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学会与导淮(1909—1916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4)05－0097－10 晚清黄河北徙，故道废弃，淮河出海愈难，肆虐两淮，导淮势所必行。涉淮各方基于学理、立场，意见分歧。中国地学会(下文简称地学会)成立后，因学理、地域、人事积极参与导淮研究。其导淮言论，发表于《地学杂志》者，在1909年至1916年就有专文13篇，相关或涉及者数十篇，研究之盛可窥一斑。近期关于地学会的研究，学界关注点主要在地学会组织、运作、经费、领袖及会刊《地学杂志》的计量分析等方面，①地学会的导淮研究鲜有提及。而本就薄弱的导淮研究，主要集中于张謇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导淮事业，②未见涉及地学会者。梳理文献，考察地学会的导淮言论，厘清学理背后的地域、人事、权利纠葛，不仅有助地学会研究的深入，也能丰富导淮研究的面相。 一、筹议导淮 导淮之议兴起于明代。黄河夺淮后，淮河出海不畅，一遇大水，横溢两淮。在保槽策略下，治淮主要用“筑堤束水、以水攻沙”之法。此法有一定成效，但不能改变泥沙淤积、河道抬高的趋势。河道淤塞，淮河出水不畅，“徐、泗、淮、扬间无岁不受患，祖陵被水”，“而分黄导淮之议由此起矣”。[1]万历年间，杨一魁主持实施“分黄导淮”，徐州以下运河水位下降，漕运受阻，且不堵河堤缺口，黄河决口徐州，漫溢两淮，工程遂搁置。其后虽屡有所议，但均未施行。张謇论此说：“故昔人谓淮病在河，河病在运。盖治河者必先保运……不得不以黄济运，筑堤抬高黄河，而不措意治淮。淮益不治，壅溃之患，无岁无之”。[2]1855年黄河北迁，“淮水独流势弱，不能出海”，加之太平军兴起，江南漕运全部改由海道，“运河既停，河道失修，泄水愈以不畅”。[3]1860年清廷裁撤南河总督，治淮转归督抚办理。1866年丁显上书两江总督曾国藩倡议导淮，10月曾国藩设导淮局于清江浦，筹办导淮。其后历任江督马新贻、左宗棠、刘坤一等相继筹办，“由治之无法，责任不明，经费无著”，[4]终为纸上之议。20世纪初，两淮迭遭大灾，导淮议论再起。清廷及沿淮各省，因“国家新旧政所需及庚子赔款”，[5]财政窘迫，无力施治。是时地方自治兴起，士绅成为导淮事业的主导者。 地学会研究导淮缘于地域，基于学理，以裨益政治、学术、民生及谋竞存为目的。1909年9月22日，《地学协会启》倡议：“今与海内诸君子约，仿彼之例，组成地学协会。各怀集思广益之心，藉取增壤溢流之效。则庶几山川厄塞、河渠水利、原隰土宜、疆域险易、方物息耗、交通便否，皆有以周知其故。……则裨益于学术、政治者岂浅鲜哉。”创建中的地学会，视河渠水利有谋竞存、“裨益于学术、政治”[6]的功用，将其置于着重研究之列。10余年后，张相文在《近五十年中国之水利》回顾，是时“谈吾国水利者，率以治淮为先务”，[7]导淮遂为地学会所重。 地学会成立于天津，根基却在两淮。张相文称：“真正任事者仅白雅雨、陶懋立及本人三人而已”，[8]张为会长，白为编辑部长，白于滦州兵变殒身后，陶继之。江苏水利大家、导淮研究巨子武同举，组织地学会江北支部并担任会长。地学会主导者多淮人，身受淮河之害，热心导淮。1910年3月1日，《地学杂志叙例》明确指出，办刊“其目的则注重民生之消长”。[9]淮河流域，“其灾地之广灾情之重全球罕见，淮民荡析流亡，惨遭其毒死者不知其数，生者无以自存”，地学会高度关注。1911年6月16日，《地学杂志》征文，征题分甲、乙、丙三类，导淮位于乙类。1912年4月20日，地学会总干事长章鸿钊，发表《地学会应行事务之商榷》，其文指出：“地学会者，是以学者组合之学会，其于地学范围内，有裨补社会，指导行政之事务，均宜规画笼举，相机进行”，治河被列为地学会应着手研究的“第二问题”。[10]缘此，《地学杂志》将导淮作为刊文的主要类型，成为发表导淮言论的重要阵地。 主导清末民初导淮事务的张謇与张相文及地学会渊源颇深。张相文与张謇在上海“办教育会”[11]相识后，过从甚密。1909年张相文拟办地学会，询问适于其时滞留天津的张謇，后者举邹代钧办舆地学会事为殷鉴。其后，地学会召开成立大会，张謇出席并成为地学会名誉赞成员。