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与北京：中国古代都城的两极发展与空间互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都城论文,互动论文,南京论文,两极论文,中国古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古代政治中心的发展在空间结构上呈两极互动态势，在历史走向上呈东西两极格局向南北两极格局的转换。南京与北京的两极格局早在元代末年就已形成。但从制度体系上确立南、北二京的政治中心地位则是明代的两京制度。明代两京连接了南方长江流域的南京和北方长城附近的北京，沿着南北中轴线是华北、长江两大平原，大运河纵贯南北，从而形成了以南、北二京为中心，以大平原为腹地，以大运河为动脉的政治轴心区。两大中心互为犄角，相辅相成，一阴一阳，纵贯南北。本文拟就南京、北京两极格局的形成与发展及其历史影响作一探讨。
一、政治中心南北两极发展格局的形成
南、北二京的崛起与发展及其空间互动，既是都城运动发展的结果，又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矛盾运动的反映，同时又深含着历史与地理的玄机。北宋以前，都城的变迁以中原为中心，呈东西向位移，其基本趋势是由中原而西安、由西安而中原，沿东西轴线运动。始于西周的两京制就是对都城发展两极化格局的体制安排。西周都镐京，同时经营洛邑；西汉都长安，实以洛阳为陪都；东汉都洛阳，又以长安为西京；唐都长安，洛阳居于陪都地位，武则天曾一度迁都洛阳；北宋都汴梁，以洛阳为西京。[1]这种两极发展的政治中心具有较大的稳定性，多数情况下能够把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结合在一起，从而有利于王朝的政治统治。北宋以后，都城的变迁由东西轴线的位移改为南北方向的运动，都城变迁呈现为由中原向南北两极发展的趋势。北京充当了封建社会后期的主要都城，南京的政治中心地位也逐步加强，并一度上升为全国的政治中心，进而形成政治中心的南北两极格局。金中都与南宋杭州的对峙，元大都与南宋杭州、明初南京的互动，明代南北二京的设置以及清初北京与南明南京的更迭，都可看出南北政治轴心的深远影响。都城的东西南北大十字形迁移，反映了历史大动脉的主体流向，而这个大十字的纵横线正好与黄河及运河的流向平行。黄河横亘中原，大运河贯穿南北，两者犹如国之血脉，流淌于中华大地，吸纳精华，滋润文明，维系国命。都城发展由东西两极格局向南北两极格局的转换，是一个巨大的时空转换过程，它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历史发展的面貌。这个转换过程是伴随着西安与中原的衰落和北京与南京的崛起而开始的。
赵翼在《二十四史札记》中指出：
“秦中自古为帝王州，周、秦、汉递都之……隋文帝迁都于龙首山下，距城仅二十余里，仍秦地也。自是混一天下，成大一统。唐因之，至开元、天宝，而长安之盛极矣。盛极必衰，理固然也。是时，地气将自西趋东北，故突出安、史以兆其端。自后河朔三镇名号属唐，仅同在外羁縻，不复能臂指相使。益东北之气将兴，西北之气不能包举而收摄之也。东北之气始兴未盛，故虽不能为西所制，尚不能制西；西之气渐衰而未竭，故虽不能制东北，尚不能为东北所制……契丹安巴坚（阿骨打）起于辽，此正地自西趋东北之真消息……至一二百年，而东北之气积而益固，于是金源遂有天下之半，元、明遂有天下之全……此王气全结于东北之明证也。”[2]
用“地气”或“王气”的盛衰变化说明都城变迁的规律，当然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但赵氏对都城发展趋势的把握仍有可取之处。“东北之气”渐积渐固以致于“有天下之全”的过程，实际上是东北民族逐渐兴起、新兴势力渐积渐厚的过程。“地气所兴”与“王气所结”标志着东北政治地理的价值不断提升，并逐渐成为时代问题的中心，反映了一种历史发展的趋势和民族大融合的要求。北京最终崛起为大一统封建王朝的都城，无疑是东北民族崛起的结果，更重要的是它代表了中华民族融合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及巩固的历史趋势。
