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跨世纪经济发展战略构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德国论文,跨世纪论文,经济发展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统一以后的德国努力在国际舞台上寻求新的定位。面对多方挑战，德国不断加强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以维护其经济大国的地位。德国在今后治国方面的考虑较之统一前更为长远、更加国际化。
面临的挑战
德国统一大大改变了它所处的内外环境。这不仅预示德国在欧洲和世界舞台的地位上升，也清楚地暴露出它面临的问题。
挑战一：高技术领域相对落伍。
在约十年的世界科技领域的激烈竞争中，德国保住了欧洲技术大国的地位。但在微电子技术市场上，德国已明显落后于美国和日本。在生物技术方面，德国的专利数量和市场化也在美、日之后居第三位。在德国历来较强的机器制造业方面，德国在美国市场的比重也有所下降，而日本的比重急剧上升。德国在尖端技术领域的世界市场所占比重为14%，而美国为28%，日本为18%。
挑战二：生产投资的吸引力下降。
统一以后，德国财政负担更为加重，政府不得不增加税收。在当前的国际对比中，德国的税率（43.7%）明显高于美国（30.7%）和日本（29.3%）。近年来德国的工资水平也居世界高水平。1994年德国生产领域的每小时工资成本平均为26.3美元，相比之下，日本为24.1美元，美国为17.1美元。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工资水平则更低。高成本使许多企业不堪重负，不得不转向国外建立生产点。这种倾向自1993年以来发展更为加快。1995年德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达到500亿马克， 创下历史记录。而同期流向德国的投资只有130亿马克。
挑战三：国债负担日益沉重。
为了尽快完成统一，政府至1995年底大约向东部总共拨款6000多亿马克。这使财政支出和国债重又急剧增大。1995年国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经达到61%。高国债不仅给国家分配造成困难、限制了财政政策的调控作用，而且妨碍经济发展。
挑战四：经济回升难以解决结构性失业。
德国1995年的失业率仍在8.6%左右，远高于美国（5.6%）和日本（2.9%）。目前德国领取政府社会救济的人已经达到500多万。持续的高失业表明社会市场经济中的“社会”任务远未完成。
挑战五：马克被迫升值抑制德国的出口竞争力。
90年代初以后，因美元以及欧洲其它一些国家货币贬值，德国马克在几度出现的国际金融动荡中不断被迫升值，给德国出口型企业造成很大损失。受马克升值的某些影响，德国的世界市场比重也从1991年的近12%降到1995年的不足10%。德国马克连续四年来不断升值也增加了工资成本负担，致使企业的投资和就业计划向后推迟。
挑战六：福利国家向何处发展
德国不断增长的社会福利费用已经给经济造成沉重负担。国民经济的再分配过多用于福利和消费，对生产性投资有一定的制约作用。虽然80年代初起德国也试图进行社会福利政策的调整，但整个社会福利负担已经越背越重。1994年德国社会福利开支已经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强。这是国家总债务持续快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
未来的战略考虑
在德国面临多方挑战、多种问题的情况下，为了实现多重经济发展目标，德国政治家未来的治国战略考虑大致集中在这样三个方面：
制度与政策的调整：市场经济成败的关键
德国的执政党和在野党的重要政治家以及一些经济学家都越来越重视所谓“质增长”，即经济增长同其它方面的协调关系，如提高生产率、更新技术、保护生态环境以及经济结构调整等。德国追求质增长主要考虑以下几方面：
（一）保持稳定增长。战后德国政界和经济学界达成共识，稳定政策、特别是保障币值稳定的低通货膨胀政策是德国维护其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在统一以后，德国的中央银行面对来自财政政策方面的巨大通货膨胀压力，不得不付出巨大代价，采取紧缩政策，努力使通货膨胀趋势置于控制之下。经过调控，德国的通货膨胀率已经从统一后的1992年最高的4.7%重新降到1995年的2%左右。鉴于币值不稳定对经济增长和就业会产生消极后果，德国总理科尔再次强调，“最重要的总体环境是稳定政策，稳定币值仍是我国未来的决定性基础。”
（二）从原料消耗型增长转向效益型增长。一方面德国受到资源贫乏、人口稠密的限制，另一方面从生态保护目的出发，德国政治家认为，德国更需要从大量消耗原料的“量”增长转向注重效益的“质”增长。至关重要的是在保持高就业的同时，达到更新产品、提高生产率和改变生产方式。为此需要从资本投资、消费倾向、成本、利润、购买力的需求、货币量和国民收入等方面进行考虑。另一重要前提是国家的教育水平和教育体系也须相应改革，跟上这一发展进程。未来德国将走一条靠科学技术和效益，而不是靠追加原料投入促进增长的道路。
