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增长效应理论：一个新的假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假说论文,效应论文,人口增长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何看待人口增长给发展所带来的影响和后果？世界人口学说史上“悲观学派”和“乐观学派”的论争，似乎并没有给我们留下多么确凿无疑的结论，其中的是非迄今仍令人莫衷一是，难有定见。[1]人口增长利弊互见，自是无疑。至于是利大还是弊大，则有明显的历史阶段性和区域差异性。而且，人口增长问题不能仅就人口“数”的多少或“率”的高低作出判断，必须结合经济社会发展以及资源环境状况并以此为参照系才能作出客观分析。人口问题具有强烈的相对性，无怪乎“人口问题的本质是发展问题”这一重要论断能为国际社会所广泛接受。
纵观人类文明史，20世纪后半期以人口的显著增长而引人注目。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人类的数量增长是相当缓慢且有限的；只是到了18世纪，人口才开始从不稳定增长转为稳步增长。人类文明的进步以及人口增长的累积效应使得20世纪内的人口增长更快。而自20世纪中叶以后，发展中国家死亡率的下降和持续的高生育率，使得这些国家进入了难以逾越的“人口转变增长时期”，世界人口增长已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世界银行在《1984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得出的结论是明确的：发展中国家人口的迅速增长，影响了它们去取得本来也许能取得的进步——使人民失掉了提高生活水平的机会。因为，显然地，发展的目标并不是为了养活更多的人口，而是要不断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人口迅速增长会使发展减慢的原因至少有：(1)人口迅增使得目前较高消费和获取将来较高消费所需投资这个棘手的抉择变得更加困难。换言之，在人口增长压力下，消费和积累两难选择的回旋余地更小了。(2)人口激增威胁了自然资源和人口之间原已不稳定的平衡关系。譬如，在主要依靠农业和可耕地资源的国家和地区，人口对土地等自然资源的压力往往随人口的增长而加大，这样的人口增加会造成过分使用保证后代福利的有限的自然资源，从而导致资源匮乏和环境退化问题，等等。[2]
其实，差不多在200年前，马尔萨斯在《人口原理》一书中就系统地阐述了人口增长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这就是当年马尔萨斯所警告的人口增长的陷井，后来，现代西方的发展经济学家把马尔萨斯的这一思想概括为“低水平均衡的人口陷井”或称“马尔萨斯人口陷井”。[3]
当然，这里所讲的“人口陷井”是一种在一定假设条件下才能成立的理论模型。马尔萨斯模型有着三个重要的假定：一是人口增长处于自由放任状态，不受干预；二是生活资料在一定时期内的供给是有限的；三是土地报酬递减。基于这样的假定，马尔萨斯得出了持续的人口增长有朝一日会使人们陷于低水平均衡陷井这样的结论。从逻辑推演和我们所观察到的一些历史事实来看，倘若没有社会变革和经济发展力量的牵引——或者说在生产力保持相对静态的假设下，过度的人口增长导致陷入“低水平均衡陷井”看来的确不可避免。但从马尔萨斯模型的假定来看，他的思想有着特定的时代烙印，换言之，这是一种跟传统农业社会相关联的人口问题观。他的假定只是适用于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且变化迟缓的传统农耕社会的，所以撇开其它不论，仅从人口增长的影响来看，“低水平均衡陷井”的产生在传统社会确有较大的可能性。
但在现代工业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仅意味着经济总量的扩张，而且越来越具有革新的意义。在这样与过去全然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人口增长导致低水平均衡的现象日趋减少了。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人口摆脱了土地的束缚，进入了广阔的经济活动空间和个人发展领域；另一方面，即便是仍然与土地打交道的人口也可能因科技进步而受惠于土地报酬递增，从而在农业人口增长的大背景下也能跳出“低水平均衡陷井”，这从人均收入及其它生活水平、生活质量指标在人口增长的过程中有所改善和提高的事实中多少可以有所佐证。