北京古称蓟。战国时，蓟城为诸侯燕国的政治中心，与齐临淄、赵邯郸、魏大梁等齐名，为北方一大都会。秦汉时期，蓟城是中原进入北方和东北地区的门户，也是区域政治中心。公元4世纪中叶，鲜卑慕容氏一度建都于此。从秦汉到隋唐，蓟城是中原王朝的北方军事重镇和北方贸易中心。隋唐王朝对东北高丽的多次用兵，都以蓟城为基地。起自幽燕的安史之乱，是东北少数民族崛起的一个信号。五代时，契丹族兴起于东北，建立辽朝，立五京，燕京（北京）为五京之一，时称南京。继之而起的女真族立国于上京会宁府，后迁都于燕京，称中都，北京开始成为北中国的政治中心。元王朝建立后，复都燕京，并改称大都，自此北京成为统一国家的都城。明、清两朝，除明初短时间外，北京一直保持着大一统国家的都城地位。作为统一国家的都城，历时600年之久，加上作为地方政权的都城史，建都史长达800余年，①北京在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发展中，从一个诸侯国家的都城，发展到割据势力的都城；从统一国家的区域政治中心，发展为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中心，进而又发展成大一统封建王朝的都城。[3]这是一个从小到大、不断走向辉煌的过程，显示出一种持续不断的发展和旺盛的生命活力，在中国都城发展史上具有典型意义。
西安与北京“地气”的此竭彼盈，实为时代中心问题的转移。中唐以前，西安是时代问题的集结点，政治斗争的中心和民族问题的中心都在这里，因而为“地气所钟”。这里依山带河，形势完固，控扼西北，屏蔽中原。地当交通衢途，欧亚间往来通道，西北与东南之贸易中心，素为东方之门户，天下之堂奥。自古“戎马盛于西北”，秦代的犬戎，汉代的匈奴，隋唐时的吐蕃与突厥等，都曾对中原王朝构成威胁。在民族关系上主要表现为中原王朝与西北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抵御少数民族的袭扰，实为中原王朝的首要战略任务，也是时代的政治斗争中心和民族斗争中心。几代王朝的大规模边疆用兵即是说明，王朝安危，系于西北。加上中唐以前经济重心在黄河流域，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号称陆海”，为“九州膏腴”、“天府之国”，立都关中有强大的经济依托。而且关中地区是连接华北平原、成都平原和西北草原的枢纽区域，守一处而控三面。东出函谷，俯视辽阔的华北大平原，制内御外，左右逢源；南下或北进，拓疆土于万里之外，足以与其他民族一争长短，因此西安才长时间里做了中原王朝的统治中心。正如赵翼所说，“盛极必衰，理固然也”，西安作为千年古都，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中华民族的融合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在战争破坏、生态环境恶化、天灾人祸加剧、经济重心南移等多种因素作用下，渐渐失去往日的风采。“文明爬过的地方必然是一片废墟”，此话虽为偏激，但也说明了人类不适当的活动方式和过度的生产开发会遭受大自然报复的道理。率先开发的地区往往是植被最早受到破坏的地区。[4]关中地区“土地狭，而生齿日繁”，农业生产过度开发，造成森林植被的大面积毁坏，从而引发连绵不断的自然灾害。据统计，自唐武德七年至开元二十九年的一百多年里，京畿地区旱灾十次，水灾七次，蝗灾三次，计二十次；都畿地区旱灾一次，水灾十二次，共十三次。[5]洪旱灾害造成水土流失、水源枯竭、水利灌溉事业衰退、土地日益贫瘠化等后果，直接影响了关中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6]原本沃野千里的关中，农业生产衰落，“所出不足以供京师”。