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研及其政治话语的兴起：1930-1942——以毛泽东的调研文本与实践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话语论文,文本论文,政治论文,中心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码号】1674—0351(2014)05—0078—16 一、问题与限定 调研，即调查研究。作为一种带有普遍性的人类实践活动，“调研”之事古已有之。《尚书·禹贡》中“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的记载，大约算是最早的“调研”活动了①。此后，晋人皇甫谧在其《帝王世纪》中对有夏一代的地域大小、人口数量言之凿凿②，虽终不可以为信谳③，但偌大神州，欲划定九州、厘清民数无论如何也离不开调查研究。 何谓“调查研究”?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调查”指为了了解情况进行考察(多指到现场)，“研究”则指探求事物的真相、性质、规律等(《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本文不拟将“调研”在这一意义上使用。换言之，作为本文讨论对象的“调研”，首先乃是在一种一般性的抽象意义上使用的；其次，它是一种普遍性的人类实践活动，它可以“公共”的面貌出现，也可以呈现为某种“私人活动”；最后，它是一种以认识事物，解决问题为基本目的的动态实践。 本文考察的乃是发生在中国的调研话语、文本与实践。更进一步说，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试图勾勒一种关于调研的政治话语在中共党内诞生、演变、发展与兴起的历程。尽管如此，在切入这段历史之前，本文拟简要回顾20世纪初中国大地上发生的“调研”实践，这将为后文的考察提供一种背景式描述。通过这一历史考察，我们将发现，西学东渐以前，传统中国的调研，基本处于一种自发状态，无论官方抑或民间，均未对调研实践本身予以反思或关注，较为典型者如清季民初官方开展的民事习惯调查。待西风东进之后，特别是随着西方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进入中国，调研实践本身开始得到重视和反思而逐步呈现为自觉状态，并一度在民国时期兴起一股调研高潮，开启了调研的社会学时代。当其时，由于各种内外部因素的影响与作用，在中华大地上形成了一些在旨趣与方法论方面各具特色的“调研共同体”，④他们分别以自己的调研实践，丰富了对当时中国的认识。其中，对现代中国的发展进程最具影响力与冲击力者乃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创的中国调研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它从一开始便与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紧密相连，从而具有鲜明的阶级属性与政治属性。特别是，随着毛泽东在中共党内权威的最终确立，一种有关调研的政治话语在党内开始全面兴起。那么，这种话语诞生的背景与动因是什么?它又经历了怎样曲折的发生、发展、乃至最终兴起与确立的过程?其中又有哪些重要的机制促成了这种话语的兴起?这些问题将成为本文考察的线索与重心。 必须说明的是，本研究不可避免地涉及历史人物与事件的选择问题，而这种选择并非随意为之。之所以以毛泽东的调研文本与实践为中心，其理由在于，一方面，毛泽东无疑是中国调研的马克思主义学派中最为杰出且最具代表性者，他的调研文本与实践对于现代中国政治与社会发展进程的影响力是任何他者所不可比拟的；另一方面，调研的政治话语在中共党内之诞生、发展乃至兴起又始终与毛泽东的个人实践及其在党内的话语权威紧密相连，甚至可以说，毛泽东对于调研的政治话语在中共党内的兴起有着决定性的作用。而将考察的时段限定在1930至1942年间则是因为，这一时期涵盖了调研的政治话语在中共党内从发生到全面兴起的曲折历程，经由此一时段的回溯，我们大致可以厘清前述一系列中心问题。当然，在材料的选择方面，我将基于问题研究的需要，充分考虑历史本身的横向相关性与纵向相关性，扩充相对重要的其他史料以充实论证。在研究方法上，本文将既有宏观的历史考察，又有微观实践语境的分析，又或者是，在宏观的历史考察与微观的语境分析中穿梭往返来推进论证，力图勾勒出一段话语兴起的曲折历史。 二、近现代中国的调研实践：类型与旨趣 西风东渐之前的古代中国，无论官方抑或民间的调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都与北宋肇始的所谓“实学”思想休戚相关，易言之，“实体达用之学”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古代调研的基本精神。所谓“达用”，又体现为两个方面的涵义：一是“经世之学”，即用于经国济民的经世实学，我国古代的官方调研大多可归于此类，它主要偏于满足“经世”之用；二是“实测之学”(也叫“质测之学”或“格物游艺之学”)，即用于探索自然奥秘的自然科学。对此，福柯曾说，在中世纪末，自然科学在某种程度上是从调查实践中诞生的。[1]252事实上，我国古代民间如徐霞客、李时珍等人对于各自领域的探索和调研即属于此类。[2]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调研主要呈现为自发状态，基本上是一种纯粹的目的导向行为，但作为一种实践活动，其本身长期以来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和反思。这主要体现在，这一时期，有关调查的指导思想、调查方法与技术、以及更高层次上的方法论问题等，均未有过自觉关注与反思，调研充其量只是一种达致个人或公共目的的方法、手段或路径。 伴随着西学东渐的潮流，调研开始在老大中华呈现出崭新的气象。大致说来，至少有三类调研实践值得注意。 第一类当属清末民初的官方调研实践。其中较为引人注目的，无疑是晚清与民国两次著名的民商事习惯调查。 清末的民商事习惯调查起于晚清修律的大背景之下，其宗旨在于“参考各国成法，体察中国礼教民情，会通参酌，妥慎修订”，“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⑤本次调查开始于光绪33年(1907年)10月。是年10月27日，清廷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等开馆办事，各省则成立“调查局”，各府县设调查法制科，各地除专职调查员外，还有各地方官、各社会团体及其他个人(如乡绅)参与其事，可谓组织严密。[3]1908年，沈家本主持的修订法律馆制定了《调查民事习惯章程十条》，对民事习惯调查的具体方法作了规定。此次调查收获宏富，成果丰硕⑥，其之所以取得成功，主要得益于其较为完善的制度保障(宪政编查馆设立的调查局制度)与组织保障(修订法律馆建立的咨议官制度)。遗憾的是，此次调查终因清王朝覆亡而告终结，前后历时共四年。 稍后的民国民商事习惯调查运动直接发端于民国六年(1917年)10月30日奉天省高等审判厅厅长沈家彝呈请创设民商事习惯调查会一事，1918年在全国铺开，有关调查启动之缘由，沈在其呈文中写道： 窃查奉省司法衙门受理诉讼案件以民事为最多，而民商法规尚未完备，裁判此项案件于法规无依据者，多以地方习惯为准据。职司审判者苟于本地各种之习惯不能尽知，则断案即难期允惬。习惯又各地不同，非平日详加调查，不足以期明确。⑦ 可见，此次调查起因于当时民商事审判实践之需。由于司法部并未对具体调查项目作统一要求，调查的具体执行由各省自行决定，故各省习惯来源与参考资料等相关信息均参差不齐。民国民商事习惯调查在1918到1921年间达致高潮，此后渐归于沉寂。 清末民初的两次习惯调查均由官方启动并组织实施，规模宏大，涉及面广。作为一种官方调研实践，其目的和宗旨主要在于满足当局治理的现实之需，仅限于提供实现特定目标的现实依据。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它与传统中国的官方调研并无二致。调研之于官方，其最为显著的特征在于其工具性，调研作为一种实践活动本身并未受到调研主体的重视与反思，当然也就更谈不上方法论的自觉了。 第二类可称之为“学院派”的社会调研实践。由于西方社会学、人类学的介入，古老中国步入了调研的社会学时代。这不仅意味着，调研本身开始受到调研主体的关注和重视，开始采用所谓“科学的理论以及方法与技术”⑧，还意味着一种具有系统方法论意义的更为精致的社会研究技术开始形成，并终于在民国时期形成一个高潮。这类“社会调查”早先是以一种“舶来品”的面貌由一些院校、特别是教会学校中的外籍教授引入国内，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蔚然而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中国社会调查运动”，这场运动的直接参与者李景汉曾称之为一场“真正的革命”。[4]前言这些投身中国的调研者尽管各自怀有不同的目的，但促成这种崭新的社会调查模式在中国兴起的原因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外国人希望通过社会调查来认识和研究中国社会，如，曾经写过《中国乡村生活》的美国传教士明恩溥(ArthurH.Smith)，与其他西方传教士一样，他们在中国从事社会调查的目的乃是“为了找到一条可以把中国转变成基督教国家的路径。”