正如前述，人口增长的实际效果有明显的历史阶段性和区域差异性，因而在具体讨论时，常常会因所考虑的角度、层面、变量的不同而导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譬如，在本世纪70年代初，美国国家科学院有关报告就已指出：一国的人口增长率和人均收入增长率之间不存在什么统计上的联系，并强调在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中人类行为和人类体制所发挥的关键的调节作用。事实上，这种作用已为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所公认[4]。1984年，受美国国际发展署的委托，美国国家科学院成立了由9位著名人口经济学家组成的“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课题组，并在两年后发表了颇有反响的研究报告《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对若干政策问题的思考》，这份报告主要论述了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影响，结论是审慎的：“总的来说，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定性的结论，即在多数发展中国家，较慢的人口增长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但要对它作出严格的定量评估就十分困难了，而且，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5]由于现代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远比马尔萨斯所处的时代复杂，所以现代人口学家就此问题所获的结论也要比马尔萨斯来得审慎，而这种审慎在某种意义上也映照出了些许无奈，因为我们还无法清晰地透视出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互动过程这一“关系黑箱”中复杂的内在运作机制。
那么，人口增长问题的实质在哪里呢？这里，笔者试从需求的角度入手，作一个相对抽象的理论解说。任何一门社会科学本质上都是一门“人学”，是理解处在特定时代环境中的人及其思想和行为的学问，人口科学当不例外。只有抓住了人的本质，才可能正确理解人口问题的本质。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但也是欲望的集合体。只要有人，就必然会有衣食住行等诸多方面的需求，人口则是天然的消费力的一种客观存在。人口的需求大致可以分类如下：首先可以分出经济性和非经济性或者就是社会性需求这两大类。其次，经济性需求大致又可以细分出三小类，即消费需求、就业需求或者称劳动需求、服务需求。再次，社会性需求又包含了安全需求、自尊需求、交往需求、婚育需求、自我发展或自我实现需求。上述各类需求的表现形式及满足程度千差万别，从而形成气象万千、蔚为大观的社会风貌。
从需求角度来看人口增长效应问题，人口增长对经济社会发展和资源环境状况的影响实际上是一种“乘数效应”，[6]它包括了“需求效应”和“需求引致效应”。应当指出，这里讨论的实际上只是人口增长的外部影响（内部影响是人口增长对人口动态、人口过程自身的影响，因与主题无涉，故存而不论），而外部影响又是一种连锁反应，因而是发散的、扩展的和多重的。
需求效应是指人口增长所带来的直接外部影响。如前述，人口是一种天然的消费力的存在，所以伴随人口增长而来的必然是需求的扩张；当然，这里的“人口增长”既可以理解成总人口的增长，也可以理解成各类亚人口的增长。主要的亚人口增长有学龄人口、劳动适龄人口、婚育人口、退休人口、高龄人口等等。不同的人口增长情势所产生的需求效应自然有所差异。人口增长的需求效应可正可负，或者说利弊互见，挑战与机遇并存，是因为“需求”既包含了推力因子，也包含了压力和阻力因子。为了细致分析需求效应，除了前面经济性需求和社会性需求的分类之外，我们还可以同人口的类型相对应，区分出“基本需求”和“特殊需求”。不同类别的人口增长所带来的需求效应既有共通性，也有特殊性。本文所说的基本需求是针对所有人口而言的，具有共通性，主要指前文分析过的消费需求，但在现代社会，随着第三产业的发展，服务性需求也慢慢地演变成了基本需求。而消费需求似乎又可区分为低级的收入弹性较小的“生存性需求”和高级的收入弹性较大的“发展性需求”两类。穿衣吃饭是最基本的生存性需求；发展性需求则涉及对现代物质性或精神性商品的消费，这类需求与人的全面发展有关，其边界极为宽广，具强烈的发展性。一方面根据经济学说史上的“萨伊定律”——供给本身会自行创造需求，因而潜在需求随时可能被激发和调动；另一方面，收入的增长、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人类情趣的发展也会驱动人们不断地追求更高档次的消费需求。
在基本需求的驱动和压力下，可能出现自然型、掠取型和市场型三种行为取向。
