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讨论——纪念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二十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二十论文,党和国家论文,大讨论论文,真理论文,前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1978年5月展开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 到今年已有整整二十年了。在中国历史发生了巨变的今天来回顾这场大讨论，其意义、其作用，可以看得更为清楚，而且，仍然很有益。本文就有关这场大讨论的几个问题，略作探讨。
一、提出实践标准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需要
实践标准，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常识性概念。但是，在中国，从1978年上半年开始，这个常识性概念，却成了人们议论的热点、社会舆论的焦点。这决不是偶然的。正如列宁所说：“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中，我们有时把社会生活中某个最复杂最重要的问题提到首位，有时又把另一个最复杂最重要的问题提到首位，这是十分自然的。 ”〔1〕在当时的中国，摆在大家面前的最复杂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要在新老个人迷信盛行、许多人思想严重僵化的状态下，拨乱反正，推倒“两个凡是”，纠正十年“文革”的错误，特别是要明确指出并坚决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适应中国历史发展的这种客观需要，人们很自然地提出了实践标准，并把它提到了很突出的地位。
拨乱反正，“就是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批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2 〕拨乱反正这件事，有它自己的逻辑性。
拨乱反正从揭批林彪、“四人帮”开始，逐步发展，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间，没有什么大的阻力。但随着揭批的深入，就逐渐地触及到毛泽东的错误，问题的复杂性和尖锐性就显露出来了。1977年2月7日，华国锋和汪东兴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两报一刊的名义，发表了《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这篇非同寻常的社论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就是要原封不动地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理论观点和决策坚持下去。1977年4月10日， 邓小平给中共中央写信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准确、完整”标准的提出，是针对“两个凡是”的，给人以很大的启发，是全党解放思想的先导。
但是，“准确、完整的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并不触及理论本身是否正确的问题，倒是在肯定理论正确的前提下，要求人们作“准确、完整”的理解。至少，当时的许多人就是这样理解问题的。而拨乱反正的发展，恰恰是要求正面触及毛泽东的错误。在那时，提出和解决这个极其复杂尖锐的问题，需要进行哲学的启蒙。一些领导干部和理论工作者，或先或后地提出了实践标准。南京大学教师胡福明在1977年下半年就撰写了论实践标准的文稿。胡耀邦1977年12月2 日在中央党校党委会讨论党史教学方案时，提出要用实践标准总结“这十几年的历史”。他亲自指导一些同志撰写文件，并组织涵盖全党的中央党校800 名学员（多数是高中级领导干部）进行讨论。稍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邢贲思接受《人民日报》理论部的委托，也在撰写论真理标准的文稿。大家不约而同地提出实践标准，可谓“英雄所见略同”。这反映了中国历史发展提出的客观要求。
从“准确、完整”到实践标准，这是拨乱反正的必然逻辑。
经过多年的政治运动，特别是十年“文革”，人们的处境各不相同，甚至是很不相同。因此，对于实践标准，不同的人必然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和态度。
由于个人迷信盛行，人们的思想普遍处于僵化状态。对许多人来说，理解和接受实践标准，用实践标准来检验毛泽东的思想、理论和决策，必然是一个艰难的、甚至是痛苦的过程。一些人因长期身处逆境，对我们党的错误和挫折早就有自己的切身感受，也有不少疑问，但在理论上还没有找到解扣的钥匙。实践标准一提出，他们便有豁然开朗之感，不但较快地理解和接受，而且十分拥护。另有一些人，他们的利益同“左”的错误有不同程度的联系，有的人就是“文革”的受益者。他们自然拥护“两个凡是”，反对实践标准。”以上这些情况，就决定了在提出实践标准以后，必然要有一场争论，必然要发展成为大讨论。只有经历这样一个过程，才能解决问题。
二、大讨论的展开和发展过程
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60期， 发表了由胡耀邦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5月11日， 《光明日报》署名本报特约评论员公开发表此文。当天，新华社将此文作为国内新闻第一条转发全国。5月12日， 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和影响很大的《解放军报》予以全文转载，全国其他不少报纸也全文转载。随后几天，全国各地报纸纷纷转载此文。该文发表后，立即引起各方面的强烈反响，争论也随之而起。
5月12日晚， 《人民日报》负责人就接到一位有影响人士尖锐批评指责这篇文章的电话。5月13日， 胡耀邦召集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组同志开会（冯文彬参加），对这个无理指责、乱扣帽子的电话进行了初步评析。这也就是这场争论的开始。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准备，从1978年5月开始，逐步展开，并形成大讨论的局面，延续到1981年，前后历时三年多。这三年多的讨论，呈现出发展的阶段性。我认为，这场大讨论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即酝酿和准备阶段，全面展开并取得成功的阶段，补课和结尾阶段。下面分别加以论说。