⑨二是受欧美社会调查研究范式影响的中国学人同样希望认识自己的社会。[5]37关于这一点，我国早期的社会学家陶孟和在倡导“社会调查”时的一段表述颇具代表性： 我向来抱着一种宏愿，要把中国社会的各方面全调查一番。这个调查除了学术上的趣味以外，还有实际的功用。一则可以知道吾国社会的好处，例如家庭生活种种事情，婚丧祭祀种种制度，凡是使人民全体生活良善之点，皆应保存；一则可以寻出吾国社会上种种，凡是使人民不得其所，或阻害人民发达之点，当讲求改良的方法。[6]107 由此可见，致力学术研究与追求社会改良乃是当年“学院派”社会调查实践的初衷所在。 与第一类的官方调研实践相比，学院派社会调查自然也有其工具性的一面，但显然不同的是，作为一种实践活动的调研本身开始受到理论关注与反思，这主要涉及到与调研实践相关的理论渊源与预设、调研的基本原则、调查方法及方法论等问题，⑩有关此类问题的理论关注与反思立基于学院派调研共同体自身的理论学养和以问题为导向的学术调研实践，并逐步形成一门相对独立的专门学问。以至于有论者认为，学院派调研实践本身就蕴含了特定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和解析问题的策略，从而成为可以透视清末民国各新兴社会科学门类之间历史关联的窗口。[7]编者前言更为重要的是，这类实践者在调研活动开始前即抱持某种理论预设，在活动中则遵循一定的理论原则指导并始终重视调研方式方法的选择，而在调研结束后往往会上升到方法论的层面予以反思，故而，理论反思性成为此类调查实践的一大特点。 第三类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对根据地或解放区的实地调查；正是这支调研力量，奠定了中国调研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基础和方向。与当时大多数“学院派”社会调研实践不同的是，共产党人的调研实践主要为了适应革命实践之需。如，仅在1927年到1934年间，毛泽东亲自从事的调查就包括湖南的长沙、湘潭、湘乡、衡山、醴陵五县调查(1927年春)、宁冈、永新两县调查(1928年春)、寻乌调查(1930年5月)、兴国调查(1930年10月)、东塘等处调查(1930年11月)、木口村调查(1930年11月)、赣西南土地分配情形调查(1930年11月)、分青出租问题调查(1930年11月)、长冈乡调查(1933年11月)、才溪乡调查(1933年11月)等。[8]14这些调查的主要特点在于，通常以马克思主义为基本指导思想，阶级分析成为其主要的研究方法，通过对经济基础和生产关系的实地考察，揭露阶级关系、阶级矛盾、阶级剥削的状况。 共产党人的这一努力被认为是“基于实践的观念”，“从现实中出发、实践中反思的、基于中国本土特色的社会调查道路。”[5]8应该指出的是，以陈翰笙、薛暮桥为代表的一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人基于政治自觉，按照学术规范展开的社会调查，尽管仍保留着学院派社会调查的旨趣与特色，(11)但在指导思想、研究方法及目的方面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的调研实践保持着相当程度的一致性。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他们的调研实践当然地属于中国调研的“马克思主义学派”。 较之前两类实践，共产党人的调研实践在一般的工具性层面当然存在一些共性。特别是与学院派相比，同样不缺乏对调研实践的理论反思。但必须指出的是，这两类共同体的理论反思在面貌与旨趣方面却存在着显著差异。一方面，从两类反思的总体面貌而言，如果说学院派调研共同体对于调研实践的理论反思往往因其学养背景(包括学者个人的师承关系)、理论立场与偏好(包括理论渊源与预设)、问题意识的不同而呈现出差异化与多样性，那么，马克思主义学派的调研共同体借以反思调研实践的理论渊源与预设较之“学院派”调研共同体显然更为单一化且更具同一性，即均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为指导。另一方面，从两类反思的旨趣来说，其显著差异在于，学院派调研共同体的理论反思既表现出社会改良的实践旨趣，更有学术研究的理论抱负，“社会调查”在现代逐步演变为一门内容丰富、体系完整的专门课程即是显例；相比之下，马克思主义学派的调研共同体关于调研的理论反思，其目的完全在于服务于革命斗争的实践，因而呈现出更为强烈的实践旨趣。甚至可以说，这种理论反思本身即构成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关于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循环往复过程中的一个环节。 正是因此，马克思主义学派调研共同体中的早期成员如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陈云等中共领导人在不同时期都曾就调查研究的指导思想、方法及方法论等问题有过较为深刻的理论阐述。最典型的莫过于毛泽东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在这篇作于1930年5月的著名文章中，毛泽东基于当时党内的政治形势对此前多年的调查研究实践进行了理论反思，特别是对调查的意义、目的、对象、内容和方法以及方法论进行了深入阐述，表现出较为成熟的理论自觉。但最为突出的特点，莫过于对实践性的强调。易言之，共产党人的调查研究本身是对作为其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之根本特性——实践性的现实体现，加之调查研究在当时乃是为了革命斗争的实际之需，这使得这一调研类型的政治色彩格外突出。 如果说，传统的官方调研(如清末民初开展的大量官方调查)虽服务于政治，但充其量不过是一种“治理之具”，近现代以来的学院派社会调查虽也可为“资政”之用，却终属“天下之公器”；那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的调研实践则从一开始便具有鲜明的阶级属性与政治属性，或者说，其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实践。 三、调研的政治话语之肇起：一种背景分析 要理解共产党人的调研本身乃是一种政治实践，可从有关调研的政治话语之兴起这一现象入手。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共党内有关调研的政治话语之兴起，极大地影响了1949年后中共的执政实践，当然也包括调研实践，这种影响一直延续至当代并被赋予了崭新的实践内涵。只是，受本文论域所限，将不拟探讨这一影响及其后果。这里主要依据调研的政治话语在中共党内之发生、发展、直至兴起的内在理路展开讨论，以期对这一过程获得较为详尽的认知。 对于“政治话语”这一概念，本文并不拟在“政治即语言、语言即政治”这一具有概念泛化之危险的意义上使用，而更愿意采用冯·戴伊克(Van Dijk)的建议，将政治话语限定为“主要是政治性”的话语，是政治领导人的一种政治行为，在政治进程中具有某种直接功能。[9] 以此来看，倘若存在着一种有关调研的政治话语，当属毛泽东于1930年5月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首次提出的“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这一论断。在这篇原题为《调查工作》的文献中(12)，毛泽东从认识论的高度强调，对周围环境和客观事物作系统周密的调查，乃是共产党人了解情况，取得正确认识的根本途径。在毛泽东看来，调查就是解决问题，共产党人做调查研究，就是为了解决中国革命的各种问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该文中，毛泽东将调查研究作为实现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正确结合起来、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本途径和方法。他指出： 必须洗刷唯心精神，防止一切机会主义盲动主义错误出现，才能完成争取群众战胜敌人的任务。必须努力作实际调查，才能洗刷唯心精神。[8]5 在这里，调查研究经由与一个政党的思想路线斗争发生关联，最终成为了这种思想路线的一种外化与实践，从而被注入鲜明的政治意蕴。当代西方著名的话语分析学者诺曼·费尔克拉夫在其《话语与社会变迁》一书中曾写道：“我不是要说各种特殊类型的话语实践具有内在的政治或意识形态的价值，而是要说，在不同社会领域或不同机构背景中，不同类型的话语有可能以特定的方式获得政治的或意识形态的‘介入’(invested)。”[10]63以此来看，有关调研的话语又是经由何种特定的方式获得了“政治的或意识形态的‘介入’”，从而演变为一种政治话语的呢?在笔者看来，要理解这一问题，至少须注意两个方面的因素： 一是当时共产国际对中共控制的相对弱化，这可以视为调研的政治话语出现的重要背景性因素。