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扶持、社会助力与农民行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助力论文,农民论文,政府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16)07-0019-07 2016年3月24日，经国务院同意，《“十三五”促进民族地区和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被纳入国家“十三五”重点专项规划，这是继2005～2010年和2011～2015年两个《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之后，针对我国人口较少民族地区发展问题的又一重大举措，这表明了党和国家对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的高度重视，同时也说明了人口较少民族发展问题的复杂性、长期性和艰巨性。《规划》特别强调要把加快民族地区发展和脱贫攻坚摆在突出位置，注重释放政策动力与激发内生潜力相结合，完善体制机制和扶持政策，增强自我发展能力。[1]激发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的内生潜力，培育发展的内源动力，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客观要求，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唯一途径，同时直接关系到2020年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能否如期实现。因此，重视开发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的内生动力，提高其自我发展能力，促进乡村社会的全面发展，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一、政策实践与反思：基于乡村社会发展动力源的分析 2005-2015年，政府制定并实施了两个《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将“根蒂不深，人数又少”的人口较少民族的发展问题纳入国家整体发展规划，意在以国家的力量从根本上解决人口较少民族的贫困问题，使其分享社会改革与发展的成果。近年来，课题组对扶持政策在甘青人口较少民族①乡村的实践进行了长期的跟踪调查，所积累的田野经验为我们从理论上探索人口较少民族乡村发展的动力问题提供了支撑。 (一)外源动力主导取得的发展成绩 在政府大力扶持下，人口较少民族乡村社会面貌显著改变，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基础设施大为改观。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是政府扶持的首选，效果明显：乡两级公路网络的建设和村庄内部的道路硬化，解决了农牧民出行难题；农田水利和人畜饮水工程建设，解决了农牧民吃水和耕地用水问题；修建新村和危房改造，改善了农牧民居住条件。 第二，社会事业全面发展。教育方面成效最为突出，不仅实现了扫除青壮年文盲和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发展目标，还率先将义务教育的范围扩大到高中，女童辍学率下降，年轻人受教育水平普遍提高。另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全面普及，解决了农牧民的看病难题；农家书屋建设丰富了农牧民的闲暇生活和精神生活。 第三，农牧民收入普遍增加。随着国家各项减负政策的实施、生计方式的多元化，农牧民收入总体上比过去有了较大提高，虽与东部地区仍有较大差距，但温饱问题已基本得到解决，生活水平明显改善。 (二)内源动力不足导致的发展困境 在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人口较少民族乡村仍有许多突出问题没有解决，甚至还导致了新问题，对进一步发展形成阻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政策动力的效率较低。一是资金使用效率低，大量资金被用于重复建设，或对实施的项目只重视前期投资，忽略了后期的监管，比如在某些村庄，只重视道路的建设，忽略了维修的重要性，部分道路的使用寿命仅短短数年；对养殖户、沼气户的扶持更是脱离了地方实际，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二是部分扶贫政策在实施过程中演变为地方官员的政绩工程、“路边工程”，只追求表面的光鲜，没有产生实际的效果。 第二，减负有效，增收乏力。进入新世纪以来政府各项惠农政策如取消农业税、发放种粮补贴等也惠及人口较少民族村庄，但这种以国家财政为保障的惠农政策，其出发点就在于减轻农民负担和保障农牧民的基本生活，对于增收效果并不明显。