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的边疆经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略论文,隋朝论文,边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隋代的中国版图，大体上承自西汉以来的规模而历经沿革。隋朝的统一辖区（以大业八年、公元612年为准）的规模， 基本上包括原北周后期辖区、陈的辖区及吐谷浑控制的西北地区。史称隋朝辖区“东、南皆至于海”，当包括渤海、东海（今黄海、东海）、南海及海区所属各岛屿；“西（西北）至且末”，约到且末、鄯善、伊吾3 郡西境与西突厥等族近邻；“北至五原（在今内蒙古五原以南）”。约从五原郡北境向东伸延，经榆林、定襄、涿、渔阳、北平、柳城、燕、辽东诸郡北境，分别与东突厥、奚、契丹、高丽为邻；从五原郡西境向西伸延，经灵武、张掖、伊吾等郡北境，分别与东、西突厥为邻。西部至且末、西海、河源、临洮诸郡南境，同昌、汶山、蜀、临邛、越雋诸郡西境，与青藏高原各族近邻；西南至越雋x、犍为、泸川诸郡南境，牂柯、郁林、交趾（在今广西西南隅至越南北部）诸郡西境，与昆明、爨等族错近。交趾郡以南的九真（在今越南北部）、日南（在今越南北部）2郡，东临南海， 也属隋朝的统一辖区范围（注：以上参《隋书》卷29地理志上；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地图出版社，1982年出版），第五册。）。隋朝开创了我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第二次统一（第一次统一为秦汉时期，第二次统一为隋唐时期，第三次统一为元明清时期）的前期业绩，它的边疆经略，是整个王朝经邦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进程中，有着相应的历史地位。本文着重以隋朝推行的有关边防对策和措施为线索，探讨其边疆经略的大体过程及成败得失。
阻击突厥，备御北疆，抚定西域
6世纪中叶，突厥建立汗国并称雄漠北地区。 隋朝建立初期即面临突厥南下的威胁。针对这一局势，隋朝采取了一系列的备边对策和相应措施，主要有下列3个方面。
1.加强军事部署，抗击突厥。文帝前期，近北诸州历经沿置、增置，基本上形成了一套军事与行政密切结合的防务体系，如主管州政的刺史兼掌军事，负责军政的总管区域进一步加强。近边幽（沿北周置）、营（开皇初年置）、玄（开皇六年置）、代（开皇五年置）、西汾（开皇四年置）、朔（开皇初年置）、并（沿北周置）、云（榆关，开皇五年置）、夏（沿北周置）、原（沿北周置）、秦（沿北周置）、凉（沿北周置）、灵（沿北周置）、兰（开皇初置）等总管府的建置及其率兵守防陆续到位（注：诸州总管府建置主参《隋书》卷29、卷31地理志。）。开皇二年（582年），置河北道行台尚书省于并州， 以晋王杨广为尚书令，以加强朝廷对北疆边事的全面控驭。其时，突厥沙钵略可汗以北周女婿（沙钵略的爱妻为北周赵王宇文招之女）的身份报隋灭北周之仇，与故营州刺史高宝宁合兵进攻隋境。高宝宁率兵自东线进攻平州，“攻陷临渝关”（注：《隋书》，卷1，高祖纪上；卷84，突厥传。 ）。沙钵略与菴罗、达头、阿波、贪汗合称5 可汗号称“控弦之士四十万人”从西线越过长城分两路攻入武威、天水、安定、金城、上郡、弘化、延安等地，“六畜咸尽”（注：《隋书》，卷84，突厥传。），损失惨重。文帝部署加强全面反击：开皇三年（583 年）遣幽州总管阴寿“率步骑数万”，出卢龙塞讨伐高宝宁兵。高宝宁向突厥求援，突厥受制于西线，“不能援”。高宝宁败入契丹，为其部属所杀，东北“遂安”（注：《隋书》，卷39，阴寿传。）；遣卫王杨爽为行军元帅节度诸道军，以河间王杨弘、上柱国豆卢勣、内史监虞庆则、秦州总管窦荣定、左仆射高颎等为分道行军元帅出塞讨击突厥。高颎率军出宁州（炀帝大业三年改为北地郡）道，虞庆则出原州（大业三年改为平凉郡）道，负责狙击突厥南犯，“镇遏缘边”，配合防守京辅北境（注：《隋书》，卷41，高颎传；《资治通鉴》，卷175， 陈长城公至德元年八月。）。杨弘率军“数万”出灵州（大业三年改为灵武郡）道，“大破”突厥兵，“斩断千级”（注：《隋书》，卷43，河间王弘传。）。窦荣定率“九总管，步骑三万”出凉州（大业三年改为武威郡）道，历经苦战，大败阿波可汗兵。阿波兵锋屡次被挫，“请盟而去”（注：《隋书》，卷39，窦荣定传。）。杨爽亲督李充等4 将率大将出朔州（开皇十六年置为庆州，大业三年改为弘化郡）道，大破沙钵略可汗兵于白道（即古阴山之南北主要通道，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西北），“虏获千余人，驱马牛羊巨万”（注：《隋书》，卷44，卫昭王爽传。）。沙钵略身负重伤“遁逃”。“其军中无食，粉骨为粮，加以疾疫，死者甚众”（注：《资治通鉴》，卷175，陈长城公至德元年四月。）。隋军几路大军的有力反击，突厥南攻无法得逞。沙钵略可汗与其他各汗之间矛盾加深。文帝因势利导，先与达头、阿波、贪汗等可汗连和，又在沙钵略势力越来越孤立之际，主动与之盟好。于是，突厥势力北辙，北疆战事渐而平息。