张謇关于导淮的重要文字，《地学杂志》多予刊载，以为响应。张謇认张相文为地学专家，常与其相商导淮事务。1911年7月，张謇、张相文商议导淮，张相文援此作《导淮一夕谈》。1913年，汪大燮任教育部长，拟停地学会每月200元的经费补助，时掌农商部的张謇出面缓颊，由教育、农商两部每月各补助100元了事。这笔补助对缺少固定经费来源的地学会至关紧要，1920年代初，北京政府财政拮据，教、商二部停止补助，地学会失去稳定的经费来源，陷入困境。《地学杂志》由月刊改为季刊、不定刊，乃至停刊四年。 中国“古法”治水，讲求不与水争、因势疏导、筑堤刷沙、分水减势等。近代西学分科中，水利工程成为专门学科，讲求精确测量、科学规划。西学东渐，其学传入中国，导淮宗何种治法，可见中西学理消长。1911年3月20日，《地学杂志》刊登张謇《复淮睿河标本兼治议》。张謇认为，导淮不可再由“目验”，须测量淮河流域各州县面积、水平高度、雨量、湖河容积及清口、马港口泻水量，“精绘全图，筹集巨款，然后施工”，[12]方为上策。5月18日，《地学杂志》载罗杰《资政院提议治水案》，强调中国水患频发，“由治之无法”，治水“必由专门科学因势制宜”。[13]1912年2月20日，《地学杂志》刊登张相文因辛亥事起滞发的《导淮一夕谈》一文。特别指出前人治淮不成，因“于古人排决疏瀹之法，西人防沙护林之用，浸不晓为何事，惟知捧土筑堤”，以致“河身亦日垫”成为悬河，河水出海不畅，汇聚成灾。今日治淮，当合中国“古法”与西学专门科学之长。在上游“培植森林，调剂水量”，涵养水源，以滞水流；中游整理渠塘，“平易甽塗”；[14]下游疏浚河道，畅通水流。中国地学会试图合中西治水之长，张謇感叹：“惟此项人才，其曾游学而有新知识者，多闇于本国之历史地理。而曾涉猎水经治河之书者，又乏技术之知能。”[15] 1912年民国肇造，百度维新。张相文《导淮一夕谈》附识谓：“向之所谓破省域，饬官常，通社会者，乃及今而大可为也”，[16]以为改制共和，可破除陈规，导淮时机已至。同受淮河之患的皖人，也有持同样看法者，“今共和宣布，吾淮人即有光复之功，宜图久远之计”。然辛亥革命后，经济凋敝，筹款无力，导淮一时陷入困境。借款导淮，又易招外人干涉，“恐两淮利权终不可保”。[17]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南北获得名义上的统一。裁撤“民国复兴之初，骤增至百余师，四五倍于前清之数”[18]的军队，成为首要之务。时论认为，政府财政窘迫，无费用安置裁撤的军队，贸然裁兵恐为游勇，为祸一方。不若“率江淮之军就近兴利”，由“中央政府力，筹借外债”，[19]移兵导淮。导淮成功后，屯兵兴垦。因军饷难酬，军中将领也有持此论者，在“杨郡有兵五万”的徐宝山，致电江苏临时省议会，“拟即寓兵于工，实行导淮入海”。[20] 持移兵导淮之论，最有力者当属皖督柏文蔚。1912年4月20日，《地学杂志》刊其《导淮兴垦条议》。其文力倡移兵导淮，在导淮完工后，“涸出之田”，“可垦治者，无虑数百万顷”。裁撤军队“设兵村”屯垦，“为一举两得之计”。[21]淮河流域地处南北要冲，各方重兵云集，有国民党黄兴、柏文蔚掌握的革党派军，倪嗣冲统领的北洋军，张勋的辫子军以及出身会党的徐宝山军。各方势力犬牙交错，情势复杂，明言裁军，实则招兵买马，移兵导淮之议，流为空谈。 地学会倡议移兵导淮的同时，呼吁破除省域限制，统筹治水。清季新政以来，变更行政区域之声渐起。民初改制，变更呼声尤烈。淮河干流2000多里，流域面积27万余方里，行政区域涉及苏鲁豫皖四省、数十州县。导淮关系各地方切身利害，议论分歧，成为一大障碍。为解纷争，民元前罗杰就在《资政院提议治水案》中提议，“急将全国化为若干土木区，依水道之区域，以为监督区域”，[22]破除行政区域的界线，依江河流域统筹治水。张相文则在《导淮一夕谈》一文中特别强调，淮河“此真天地间自然之结构，而卤莽灭裂之省画，固不足以乱之矣”。[23]1912年4月20日，地学会附设的厘定行政区域研究公会，公布《厘定行政区域研究公会启》。其谓中国行政区域，“或本诸封建制遗迹，或基于历代豪雄之割据，土地庞大，犬牙错综。而山川之形势，施政之便否，民情风俗言语习惯之异同不问也”，以致“内讧迭见”，不符共和精神。