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从《周易》古经论证“儒”的本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易论文,本义论文,经论论文,论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儒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自孔子以降,历先秦孟荀、汉唐经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以迄于今,迭有更替,却又历久弥新,生生不息。这样源远流长的文化传承,其“起点”究竟在何处?是什么样的素质造就了如此强韧的生命力?本文旨在追本溯源,探究“儒”的本义和“儒家”的原型。
(一)“需待之人”为儒
近代有关“儒”字释义的重要文献,如章太炎的《原儒》(收在1917年集印的《国故论衡》一书)、胡适的《说儒》(1934年刊载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后收于《胡适文存》第四集)、香港大学教授饶宗颐的《释儒》(1954年,《东方文化》一卷一期),都引许慎《说文解字》的“儒,柔也。术士之称。从人需声”做为文字训诂的依据。章太炎着重“术士”一辞,而将“儒”以“达名”、“类名”、“私名”三者做为区分。胡适着重“柔”字,而认为“儒”的本义为“文弱迂缓的人”。饶宗颐则驳斥胡适对“柔”字的解释,指出“儒”训“柔”,其意义并非柔弱迂缓,而是“安”,是“和”。
笔者愿在此另辟蹊径以儒“从人需声”着手。“儒”字在古籍上出现,当以《论语》和《周礼》为最早。《论语·雍也篇》,孔子对子夏说:“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周礼·天官》:“儒以道得民。”在此之前,只有“需”字,不见“儒”字。根据徐仲舒于1975年在《四川大学学报》所发表的“甲骨文中所见的儒”一文,甲骨文中已有“需”字存在,他并认为甲骨文中的“需”字,即古代的“儒”字。
“需”字在古籍中,以《周易》的“需卦”最具代表性,论述也最详尽。《周易》在考据上已确证成书于殷末周初。因此,“儒”,从“人”,从“需”,而“需”的本义为等待,故“需待之人”为“儒”。我们从《周易》需卦来探究“儒”的起源,应是最自然不过的事。
从卦象来看,。乾为天,坎为水、为云,云上于天,还没有下降为雨,故有需待之象。从卦德来看,乾为刚健,坎为险陷。险难既在眼前,若是轻用其刚健而剧进,难免陷入险境,因此应先待而后进。“先待”所以积蓄才德,充实涉险能力,并静待险难之解除,时至而后动,动乃有功。
胡适在“说儒”一文中,也已“疑心”需是儒的本字,并且也引出《周易》的需卦来为“需”字做解。但是胡适为了印证他所“大胆假设”的见解,以为“儒”最初是殷商遗民,是“文弱迂缓的人”,他对需卦的解释也旨在达到他所要的结论:“‘需’卦所说似是指一个受压迫的知识阶层,处在忧患险难的环境,待时而动,谋一个饮食之道。这就是‘儒’。”对胡适来说,“儒”的本义即是混一口饭吃的殷商遗民。
郭沫若有“驳说儒”一文(《中华公论》,1937年刊),对于胡适引需卦说儒,大不以为然。在当时疑古成风的学术氛围下,郭沫若误认为《周易》成书于战国前期,已在孔子殁后。他指出《论语》上“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是孔子和《周易》发生关系的唯一出处。可是,他说“那个‘易’字是有点蹊跷的”,是后世的易学家改篡的。他认为原文应是:“加我数年,五十以学,亦可以无大过矣。”这是比胡适更“大胆”的“假设”了。
其实,《论语》中与《周易》有关的记述,不只一处。譬如“子路篇”即有如下记载: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其中“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正是直接引自《周易》恒卦九三爻的爻辞:“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贞吝。”而孔子所说的“不占而已矣”,更凸显孔子致力于周易经文的义理阐发,而不愿将《周易》视为单纯的卜筮之书。