其一，通过调整人口增长和资源环境的关系来实现基本需求目标，可称“自然型行为”。一则这种行为取向直接与自然环境有关，二则这种行为也反映了人类对资源／人口比变化一种自觉、能动的态度。一般地，人地关系被认为是最基本的关系，人口增长压力则必然会使这种基本关系有所变化。从历史上看，伴随着人口递增和四处扩展的增长历程，人类的农业经济行为经历了从粗放型向集约型演进的过程。人口史学家的研究也发现，人口增长所引致的生存性需求压力长久地成为农业技术有所改良甚至创新的动力。例如，丹麦人口经济学家埃斯特·博塞汝普(1981)在探讨人口和技术变化的相互关系时曾经指出，工业革命初期的许多发明并不是由科学家做出的，而是由稍有文化或没有文化的人在实践过程中为亟需解决的问题寻找新的、更好的解决方法做出的。这样，如果同意许多发明（无论古今）均由需求所导致，那么就应当提出一个问题：这种需求产生的动力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人口变化决定的？博氏的观点是，在人口增长迅速的地区，资源／人口比变化剧烈。土地和其它自然资源供应的减少会为发明更好地利用稀缺资源的手段或发明这些资源的替代品提供动力。此外，人口增长后，可以使用在人口规模较小时不适用的方法，同时促进了技术的传播。
无独有偶，美国人口经济学家朱利安·林肯·西蒙所详论的人口推力假说也肯定了人口增长存在着正面效应。根据彭松建(1987)的概括，这一假说至少包含：没有具有一定知识和生产经验的劳动力人口，任何发明或创新都无从谈起；没有一定的人口作基础，再好的新技术也是难于采用和推广的；新技术的引进和传播也取决于人口增长。这一假说肯定了人口增长对农耕技术革新的作用，如下图所示：
图示 传统社会的人口推力假说
其二，能够满足人类基本需求的一些“产品”是自然生成的，在需求的压力下，第二种行为取向就是直接向自然界索取和掠夺，称“掠取型行为”。这种“只取不予”或“取多予少”的行为是非建设性的甚至是破坏性的，是造成资源匮乏和环境退化的重要根源。如果人口增长超过一个生态系统正常维持的临界人口密度水平，就极可能使人口增长的需求效应演变成一种压力效应，一种负面效应。历史上一些地区伴随人口增长而来的“刀耕火种”、“毁林开荒”等行为的累积效应所带来的生态破坏往往是惊人的，生态平衡的重建也将是颇费时日的。
还有一种掠取并不是为了直接满足基本需求，而是为了满足基本需求需要的收入所导致的，亦即，是利益驱动型，是人口增长需求效应的一种间接表现。例如，近年来中国西部的“淘金热”所带来的生态破坏就颇为触目惊心，这是小区域人口增长（由人口流迁增长主导）逾越了一个原始或类原始生态区支持能力的例证。显然，人口增长的需求效应这时呈现的是一种负生态效应。
再者，在传统生产条件下，人口增长常常使生存资料紧缺，受基本需求的驱动，总有一些人会铤而走险，采取不劳而获、非法侵占或通过武力对现存生活资料进行“再分配”的掠取行为。历史经验证明，乱世之年，之所以盗匪丛生，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社会失范，二是资源紧缺。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人口增长导致的人均占有生存资料的变化——如贫富分化及总体水平低于维生水平，等等——是诱发社会危乱现象的一个重要因素。
其三，在现代社会，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基本需求的实现必须通过市场交易来完成，表现在行为上即市场型取向。有人口，就会有消费，从而形成市场。一定规模的人口是形成市场的必要条件之一。但真正意义上的市场还必须有交易行为，而且交易规模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人群的消费偏好以及货币支付能力。仅从人口规模来看，只意味着潜在市场的存在。当然，“人口越多，基本需求量越大”的论断也是大致可以成立的。通过市场这个中介，人口增长的需求效应最终会传递给厂商和业主并使之作出相应反馈，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传导机制和反馈机制，但人口增长所带来的潜在需求的确有力地刺激了生产和供给的行为。生产和消费不是割裂的，而是一种互为依存、彼此刺激的循环关系。每一轮的人口增长都会给经济活动注入新的活力，人口增长的需求效应表明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存在着显而易见的推动力。一般地，新增人口（无论是出生人口还是流迁入人口）意味着消费规模的扩大和需求结构的多元化，这在社会经济能良性运转、生产机制能对市场需求作出灵敏反馈的健康体制中，必然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事实上，古典经济学家早就提出并论证了“消费引致生产”的命题，而现代经济学家和一般民众也完全接受了“需求就是市场”的观点。过少的人口形不成需求规模，有效需求不足是经济增长迟缓的重要原因。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曾于1937年分析过“人口减少的若干经济后果”，其中就指出人口的长期减少引起的有效需求不足将导致经济的长期停滞[7]。与此比照，过多的人口则会形成对市场的压力，在供给有限的情形下，需求的膨胀可能拉动物价上升，产生经济过热现象，从而损及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需求过旺的成因是复杂的，但基本需求的增加与人口增长的关联性也是显见的。过多的人口以及基本需求的增长对市场的压力最终会传递给生态环境系统，或多或少会带来一些问题，这似乎可以看作是人口增长的一种压力效应。
