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接触与元明时期的特殊判断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言论文,明时论文,判断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0.过去读元杂剧和《水浒传》，遇到“某乃大刀关胜的便是”、“这位便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枪棒教头林武师林冲的便是”一类句子时，常常疑惑不解：其一，为什么要在人名后面加个“的”字，说成“关胜的”、“林冲的”呢？是不是前面省略了动词“叫做、称作”呢？其二，既然前面已经有了“是”或“乃”一类的系词准系词（注：“乃”，古代有相当于系词的用法，杨树达《词诠》称之为“不完全动词”。如“吕公女，乃吕后也。”（《史记·高祖纪》）“臣非知君，知君乃苏君。”（又《张仪传》）“乃”又作副词，常修饰系词“是”，“乃是”即“就是”、“却是”，故单用“乃”也为此义，所谓沾染而生义也。无论从哪一途径，“乃”都可以获得系词的用法，故此处将“乃”着作准系词。），为什么句尾还要用“便是”呢？这不是画蛇添足吗？这种疑惑不仅是以现代汉语为语感的，而且也得到古代和近代介绍身份的判断句通例的支持。且看以下从先秦至元代的例子：
(1)余，而所嫁妇人之父也。（《左传·宣公十五年》）
(2)余是所嫁妇人之父也。（《论衡·死伪篇》）
(3)陈胜者，阳城人也。（《史记·陈涉世家》）
(4)陈婴者，故东阳令吏。（又《项羽本纪》）
(5)身是张翼德也，可来共决死。（《三国志·蜀书·张飞传》）
(6)文举至门，谓吏曰：“我是李府君亲。”（《世说新语·言语》）
(7)妾是公孙钟鼎女。（《伍子胥变文》）
(8)小神乃天曹增福之神。（元刊杂剧《看钱奴》）
(9)郭威道：“咱是刘招讨帐前亲兵郭威。”（《新编五代史平话·周史平话》（上））
这些例子有的主语后用系词“是”，句末用语气词“也”；有的或不用系词“是”，或不用句末语气词“也”；但都不见“N＋的”短语，也不见前面用了“是”，句尾复用“便是”的。因此，按常例，上面两句或应说成“某乃大刀关胜（也）”，“这位便是……林武师林冲（也）”；或者说“某乃称作大刀关胜的”，“这位便是称作……林武师林冲的”（“关胜的”“林冲的”后面隐含着中心语“人”，“的”字是结构助词），但元明特殊判断句的情况与常例完全不同，有必要对它产生的原因加以探讨。
1.特殊判断句句型归类（以下各类句型中，S是全句主语，N为称谓名词）
A.“S＋是＋N的＋便是”（“便是”或作“是也”）
(10)贫道是司马德操的便是了。（元刊杂剧《单刀会》二折白）
(11)小人是屠家张千的便是。（又《替杀妻》楔子白）
(12)某乃大刀关胜的便是。（《元曲选·争报恩》楔子）
(13)妾身是开封府上厅角妓李琼梅的便是。（《永乐大典戏文三种·小孙屠》三出）
(14)我这仁兄是梁山伯好汉中神行太保戴宗的便是。（《水浒》四十四回）
(15)小人便是白虎山前庄户孔亮的便是。（《水浒》五十八回）
(16)我乃是观音弟子木叉行者的便是。（《西游记》二本七出）
(17)自家不是别，乃是万俟丞相府中堂候官的是也。（《荆钗记》十九出）
B.“S＋是＋N＋便是”（“便是”或作“是也”）
(18)某乃宋江便是。（《元曲选·李逵负荆》二折）
(19)小生是太守相公的表弟赵汝州是也。（又《红梨花》一折白）
(20)俺是沙陀李晋王太保李嗣源是也。（《残唐五代史演义传》七回）
(21)吾乃骠骑将军樊武瑞便是。（《禅真逸史》三十一回）
此式与A式的区别在于称谓名词N后没有“的”。
C.“S＋N的＋便是”
(22)贫道，陈抟先生的便是。（元刊杂剧《陈抟高卧》一折白）
(23)自家姓任，任屠的便是。（又《任风子》一折白）
(24)自家，延寿马的便是。（《永乐大典戏文三种·宦门子弟错立身》二出白）