此外,郭沫若主张“儒应当本来是‘邹鲁之士缙绅先生’们的专号”,这与胡适的“殷商遗民”说原无太大的差别。可是郭沫若紧接着说:“儒之本意诚然是柔,但不是由于他们本是奴隶而习于服从的精神的柔,而是由于本是贵族而不事生产的筋骨的柔。古之人称儒,大约犹今之人称文诌诌,酸溜溜……”又说:“儒,在初当然是一种高等游民,无拳无勇,不稼不穑,只晓得摆个臭架子而为社会上的寄生虫。”类此语调,已脱离学术论证的范畴,我们怀疑,或许是意识形态的坚持阻断了郭沫若理性自由判断的能力。
(二)儒的本义为“舒缓从容,待时而后进”
胡适指出“儒”与需卦的关系,值得肯定。但是,他对“儒”字强做解人,从而曲解了需卦的真义。我们在此有必要对需卦的卦义做进一步的诠释。
需()卦卦辞:
需。有孚。光亨。贞吉。利涉大川。
“需”,待也。“孚”是指诚信充实于心中。需卦由下往上数第五爻,即九五爻,以刚爻居阳位,得上体的中位,得正而居中,又处于尊位,为有孚得正之象。九五是需卦的主爻,具备刚健中正之德,却陷入上卦坎体险陷之中,一时之间难以脱困。九五必须心存诚信,德行光明,从容等候,方能远离困境而使诸事亨通,所以卦辞说“需。有孚。光亨”。处于需待的时候,当以执守正道为吉,待时机成熟,则利于涉渡大河。在先民眼中,涉川渡水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切忌躁进,必得待时而后进。
需卦初爻到上爻的爻辞如下: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终吉。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九五。需于酒食。贞吉。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来。敬之终吉。
其中,由需于“郊”、需于“沙”、需于“泥”,以至需于“血”,具象地表述逐步、渐进地渡河涉险。古时,城墙之外为“郊”,郊外为“野”。“需于郊”是指刚踏出城门,距离坎水的险难尚远。“需于沙”,则因“沙”是近水之地,但仍尚未入水。到九三爻,“泥”已是接水之地,但只是浸湿,尚未完全入水。至“需于血”,则已身陷坎险之中。
需卦讲的是循序渐进的需待之道。惟其守中持恒,才能化险为夷。因此,九五爻爻辞:
需于酒食。贞吉。
九五以刚爻居阳位,得上卦中位,且处于天位,表示九五至尊,具有阳刚中正之德,虽陷于坎险之中,然而其才足以济险,其德足以服人,凭恃这样的才德而需待,又有何事不济呢?因此,九五是最能善尽需待之道的主爻。爻辞的“酒食”是指饮食宴乐,既可赖之以养生,亦能用以招待宾客。九五不着眼于当下浅近的功利,不犯揠苗助长的错误。毕竟以修德化育万民的王道理想并非一蹴可几,当持之以恒,有所需待才能实现。圣人之学也只能以宽裕的态度,让每个人能充分地实践与自省,才能达到成德的圆满境界。九五能“需于酒食”,不急于济难出险,固守正道,故能得吉。
至于上六爻爻辞:
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来。敬之终吉。
“穴”是险陷之地。“速”是邀请的意思。“不速之客”,指不待召唤、邀请而自行前来的人。“三人”指下卦乾体的三个阳爻,其中只有九三和上六有正应的关系,初、二两爻则想随九三共同出险,所以称乾体三爻为“不速之客”。上六处于坎险终极之地,需待的时机已过,只有进入险地,所以说“入于穴”。需卦的卦义乃是先待而后进;到了九五,需道已成,所以乾体三个阳爻不待上六的召唤,即积极上进以求一起出险。但对上六而言,这三位不速之客却来得突兀。不过,上六以柔爻居阴位,怀有柔顺之德,只要恭敬地接待三位不速之客,不和他们争执计较,终能化险为夷,共同出险而得吉。