人口较少民族地区地方财政长期处于紧张状态，也无力增加对农民的转移支付，不可能为农民的持续增收提供发展空间。 第三，劳动力外出务工对家庭和村庄发展的负面影响。就家庭而言，青壮年劳动力的外出，使家庭结构长期处于不完整状态，“三留守”问题突出。留守老人不仅没有得到必要的照顾，还要耕种土地和抚养孙辈；留守儿童成长中缺少父母的关爱，其学习、生活、心理健康和人格发展均受到影响；留守妇女独自背负生活重担，承受着较大的压力[2](P.142-152)。就村庄而言，青壮年男劳动力是能力与素质较高的村庄精英，他们的外出不仅在短时间内改变了村庄的性别结构和年龄结构，削弱了村庄活力，而且因其对经济利益的追求超过了对村庄发展的关注，参政意识淡薄，对村庄管理主体造成冲击，村落的共同体性质衰弱。 第四，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弱发育。相对于中东部农民合作组织的快速发展，西部地区尤其是人口较少民族地区农民合作组织数量少、组织形式单一、行业分布窄、组织发展程度较弱，直接影响了农业发展水平的提高、农民收入的增加和乡村社区的发展。加之这些组织自我发展能力弱，对政府的依赖性较强，一旦政府帮扶力度减弱或中断了资金支持就将面临夭折的命运。 第五，农牧民普遍的“弱势心态”和“等靠要”心理。“弱势心态”一般指生活在社会底层群体的社会心理，其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以及话语权中不断被边缘化。近年来，人口较少民族的“弱势心态”和“等靠要”心理随着政府扶持政策的实施愈发严重：一是扶持政策在具体实施中，由于分配不均，引发了未能享受政策照顾(如低保、危房改造等)的村民的相对剥夺感；二是扶持政策使部分村民形成了“等靠要”的心理，弱势群体的身份成为受照顾的凭证，“弱势心态”长期延续，并制约了自力更生奋斗精神的发挥。 总体来看，目前人口较少民族乡村发展以政府扶持的外源动力为主导，内生动力不足。政府承担了发展的主要责任，没有把人口较少民族农牧民当作发展主体，从政策和规划的制定、实施到评估，整个过程中农牧民话语缺失，其利益和愿望无从表达，只能作为被动的承受者。长此以往，很有可能重蹈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建设运动之“乡村运动，乡村不动”的覆辙。此外，在政策制定和实施中往往采取“一刀切”的做法，忽略了区域和民族差异，一味的输血式扶持，抑制了造血功能的发挥，导致问题丛生。更严重的是，当一个民族的发展对外来的扶持形成惯性依赖时，不仅自身经济发展乏力，“在心理上也缺乏足够的自信去面对各种竞争，从而有可能影响其对自身文化的信心”[3](P.99)。因此，促进人口较少民族乡村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要注重把释放政策动力和激发内生潜力相结合，“援助导向”须让位于“发展媒介”[4]，从而使发展从政府行为转化为社区自主行为，将发展动力从外源推力转化为村庄的内在生长力。 二、学术溯源与现实考量：内源动力结构的构建 (一)社会发展内源动力的学术讨论 社会如何运行②[5](P.55)是伴随着社会发展而产生的特定问题，也是社会学学科涉及的重要研究领域，功能论和冲突论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理论解释。功能理论的代表人物是帕森斯，他从系统和均衡的视角出发，认为社会变迁的根源在于行动系统之间交换的信息与能量的过剩或供给不足，会引起系统内部或外部的再调整；社会冲突理论以科塞、达伦多夫为代表，该理论打破了功能主义关于整合与静态社会的乌托邦幻想，将权力和权威在不同人群间的竞争引发的冲突当作社会结构变迁的根本动力[6](P.40,172-176)。在发展占据主流话语权之后，社会如何发展成为新的命题，社会的发展目标、发展动力与发展途径成为这一命题的基本要素。在我国社会转型加速期，如何推进现代化成为社会热点，也引发了诸多学者对社会发展动力从理论到现实的探讨。 从理论的建构来看，可以《社会运行导论》一书为代表。郑杭生与李强等从社会运行机制的角度切入，探寻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他们认为，社会需要是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将社会动力系统分为社会运行动力机制的内核结构和外围结构两部分。内核结构由动力源、动力方向、动力贮存体和社会行动构成，外围结构则由动力主体、动力传递媒介和动力受体构成。就动力源的不同，可以把动力分为原生动力和次生性动力两种类型，前者产生于人们的内在需求，是社会系统中最基本的、一般起主导作用的动力；后者由其他动力主体传导而来，两者也可以分别视为动力利用主体的内源动力和外源动力。[7](P.366-383)该研究对本文探讨的主题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提出了一种动力发生的完整链条，即“动力源的开发—动力转化—动力培育—动力分配—动力反馈”，需要(动力源)可以转化为推动社会运行的动力；二是认为动力能够通过利益、文化和信息的传导，在不同动力主体中进行传递和整合。 