(25)小生孙华，小字虫儿的便是。（《元曲选·杀狗劝夫》楔子白）
此式主语后不用系词，人名后用“的”。
D.“S＋N＋便是”
(26)老夫，王员外便是。（元刊杂剧《小张屠》楔子白）
(27)贫道，吕岩便是。（又《铁拐李》楔子白）
此式主语后不用系词，人名后也不用“的”。
从以上四种句型的例子知道，这类介绍人物身份的特殊判断句最早见于元人杂剧，主要盛用于元明戏剧及白话小说之中。虽然清代戏剧中也偶有其例，但应是对前代格式的袭用，并不真的反映当时的口语（注：如《长生殿》十出：“小子是这长安市上新丰馆大酒楼一个小二哥的便是。”《三侠五义》十回：“我非别个，乃开封府包大人下赵虎的便是。”）。这四种句型的共同点是，句尾都有“便是”或“是也”（我们注意到元代可靠资料中均作“便是”，明代也以“便是”为多；“是也”出现在明代资料中，《元曲选》宾白中偶作“是也”），其区别就在于主语后用不用“是”，人名后用不用“的”。也就是说，主语后的系词和人名后的“的”都不是必要成分（加不加“的”可能有语气强弱之分，详见注⑩），而句末的“便是”或“是也”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把A式看作全式，那么，其他三式在形式上像是它的简式，其中D式最简。按照汉语的句法规则，如果把以上各类句型中的“N＋的”或N看作表语或名词谓语，那么“便是”或“是也”就该看作句末语气词，因为汉语的判断句是不能在主语和句尾同时使用系词的。但是，为什么到了元代忽然出现这种用系词“便是”充当句末语气词的新句式呢？为了正确认识这种特殊判断句的结构，以下两个问题是不能回避的：其一，“N＋的”短语中“的”的语法功能与性质；其二，“S＋是＋N的＋便是”句式产生的内因与外因。
2.“N＋的”短语
2.1 同时期文献用例
香坂顺一(1987)认为《水浒》中“人名＋的”是“叫做……的”的意思，这从句义上可以讲得通，但句中并无“叫”类动词；而且我们发现，除了特殊判断句外，“N＋的”短语还在其他场合中使用，有词缀化的倾向。这类用例不多见，目前仅在《永乐大典戏文三种》、元本《琵琶记》、元代白话碑等少数文献中的一般判断句和陈述句中见到。南戏中皆作“N＋底”，例如：
(28)（净）叫副末底过来！（《张协状元》五出［行香子］白）
(29)（外白）你叫副末底取员梦先生来员梦看。（又二出［千秋岁］白）
“副末”是角色名，在戏文中扮演次要的男子。这两例中以谐谑的方式用角色行当名来指称戏文中的人物。“副末底”表示自指，即指称副末其人，“底”用为称谓名词后缀。
(30)（净）媳妇拜告相公知：“这贫女底，从幼来在庙中，旦夕里是我周济。”（又四十五出［鹅鸭满渡船］）
“贫女底”即称贫女其人（贫女是戏中女主人公的称名），“底”也用为称谓词后缀。《张协状元》被公认为戏文初期即南宋时期的作品。
(31)哥哥底，娶为亲。谁知心走辊，便忘恩。（《小孙屠》二十一出［缕缕金］）
《小孙屠》一般认为是元时南戏作品。
元刊本《琵琶记》（注：《琵琶记》有多种版本，本文所用为钱南扬校注本。钱本以清陆贻典《校钞新刊元本蔡伯喈琵琶记》为底本。陆钞本依据的底本很古，全剧不分出，前有题目，与戏文三种相同。今将钱校本与毛晋《六十种曲》所收《琵琶记》相对照，发现毛晋本对称谓词“的”有如下改动：a.曲文中的“N＋的”基本未变，只有一处将唱词中的“双亲的”改为“双亲”，去掉了“的”。b.道白中的“N＋的”一律去掉了“的”字。这说明称谓词后缀“的”在明代基本上已不再广泛通用。曲文因受字数、格式、韵律的限制，不便随意改动，所以基本保留；即使这样，个别地方还是去掉了后缀“的”。另外，《宋元戏文辑佚·王祥卧冰》也有在亲属称谓词后加“的”的例子：“儿夫的守奈园儿，寂寞痛苦伤悲。”）里的例子均作“N＋的”：
(32)臣邕的，臣邕的，荷蒙圣朝。臣邕的，臣邕的，拜还紫诰。念邕非嫌官小，那家乡万里遥，双亲又老。（十五出［滴溜子］）
(33)天怜念，天怜念，蔡邕拜祷。双亲的，死生未保，可怜恩深难报。（同上）
(34)（生）冤家的，冤家的，苦苦见招，俺媳妇埋怨怎了。（十五出［归朝欢］）
