,而是自始至终要把国家主权放在首位,永不接受别国干涉内政。“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其全方位开放思想的精髓。

       邓小平认为,当今世界,国际交往日益广泛和多样化,这是人类进步的表现,是国际社会中一股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以推进人类进步事业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人,当然要顺应时代大潮,抓机遇、求发展、促开放,因为“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1-1]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他说我们吃过这个苦头,我们的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封闭必然窒息,保守必要落伍,这是人类历史给我们的深刻启示。当然,全方位开放绝不意味着放弃我们的原则独立性,而是自始至终要把国家主权放在首位,同时又要把对内经济搞活,对外经济开放当作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他曾坚定地说,我是一个中国人,懂得外国侵略中国的历史。世界上最不怕孤立、最不怕封锁、最不怕制裁的就是中国。为此,他在指导推进中国的全方位开放的过程中,始终把维护国家主权与安全,走自己的路,坚决反对一切干涉内政的“强权政治”放在首位,作为其开放思想中不可动摇的重要原则。在这方面,邓小平特别强调了以下几点:

       (一)全方位开放不是出卖国家主权,更不是否定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本原则,越是开放越要坚持独立自主,开放是为了更好地贯彻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本方针。邓小平语重心长地告诉人们:“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当然,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搞建设,不靠自己不行,主要靠自己,这叫做自力更生。但是,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还需要对外开放,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来帮助我们发展。”[1-2]新中国的历史经验说明,当代中国搞社会主义建设不开放不行,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不仅伤害不了我们,而且“得益处的大头是国家,是人民,不会是资本主义”[1-3],现在我们算是学会利用这个国际条件了。早在1987年10月,当有人问中国实行开放政策是否同过去的传统相违背时,邓小平明确回答:“我们的作法是,好的传统必须保留,但要根据新的情况来确定新的政策。过去行之有效的东西,我们必须坚持,特别是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那是不能动摇的。”[2]

       (二)选择什么样的社会制度,是一个国家的主权和内政,别国无权干涉。中国的对外开放不是完全的“拿来主义”、“生吞活剥”、“照抄照办”,而是从本国国情出发,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多年来,中国在实行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某些西方大国经常对中国社会制度指手划脚,评头品足。对此,邓小平以政治家的胸襟和战略家的胆略,斩钉截铁地指出:“中国永远不会接受别人干涉内政。我们的社会制度是根据自己的情况决定的,人民拥护,怎么能够接受外国干涉加以改变呢?国际关系新秩序的最主要的原则,应该是不干涉别国的内政,不干涉别国的社会制度。”[1-4]

       (三)对外交往中借口“人权”等干涉别国内政的“强权政治”不能得逞,人权之上还有一个国权,中国不会在开放中拿原则作交易。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西方的一些国家拿什么人权、什么社会主义制度不合理不合法等做幌子,实际上是要损害我们的国权。搞强权政治的国家根本就没有资格讲人权,他们伤害了世界上多少人的人权!从鸦片战争侵略中国开始,他们伤害了中国多少人的人权!”[1-5]人们谈到人权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权;谈到人格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格。面对开放过程中某些大国对中国实行所谓“制裁”、“贸易封锁”等错误做法,邓小平放眼世界,着眼未来,既不意气用事,又不放弃原则,而是强调在开放中要心中有数,趋利避害,把握适度,用实际行动打破西方的扼制迷梦。他一再强调制裁面前,中国人吓不倒、压不垮,任何时候都站得住。首先我们不怕,中国人民不怕孤立、不信邪。不管国际风云怎样变幻,中国都是站得住的。其次,我们也不乞求。如果中国不尊重自己,而乞求西方国家放弃制裁,国格就没有了,中国任何一个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都会垮台,中国人民也不会原谅。再次,要相信制裁必将被打破,“是不管用的。”因为“第一,他们没有资格制裁中国;第二,实践证明中国有抵抗制裁的能力。……中国的特点是建国四十多年来大部分时间是在国际制裁之下发展起来的。我们别的本事没有,但抵抗制裁是够格的。所以我们并不着急,也不悲观,泰然处之。”[1-4]只要坚持同世界上所有国家“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的开放方针,增强民族凝聚力,扩大交流范围,积极不懈地参与国际竞争和平等协商,中国人民一定会经受住各种风浪的严峻考验,继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成功地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道路。这就是对“施压”、“制裁”的最好回答。

       总之,邓小平认为中国的对外开放是主动开放,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原则的灵活运用,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真正体现。因此,“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1-6]这就是邓小平全方位开放思想原则性、独立性的真正内涵。