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视角看，周大鸣等的《寻求内源发展》和刘敏的《山村社会》分别代表了人类学和社会学两种学科的研究志趣，将抽象的理论应用到乡村社会的现实发展中，进而为理论的升华提供了现实养分。周大鸣等认为，内源式发展有三重含义，(1)发展的目标是为了满足人的发展和需要；(2)发展的动力来自社会内部；(3)发展要有可持续性，必须处理好人与社会、自然和文化的相互关系。[8](P.10)他们从西部大开发过程中甘肃、青海、西藏、新疆等民族地区农牧业发展的实践出发，探讨内源式发展的具体路径，尤其强调参与式发展、正确处理发展与自然环境和文化资本开发之间的关系的重要性。 刘敏以小西岔村为例，探讨西部黄土高原上一个山村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问题。他将山村社会视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系统，认为内源动力是山村社会发展最深厚最持久的动力，其主体性动力、经济性动力、组织性动力和自然力等在经济社会变革中得到释放，促成了改革开放后山村社会的快速发展。除了社区内部力量的启动和组合外，外部力量(如制度、政策、法律、市场和城市)的拉动和挤压也不可或缺，内外源动力的聚合和转换是实现社会良性运行的必要条件。他还将乡村社会发展的内源动力要素概括为四种：人、自然要素、文化和社区组织。[9](P.162-167,186-192)岳天明在刘敏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认为民族乡村发展不仅需要实现内外源动力的聚合，同时还需要不同内源动力的聚合与外源动力的最大化，进而把由上而下的社会吸纳和自下而上的社会参与作为实现动力聚合的突破口。结合实地调研，他将民族乡村发展的内源动力要素概括为民族成员的社会需要、相互竞争的社会态度、现实利益、社区凝聚力、社区成员的文化素质、社区资本、村庄能人的帮扶、宗教领袖的协助等。[10] 上述社会运行及乡村社会内源动力的讨论，为我们理解人口较少民族乡村社会发展的内源动力问题提供了理论支撑。 (二)人口较少民族乡村社会发展的内源动力结构解析 我们将刘敏关于内源动力四要素的观点应用到人口较少民族乡村社会发展的实践中，做进一步的解读：(1)人，即人口较少民族的成员，是发展的真正主体，其需要也是发展的原动力；(2)自然要素，指人口较少民族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环境，及附着的土地、水、矿藏等各种资源；(3)文化，既包括普同性的现代科学文化，又包括独特的民族文化即地方性知识；(4)组织，泛指村庄内部的各种组织形式，包括基层组织、宗教组织、宗族组织和农民合作组织等。需要指出的是，这四种内源动力要素并非简单地排列和孤立地运行，只有在互动与整合中才能形成社会发展的动力。这其中，民族成员是民族存在的实体，民族文化是维系民族的灵魂所在，因此，人口较少民族乡村发展内源动力各要素的互动应围绕这两个关键因素展开，组成不同的动力结构： 第一，人与自然的互动。指人口较少民族在其生存与发展的过程中，适应自然而创造出的生存模式和文化模式；同时，人类的活动也对自然环境产生了或利或弊的影响，环境的改善或破坏进而反作用于农牧民的生产生活，对发展的持续性带来挑战。 第二，人与文化的互动。主要表现为民族成员对科学文化知识和本民族文化的掌握和利用程度，反映了人口较少民族成员的人力资本储备状况；以及民族文化对民族成员观念与行为的制约，如传统信仰及价值观决定了人口较少民族农牧民的行动逻辑，在个人的需要指向与满足程度上亦有所不同。 第三，人与组织的互动。一方面，农牧民合作组织可以解决分散的个体在行动中的一致性问题，提高农牧民应对市场的能力，改变其在市场竞争中话语权缺失的不利地位。另一方面，组织起来的农牧民将凝聚为村庄发展的重要力量。 第四，文化与自然的互动。每个民族都生活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中，自然环境的差别模塑着千姿百态的民族文化，而各民族在适应其环境时会有文化面貌的调整[11]。因此，探寻人口较少民族内源式发展的具体路径时，必须处理好文化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充分利用民族文化中蕴含的生态智慧。 第五，文化与组织的互动。一方面，民族文化中的传统组织资源，如宗教组织、宗族组织、婚姻圈等，为农牧民合作组织奠定了基础，传统组织资源内部的互惠机制降低了合作组织建立的信任成本，有利于加强农牧民之间的合作；另一方面，民族文化能够为社区组织争取更多的社会资本，进而转化为发展的机会和经济资本。 因此，要激发人口较少民族乡村社会发展的内源动力，必须从其内源动力要素的互动入手，在动力结构中谋发展。 三、政府扶持、社会助力与农民行动：激发内源动力的具体路径 “乡村社会的兴衰总是市场、政府和农民三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12]市场是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的外源动力之一，它在调节资源配置，提高生产效率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确立之后。