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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O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11-4721(2001)04-0005-08
我们正处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大变革时代总是期待和呼唤着创新意识，呼唤理论的创新。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围绕全面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伟事业，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及其指导下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的创新，是我们理论工作者和社会科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重要职责。
一、理论创新的内涵和着力点
理论创新是指人类在开拓进取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对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作新的理性分析和理论解答，对认识对象或实践对象的本质、规律和发展变化的趋势作新的揭示和预见，对人类历史经验和现实经验作新的理性升华。
理论创新，大体有以下几种类型：一是对新情况新问题的解释原则、解释模式、解释视野的创新，即方法论层次的创新，如唯物辩证法、作为方法的唯物史观、系统方法、比较研究方法、结合方法等等。它对新的理论观点、理论原则、理论体系的形成具有某种决定性的作用；二是在深刻把握事物发展规律及人的思维规律、有效探索社会实践新领域的基础上，独辟蹊径，创立新的原理、新的理论体系或新的学派，这属于原创性理论思维；三是从发展着的社会实践出发，并以此为检验标准，对前人创立的思维理论体系或基本原理，在充分肯定和继承的基础上，以新的观点、范畴、理论原则等形式，作出新的补充、丰富，新的论证和发挥，对其中错误的成分加以纠正，陈旧的成分加以扬弃；四是根据实践的需要，对前人科学的思想资料和理论观点进行重新梳理，使其系统化，清除由于后人的错误理解而混杂其中的不正确的或随意附加的东西；五是重提或凸显已被淡化或埋没了的前人提出的某些能够反映当今时代精神的理论原则和观点，使其发扬光大。
以上几种类型基本上属于理论创新之肯定性—累积性模式。理论创新还有否定—批判性模式。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就是从对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的否定——批判开始的，当然其中也有肯定和继承的成分，但都是以批判为前提和基础的。因此列宁说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革命的批判的。诚然，在批判和否定中蕴含着新的肯定，在这种意义上说，否定即是肯定。现在有些新观点起初也是以否定的形式提出来的，但它孕育着肯定性的观点。这种肯定性观点的明确提出，往往要依靠实践的进一步发展，经验的进一步积累，事物内部矛盾比较充分的暴露，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艰辛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就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传统的理论观点一直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只能是计划经济，它与市场经济是不相容的。1979年邓小平同志在内部谈话中首先提出：“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1](P236)到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公开明确地提出了“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2](P373)等有重大突破和创新的理论观点，以此为指导，同年10月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随后逐步形成比较完整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此相伴随，是我国市场经济由无到有、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因此，依据新的情况和实践，在对旧的观点进行批判性审视的基础上，起初所提出的否定性理论观点，也是理论创新的一种形式，随着事物本质和规律的比较充分的揭示，它必将以肯定性的观点表征出来。
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就马克思主义和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的创新而言，其着力点应当是：在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上，开拓新视野，进入新境界；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具有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重大问题的研究上，创造新成果，得出新结论；在基础研究、新兴边缘交叉学科和跨学科综合研究上，取得新突破；在对时代脉搏、实践经验和重大问题的准确把握、敏锐反应中，培植学科发展新的增长点；在继续重视思想材料积累和观点创新的同时，着手研究构建充分体现时代特点和中国特色的学科理论体系。21世纪初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尤其应当在内容、形式、结构和功能上，着力于充分揭示出新世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及其协调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规律和诸多新特征。
二、理论创新是其他一切创新的先导
创新包括理论创新、制度创新、体制创新、科技创新、观念创新、思维方式创新等。在所有这些创新中，理论创新具有基础地位和先导作用。
就社会基本制度创新而言，没有14至15世纪开始的文艺复兴运动，没有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高举人文主义旗帜，喊出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和对教会、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没有西欧的哲学革命，就没有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兴起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对此，恩格斯曾经深刻地指出，正像在18世纪的法国一样，在19世纪的德国，哲学革命也作了政治变革的先导。没有马克思在科学上的两大发现，即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创立及在此基础上马克思主义的产生，社会主义就不会由空想变为科学，由理想变为现实，由一国实践变为多国实践。对于中国来说，没有马克思主义与我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而产生的毛泽东思想，就不会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就体制创新来说，没有凯恩斯主义等经济宏观调控理论的提出，就不会有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战后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就不会有现代西方经济模式的建立。在中国，没有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理论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创立，就不会有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与此相适应的政治、文化、科技、教育等方面体制的建立。
就科技创新而言，没有牛顿力学定律、细胞学说、电磁理论、能量转化和守恒定律以及生物进化论的创立，就没有后来西方在科学技术上的一系列创造发明；没有爱因斯坦相对论和质能相当关系式的提出，就不会有原子核技术的发展和核能时代的到来；没有分子生物学的创立，就不会有生物工程、人类基因组计划和克隆技术等的发展；没有数理逻辑和微电子理论的创立和发展，就不会有当今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和信息革命。
至于新观念、新的思维方式等，它们或者是新理论的衍生物，或者是新理论与新的社会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因此也是以理论创新为先导的。