民国建立“政体维新”，专制时代行政区域未变，“若不先于基础上整顿而廓清之，则一切建设经营必无可著手之处”。现今地方自治兴起，专制时代遭压制的地域争端趋于激烈，“国民精神翻然一变，旧来行政区域所汇集之弊，遂一发而不可收拾。举其大端如江、皖南北之违言，川、越东西之分派”，[24]调整行政区域成为时代所需。 淮河流域行政区域大体有分、合两说，缘此导淮也有分办、合办之论。1912年4月20日，《地学杂志》发表沈同芳《江苏省分合问题与升道为省共同之关系》主分。文章指出“当此鼎新时代，百废待举不从行政区域先行厘定，则皮之不存而毛将安附”。江苏省内久有江南、北之分，双方互否议案，“江北程都督电，江北议案十几不得通过”，“不为标新立异”，“纯为厉害关系”。[25]地方互相牵制，不利导淮，不若升道为省，各自办理。1912年6月20日，宗嘉禄在《地学杂志》发表《长淮分省导淮议》，“持长淮自立为一省之议”主合。宗认为地域分歧，不利治淮。导淮“事关四省，利害异形缓急异势”，求四省一致行动，“绝不可得”。淮河流域在专制时代分属四省“自有其特别之理由，此后共和之世其不能强合也明矣”，今改制共和，调整行政区域，当以“长淮流域自立为一行省”。长淮立省“依自然地理之区画固应如此，依政治地理之学理”，依民俗、习惯、语言、交通等，“长淮流域固具天然一大省之形势”。立省后公民“同一之利害”，[26]公举都督兼任导淮，当可收事半功倍之效。1913年6月，李以炳在《地学杂志》发表《太湖源流之当规定一大区域》，亦以为“水之区域与省之区域不同，水有定而省无定”。河流“往往受山之拘束而为一定之区域，治水者不可不知也”，今“欲将太湖源流所及划为一大区域”，省与“全区域之水利皆有关系”，[27]方便治湖。时人论此说：“宜统筹全局，不可偏执一隅。若枝枝节节而为之，则利于此而不利于彼，是以邻国为豁，而非以四海为豁。”[28] 民初，行政区域争议不休，地方官制难产。袁世凯政府时期，“民国之国家行政区域，除蒙古、西藏、青海地方别有规定外，其分省地方仍如今之各省。……以各该省县现在固有之区域为区域”。[29]规划淮河流域行政区域，以利导淮，止于议论。 二、导淮规划的争论 1912年3月26日，临时大总统令“任命张謇督办导淮事宜”，[30]4月10日“任命柏文蔚、许鼎霖会办导淮事宜”，[31]导淮筹备工作全面展开。1913年3月，受农商部委托调查湘皖水灾的章鸿钊、唐有恒，在《地学杂志》发表《湘皖水灾调查报告》，指出：“导淮之议已熟。方今设局从事测量，是淮水问题次第解决，所未解决者只筹款事务、出口路线及将来实行计划等项。”[32]舆论也有持此看法者，4月2日《申报》即有《导淮事可见实行矣》的报道。甚至有外人以为导淮成功，海州必为通商口岸，“闻有某国商人前往海州调查海岸地基。拟托华人代购”[33]以牟利。导淮似将进入实施，工程规划、筹还款方案、获益分配等，关系各方利害，“各顾各地之陋说相呼和于议场者，则甚矣”。[34] 导淮规划争议最大的是入海路线。淮河入海路线主要有经黄河故道、海州及南下汇江入海等，路线选择事关各方切身利害，论争激烈。张相文明确指出，入海不可再由黄河故道。原因有四：其一，“里下河为产米之乡”，是淮河流域内唯一得利之地，“若引淮以入之，则与目前之为害颇巨，而于将来之利益仍渺不可期”；其二，黄河故道已开垦，“自马头以迄八套”数百里间“比户运连，田畴相望”，百姓繁庶；其三，黄河故道淤塞“高于堤外至数丈”，“无异于载水于高地”，不合水流之势；其四，“最大障害，盖莫甚于海口之淤浅”，即黄河故道入海口外的拦门沙，阻水入海。不若开六塘河，由海州入海，兼治泗、沂、沭河，“诸水皆得与淮相汇，一淮治而诸水皆治矣。事半功倍，一劳永逸”。海州获益之处在淮河流量大，可开港，发展商业，巩固国防。为保证淮扬灌溉，淮河不可全由海州入海，应“分置闸坝，使十九北流，以利海埠之航行。留其十一，以资里下河之输灌可也”。导淮当由地方自办，费用为“言地方自治者，所宜有事也”。“然无论公司筹办或公家拨帑兴修，其力极于凿通干流而止”，支流治理依“向来惯例”，“别征地方之税，兴地方之利者。亦赖乎各地方之村正，好自为之而已”。[35]除此之外，淮扬的利益也是影响地学会规划导淮的重要因素。导淮入海若经黄河故道，由云梯关入海，淮扬难得灌溉之利，且有决口隐患。淮河大部归海州，分水入江，既可保淮扬之利，又无水患之忧。 