2.修筑长城，强固北疆戍防。隋朝在击退突厥大举进攻前后，重视北疆沿边地带的防务。除了重兵屯驻外，还修缮和增修了长城及其他关防设施。文帝即位之后，确定了以防御为主的治边战略。面对突厥称雄漠北、南下挑战的严重局势，他指示北上戍边诸军，对近边各族，严格遵守“有降者纳，有违者死”的政策，强调对边族投归者不得动辄用兵，“被其拥仰，放听其旧”。尤其要致力于“广阔边境，严治关塞，使其民不敢南望，永服威刑”（注：《隋书》，卷84，突厥传。）。于是，“敕缘边修保障，峻长城”（注：《隋书》，卷84， 突厥传。 ）。如开皇元年（581年），文帝命韦冲“发稽胡修长城，汾州胡千余人，在塗亡叛”者赴役，“二旬而罢”（注：《隋书》，卷1， 高祖纪上；《资治通鉴》，卷175，陈宣帝太建十三年四月。）。 因为时间短，此次修长城， 大致只能在某些旧的城段上略加修补而已。 开皇五年（585年），又命司农少卿崔方仲“发丁三万，于朔方（夏州）、 灵武（灵州）筑长城，东（应为西）至黄河，西（应为东）拒绥州（炀帝大业三年改为雕阳郡），南至勃出岭，绵亘七百里”。 开皇六年（586年），复命崔方仲“发丁十五万，于朔方已东缘边险要筑数十城，以遏胡寇”（注：《隋书》，卷60，崔方仲传；《资治通鉴》，卷176， 陈长城公至德三年十月、四年二月。）。开皇七年（587年）， 又“发丁男十万修筑长城，二旬而罢”（注：《隋书》，卷1，高祖纪上。）。炀帝在位时，以更大的规模修筑长城。如大业三年（607年）， “发丁男百余万筑长城，西距榆林（胜州），东至紫河，二旬（《隋书·炀帝纪》作“一旬”）而罢”（注：《北史》，卷12，隋炀帝纪。）。大业四年（608年），“发丁男二十余万筑长城，自榆谷以东”（注：《隋书》，卷3，炀帝纪上。）。据专家考证， 隋朝自文帝开皇元年至炀帝大业四年（581年～608年）前后29年间，凡7次调动大批民工修筑长城。其修筑方位大致西自今宁夏灵武向东曲延，经陕西横山、绥德，穿过黄河入山西离石北、岚县境，抵北京居庸关，再经北京密云、河北蓟县、卢龙至秦皇岛海边。主要是对前代旧长城进行修缮补筑，附以新修的城堡等长城配套设施（注：参李文信：《中国北部长城沿革考》，载《社会科学辑刊》1979年第2期；《中国军事史》（解放军出版社， 1991年出版），卷6，兵垒，页155～156。）。这段长城的修缮补筑， 作为备御北疆突厥及其他边族南下的军事设施，是隋朝边疆经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3.运用政治手段控驭边事。隋朝为了狙击突厥南犯，以军事戍防为主，同时运用政治手段，作为安边的重要策略。隋初，突厥沙钵略可汗在各可汗中称强，他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着其他可汗，与阿波和西部达头等可汗之间既采取反隋的联合行动，又存在着种种矛盾。文帝在进行反击突厥的斗争中，采纳了臣僚长孙晟的建议，对突厥诸汗采取“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的计策（注：《隋书》，卷51，长孙晟传。）。当沙钵略联合菴罗、达头、阿波、贪汗等兵向隋发动全面进攻之际，文帝首先遣使劝说与沙钵略有隙的达头可汗息兵，与达头连和。又利用阿波可汗素被沙钵略所忌、出兵后又被窦荣定军击败的有利时机，命长孙晟说服阿波与隋结好，以避免“致败”受辱于沙钵略。长孙晟还对阿波说：“今达头与隋连和，而摄图（沙钵略）不能制。可汗何不依附天子，连结达头，相合为强，此万全之计。岂若丧兵负罪，归就摄图，受其戮辱邪”（注：《隋书》，卷51，长孙晟传。）？阿波听从长孙晟的劝说，向隋称臣盟好，并与其“素睦”的贪汗可汗率众投归西面达头可汗。此时，沙钵略南进势力陷于孤立，又受逼于西部达头、阿波的挟攻。接着，文帝又利用杨爽等军大败沙钵略兵于白道之机，对沙钵略敞开了结好的大门。沙钵略遣使朝贡求和。文帝厚待之，赐沙钵略爱妻千金公主“为杨姓，改封大义公主”，认沙钵略为大隋女婿。又封沙钵略为“仪同三司、左勋卫车骑将军”（注：《隋书》，卷51，长孙晟传。）。从此，突厥联合反隋的北疆一线息战，突厥内部争斗加剧，沙钵略与达头相攻，突厥正式分为东、西两部分。
东西突厥分立之后，沙钵略可汗及其后人为东突厥仍然控制着漠北地区，以达头可汗及其后人为西突厥在前室点密（达头之父）可汗开拓的基础上控制着西域北部地区。隋朝面对东、西突厥并立的复杂形势，仍以军事防御为主，并尽可能发挥安边的政治手段。 如开皇七年（587年），沙钵略死后，文帝复用长孙晟策，以婚姻作为分化和控制东突厥的政治筹码。从开皇十七年至十九年（597年～599年），文帝先后以宗女安义公主和义成公主嫁突利（名染干，沙钵略之弟处罗候可汗之子，时为东突厥小可汗），并封突利为启民可汗。而都蓝（名雍虞闾，沙钵略之子，沙钵略死后为嗣为大可汗）不服，发兵进攻启民（突利）。启民败归隋朝。隋朝安置启民及其部众于朔州，筑大利城以居之。复迁启民及其所部于河套以南之“夏、胜二州之间”（注：《隋书》，卷84，突厥传。）。都蓝愤而发兵攻隋，隋以大军备之。都蓝兵未入塞为部下所杀。文帝遣晋王杨广率军与启民联兵，乘东突厥各部势颓（内乱及受铁勒所攻）之际出攻漠北，“启民遂有其众（主要是原都蓝属下各部）”（注：《隋书》，卷84，突厥传。）。此后，隋朝通过扶植启民实际控制漠北大部分地区。隋朝对西突厥主要通过宣示武力威势、疏导说服以争取内属。文帝末至炀帝初，泥撅处罗（达头之孙）为西突厥大汗，下统2小可汗及各部。但泥撅处抚御无方，内乱不已， 又受近邻铁勒所攻，处境艰难。炀帝遣使臣崔君肃持诏书慰谕。但泥撅处罗傲慢不受诏。崔君肃耐心说服，晓之以理，阐明启民可汗请与隋连兵，将一举消灭你泥撅处罗，但大隋天子不忍这样做。向夫人（泥撅处罗之母，达头乱时入居长安）受天子礼待，“处于宾馆”，一直生活得很好。但她作为你的母亲，很为你的前途担心，“旦夕守阙，哭泣悲哀”。崔君肃又强调说，此次奉使，固持天子诏命，也受向夫人的嘱托，令你“内属，乞加恩礼”，同启民可汗一样归属朝廷。这样，“国（西突厥）乃永安，而母（向夫人）得延寿。不然者，则向夫人为诳天子，必当受戮而传虏廷。发大隋之兵，资北蕃之众，左提右挈，以击可汗，死亡则无日矣。奈何惜两拜之礼，剿慈母之命；吝一句称臣，丧匈奴国也”（注：《隋书》，卷84，西突厥传。）。泥撅处罗听了感动不已，“矍然而起，流涕再拜，跪受诏书”（注：《隋书》，卷84，西突厥传。）。此后，隋朝复几番遣使，泥撅处罗可汗完全被说服，向隋称臣。炀帝赐泥撅处罗“号为遏萨那可汗，赏赐甚厚”（注：《隋书》，卷84，西突厥传。）。