(35)黄允的便是桓帝时人，司徒袁隗要把从女嫁与黄允。（三十六出白）
(36)我绝不学那黄允的。（同上，白）
(37)这西河守的，便是战国时吴起，魏文侯交做西河郡守，母死不奔丧。（同上［生］白）
(38)他公婆的亲看见。双双死，无钱送。（三十七出［犯衮］）元代白话碑中有一例：
(39)据丘神仙底，应系出家门人等，随处院舍都教免了差发税赋者。（1223年
厔重阳万寿宫圣旨碑（注：蔡美彪《元代白话碑集录》（科学出版社1955）第1页“底”字漏录。））
同碑下文另一处作“所据丘神仙，应系出家门人、精严住持院子底人等，并免差发税赋”。“丘神仙”后没有“底”字，但意思跟有“底”的没有区别。
以上各例中，“N＋底／的”既可以做主语，又可以做宾语；N既可以是专有名词，也可以是称谓词。其中“贫女底、丘神仙底、邕的、黄允的”是人名，“副末底、西河守的”是角色名、官职名，“哥哥底、双亲的、公婆的、冤家的（指妻）”是亲属称谓。可以看出，这些“N＋底／的”短语后面都不能补出相应的中心语，“N＋底／的”都是自指，就相当于N，去掉“底／的”，于意义毫无妨碍（元代特殊判断句中的“N＋的”也有这一特点）。这说明“N＋底／的”中的“底／的”不是通常的结构助词，而应该看作称谓名词后缀。同时从元代文献中结构助词“底”又作“的”来看，可以同样认定“N＋的”的“的”也是“底”的轻声变体。
2.2“N＋方位词”短语（N为称谓词）
拙文(1999)在讨论结构助词“底”的来源时，曾指出在“N＋处所／方位词”短语中，处所词、方位词发生语法化的事实，这应与称谓词后缀的来源直接有关。试看以下两例：
(40)有钱石上好，无钱刘下好，士大夫张下好。（《全唐诗》卷八六七《选人语》）
这是候选官职者总结仕途捷径的戏语，揭露了官场的黑暗。“石上、刘下、张下”分别指姓石、姓刘、姓张的掌选官。方位词“上／下”用在姓氏后已完全虚化，成为姓氏名词后缀。
(41)崔湜之为中书令，河东公张嘉贞为舍人，湜轻之，常呼为“张底”。后商量数事，意皆出人右。湜惊美久之，谓同官曰：“知无？张底乃我辈一班人，此终是其坐处。”死十余载，河东公竟为中书焉。（唐刘餗《隋唐嘉话》下）
“张底”是对张嘉贞的称呼，“底”也是姓氏词后缀。从“石上、刘下、张下”的用法可以推知，“张底”的“底”应是源自方位词。
《全唐诗》和《隋唐嘉话》的例子表明，唐时方位词“上、下、底”已有语法化为姓氏名词后缀的用法。我们认为，元代文献里一般判断句和陈述句中的称谓词后缀“底／的”即源自唐代的姓氏词后缀“底”。期间经历了由“上、下、底”同时并作称谓词后缀，到后来只用“底”字；使用范围从姓氏词扩大到整个姓名，乃至亲属称名、官职名等，几乎所有称谓名词后面都可以加上后缀“底”。前举南戏和元代戏曲作品中的“N＋底／的”如“贫女底、丘神仙底、黄允的、哥哥的”等称谓词短语正是唐代“张底”这一用法的扩大与发展。进而，我们推断元明特殊判断句A式和C式中的“N＋的”也应与此有关。在A式“某乃大刀关胜的便是”、C式“自家，延寿马的便是”中，“关胜的”“延寿马的”去掉“的”也于词义、句义无害，“的”也应看作词缀。
2.3 处所方位词与称谓
汉语的处所词、方位词与称谓名词有很密切的关系。拙文(1999)曾举《史记》与汉译佛经中此类例子多条，可参看；2.2又举出“石上、刘下、张下、张底”等，除此之外，宋元明时代还有以“行”为后缀的“爹行、娘行、僧行”等称谓，拙文(1998)考证此类“行”的本字实为方位词“上”。古代还有以建筑物名称用于尊称的，如“陛下、阁下、令堂、堂上”等。现代则有“这位、那位、委座、院座”等用于尊称。现代称呼单音节行政单位也往往要加上方位词后缀，如“省里／上、县里／上、村里／上、所里、部里”等。以人所处的方所位置指称其人，这是认知上的转喻。类似的情况外语里也有，如日语直接用方位指示词こちら、そちら（这里、那里）表谦称或尊称。总之，元代特殊判断句中“N＋的”的“的”（本字为“底”）是源自方位词的称谓名词后缀。元代特殊判断句中为什么有时用N，有时用“N＋的”作表语，我们推测这可能跟语气强弱的分别有关系（参看注⑩）。