理论创新何以成为其他一切创新的先导呢？首先，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视角看，诚然，就基础的和归根结底的意义上说，实践决定认识，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那个时代社会实践的产物。但是，在现代社会中，任何郑重的、自觉的（而不是轻率的、盲目的）社会实践活动，无不是在一定的理论指导下进行的，区别仅仅在于用以指导实践的理论层次不同和正确与否。社会实践的水平和成功的程度，决定于用以指导这种社会实践的理论高低优劣。因此，只有创新的科学理论才能成功地指导、规范和推进社会实践的创新。而科技创新、制度创新、体制创新等，都可以大体归结为社会实践层面的创新。因此，没有相关科学理论的创新，没有依据这种创新的理论所确定的预期目的、指导方针、方法、计划、方案等，就不会有相关的其他创新。而这种预期目的、指导方针等等，正是相关的理论与具体实际结合的产物。因此，就直接的而不是最终的意义上讲，不是先有实践创新而后才有理论创新，而是先有理论的创新，而后才有实践的创新。正如恩格斯十分赞赏的海涅的诗句所表示的那样：思想走在行动之前，就像闪电出现在雷霆前面一样。列宁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现在也可以说，没有创新的理论，就不会有创新的实践。
其次，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社会存在对于社会意识具有主要的决定的作用。但是，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又有着巨大反作用或能动作用。依据社会意识是否适应社会存在，以及适应的程度，这种反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推进作用，二是滞后作用，三是引向相反方向的作用。就是说，只有适应社会存在并能有力地促进社会存在的社会意识，才是先进的社会意识。在社会意识中，理论是其集中体现或高级形态。因此，只有创新的社会意识、创新的理论才能有力地推进社会存在，才能避免使其停滞不前或走偏方向。
第三，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来看，它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史无前例，没有任何样板可以效仿，没有任何成功经验可供遵循。但是，我国的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发展处于关键时期，不可能仅靠感性经验的逐步积累，而必须深刻揭示规律，从而在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理论上实现突破和创新。这就要立足于当代中国实际，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特别是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结合历史经验和现实经验，对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本质、规律、前景，进行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的创造性思考和研究，形成一整套新的理论和方法。只有这样，才能指导改革和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才能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局面。因此，从这一方面来看，理论创新的先导作用也是极为明显的。
三、创新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和一切科学理论的根本品格
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一部不断突破创新的历史，一部科学史（包括自然科学、哲学、社会科学等）也是一部不断创新发展的历史。创新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和一切科学理论的内在要求、本质特征和重要品格，是永葆其生机和活力的强大动力。
马克思主义从创立以来，总是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发展的，发展就是不断创新的过程。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是它的本质特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此有许多精辟的论述。恩格斯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3](P460)列宁说：“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者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向前推进。”[4](P203)毛泽东指出：“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员，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邓小平同志也指出：“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2](P291-292)
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是人类思想史和社会科学发展史上最伟大的理论和方法的创新，对人类社会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从《共产党宣言》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到恩格斯逝世的半个世纪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丰富和发展自己的理论进行了不懈的努力。进入 20世纪，先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帝国主义时代的特征和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产生了列宁主义，继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时代特征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先后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在邓小平同志逝世后，江泽民同志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伟大事业。邓小平同志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奠定了发展的基础，但是今后的路具体怎么走，要靠我们自己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开拓，总结新的经验，形成新的认识。只有这样去做，才能创造性地继承邓小平同志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也才能创造性地发展邓小平理论。”[5]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理论和实践上的突出贡献是，面对世纪之交国际风云变幻的形势和国内艰巨复杂的任务，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沿着邓小平同志开辟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抓住难得的历史机遇，迎接来自多方面的严峻挑战，从理论与实战的结合上正确地回答和解决了中国这样一个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如何实现从温饱型向小康社会的历史性跨越和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的问题，积极探索并从战略上初步回答了如何全面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问题。特别是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和对这一思想的精辟论述，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新境界，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性的认识提高到了新水平，成为当代中国理论创新的光辉典范。