在欠发达国家和地区，人口增长所带来的基本问题可以说是基本需求不能很好满足，生活水平较低，生活质量较差，所以伴随人口增长而来的“低水平均衡陷井”有着某种历史的必然性。但人类文明的现代史证明，以“制度创新”为先导或以“技术革命”为契机的经济增长完全可能使人们跳出“低水平均衡的人口陷井”。这方面，中国是一个极好的例证。改革开放以来，在每年净增人口1400—1600万的同时，经济增长率较高且表现出了持续性，人均收入也在增加，人民生活水平也显著提高，生活质量进一步改善。显然，中国一系列富有成效的制度创新活动使得80年代以来的现代经济增长摆脱了人口增长的沉重压力。人口增长的负面效应在新的制度环境中得到了有效的扼制乃至消除，而其正面效应却得到了发挥。毫无疑问，是改革开放和可持续的社会经济发展使中国走出了“低水平均衡的陷井”。改革前的中国的确可以说深深地陷入了“低水平均衡陷井”，但倘若将此完全归咎于人口的迅速增长显然是将历史简单化了，恰恰相反，从改革前后的鲜明反照来看，应当说主要是因为战略决策的失误及相关的体制性因素束缚了人口增长能量的合理转化，铸成了“低水平均衡的制度—人口陷井”这种绝对平均主义的悲剧。也正是因为摒弃了“不患寡、患不均”这种历史证明与时代相悖的原始共产主义理想，中国才有了今天的繁荣和进步。
需求引致效应是为满足人口增长产生的需求问题而采取的各种行为所带来的影响。如果说需求效应是指人口增长直接的外部效应，那么，需求引致效应则是指人口增长间接的外部效应。需求引致效应当然不同于需求效应，但两者又是难以割舍的，前者是后者引伸而来的。和需求效应一样，需求引致效应同样是复杂的，甚至更为复杂，因为对需求引致效应的分析实际上已远远超越了“人口学”的视野。但揭示这种效应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在我们治理人口增长需求问题之时，很可能会带来一些意料之外的新问题。事实上，需求效应和需求引致效应常常是连带发生的。因果链大致是这样的：人口增长的需求效应，体现在需求问题的产生上，导致社会经济系统中多样化的行为选择——从宏观来考察，政府行为和群体的社会性行为是主要的，最终带来需求引致效应，这种效应是对行为的一种客观检验。
例如我国改革开放以前，由于频繁的政治运动，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物品极度短缺，甚至危及生存。那时候的经济是典型的短缺经济，加之人口增长基本上处在无控状态，所以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极为尖锐，困扰多年的一个问题就是“粮食问题”。一直到1978年，我国温饱问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绝对贫困人口仍有2亿多。“民以食为天”，粮食问题不解决，就不可能国泰民安、长治久安。当时想了不少招术，如改良农业技术，提高复种指数，进行品种改良（杂交水稻的发明可谓是最突出的例子），兴修水利改善灌溉条件，进行农田基本建设，还有就是开垦荒地，“围湖造田”以扩大耕地面积，等等。杂交稻的发明改善了稻米的品质，提高了粮食产量，给人口密集而农业文明又比较重要的中国带来了福音。显而易见，这种人口增长的需求引致效应是正向的，这种良好的引致效应可以说是需求的推力效应所带来的。与此相反，“围湖造田”这种做法在以后的岁月中所造成的严重的生态破坏显示的就是负向的需求引致效应了，这种不良的引致效应，一与人口增长带来的需求压力效应有关，二与行为取向不当有关。
再次，不同类别的人口增长所带来的需求效应既有共通性，又有特殊性。共通性是指需求的基本层面，主要指生存性需求或者说基本的消费需求；特殊性是指需求的特殊层面，主要指涉及就学、就业、保障、服务等诸多方面的发展性需求。伴随学龄人口、新增劳动适龄人口、离退休人口或一般老龄人口的增长，除了会带来共通性需求之外，还必然地会带来特殊性需求。需求的特殊性一在专与某类亚人口相关联，二在只要存在某类亚人口，就必然存在某类特殊性需求，即需求的产生具有某种“刚性”。这样，如果说基本需求的满足与否主要涉及人口生存状态，那么特殊需求满足与否主要关联人口的发展状态——其中核心问题又在人的发展方面或者说也就是人口素质和生活质量问题。例如我国目前面临的就学及就业问题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就学还是失学、就业还是失业对社会来说都不是小事一桩，前者涉及人口素质的提高问题，后者涉及素质潜能的转化问题。目前在我国，因为教育机构力量不足而导致的失学、辍学问题是不可等闲视之的，从队列效应来看，每年2000万新增人口对教育系统的压力将是持久的。而在就业问题方面，中国所面临的挑战更为突出。巨大的人口增长压力和效率优先的就业制度改革方案已使失业问题公开化和严重化，成为不稳定的根源。