1912年8月20日，《地学杂志》刊发刘炳均的《论导淮》，主张淮水全由海州入海。其文考察淮沂泗运河道变迁的历史，提出“欲理运不得不导淮，欲导淮不得不先导泗沂”。反对导淮入江，“淮自皖境上游导入江”，下游将失灌田之水，“恐害去而利亦随之”，“不若导淮于海之有益无害也”。淮河“自高邮下坝与子婴闸”入海，“河远工巨”，不若疏六塘，由海州入海。塞三河，绝淮河入江之道，涸高邮、宝应诸湖为田，“夫如是则除弊而兴利，海赣三区同沾乐利，淮扬二府永免水灾”。至于皖人“惧洪湖复淹”，海州忧“高堰难防，六塘莫容”，“以摇惑当道者”，是其不知黄淮、洪泽湖历史。导淮关系大势，“当计长远利益之得失，为一省计，不能为个人计。主持之者，自有权衡”。[36] 武同举则将导淮将沿黄河故道分水灌河，灌口可开大港口，进行海陆联运，作为陇海铁路南北线之争中选择北线的重要筹码。《地学杂志》于1913年4月、1915年5月20日相继发表武同举的《海兰路选择海口之争点》及其与徐鸿宾合作的《海州灌河之评论》两文。认为海州为“沂泗沭三名川下游”、“南北洋中心，而于胶州湾、杨子江口成犄角之势，形胜天然”。导淮计划将沿黄河故道分水入灌河，“洩入灌水量可与珠江并驾”，[37]可开巨港，极便海陆联运。海兰路南线终点在海门，“与上海接近，出江之水，无著名大川。若勉强决定彼处，商业必受影响”。[38]“以全线极东之大势观之，沂淮尾闾实为要害”，选择北线，“实有必要之理由而为当然之规划”。[39] 1915年12月20日，《地学杂志》刊载宗嘉禄的《导淮入海宜由灌口》，论黄河故道与海州灌口之争，力撑张謇海州之说。其文主黄河故道者根据：一是“其说以淮由灌口，侵及沂泗，恐海州人之争执也”；二是“恐淮水流清”，灌口盐场“盐利将失”；三是故道为数千年“故物”，“苟另辟他道，任何便利，阻难亦必多”；四是故道虽已开垦，“并未课粮，占有地主，不得横生异议。既浚之后，水行堤中，永无溃决之患”。然“闻诸西人之治水也”，为便利交通“凡大川下游，必择适当之海口”。导淮成功后，灌口将成巨型港口，“巨舶皆可通”。辟海州为口岸，与“欧亚大铁路”陇海铁路海陆联运，极便发展淮河流域贸易工商，有助“复吾海权”。张謇“三分入江，七分入海。入江则以三江营为宜，入海则以灌口为宜。此诚为至当不易之说也”，“何惮而久不决者”。[40] 苏省为淮河尾闾，入海必经之地，路线选择及流量调配事关根本。淮扬士绅为保灌溉之利，避决堤之险，主张淮河大部由海州入海，少量入江以保证淮扬灌溉水源。海州士绅认为淮扬以邻为壑，利留淮扬而祸移海州。淮沂泗合流，流量大，河道难以容纳，海州将为泽国，群起阻止。地学会有力者多为淮扬籍，其导淮议论虽因人、因时有所差异，然多主前说。1929年，田桐评淮扬士绅的导淮规划说：“一以为高宝、兴泰之民永受淮水之赐而不改，一以古今地势不同”，不宜经故道入海或全淮入江，“其论地势不同者，欺人之言显而易见”。[41] 苏皖两省受淮河之害。“情形不同，而各属受灾之区又轻重互异”，[42]围绕洪泽湖水位高低，展开激烈论争，几同敌国。为保证灌溉水源，苏省坚持应保13.5米高位，反对皖省泄尽湖水垦田的主张。柏文蔚的《导淮兴垦条议》较能代表皖省立场，其认为现今淮河大部入江，“综观长淮下流之水势，非一河所能尽洩，而东北一途自应为入海之正道”。“测定淮河盛涨时排水之量”，以定河道容量，“而后导淮自洪湖，出张福引河至西坝或假道盐河或浚淤黄，皆自安东县城东入潮河，由响水口直东北入海。”浚运及瓜仪、芒稻河为淮河入江水道，入海与入江水量为6∶4。最后疏通洪泽湖湖内引河，泄水垦田。1913年7月，张謇在《地学杂志》发表《导淮计划宣告书》，斥柏文蔚及海州士绅导淮规划，皆为“无识人借为鼓吹阻挠之资料”。[43] 导淮规划的省域之争在苏皖外，还涉及豫鲁二省。1913年6月，《地学杂志》刊载豫省永城、夏邑士绅丁廷骞等上国务院《请浚疏永夏两县河道与导淮并案办理书》。其针对苏人只治干流之说，指出导淮不治支流，“仍恐奔腾漫溢”，淮北各州县灾害难除。不浚豫境诸河，则“上游波漫横流，永夏成灾而淮北亦未得独享其利”，请政府将巴、浍等河“与导淮并案办理”。[44]1914年2月20日，《地学杂志》刊载谈礼成的《筹兴山东水利商榷书》亦以为：“以淮于沂泗有连带关系，而沂泗在山东，又与运河有连带关系”，导淮须兼治沂泗。