3.“S＋是＋N（的）＋便是”句式的形成
解释“S＋是＋N（的）＋便是”句式的形成，关键要回答为什么主语后已有系词“是”，句尾还要再用“便是”。联系这种句式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经考察分析，我们认为这很可能是在语言接触过程中，汉语的判断句与蒙古语等阿尔泰语的判断句句式相叠加而成的。
3.1 汉语的判断句经过了从古代无系词与有系词两类并存到汉晋以后以有系词为主的过程；而且，系词也从“惟、为、是”并用变化为主要用“是”；“主语＋是＋表语”很早就成为汉语判断句的典型格式而固定下来，这跟汉语SVO的语序特点是一致的。就是在元代产生上述特殊判断句的时代，“主语＋是＋表语”仍是主要形式。
3.2 我国北方少数民族语言绝大多数都属于阿尔泰语系，阿尔泰语是黏着语，靠格附加成分（也称后置词）表达语法意义。阿尔泰语又是SOV句型的语言，宾语位于动词的前边。据我们对突厥语、蒙古语、满语、朝鲜语（另有日语）的调查（注：民族语言的有关情况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的同志提供的。），这些语言的判断句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在主语和谓语之间没有系词，名词谓语后边有表示肯定的判断动词或助词。比如“我是学生”这句话，以上各语言的语序为“我学生是”（满语“学生”后有表示处所方位的成分，朝鲜语、日语“我”后有格助词）。历史上汉族与各少数民族长期杂居而处，语言接触的历史悠久，其结果必然带来两种语言的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融合。可以想见，在契丹、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建立政权的辽、金、元等朝代，汉语受阿尔泰语的影响应更为普遍、深入。在汉语的SVO句式与阿尔泰语的SOV句式相碰撞时，无论是学说汉语的少数民族，还是与少数民族交往的汉族，都有可能使用一种兼容两种语法特点的叠加句式，即：
SVO+SOV→SVOV
我是学生＋我学生是→我是学生是
我们认为，元代特殊判断句A式“贫道是司马德操的便是”、B式“某乃宋江便是”就是这样叠加而成的。所不同的是，句尾的“是”前有副词“便”，作“便是”，或“是”后有语气词“也”，作“是也”。这主要是句子韵律上的需要，以双音节词结句，使句子更加和谐稳定，客观上也加强了确认语气。C式“自家延寿马的便是”、D式“贫道吕岩便是”，主语后不用系词，虽然不妨看作A、B两式的简式，但如果看作是对阿尔泰语判断句句式的直接套用模仿或者更中肯綮。当然，古汉语判断句本有主语后不用系词，句尾以“是也”结句的一类（“S,N是也”），这或许正是元代汉语可以套用蒙古语判断句句式的深层原因吧？（详见3.1）另外，从汉人的语言心理分析，处于叠加式判断句句尾的“便是”或“是也”，与其看作后置的系词，不如看作语气词更合适，犹如古代的“S（＋是）＋N＋也”句式（余，而所嫁妇人之父也《左传》｜余是所嫁妇人之父也《论衡》）和“S者，N是也”（详见4.1）。正因为新产生的叠加式经重新分析后可以被汉语的判断句框架容纳，所以它能在一段时期内通行。
3.3 元代另一种叠加式判断句——共时资料的旁证
从《蒙古秘史》的对译与总译知道，蒙古语判断句的主要结构是“SO有”，总译改为“S是O”。比如卷七处有以下二例（“有”是蒙古语句末表示肯定的助动词的直译；“有来”是它的过去式的直译）：
(42)音译：必 王罕 备由（446页）
对译：我 人名 有
总译：我是王罕
(43)音译：王罕 额儿 帖讷 斡脱古 也客 罕 不列额（451页）
对译：人名 在前 的 老 大 皇帝 有来
总译：王罕是在前的老皇帝
但是，我们在可靠的元代白话文献中经常可以找到一种叠加式判断句“S＋是＋O＋有”，例如：