创新发展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性品格，而且是一切科学理论的鲜明品格。对此恩格斯曾经作过精彩描绘和深刻分析。他说：“真理是在认识过程本身中，在科学的长期发展中，而科学从认识的较低阶段向越来越高的阶段上升，但是永远不能通过所谓绝对真理的发现而达到这样一点，在这一点上它再也不能前进一步，除了袖手一旁惊愕地望着这个已经获得的绝对真理，就再也无事可做了。在哲学认识的领域是如此，在其他的认识领域以及在实践行动的领域也是如此。”[3](P216)指导实践、规范实践、推动实践，是一切科学理论的基本功能。而实践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留在同一水平上，理论要指导不断发展着的社会实践，就不能停滞不前，就不能不实现创新。创新是一切理论研究、科学研究的本质和生命力之所在。科学研究的基本任务，一是探索未知，揭示事物的特质和发展变化的规律；二是设计未来，即超越现实之局限性，创造出新的观念世界和理想世界，并依据这种对未来的设计，经过社会实践，力求实现真善美的统一。社会科学研究，总的说来，以其各种不同的形式与解决时代的特定任务相联系，它需要不断地以新的课题、新的范畴、新的理论和方法把握社会历史变革，反映和预见社会生活条件的剧烈变化，体现其时代可能达到的理性认识和道德发展水平。理论创新就是它的集中体现。
四、理论创新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崇高历史使命
江泽民同志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难以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当前，创新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潮流，理论创新成为一个时代性课题。
21世纪是人类社会发生深刻变革的时代，中国和世界的发展都将进入一个关键时期。国内外形势新的发展变化，为我们提供了良好机遇，也提出了严峻挑战。从国际上看，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在加快，政治格局多极化在曲折中发展，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经济蓬勃兴起。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国际形势总体上趋向缓和。同时也应看到，以经济和科技为主导的综合国力的竞争异常激烈，经济全球化对我国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个别敌对势力在世界范围内全力推行政治军事和思想文化上的霸权主义，他们不愿意看到社会主义中国繁荣富强，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政治图谋没有也不会改变，意识形态的渗透将进一步加大。从国内看，我国经济发展，政治稳定，文化繁荣，民族团结，社会进步，各项事业蒸蒸日上，这为我们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良好基础和条件。同时，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发展处于关键时期，进一步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面临着一系列复杂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随着社会经济成分、利益主体、社会组织形式和社会生活方式的多样化，人们的价值取向、道德观念、文化生活日趋多样化。在发展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商品交换原则也容易侵入社会政治生活和人们的精神领域，引发见利忘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滋生权钱交易等腐败行为，长期封建思想残余的影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也会沉渣泛起。
在以西方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在国内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情况下，如何在重视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积极参与世界性经济文化交流和竞争的同时，保证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如何掌握主动权，防范和减少各种可能发生的风险，保护国家经济的安全；在国外敌对势力加紧“西化”、“分化”和意识形态渗透，国内反映不同经济利益和政治要求的各种意识形态的撞击和斗争长期存在，马克思主义受到严峻挑战的情况下，如何使马克思主义始终站在时代进步潮流的前列，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牢固占据统治地位；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科学分析、正确回答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规律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遇到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如何紧密结合我国经济政治变革的实际和人们的思想实际，有说服力地帮助人们明辨是非，解疑释惑，有效地抵御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渗透和封建思想残余的影响，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牢固占领思想阵地；如何全面落实“三个代表”的要求，进一步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使我们党在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下始终保持生机活力，始终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胜利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伟事业，等等，这些问题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和我国社会科学研究提出的严峻挑战。
但是，对于马克思主义者和一切革命者来说，严峻的挑战正是充分展示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接受考验和发展壮大自己的机遇。问题是一切科学研究的前提，正确回答问题是一切科学的生长点。任何有生命力、有价值的理论都是在正确回答实践进程提出的重大问题中不断拓展和深化的。马克思主义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社会科学从来就是在勇于回答来自各方面的严峻挑战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因此，我们应当把问题和挑战当作发展马克思主义和社会科学难得的机遇，以更为积极进取的姿态推进马克思主义和社会科学理论的创新。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崇高历史使命。
五、推进理论创新应注意把握好的几个问题
为了更好地担负起理论创新的历史使命，应当遵循理论创新的特点和规律，全面落实党关于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一系列方针原则，注意把握好以下几个问题：
1.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决不能搞指导思想上的多元化。我们的理论创新，主要是指马克思主义的自我创新和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理论的创新，而且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创新提供了迄今为止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此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动摇。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决不是教条式地搬用，或者脱离实际地从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去作抽象推论，或者用它的个别结论去代替具体的科学研究，而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善于运用它的立场、观点、方法去指导具体的科学研究和理论创新活动。这是保证理论创新的正确方向，加速理论创新进程的根本。