转漕东南之粟，又要克服漕运困难，尤其是黄河“三门”之险，过之更难。漕运为国家命脉之所系，需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时有斗钱运斗米之说。非强大有为的朝代，不足以经营漕运。因此说，关中经济的衰落和漕运困难是都城东移北渐的重要原因。战争是摧毁文明的最好方式。在经历了安史之乱、吐蕃入寇、泾原兵变、黄巢起义、朱温谋篡等重大事变之后，长安“王气”荡尽，一片萧瑟。特别是朱温的强行迁都，使得“长安自此丘墟矣”。[7]五代之后，不复有都关中者，与长安的萧条残破有直接关系。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中唐以后民族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契丹、渤海、女真等少数民族相继崛起于东北，故“突出安、史以兆其端”。这些少数民族因其刚刚踏上文明社会的门槛而显示出勃勃生机和强大的战斗力，构成了中原王朝的致命威胁。因而政治斗争中心和民族斗争中心由西北转向东北。东北民族的兴起，极大地改变了中唐以后的政治地理格局，东北地区成为时局关注的焦点和时代问题的中心，北京的政治地理价值突显，长安政治地理价值下降，以长安为都已不再适应新的政治地理形势和历史发展的要求。政治的经济的民族的地理的等多种因素一起要求都城东渐北移。由西安到北京的都城位移，是一个渐行渐进的过程，在由西安退回中原并停留了一段时间之后，才由中原向北端顶点运动。
梁启超在论述北京崛起的原因时说：
“夫在昔之燕不足重轻也如彼，而今则海宇之内，敛袂而往朝者，七百余年，他地视之，瞠乎其后者，何也？其转捩之机，皆在于运河。中国南北两大河流，各为风气，不相属也。自隋炀浚运河以连贯之，而两河之下游，遂别开交通之路。夫交通之便不便，实一国政治上变迁之最大原因也。自运河既通以后，而南北一统之基础，遂以大定。此后千余年间，分裂者不过百年耳。而其结果，能使江、河下游日趋繁盛，北京、南京两大都握全国之枢要，而吸其精华。故逮唐中叶，而安禄山、史思明用范阳、卢龙之众，蹂躏中国，实为幽燕势力之嚆矢。至宋而金源宅京于此，用之以俘二帝，盗中国之强半矣。蒙古（紾）金臂而夺之，遂以灭金灭宋，混一寰区矣。明祖南入安南，奠都金陵；而燕王（隶）卒以靖难之师起北方，复宅金、元之故宅，以至于今。非地运使然，实地势使然也。尔后运河虽瘀涸，而燕京之势力不衰者，一由积之既久，取精用宏，与千年前之镐、洛相等；一由海道既通，易运河以海运，而燕、齐、吴、浙、闽、越一气相属，燕乃建高瓴而注之也。”[8]
梁氏从经济、交通、地势等条件说明都城东渐北移的原因，无疑地抓着了问题的核心。大运河贯通南北，连接两大流域，形成中国统一的地理基础和经济基础，南、北二京总握枢要，吸取精华，加之北京高屋建瓴之势，故能“混一寰区”，“王霸天下”。“江、河下游日趋繁盛”是经济重心东移的表现。随着经济重心的东移，长江中下游平原、华北平原和东北平原逐渐成为中国的主要粮仓。尤其是江南经济重心区的形成，使“天下财富，大半取给东南”。[9]处于华北平原北端的北京地区就成了连接三大经济区的枢纽，南北照应，成为全国实际上的中心。大运河的开挖及海运的发展，使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而使都城有一个稳定的经济保障，不象在西安那样时时有绝粮之虞。
如果说北京取代了西安成为中世纪后期统一王朝的主要都城，那么南京上升为中国政治中心的重要一极，则是中原王朝对来自北方民族压力的一种退却和控制长江流域经济发达区及其以南的战略支点。每当中原王朝陷入统治危机或异族入主、中原板荡之际，南京往往会成为中原王朝向南退却的终点或东南半壁的政治中心。南京的都城发展史始于三国时期的东吴建都，城市史可上溯至战国时期越国大夫范蠡所筑的越城，楚国据有此地后，置金陵邑，秦改金陵邑为秣陵县。三国时孙权由京口徙都于此，改秣陵为建业，建业遂成为与蜀成都、魏洛阳齐名的三大政治中心。