隋朝通过政治手段的施展，加速了突厥上层集团的分化及其南下强势的瓦解。政治与军事的结合运作，取得了狙击突厥南下、全面控制东西突厥、避免更大规模的战乱以及在一段时间内稳定北疆至西域局势的显著效果。
平定吐谷浑，加强西北守防
南北朝时期，控制着青海湖至西域东南一带的吐谷浑政权，与东魏及北齐时有通使往来，而与西魏及北周则不时发生争战。隋初，吐谷浑兵继续东渐挑衅，隋军予以反击。如开皇元年（581年）， 吐谷浑兵攻凉州（大业三年改为武威郡），文帝遣行军元帅元谐等“率步骑数万击之”，大败吐谷浑兵于丰利山（在青海湖东）。又败可博汗（吐谷浑可汗夸吕之太子）于青海湖畔，“俘斩万计”，“其王侯三十人各帅所部来降”，“可汗夸吕帅亲兵远遁”（注：《资治通鉴》，卷175， 陈宣帝太建十三年八月。）。此次战后，隋朝“留行军总管贺娄子干镇凉州”，加强西北守防。此后，吐保浑兵再度东侵，隋军一再给予反击。如开皇三年（583年），汶州总管梁远击退了吐谷浑兵对临洮的进攻， 廓州（大业三年改为浇河郡）守军击退了吐谷浑兵的犯境（注：《资治通鉴》，卷175，陈长城公至德元年四月。）。隋军的守防， 迫使吐谷浑的兵锋收敛。文帝即相机推行以政治抚绥为主的安边政策。如开皇十一年（591年），吐谷浑大汗夸吕死，子世伏继立。 文帝接受世伏“奉表称藩”。次年，遣刑部尚书宇文
使吐谷浑抚慰（注：《隋书》，卷83，吐谷浑传。）。开皇十六年（596年）， 又以光化公主嫁世伏可汗（注：《隋书》，卷83，吐谷浑传。）。这些措施，改善了隋朝与吐谷浑的关系，缓和了西北沿边地带的军事局势。开皇末年，吐谷浑内乱，世伏可汗被杀，伏允（世伏之弟）继立为可汗。伏允虽保持与隋朝的臣属和通使朝贡关系，但与西突厥达头可汗等反隋势力（达头与隋连和后复又反隋）常暗相结纳，时常利用通使往来探访隋朝的军事动向。文帝对此有所觉察，且“甚恶之”（注：《隋书》，卷83，吐谷浑传。）。仁寿间（601年～604年），吐谷浑接纳了被隋军击败而前往投奔的达头可汗（时达头已自立为步迦可汗）（注：《隋书》，卷84，突厥传。），暴露了吐谷浑的背隋倾向。至炀帝时期，吐谷浑“职贡不修”（注：《隋书》，卷84，西突厥传。），隋朝与吐谷浑的关系再度恶化，其时，隋朝经略西突厥，而吐谷浑的骚扰阻断了通往西域的河西道路。为此，隋朝伺机对吐谷浑采取军事行动。大业四年（608年）， 炀帝利用吐谷浑伏允可汗被铁勒攻败遁入西平郡（前鄯州）境之际，令京兆尹杨雄“总管浇河（郡，前廓州）诸军事”（注：《隋书》，卷43，观德王雄传。），以左卫大将军宇文述领鹰扬郎将梁元礼、张峻、崔师等率军追击，“大破之”，“斩三千余级”，“获其王公、尚书、将军二百人，前后虏男女四千口”（注：《隋书》，卷61，宇文述传。）。伏允可汗败走覆袁川（在青海湖东北）。次年，炀帝遣兵部尚书段文振、太仆卿杨义臣、将军张寿等率大军追击，“四面围之”，伏允复遁走。其仙头王大败穷蹙，“帅男女十万余口来降”（注：《资治通鉴》，卷181， 隋炀帝大业五年五月、六月。）。隋军直捣吐谷浑都伏俟城（在青海湖西），伏允败逃入党项界。此次战役，吐谷浑势力全面崩溃。炀帝封吐谷浑慕容顺（伏允子，此前入朝，炀帝留之未遣还）为可汗，“送至玉门，令统其余众”（注：《资治通鉴》，卷181， 隋炀帝大业五年六月。）。隋朝在所克的吐谷浑故地增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4 郡治之。同时加强军事防务，“谪天下罪人为戍卒以守之”。命卫尉卿刘权率军“镇河源郡积石镇，大开屯田，捍御吐谷浑，以通西域之路”（注：《资治通鉴》，卷181，隋炀帝大业五年六月。）。
清抚边服，略定西南
隋朝西南地区大体上包括沿北周而置的西宁州、南宁州及南宁州以南的濮族地区。隋朝对这一地区的管辖，主要着力于军政上比较敏感的南宁州境内爨（东爨、西爨）、白、昆明等族。爨为当地之强，其与朝廷的向背直接影响着近邻各族。北周时，朝廷册命爨族首领爨瓒“遥授刺史”，管辖南宁州。爨瓒死后，其子爨震“相承”刺史任。隋初，爨震遣使朝贡，但其“恃远不宾”，“臣礼多亏，贡赋不入，每年奉献，不过数十匹马”，州境各族，也“苦其苛政”（注：《隋书》，卷37，梁睿传。）。文帝命西南守军“清抚边服”，以维护本地区安定为主，慎用武力。复遣韦冲（韦世冲）为南宁州总管“持节抚慰”（注：《隋书》，卷47，韦冲传。）。韦冲在南宁布兵戍防，抚慰各族。西爨首领爨翫等皆至总管府表示归附，隋朝拜爨翫为昆州刺史。后爨翫等“复叛”（注：《新唐书》，卷222下，两爨传； 《资治通鉴》，卷178，隋文帝开皇十七年二月。）。于是， 隋朝再次派军实行武力征讨，同时加强对西南地区的军政管辖。 开皇十七年（597年），文帝遣左领将军史万岁为行军总管讨伐西爨等“叛部”。 史万岁率军从南宁州西部进击，“入自蜻蛉川，经弄冻（栋），次小勃弄、大勃弄，至于南中”，攻破了各“叛部”的要害据点。复“渡西二河，入渠滥川，行程千余里，破其三十余部，虏获男女二万余口”（注：《隋书》，卷53，史万岁传；《资治通鉴》，卷178， 文帝开皇十七年二月、开皇十八年十二月。）。