1960年7月，周恩来在北戴河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委书记会议上曾对共产国际与党的关系表达过如下看法： 共产国际的成立和解散，都是必要的。……毛泽东同志说它是两头好，中间差。两头好，也有一些问题；中间差，也不是一无是处。共产国际的成立，当然是必要的。它对各国党的建立和成长起了很大的作用。后来各国党成长了，成熟了，共产国际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11]300 应该说，这个事后评价是相当客观公允的。他将共产国际的活动分为三个八年，即前期(1919-1927)、中期(1927-1935)与后期(1935-1943)。以共产国际对中共党内事务的干预与影响大小来说，按照周恩来的说法，中期为最大、初期其次，影响最小者当是后期。[11]312要指出的是，这大抵是依据共产国际在路线、方针、政策方面对中国革命的负面影响而言的。事实上，仅就1923-1927年的五年中，苏共中央政治局为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就开过122次会，作出过738个决议，平均两天半一个。[12]16因此，苏共中央在前期对中国革命之关注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有关共产国际在当时对中共中央正式控制与干预的实际后果，美国学者詹姆斯·R.汤森(James R.Townsend)等人认为，由于种种原因，共产国际在1927年至1934年期间对中共中央的正式控制已然不如1921至1927年期间，苏联领导人在此后更加关注欧洲事务，而较少纠缠于自己国内对华政策的政治意义。最为重要的是，当时中共将战略重点转向农村后，出于生存的需要及地理分散等原因，加之共产党内不同派别因争夺党的领导权而在客观上形成的竞争态势，使得共产国际的控制在苏区相对弱化，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苏区中央在诸多问题上得以保有一定的自主性。[13]62-63 正是由于共产国际对于中共的控制在1927年之后趋于相对弱化，在客观上为毛泽东在苏区践行自己的思想路线创造了空间。尤其是在当时庞大的共产国际话语模式笼罩之下，(13)这种控制的弱化趋势也给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苏区中央发出自己的声音创造了条件。这种发声本质上是与笼罩其上的共产国际争夺话语权，“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这一论断正是有关这一话语权争夺的最为直白的表达。 二是党内话语权的争夺成为调研的政治话语兴起之主要动因。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示范效应以及联共的唯一执政党地位共同塑造了共产国际的政治权威，这种权威主要包括三种形式，即组织权威、物质权威与思想理论权威。[14]50 1930年代初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苏区中央一方面要面对共产国际经由“留学生派”发号施令的组织控制；另一方面，还要面对共产国际强大的话语攻势，因为话语越强大，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控制就越有力，成本也越低。[15]54在有形的组织干预与无形的话语攻势面前，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以较为隐晦的方式表达过自己的态度： 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怎样纠正这种本本主义?只有向实际情况作调查。[8]4 这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视为毛泽东对当时共产国际及其王明宗派集团话语权威的某种挑战，只是这种挑战显得较为隐晦，其隐晦性在于它并未直接对共产国际及其代言人的某种话语给予直接的反驳，而是转而着眼于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一般性态度方面，借助在党内获得高度认同的马克思主义实践性话语来争取合法性。 当然，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关于调查研究的论断在党内的合法化，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植根于中共群众话语的“天然”合法性。有关这一点，早在1922年7月中共二大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中就明确宣示： 我们共产党，不是“知识者所组织的马克思学会”，也不是“少数共产主义者离开群众之空想的革命团体”，“应当是无产阶级中最有革命精神的大群众组织起来为无产阶级之利益而奋斗的政党”……我们既然是为无产阶级奋斗的政党，我们便要“到群众中去”要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我们既然要组成一个做革命运动的并且一个大的群众党，我们就不能忘了两个重大的律：(一)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15]13 正是基于共产党作为一个“群众党”的本质属性，毛泽东的“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去!”这一号召才能成功地将天然合法的群众话语与调查研究的话语衔接起来，从而一方面使“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这一论断从一开始就就具有某种政治上的正确性，(14)并为它在后来的中共政治实践中获致相应的权威奠定了群众基础；另一方面也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苏区中央争夺党内话语权注入了政治合法性。 四、从“论断”到“口号”：1930-1931 毛泽东是一个热衷于提出、创造与使用口号的能手。[16]225大约在《反对本本主义》发表时隔一年后的1931年4月2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向红军各政治部和地方各级政府发布《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对“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论断作了进一步的补充和发展，《通知》的末尾提出，“我们的口号是：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在这份由毛泽东亲自起草并以总政治部主任名义发出的通知中，“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以其简洁明晰的表达与浅显易懂的内容由先前基于多年调查实践生发的“论断”演变为一种党内的“政治口号”。这种看似并无太多变化的“演变”，至少具有两个层面的意义： 一是调查研究作为中共党内部分精英所习用的一种工作方法，第一次以“政治口号”的形式得以广泛传播。这就意味着，此前只是作为一种精英论断的“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获得了在党内基层得以普及的通俗形式。口号的简明有力、易懂易记使得它在政治动员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正是因此，以口号唤起民众动员民众的历史可以追溯至相当久远的过去。及至中共登上历史舞台，政治口号已然发展为一种相当成熟的“政治技术”，这一技术的最大优势体现在它可以经由公开宣示政治立场、公然陈列政治群体间的矛盾和斗争，从而在短时期内快速凝聚公众情绪以进行政治动员。作为一个群众性的政党，中共向来重视宣传和组织工作，为了发动群众，振奋革命斗志，政治口号很早就受到高度重视并被娴熟地加以运用。早在1928年10月，刘少奇就深刻地认识到，“在群众一切争斗中，口号的作用极大。它包括争斗中群众的要求和需要，它使群众的精神特别振作，特别一致，发生强有力的行动。”[17] 二是相较于抽象的调研理论说教，政治口号在充当沟通精英与底层大众之桥梁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使此前中共党内精英在意识形态社会化过程中“自说自话”的尴尬情状有所缓和。 有关这一点，王奇生曾在其《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一书中，以当时中共机关报《向导周报》为例，引述了1926年8月6日《向导周报》一名署名“冬原”的读者来信，来信以“冬原”家乡的情形为例，说农民不仅看不懂《向导》，也买不起《向导》。进而指出当时作为启蒙者的中共精英与作为被启蒙者的底层农民之间两不搭界的隔阂状况。[18]63-64尽管后来《向导周报》的记者在给“冬原”的答复中仍然坚持“不能兼顾通俗化”的立场，但还是承认，“他方面革命思想之通俗化，亦是刻不容缓的事”。