（一）酝酿和准备阶段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酝酿，作为标志，应从1977年12月2日， 中央党校党委开会落实党中央提出的总结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经验，胡耀邦提出以实践作为检验路线正确与否、辨别是非的标准开始。这个总结，实质就是要总结和评价“文化大革命”。提出用实践标准来总结，同“两个凡是”是直接对立的。这就意味着要展开一场争论。中央党校本身就具有这样的特点、这样的份量。1978年4月上旬，中央党校学员讨论胡耀邦指导撰写的《关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征集意见稿），是真理标准讨论的重要酝酿，也是这个讨论的前奏。这种讨论的结果，一方面，是使涵盖全党的800多名高中级干部思想上开始树立实践标准，另一方面， 是使中央党校的同志决定撰写论述真理标准的文章。中央党校800学员的讨论， 也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前奏。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1977年8 月至10月撰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文稿，和1978年1 月《光明日报》编辑部将这个文稿第一次印出小样，以及随后的不断修改，也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酝酿和准备的一部分。从1978年4月开始， 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将自己撰写的文稿与《光明日报》的提供稿合在一起，重新撰写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1978年5月6日胡耀邦审阅定稿。这标志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酝酿和准备工作的完成。
（二）全面展开并取得成功的阶段
这一阶段，从1978年5月10日《理论动态》第60 期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5月11 日《光明日报》作为特约评论员文章公开发表开始，到1978年12月24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发表，充分肯定、高度评价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为止。这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主要阶段。依据讨论的发展情况，这一阶段又可分为三个小的段落。1、 从这个讨论开始到1978年8月，是实践标准同“两个凡是”激烈较量的阶段。2、从1978年8月4日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公开报道中共黑龙江省委表态支持真理标准讨论，到11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之前，有21个省、市、自治区的主要负责人公开发表谈话或文章，支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这表明，这个讨论取得重大进展。3、从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25日， 即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肯定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作了高度评价。这表明，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已经得到恢复和确立，“两个凡是”已经被推倒。
（三）补课和结尾阶段
这个阶段从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以后开始，到1981年6 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历史问题决议》，拨乱反正任务基本完成为止。这一阶段按照发展情况，也可以分为三个小的段落。1、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到1979年4月理论务虚会结束，这是进一步分清是非的阶段。 从某种角度看，这也是一种补课。2、 全面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补课的阶段。1979年5月就提出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要补课，到7、8月， 形成全国范围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补课的局面，到秋冬，掀起了高潮，1980年继续进行（主要是上半年）。这大半年时间，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真正普遍而深入展开的一段。3、结尾阶段。这一段从1980 年上半年党中央抓起草《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开始（以1980年3月19 日邓小平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提出起草决议的三条指导原则为标志），到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这个决议为止。
在这一阶段，一方面，全国范围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补课还在继续进行，个别地方延续到1981年冬和1982年春，但从总的情况看，多数在1980年上半年已完成。另一方面，从党中央和党内高层领导来说，逐渐将精力集中到研究《历史问题决议》的起草工作上，实际上，就是用实践标准评价分析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重大历史问题，最主要的是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评价，以及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总结概括。这一研究和讨论到《历史问题的决议》通过就告完成。
在这个讨论过程中，出现了几个高潮，主要的高潮有两个。第一次高潮，是在1978年夏秋，除了广大理论工作者写文章，开座谈会，作演讲外，突出的标志是各省、市、自治区主要负责人参与讨论。第二次高潮，是在1979年秋冬展开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补课。其特点是，在全国范围内特别是广大基层单位普遍地开展了学习讨论。
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3〕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展开并形成高潮， 就是因为当时的中国有这样一种需要。这个大讨论是拨乱反正、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需要；是总结经验、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需要；是推倒“两个凡是”，打碎精神枷锁、解放思想的需要。一句话，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广大的干部和人民群众，迫切需要纠正“左”的错误，集中力量建设四个现代化。中国历史的发展已具备了结束过去、开辟新阶段的基本条件。人民的需要，历史的发展趋势，是出现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最基本的原因。我们首先要看到这种历史必然性。
胡耀邦是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组织者和直接领导者。邓小平是这场大讨论的最有力支持者。罗瑞卿、李先念、谭震林等老一辈革命家，也有力地支持了这场大讨论。
具体地说，这场大讨论是在强有力的领导和指导下，由以下三个方面的力量的共同努力而促成。一是理论工作者和新闻工作者的努力，二是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主要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的支持和参与讨论，三是中央党校和地方党校对干部的培训。