       二、全方位开放是独立自主的,但也要打破简单以意识形态定亲疏、划阵线的旧框框,以务实灵活、符合国情的政策向前推进

       从当今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的基本判断出发,邓小平认为近代以来的清政府“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虽然新中国建立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是对外开放的”,却只能是“对苏联东欧开放”。“以后关起门来,成就也有一些,总的说来没有多大发展。”[1-7]因此,关起门来搞建设是发展不起来的。关起门来无非有两种,一种是对国外,还有一种是对国内,就是一个地区对另外一个地区、一个部门对另外一个部门。两种关门都不行。同时,邓小平根据对当代世界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入观察,得出“开放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大趋势”的结论,即不论大国小国、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要想获得发展或加快发展,不能闭关只能开放,因为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的主题,要和平、求合作、促发展是时代的主流。因此,中国要抓住开放的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和平的国际环境与广阔的国内市场这个难得的历史机遇和有利条件,加速发展,扩大开放。

       邓小平不仅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社会主义发展的本质要求以及加速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现实需要出发,得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开放也能够开放的基本结论,而且进一步明确提出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条件下,中国的开放是面向世界的全方位的。1983年7月8日,他在与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说:“要扩大对外开放,现在开放得不够。要抓住西欧国家经济困难的时机,同他们搞技术合作,使我们的技术改造能够快一些搞上去。同东欧国家合作,也有文章可做,他们有一些技术比我们好,我们的一些东西他们也需要。中国是一个大的市场,许多国家都想同我们搞点合作,做点买卖,我们要很好利用。这是一个战略问题。”[1-8]次年2月,他又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就办好经济特区,增加对外开放城市的谈话中提出:“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1-9]到1987年6月,在会见外宾时,他则进一步明确宣布:中国“开放是对世界所有国家开放,对各种类型的国家开放。”[1-10]邓小平高瞻远瞩,灵活务实,终于提出了全方位开放的战略思想。当然,他的这一思想的重点和惊人之处,是社会主义国家也要积极向西方发达国家开放,因为目前世界上发达国家的经济实力与科学技术明显领先,在各种国际组织中处于优势地位,是中国吸引外资、引进重点高科技技术的重点对象国。

       为了拓宽对外开放的范围,推进全方位开放进程,邓小平还突出强调在重点向发达国家开放时,必须采取政治经济适度分开的新思路,即打破过去一味以意识形态定亲疏、划阵线的旧框框,以务实灵活的心态和符合国情的政策推进全方位开放,同各国发展多种形式的经贸合作和人文技术交流。进一步讲,国家关系即使在政治上有一些矛盾、分歧或冲突,只要不危及国家安全与主权,正常的交往与交流还要做。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友好往来。朋友还要交,但心中要有数”。[1-11]

       不单纯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决定国家关系,一切以维护本国根本利益为最高原则,是新时期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他认为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不应成为发展国家关系的障碍,也不应成为发展党际关系的障碍。吸取历史的教训,我们不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强加于人,也决不允许别人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强加于我们。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长远战略利益出发。他把这一思想用来指导中国的外交和对外开放工作,真正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束缚,而从世界整体系统的运动发展中观察处理问题,从而开辟了一条多边务实的外交新途径,为形成全面多层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奠定了基础。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急剧变化,但由于我们坚持不以意识形态划线,我国的对外开放不仅没有停滞,反而路子越走越宽,对外开放的领域和规模不断扩大,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新格局,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中国经济大踏步地走上世界经济舞台。

       三、全方位开放的根本出发点和目的,是推进世界和平与共同发展,为人类做出应有贡献

       中国的前途同世界的前途息息相关。作为一个泱泱大国,中华民族理应对世界作出应有贡献,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国际主义原则的重要体现,也是党的对外开放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始终把推进世界和平与共同发展,为人类做出应有贡献作为全方位开放的根本出发点,体现了邓小平全方位开放思想的战略全局观。

       首先,邓小平认为中国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才能对人类作出应有贡献。他不只一次地讲,由于过去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清政府的腐败,中国近代以来没有对世界作出应有的贡献。形势逼人,迫使我们进一步改革开放,通过改革开放,“到下世纪中叶,能够接近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那才是大变化。到那时,社会主义中国的分量和作用就不同了,我们就可以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1-12]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他特别强调一切都要服从把经济建设搞上去这个大局,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我就担心丧失机会。“最根本的因素,还是经济增长速度,而且要体现在人民的生活逐步地好起来。”“不论国际大气候怎样变化,只要我们争得了这一条,就稳如泰山。”[1-13]

       其次,对外开放是互惠互利,帮助是相互的,贡献也是相互的。考察邓小平对外开放思想的内涵时会发现,当他强调所谓“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时,并不意味着中国只有对世界的单向依赖关系,因为“世界也需要中国”。这样,对外开放就体现了一种双向的相互依存,并由此沟通了中国与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利益关系。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希望所有的外国企业家、专家进一步认识到,帮助中国的发展,对世界有利。……西方政治家要清楚,如果不帮助发展中国家,西方面临的市场问题、经济问题,也难以解决。经济上的开放,不只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恐怕也是发达国家的问题。”所以,从世界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和平和世界经济的发展有利。因为“中国取得了国际的特别是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中国对国际的经济也会做出较多的贡献。”“历史最终会证明,帮助了我们的人,得到的利益不会小于他们对我们的帮助。至于政治上战略上的意义就更大了”。[1-14]