(15)而“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这一政治口号的提出，恰是中共精英有关调查研究的思想理论之通俗化大众化的重要一步。 这种通俗化在事实上也因应了当时中共党内党员成分与构成的变化。这乃是因为，早在1928年9月，中共湘赣边界党组织在井冈山地区就开展了一场以清洗党内地富出身党员为目标的“洗党”斗争，之后，革命的主体已从此前的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转变为农民阶级，[19]6中共依靠由贫困农民组成的红军建立起来的苏维埃政权，面对那些甚少或者几乎没有马列理论准备的农民党员，要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调查研究的动员，一个既强有力又听得懂、记得住的政治口号自然不可或缺。 五、制度化的受挫：1931-1934 一种政治口号要真正深入人心，真正获得党内普通成员的强烈认同，除了自身的合法性基础外，一方面它要依赖于口号倡导者的制度化权威，另一方面还必须借助于一些制度性的条件。“这些条件对其普遍化的整理与强制推行来说乃是必需的”。只有如此，它在一定政治权威的管辖范围内才能为人们所(或多或少地完全)了解和承认。[20]17值得注意的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一话语经由《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第一次进入了党内的规范化文件，这使得它不再仅仅停留在党内个别精英人物的个人主张和观点层面，而是开始演变为一种党内的公共话语。只是，这种制度化权威与制度性条件的获得在当时显然并不顺利。 1931年1月，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者通过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占据了中共中央的统治地位。同年11月召开的中央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赣南会议)，撤销了毛泽东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和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职务，其党的领导权已被剥夺。1932年10月召开的宁都会议，进一步撤销了毛泽东的军事领导职务。这意味着，调研口号倡导者的制度化权威进一步削弱。 从1931年到长征前夕，党的中央委员会事实上被“归国留学生派”控制，[21]25共产国际正是通过这一团体维持了它对中共的领导。1935年10月15日，陈云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上曾经指出：“共产国际在红军中的威信是极高的。如果共产国际的材料或决议传到中国红军战士手中，马上就会引发一股钻研材料、领会精神的热潮。”[22]而此时的毛泽东却并未受到“留学生派”掌控下的中央应有之重视。张闻天后来在1943年12月16日的延安整风笔记中就坦承道： 我一进中央苏区，不重视毛泽东同志是事实，……同他关系也还平常，他的文章我均给他在《斗争》报上发表。但究竟他是什么人，他有些什么主张与本领，我是不了解，也并没有想去了解过的。[23]79 当然，一如前述，此一时期毛泽东在江西苏区的诸多事项上仍然保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1933年11-12月，也即第二次全国苏维埃大会召开前夕，毛泽东敏锐地认识到，上级苏维埃工作人员“发得出很多的命令与决议，却不知道任何一个乡苏、市苏工作的实际内容”，并且已然成为当时苏维埃工作的障碍。[8]286为了以活生生的事实反击王明“左”倾路线的各种瞎说，毛泽东相继完成了上杭县才溪乡与兴国县长冈乡调查；在二次全苏大会上，毛泽东发行了《乡苏工作的模范(一)——长冈乡》和《乡苏工作的模范(二)——才溪乡》两本油印小册子，并分发给与会代表。[24]565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毛泽东调研思想在苏区的进一步传播，同时，这些实地调研也从实践层面进一步向全党证明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这一论断的正确性，进一步增强了调研话语的合法性。 与此同时，在“留学生派”主导下的中共党内，调研话语传播的制度化条件在当时虽并不十分理想，但很多时候会以另一种方式进行。 曾被毛泽东称赞为“党内最懂农民运动的同志之一”的王观澜(16)主编的《红色中华》在1933年7月曾告诫该报通讯员： 你要写通讯，首先你得搜集材料。搜集材料可以用各种方法去做，最主要是采访和谈话。你应该跑到田野里，找几个农民同志来谈话，实际的考察他们，怎样进行秋收秋耕，或是他们的日常生活；你应该跑到村子里去，找乡代表找红军家属或是一个普通的雇农、贫农和中农……你应该跑到各个机关和部队里……你更应该找一个政治兵或普通的战斗员……[24]270 作为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表面虽在为通讯员进行写作的方法指导，实际却可视为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与方法在中共党内的另一种贯彻形式。这在一定意义上表明，调研话语在中共党内得以传承与延递的制度化条件并未完全丧失，只是在某些时候，它往往以更加迂回而隐蔽的另一种方式呈现。 不过，一如我们所知，由于毛泽东在党内地位的边缘化，“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这一口号连同他在红军和苏区土地革命中制定的许多后来被认为正确的政策，被批判为红军中的“狭隘经验主义”(17)。关于这一点，沃马克(Brantly Womack)在《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1917-1935》一书中引用了一段中央委员会对江西苏区的批评： 红军中的狭隘经验主义对实际工作有深刻的影响。它完全否定了马列主义的革命理论，鼓励人们从其狭隘的、短视的经验出发来看待所有的问题。这只是农民的落后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将带来非阶级路线的混乱。[25]161 故而，当时在党内，毛泽东有关调查研究的论断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而调研的政治口号也未能立即在党内得以广泛传播。 六、斗争与徘徊：1935-1940 一如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所指出的，言说……在它们的历史动因中，是由冲突来推动的。(18)这一说法由调研的政治话语之兴起过程恰可得到印证。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通过对“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博古、李德的军事路线的批判和纠正，以及对中共中央领导机构的改组，[22]虽初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和军事上的领导地位，但党内此时关于“狭隘经验论”的争论硝烟仍未散尽。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毛泽东此前有关调研的话语与实践仍未获得一致认同，其在党内的政治合法性仍处于一种斗争与徘徊状态。 尽管直到1937年7月，毛泽东的《实践论》(副标题为“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问世被认为是对这场争论的一个总结。[26]38但同年11月，当王明带着共产国际的“新方针”回国后，他还必须不断地与王明作斗争。即便在改组后的中央领导机构中，毛泽东也很难说是几位地位平等的领导者中最重要者。[21]25毛泽东后来在延安整风时曾说，(1937年)十二月会议时我是孤立的[27]360。这种说法大致可以印证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之后的一段时期内所面临的强大挑战与困境。 或许正因为毛泽东意识到自己在党内所面临阻力之强大，他主张进行积极的思想斗争，认为必须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观点去揭露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重点是揭露看轻实践的教条主义这种主观主义”。[28]282而这种“看轻实践的教条主义”恰是调研的话语与实践在党内得以真正确立的根源性阻力。 值得注意的是，《实践论》的主要思想最初是毛泽东于1937年7月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以哲学课程讲授的方式得以传播的。