西晋末年，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晋室由北而南退入建康（南京），是为东晋。继起的南朝宋、齐、梁、陈也依次都建康，造就了南京的六朝繁华。这标志着南京政治中心区的形成。唐代以后，政治中心区向南京和北京两极发展，五代时南京做了南唐的国都，到了明初，南京终由偏安政权的都城上升为统一王朝的国都。当时世界上第一大城的南京显示了统一帝国的强盛国力和恢宏气势。近代以来，南京的政治中心地位日益加强。太平天国以南京为都，重新确立了南北两极格局的政治局面。民国元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使南京再次成为统一政权的都城。
二、南北两极格局局面形成的地理与历史背景
一地要发展为都城，首先应是一个地理枢纽，而后才会成为历史枢纽。南京和北京就是这样的地理枢纽。关于北京的地理形势，古人有精辟的总结。《南村辍耕录》中说：燕京“右拥太行，左注沧海，抚中原，正南面，枕居庸，奠朔方”。[10](P261)《顺天府志》说：“燕环沧海以为池，拥太行以为险，枕居庸而居中以制外，襟河济而举重以驭轻。”[11]明代地理学家王士性评价说：“燕地，太行峙西北，大海聚东南，气势大于晋中、晋左、山右。河依空向实，而燕坐实朝虚，黄花、古北诸关隘，峻险相连，庞厚百里。”[12]清初学者顾祖禹评价说：“燕都地处雄要，北依山险，南压区夏，若座堂皇，而府视庭宇也”。“幽燕之地，龙蟠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驻跸之所，非燕不可。”[13]可见北京是一个地势宽厚、关塞险固、依山临水、扼天下之咽喉的理想帝王都会。大凡都城的兴起，必有其特定的地理基础，那些大山之下、广川之上、天下之中、万方辐辏的雄伟壮丽之地，最易成为“兴王成霸”的地方。如果说黄河大转弯的三河之地揭开了都城发展的历史，“金城千里”的关中把都城发展推向一个高峰，那么形势奇伟的幽燕地区也必然会培育出一个与大一统国家相匹配的都城。在地形上，北京把平原、山地和高原连结在一起；气候上，温暖与温凉，半湿润与半干旱、干旱在这里过渡；生产上，农耕与游牧在此交妥；民族上，汉族与少数民族在此分野。[14]交通上，东出山海、松亭诸关，直达辽东；北出居庸、古北诸口，通向蒙古草原及东北各地；西出紫荆关，直通三晋关陕；向南有陆路和水路直达中原。[15]这里是多种地形、多种气候、多种民族、多种经济方式、多种地理单元的交汇之地，形势最为复杂，因而构成一个地理上的枢纽区域。这样的枢纽区域最易生成为历史的枢纽。“守一处而控三面”的西安，“控以三河，固以四塞”的洛阳，“八方所凑，万国咸通”的开封等都是地理上的枢纽区域，在政治经济民族等矛盾运动的作用下，才演变为著名的都城。
东南形势，南京为最。南京山环水绕，高山、平原与深水钟毓一处，形势雄伟，气象万千。浩荡长江自西南奔腾而来，折而东去入海，南京正处在长江下游向北突出的位置，属江河大转弯的地方。虽不如黄河大转弯来得急促，但也足以构成地理的和历史的枢纽。南京前以淮河为屏蔽，以长江为天险；后以吴、越为堂奥，以天下粮仓为后盾。军事上凭高守险，进退有据；经济上有资财可籍，无后顾之忧。故南京的山川形势最为人们称道。诸葛亮称南京为“钟阜龙蟠，石城虎踞，真乃帝王之宅”。朱元璋说：“金陵险固，古所谓长江天堑，真形胜地也。仓廪实，人民足，吾今有之，诸公又能同心协力，以相左右，何功不成！”[16]甚至有人断言：“天下山川形势，雄伟壮丽，可为京都者，莫逾金陵。至若地势宽厚，关塞险固，总扼中原之夷旷者，又莫过燕蓟。虽云长安有崤函之固，洛邑为天下之中，要之帝王都会，为亿万年太平悠久之基，莫金陵、燕蓟若也。”[17](P76-77)另有论者形容南京的山川形势时说：“金陵地连三楚，势挖长江，地理不为不广延矣；群山屏围，长江襟带，山河不为不峻险矣；钟阜旋绕如蟠，石城屹立相距，城郭不为不坚固矣；地则五方杂处，市则百货骈臻，人物不为不丰盈矣。”[18]“金陵乃名胜之区，王气之所钟也。依钟阜，瞰长江，接天阙，枕后湖，龙蟠虎踞，楚尾吴头，民物浩繁，士林渊薮。”[19]由此可见南京形势的险峻和战略地位的重要。建都于此的偏安王朝正是凭借南京的完固形势和江、淮天险及东南地区的经济优势，才得以延续国祚。险固的形势和优越的战略地位是南京政治中心区形成的地理基础。南京虽有优越的山川形势，但从全国疆域来看，毕竟偏于东南，不是监控天下的理想位置。朱元璋虽以此为基地夺得天下，但终洪武一朝都在考虑把国都迁往北方。
