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劳动监察员的工作笔记
文/图 林鸿东
他们进来的时候，个个如此卑微，卑微得如同坠地的尘埃，即使有时显得有些焦躁，亦是深感无助的缘故。他们多是寡言的，只会絮絮叨叨地诉苦，明明满腹的委屈，却言不及义，钝口拙腮。有时他们会面露狰狞，仿佛他们向来是凶狠的，但只要你耐心倾听，他们很快又恢复哀戚的表情。相较而言，“老板”一方，无论是项目经理，还是“大包”“小包”，大多能言善辩，往往能在现场把工人讲得百口莫辩——这就是工地讨薪的现况。管理的失序、法治的缺失，加之劳动者维权能力有限，造成欠薪事件层出不穷。
我是一个劳动监察员，俗称“帮讨工钱的”，劳资双方经常叫我们“劳动局的”。有些劳动者很看重我们，比如当他们权益受损时，他们会威慑对方：“不给我钱，小心我把你们告到劳动局去”；当我们带着劳动者赶到工地现场时，有的劳动者会指着对方，厉声呵斥：“再不还钱，我让‘劳动局的'把你们抓起来。”每当听到诸如此类的话语，在一边的我们深感责任重大。
早在2014年年底，从军队转业到翔安区劳动监察大队当劳动监察员的，我就深深感受到自己肩上责任的重大。我们受理的每一个投诉、处理的每一个举报，只要稍微不慎，可能就会造成投诉人跳楼、围堵、行凶等极端化事件的发生。十二年前，翔安区就曾发生过一起令人痛心的悲剧。为了区区几千块钱，讨薪的劳动者把自己全身浇满汽油，然后点燃打火机，想要以此逼迫对方付薪，结果不慎失手，烧成重度残疾，劳资双方都悔不当初。这事成为颇具警示作用的一个经典案例。当老同事跟我讲起这件事时，我颇为震撼。劳动者维权看似平凡，其实是走在刀锋之上，生死攸关。我们的努力，有时可能会挽救一条生命，或是阻止一个家庭的沉沦。
为了实现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拟采用基于扎根理论的研究范式。扎根理论最早由Glaser和Strauss［16］提出。该理论是一种对定性资料进行分析以建构理论的研究方法，其首要任务就是建立“实质”理论［17］。这是一种自下而上建立理论的方法，即在系统收集资料的基础上，寻找反映社会现象的核心概念，然后通过在这些概念之间建立起联系而形成理论。［17］本研究期待，经过扎根理论研究的探索，最终能概括出有关“失地农民再就业培训参与决策机制”的理论模型，以更好地理解当前失地农民再就业培训中“参与比率低”的现象，寻求到更有针对性的应对策略。
刚入行没多久时，我曾受理过一件因被指控偷盗而衍生的欠薪事件。受理后，当我在等待警方的调查结果时，急于借助我们恢复名誉的女员工给我打来电话，电话中她忽然伤心地哭了，那撕心裂肺的哭声穿透了我的灵魂，至今让我心有余悸。这哭声让我明白，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是不一样的；这哭声让我明白，劳动监察员不能只有理性，还必须具有温情，一定要急人之所急，能尽快处理的，就尽快处理。
为了尽量减少投诉者的时间成本，每当拿到主办的投诉件时，我总是要追问一句：“投诉者还在吗？如果在，请他马上进来；如果走了，走不远，也请他马上回来。”因为这样，他就可以少走一趟。大多数投诉者是坐公交车过来的，很多还要转车，每来一趟都不容易，能让他们少跑一趟，就要争取让他们少跑一趟。当他们走进办公室时，我们会请他们坐下，先陪他们寒暄几句，请他们喝一杯开水；当他们离开时，尽量送他们到门口，和他们挥手道别。有人感觉这样对当事人太好了，我却不觉得，本来这就是我们为人处世所应该做到的，他们有求而来，更不应该轻视他们。如果我们轻视他们，他们就等于承受了二次伤害。记得在大学时，有位相交甚契的诗人去福利院看望小朋友，其中一个小朋友是哑巴，诗人说了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他说：“这位小朋友不是哑巴，只是咱们听不懂他说的。”这种思维也可以用来理解投诉者，他们不是穷人，只是暂时手头没有很多钞票。当有人告诉我他们没钱住宿和吃饭时，我会主动帮他们联系收容所。也许，其中有的人是假装的，但我们一定要当真。因为一百个人里面，只要有一位是真的，他就是面临绝境了。有一次，我借给一位来自云南的农民工一点吃饭的小钱，结果很久他都没有来还，一度以为这是有去无回了。结果，有天下午，一张笑脸出现在窗口，原来他因急事回了老家，今天是来还钱的。劳动监察，不只是法务工作者，还应该是社会工作者。在法律之外，有良俗；良俗之外，有情感。
