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现代情报观与情报科学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情报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0 引言
观念是指人们对某一事物的主观认识与看法，这种主观认识与看法会随着认识客体及其所处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并影响甚至决定认识客体发展的方向、速度与模式。这种内在关系同样存在于现代情报观与情报学科发展关系之中，不容忽视。
在社会日益信息化和信息日益社会化的今天，人们对信息价值的认识、利用与宣传所达程度是前所未有的。在这种氛围中，产生和出现了一些以“信息”代替“情报”的种种观念与做法，这对发展不足半个世纪的情报学来说，无疑是一个关系其生存与发展的严峻挑战。如何科学地评析种种现代情报观，认识其对情报科学整体发展的影响，从而把握现代情报科学发展方向，也就自然成为当前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
1 简析几种情报观及对情报科学发展的影响
显然，情报观是指人们对情报（包括情报系统各构成要素、情报科学发展等方面）的认识与看法，它具有社会性与时代性，即一定的情报观都是一定社会环境和时代条件的产物。因此，脱离某情报观产生的理论来源和时代背景去评析该情报观是不科学和不准确的。本文就当前几种有代表性的情报观进行评介，并就其对情报理论与实践发展的正负效应予以浅析。
1.1
对应于“大科学”与“小科学”的“大情报”与“小情报”观
从人类科学活动发展史可以看出，科学研究经过了从“小科学”到“大科学”研究的发展历程，与之相伴而生的科研情报服务也相应经历了由“小情报”到“大情报”的发展过程。早在1939年，科学学泰斗贝尔纳在其巨著《科学的社会功能》中对上述科学研究活动与科研情报活动的发展就有过开创性的科学阐述与预示，到本世纪60年代，科学史权威普赖斯在其著名论著《小科学，大科学》中对上述演化尤其是“大科学”问题进行了更为鲜明的科学论述。
根据上述经典著作的论述，所谓“小科学”研究时期是指科学家个体自由进行科学活动的阶段，其主要特征是学科单一、研究分散而自由，以及资金自筹等，主要目的在于认识自然，尚未及改造世界。这一时期的科研情报活动是科学家科研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科学家自我科研情报服务状态即为“小情报”状态。随着社会生产与生活的进步与发展，人类需要解决的课题也日益变“大”，这些课题涉及因素众多、结构复杂，除了需要巨额经费的投入外，尚需组织跨学科、跨部门的科研力量协同作战方能奏效，这种面向解决“大问题”的“大科学”研究时代的到来，要求科研情报活动作相应的变革，将原来属于传统科研活动组成部分的科学情报活动独立出来，使之成为一种社会化与专业化的组织，这即是所谓的对应于“大科学”研究的“大情报”状态[1] 。
从上可以看出：上述“大”、“小”情报观是从科学活动的发展及其与科学情报活动之间关系的角度来认识情报实践的，用“大情报”服务方式代替“小情报”服务方式是科学活动大规模开展对情报服务活动变革的内在要求，且随着科学发展日益综合化，这种“大情报”观对推动情报活动顺应时代发展有着积极意义。这里的“小情报”服务方式虽在许多情况下被“大情报”服务所取代，但即使到今天，我们仍可见其存在的价值、条件和合理性。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的“大”、“小”情报观基本上是情报工作观念与情报实践观，着重于情报服务活动方式与组织，对情报科学理论研究发展并没有直接影响。
1.2 对应于“情报”是否由“信息”取代的“大”、 “小”情报观
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社会情报信息需求与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导致社会情报信息需求结构由原来的科学情报一元化需求结构演化为现在的包括社会、经济、文化、科技等在内的多元化需求结构，现代网络通信技术的广泛应用导致人们对信息依赖程度大大提高，社会对情报信息的舆论也是异常活跃。在这种社会情报信息普泛化的背景下，分化出两种相对的“大”、“小”情报观。“大情报”观认为，“情报”概念已过时，应用“信息”一词取而代之；同时，“情报学”应更名为“信息学”[2]， 其研究领域应由科技情报领域向社会经济领域拓展，以振兴传统情报学。而“小情报”观认为，“情报”与“信息”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随意用“信息”代替“情报”，“情报学”名称更不宜更改，情报学的发展之路在于深化其内涵[3,4]。