在作为中共领导下以培养抗日战争中军事政治领导干部为目的的学校延安抗大进行《实践论》思想的传播本身也是深具意味的，一方面，与此前的《反对本本主义》相比，《实践论》并未直接指向调查研究实践，却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进一步夯实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哲学基础，丰富和发展了调查研究的基本思想；可以说，《实践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视为支撑调研的政治话语后来在党内得以兴起的必要哲学准备；另一方面，与此前着眼于经验层面的理论说教与行动号召相比，《实践论》乃是从党内精英思想意识的塑造入手来建构意识共同体，从此一意义上说，这也为一个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学派“调研共同体”的真正形成奠定了基础。 《实践论》的基本思想面世后约一年零2个月，在延安桥儿沟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对王明右倾错误的基本克服意味着毛泽东于遵义会议后在党内所遭遇的挑战与困境基本消解，同时也表明，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得到进一步确定。随后，由于受到当时抗日局势及国民党第一、二次反共高潮的直接影响，他将更多的精力倾注于思考中国向何处去这个方向性的重大问题。由于思考与实践重心的转移，使得中共党内的调研话语此时一度处于徘徊甚至隐匿状态。 有关这一点，若以“调查”或者“调查研究”作为关键词检索毛泽东在1938年底至1940年初这段时期的讲话与著作，可以发现，有关调查研究的言说甚为少见。其中仅有的较为直接论及调研的一例，是毛泽东于1939年10月1日为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编辑的“时事问题丛书”第二集《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一书题写的序言——《研究沦陷区》一文，“序言”中明确指出： “瞎子摸鱼”，闭起眼睛瞎说一顿，这种作风，是应该废弃的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或者说，“研究时事问题须先详细占有材料”，这是科学方法论的起码一点，并不是什么“狭隘经验论”。[29]248-249 这本由解放社在1939年出版的材料书及其序言，后来虽因毛泽东的倡导而一度成为中共干部的必读著作，但囿于当时时局与工作重心的转移等因素，上述有关调查研究的言说并未引起更大范围的反响，易言之，调研话语在此一时期仍未在党内获得广泛认同与传播。 七、回归与兴起：1941-1942 政治话语不仅是权力斗争的场所，而且也是权力斗争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10]62。关于调研的话语在中共党内所经历之曲折历程，亦始终折射出毛泽东在党内的话语权威之升沉变迁轨迹。 为了从根本上肃清主观主义在中共党内的影响，1941年初毛泽东决定将他早期的农村调查报告汇编成《农村调查》一书出版。这大致可以视为调研话语在中共党内重新回归的标志性事件。毛泽东在当年3月17日为该书撰写的第二篇序言中指出：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话，虽然曾经被人讥为“狭隘经验论”的，我却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坚持没有调查是不可能有发言权的。[8]17 《农村调查》一书在延安的公开面世实际上是稍后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并领导的党内学习运动的前奏与必要准备之一。甚至可以认为，在接踵而至的大规模党内整风运动中，这一文本在当时既是众多党内其他成员重新认识调查研究的重要读本之一，也是他们开展调研实践与习得调研话语的示范性摹本。对此，马克·赛尔登也有过类似的判断，他说，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进一步加强了他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权力。他的著作及领袖风范被第一次当作党的政策以及精神的化身[30]192。 一如布迪厄所指出的，在使一种官方语言得以建构、合法化和强加的过程中，教育制度起到了一种决定性的作用：“塑成了各种相似性，从这些相似性中，那种作为民族黏合剂的意识共同体得以产生。”[20]24无论毛泽东本人当时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事实证明，在随后的延安学习运动中，他所制造与推动的规训性力量在党内产生了极大的驯服效应，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涵盖了党内绝大多数成员在内的具有绝对优势地位与支配性话语权的意识共同体(或调研共同体)。而这种成功主要得益于以下几个方面的机制： 一是调研的制度化与组织化。制度对于一种话语的支配性地位的获得所具有的作用不言而喻。对此，还是布迪厄说得更为明白。他说，单一的“语言共同体”乃是政治支配的产物，这种政治支配由各种制度无休止地再生产出来，而这些制度则能够强加一种对于支配性语言的普遍认同。[20]19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在党内整风运动中的具体实践在客观上印证了这一点。 对于调研话语的回归与兴起而言，具有实质意义的制度化起点应该是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开篇即主张要改造全党的学习方法与学习制度并再次重申： 就要使同志们懂得，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夸夸其谈地乱说一顿和一二三四的现象罗列，都是无用的。[31]802 7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关于设立调查研究局的通知》，在调研的组织化方面迈出了具有实质性意义的一步，为调研话语与实践在党内的回归提供了必要的制度化空间。随后，中共中央于8月1日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对中央与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独立区域的区党委或省委、八路军、新四军之高级机关设立调查研究机关及其承担的主要职能与工作要求作出规定。[32]173-176同日发出的《中央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对调查研究的组织准备提出具体实施办法，规定在中央调查研究局内设调查局、政治研究室、党务研究室三个部门，对各部门具体设置作出详细规定；同时规定，在北方局、华中局、晋察冀分局、山东分局、上海省委、南方工委及各独立区域之区党委或省委设立调查研究室。[32]177-178在中央的主导下，各地方高度重视，决心甚坚，陆续出台了一些具有延伸与创新意义的举措，此一方面可从《中共山东分局关于调查研究工作的指示》中见出： 为着把调研工作真正建立起来，分局决定抽调各地调研工作干部到分局来受六个月的训练。必须把负责的干部派来，就是使工作停顿六个月也在所不惜。[33]522-523 在调研的组织化工作不断推进的同时，调研话语在党内的传播也获得了有力的制度化支持。8月16日，《中央宣传部宣传要点——欧战局势、日本政策估计、加强调查研究工作》明确要求：应在我党各种报纸刊物上，根据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说明毛泽东同志“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口号的意义，切实纠正我们在工作中的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的毛病。[32]189-190这对于调研口号及其内涵在党内的大规模传播与渗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9月26日，《中央书记处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确立了在党的高级干部中开展整风的组织形式，这意味着毛泽东开始完全按照自己的思路推进中共党内的制度与话语创新，为调研话语自上而下地渗透提供了强大组织保障与源动力。 及至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由此开启了党内普遍整风的新阶段。如果说此前一个时期中共关于调研的制度化工作主要侧重于组织准备，那么自此以后的一段时期则主要着力于检查执行方面。 3月3日，《中央书记处关于检查调查研究决定执行程度的通知》从六大方面要求各地就此前中央颁布的调查研究决定的执行情况进行答复，总结经验与教训。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种运动式的检查是极其必要且效果显著的。一如福柯所言，检查始终是与规训权力极其紧密地相联的，它是由后者塑造的，它一直是而且依然是纪律的一个内在因素[1]253，而纪律又能增强每个人的技能[1]236。