(44)金银是钞的本有。（《元典章·户部·卷六存留钞本》）
(45)孝道的勾当是德行的根本有。（《孝经直解·开宗明义章第一》）
(46)“你的师傅是什么人？”“是汉儿人有。”（古本《老乞大》2b2）（注：古本《老乞大》是1998年韩国庆北大学教授南权熙在整理大邱市一私人藏书时发现的。经韩中两国学者初步研究，此本内容是元时语，未经明代改动。详见李泰洙(2D00)及李泰洙、江蓝生(2000)。）
(47)这参是新罗参有，也著中。（同上，35a7）
这种特殊判断句很显然是汉语与阿尔泰语判断句相融合而产生的叠加式，即：“S是O”＋“SO有”——“S是O有”。它跟前举“S是O便是”叠加式判断句的结构完全相同，差别仅在于一个句末用“便是”，一个用“有”，这只是用字上的不同选择。由于“有”和“是”词义的不同，我们推想，句末用“有”的叠加式恐怕不如用“便是”的易于被汉人接受，元杂剧等文艺作品中的叠加式判断句几乎都用“便是”或“是也”，恐怕正是这个原因；入明以后，句末为“便是／是也”的叠加式判断句还时或可见，而句末作“有”的则消失近尽，恐怕也是这个原因。
3.4 前置词与后置词的叠加——历时资料的旁证
在语言接触的过程中，叠加是一种普遍现象，不限于判断句。汉语一般使用前置的介词表达各种语法意义，可称为前置词型语言；蒙古语是用后置的格附加成分表达语法意义的，可称为后置型语言，在这两种语言相接触中会产生一种前置词与后置词兼用的叠加式。下面以分别代表元、明初、清三代语言的四种《老乞大》（注：古本：古本《老乞大》（详注⑥）；谚解：《老乞大谚解》（奎章阁本）；新释：《老乞大新释》（乾隆34年刊本）；重刊：《重刊老乞大》（乾隆60年刊本）。）为资料举例说明：
(48)古本：从年时天旱，田禾不收，饥荒的上头，生出歹人来。(8a6)
谚解：从年时天旱，田禾不收，饥荒的上头，生出歹人来。(24a9)
新释：因去年年成荒旱，田禾没有收成的上头，就生出这些歹人来了。(9a5)
重刊：因去年年成荒旱，田禾没有收成，就生出歹人来了。(23b)
古本、谚解本用后置词“上头”表示原因，新释本改用前置后置叠加式“因……上头”表示，到了重刊本，仅用前置词“因”，回归汉语。这个例子比较能说明叠加式产生与消亡的过程与历史语言环境的变化有密切的关系（注：叠加式是语言接触中常见的现象。如粤语把“你先走”说成“你行先”，长期生活在粤语区的外省人有时在口语中会不经意地说“你先走先”（中山大学唐钰明教授告知）。）。
3.5 现代方言的旁证
使我们对这一看法增强信心的是，现代某些西北方言中还存在这种叠加式判断句的遗迹。谢小安、张淑敏(1990)，王森(1993)介绍了现在甘肃临夏方言的疑问句中有如下句式：
(49)你是学生就是啦？（你是学生吧？）
(50)这个车子是你的就是啦？（这辆车子是你的吧？）
(51)兀个年轻人是皮革厂的厂长就是啦？（那个年轻人是皮革厂的厂长吧？）
“啦”为疑问语气词，读轻声。“啦”前面的句子是判断句，为“S＋是＋N＋就是”式，跟元代的B式相同，只不过把“便是”换成了“就是”。
与肯定式相应，临夏方言的判断句否定式为“S＋是＋N＋不是”：
(52)阿哥是怕人的人不是。（阿哥不是怕人的人）
(53)这个水是冰的不是。（这水不是凉的）
(54)你是工人不是
？（你不是工人吧？）
(55)我谦虚的不是，也保守的不是。（我不是谦虚，也不是保守）
(56)我新衣裳没有的，有了没穿的不是。（我是没有新衣裳，不是有而不穿）
从否定句先在主语后出现系词“是”，又在谓语后用“不是”加以否定来看，这种句型显然不是汉语原有的，也应看作SVO型语言与SOV型语言相融合的叠加式（临夏地区是蒙、藏、回等民族杂居地，藏语也是SOV型语言）。蒙语的否定词出现在句尾，不仅现代如此，古本《老乞大》里也反映了这种语序：
(57)“恁这马是一主儿的那，是各自的？”“一主儿的不是，这四个伴当是四个主儿。”(2a7)
(58)秋里系鍼铁，寻常的不是，有玲珑花样的。(33b7)
(59)俺买呵，买一两个，自穿的不是，一发买将去要觅些利钱。（36a5；《谚解》本改为：“我买时，不是买自穿的”54a2）