然而，无论作为制度或组织形式，市场都没有一个明确的代表主体，加之农村市场中存在的不对称性、不稳定性和不完备性的特征，在资本的作用下，市场具有将乡村中的人口(劳动力)、土地等资源资本化的倾向，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会对乡村形成冲击[13]。因此，我们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讨论参与市场的各种主体——这里主要指政府、社会和农民三种主体力量的互动与聚合，以及实现乡村社会发展动力从外源向内源转换的具体路径。 (一)市场经济背景下内外源三种动力主体 在人口较少民族乡村社会发展中，政府的扶持和社会的参与是其外源动力，农牧民的行动是内源动力，三种动力主体地位不同，作用也不同。 第一，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他们对资源的占有和在行动中的强制性使其成为乡村发展中最重要的外源动力，也是启动内源动力的必要条件和手段，发挥着重要作用：(1)提供制度和政策支持，凭借制度的强制力，“将农村发展道路问题的争论上升到政治高度，既是一种新政策、新制度的表达方式，也是一种争取新政策、新制度得到共识的策略”[14](P.321)。近十余年来，人口较少民族发展问题一直是政府发展战略中的重要一环，给予了高度重视。(2)提供资金支持。政府的投资是人口较少民族乡村发展的主要资金来源，尤其在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农牧民普遍贫困的状态使其无能为力，企业等社会组织也因投资乡村基础设施建设资本回报率低、速度慢，积极性不高。③(3)规划和引导市场发展，维护市场秩序。(4)从政策与服务的供给侧改革，引导农民的需要从低层次向高层次转化。作为市场主体之一的政府，也需顺应新常态的新要求，从政策供给和提供公共服务的角度进行供给侧改革，以高质量的服务供给满足农牧民的需求，并创造农牧民自我发展的新需求，发挥需要在发展中的原动力作用，以需要引领发展。 第二，社会。社会力量包括企业、非政府组织以及智力或技术团体等，是乡村社会发展的助推器，利用他们的优势，不仅可以为乡村社会的发展(包括民族特色产品、民族旅游的开发和利用等)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还可以为村庄的发展提供多元的社会服务。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是人口较少民族乡村发展的一个软肋，完全由政府垄断的公共服务因成本高、效率低、内容与形式单调难以满足农牧民的需求，还为权力寻租留下了空间。事实上，除了在文化教育和医疗卫生等部分具有特殊重要性的部门以外，完全可以采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方式，由其他社会力量向人口较少民族乡村提供更加多样化的公共服务，政府只需要承担监督的职责，这样既有利于政府职能的转换，减轻政府负担，又能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这在英美等国的实践中已经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方法[15]。对于社会组织而言，参与民族地区的发展，不仅是追求利润的需要，也是承担社会责任的表现[16]。 第三，农民。“农民行动”这一概念在乡村社会学的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却没有一个明晰的界定，从毛丹、贺雪峰等学者对农民行动的运用来看，它有三层含义：一是农民行动是一种社会行为，它不是农民个体行为的简单集合，但可以表现为农民个体的行为或不同类型的农民群体的行为④[17]；二是这种社会行为以农民为主体，强调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农民是提高人口较少民族乡村自我发展能力的目标和最终落脚点，必须树立农民的主体地位，避免政府和社会的越俎代庖；三是不同的场域下，农民行动逻辑有较大的差别，农民主体作用的发挥必须尊重这些差异，充分利用地方性知识。 (二)需要引导与目标整合：三种动力的聚合 政府、社会、农民三种动力主体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力量，而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共同作用于民族乡村社会发展的实践中。因此，必须要联合这三种动力，以农牧民的需要为引导，以共同的目标凝聚起来，统一于提升人口较少民族乡村自我发展能力的行动中。 需要是人的天性，也是推进个体发展的动力，马斯洛将人的需要划分为生理、安全、归属和爱、自尊、自我实现等五个层次，认为低层次需要得到满足后，较高层次的需要就会自动出现，然而，高层次的需要相较于低层次的需要更加强调人的主观感受，导致其较难辨清，“容易由于暗示、模仿或者错误的信念和习惯”而被误解[18](P.18-29,73)。