且“治水者治上游而不治下游，则事倍功半。治上游而先治下游，则事倍功半”，须在“导淮开始之时，苏鲁两省统筹治运”。[45] 在导淮规划的省域论争中，地学会大致持有以下观点：一是“治水必先治下游”；二是借款导淮，苏鲁豫皖四省获益，还款当四省分担；三是为保证灌溉水源，洪泽湖应保持在较高水位；四是导淮只治干流，支流由地方筹款自治。上游各省视苏省规划为谋地方利益，与其相争，主张首先“治水必先治下游”，实为以邻处水火之中，而阻人自救；其次借款导淮，疏通下游，其利主要在苏，还款应以苏为主；最后淮河在苏，病在干流不畅，上游则病在支流壅塞，当干支流并重。 导淮尚未施行，各方为趋利避害，已就规划争执不休，无法定案。1916年9月25日，柏文蔚在《地学杂志》发表《导淮意见书》。直截了当地指出，导淮议论经年，不建寸功，“不难乎工程，不难乎筹款，而惟规定下游入海之途为最难。盖路线一定，即无巨款，而权其缓急，逐段施工，分年筹款，尚可日进有功。否则日日言导淮，终成虚语耳。”[46] 三、与美方争权利 海通以来，外人侵入中国，攘夺权利。20世纪初，列强盛言瓜分，“当此危及存亡之际”，学界竞言合群救亡。地学会顺应时代风潮，亦以学术救国为己任。《地学协会启》倡言，当今世界“天演剧烈”，各国“势不能各守封疆无相侵夺”。国势消长，“日辟百里、日蹙百里”，“亦惟地理上之知识优劣不齐，其影响遂被于国家，其祸端并延于种族，此亦物竞天择之公例矣”。中国“外交失败，边事日亟”，禹域已为“他族权争利竞之场”，“内地亦几遭蹂躏”，“推原祸始，实由地学隔膜”。[47]1911年4月18日，更直言：“异日地学昌明与世界各国争先并进”。[48] 淮河流域南接长江、北联黄河、陇海铁路沟通西部，为中国腹心重地。外人屡起觊觎之心，皆因地处英德两强势力范围相接之处而罢。导淮事关流域内土地、航道、口岸、税赋等利权，利益巨大，外人每借学理、借款相干涉。导淮工事复杂，对学理要求极高，且需巨额经费，欧洲列强因战事无暇东顾，日本则力有不逮，惟美国不仅资本雄厚，而且具有治理密西西比河、开凿巴拿马运河等大型工程经验。美方注意导淮，始于传教土的慈善活动。1911年，美国红十字会派詹美生来华测量淮河，表示美方愿包办导淮工程并提供借款。詹以近世工程家自居，视以工程本非专门科学，导淮基于“略研地理……考前哲治河之书，访每岁淮流之状”[49]的中国士绅，“于治河之道，无专门学识”，[50]屡生龌龊。1912年詹美生完成报告，经美国公使呈临时大总统，次年初又以说帖上国务院。张謇指其报告，“但因前迹，匆匆告竣，不获以新学理见饷，深引为憾”。[51] 1913年7月，地学会在《地学杂志》刊载张謇的《导淮计划宣告书》，从学理、测量成果、规划方案等回应詹美生的报告。张自谓导淮测量，在宣统三年，由南通师范学校附设的河海工科毕业学生分班开测，“现在河身高下、流量、流速”已测毕成图。导淮、兴垦“均非借外债不行”，为筹划还款方案，需在借款达成前赶办苏皖“两省沿湖、沿河之平面测量”，厘定田亩“缴价开科”。[52]据测量结果，导淮需款2000万、工期五六年。具体规划张謇主张“治河必先治下游”，导淮与治理沂泗，当分而不当合。导淮分注江海，兼治沂泗，就现行路线加固。为达“深愿质于世界。付诸公同之讨论”[53]之意，将《导淮计划宣告书》译为英文。 为方便与詹美生的论争，地学会自1913年8月起在《地学杂志》连载詹纯(美生)《江皖水灾调查并规划说明书》。将其依据的资料、学理、制定的规划公之于世。詹称其制定导淮规划，依据的中国测绘记录，“颇堪适用”。[54]但海岸测量，“现无一测量精图足资实用者”，[55]需请西人主导的海关税务司测量。至于张謇主办的导淮测量机关，“既无领袖之人，章程亦散漫无纪。且管理之人，于治河之道，无专门学识”。自开办以来，“一事无成”，“须重行改组”，[56]建立永久机关办理，“现今最急之务，设水利局或土木局是也”。[57]至于淮河入海路线，詹氏认为淮河流域面积大，水量足，需入江入海两道并用。入海经“黄河旧道而出于海”，入江“经过蒋家坝，宝应、高邮、邵伯等湖，然后入扬子江”。至于淮扬惧怕的长江与淮河同时涨水，“其事不多见”。[58]偶有同时涨水之时，因“淮水大部分不得不东流于海”，且导淮成功后，洪泽湖“足以吸收数倍于今日之水”，亦可从“通达于海之运河”[59]流出，不足为虑。