谢小安等人的文章中说，无论是肯定句还是否定句，主语后面的“是”读音都很轻，相当于语气词。这说明临夏方言的叠加式判断句在说话人心理上更侧重于SOV型语言一边，但从起源上说，这种出现两次系词的判断句应是SVO型和SOV型两种语言接触而产生的叠加式。
3.6 上面的事实都说明在语言接触过程中叠加式的出现是常见的语言现象，与此同时也反映出这种兼容两种语言格式的句式并不稳固，它随语言接触的环境、态势的变化而变化。如3.4列举的由“X的上头”到“因X的上头”再到“因X”。再如上举例(47)古本《老乞大》作“这参是新罗参有”，为叠加式，明初谚解本改作“这参是新罗参也”，用语气词“也”替代了句末的“有”，开始向汉语靠拢；到了清代乾隆年间的《新释》本和《重刊》本又改作“这参是新罗参”，回归汉语。从“S是O有”到“S是O也”再到“S是O”，具体地显示了叠加式判断句是怎样随着蒙古语由强势语言变为弱势语言而逐步回归汉语的判断句结构的（注：叠加式是语言接触中常见的现象。如粤语把“你先走”说成“你行先”，长期生活在粤语区的外省人有时在口语中会不经意地说“你先走先”（中山大学唐钰明教授告知）。
4.问题讨论
4.1 香坂顺一(1986)认为上述以“便是”结尾的句型是受上古以“是也”结句的判断句的启发而产生的。我们把这种句型分为两类：
(a)“S,N是也”
(60)孟子曰：“圣人，百世之师也，伯夷、柳下惠是也。”（《孟子·尽心下》）
(61)臣闻七十里为政于天下者，汤是也。（又《梁惠王下》）
(62)若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是也。（《墨子》）
(b)“S,N者是也”
(63)夫国亦有猛狗，用事者是也。（《晏子春秋·内篇问上》）
《孟子》二例只在句尾出现一次“是”，跟元代一句之内出现两次系词的A、B两式完全不同；跟主语后不用“是”的C、D式句型有相似处，但语义关系很不相同。
关于这类句子中的“是”是否为系词，前人多有讨论，意见也不完全一致。一种意见认为其中的“是”仍是指示代词，是复指前面所谈及的人、事和情况的（如王力1980）；另一种意见认为“是”是表示确认加强语气的（如洪心衡1964）；当然，也有人把此类“是”分析成系词。我们认为，这种句型里的“是”还不能看作系词。据许多学者研究，系词“是”在先秦时代的确切用例较少，因此有人把先秦作为系词“是”的萌芽期（如杨伯峻、何乐士1992），郭锡良(1990)则认为系词“是”产生在西汉（或战国末期）时期。不管怎么说，先秦文献里能确认为系词的用例很少，因此很难想象，怎么在《孟子》里一下子出现了十几例。更为重要的是，“是”由指示代词语法化为系词的特定语境是在谓语之前，而不是在谓语之后。一个刚刚完成语法化的新成分最初的句法位置应该就是使它发生语法化的位置，而不太可能在语法化之初就频繁移动其句法位置。据此，我们也倾向于不把上举各例“是也”的“是”看作后置的系词，而是看作复指代词。这种复指的“是”此后发生语法化，由于其句法位置在句尾，又由于古代判断句可以仅以“也”结句（复指成分非必要），所以“是＋也”逐渐由词组凝结为一个表示确认强调语气的助词“是也”。这类以“是也”结尾的文言判断句式，在后代的文献中并不罕见，可以认为是沿袭仿用，甚至连元明白话文献也可见其例：
(64)自家，北番一个虎狼军将是也。（《幽闺记》三出［点绛唇］白）
(65)某，姓宋名江，字公明，绰号顺天呼保义者是也。（《李逵负荆》一折）
(66)自家，完颜女直人氏，名茶茶者是也。（《虎头牌》一折）
当然，这种仿用是带有时代特点的。