因此，政府与社会应积极引导农牧民的需要，通过大众媒介及社会舆论的力量，使之更加科学、合理，不至于完全被城市娱乐至上的消费主义文化吞噬，为乡村发展所需的资本积累留出空间。 目标整合是定向聚合的一种形式，强调各主体服从于共同的目标，使其活动协调一致，从而产生最大合力。[9](P.176)在人口较少民族乡村发展中，政府、社会与农牧民的活动应以激发其内源动力，进而提高自我发展能力为中心目标，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提升民族文化自信方面。民族文化对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的意义不仅表现为文化的资本化，更重要的是在其意义体系和情感模式中选择发展目标和发展道路，才能改变越扶越贫、越扶越依赖政府的恶性循环，从而为发展注入持续的动力。因此，提升民族成员对本民族文化价值的认识，使地方性知识获得更广泛的价值和意义，[19]是政府和社会力量共同的目标。政府的扶持必须以尊重农牧民的主体意识为前提，以民族文化的保护、发展和传承为目标；以高校知识分子或智力集团为代表的社会力量要致力于挖掘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研究和宣传各民族的特色文化；企业作为重要的社会力量，以其资金、技术投入到民族特色文化产品的开发利用中。总之，政府和社会力量对民族文化的扶持和助力，能够增强民族成员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感，提升其文化自信，从而为民族乡村发展注入活力。 第二，在培育人力资本方面。知识经济时代，劳动力资源不再是古典概念中单纯的体力劳动能力，个体劳动者拥有的知识、技能和体能(如健康状况)的经济价值——即人力资本——得到重视，这是嵌入到劳动者体内的追加价值。[20](P.9)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是劳动者提高收入的保障。科学文化知识水平和技能是人力资本的主要内容，因此，发展教育和职业培训成为培育人力资本最重要的途径，它包括学校教育和职业技能教育两部分，就学校教育而言，政府需要在提供基础设施和师资资源方面发挥基础性作用，职业技能教育除政府办学外，还可通过企业及非政府组织等以公共服务的形式提供给农牧民，农牧民则会在更高的收入和更好的自我实现的吸引下，主动接受教育，掌握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和技能，做好服务于乡村的素质准备。 第三，在积累社会资本方面。社会资本对社会关系的投资，它镶嵌在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中，表现为以社会关系为媒介，可以使用其他行动者的资源。[20](P.23)社会资本可以分为个体和社区两种层面，它对社区发展的意义在于信息的获取和行动一致性的协调，以及降低社会信任的成本。然而，在人口较少民族乡村，社会资本的积累明显不足：一是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使人口较少民族农牧民与其他地区、民族的交往较少；二是由社会资本的本性导致的，即互惠关系的建立具有选择性，人们更加倾向于将能够提供预期回报的人纳入圈子，投资贫困群体的预期回报率较低，使其在没有其他资本介入的情况下很难积累社会资本[21]。所以，需要政府和其他社会力量帮助人口较少民族农牧民积累更多的社会关系，比如中央政府的对口支援、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及“联村联户、为民富民”行动⑤等，一些社会组织、企业也可以在人口较少民族农牧民与较高层次的经济群体之间牵线搭桥。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一过程中，必须以提升农牧民的自我发展能力为目标，而不是简单地进行物资或资金输入，滋长部分农牧民“等靠要”的依赖心理。 第四，在发展农民合作组织方面。农民组织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根本之一，[22]要实现中国农村经济的再次飞跃，需要土地、组织、技术和资金要素的适度规模化[23]。其中，农民组织处于核心地位，是推进其他要素规模化的有效途径。贺雪峰认为，农民合作组织不仅是解决小农户与大生产和大市场之间的矛盾的需要，在村庄社会秩序再生产中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4]乡村专业合作组织主要有乡村精英领办型、集体经济依托型、龙头企业带动型、政府部门创办型和国际项目示范型等五种构建模式，[25](P.71-88)就其动力来源看，他们分别是农牧民主导、社会力量主导和政府力量主导。此外，在人口较少民族乡村，农牧民组织除了有能人带动和经济需要的协调外，还有独特的组织资源可资利用，如传统的宗教组织、宗族组织和婚姻圈，利用血缘、姻缘和共同的信仰将农牧民联接在一起，而且三种组织形式相互交织，形成紧密又独具特色的“自己人”结构，是农民合作的有效组织形式。 