南、北二京的地理枢纽地位为其崛起为都城提供了现实条件，而中国的地理大势则为两极格局局面的形成提供了坚实地理背景。北京处在华北大平原的北端，南京位于江淮平原上。两大平原联为一体，当都城离开中原向南北两个方向运动时，分别驻足于南北二京，而没有离开大平原。因为这里是中国开发最早、经济最发达、人口最稠密的地方，也是中国最大的农业生产区，最有可能形成统一国家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和人口中心。由此便不难理解统一国家的都城集中于中原和大平原的原因。大平原孕育了都城，都城靠大平原而发展。或居中居西，或居南居北，都是对大平原的一种依托，也是对大平原的一种控制。在都城发展的早期和中期，政治中心主要在大平原的中心和西缘之间运动，晚期主要在大平原的北端和南缘之间位移。
适宜的经济土壤是催生一国政治中心的重要条件。北京作为不同经济方式的交妥地区，起着不同经济成分互补和交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她背依蒙古草原和松辽平原，靠着草原地区的人力和马匹而获得稳定的军事支援，因而这里是一个充满着生命活力和蕴藏着巨大战争潜力的地方；她面向华北大平原，赖传统农业区的滋养而生存，也靠对传统农业区的控制而发展。传统农业经济是她的基本依托，游牧和狩猎经济是她的有效补充。更为重要的是：她沟通南北，将不同经济方式统为一体。一方面，她为广大北方游牧地区树立了一个效法和模仿的榜样，通过她的示范作用，中原地区先进的农业生产方式得以在北方广为传播，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北方地区的经济发展，加速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封建化进程。北京上升为都城，适应了北方经济发展的需要。[20]相对于长城以北的广大游牧地区来说，北京代表了一种先进生产方式和先进封建文化，是北方各族人民羡慕和向往的地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定都北京，既是对北京先进经济文化倾慕和向往的一种表现，也是学习和采纳中原地区先进经济文化的客观要求。在北方经济发展中，北京起了统帅和先导作用。[21]北京建都，带动了北方经济的全面发展，拉近了南北方社会发展之间的距离，缩短了两种经济方式所带来的南北差距。另一方面，通过北京的媒介作用，少数民族政权为日趋衰落的中原封建王朝注入了新鲜血液，使之重新焕发出活力。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不能不与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有关。[22]
南京的崛起既是中原动荡、政治中心南移的结果，也与南方经济发展、经济重心南移有密切关系。从三国两晋南北朝开始，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经济发展速度超过黄河流域。到了唐代，南京所在地的长江下游地区的经济已占有重要地位。如与南京相去不远的扬州就是当时全国最为繁华的大城市之一，时有“扬一益二”之称。韩愈在《送陆歙州诗序》中说：“当今赋出于天下，而江南居十九。”安史之乱后，江淮地区的人口总数和人口密度都遥居全国之首，国家赋税主要依靠江南八道。北宋时，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长江下游一带在农业、手工业、商业各方面都得到极大发展，最终确立了在全国的经济重心地位。