作为一种党内纪律，这种检查尤其能让每一个身处其间的个体感受到规训权力的无处不在，同时也在这种权力的规训过程中渐次形成一个统一体，从而极大地提升党内整体的动员能力。 4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即所谓“四三”决定)明确要求：各机关各学校对于中央决定、毛泽东同志报告及其他中央指定的文件，要深入的研究，热烈的讨论，并将18个文件列为干部考试范围，其中就涵盖了此前发布的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毛泽东关于改造学习的报告、毛泽东农村调查序言二等直接推动党内调查研究运动的文件。在赛尔登看来，最初选定的这18个文件表明了毛泽东在党内的支配地位，其中7个文件由毛泽东署名，还有6个文件很可能也是他所作，其余文件则基本是反映毛泽东观点的中央决议。[30]193-1946月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要求进一步将延安经验向全党推广，6月16日，军队开始进行整顿三风的学习运动。[32]396-402 至此，调研的政治话语经由一系列制度化与组织化机制的推动，开始在从延安到晋绥、太行、晋冀鲁豫、晋察冀、山东和华中地区的各个根据地，以及中共设在国统区的南方局和军队中得以广泛传播与渗透。 二是调研制度的实践化。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有关调查研究的一系列指示和决定的推动下，作为一种积极响应，从延安的党中央及其各部委到各地方，从机关到群众团体，纷纷成立了各种调查团，这些不同层级、不同战线的调查团在分工方面也各有侧重，如阶级关系的变迁、政策的执行、各阶层的政治动向等问题成为党调查研究的主要方面；政权建设、三三制的执行、财政经济社会和敌伪政府等问题为政府调查研究的主要方面；群众运动、群众武装建设等问题由群众团体负责；文教建设问题则由文联和政府教育处负责。[34]94 在众多“调查团”中，最著名且历时最长的是张闻天率领的“延安农村调查团”。在陕北和晋西北进行的长达十四个月的调查中，调查团实地走访了神府、绥德、米脂、兴县等地的几十个自然村。根据神府调查，张闻天写出了近5万字的《陕甘宁边区神府县直属乡八个自然村的调查》；兴县和米脂县的调查成果则主要体现在《碧村调查》、《兴县十四个自然村的土地问题研究》等报告中。 其他较有影响的，如高岗率领的以西北局调查研究局为主的考察团，成员包括刘澜波、柴树藩、于光远等30多人，赴绥德、米脂调查研究土地问题、三三制问题、文化教育问题、社会阶级关系和党务等问题，调研后写出的一系列调研材料和报告达17种之多，如《米东农业生产一般情况》、《印斗九保调查统计》、《义合调查》、《双湖峪调查》、《常彦丞的几个租户的调查》、《常文友家庭调查》等，此外，还有一些人物传略，如《常彦丞传》、《常文友传》、《姜保齐传》、《姜鹏举传》等，在此基础上1942年又在延安出版了《绥德、米脂土地问题初步研究》一书；中央妇委与西北局联合组成的妇女生活调查团，深入边区乡村，考察农村妇女生活。1941年9月13日，毛泽东专门接见这一调查团并发表了《关于农村调查》的讲话。[35]17 差不多与此同时，林伯渠在1941年冬天率领的一支二十多人的考察团，赴甘泉、富县进行调查研究。[36]271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考察团经过调查研究，写出《党家沟社会调查材料》、《绥德延家川经济材料》等；八路军政治部成立100多人的战地考察团，对抗战现状展开调查等等。[37]22 此外，一些个人也积极响应号召投身调查，整理出一批有价值的第一手材料，如时任中共晋绥分局秘书长的肖扬在调查后写出《一个瓷窑的调查》、《一个钢作坊的调查》、《一个铁矿场的调查》，李合邦的《警区土地问题报告》、李镜波的《警区历史报告》、李涉的《印斗二保选举工作情形》等等。为了营造浓厚的调查研究气氛，这一时期的延安《解放日报》等报刊也经常登载一些个人调查材料，供党内同志效仿学习。 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41年8月26日，毛泽东亲自为高克林的调查报告《鲁忠才长征记》撰写按语，提倡“用简洁文字反映实际情况”的文风及调查研究的方法。这一调查报告与毛泽东的按语同时刊发于当年9月14日的《解放日报》。[38]137 显而易见，这是为了在当时的中共党内树立一种调查研究的典型，这种以“典型引路”达致“全面开花”的做法乃是当时延安宣传工作的重要特点之一，后来也逐步演变为中共宣传工作的一种传统。作为一种政治技术，“树典型”实际还有着更为深远的内涵，即一方面经由典型的树立，将作为精英文化的调研的政治话语渗透到普通大众(主要是党内)之中，从而潜移默化地改变党内成员的价值取向和认知框架；另一方面，政治权威还可以借由典型的政治忠诚及其人际关系网络为调研的政治话语在党内的传播与渗透建立起一个非正式的权力网络，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此前一系列正式制度安排的刻板和笨拙，(19)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调研制度的实践化进程。 三是调研话语的个体内化。如果说调研的制度化、组织化与调研制度的实践化这两方面的机制是着眼于宏观的制度与实践安排，那么调研话语的个体内化过程则体现为一种福柯意义上的微观权力规训。这一过程直接发端于1942年的“四三”决定，其中要求： 各机关各学校对于中央决定、毛泽东同志报告及其他中央指定的文件，要深入的研究，热烈的讨论，先把这些文件的精神与实质领会贯通，作为自己的武器。为此目的，各同志必须逐件精读，逐件写笔记，然后逐件或几件合并开小组会讨论，必要时由中央及本部派人作报告。在阅读与讨论中，每人都要深思熟虑，反省自己的工作及思想，反省自己的全部历史。[32]364 事实证明，这一决定对于调研话语的个体内化所产生的推动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四三”决定甫一发布，中共各地方局与军队及群众团体便纷纷出台了具体实施办法。如，4月11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在“四三”决定的基础上要求分三类细读研究并讨论中宣部指定的整风文件，其中第二类就是以《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为中心，并研究毛泽东的《〈农村调查〉序言》，西北局要求每个同志要详细看文件，做笔记，提问题，拟就讨论大纲，再进行分组讨论。[34]100-101 大约一个月后的5月23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文章《一定要反省自己》，对“反省”的具体内涵作了更为明晰的界定： 反省自己，就是把文件与自己联系起来，就是用文件所说的道理，来审查自己的历史、思想和工作，就是把文件中的道理当做尺码，来量一量自己，当做天秤，来称一称自己。[39]121-124 对于当时的中共党内成员而言，这种制度安排使每一个身处其间的个体都能感受到这种空前强大的规训力量，这种力量既直接源自中共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无条件的集中制和极严格的纪律”[40]386-389，更是福柯所谓的权力主体的匿名性与无主体性所致，在这里，每一个个体都只是这种权力关系中的一个节点，他时而为权力的实施者，时而又是权力的实施对象。由此，“一种虚构的关系自动地产生出一种真实的征服。”[1]227 这一规模空前的学习运动对中共党内成员所形成的规训力量之大，可以从张闻天的一些言谈与讲话中见出。这位在遵义会议之后曾担任过短期中共中央总书记并成为“洛毛周”领导集体重要成员的党内高层领导，在1942年初，便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率团赴陕北、晋西北作农村调查，临行前在中央马列学院的一次讲话中表示，“我没什么值得学习的，我不过是一个缺乏实际的梁上君子罢了。”[41]1035月7日，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宣部长的张闻天在晋西区党委整顿三风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又号召大家，“要决心克服自己的弱点，做马、恩、列、斯、毛的好学生，做群众的好学生。”[42]296张闻天的表白与号召一方面表明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话语权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另一方面也说明由毛泽东推动的学习运动对于党内成员个体所形成的规训力量之强大。 德罗伊森说：“因为我喜欢你这样，所以你必须是这样，这是一切教育的秘密。”(20)在权力规训的空间内，书写机制和各种文牍技术通常可以将个体建构为一个可以分类描述、度量差异、评定档次的客体，以便于话语权威进行检查与考核。正是因此，一时间党内干部纷纷将文件的学习研究与自身反省联系起来，以学习笔记、个人日记或体会的形式纷纷作出反应。 即便是张闻天这样的党内高层尚且不惜自我贬抑，自我反省，一般的中低层干部自不必说。