       再次,为了中国和世界的共同发展,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在这方面中国占有重要“一极”,发挥着独特的作用。邓小平认为,中国虽然在经济上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穷国,但毕竟又是一个政治大国,是世界和平力量的重要支柱,还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这就决定了它一方面要在和平的国际环境中求得发展,又必须在维护世界和平中发挥积极作用。

       四、全方位开放必须与务实性多边外交紧密结合,进行广泛的国际交流与合作,趋利避害,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参与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来

       在谈到改革开放时,邓小平认为从对外开放关系来说,就是要进一步实行开放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一切国家建立和发展外交关系与经济文化关系。“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1-6]这就是说,中国对外工作的进一步发展是伴随着对外开放工作的进一步深化而发展的,对外开放的程度决定了外交工作的深度,由此全方位开放与务实性多边外交有机地结合起来。

       根据新的形势变化和时代特点的要求,开展多边外交,不仅是政治上的需要,而且是扩大开放,加速经济发展的要求。“建设一个国家,不要把自己置于封闭状态和孤立地位。要重视广泛的国际交往,同什么人都可以打交道,在打交道的过程中趋利避害。用我们的话讲,叫对外开放。”[1-5]邓小平反复指出,我们的对外开放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一切国家建立、发展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关系,这不是短期的而是长期的。在苏联东欧发生剧变的情况下,邓小平仍然强调,不管这些国家怎么变化,我们都要同他们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争论。本着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精神,中国共产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陆续恢复了与一些国家共产党的关系,而且同许多社会民主类型的政党、民族民主类型的政党以及其他有影响的政党,建立了不同情况不同形式的联系,开创了党和国家在党际关系方面对外交往的新局面。这就体现了邓小平把全方位开放与务实性多边外交紧密结合,加强广泛的国际交流,趋利避害,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参与的开放思想的策略灵活性。

       不仅如此,邓小平还突出强调全方位开放中要充分调动人民力量,积极发展民间外交与民间贸易,多渠道对外开放。民间外交与贸易具有一定的灵活性,有时往往起到官方外交与贸易不易起到的重要作用,任何一个聪明的国家领导人都不敢忽视。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民间外交与贸易在对外交流中的重要地位,强调要积极开展人民外交活动,加强同国际朋友的友好往来。新时期中国的民间外交与贸易活动更有了自己的特色,特别是把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服务首先为经济建设服务放在首位,成为现代化建设中一支不可忽视的积极力量,促进了国家间的经济与文化繁荣。

       五、全方位开放必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坚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的辩证统一

       邓小平在强调中国要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同时,还特别要求把握正确的开放方向,保持清醒头脑,坚决抵制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决不允许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我国泛滥。”在这个问题上,他从来强调两个方面,即一方面“经济上实行对外开放的方针,是正确的,要长期坚持。对外文化交流也要长期发展”;另一方面,又要采取两手政策,“既要开放,又不能盲目地无计划无选择地引进,更不能不对资本主义的腐蚀性影响进行坚决的抵制和斗争”。[1-16]坚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的辩证统一,强调对外开放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体现了邓小平全方位开放思想的整体性。

       在邓小平看来,由于历史的原因,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开放,主要是向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加速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与繁荣。对于资本主义于我们有害的东西决不允许其畅行无阻,尤其不能对西方文化“一窝蜂地盲目崇拜”。正确的方法是,“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1-17]既不要对一切引进的东西大惊小怪,因噎而食,不顾大局地对开放政策横加指责,动辄扣上“资本主义”的帽子拒之门外,重新自我封闭;又要注意鉴别,掌握政策,分清界限,正确地开放和引进。邓小平认为,对外开放不会冲击社会主义,因为我国是以社会主义经济为主体。他说:“开放伤害不了我们。我们的同志就是怕引来坏的东西,最担心的是会不会变成资本主义。……影响不了的,影响不了的。肯定会带来一些消极因素,要意识到这一点,但不难克服,有办法克服。……在本世纪内最后的十六年,无论怎么样开放,公有制经济始终还是主体。同外国人合资经营,也有一半是社会主义的。合资经营的实际收益,大半是我们拿过来。不要怕,得益处的大头是国家,是人民,不会是资本主义。还有的事情用不着急于解决。”[1-18]一是不怕冲击;二是正视消极现象;三是利益大头在中国;四是个别问题不急于解决。话虽不多,却充满了实事求是的辩证思想和想长远、看未来、谋大局的战略家风采。

       正是从这个角度,邓小平在著名的南方谈话中突出强调了判断姓“社”姓“资”问题的标准,明确了特区姓“社”不姓“资”;重申了改革开放“不要怕”、“允许看”、“不争论”、“大胆试”、“敢于闯”;警惕右,主要是防止“左”等重要思想,拨开了罩在国人头上的层层云雾,大大加速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

       综上所述,作为新时期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敏锐把握世界发展大势,科学总结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经验教训,不断分析、研究对外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并提出解决的新举措,从而形成全方位开放的思想及原则,丰富了党和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开放的思想理论。它们将长期指导着中国未来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实践,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一笔宝贵财富。

       [收稿日期]2014-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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