北宋建都开封，主要依靠南方漕粮接济京师。“军国之用，多出于东南”。[23]李觏在《寄上富枢蜜书》中说：“当今天下根本，在于江淮。天下无江淮，不能足用……汴口之入，岁尝数百万斛，金钱布帛，百物之备，不可胜计”。[24]每年由东南地区运往京城的米粮常在六百万石左右，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达七百万石，有时高达八百万石。[25]京城的军需民用，皆仰漕东南，东南之所出，已成为国家命脉之所系。从北宋时汴河漕运的重要性，也可看出江南经济重心区确立的事实。《宋史·河渠志》中说：“唯汴水横亘中国，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富，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26]汴河及其它运河漕运东南粮米、钱帛，供养京师上百万官兵士庶，并兼顾国防和灾区所需，有效地把南方经济重心与北方政治中心及国防中心联系在一起，实为北宋王朝的生命线。[27]“财富出于东南，而金陵为其会。”[28]区域经济的发展和经济重心区的形成，必然会结节成若干中心城市。扬州、苏州和南京等就是随着东南经济重心区的形成而结节成的经济都会，而南京在东南都会中的重要性因其优越的区位条件而日益突显，终于成为东南首位城市。②它西接长江中上游诸省，因而腹地宽阔；东连下游最富饶的太湖流域，并直通大海。京杭大运河和天然长江河道在这里相交，形成十字黄金水道，同时这里又是南北陆路交通要冲。所谓“控引二浙，襟带江淮，漕运储谷，无不便利，”[29]就是对南京形势的很好表述。经济地位的上升，为政治地位的上升提供了基础；经济重心区的形成，容易培植出一个政治中心。偏安王朝能够保有东南半壁江山，经济上的富有和活力，起了重要作用。不仅如此，朱元璋还以南京为根据地，建立起统一王朝。他听从谋臣策士的建议，先拔金陵以为根本，“抚形胜以临四方”，凭借南京地区的经济优势，采用“先南后北”的战略，逐灭南方群雄，遂拥有东南半壁。这等于切断了元朝的生命线。万斯同曾说：“元季以江淮多事，东南资储不复达于燕蓟，日以瘠弱，以至于亡。”[30]然后通过中原逐鹿，取元而代之。由此可见，东南地区经济上的不断发展和经济重心区的形成，是南京政治中心区得以确立的基本条件。
北京崛起为中世纪后期封建王朝的主要都城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她代表了中华民族融合与统一的客观要求和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及巩固的历史趋势。北京的特殊政治地理位置，使她在漫长的古代社会一直是北方不同民族相互角逐的疆场和民族融合的熔炉，中原农耕民族和北方众多的游牧民族在这里交融。游牧民族一次次南下中原，北京是他们南下的跳板。又有不少时候，北京又是农耕民族开疆扩土的前哨。自中唐以后，契丹、女真、蒙古、满族等相继兴起于东北或北方，进而席卷华北或全国。北京的政治地理条件、军事地理条件、经济地理条件和人文地理条件等正好适应了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需要。一旦少数民族占据广大中原农耕区，便立刻将都城迁至北京。因为北京素为北方一大都会，代表着中原封建文明和农业文明，是北方各少数民族倾慕和向往的第一块可以接近的中原故地。以此为都，既可背靠民族故土，有所依托，保持自己的军事优势和民族特点，又可加强对广大中原地区的控制，获得稳定的财富供给。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在军事上更多的是依靠本民族的力量，政治上依靠汉族官吏，[31]经济上依靠中原农耕区，法统上以中原正统自居，以致典章文物、政治制度等无不采法中原。定都北京，即可随时获得本民族的军事援助，又可得到中原士人和财力的帮助。进足以统一华夏，退可以草原牧马，如坐庭夏以虎视中原。