《周易·系辞》有谓“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周易》确如胡适所指出的,是忧患之作。但“需卦”不能就此解释为受压迫者图口腹之欲的饮食之道,并据以认为“这就很像殷商民族亡国后的‘儒’了。”
胡适指出:“需卦之象为云上于天,为密云不雨之象,故有‘需待’之意。”其实,“需”字,上“雨”下“而”,“而”的古字与“天”相似而互通,需为雨在天上,因尚未下降为雨,故象传释需卦为“云上于天”,有需待之意。胡适之错,错在把“需待”视为目的,而忽略了需卦所强调的“舒缓从容,待时而后进”的积极意义。
“舒缓从容,待时而后进”也正是“儒”的本义,是“儒”的本质。
(三)儒以通晓六艺为务,以教化为职
《礼记·儒行篇》郑玄疏:“儒者,濡也,以先王之道,能濡其身。”“濡”与“儒”同样来自“需”字,原义是浸渍于水中。所谓用火则燥而速,用水则浸而缓,“濡”是滋润、涵泳,也是渐进。儒者讲求积蓄才学,涵养德性,“以先王之道,能濡其身”,而不急于出仕从政,建功立业。
由于注重才德的积蓄和修养,古之儒者多以通晓六艺为务,以教化为职。章太炎在“原儒”中也说:“儒之名,盖出于需,需者云上于天,而儒亦知天文、识旱潦。”章太炎似也已注意到“儒”和“需”的关系,但是他为了印证他所说的“儒之名,于古通为术士”,因此,以“知天文、识旱潦”的术士来定义原始的“儒”。章氏着重“儒”的功能,而忽略了“儒”的本质。因此,虽以“达名、类名、私名”来对“儒”做广义和狭义的区分,却无疑已限制了“儒”的角色。章氏的说法大致上可化约为字典《辞源》里对儒字的解释:“儒,古代从巫、史、祝、卜中分化出来的人,也称术士,后泛指学者。”
钱穆也有“驳胡适之说儒”一文(1954年,《东方文化》一卷一期)。他的立论与胡适有异,而接近于章太炎的儒为古代术士之说。不过,他的“术”是指“术艺”,“术士”即“娴习六艺之士”。他说:“夫儒为术士之称,其所习曰礼、乐、射、御、书、数,古称六艺,艺即术也。”
其实,儒者积蓄才学,待时而后进,其出路通常有二:一是学而优则仕,以学养获得人君的重视,接近人君,取得人君的信任,而后假借人君之手,以实现其理想抱负。其次就是办教育,借由百年树人的事业,使其理想有所传承。而这两者又常常可以相互为用,教育与治国、平天下是息息相关的。《周礼·天官》:“儒,以道得民。”郑玄注:“儒,诸侯保民有六艺以教民者。”六艺是礼、乐、射、御、书、数,皆与治国有关。又《周礼·地官》有“联师儒”,郑玄注:“师儒,乡里教以道艺者。”这些都是“儒”字在经籍上最早出现者,可见儒者之成为教育家,其来有自。傅斯年在《战国子家叙论》中认定:“所谓儒者,乃起于鲁,流行于各地之‘教书匠’。”所根据的就是上述的文献。但是,不管是“术士”或“教书匠”,都是“儒”出现后的分工,而不是其本义。
此外,刘歆《七略》说:“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所谓“顺阴阳”,大概就是祝、卜、史、巫的工作。古代文书多典藏在王室、贵族手中,祝卜史巫之官有遍阅典籍的方便。而古代的统治者高高在上,唯一惧怕的就是鬼神;祝卜史巫担任人、神之间的媒介,于是得以在占卜的过程中,藉由神意规谏君王,这后来就发展为谏议大夫、御史等官职。至于“助人君明教化”的儒者,则成为后来的太师、太保、太傅。儒家的理想是做为“王者师”,退而求其次则是做为“国子师”,也就是教导未来可能成为王者的公孙贵族及其子弟。孔子首倡有教无类,广纳门生,过去为王室贵族所独享的知识才逐渐普及到民间。儒家“宗师仲尼”,盖孔子本人即是儒家的“原型”。
从孔子和他的主要门生的生涯来看,他们大致上都和缓、谦逊,平时所修习的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自奉俭约,勤奋向学,但并不急于出仕,也不急于有所施为。这正是“需卦”所一再强调的那种“守中持恒,待时而动”的性格。孔子和他的门生一般都不直接从政,也不蓄意跟有权力者直接冲突、对立,而是耐心地与统治阶级为友、对话,获得人君的委信,使得他们的主张、理想逐渐被人君采行。
(四)“智慧王国”与“权力王国”的区分