我们认为，元明时代的特殊判断句C、D式跟先秦某些以“是也”结尾的句子只是形似，没有直接的来源关系。从共时文献提供的资料来看，C、D两式皆以“便是”结句，跟A、B两式应是共源的判断句系统，不能把它们与A、B两式割裂开来看。说它们共源，是指它们都跟阿尔泰语的判断句型有关。C式D式很像是阿尔泰语判断句的直译（带“的”的C式为强调式），而A、B两式则是汉语与阿尔泰语判断句相融合的叠加式。对于一种新成分或与汉语常规句型完全不同的新句型的出现，如果不能从汉语自身发展的规律得到解释，就要联系这种新成分、新句型出现的社会历史背景来寻找原因。A、B、C、D四种特殊判断句型同时出现在元代，而不是其他朝代，绝非偶然。退一步说，即使把C、D两种句型看作是古汉语以“是也”结尾的判断句的仿用，那么这种系词后置的判断句型之所以在元代被激活，也还是要从元代特殊语言背景去找原因。前面曾指出，元代资料中作“便是”，明代资料中多作“是也”，这种现象倒很可能是有意向古汉语以“是也”结尾的判断句靠拢的反映。
4.2 袁宾(1992)指出某些汉译佛经和唐宋与佛经有关的文献中，有以“是也”或“是”结尾的特殊判断句，并认为唐宋以及元代文献中的“主语＋表语＋是”的判断句正是来源于佛经。到底应该怎样看待此类句子，这是本文必须面对的又一问题。先看佛经中的例子（引自袁文）：
(67)尔时导师，即我身是。五百贾客，诸弟子皆是。（《生经·佛说堕珠著海中经》）
(68)佛告舍利弗：时孔雀王者，我身是也；时国王，汝身是；时夫人者，今调达妇是；时猎师者，调达是也。（《旧杂譬喻经》卷上第二）
(69)佛告诸比丘：童子者，吾身是也；妻者，俱夷是；四姓者，调达是。（《六度集经》四十五）
以上诸例可归纳为三种类型：
(a)
：时孔雀王者，我身是也｜童子者，吾身是也。
(b)
：时夫人者，调达妇是｜四姓者，调达是。
(c)
：时国王，汝身是｜尔时导师，即我身是。
其中a式与前举先秦文献里以“是也”结句的判断句相似，由于汉魏六朝与先秦时代相距不算十分久远，可以认为a式是先秦句式的仿用。在《旧杂譬喻经》例中，a、b、c三式出现在同一段话之中，b、c两式似乎是为避免句式单一而对a式所作的简化，即：b省去“也”，c省去“也”和“者”。但是令人生疑的是，按照古汉语判断句句法，如对位于句末的“是也”加以省略，则只可省去“是”，不能省去“也”，为什么汉译佛经却作相反的选择？带着这个问题，我请教了英国牛津大学专攻佛典的研究员自运尼师。她告诉我，梵文文法，判断句主语与表语间不用be动词。汉语说“我是学生”，梵文作“我，学生”；但在强调说明时，可在表语后加上be动词，作“我，学生是”。这使我推想，汉译佛经中以“是”结尾的特殊判断句很可能是译者受梵文影响而产生的句式。上引佛经各例都是在强调事实真相时的解释说明，不是一般的陈述介绍，正是强调式。这种以单个“是”字结尾的判断句在此前和同时期的其他汉语文献中还未曾见到，这也说明这种句式的出现应有特殊背景。从语言类型上看，梵文和阿尔泰语的判断句有相似处，即在主语和表语间都不用系词。它们也有不同处，即阿尔泰语在句末通常要用判断动词或助词，而梵文一般不用；但梵文的强调式判断句可在句末用“是”，因此从句子表层看，梵文的强调式判断句跟阿尔泰语的判断句很相似。如果不从文献的时代背景和特质去找原因，不分清时代层次，就会把元明时期的特殊判断句的来源上推到汉译佛经的特殊判断句（注：杨永龙教授用电脑检索到佛经文献中也有少数“S是N是也”式判断句：
(1)时彼世中正定深满功德威持咒神王者，亦非别人，即是海妙深持自在智通菩萨摩诃萨是也。（《大乘同性经》卷上，《大正藏》卷十六，P645b）
(2)又彼过去伽罗尸弃辟支佛边，手执伞盖，作荫人者，还是即今此耶输陀比丘身是。（《佛本行集经》，《大正藏》卷三P823b）
在五代禅宗语录《祖堂集》中也看到少数例子：
(3)白牛是能证之人，故即是文殊是也。（卷二十“五冠山瑞云寺和尚”）
这类“S是N是也”句式应是汉语“S是N”和“S,N是也”两种判断句格式的叠加，“是也”的“是”已失去原先的指代性，“是＋也”重新分析为一个表示肯定的语气词“是也”，可看作语气词“也”的强调式。）。
袁宾在文中还举出唐宋文献中的特例，如：
(70)我丈夫，张协是。（《张协状元》第三十五出）
(71)佛之弟子，不是余人，即舍利弗是。（《敦煌变文集·降魔变文》）
(72)若说我家夫主，佛弟难陀是也。（又《难陀出家缘起》）