辽代的北京虽为陪都，但其对契丹政权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开始显示出作为都城对民族政权入主中原的便利与重要。以南京析津府（即北京）为陪都既是出于控制燕云十六州汉族居住区的需要，又可作为南下中原的基地，并掌握了稳定财富来源，辽国财政收入的50%来自幽燕地区。辽得南京，“故能控制南北，坐致宋币。”[32]当金朝的统治区域扩大到淮河以北的广大地区时，以远在东北的会宁府为都，对于中原汉族地区的统治有鞭长莫及之感。在民族大融合的历史趋势、女真社会封建化的客观要求、中原文明的巨大引力和控制中原的政治需要等因素的作用下，都城南移北京，实现了女真社会的历史性转折。蒙古人寻着女真人的足迹，一步步把他的都城推向中原。通过迁都北京，把蒙元政权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放在更有利于自身发展、更便于统治全国、更便于推行“汉法”而又不失凭籍的位置。明朝都城由南京向北京迁移，与少数民族政权的战略发展方向恰好相反。对少数民族来说，北京是南下中原的跳板，他们常常是背依故土，面向中原，向北防守，向南发展。而明朝以北京为都，则是背靠中原，向北发展。诚如《剑桥中国明代史》所说：“通过把北京定为京师，永乐帝就能够部分地实现他建立一个扩张的和向外性的帝国的幻想，这个帝国包括边陲和内地，既有汉族人，又有非汉族人。”[33]永乐帝移都北京虽有“天子守边”，“切切北顾”，“整戈秣马，四征弗庭，势所不得已”之意，但以北京为都仍体现了一种开拓进取的意图，对加强北部边疆的统治，巩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等，起到了重要作用。
北京政治中心区的形成，也是南北地域社会政治、军事力量发展不平衡的结果。中唐以后兴起的北方少数民族，因其刚刚踏上文明社会的门槛而显示出勃勃生机，又因其习猎善战、飘乎不定的民族特性而显示出极大的战争潜力。由这些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对中原王朝常取攻势，并不断把它的统治区域向南推进。面对北方政权的逼人攻势，中原王朝步步退却，徒有招架之功，而没有还手之力。五代时都是短命小朝廷，不少时候只有称臣纳贡的份儿。即使北宋，也只能屈辱地订立城下之盟，以输贡纳币来换取和平。至于南宋，完全执行了一套退却妥协的路线，只能局促于东南一隅。“当元朝建立，北方少数民族强大到足以控制全国的时候，南方都城便被彻底摧垮了，全国政治中心正式转移到北方，元大都成为全国的首府。”[34]因此说，北京政治中心地位的确立是北方民族政权政治军事力量强大的结果，是北方战胜南方、少数民族战胜汉民族的结果。[35]民族政权的发展壮大，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必然会孕育出一个体现多民族特点、有利于民族政权发展、反映其强大国力的都城。
三、南北两极的空间互动关系
南、北二京的空间互动，是中国政治经济矛盾运动的一种表现，也是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之间相互关系的一种反映。南、北二京都是百川归流的地方，北京总括北方，监控天下；南京领导南方，照应北方。两者一主一辅，一阴一阳，纵贯南北，构成中国政治格局中的轴心地带，轴心的运动就是历史的展开。北京是民族矛盾交汇的地方，南京是经济重心区的结节点。所谓“天下财赋出于东南，而金陵为其会；戎马盛于西北，而金台（即北京）为其枢，”就是对两地特点的准确表述。两地都是地理的和时代的枢纽区域，最易孕育出政治中心。事实上，唐代以后的政治中心多是在南北二京之间来回运动的，国家命运沿南北轴线转移。政治中心在南北二京之间或一分为二，或合二为一，分分合合，时即时离。但总的趋势是以合为主，以分为辅。北京扮演了政治中心的主要角色，而南京政治中心区的每次分立都显得短暂，更多的时候它是对北方民族压力的一种退却和南方抗争势力的一个中心。