詹还主张治河应由国家统筹办理，不能拘于行政区域，作为地方事务办理。“中国自来治河，全拘于省界之见。试观苏皖两省，互相嫉忌，致害工程”，[60]为免贻误工程，国家应将治河，“皆当作国事办理，不能作省事办理也”。[61]淮河流域的山川形势、降雨量、温度等，皆当由国家统筹，“详细调查研究”。治河机关的经费及工程费，“均由中央直接济以款项”。[62]对此有人以苏皖士绅名义和之，以为对于导淮，国家“毫无着手此事，现仅为地方问题，只有地方官民为之注意”，实际应作为国家事业，由国家承担经费，“聘请技师，设大水利局，以完成此事”。[63] 对中西学理之争，时人评论说：“窃羡欧美文明诸邦，水利之兴，溥而且大。治水之术，精而可当持。非如吾国之治自治，灾自灾也。且喜吾国有水利局之设，通筹全局，逐渐进行，水利日兴，民福日增也。”[64]1929年，田桐总结30年治淮经验，指出“世界各国农业落后，其治水也善于治海口，而不善于治腹地，今日治海口宜师西人之法，如治腹地宜师中国之法”。[65] 1913年，张謇谋划实业借款，以为借款双方仅为商业关系，“在外人方面，仅处于债权地位。与所营事业之盈亏无涉。除普通利息外，各项利益为华人独任”。[66]美国公使卫理获知导淮位列实业计划，照会外交部向张謇施压，“要求向彼国商借，并保荐詹美生为导淮总工程师”。外长孙宝琦晤张謇，张谓：“鄙人曩者有向比国借款意思，尚无一定成见。若美国承借此款出以平和之手段，不为严苛之要求，亦未尝不可商借，但预先要求用人权，即聘为总工程师一层殊于我国行政权有碍，似难允许云云。”[67]卫理恃强坚持，中国不借美款也要聘詹美生为总工程师，外部左右为难，斡旋其中。中国积弱，张謇的坚持终为愿望。1914年，民国政府与美国红十字会签订《导淮借款草约》，规定“美国红十字会聘请一导淮总工程师”，中国“政府当任以一切导河计划”，工程的承包方需由双方“允可”。[68]草约签订后，美国红十字会派工程团来华测量。一时有各种风闻，“始有分淮入河之传闻。继有导淮入江之述议，谓淮既入江，洪泽湖可以尽涸成田，借款担任，本息有着。沂泗入海，分支入江，为另一说”。[69] 一面为维护权利，一面为反对尽泄洪泽湖、全淮入江。1915年2月20日，地学会在《地学杂志》刊登张謇以全国水利局长名义撰写的《淮与江河关系之历史地理》。文章指出美国工程团“测量者仅十二三人，订时仅三阅月”，数十万方里的淮河流域，“乌能里里而测”，导淮应基于“我四千年来关于淮河利害之历史，与数十万方里内关于淮河利害相因之地理也”。淮河历史，“年代既长，地理之变更，亦极复杂。古图散失，无从取证，古书则多至千百卷。美工程师以三月最促之时期，无从尽知”。导淮当“在我为主体”。针对中西学理差异，张謇以为，中国“无水准高下图”，“河淮地势之高下若干，言治水者亦只凭流向目验以为准，自较仪器测量者精粗有别”。[70]淮河测量完成后，因中国缺乏“求世界之学术以考工，合本国之时地以画利”的人才，需“访聘荷、比、美富有经验著名河海工程师，详加勘估，确定入海及分流入江之路线”。[71]根据测量图，规划淮河“七分入海，三分入江”，入海经灌河口，洪水时由套子口分泄；入江由瓜州、三江营两路，以方便运河东、西灌田。对全淮入江及淮河半入江海之说，张謇坚持“最近清光绪三十一年之大水，未能知其流量，不敢凭空下断，以地理之关系推之尚是疑问”。淮河一半水量入江，“江中之洲圩，不下二三十，农民数十万……如何能支”。因此一方要保证里下河收淮水入江之利，“一方亦不得不为扬子江中江都、丹徒、太平、泰兴等县计，减淮水助江之害。目前姑规画为三分入江者以此。”[72]时论评此说。“闻工程司测量之结果有全淮入江之说，江淮人士颇以为不然。水利局总裁张謇氏亦颇疑之”。然观测量报告，“足见淮水有百分之九十七八本来入江，并未因此而为患。则里下河之恐慌，固为无因，即江中各洲之危惧亦殊过虑。殆吾国人实测既疏，而多数士夫又常悬一道光时言论为标准，故有此皇皇之状乎。”[73] 1915年春，美国红十字会工程团考察事竣，公布导淮报告“规画疏导大要”。同时张謇以水利局总裁名义，也有“规画导淮预计报告之披露”。中国地学会将两文节录，冠名《导淮报告披露》，1915年8月20日刊于《地学杂志》。美国工程团的导淮规划，基于最大限度获利，以偿还借款。其指中国导淮“浚导区域河流略图……测绘虽极精细，然就事实上言之，在计划中河流泛滥之治理方法，殊无关宏指”。