爨翫等降，但后“复反”（注：《隋书》，卷53，史万岁传；《资治通鉴》，卷178， 文帝开皇十七年二月、开皇十八年十二月。）。仁寿二年（602年），大将军刘哙、 开府仪同三司杨武通奉文帝命率军再次进讨爨翫等部。爨翫 “惧而入朝，文帝诛之”（注：《新唐书》，卷222下，两爨传；《资治通鉴》，卷179，隋文帝仁寿二年三月。）， 西爨及其近邻各族的“叛乱”遂被平息。隋朝在西南地区陆续调整和加强军政设置。如隋初承北周沿置南宁州。开皇四年至五年（584年～585年）间，置南宁州总管府（注：据方国瑜考证。见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中华书局，1987年出版），上册，页225。），韦冲为总管， 并于此州属下增“置恭州、协州、昆州”（注：《新唐书》，卷222下， 两爨传。），命本地区部族“土长为刺史”（注：据方国瑜考证。见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中华书局，1987年出版），上册， 页225。）。又沿北周置严州。开皇六年（586年），改严州为西宁州。 炀帝大业三年（607年），改为越嶲郡，下统越嶲、邛都、苏祗、可泉、台登、邛部6县（注：《隋书》，卷29，地理志上。）。 隋朝通过军政上的各项措施加强对西南地区的管辖。
备御东北，讨伐高丽
隋朝辖区的东北边境， 大致承自北周灭北齐（北周武帝建德九年， 577年）以来的格局，北沿约达柳城（前辽西）、燕（亦前辽西）、 北平（前平州）、渔阳（前玄州）、涿（前属幽州）诸郡北境，自东至西与契丹、奚族地区接壤。炀帝征高丽（大业八年，612年）， 置辽东郡，自此东沿到达辽水，北、东与契丹、高丽族地区毗邻。契丹以西、奚以北为霫族地区。契丹、霫以北至外兴安岭为室韦族各部地区。室韦以东、高丽以北至今俄罗斯鞑靼海峡及其以东之萨哈林岛（库页岛）、鄂霍次克海之善塔尔群岛一带为靺鞨诸部地区。辽东郡、契丹以东至朝鲜半岛中部为高丽地区。朝鲜半岛南部为新罗、百济地区。隋朝继承历代传统，以宗主国名分同上述各族或各族政权建立藩属关系。
文帝时期，朝廷致力于东北地区的行政设治和军事备御。沿边除了州、郡及所属各县的建置（含沿置和改置）外，还于并州置河北行台尚书省，主管北部及东北地区军政。复后废行台尚书省（开皇九年， 589年），改置4大总管府， 其中并州总管府实际上行使前并州之河北行台尚书省的军政职能。又置幽（承北周置）、营（开皇初置）、玄（开皇六年，586年置）等州总管府，分管东北诸州、郡的军政。 经过修缮的自今山西向东曲延至秦皇岛海边一段长城，主要在于备御东北契丹等族的南下及北部突厥的东渐。
隋朝通过传统宗藩关系的继承和重新确立，维护其君主国地位，实行对东北各族或各族政权的羁縻式管辖。朝廷对入使朝贡或内附各族或各族政权通常以册封方式明确彼此间的君臣关系。如文帝册封契丹主莫贺弗，“拜大将军”（开皇四年，584年）（注：《隋书》，卷1，高祖纪上。）；授高丽王高阳为“大将军”，又“改封高丽王”（开皇元年，581年）（注：《隋书》，卷81，高丽传。）。高阳死后， 其子高元袭位。文帝复拜高元为“上开府仪同三司，袭爵辽东郡公，赐衣一袭”，并许“封王”（开皇十七年，597年）（注：《资治通鉴》，卷178，隋文帝开皇十七年十二月。）；授百济王余昌为“上开府仪同三司、带方郡公、百济王”（开皇元年，581年）（注：《隋书》，卷1，高祖纪上；卷81，百济传。）；拜新罗王真平为“上开府、乐浪郡公、新罗王”（开皇十四年，594年）（注：《隋书》，卷81，新罗传。）。 炀帝时，拜来附的靽鞨首领度地稽为“右光禄大夫，居之柳城，与边人来往”（大业初）（注：《隋书》，卷81，靺鞨传。）。隋朝与奚、霫、室韦诸族也保持正常的通使和入贡关系（注：《册府元龟》，卷970，外臣部，朝贡3。）。朝廷对入使朝贡的各族或各族政权的使臣，一般都照例给予较为丰厚的物质赏赐，作为宗主国对藩属的回报。但同时要求各藩属忠于朝廷，谨守臣礼臣节，安守本境，防止动乱，否则着加干预。如开皇六年（586年）， 契丹“诸部相攻，久不止，又与突厥相侵”。文帝遣使“责让之”。契丹主当即“遣使诣阙，顿颡谢罪”（注：《隋书》，卷84，契丹传。）。文帝认为其大隋天子的地位不能自处于中国的历史传统，凡中国境内（包括隋的统一辖区及边疆民族或民族政权地区），都是隋朝的土地和臣民，即所谓“朕受天命，爱育率土”，“普天下之下，皆为朕臣”，“四海之内，具闻朕旨”（注：《隋书》，卷81，高丽传。）。因此，朝廷对地处边疆地区各族或各族政权严重违越臣节，乃至挑起边乱、侵犯边境加以干预，直至诉诸武力。东北地区也不例外，如大业元年（605年），契丹兵攻营州（柳城），炀帝命韦云起率大军20营，联合突厥启民可汗2万骑兵，分4道围击并大败契丹兵，“尽获其男女四万口”（注：《旧唐书》，卷75，韦云起传。）。此后契丹不敢轻犯隋边，谨守臣节如旧。隋朝坚持宗藩关系，维护其宗主地位，干预藩属的违节叛逆，终于导致炀帝发动讨伐高丽的大规模战争。