北京是北方百川汇流的地方，民族政权的都城无一例外地表现为向北京地区发展的趋势。南京总括南方，是南方力量汇聚的地方，常领导南部中国的潮流。当政治中心在北方时，南京起了次中心的作用。这种作用主要是通过它的强大经济力量来影响政治。明代的两京之制就是两个政治中心同时发挥作用的明显例证。明初定都南京，使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结合在一起，有利于朝廷的物质供应和明初的政治安定。但在政治军事斗争中心渐趋北移的情况下，确有政治中心北移的客观要求。明成祖迁都北京后，以南京为陪都，并在南京保留了一整套中央政权机构。迁都使政治中心与政治军事斗争的中心结合起来，兼顾了国防重心和全国形势。两京制的实行，又使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实现了“用东南之财赋，统西北之戎马”的战略意图。明代两京连接了南方长江流域的南京和北方长城附近的北京，沿着南北中轴线是华北、长江两大平原，大运河纵贯南北，从而形成了以南、北二京为中心，以大平原为腹地，以大运河为动脉的核心区域。北京的政治军事中心地位靠南京经济中心的财力支持，南京经济中心的发展需北京政治军事中心的庇护，而大运河则把两大中心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两大中心互为犄角，相辅相成，构成了明朝统治力量的最佳配置，从而巩固了明朝的统治。不仅如此，南京在巩固东南海防和控驭南疆方面，仍发挥着重要的堡垒作用。正是由于南京的特殊区位条件与政治地位，“每当国家发生存亡问题的时候，朝野人士总是首先想到它。崇祯殉国后，史可法诸人所以很迅速地能在南京建立一个规复的中心，也就因为南京是南方的政治中心。”[36]
南京是南方百川汇流的地方。清代的南京虽无都城之名，但其风韵犹存，影响依在，依然为南方政治经济的重心，两江总督和江宁将军的所在地，控扼运河，官毂东南，照应北京，继续发挥她领袖南中的作用。以近代而论，她是惟一有资格和北京分庭抗礼的地方。这不仅是因为“财富出于东南，而金陵为其会”，东南经济重心的位置最易培植出一个政治中心，而且也因为数百年王朝政治中心的历史培育出一种政治抱负，对领导中国政治的潮流总是跃跃欲试。当鸦片战争的炮火烧到南京江面时，清政府才感到致命的威胁，从心理上为敌所败，近代史上第一个屈辱条约就签自南京。太平天国一路浩荡，直取南京；辛亥年的南京光复，立即迎来了中华民国的诞生；国民革命一人南京，就开始了国民党统治的时代。历史的相似之处就在于：太平天国、辛亥革命和国民革命三次历史运动都是起于两广，盛于两湖，成于武昌，收功于南京。这说明南京有一种奇异的力量，足以吸引四方势力汇聚于此。她像北京一样，在近代中国社会变迁过程中扮演了一种特殊的角色。她是近代史的开局之地，“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起自南京；她为近代农民运动和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提供了展示自己力量的理想场所。在某种意义上，她充当了近代中国新陈代谢的媒介和社会整合的工具。
注释：
①北京的建都史，说法不一。史念海先生记为903年，刘鸿喜先生记为713年，卢培元先生记为800余年，等等。本文取其中，祥见卢培元等.北京：中华民族历史发展中的特殊城市[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00:(1)。
②扬州和苏州都在运河线上，经济发展早且快。唐代的扬州就是东南的经济中心和东方商贸大港，但就战略位置和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力来说，南京当在扬州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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