(73)道信禅师，贫道是也。（《五灯会元》卷二牛头山法融禅师）
《张协状元》的判断句中仅一例以“是”字结尾（其他都出现在主语和谓语之间），出现在【五更传】唱词中。这段唱词的韵脚字为“是、飞、底、睡、第、义”，因此，应是出于韵脚的需要才将“是”字后置的。《降魔变文》“即舍利弗是”跟佛经“即我身是”句式一样，应是同类题材文献对佛经句式的沿用。另两句以“是也”结尾的判断句，可以看作是对自先秦“圣人，百世之师也，伯夷、柳下惠是也。”到汉魏六朝佛经“时孔雀王者，我身是也”句式的继承（注：对元代特殊判断句A、C两式在N和“便是”之间加“的”的用法提两点不成熟的想法。一是日语和朝鲜语的判断句有“S+N＋是”和“S+N＋的＋是”两种，加“的”的一般用在解释原因或强调的场合，可称为强式。对比元代特殊判断句也有加“的”和不加“的”之分，我们推想，很可能加“的”的那种是一种强调式的判断句，由于汉语正好有在称谓词后面加词缀“底／的”的用法，于是就被用在了强式判断句中。另一种可能是跟古代判断句“S,N者是也”句型有关，这个句型自先秦至元明的文言文中一直沿用，由于“者”与“的”相对应，于是就把“N者是也”改为“N的是也”。）。袁文曾指出这些用例都出现在跟佛经题材和佛教有关的文献里，恐怕跟汉译佛经文献语言的影响密切相关，这个推想是有道理的。总之，对于上述几个例子应联系汉语语法史、联系时代社会背景和文献的性质作具体分析，有的或是对古代“是也”后置判断句式的变换仿用，有的恐怕要从横向寻找原因。
5.结语
在汉语判断句的发展历程中，出现了两次异质语言的影响。第一次是汉译佛经语言的影响，其实质是梵文佛典文法通过译经者的汉语译文影响汉语。在佛典译文的影响下，一是汉语文献中出现了少数以“是”结尾的特殊判断句，尽管这类句子很少见，且都出现在与佛教有关的特定文献中；二是在汉魏六朝激活了先秦以“是也”结尾的判断句，这有利于这种句型得以断续沿用到近代汉语。第二次是金元时期阿尔泰语对汉语的影响，其影响面比前一次要大，要广。在四种特殊判断句句式中，有类似阿尔泰语直译体的C、D型，也有汉语与阿尔泰语相融合的叠加式A、B型。虽然C、D式与先秦以“是也”结尾的判断句形似，但不能机械地认为二者有直接来源关系；另一方面也不能否认，由于汉语古代就有这种“是也”后置的句式，而且在汉魏六朝乃至唐宋时期的文献中时有出现，这就提供了元明时代的汉语比较能容纳C、D式的内在语言条件。
语言接触是元明特殊判断句产生的直接动因，但由语言接触而产生的新句型能否立得住，能立多久，还要看它与汉语语法有无相容性，能否真正融入汉语语法中去。由于元明时期的特殊判断句（尤其是A、B式）跟汉语的判断句结构差异太大，所以它们随着元朝的灭亡逐渐退出了语法史舞台。
引书目录
额尔登泰、乌云达赉校勘《蒙古秘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
方汝浩（明）《禅真逸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
高明（元）著，钱南扬校注，《元本琵琶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钱南扬校注《永乐大典戏文三种》，中华书局，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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佚名（一说为罗贯中作）《残唐五代史演义传》，宝文堂书店，1983。
佚名《新编五代史平话》，中国古典文学出版社，1954。
臧晋叔编《元曲选》，中华书局，1979。
《孝经直解》（原题《新刊全相成斋孝经直解》），来薰阁，影元刊本，1938。
《幽闺记》、《荆钗记》：据毛晋（明）编《六十种曲》，中华书局，1982。
《元典章》（原题《大元圣政国朝典章》），（日）影元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