时任中共早期重要领导人王稼祥秘书的王子野在1942年6月1日的《解放日报》发表《由“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想起》一文，其中开篇写道： 这一次在读文件的过程中，我遵从中宣部“四三”决定上所说的“在阅读与讨论中，每人都要深思熟虑，反省自己的工作及思想，反省自己的全部历史”去进行学习，对这句名言的精神才比较靠近了一步，才知道有特别重视它之必要。 文章在对“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作出自己个人体会式的解释后，反省道： 没有调查而滥发言的这种不正派的作风，我自己反省了一下，是多少有过一些的。……我常常单凭表面的印象，有时甚至单凭辗转传闻、道听途说就轻易地判定某人的好坏。这种作风难道不也是违背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真理吗?[43]153-155 当其时，类似这种个体式的自我省察与反思在中共党内是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刘型在其《读“中央关于调查研究决定”及“农村调查序言二”以后》一文中反省道： 我个人过去对于调查研究工作，在一定的范围与时期内，曾作过些(也不能不去作)。但未打开眼界，只局限于狭小的范围，更未作过系统的周密的从运动着的客观事物找出其运动规律的有意识的调查研究工作。因此，对于中国社会的认识，是片面的、表面的。[44]259 时任中央党务委员会主任的王若飞在其《“粗枝大叶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作风就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解放日报》，1942.6.27)一文中反省道： 在听了毛泽东关于改造学习的报告，及读了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后，都提出“粗枝大叶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作风，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使我为之一惊，开始注意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来省察自己的党性。[45]141 类似这种自我反思的深度往往被作为审查党性觉悟高低的重要依据，易言之，干部在政治上对党对革命的忠实程度才是学习笔记审查的重要方面，而政治上的不可信赖将会导致何种严重后果，对于刚刚经历过干部审查运动的中共党内成员来说自然心知肚明。正是因此，有人在反省时为了刻意突出深刻性而弄巧成拙，以至于因“用力过度”或引申“不当”而招致批评。陆定一在其题为《什么叫做“从实际出发”》(《解放日报》，1942.5.28)的文章中就举例说： 在我面前放着一位同志的来稿，痛骂主观主义，他说，没有调查不但没有发言权，而且连生活的权利也没有，他说，人要生活，就要生产，要生产，就要调查；猫要生活，就要捕鼠，要捕鼠，就要调查。 对此，陆在肯定这位同志的良好用意之后转而引用列宁的话批评道： 但正如列宁所说：“任何真理，如果说得过火，大吹特吹，超出了它实际应用的限度以外，便会弄成荒谬绝伦，而且非弄到荒谬绝伦不可”。调查研究，是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问题，不是生活权利问题，“发言权”是指对党的政策的发言权而言，与猫捕鼠关系甚少。 与此同时，当时对于学习笔记的抽阅与审查同样贯彻了此前《中央关于审查干部问题的指示》所要求的“极端耐心而负责”的精神。1942年5月26日，时任西北局副书记的谢觉哉在其日记中对刘景范(时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秘书长)的学习笔记评价道： 看景范的调研决定笔记：太泛了。没有逐字逐句逐段分析，也没有根据决定上的某些意义，又反省到某些事或自己。[46]355 事实上，在“四三”决定发布前后一段时期，中共党内的主要媒体刊载了大量类似的学习体会式文章，仅发表于《解放日报》上的类似文章就还有匡亚明的《论调查研究工作的性质和作用》(1941.11.29)、牛山的《实地调查经验说》(1941.1.2)、树棠的《我对中宣部“四三”决定的认识》(1942.4.23)、何思敬的《读文件有感》(1942.5.24)、刘占江的《调查研究在三营》(1942.6.1)、曹里怀的《改造自己的作风》(1942.7.13)、王思华的《二十年来我的教条主义》(1942.8.23)等。这些有关调研的心得体会式文章内容基本大同小异，或者说，它们本身乃是对调研话语的一种制度性重复与群体性操练，反之也可以说，正是在这种制度性重复与群体性操练的过程中，一种有关调研的政治话语得以重新生产出来。 一如李陀所言，很少有人注意整风根本上还是一个学习运动，更少有人注意这个“学习”主要是指话语的习得。[47]这种习得的具体方法，被概括为“眼到、心到、手到、口到”四种。“眼到、心到”即对文件的精细研读、深思熟虑；“手到”即撰写读书札记，将心得、意见、感想和反省等做笔记或写墙报；“口到”即进行质疑、漫谈、开讨论会，在会上辩论，批评和自我批评。(21)时至今日，这种要求“四到”的学习方法已发展成为中共党内的一种重要学习传统并在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委政府的治理实践中得到反复应用。 正是经由党内政治认同的强力塑造，自“四三”决定发布后，调研的政治话语在中共党内获得前所未有的高度认同，并迅速形成了一种关于调研话语的群体操练热潮。在这里，调研作为专门化的话语，从社会空间的结构与社会阶层场域的结构之间所暗藏的对应中获得其效验。在其内部，这些专门化的话语被生产出来；而这些专门化的话语的接收者们则处于社会阶层的场域之中，并且根据这种场域来解释所接收到的信息。[20]12由此，一个马克思主义学派的“调研共同体”渐次形成，而一种有关调研的政治话语也正式在中共党内正式兴起，它伴随着此后中国革命和建设历程的各个时期，而成为中共党内一种极其重要的集体政治财富。 由上述对于调研的政治话语在中共党内兴起历程的勾勒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学派的调查研究尽管起于革命实践的现实之需，一开始却并未因此而当然地获得党内的一致认同与呼应。这在很大程度上乃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学派的调研实践自始便是一种政治实践，而有关调研的政治话语从一开始便与党内的政治斗争紧密勾连在一起，或者说，毛泽东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一论断在中共党内所经历的反复与曲折本身就是当时政治斗争的生动体现。这一话语最终在全党的确立和兴起，使调研作为一种工作方法在之后的中共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以至于在1949年中共建立新政权后，调研不再单纯是一种工作方法，而是在中共的执政实践中逐步演变为一种国家治理方式。这种演变在理论上至少生发出如下几个问题需要回答，即这一演变过程遵循着怎样的内在逻辑、实践中又经历了何种曲折历程等，更重要的是，我们还要追问，中共党内的“调研”文本与实践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是一致还是悖离?抑或二者兼而有之?囿于本文主旨及篇幅，这些都需要另文专门研究。但此处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学派的调研实践之所以发展成为一种国家治理方式，至少与其自身的三个方面的特性是分不开的。 一是调查研究的工具性。作为人类认识世界的基本方式之一，调研本身的工具性效用是各种类型的调研实践得以发生与存在的基本理由，这当然与调查研究总是问题导向性的特点密切相关。一如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所说，调查就是解决问题。在中共的革命与建设历程中，调查研究始终是共产党制定各个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及策略的最为可靠也最为基础的一环，这是由共产党历史上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与教训所反复验证的。可以说，从历史和现实来看，调查研究的工具性效用发挥的程度本身也是我们衡量国家总体治理状况的重要指针。 二是调查研究的理论反思性。与学院派关于调查研究的理论反思不同，马克思主义学派的调研共同体对调查研究的理论反思始终源出于他们的革命和建设实践，始终坚持“从现实中出发，在实践中反思”，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理论反思本身即构成马克思主义认识辩证法运动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这种认识辩证法也是中共党内的调查研究由一种工作方法发展成为治理方式的理论基础。 三是调查研究的政治合法性。在中共的意识形态里，群众路线被认为是党的生命线。