儒者提出治国理念,再交予有权力者执行,将“智慧王国”与“权力王国”做明确的区分。这正是德国大哲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所向住的。康德在“权力王国”之外,也划出“智慧王国”。他认为哲学家应该谨守本份,不要直接介入权力的竞技场。因为哲学家一旦涉身权力,就不免有利害的计虑,这将妨碍他公正、客观地运用理性。他反对柏拉图集统治者和哲学家于一身的“哲王”主张。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康德说:“国王本人就是哲学家,或哲学家成为国王,这种柏拉图式的哲王理想,我们不仅不应期待,毋宁是不应该这样期望。因为拥有权力,就不可避免地会腐蚀了理性自由判断的能力。”
儒者不干位躁进,刻意与权力保持适当的距离,正是为了维护其“理性自由判断的能力”,为了坚持其“有所为,有所不为”、“用行舍藏”的原则。中国历史上对被贬抑、流放的文官,常有高度的评价,某地位也往往比在官场中春风得意者更为崇隆。
《礼记·儒行篇》郑玄疏:“儒之言优也,柔也,能安人,能服人。”饶宗颐的“释儒”据以认为《说文解字》的“儒,柔也”,“柔”应是“优柔,安和”,而不是胡适所说的“软弱”。饶宗颐的解释较接近《周易》需卦所铺叙的顺应天道,舒缓从容,积蓄才德,待时而动。
“需”卦所透露的“儒”者性格,我们从《论语》中孔子和其门生的对话,也不难寻获:
“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宪问》)
“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里仁》)
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述而》)
子曰:“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泰伯》)(“不至于谷”意谓不志于干禄求俸)
《论语》中,类似如此教人优柔沉潜,宽裕自处的章句不可胜数,因为这正是“儒”的本质。
此外,《论语·雍也篇》有孔子对子夏所说的:“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之语。究竟什么是“君子儒”?又什么是“小人儒”呢?“尧曰篇”:“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邢昺疏:“天之赋命,穷达有时,当待时而动,若不知命而妄动,则非君子。”这里的“君子”,其实已接近于需卦的卦义。又《论语·学而篇》:“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卫灵公篇”:“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都在强调自持自守,厚积才德,而不钻营躁进,不强出头的儒者风格。这也是需卦的精神所在。
那么,什么是“小人儒”呢?《论语·季氏篇》有云“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与君子的“知天命”,“畏天命”有别。《周易》需()卦的反卦既然是讼()卦。我们可以从讼卦来看出“小人”的面貌。
从卦德来看,。坎为险陷,乾为刚健,意谓人若内怀险陷之心而外有刚健顽强之行,则容易引起讼端。其卦辞曰:
讼。有孚。窒惕。中吉。终凶。利见大人。不利涉大川。
“孚”是诚信。“窒”是止塞难通。“惕”是戒慎恐惧。讼卦的二、五两爻皆以刚爻居于中位,阳刚中正代表心有实理。但是既有争讼,其道理必有窒塞之处。因此,兴讼应该要戒慎恐惧,避免无事生波,轻启讼端。
“中吉”是说争讼若能适可而止,则吉。“终凶”意谓若是坚持争讼到底,则凶。因为输固输矣,就算赢得诉讼,也输掉人和。“大人”系指九五以刚爻居阳位,且处上卦的中位。争讼的目的在于辩是非,断曲直。九五大人刚健中正,可以做出公正的裁决以平息争讼,因此争讼以见九五大人为有利。
卦辞最后告诫“不利涉大川”,指出争讼之时,人心乖离,道理止塞难通,若是恃强顽抗,躁急冒进,必然冲突难解,一败涂地。