对上述“大”、“小”情报观评析前，有必要先明确或重温一下“信息”、“知识”、“情报”3个概念的异同。 说“重温”是因为这在情报学界现已基本达到共识，即：信息〉知识〉情报，它们是同心圆关系，其中“知识”是加工过的“信息”，“情报”是被激活了的、对用户有效用的“知识”。日常生活中这3个概念的随意使用， 我们在此暂且不说；但就术语而言，这3个概念是不能划等号的， 也不能用“信息”一词去任意取代“情报”。
在情报学学科建设与发展上，“大情报”观认为情报理论与实践在新形势下应该研究如何适应改革开放及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这类观点是可取的。但是，若认为振兴情报学只要简单地将研究领域向外拓展或将“情报学”更名为“信息学”就足矣的观点是不足取甚至是有害的。以科技情报为研究领域的情报学是情报学学科体系中成果最多的相对成熟的一门学科，在情报学学科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若按“大情报”观者所言，则不仅不会振兴情报学，反而会因原有领域研究的荒芜或研究对象不明导致情报学理论研究发展迟缓以致在情报学科体系乃至科学体系中原有地位的下调或消亡，那将对情报科学理论发展造成直接的巨大的损失。在这点上，固守“阵地”的“小情报”观是有益的。但“小情报”观论者要注意避免孤立地研究科技情报的倾向，要注意将科技情报的研究置于日益变化的社会信息技术与信息环境中进行动态的全方位的研究，才可能获得科学的研究成果。
1.3 基于大科学思维与建构上的“大情报”观
这种“大情报”观[5]起源也是面向“大”问题的大科学思维， 但在这里它不是关于情报工作的观念和情报实践观，其意不在组建面向大科学研究的情报服务系统，而在于建构一门全新的面向“大”问题的“一般情报学”[6]（也称“普通情报学”[7]）。
那么，一般情报学是一门什么样的学科？当前，情报理论界为什么要构建这门学科呢？
一般情报学是“从全社会大系统出发研究调查情报信息流及其利用规律与现象”[5]， 是“从一种跨领域的广泛社会现象的角度来研究情报”[7]的， 是超越各领域情报理论方法研究之上的研究情报和情报工作一般规律的学科。它是用“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方法”去研究涉及社会、经济、科学技术、文化等众多因素的社会情报现象。它具有全方位的科学功能，具有一套独立解决人类社会提出的重大的情报学问题的理论、技术和方法体系。
当前，有识之士之所以呼吁构建一般情报学，我们认为至少存在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理论源于实践，同时又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伴随着“小科学”时代向“大科学”时代过渡，情报科学面临的社会情报现象也由单一因素或少因素的较单纯的“小”问题演变为多因素复合成的较复杂的“大”问题，而这是目前任何一门研究单一领域的情报学科所无法解决的，理论面临着发展了的实践的挑战，唯有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理论才能成为“常青树”。二是情报科学的最终目标与根本任务决定的。为了给情报用户提供有效的情报服务而对知识、信息进行有效的组织与传递是情报理论与实践始终不渝的宗旨。面对实践提出的新问题，理论界不能漠视，更不能回避。为实现情报科学的根本任务，以积极的态度去构建面向“大”问题的全新的一般情报学就成为情报科学理论发展的一种历史责任。
由此，我们认为，该意义上的“大情报”观对情报科学的发展及学科体系的完善都有着积极的深远的意义和影响。
2 现代情报科学的两大发展趋向