导淮最大收益在尽泄洪泽湖水为田，因此“不能开拓洪泽湖”的规划皆被否定。美方主淮河顺现今水势，“全股于镇江附近归入扬子江”。工程需款3000万美元，偿还借款由每年运河通过费“二十二万五千美元，地租二百十三万六千美元，合计二百三十六万一千美元”。为掌控导淮，规定“总工程师应有完全筹画施工计划及方法之权力”及“对于各问题特进忠告之权”。张謇则谓自辛亥设局，测量淮河以来，“未竟之事……三项而已”。测量图经过荷兰工程师贝龙猛复核，“合测量积差之公例”。导淮工费“合计总数为二千二百四十五万七千三百五十五元八角”，借款“成则兼程进行”，“不成则分年渐举”。聘请西人为顾问，“延二三外国工程师，为之指导与之商榷，其余皆选中人之曾习土木河海工程者佐之”，中西结合以我为主。[74] 1916年1月20日，中国地学会在《地学杂志》以江苏公民的名义发表《论导淮不宜全淮入江(上张季直)》，反对全淮入江，以壮与美方相争之势。其文强调导淮入江之说“某等窃以为误矣”。然后论全淮入江有四害，“一携带之泥沙淤塞里下河流域之沟渠；二长江中淤塞成沙洲沿江之圩田有沉没之忧；三沙洲妨碍航路；四江淮水期相同河道容纳不下。此外尚有黄河再次改道，南下循淮入江之虞”，“窃顾先生坚持此议，与美十字会妥为商榷”。[75]1929年，田桐考察导淮问题，指出治河为“大略”，技术为“小术”，“大略非小术可比。大略定于政治家，技术施于技术家”。“惟凡治水诸问题，先取决于外国技师则误矣”，将小术为大略，为导淮“根本之谬也”。[76] 四、借款无望后的治标之争 导淮借款草约签订不久欧战爆发，引发全球性金融紧缩，借款一延再延，终于无望。“中国全恃外资以兴要工，故外国金融市场不活动之时，中政府即未能发展国内之实业”，[77]导淮事业亦因此陷入停顿。淮河治本无望，为减轻灾害，各地规划治标办法，筹款自治。其中声势最大的当为鲁借款300万疏浚南运湖河，相对成功的为皖筹款200万治睢、蒙诸河。 鲁皖地处上游，疏浚后水流畅通，河水汇聚下游，苏属承上游之水而去路梗滞，恐将积聚为灾，苏人惧之。苏属学人主办的地学会一面呼吁停止，一面谋划治标方案，以求解决。1915年10月20日，《地学杂志》以《来函照登(本会会员武同举规画江北水利书)》的名义，发表武同举致北京地学总会函。武自称该函之作因“追痛于连年之灾害，感触于邻省之刺激”，疾呼“近闻皖省有借款二百万治水之议，鲁省亦设局从事测量”，复借“美金三百万元治运”。若鲁皖各水“一一沟而通之，以归纳于我下游江北之低原……虽无以邻为壑之意，而下游不治其害何堪设想”。为避此害，“今我为江北计，亦惟有急起直追力争先着”，先行规划江北水利。虽然“善治水者，必统上下游之全局筹之”以治本，但“欧战发生，美款暂搁”，治本无望。为解燃眉之急，今宜规划治标之策。“疏运(即淮泗之水)”、“浚沂(包括沐水在内)”，引上游之水入江、海，“为导淮之先导”。并请地学会北京总会转江苏巡按使，请“援照鲁皖两省办法，筹借巨款，疏浚淮沂泗沭，以防巨患而谵沈灾事”。[78] 舆论呼吁外，又请主持山东浚运事务的潘复言苏省之忧，试图阻之。苏省长齐耀琳也发函邀约江北士绅，同潘复会勘运河。为述鲁省浚运宗旨，释苏省官绅及地学会之疑，山东南运湖河疏浚事宜筹办处总办潘复，于1916年2月20日在《地学杂志》发表《疏浚山东南运河缘起》。该文指出南运河失治，汶泗泛滥，为祸鲁南。明清时期，为保漕运，“于是经营湖河诸水，畅助其流。岁有常规，罔敢废坠，虽其本意重在渠漕之交通，而沿河商民，顾以饮其余惠”。河漕废后，运河“情移势迁与其为交通之航路，无宁为水利之沟渠”，“昔以交通为主体非有水利之观感也，今以水利为范围交通之利自带而生也。今昔异势，利害异形”。治运今昔不同，“昔之治运在以湖河为支脉，今之湖河转以运道为尾闾”。鲁南湖河的功能过去主要是蓄水济运，现在是疏浚水道涸田为利。宜束汶水以御黄，“展宽挑深，使上游异涨之水”，归于南四湖，浚运使湖水“南下之路，节节疏畅，更何注溢之忧”。[79] 徐守增于《地学杂志》读武同举《规划江北水利书》后，深为感触，复函地学会，商榷治标办法。1916年3月25日，在刊于《地学杂志》的《来函照登》中，徐认为导淮四省均可获利，分治不利借款。今鲁皖各自筹款，先行举办，其后借款如果成功，“然则美债数千万竟用诸江苏一省，俾负债偿还之责耶”。