其上九爻爻辞曰:
或锡之鞶带。终朝三褫之。
“锡”通赐。“锡之鞶带”意即赐以高官厚禄。“终朝三褫之”是指在一日之内,原来获赐的高官厚禄,多次遭到剥夺。这是告诫好讼成性,强要出头者,即使得意于一时,终将取祸丧身。
讼卦是需卦的反卦,其卦德也与需卦相违,两者的差异也正是“小人儒”与“君子儒”的区分。《论语·子路篇》“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可以为证。此外,《论语》里也有“硁硁然小人哉”,“小人长戚戚”之语,这与儒者和缓谨慎、息讼止争、涵德内敛的性格是迥然不同的。
(五)《周易》是儒者修身养性的圭臬
其实,孔子有谓“五十而知天命”,又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可见做为儒宗,也是儒家“原型”的孔子,是把《周易》做为儒者修身养性的圭臬。儒者的性格,除了上述“需”卦的根源之外,我们也可以从其他的卦爻辞里找到参照的依据。
渐()卦与需卦“舒缓从容,待时而后进”的需待之道,可谓异曲同工,遥相呼应。从卦象来看,。艮为山,巽为木,山上有木,木渐长于山而成其高大。渐卦象传曰:“山上有木,渐,君子以居贤德善俗。”“居”通“积”。这是从树木的渐次成长,领悟出积蓄才德的重要性。我们现在所讲的“百年树人”,也旨在强调教育所需的耐心和循序渐进。
渐卦的卦义是循序渐进。其初爻到上爻的爻辞如下:
初六。鸿渐于干。小子厉。有言。无咎。(干为岸边之意)
六二。鸿渐于磐。饮食衎衎。吉。(磐为大石)
九三。鸿渐于陆。夫征不复。妇孕不育。凶。利御寇。
六四。鸿渐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九五。鸿渐于陵。妇三岁不孕。终莫之胜。吉。
上九。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吉。
渐卦以鸿鸟比喻君子,和《诗经·小雅》的“鸿雁于飞,肃肃其羽”相近。而其从初爻到上爻循序渐进的拟喻,正可和需卦从“需于郊”到“需于血”的逐一推展相互映照。
初六“鸿渐于干”,喻鸿鸟远飞前,先就岸边饮水,不急于上往,唯君子能深明此理,而处之不疑。至六二“鸿渐于磐”,已飞到大石之上,饮食和乐。九三进至平原,六四已飞至巨木之上,九五飞抵高大的土山,这是鸿鸟所能栖息的最高处。至上九则已飞上九天,四通八达,畅行无阻。
渐卦和需卦一样强调厚积才德,待时而后进的道理。渐卦上九爻“其羽可用为仪”,“仪”是效法。意谓这种循序渐进而后才展翅高飞,继而大展“鸿”图的态度是值得我们仿效、依循的。这和大畜()卦上九爻“何天之衢。亨。”可以并看。
“何”同“荷”,意指负荷。大畜卦发展到上九,积蓄已丰,贤才上进之路乃大为亨通。“何天之衢”比喻四通八达,无往不利。也就是说,只要积蓄才德,循序渐进,扎稳基础,终有一天能豁然贯通,一展长才。
,乾为天,艮为山,山中有天。天乃至大之物,却蓄藏于艮山之中。比喻人心虽小,却可蓄藏无限丰富的知识和经验。《论语·子张篇》有“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将君子做学问与百工学技艺并列,正表示儒者所重视的是扎实的、日积月累的工夫。
(六)儒者承袭《周易》“阴阳互藏,刚柔相济”的精神
胡适在“说儒”一文中,也提到“谦”、“损”、“坎”、“巽”等“教人柔逊的卦爻辞”来佐证其儒为“文弱迂缓”之人的论点。郭沫若驳斥他,说:“《周易》里面也有‘乾’、‘大壮’、‘晋’、‘益’、‘革’、‘震’等等积极的卦,为何落了选……”
其实,胡适和郭沫若两人各执一辞,却都忽略了《周易》阴阳互藏、刚柔相济的道理。
郭沫若既然有所质疑,我们就拿他所指定的几个“积极的卦”来看看。
,是纯阳卦,应是六十四卦里最刚健的一个卦了。可是其初九爻“潜龙勿用”,已有时未至不可行,宜晦迹而韬光的告诫。上九爻“亢龙有悔”,讲的是物极则反、盛极则衰的道理。而从初九的“潜龙勿用”以至九五的“飞龙在天”,在在勖勉君子宜循序渐进、积蓄才德,待时以一展鸿图。