三、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性质和历史作用
在这场大讨论刚开始的时候，周扬就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哲学研究》编辑部联合召开的讨论会上指出，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不单单是个哲学问题，而且是个思想政治问题。“这个问题的讨论，关系到我们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也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4 〕邓小平在这场大讨论取得极大成功后指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5 〕这些论述精辟地指明了这场大讨论的性质。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首先是关于贯彻什么样的思想路线的争论。
这场大讨论的直接诱因，是由于出现了“两个凡是”。搞“两个凡是”，还是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两种不同的根本态度。这场大讨论就是要解决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态度问题。“两个凡是”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这是从50年代开始逐渐发展起来的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以及在个人迷信下形成的思想僵化的必然结果。所以，从更深一层看，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是要清除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恢复延安整风中确立起来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回到毛泽东思想的轨道上来，也就是回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正确轨道上来。这样的大讨论，必然是一次思想的大解放。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同时也是一个政治问题。
首先是执行什么样的政治路线。是继续搞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这是当时我们面临的最重要的政治抉择，也是中国最大的政治问题。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就是要启发人们，以实践作为唯一标准，来揭露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性，进而制定出适合我国实际的政治路线，并坚决地贯彻这样的政治路线。
其次，这场大讨论最终必然要涉及由谁掌握领导权的问题。在这场大讨论中，人们逐渐认识到，那些提出并坚持“两个凡是”的人，并不是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而他们的言行则表明，在这历史大转折的关键时刻，面对新情况，新问题，他们处处陷于被动，已难以有所作为，甚至已经成为中国历史前进的阻力，让他们继续留在原来的岗位，掌握领导权，已显得越来越不合适。另一方面，在这场大讨论中，邓小平的威望进一步提高，自然地在党的最高领导层中起核心作用。作为这场大讨论的发动者和组织者的胡耀邦，得到大家的拥护，进入了党的最高领导层，这也是很自然的。一大批在这场大讨论中作出了贡献、或在这场大讨论中辨明了是非、提高了认识水平的干部，进入各级领导班子。组织问题历来是重要的政治问题。从中央到各级领导班子的这种积极变化，显然是这场大讨论作为政治的一个重要方面。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由思想路线联系到政治路线，直接影响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走什么样的道路，由此而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
首先由周扬提出并阐明、并得到大家赞同的一个重要论断，即把这次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作为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把这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与五四运动、延安整风并列，称之为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三次思想解放运动。
十一届三中全会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认为这场大讨论“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在二十年后的今天来看，这场大讨论的历史作用就更加清楚了。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直接作用，就是为具有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重要的准备，为实现历史的伟大转折创造了重要的条件。这里所说的准备和条件，包括了思想、也包括了政治和组织方面，是全面的。首先，通过这场大讨论，大家从个人迷信、“两个凡是”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在精神上取得了主动权，从而能够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研究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和面临的新问题。第二，“两个凡是”既关系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态度问题，也是一条根本的政治方针。这场大讨论，使党政军的高级领导干部和广大干部群众接受了实践标准，使“两个凡是”陷于孤立的境地，从而使中国的政治形势向着纠“左”的方向转变和发展。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取得成功和实现历史伟大转折的重要政治条件。与思想和政治条件相联系，还有一个组织条件。在这场大讨论过程中，一批领导干部得到了解放，重新回到了领导岗位。大批领导干部站到了实践标准一边。特别是中央党校通过两期干部轮训，使一批高中级领导干部（包括几十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的思想和政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这样，就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在此之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作了重要的组织准备。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历史作用是长期的。这场大讨论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打下了较好的思想基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也是思想不断解放的过程。