就业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异常复杂的，越是微观、具体和短期的就业问题，社会经济因素所起的作用应当越大。当然亚人口增长的特殊需求效应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所有中长期预测都表明，未来几十年内我国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总体格局几乎已成定势，就业压力之大有目共睹。这样，越是从宏观和长远的角度看，劳动适龄人口增长的压力效应就越是显著。可以说，这是一笔沉重的历史遗产，是人口增长累积效应的一种体现，庞大的人口基数使得即便增长率很低但增长量也将很大，所以这笔“遗产”是我们不得不负荷着前行的。
但人口增长的压力效应并不是不能消弥和转化的。从人口学角度说，降低生育率并使之保持低水平从长期来看将有助于劳动力供给总量的减少。但从社会经济角度看，如何开拓思路，完善使“剩余人口”转化为“必要人口”的社会经济机制是更为重要、也更为复杂，因为人口增长压力已成定势，所以相机抉择只能在社会经济变革方面。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讲，人口控制无疑是必要的，但生育率下降所带来的劳动力供给减少的效应将不是即期的，而是远期的。归根结蒂，人口问题的本质还是发展问题，这在社会变革迅疾的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
中国的人口增长是否也在为今日的改革开放及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机遇、创造条件？笔者的回答是肯定的。这一问题至少可以从两方面来讨论，即从人口的自然增长和流迁增长两个角度来看。
首先，应当指出，这里所指的人口自然增长是有限定条件的，亦即，是指社会控制状态下的人口增长，而这样的增长目前已处在一种“减慢增长”的状态。如所周知，中国卓有成效的社会计划生育在过去的20多年这一不长的时间内成功地迫降了高生育率，使之有了大幅度的下降并到了更替水平，中国人口已进入低自然增长率阶段，局部地区甚至出现了负增长（如上海），从而大大减少了人口增长的势能和惯性。据粗略估计，因为近20来年少生了近2亿人，节省的各种费用累计可达1万亿元之巨。从而在一定的假设条件下为高速的经济增长减缓了资本短缺所导致的“瓶颈”现象，同时也减少了人口增长给家庭和社会带来的各种负担和费用，为可持续发展严格地限定了人口总量扩张的边界，减轻了压力，腾出了时间和空间。
海内人口学家在讨论人口增长问题时，较多地关注人口的自然增长，而较少地关注人口的流迁增长，这虽然情有可原，却是令人遗憾的。无论从哪个角度说，严格并合理地控制人口的自然增长，无疑极为必要，个中道理也是无须赘言的。而人口的流迁增长作为改革开放以来日趋突出的社会现象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不应当在视野之外的。一般而言，前者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较为长远，而后者的影响则是即期的、现实的，因而人口流迁增长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的联系也就更加紧密。
基于人口是人的集合的重要论断，可以认为人口增长既具有自我调适、自我平衡的力量，也具有一种自觉与外部环境（广义）相调适的机制，我们不妨将前者称为人口增长的自平衡机制，而将后者称为人口增长的自组织机制。长期以来，人们通常将人口增长看作是一股“无组织、无纪律的力量”，特别在人口增长压力巨大的历史时期就更是如此。实际上这只是看到了人口增长“数”的面相，即规模、总量或各种“率”变化的一面，只是看到了人口增长的惯性；却没有看到人口增长是存在于由一定的社会关系组织起来的人群之中的，没有看到人口增长过程中人类能动性、自觉性的发挥和运用。
人口增长的自平衡机制反映在人口自然增长的自我调适上，譬如，中外历史都曾大量存在过的天灾人祸之后的补偿性生育现象，二战之后的“婴儿热”(Baby Boom)亦可佐证。这种自我调适的觉醒和付诸实施不一定非要由社会组织出面，也极可能是由分散化的个体行为耦合而成的。在人口规模较小的远古时代，人类的高死亡率总是有高出生率、高生育率来呼应的，而这种呼应反映了人类的生存本能。只是到了近现代，这种本能才渐渐地转化为一种社会自觉的力量。目前，在一些发达国家出现的人口负增长不会是一种永久的趋势，终会有对应的出生率、生育率来与低死亡率相平衡，从而使人口增长保持一种内在的均衡态势。
人口增长的自组织机制则反映在人口流迁增长的规模、速度、范围以及人口再分布密度的变化上。这种增长归根结蒂是比较利益规模诱导之结果，而这与人类具有经济理性、追求最大化或令人满意的利润这一假设（简称“经济人假设”）是相吻合的。人口为什么会流动和迁移？原因很复杂，但在自主型人口流迁活动中，人类意志和能动性的体现是显而易见的。我国的人口增长在变革和发展的格局中已呈现出与前迥异的态势，一改“一潭死水”的旧局面，迎来了开放人口、搞活人口的新时代。活跃的人口流迁使区域人口成为开放有序的人口系统，使人口“这盘棋”不再成为死棋，而成了活棋。在这个过程中，人口增长与经济社会发展开始进入一种彼此呼应、联系积极的良性循环。虽然这一过程并不简单、也不顺当，而是充满挑战和困难，但依然使我们看到了希望的光亮。