早在隋初，文帝对高丽王高阳（一作汤，当为笔误）“虽称藩附”，但“诚节未尽”予以极大的关注。隋朝平陈之后，高丽的背隋倾向日益显露。如高阳王鉴于陈之灭亡，对隋朝深怀戒备之心，“治兵积谷，为守拒之策”；在其近邻恃强称雄，“驱逼靺鞨，固禁契丹”，导致东北各族动荡不安；高阳“又数遣马骑，杀害边人”，侵犯隋朝边境；隋朝遣使至高丽抚慰，而高阳“乃坐空馆，严加防守”，“畏其访察”（注：《隋书》，卷81，高丽传。）。开皇十七年（597年），文帝赐高阳玺书，严肃指出他的越节和不臣行为：“朕于苍生悉如赤子，赐王（高阳）土宇，授王官爵，深恩殊泽，彰著遐迩。王专怀不信，恒自猜疑，常遣使人密觇消息，纯臣之义岂若是也？”但文帝对高阳的种种背离行动，只是“训导”，不加追究，不罢黜高阳王位并更换官属。以前之“愆违，一已宽恕”，但希望高阳自“今日以后，必须改革。守藩臣之节，奉朝正之典，自化尔藩，勿忤他国，则长享富贵，实称朕心”。高阳得文帝玺书后，“将奉表陈谢”，但因其病死而作罢（注：《隋书》，卷81，高丽传。）。高阳死后，其子高元嗣位。文帝对高元例行册封，并“优册元为王”（注：《隋书》，卷81，高丽传。）。但高元的反隋行动却有增无已，公然出兵入攻隋境。 开皇十八年（598年）， 隋营州总管率军击退高元所率靺鞨兵万余骑于辽西。接着，文帝命汉王杨谅、总管王世积并为行军元帅，“将水陆兵30万伐高丽”。“下诏黜高丽王元官爵”。杨谅、王世积率陆路军，出临渝关，至辽西，因“饷运不继，军中乏食，复遇疾疫”而无法渡辽水再进；水军总管周罗
率兵由海路向平壤进发，亦因遭风浪所阻，“船多沉没”，损失甚巨。但高元“亦惶惧遣使谢罪”，上表自责为“辽东粪土臣元”。文帝“于是罢兵，待之如初”（注：据《隋书》，卷81，高丽传；《资治通鉴》，卷178，隋文帝开皇十八年二月、六月、 九月。）。隋朝与高丽暂告和解。至大业（605年～618年）前期，炀帝以大败突厥、平定吐谷浑、抚定西域、震慑“天下”而对边境各族大树“天威”，对以前屡悖臣礼、不守臣节、敢于与朝廷抗衡的高丽动向尤其敏感和关注。高丽王高元此前的“谢罪”和解，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而与隋朝的离心和敌意并未改变。如开皇十七年文帝对高丽用兵时，地处高丽近邻而为隋朝藩属的百济王余昌奉表，在隋军进入高丽境后“请为军导”。此后高丽“颇知其事，以兵侵掠其（百济）境”，其伺机报复并发泄对隋朝的不满昭然若揭。大业三年（607年）， 炀帝出塞北巡，意在“耀兵”，扬其君威。前已内附的突厥启民可汗及奚、霫、室韦等族酋长几十人皆来朝见。惟高元不仅不遣使朝见，反而派使臣来到启民住所，企图私通突厥。“启民不敢隐”，引高丽使面见炀帝。此事引起隋朝君臣的极大不满。黄门侍郎裴矩当即向炀帝上奏状，陈述高丽自周武王以来一直是中国王朝的封地，“汉、晋皆为郡、县”，“今乃不臣，别为异域”，高祖（文帝）“欲征之久矣”。但因命将“杨谅不肖，师出无功”而罢。今陛下威震“天下”，又值北巡盛事，高丽竟敢不遣使朝拜，“使此冠带之境，仍为蛮貊之乡乎”？炀帝采纳了裴矩之奏状，命高丽使还后转达高元，“勿自生疑惧，存育之礼，当如启民”；若再拒绝“朝觐”，将“往巡彼土”（注：《隋书》，卷67，裴矩传；卷81，高丽传。《资治通鉴》，卷180，隋炀帝大业三年四月、 五月、六月；卷18，隋炀帝大业六年十二月。）。高元对此仍“不用命”，我行我素。炀帝认为高元一再“亏失藩礼”，如此胆大妄为，他的君主地位受到藩属的严重挑战，以裴矩为首的大臣们声讨高丽的议论也更为激烈，因此决定出动大军征伐高丽（注：《隋书》，卷67，裴矩传；卷81，高丽传。《资治通鉴》，卷181，隋炀帝大业六年十二月。）。
大业八年（612 年），炀帝亲率大军百余万分水陆两路进攻高丽。陆路军分左、右各12军出辽西入高丽境。越过辽水的隋军包围辽东城（今辽阳）。高丽兵力守之，隋军屡攻未破，被牵制于辽东城附近。前军大将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等军渡过鸭绿江，进抵平壤城（高丽王城，今朝鲜平壤）下，被高丽兵全力反击，全军溃于萨水（今朝鲜清川江）。右翊卫大将军来护儿为水军总管率军从东莱渡海至浿水（今朝鲜大同江），不待诸军会师孤军攻入平壤城，被高丽兵全力伏击大部歼灭。此次战役，隋军小胜而后大败。实际参战陆路各军“凡三十万五千”人，及还军仅剩“二千七百人”。水路各军损失亦巨，来护儿“精甲四万”，及“还者不过数千人”，仅卫文昇 “一军独全”。隋军以失败告终（注：《隋书》，卷81，高丽传；《资治通鉴》卷 181， 隋文帝大业八年正月、二月、五月～七月。）。大业九年（613年），炀帝命大军再次进攻高丽并亲赴辽东督战。隋军仍分陆海两路进发。陆路宇文述与上大将军杨义臣率军趋平壤。左光禄大夫王仁恭率军出扶余道围攻新城（今抚顺），“高丽兵数万拒战”，王仁恭率劲骑“击破之”。高丽兵据婴城死守，王仁恭军“四面攻围”，双方进入激战中。接着，炀帝命诸将围攻辽东城，“听以便宜从事”。隋军采用多种战具攻城，“飞楼、橦、云梯、地道四面俱进”，而高丽兵“应变拒之”。激战持续20余日胜负未决，双方“死者甚众”。其他各军尚在进发中。宇文述、杨义臣军才抵鸭绿江，来护儿水军刚集东莱（前莱州）备舰待发。此时，负责军输督运的礼部尚书杨玄感乘机发动兵变，从黎阳（属汲郡）起兵进逼京都洛阳。炀帝急忙引军西还。杨玄感之反被镇压，但此次出征高丽之役也无果而废（注：《隋书》，卷 4，炀帝纪下；卷81，高丽传。《资治通鉴》，卷 182，隋炀帝大业九年四月、六月～八月。）。大业十年（614年），炀帝第三次发军进攻高丽， 仍分陆海两路进发。炀帝已先次宁远镇（今北镇），命备军至辽西集合。但其时隋境各地民众造反四起，“天下已乱”，道路“阻绝”不通，军队北上困难重重，官军普遍厌战，“人多流亡”，“军多失期”，无法按规定到达前线。但海路来护儿率领军队渡海却很快到达毕奢城（即卑奢城或卑沙城，在今大连新金南部沿海）。“高丽举兵逆战”，来护儿军“击破之”，乘胜进军平壤城。其时高丽由于前两次战争的打击“亦困弊”，难以经受隋军的再次进攻，高元王惧而“遣使乞降”，并“囚送斛斯政（开皇九年战役中逃奔高丽的隋将）以赎罪。”炀帝“许之”，复命军队班师，于怀远镇接受高丽使的“降款”。炀帝三次征讨高丽之役，代价巨大，又未能达到平定高丽的目的（注：《隋书》，卷81，高丽传；《资治通鉴》，卷182，隋炀帝大业十年七月。）。 但在第一次（开皇八年）征战中，收回了部分地区，增“置辽东郡及通定镇”（注：《隋书》，卷81，高丽传。）。隋朝在东北的统一辖区扩至辽水，隔河与高丽相望。