其基本要义在于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事实上，中共群众路线的理论基础也在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辩证法运动过程的原理。而调查研究作为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不仅在理论基础方面与群众路线具有同一性，而且其本身就契合了中共群众路线的基本要义，从而使其具有天然的政治合法性。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在中共执政后的60多年时间里，调查研究尽管在实践中呈现各种不同的形态，甚至不乏“众星拱月、前呼后拥、走马观花、蜻蜓点水”式的变形与走样，却始终在党的意识形态里得到一以贯之的强调和重视，这固然是一种文本与实践的悖离，但我们更需要注意到的是，无论是文本中一以贯之的重视抑或是实践中的变形与走样，调查研究之于中共执政合法性的某种补足作用却已然成为全党共识。 注释： ①《尚书》“禹贡”篇作为中国最早的地理著作，不仅讲述了大禹平水土、定九州这一不朽功业，而且对各州山川脉络、土壤等级、物产分布、贡赋品种等情况有明确记载。 ②晋人皇甫谧在其《帝王世纪》中写道：“及禹平水土，还为九州，今《禹贡》是也。是以其时九州之地，凡二千四百三十万八千二十四顷，定垦者九百三十万六千二十四顷，不垦者千五百万二千顷。民口千三百五十五万三千九百二十三人。”姜涛：《历史与人口——中国传统人口结构研究》，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1页。 ③清人王鸣盛在其所撰《十七史商榷》中曾质疑道：“此等实数，皇甫谧从何处得来，乃言之凿凿如是?试思虞夏及周成王年数尚且不可知，乃详述其地之顷数、民之口数，岂不可笑?”详见姜涛：《历史与人口——中国传统人口结构研究》，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2页。 ④这里的“调研共同体”，在若干层面类似于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的“科学共同体”。在《科学革命的结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一书的“后记”中，库恩写道，“一个科学共同体由同一个科学专业领域中的工作者组成。在一种绝大多数其他领域无法比拟的程度上，他们都经受过近似的教育和专业训练；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都钻研过同样的技术文献，并从中获取许多同样的教益。”(该书第177页)库恩的“科学共同体”是与他的“范式”(Paradigm)概念紧密勾连在一起的。另一方面，中国管理科学学会编辑的《管理大辞典》对“科学共同体”的定义，即全球科学家的群体。其成员共享相同的或近似的价值、传统文化和目标。因此，本文所指的“调研共同体”包含如下几个层面的涵义：一是这一“共同体”共享大致相同或近似的价值、传统文化或目标；二是这一“共同体”在调研实践中遵循大致相同的方法论；三是“共同体”的调研实践与成果具有明显的家族相似性。 ⑤有论者认为，沈家本发动晚清民商事习惯调查的其他缘由，似与清末大理院正卿张仁黼有关。张仁黼强调：“凡民法商法修订之始，皆当广为调查各省民情风俗所习为故常，而与法律不相违悖，且为法律所许者，即前条所谓不成文法，用为根据，加以制裁，而后能便民。”正因为张以“一国之法律，必合乎一国之民情风俗”为由攻击沈家本，让沈颇费脑筋，遂把民商事习惯调查一事提上日程。陈柳裕：《法制冰人——沈家本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8页。 ⑥据学者考证，清末民事习惯调查实际涉及所有省区，民商事习惯报告文件总计达962册之多。参见张松：《变与常：清末民初商法建构与商事习惯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21页，脚注④。 ⑦转引自中国法律史学会编：《中国文化与法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377页。 ⑧1932年2月，晏阳初在为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一书所写的序中写道，“从事调查的人，必须了解现代社会调查的科学的理论以及方法与技术”。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晏序”。 ⑨当然，也不是没有例外，如费孝通早年的老师、俄国人类学家史禄国(Sergei M.Shirokogorov)就是一位严谨地专注于人类测量学，却并未将推动中国改信基督教或者改革中国社会作为自己田野调查目的的专家。参见玛丽亚·海默(Maria Heimer)、曹诗弟(Stig Thegersen)主编：《在中国做田野调查》，重庆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6页。 ⑩仅以费孝通等人的社会学调查而言，其理论渊源就包括传统的社会调查方法、文化人类学形成的文化功能派的调查方法、人类生态学的成就、英法盛行的地域调查运动(Regional Survey Movement)、文化社会学等多个方面。韩明谟：《中国社会学名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65页。 (11)陈翰笙决心开展农村调研的动因之一便是他与匈牙利的中国问题专家马季亚尔在中国农村社会性质上的争论。马季亚尔认为，中国社会自原始社会解体后，既无奴隶社会，又无封建社会，而只是由亚细亚生产方式决定的“水利社会”。到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国也就成了资本主义。而陈认为，“中国农业基本是个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封建社会性质。但是，由于我不了解中国农村的具体情况，因而拿不出更充分的理由、实例来驳倒马季亚尔。”“在莫斯科的这场争论，使我认识到，作为一个革命者，不了解自己的国家，就无法决定革命的方针路线，因而决心返回祖国后，一定要对中国的社会作一番全面的调查研究。”陈翰笙：《四个时代的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40页。 (12)有关《调查工作》这一重要文献的失而复得及更名的详细经过，较为准确的考证和分析，可参见缪青：《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一文的发现经过》，载于《中国共产党重大史实考证》，中国档案出版社2001年版，第1838-1843页。 (13)荣敬本等人对共产国际话语模式的形成过程进行了详细考察，并对其中三种较有代表性的话语模式作了富于洞见的分析。荣敬本等：《论延安的民主模式：话语模式和体制的比较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4-72页。 (14)必须指出的是，具有政治正确性并不必然地意味着它不会受到诸如后来的“狭隘经验论”等责难。 (15)转引自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65页。 (16)王观澜曾积极协助当时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主席毛泽东发动群众，深入进行土地革命。《王观澜文集》编辑组编：《王观澜文集》，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序言”。 (17)1932年5月20日《中央给苏区中央局的指示电》中指出，“自我批评的发展，在大会及其前后都没有充分的发展，两条战线的斗争，尤其非常薄弱，大会上反对所谓狭隘的经验论，代替了反机会主义的斗争，这些都是党大会最主要的错误与缺点。”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2)》(第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20-221页。 (18)Roland Barthes,“Writers,Intellectuals,Teacher.”In Image-Music-Text.转引自麦克唐纳：《言说的理论》，陈墇津译，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版，第13页。 (19)有关“典型”的政治社会学意义，可参见冯仕政：《典型：一个政治社会学的研究》，《学海》，2003年第3期。 (20)转引自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300页。 (21)这是作为学习委员会负责人的王首道在动员整风学习时的说法。见延安整风运动编写组：《延安整风运动纪事》，求实出版社1982年版，第111页。 参考文献： [1]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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