应当看到，在存在不同经济利益群体和不同政治要求的情况下，思想意识多样性的长期存在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任何一个社会的统治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我国是工人阶级为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确立马克思主义的统治和指导地位。列宁尖锐地指出，在现代社会中，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这里中间的东西是没有的。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需要自觉地增强阵地意识，决不能同意在指导思想上搞多元化的主张。鼓吹指导思想多元化，“消解主流意识形态”，是国外敌对势力思想渗透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重要表现。如果任其泛滥，搞乱人们的思想，把理论创新引向邪路，导致天下大乱。我们对此应当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
2.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大胆探索，锐意创新。这是科学研究和理论创新的内在要求和必由之路。马克思主义和全部科学发展史证明，科学上的每一个重大发现，理论上的每一次重大突破，无不是大胆探索、锐意创新的结果。理论创新就是要使我们的思想认识及时地适应社会实践发展的步伐和要求，这就必须摆脱陈旧观念束缚，冲破旧的思想牢笼，不能停留在对原有理论观点教条式的理解上，不能停留在对学术权威的盲目崇拜上，不能停留在已被实践证明为过时或错误的思想观念上。而应一切以社会实践为标准，“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将革命批判精神和严肃科学态度结合起来，坚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统一，力求实现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3.坚持以研究当代中国问题为中心。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理论创新最深厚的源泉是不断发展着的社会实践。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为理论创新提供了广阔舞台和强大动力。只有在正确回答当代中国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以及在基础理论和文化建设上发挥了应有的作用，才能充分体现出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价值和理论力量。因此，我们应当坚持和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以研究当代中国问题为中心，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主攻方向，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践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
4.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双百”方针的提出，是我们党在领导科学文化事业上的一大创造，它深刻地反映了科学文化繁荣和发展的规律。马克思说，真理就像燧石，只有撞击，才能发出灿烂的火花。不同学术观点、不同学派的争鸣，是实现理论创新的重要途径。只有学术空气活跃，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创造一个民主、团结、自由讨论的环境和氛围，才有利于相互启发，博采众长，激发思维，才有利于新思想、新观点、新学派的形成和优秀人才的脱颖而出，才能真正形成科学研究生机勃勃的局面。理论创新是对前人理性思维已达高度的超越，但由于受到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这种超越往往是渐进的，不可能一步到位。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科学史表明，任何一种理论的突破和创新从一开始就与不成熟不完善相伴而行，成熟和完善总是相对而言的。因此，对理论创新的最初成果不应过分挑剔，而应鼓励和保护这种研究，并着重从它可能产生的学术影响和实践效果上做出具有预见性的理解和评判。
毛泽东指出：正确的东西总是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对错误理论观点的批判，也是理论创新的途径之一。因为只有抓住事物的根本，讲出新道理，才能真正说服或驳倒对方。而在这些新道理中就往往包含着理论创新的成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就是在系统地批判杜林的一整套谬论中精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从而成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重要里程碑的。
5.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毫无疑问，我们的理论创新最根本的是要立足于当代中国国情，以现实社会实践为根本源泉和动力，但同时需要从祖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宝藏和外域文化的优秀成果中汲取营养。列宁指出“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6](P285)。对祖国传统文化不能兼收并蓄，食古不化，而要进行深入研究分析，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汲取其民主性的精华。对外域文化特别是西方学术思想和理论著作，也不能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生吞活剥，而应根据当代中国发展着的社会实践之需要，在鉴别分析的基础上，大胆吸收和借鉴那些科学的、对我有用的成果，批判和摒弃那些错误的、腐朽的、反动的东西。应当把批判借鉴与发展创新结合起来，批判借鉴是手段，发展创新是目的。继承传统，不能复古；借鉴外国，切忌盲从。
对于从事理论创新事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和社会科学工作者来说，还应具有开阔的视野、博大的胸怀和深厚的理论功底。因为理论创新不是脱离实际地胡思乱想，不是毫无根据地怀疑一切，也不是为了沽名钓誉而标新立异。它需要在深厚的文化知识积累、实践经验积累和必要理论准备的基础上，用科学的思路和方法，进行矢志不移地潜心研究。在重大课题的研究上，应注意发挥群体优势，组织多学科协同攻关，并与实际部门相结合。社会科学研究，需要具有宏观视野和战略头脑，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理论创新的途径可以概括为：一个前提——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三个基点——立足点是当代中国实际，着眼点是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重大问题，着力点是学贯中西、融会一切优秀文化，提出新观点，创造新理念。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实现大的创新，应当以时代性的视野，民族化的形式，个性化的学术风格，去研究和把握具有普遍性、世界性的课题。
21世纪将是人类社会发生深刻变革的时代，也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时代。伟大的时代需要与时俱进的理论，与时俱进的理论必将有力地推动伟大的时代。伟大的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创造了灿烂的文化。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文化事业包括哲学社会科学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积累了大量的思想资料，许多方面的科学理论有巨大的进步。我们党有着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我们又造就了一支坚持马克思主义、富有创新精神的宏大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队伍。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以及相对和平与发展的国际环境为我们科学事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国内外环境。这是时代为理论创新提供的难得机遇。我们理论工作者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应当紧紧抓住历史的机遇，十分珍惜实施理论创新的良好环境和条件，进一步增强理论创新的信心，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社会科学理论的创新做出自己的贡献。
收稿日期：2001-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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