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一次思想解放；作出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是一次思想解放；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是一次思想解放；十五大提出坚持“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实现公有制形式多样化，把非公有制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鼓励、引导它健康发展，更是一次思想解放。但是，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思想解放的起点，以后多次思想解放，都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这次思想解放的继续和延伸。这二十年的实践证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实是“基本建设”（邓小平语）。
从十二大开始，把“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的重要内容，写上了党章。这表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成果，将在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长期发挥重要作用。
四、实践标准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过程中，邓小平反复阐明，不能搞“两个凡是”，而是要从现在的实际出发，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加速生产力的发展，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实质上就是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争论。这种争论有着深刻的认识论根源和社会历史根源，因而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
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是社会主义实践的基本原理和科学方法，但没有也不可能为各国社会主义者提供现成的社会主义模式。然而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却不断发生从书本、而不是从实际出发实践社会主义的现象。
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及时阐明，工人农民正在用自己的双手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已经从书本知识和纲领变成了实际的工作。“对俄国来说，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我深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6 〕是根据书本还根据实践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这就是两条不同的思想路线。这种两条不同思想路线的对立，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中更为突出。根据书本谈论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在中国的典型表现就是“两个凡是”。在为社会主义作准备的民主革命时期，教条主义者奉行的是“凡是马恩列斯的话必须遵守，凡是共产国际的指示必须执行。”〔7 〕这就是民主革命时期的“两个凡是”。在粉碎“四人帮”，进入历史新时期的时候，又出现了“两个凡是”。这是根据书本而不是根据实践经验谈论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表现。从认识论根源来看，1977年的“两个凡是”与民主革命时期教条主义者的“两个凡是”，也不是没有任何联系的。
各国的社会主义都有自己的特色。这种特色，只有在自己的创造性实践的基础上才能形成，而不可能从过去的书本中找到。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最大意义在于，树立了实践标准的权威，解决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问题，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思想的前提。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但根据书本还是根据实践经验谈论社会主义，这样两条思想路线的对立，却会长期存在，因为有它的认识论根源。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时起时伏的“姓资姓社”争论，就是明显的表现。指责改革开放和在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事物为“姓资”的论据，都是来自本本。这种“左”的思想的特点是，从概念出发，从条条出发，从某种固定的模式出发，而漠视人民群众的实践和创造，漠视在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事物。现在，这种“左”的思想的已越来越小了，但决不会轻易消失。
实际生活在不停的变动之中。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在不断地向前发展。在层出不穷的新情况、新问题面前，我们要更自觉地坚持实践标准，坚持以“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作为判断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这是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必然要求，这也是我们今天回顾二十年前那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意义所在。
注释：
〔1〕《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73页。
〔2〕〔5〕《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0页，第143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
〔4〕《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讨论集》第1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85页。
〔6〕《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66页。
〔7〕杨春贵：《党的思想路线研究》，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第2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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