鲁治理汶泗诸河，浚通南运河，鲁南之水汇聚经运河入江，“来源甚壮”，“去路宜筹”。至于治标办法，对武同举“疏运”、“浚沂”的规划，徐质疑淮河未治，运河“即入江之正道”，上游畅通，“运河果能容纳否”？夏秋间，长淮同时涨水，“长江不敢顶托否”？浚沂则事关沂沭二水，灌河口、临洪口、列子口三入海口，“此不可不研究”。[80]为防御鲁皖下泄之水，徐主筑堤、堵坝，御水于海州境外。对鲁浚运，上海《申报》评论说：“悉其欲举济宁以南诸湖之水，泻诸徐境之微山湖。以祸徐海，于是徐人反对甚力。该公司之计划顿变，改为导汶入江。于是淮人扬人反对愈力。该公司之计划又变，不勘运河六塘，遥与工程师越赴灌河查看海口。……尽启诸部泻诸湖，于运南直下中运，本有建瓴之势，中运断无容纳之理。漫溢奔决，则海境三县其鱼。”[81] 皖省筹款自治成功者首推治睢河。1916年9月25日《地学杂志》载严俨然的《皖北归客治睢谈》，谓淮河之灾，“苏之患在淮，而皖之患则在睢”。睢河治理由官绅合力，“包君幼卿，知灵璧事，首倡治睢，并联合附睢各县士绅，上闻省吏，特为之请款二百万金，为治皖北水利之用。于是治睢问题，得获成功矣”。淮河干流自苏，支流在鲁豫皖，治睢是广义的治淮，“使鲁豫一若皖之治睢则淮亦易举办亦”。苏皖二省治淮结果不同，因皖受害面积大而治理花费少，苏则反之，“故皖一倡议，而告厥成功，而苏则梗滞十年也”。严特别强调，治淮艰难更需坚持，“然则因噎废食，淮即可以不治乎？曰不可也”。[82] 苏省因“鲁皖二省迫不及待，治水之计同时并举。我本省长官，因皖鲁居上游，山湖泉流，既经疏浚，全量下注，危险堪虞，乃通敕各属征集河流图说”。[83]徐守增“故将淮北全局，审沂沭明往与现行之流向，列为十二纲十二要”，成《江北水利规划书》。1916年11月25日起《地学杂志》连载其文。其意不外以海州为先，修堤、堵坝以御境外之水，故武同举于该规划书后写道：“为上游计，水量太多则放之使下。为下游计，水量太多则节制之以纡其流。率其势近争其情可悯，在治标年代，万不若逃。”[84] 综言之，1909年至1916年间，地学会因学理、地域、人事、权利等因素，积极研究导淮，对于导淮学理、规划、地域与中外之争介入颇深。然地学会终究是学术组织，着力之处多在学理讨论、规划设计、舆论呼吁的层面。1916年，因经费筹措无着，导淮陷入停顿，地学会的导淮言论也因之渐息。地学会大力推进导淮，却成效不彰，武同举论此说：“言之匪艰，行之维艰，以往之中辍，皆以筹款二字为最终不破之难关。”[85]徐寅亮则认为，导淮无功“一由于工大费巨举办不易；一由于我国近十年来内乱不息，民不聊生，无暇及此。再者还有下游入海地点的争执迄未解决”。[86]1920年前后，淮河流域屡遭大灾，张謇、费礼门相继发表导淮计划书，导淮热议再起，地学会亦再度参与其中。 注释： ①相关研究主要有：张天麟《张相文对中国地理学发展的贡献——纪念“中国地学会”成立七十周年》(1981年《历史地理》创刊号)、林超《中国现代地理学萌芽时期的张相文和中国地学会》(《自然科学史研究》1982年第2期)、仲海亮的硕士论文《中国地学会与中国地理学的转型》(北京大学，2003年)、于波的博士论文《张相文与中国近代地学的兴起》(中国科技大学，2004年)、刘丰的硕士论文《从〈地学杂志〉管窥民国时期的地理研究》(北京师范大学，2008年)、韩子奇《进入世界的挫折与自由——二十世纪初的〈地学杂志〉》(《新史学》2008年第2期)等。 ②相关论著主要有：黄丽生的硕士论文《淮河流域的水利事业》(台湾师范大学，1986年)、淮河水利委员会《淮河水利简史》(北京：水利电力出版社，1990年)、吴晓晴《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的导淮入海工程》(《民国档案》2002年第4期)、吴春梅《张謇导淮方略评析》(《光明日报》2004年1月13日)及《近代淮河流域经济开发史》(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年)、［美］戴维·艾伦·佩兹《工程国家：民国时期(1927—1937)的淮河治理及国家建设》(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