海疆的军政经略
开皇八年（588年）冬，文帝发动进攻陈朝的统一战争。次年春， 隋师入建康（今南京），俘陈后主陈叔宝，陈亡。此后，隋朝辖区扩有原陈的境土。随着统一局面的形成，海疆地区结束了自东晋、十六国、南北朝以来近300年的分治状况，东北至渤海，东至东海（今黄海、 东海），南至南海及有关各岛屿，均纳入隋朝的统一版图。
隋朝海疆的军政经略，主要表现为下列5个方面。
1.海疆地区广置郡（州）、县（以炀帝大业八年为准）及总管区域。如置燕（前属辽西郡）、柳城（前为辽西郡）、北平（前为平州）、渔阳（开皇六年迁玄州于此）、涿（前为幽州）、河间（前为瀛州）、渤海（前为沧州）、北海（前为青州）、东莱（前为莱州）等郡，辖及渤海沿海与海区；置高密（前为密州）、琅邪（前为沂州）、东海（前为海州）、江都（前为吴州，复改扬州）、吴（前为苏州，复改吴州）、会稽（前为吴州，复改越州）、永嘉（前为处州，复改括州）、建安（前为泉州，复改闽州）等郡，辖及东海沿海与海区；置义安（前为瀛州，复改潮州）、龙川（前为循州）、南海（前为广州，复改番州）、高凉（前为高州）、合浦（前为禄州，寻改合州）、珠崖（前为崖州，在今海南省）、临振（前属崖州，亦在今海南省）、儋耳（前属崖州，亦在今海南省）、宁越（前为安州，复改钦州）、交趾（前为交州，辖区大部分在今越南北部）、九真（前为爱州，位于交趾郡境以南，在今越南中部）、日南（前为德州，复改驩州，位于九真郡境以南，在今越南中部）等郡，辖及南海沿海与海区。此外，炀帝初平林邑，增置比景（初置荡州，后改郡，位于日南郡境以南，在今越南南部）、海阴（初置农州，后改郡，位于比景郡境以南，在今越南南部）、林邑（初置冲州，后改郡，位于海阴郡境以南，在今越南南部）等郡，辖南海西岸沿海与海区。郡（州）以下各置若干县，沿置或新置的沿海县数比秦汉以来明显增加（注：据《隋书》，卷30～31，地理志；杨守敬：《隋书地理志考证附补遗》，见《二十五史补编》四（中华书局，1986年）；《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册。）。又据《隋书·文帝纪》、《地理志》及有关人物传所载，文帝时期（581年～604年），隋朝在整个辖区内广置总管府加强地方军政管辖，又称总管区域，其中有一批总管府辖及沿海地区军政。如幽州（沿北周置府）、营州（开皇元年置府）、玄州（开皇六年置府）和青州（沿北周置府）等总管府辖及渤海至东海北部沿海所属各州郡军政；扬州（开皇元年置府，开皇九年以前称吴州）、吴州（前为东扬州，开皇九年改为吴州，同时置府）、杭州（仁寿二年置府）等总管府辖及东海沿海所属各州郡军政；广州（开皇九年置府）、循州（开皇九年置府）等总管府辖及南海沿海所属各州郡军政。开皇九年（589年），废行台省，置并、扬、益、荆4州大总管府，又称4大总管区域，其中扬州大总管府辖及所属沿海州郡军政。
2.对向背敏感的岭南沿海少数民族首领实行安抚、册封。开皇九年（589年），隋灭陈后，岭南地区拒命反隋。 广州至西部沿海各州郡一带越族各部拥戴高凉郡（高州）洗夫人（前高凉郡太守冯宝之妻）为共主，号为“圣母”，声称“保境安民”，集兵对抗南下隋军。隋军攻陷陈都建康后，总管韦洸奉命率军安抚岭南，向广州进发。晋王杨广遣陈主陈叔宝（已降）遗洗夫人书，“谕以国亡，令其归化，并以犀杖及兵符为信”。洗夫人得书验信，知大局已定，转而拥护隋朝，遣其孙冯魂率部众迎接韦洸 “入至广州”。文帝当即表冯魂“为仪同三司”，册洗夫人“为宋康郡夫人”（注：《隋书》，卷80，谯国夫人传；《资治通鉴》，卷177，隋文帝开皇九年二月。）。但是，越族中不少首领坚持反对隋朝。如开皇十年（590年）， 番禺夷王仲宣反，“岭南首领多应之”，引兵围攻广州，韦洸战死。文帝诏以慕容三藏（韦洸副将）为检校广州道行军事，又诏吏部给事郎裴矩巡抚岭南。裴矩率军南下，击败了王仲宣别将周师举的围堵，俘斩周师举，“进至南海（广州）”。洗夫人着即遣其孙冯暄救援广州隋军。冯暄与“叛将”陈佛智相善而“逗留不进”。洗夫人将冯暄执“系州狱”，另遣孙冯盎率众击斩陈佛智，并“与慕容藏三合击〔王〕仲宣，仲宣众溃”，从而保卫了广州的安全。洗夫人亲率“骑卫”，随“从裴矩巡抚二十余州”。隋朝在洗夫人的得力协助下，“叛众”平息，“岭表遂定”。文帝再次表彰洗夫人效忠朝廷之功，册洗夫人“为谯国夫人，开谯国夫人幕府，置长史以下官属，官给印章，听发部落六州兵马，若有机急，便宜行事”。此后，洗夫人更加尽忠朝廷，主动告发广州总管赵讷的“贪虐”枉法，以隋朝使者身分招无“亡叛”，“宣述上意，谕诸狸獠，所至皆降”（注：《隋书》，卷80，谯国夫人传；《资治通鉴》，卷177，隋文帝开皇十年十一月。）。
3.对坚持反叛者诉诸武力。隋朝平陈以后，江南地方势力“聚众为乱，大者数万，小者数千，共相影响，杀害长吏”（注：《隋书》，卷48，杨素传。）。对此，隋朝派遣军队进击，绝不手软。其中沿海地区除了广州至高州这一敏感地带外，东部闽、越是一个动乱严重、牵涉面广的热点地区，西部交州反应也比较强烈。如史载开皇十年（590 年），苏州（大业三年改为吴郡）沈玄