事实上，很多时候，因种种原因我们确实无法满足投诉者的诉求。面对个别投诉者的误解与失望，我们也很难跟投诉者解释什么叫权力的边界，只能怀着一种爱莫能助的隐隐悲哀，尽量对投诉者好一点，照顾到投诉者的感受。有时，调解到一半，吃饭时间到了，我们会先把事情处理完再去吃饭；下班了，如果事情较为重要，我们会留下来加班处理事情；我们还会选择和当事人一起通宵达旦，劳资双方协商到几点，我们就陪同到几点。因为我们知道，只有真心、耐心、用心帮助当事人，才会让双方当事人冷静下来，并尝试着彼此让步。事实上，我手头的不少投诉件正是因此而柳暗花明。有人说，这样做会不会影响劳动监察员的生活? 其实不会，大多数当事人看到监察员是真心帮助他们时，反而变得通情达理。
2016年，在受理一位川籍劳动者讨薪诉求的过程中，需要其按指纹，但按了很久，依然没按出个像样的指纹，这时，我才发现，他居然没有指纹！原来，他的指纹已经在长年的艰辛劳作中磨去了纹理。又有一次，我发现一位劳动者的手指异常硕大。据了解，有可能是其身体出现病变，抑或出现积累性损伤，显然后者的可能性更大。这样的例子多了，我开始慢慢关注起劳动者的手来，遇到比较奇特的，还会让他伸出手来，用手机拍下，日积月累，居然保存了不少劳动者手的照片。
工地讨薪，一直是劳动监察领域的一项高难度工作。来讨薪的劳动者大多没有任何证据，只能用调解的方式处理。多数建筑公司对劳动监察的介入还是比较配合的，毕竟我们背后是强大的政府。这时，如何判断一位投诉者的身份就显得格外重要。毕竟在投诉的劳动者里面，曾经出现过借讨薪讨要工程款的“包工头”，也出现过虚报账目、混水摸鱼的欺骗者，如果放任这些现象不管，会对建筑公司要的正当利益造成侵害。所以打造一双火眼金睛，判断劳动者身份的真假就显得极为重要。
选择-0.074 mm占41.41%、60.00%、80.00%、89.29%、99.59%的磨矿细度进行细度试验。磁性分析表明该矿以强磁性矿物为主，故磨矿细度试验采用弱磁选，弱磁选条件：磁场强度110.00 kA/m，给矿浓度35.00%。试验结果见表6。
随着照片越来越多，我越发感到震惊。劳动者之手显然大多异于常人。不同的工种，其手指的特征亦不太相同。特别是泥水匠与木匠，给我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泥水匠的手容易过敏、皲裂、指甲脱落、灰指甲；木匠的手容易受伤，大多伤痕累累；等等。泥水匠接触的水泥和化工物质多有腐蚀性，不少人因此皮肤过敏，我见过一个女工，她只是抬水泥，整个手臂却都严重过敏，但她似乎习以为常。在石材厂工作，需要用到冲床的工人，他们则经常会失去手指头。大多的劳动者之手，又脏又黑，布满厚厚的老茧，指缝中夹着污泥，皮肤皲裂；有的人手上还长着淤黑的血泡，有的人手骨畸形，有的人断指再接，还有接不上的，如粉碎性断指。我还见过一位湖南的苗族男子，因施工过程中被保温材料污染，导致严重的白化病。我问他，为何一直都是笑的？他反问我：“那我要一直哭着吗? ”说这句话时，他的眼眶有些发红。
在当前新的互联网+时代，人力资源在企业中的重要性更加突出，因此人力资源管理者应该不断转变管理模式，改变管理方法，更好地推动企业的发展，提高员工工作的积极性，让企业实现真正的“互联网+”管理模式。
DGi的平均电压是通过处理本地的输出电压和相邻单元的输出电压而收敛到的平均电压。此法可对母线电压偏差进行补偿并提高系统可靠性,在多微电源存在的情况下,可以减少由下垂控制和不一致的线路电阻带来的电压偏差,使系统能够稳定运行。
这些又脏又黑且破损的手，来自一片片泥土芬芳的乡村。城市生活的精致与美好，其实就是一双双这样的手打造出来的。
手是劳动者最为倚重的身体部件，手的形态记录着他们的劳动秘史。我在大学时学的是社会科学，知道人的身体会透露很多信息。通过研究劳动者的手，我可以大致判断劳动者的工种，可以大致掌握劳动者工作的年头，对研判劳动者讨薪的真实性有较大的帮助。而绝大多数具有多年劳作经历的工人，涉嫌欺骗的可能性极小。工人的手不会说谎，结合他的语言和表情，可以了解到工人的大致情况。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想到过劳动者的手会是这样的伤痕累累，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么多的劳动者的手指残缺不全。即使不听他们讲述，看着他们的手，也可以知道他们沧桑劳累的一生。
他们穷其一生，以疼痛取悦这个人世，用劳作换取生存的本钱，我们有什么借口对他们不好？我们有什么资格看不起他们？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对他们说一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