第五，在发展民族创意文化产业方面。“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要“推进文化业态创新，大力发展创意文化产业……扶持中小微文化企业发展”，这既是保护优秀传统文化的需要，又是创新扶贫开发方式的重要途径。人口较少民族虽然人口少、根基弱，但文化悠久、特色鲜明，民族创意文化产品能够满足现代人多样化的审美需求，有较大的市场潜力和开发价值。一般来说，一个产业的开发包含原材料的供给、产品的生产与销售、基础设施建设、企业经营等诸多环节[26]，与上下游产业链的配套状况也有紧密联系，这远远超出农牧民的力量范围。因此，在民族创意文化产业的开发上，需要政府帮助农牧民制定长期的发展规划，创造宽松的政策环境和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社会力量投资并帮助其拓展市场(如提供“互联网+”的销售平台)和提高企业运营效率，而民族创意文化产业的创新和发展最终依靠农牧民在利益引导下的积极“行动”。 第六，在培养村庄精英方面。村庄精英一般包括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宗教精英等，他们对村庄发展的助力是通过两种方式实现的：其一，凭借其掌握的资源服务乡村，如捐资助学、修路等；其二，经济精英作为先富起来的能人，是普通村民学习、模仿的榜样。但是，在人口较少民族乡村，精英数量少、力量弱，因此，政府要通过扶持，加速村庄精英的成长，如通过发展教育，使之获取人力资本和文化资本；提高农村信贷的力度，将一些养殖大户、种植大户培养成村庄的精英⑥[27]，进而先富带动后富，实现村庄的整体发展。 综上所述，在民族乡村社会发展中，内外源动力各自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外源动力是激发内源动力的手段，内源动力是发展的根本，实现外源动力主导向内源动力扩张的转换成为发展的关键。一般而言，内源动力的成长要经历从启动到生长再到扩张的过程，也是外源动力从主导到辅助再到逐渐退出的过程。而目前人口较少民族乡村内源发展动力正处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的转化中，内源动力不足是制约其发展的主要瓶颈。加速内源动力的成长，必须从内源动力结构入手，发挥政府、社会与农牧民三种行动主体的不同作用，其中，政府扶持是基础，是最可靠的保障，社会助力是助推器，是不可缺少的羽翼，农民“行动”是核心，是发展的承载者。因此，实现三种主体动力的互动与聚合，激活内源动力，提高农牧民自我发展能力，促进乡村社会的发展，才是人口较少民族农牧民从根本上脱离贫困，走向小康的必由之路。 收稿日期 2016-05-25 注释： ①甘青人口较少民族包括裕固族、保安族、撒拉族和土族四个民族。2009～2015年，课题组成员在这几个民族聚居的10余个村庄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田野调查，对扶持政策的实施和农牧民生活方式的变迁进行了重点考察。限于本文的篇幅，调研所获得的田野资料和个案均不再一一赘述。 ②郑杭生将“社会运行”界定为“社会有机体自身的运动、发展和变化”。 ③如据新华网甘肃频道的报道，2015年，甘肃省给积石山县下达的精准扶贫专项贷款6.3亿元，同期县内企业家仅捐助583万元，政府资金支持的重要性可见一斑。(数据来源于谈晓刚.积石山县发放精准扶贫专项贷款1.58亿元，http://www.gs.xinhuanet.com/jishishanxian/2015-12/28/c_1117595930.htm，2015-12-28；积石山县企业家捐款583万助力精准扶贫，http://www.gs.xinhuanet.com/jishishanxian/2016-01/25/c_1117880724.htm，2016-1-25.) ④贺雪峰在其研究中基于“农民认同”提出“农民行动单位”，主要包括：核心家庭、联合家庭、小亲族、户族、宗族、村民组、行政村等不同类型。笔者以为，贺雪峰的研究是基于中东部地区汉族村庄展开的，无法表现西部少数民族村庄中的特殊性，尤其是宗教因素的影响。但他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启示，即农牧民可以借不同的资源以不同形式被组织起来。 ⑤为践行党的群众路线，自2012年2月起，甘肃省委在全省组织开展以单位联系贫困村、干部联系特困户为主要形式的“联村联户、为民富民”行动，旨在帮扶贫困群众脱贫致富。此经验也被全国其他地区学习，如山东省的“支部联村、干部联户、干群连心”活动。 ⑥按一些学者的观点，村庄精英的再生产，最终需要靠教育获取人力资本和文化资源。可这种再生产机制的缺陷在于，我国的教育具有明显的城市导向，再生产出来的精英最终大多流入了城市。要改变教育的城市导向显然需要较长时间，在短期内，扶持一批经济精英对人口较少民族农村发展有更明显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