、越州（大业三年改为会稽郡）高智慧、温州（即处州，后改为括州，大业三年改为永嘉郡）沈孝彻、泉州（大业三年改为建安郡）王国庆、杭州（大业三年改为余杭郡）王宝英等聚众反隋，文帝命杨素为行军总管与总管史万岁、来护儿等率军讨伐，分陆海两路进击。史万岁军自婺州（大业三年改为东阳郡）取陆路“踰岭越海，攻破溪洞不可胜数。前后七百余战，转斗千余里”（注：《隋书》，卷53，史万岁传。），切断了沿海地区反隋势力与内地的联系及西部去路。杨素率舟师入苏州，沈玄“势迫，走投南沙（在苏州常熟县西北境）”叛帅陆孟孙。杨素军追击陆孟孙于松江，“大破之，生擒孟孙、玄”（注：《隋书》，卷48，；《资治通鉴》，卷177，隋文帝开皇十年十一月。）。高智慧“自号东扬州刺史，船舰千艘，屯据要害，兵甚劲”。杨素、来护儿率水师全力进击，突破了高智慧严布于浙江东岸的“周亘百余里”营阵，高智慧大败，遁逃“入海”。杨素军循沿海及各海岛追击，“前后百余战，高智慧走保闽、越”（注：《隋书》，卷48，；《资治通鉴》，卷177， 隋文帝开皇十年十一月。）。其时，杨素军又破沈孝彻兵于温州。乘胜南下奄袭王国庆于泉州，王国庆弃州逃走。杨素分遣诸将海、陆追捕，包袭散入各海岛的王国庆余部，并密令王国庆反戈自效。王国庆乃向隋投诚，执送高智慧“斩于泉州”。至此，闽、越反隋势力基本平息，“江南大定”（注：《隋书》卷48；《资治通鉴》，卷177，隋文帝开皇十年十一月。）。仁寿二年（602年）， 交州（大业三年改为交趾郡）俚人首领李佛子反隋“作乱”。“据越王故城”（即西汉时骆越王城，故地约在交州北200里近地）及龙编（在交州东北）、乌延（在交州北）等城之地。文帝遣刺史刘方为交州道行军总管，“统二十七营”军队讨降之（注：《隋书》，卷53，刘方传；《资治通鉴》，卷179， 隋文帝仁寿二年十二月并胡注。）。此外，文帝至炀帝一段时期，还通过武力征伐平定了东部和南部沿海地区的其他反隋“叛乱”活动。
4.征伐林邑。秦汉时期，林邑大部分地区属于象郡（秦）和日南郡（约今越南中部至南部地区）所辖。东汉以后，林邑控制地区北扩，东晋至隋称林邑国，其北境约达横山（亦今越南中部横山一带）。隋朝驩州（大业三年改为日南郡）南境仍以横山与林邑毗邻，并继承前代以林邑为藩属。林邑“乃遣使献方物”。“其后朝贡遂绝”，隋朝即派军征伐林邑。仁寿末至大业元年（605年）， 炀帝遣大将军刘方为驩州道行军总管，率钦州刺史宁长真、驩州刺史李晕、开府秦雄及大将军张愻等分陆海两路向林邑进攻。宁长真、李晕、秦雄率“步骑万余”出越裳（驩州属县，在州治九德以南）南进。刘方与张愻率“舟师出比景（在横山南，时在林邑北境）”，“军至海口（即林邑北境之阇黎江出海口）”（注：据《资治通鉴》卷180隋炀帝大业元年正月胡注；《读史方舆纪要》，卷112，演州阇黎江。）， 击退了林邑王梵志派出的“守险”兵队，“师渡阇黎江”。梵志遣巨象队四面迎击，以强势败刘方军。几经激战，刘方军反败为胜。林邑大象队多陷入隋军设计的隐蔽地洞，刘方军乘对方象队大乱以锐师攻击，“林邑大败，俘馘万计”。刘方军乘胜追击，梵志败逃，克其都城（典冲）。刘方军复奉命班师。梵志返其都城，“遣使谢罪，于是朝贡不绝”。这次战役，隋朝以所克横山以南地区置荡、农、冲3州（大业三年分别改为比景、海阴、林邑3郡），州以下各领4县。隋朝在今中南半岛的辖区，由横山推向冲州南境，约达林邑都城典冲西北近地一带（注：参《读史方舆纪要》， 卷112，演州象浦城。）。但至炀帝后期，朝政衰落，政局动乱，增置之3州（郡），“复没于林邑”（注：本段除个别加注外，主参《隋书》卷53刘方传、卷82林邑传、卷31地理志下；《资治通鉴》卷180隋炀帝大业元年正月、三月～四月；《读史方舆纪要》卷112演州象浦城； 《中国历史地图集》第5册。）。
5.进军流求。流求（今台湾省），东汉至南北朝称为夷洲，至隋代始以流求名世，位于东海海区南部，往南毗邻南海海域。隋朝君臣当初对流求地区的了解还十分贫乏，炀帝嗣位后即决定派使臣一探究竟。大业三年（607年），炀帝令羽骑尉朱宽“入流求异俗”， 由海师何蛮导航渡海使流求。朱宽一行到达流求后，因语言“不相通”，仅“掠一人而返”（注：《隋书》，卷81，流求传。）。次年，炀帝复命朱宽使流求“抚慰之”，“流求不从”，朱宽等“取其布甲而还”（注：《隋书》，卷81，流求传。）。炀帝显然视流求对隋使的拒绝为一种挑衅，遂决定对流求用兵。大业六年（610年），炀帝遣武贲郎将陈稜与朝请大夫张镇周（一作州）率军“万余人”出征流求。陈稜、张镇周军自义安郡（前潮州）出发，渡海“至高华屿，又东行二日至
鼊屿”，抵达流求。陈稜遣通达语言者“慰谕之”，流求王“不从”。张镇周率军为先锋，击退了前来拒战的流求王渴剌兜兵。陈稜率军击破了流求小王老模所在的低没檀洞，“斩老模”。又分兵5路围攻流求都邑， 进逼渴剌兜所在的婆罗檀洞。渴剌兜在其洞栅堑外围布阵决战。陈稜集中精兵猛攻，“从辰至未，苦斗不息”。渴剌兜“军疲”难敌，退入栅堑。陈稜军乘胜围攻，大破之，“斩渴剌兜，获其子岛槌，虏男女数千（一作万余）而归”（注：《隋书》，卷64，陈稜传；卷81，流求传。《资治通鉴》，卷181， 隋炀帝大业六年正月并胡注。）。
综合上述，针对隋朝边疆经略提出一些认识撮要如下。
1.隋朝边疆经略的成败得失。隋朝边疆经略是整个王朝统一事业和经邦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隋朝致力于广大边疆地区的军事备御和行政管辖，加上军政策略上成功的系列运作所发挥的优势，取得了稳定边疆、巩固统一的相应效果。尤其在北疆地区，隋朝有效地狙击了突厥势力的南下，加速了东、西突厥的分立，削弱和孤立了东、西突厥的敌对势力，化敌为友，尽可能地扩大了王朝的统一阵营，从而制止了北疆至西域一带地区可能发生的更大规模的战乱，促进了这一地区相对稳定局势的形成。朝廷对西南和海疆地区的军政经略，平息了断断续续的反隋“叛乱”活动和地方割据势力，加强了这些地区的统一管辖。隋朝的统一事业及其经邦治国所取得的成就，为后来唐朝开创更大的统一业绩奠定了前期基础。