尤其乾卦的用九爻爻辞:
“见群龙无首。吉。”
“用九”指九的功用。九的功用在于可变为六。占筮时,从本卦引申出的卦称为“变卦”。占筮时,如乾卦的六个爻都是“九”,而不是“七”,则六个阳爻皆变为阴爻,乾卦就变成坤卦了。“群龙”是指乾卦六爻,如果都从阳变成阴,本为刚强却能柔顺,则刚柔相济,必能得吉。乾德本是纯阳,且至为刚健,应当以柔和的态度,对待德性、才学或权位较自己为差的人。千万不能滥用自己的刚强,切忌事事强出头,才可得吉,所以说:“见群龙无首,吉。”
。乾为天,震为雷,雷在天上,有阳刚壮盛之象。可是,我们发现大壮卦有一特色,凡阳爻居阳位,则凶。如初九爻“壮于趾。征凶有孚。”九三爻“小人用壮。君子用罔。贞厉。羝羊触藩。赢其角。”都是凶兆。因为阳爻居阳位,过刚则折。
可见《周易》从不鼓励逞强好斗,而主张刚柔相济。尤其处于大壮阳刚壮盛的时候,尤应注意守正用柔的道理。其“小人用壮。君子用罔”的爻辞,也可以补充我们前述的“君子儒”和“小人儒”的区别。在这里,“罔”意指“不”或“无”。“君子用罔”就是“君子不用壮”的意思。
晋卦亦然。。坤为地,离为日,日上于地,有旭日东升,光明盛大之象。晋卦由四柔二刚组成,其中柔爻皆得吉,二刚则否。我们且举初六爻来看:
晋如摧如。贞吉。罔孚。裕无咎。
“晋如”是上升、上进。“摧如”是抑退,即阻挡前进。“罔”通“无”。“罔孚”是指未被信任。初六以柔爻居晋卦的开始。与初六正应的九四以刚爻居阴位,既不当位,又不得中。比喻初六虽然想要上进,却被九四近君大臣所阻挡,所以有“晋如摧如”之象。此时,初六唯有固守正道,才能得吉。这是因为初六以卑下的地位处于上进之初,必然无法在短期内获得在上位者的信任。然而,即使无法获得信任,初六也应宽裕自处,不应因小有挫折就抑郁不满,唯有耐心等待时机的到来,才不至于招致过错。
这样的卦义,与我们在需卦和渐卦所看到的“舒缓从容,待时而后进”的教谕,也是若合符节。
由此可见,需卦所蕴涵的儒者精神,其实贯串在《周易》经文之中,需卦绝不是孤例。
(七)结语
儒家丰润宽厚的生命型态和坚韧执着的道德情操,使得儒家的文化传承得以历两千多年而不坠。《周易》透过其古奥的经文所披露出来的处世哲学,正是儒家精神气象的一个活水源头。要探究、诠释“儒”的本义,与其从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寻索,不如直接从成书于殷末周初的《周易》古经切入。
儒者重视修己的工夫,不急于有所施为,但绝不是消极软弱。儒者或从事教育,或辅佐人君,其所秉持的仍是入世、淑世的信念。他舒缓从容,不干位躁进,但绝不是对现实盲目妥协,也不会任由违礼悖义的事恣意蔓延。《论语》里对孔子的描述是“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述而》)。这种“内方外圆”、“内刚外柔”的处世态度,正是《周易》的精髓。
儒者积蓄才德,待时而动,“学而优则仕”,可是他也知道“用行舍藏”,谨守“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原则。即使从政,也是从“修己”出发,循序渐进——从“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以迄于“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若是邦国无道,人君不堪辅佐,他就退而著书立说,藏诸名山,传诸后世;或是述而不作,广收弟子门生,以系传承。
儒者最忌枉道从势,曲学阿世。在当前以工商为主的现代社会中,权力运作更为赤裸,各种诱惑更是五花八门。做为现代知识分子,只有更加沉潜自持,捍卫“智慧王国”,也才能抗拒“权力王国”的收编;只有更为厚植实力,宽裕自处,才能面对横逆顿挫。在现代社会中,《周易》古经所蕴涵的儒者精神,或许更值得吾人深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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