从对现代情报观大讨论的分析中，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情报科学要获得进一步发展，必须顺应社会实践和时代发展的要求，遵循学科自身发展的规律，把握学科发展趋向。
2.1 宏观上构建“一般情报学”
一般情报学涉及学科领域、方法体系众多，如何构建是目前情报学界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有人也许要问，为什么不在情报学良好的基础上，采用使研究领域向社会经济情报需求领域拓展的方式来实现呢？我们认为有两个原因导致不能这样做：第一，一学科拥有特定的稳定的研究对象是其独立存在与发展的重要条件与标志，研究对象的泛化与易变性必将导致该学科失稳乃至消亡。以科技情报为研究对象的情报学经过50多年的发展历程已成为一门拥有独特基础理论体系与方法论体系的比较成熟的学科，我们不应该也没有必要以“牺牲”这样一门富有成果的学科来建立一门新学科。第二，即使有必要在原情报学基础上通过简单拓展研究领域方式来构建“一般情报学”，但这样建立起来的新学科只能是原情报学的“翻版”或是新、旧内容的凑合体，而与按照大学科思维与框架构建起来的“大情报学”相去甚远，甚至完全变异。
一般情报学是一门跨学科的面向“大问题”的学科，在构建时，一方面要注意方法的科学，从一开始就立足于大学科思维与框架，按照大学科的规范，对所涉及的各要素根据系统原则进行整合，避免出现要素的凑合与堆积；另一方面要认识到构建这门学科是一项宏大的艰辛的工程，任何准备找“捷径”（如上所述）、不准备作长期努力和探索的做法都不可能在该学科的建设上获得成功。
值得一提的是，在情报科学体系宏观层次上构建“一般情报学”，不仅不是现代情报科学不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表象，恰恰相反，它正说明现代情报科学有着适应社会实践发展而发展的内在机制，也正是现代情报科学内在生机与活力的体现。
2.2 微观上进一步深化情报学研究
2.2.1
在“量”的研究方面要加强情报计量学研究网络化知识经济的核心是知识的创新、组织、利用与传递，而这正是情报学研究的主要范畴之一。情报学在微观上要取得突破，需要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①知识信息的表达与组织必须从物理层次的文献单元认识层次向知识单元或情报单元转换；②知识信息的计量必须从语法层次向语义和语用层次发展[ 3] 。 而这两方面的突破有赖于情报计量学和网络计量学（Cybermetrics）的深入发展和突破性进展。也就是说，情报计量学研究的突破所带来的情报知识计量的可操作性与有效性，必将为知识组织与管理提供有效的工具和科学的方法，进而有力地缓解网络信息时代信息污染所带来的情报积累与利用之间的矛盾激化，使情报学的社会功能得以实现，情报学的地位与作用得以重视和提高。
2.2.2
在“质”的研究方面要加强情报系统认知范式的理论研究情报交流过程实际上是情报用户与情报客体之间互动作用的过程，情报用户的认知行为与知识结构影响着情报用户对情报客体接收的效用，因此，情报结构，从本质上来讲是一种社会人文结构[3]。近些年来， 对情报交流中的社会学研究正成为国内情报学界一个重要的前沿性的基础理论研究领域。
在情报学理论研究早期，不论是前苏联，还是国内，都将情报视为静态的纯粹的客体对象来加以研究，认为“情报只是作存贮、传递和转换对象的知识。”[8]但人们逐渐注意到， 情报系统将某一情报客体传递给情报用户时并未达到预期效果或传递给两个不同的情报用户时，其产生的效用却不同，人们认识到情报用户接收情报的过程实际上是情报用户在凭借自己的知识结构和心理特征去有意识地选择、利用和消化情报进而创造情报的过程。80年代以来，“情报是使人原有知识结构发生变化的那一小部分知识”的全新的情报概念逐渐为情报界所认同，情报研究取向开始从以理性主义和系统驱动为基点的研究转向由用户驱动并使用社会学、心理学和行为学等方法进行的研究。不少学者还对此从哲学理论基础的深度进行了哲学意义上的思考。
在情报系统认知范式研究的指导下，情报系统的设计立足于情报主体与情报客体之间的交融互动作用而不再是从单纯的系统角度考虑，提高了系统自身的实际效用；若系统（情报提供者）对情报用户的认知行为与知识状态有比较彻底而全面的了解，将有利于促进情报服务的针对性、准确性与预见性。总之，加强情报系统认知范式的理论研究对情报理论与实践发展都有着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