隋朝边疆经略在其统一事业和经邦治国过程中的作用举足轻重，在我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中有着相应的历史地位。但是，隋朝边疆经略带来的负面影响和严重后果不容忽视。如修长城征用劳役，文帝期间多时每次达到10万至15万人，炀帝有一次达到百余万人。尤其是隋炀帝发动三次征高丽的战争，仅第一次战役就动用了军队及民夫总计“大致为350 万人”之多（注：《隋唐五代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出版，平装本），页17。）。三次战役造成的巨大损失不计其数。不论修长城或征高丽之役，均如同炀帝即位后营建东都、开凿运河等大型工程以及炀帝为满足自己骄奢淫逸的需要常年出巡等大规模活动一样，强征劳役，滥用民力，给广大人民带来沉重的负担和苦难，使国家大伤元气。朝政的腐败、衰落，上层集团陷于分裂，危机四伏。社会矛盾进一步剧化，再也无法维持其正常统治。官逼民反。从大业六年（610年）开始，东都、 山西等地发生了反对隋朝统治的民众起义。此后，规模更大、范围更广的民众起义在全国范围内此起彼伏，风起云涌。隋朝在各地民众起义和各种反对势力的打击下灭亡。由于隋朝的衰落，边政一再失驭，曾经平息的边乱以及一度出现的相对稳定的边疆局势，风光不再。尤其在隋朝亡后，北疆至西域地区的东、西突厥复聚强势，与初建的唐朝分庭抗礼。事实表明， 隋朝前后虽然仅历38 年（581年～618年）时间，但其边疆经略的成败得失与整个王朝统治的盛衰息息相关，也极大地影响着边疆地区的治乱安危。
2.隋朝经略流求的历史意义。隋朝遣使和进军流求，虽然谈不上什么建树，但其意义和影响远远超过事件本身。流求即今台湾省，东汉至南北朝时期称为夷洲，隋朝时夷洲始以流求名世。此后，流求（或作琉球）名称沿用近千年，至明代或称为东番，清代时才改称台湾，但仍有称台湾为流求者（但流求改名台湾后，琉球被作为今琉球群岛的专称，与台湾无涉），可见隋朝之经略，首先对台湾古代名称的沿革影响之深远。台湾（夷洲、流求）自古以来与大陆有着不可分割的渊源关系，但有史可考的大陆与台湾的政治联系，则始于三国时期吴国对夷洲的军政经略（三国吴大帝孙权黄龙二年，230年）。 隋朝出使及进军流求（隋炀帝大业三年～大业六年，607年～610 年）， 表明历史上自三国以后370多年间，大陆政治势力再次到达台湾的事实。 《隋书》不仅记述隋使及其军队与流求交涉和交战过程，而且提供了有关流求及大陆与流求关系的其他重要史料。如称“流求国，居海岛中，当建安郡（前为闽州，约今福建）东，水行五日而至”（注：《隋书》，卷81，流求国传。）。又称陈稜军“自义安〔郡〕（前潮州）汎海，击流求国，月余而至”（注：《隋书》，卷64，陈稜传。）。其间舰队“至高华屿（今台湾澎湖列岛之花屿），又东行二日至鼊屿（即当今澎湖岛），又一日便至流求”（注：《隋书》，卷81，流求国传。）。这是历史上有关台湾地理位置、大陆通向台湾航路及里程最早而又比较具体的文字记录。陈稜为了克服进军流求的语言障碍，从南方籍士兵中选派“颇解”流求语的“昆仑人”为翻译（注：《隋书》，卷81，流求国传。），反映隋军经略流求以前就存在着海峡两岸的语言文化交流。陈稜舰队到达流求岸边时，“流求人初见船舰，以为商旅，往往诣军中贸易”（注：《隋书》，卷64，陈稜传。），也反映了在此以前海峡两岸民间商贸往来的活跃情景。此外，《隋书》还记述了流求地区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民族、风土等情况，强调地理和文化习俗上流求与大陆的一体关系。如称流求物产“同于江表，风土、气候与岭南相类”（注：《隋书》，卷81，流求国传。）。这些可贵的资料记录，乃是发端于隋朝经略流求后载入史籍。可见，隋朝之经略流求，对促进后世发展大陆与台湾的关系，有其深远的历史意义。
3.关于隋炀帝三征高丽的战争性质问题。炀帝发动三次进攻高丽的战争，国内外一些史家将其与近代意义上的侵略战争相提并论，实际上是不恰当。隋朝继承汉、晋以来的历史传统，同其与边境其他各族或族国一样，与高丽重新确立宗藩关系。隋朝与高丽双方均赋有一定的权利和义务。作为宗主国的隋朝，在政治上对高丽实行羁辖，高丽王及其主要臣僚，要经隋朝的册封或其他方式认可。隋朝有责任保护高丽，并对高丽的入使、上贡给予赏赐或物质回报等。高丽王接受隋帝的册封，遵从朝廷的管辖并为朝廷守边，谨守臣礼、臣节，常年遣使入朝和朝贡，但享有治理本境的权力。炀帝发动大军进攻高丽的主要导因是宗藩关系受到干扰和破坏。高丽王一再不守臣礼、臣节，“驱逼”边族，挑起边乱，心怀异志，对抗朝廷。文帝曾下玺书并遣使进行说服、疏导，但收效甚微。至炀帝时复命高丽入使，在位的高元王仍然我行我素，矛盾一再激化。炀帝认为高元如此胆大妄为，是对其天威和宗主国地位的严重挑战，这是炀帝三征高丽的导因所在。三征高丽两败俱伤，以高丽“请降”收场。高丽经受了战争的巨创；隋朝则遭到更加惨重的损失（注：以上主参《隋书》卷4炀帝纪下、卷67裴矩传、卷81高丽传。）， 国家元气大伤，内外矛盾加剧，成为整个王朝衰亡的一大诱因。为此，炀帝三征高丽之役受到后世的诸多非议理所当然。但就其战争性质而论，仍然属于隋朝边疆经略的范畴，属于当时中国历史条件下的国内战争，与近世概念上的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侵略不能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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