概括来看，人口流迁的发展所提供的机遇至少表现在：其一，劳动力互通有无，生产要素通过流动实现配置优化，人力资源得到了有效的开发。一方面，需要劳动力的地方因此而使经济增长获得了劳动力有效供给的支持；另一方面，劳动力过剩地区通过劳务输出而减轻了人口压力，并带来了资本和技术的回流，从而显著地加快了脱贫致富的步伐。可以说，人口流迁是变人口压力为人口推力、变人口“包袱”为人口“财富”的重要机制。其二，“人往高处走”形象地反映了人口流迁的基本规律，而从全局来看，人口流迁也的确使欠发达地区的青壮劳动力受到了现代文明的熏陶和市场经济的锤炼，而这无疑有利于人的现代化。其三，人口流迁倦随着物资流、资本流、技术流和信息流，从而不仅在经济上促进了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而且促进了社会各阶层的融合、互动及整体发展。活跃而有序化的人口流迁使一个追寻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不断焕发出生机和活力。其四，人口流迁拓宽了人们的发展空间和成就空间，因而有利于人的潜力的激发，从而提高了社会人群总体的自我实现水平，而这恰恰是文明进步的重要推力。其五，人口流迁一般地会扩大地理学（居住距离）和社会生物学（亲疏远近）这双重意义的“通婚圈”，从而有望使婚配质量和新生代的遗传素质有所改善和提高。
前述的这两种机制力量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而笔者想强调的一点正是自平衡及自组织机制存在的原因——直言之，我们不仅要看到人口增长中“数”的一面，而且要看到人口增长面相背后的“人”的存在及作用。这种认识显然有助于我们看到并诱导出人口增长的正面效应，从而也就有了“机遇”这一说。当然，说人口增长中存在着一只“看不见的手”，具有自我调适的功能，只是想指出人口增长的“能动性”，而并不是说我们可以放任人口的这两种增长。恰恰相反，对于人口的自然增长，我们需要的是合理化控制；对于人口的流迁增长，我们需要的是有序化调节。双管齐下，方能使人口增长的正面效应得到更充分的发挥，而将人口增长的负面效应控制在较低的程度上。
综上所述，人口增长所呈现的并非全是负面效应，而且人口增长的正负效应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是可以转化的。中国改革前后的历史事实证明，中国人民在人口持续、不断增长的同时开始逐步走出昔日“低水平均衡的制度——人口陷井”。这说明，在一个合适的体制环境中，人口增长的能量可以通过合理的转化表现出强烈的正面效应，变人口压力为人口推力，变人口“包袱”为人口“财富”。当然，毋庸讳言，庞大的人口基数和持续的人口增长对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依然有强烈的挑战性。
注释：
[1]“悲观学派”的早期代表人物是马尔萨斯，晚近的则有罗马俱乐部等；“乐观学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是《人口增长经济学》及《最后的资源》等名作的作者朱利安.L.西蒙。
[2]世界银行，《1984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3]参见[美]M.P.托达罗著，于同申等译，《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4]美国国家科学院，1971：《快速的人口增长：后果和政策涵义》第二部分，英文见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1971),Rapid Population Growth:Consequence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2 Vols.Baltimore,Md,: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5]美国国家研究理事会人口委员会“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课题组，于学军译，《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对若干政策问题的思考》，中国人口情报研究中心，1990。
[6]在现代西方人口经济学中，乘数效应(Multiplier effect)是指人口经济变量群中，某一变量的增减所产生的一系列连锁作用或影响，亦称倍数效应。
[7]参见彭松建，1987：《西方人口经济学理论》第七章，《凯恩斯学派的人口经济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