（三）从环境污染型增长转向生态保护型增长。德国环保部长莫科尔提出对德国经济制度——社会市场经济做重要改革，即实行新的“生态社会市场经济”。在未来的经济发展和机构转换进程中以生态平衡为导向，使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协调一致。她强调，在制定环境保护的制度框架时，主要将采取市场导向的经济刺激措施，如税收和价格政策手段。环保市场现已经成为世界上最活跃的市场之一，每年以约7.5 %的速度增长。而德国的环保技术工业在国际上已居领先地位，大约占世界环保技术设备市场的21%，高于美国（16%）和日本（13%）。在德国看来，确立“生态社会市场经济”是对未来经济政策决定性的挑战。德国基民盟经济政策发言人魏斯曼说，在这方面德国必须领先，如搞成了，东西方市场经济将共同发展成为整个欧洲的市场经济制度，为德国竞争地位开辟前景，其深远意义超过2000年。
（四）摆正国家的作用，增强经济活力。德国的重要改革是政府提倡“减肥”，即减少国家在经济中的比重，加强经济界的活力和创造精神。科尔总理强调，必须将国家引导到它理应完成的任务上并不是削弱国家，而是增强国家的作用。其主要调整是：
1.减少国家支出。提倡节约，将国家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重新从统一后的52%降到46%，力图使国家支出的增长明显低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
2.改革福利国家。重点是更加关心那些的确没有劳动能力的人，对有可能接受工作的人提供可能，少给救济，刺激尚有工作能力的人就业；改革医疗保险制度等。
3.减少官僚主义的规章制度。 联邦政府考虑采取一些“精兵简政”的措施，如至2000年将联邦政府机构的人员减少1%， 简化税收法以及简化和缩短申报和审批程序等等。
4.继续推进渐进性私有化进程。一是继续逐渐减少公共企业中联邦参股的股份。二是政府减少对供电、供水等部门、交通部门和信贷机构等公共企业的税收优惠以及其它方面的优惠，使企业处于较大的压力之下，增强竞争意识。总趋势是根据公共企业不同的行业性质，促使公共企业去追求盈利，从而减轻国家补贴。
根据以上的调整方向，1996年1月底，德国政府批准了经济界、 工会和联邦政府共同制定的题为《保障就业和投资环境联盟》的经济发展中期计划，通过减税和放宽信贷措施鼓励企业增加投资；限制社会福利费用的增长。通过各种措施，计划在2000年将官方失业人数减少一半，在1997年达到加入欧盟的标准。
高技术：德国经济的生命线
抓高技术产业对国内调整产业结构、解决部分失业问题、科研成果市场化和保持并扩大世界市场占有率具有“纲举目张”的效应。德国总理十分清楚地指出高科技发展对德国未来的意义：“今天科研、技术和革新是我们经济最重要的增长源泉。正是我们这个缺乏原料的德国特别需要仰仗开发知识和技能，并加快从研究到经济部门之间的技术转让。“德国的未来仍将建立在强大的工业基础上。而这一基础只有不断地进行技术革新才能保障。”
在重要的科技领域，德国有着强大的基础研究实力。现存的主要问题是，在高科技领域、主要是微电子和生物工程技术的市场化方面相对落后。德国许多政治家经过多年的反思认为：在高科技领域开展技术革新固然十分重要，但这还不能带来根本改善。现在需要建立全国性的工业技术革新的总体环境，即高科技基础设施。这就需要国家在高技术产业方面增加干预力度。
高科技时代与以往的年代条件不同。它要求有数十亿的发展投入，有10—20年的远景计划。这样的任务个别工业企业难以胜任。因此需要发挥国家的重要作用，制订出符合市场经济的工业政策和科技政策。日本政府早已在集中力量促进科研，并组织科研部门与工业界合作，还通过各种资助、补贴、发展信贷和税收优惠等措施发展新技术。美国过去和现在的军事科研费用远比德国高，而大部分这类费用用于电子工业。加上美国和日本电子软件市场大于德国，所以德国也被迫加强国家干预。政府将把促进经济界和科学界的合作作为最重要的一环来抓。尽管财政紧张，政府将从联邦财政中超额增加科研经费。
德国为对付高技术领域的挑战，还将采取同美、日尖端技术产业结成“战略同盟”的新作法。通过合作不仅可较顺利地找到共同的销售渠道，而且可获得新市场、新工艺和管理方面的信息知识，减少自己研制新产品的成本和风险。
全球化：德国未来发展的大方向
面对世界市场的多方挑战，德国政界和经济学界都将经济全球化视为未来发展和加强竞争地位的最大机遇。
（一）改变出口为主导的传统观念，贸易、投资和金融三管齐下。出口约占德国国民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德国对世界市场的依赖高于美国和日本。德国扩大出口的前景主要是扩大高技术产品和生产设备出口。只有这样不断扩大出口，才能保持其世界市场比重，增加国内就业，并满足不断增长的资本输出需求。
因贸易保护主义和马克升值的汇率因素，今后单靠扩大出口占领国外市场已经越来越困难。德国重要的企业家已在改变思维方式，纷纷转向国外投资建厂，参与当地的竞争。目前德国约有五分之二的企业制订了向国外投资的计划。德国直接投资已不再像以往只是辅助出口和保障原料产地，而更多的是避开国内高成本劣势，绕过外国的贸易障碍，直接开发市场和获得技术知识。
扩大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必将促进德国的金融国际化进程。在亚洲，德国正在改变传统的贸易在先、金融在后的做法。德国将在亚洲重点国家建立金融网，开展银行和保险业务。在德国推进的欧盟“东扩”进程中，德国金融在西欧的主导作用将扩大到中东欧。德国在国内努力扩大国际证券交易，扩展金融市场，以增强国际金融的地位。
（二）立足欧洲，向外扩展。德国70%的出口和75%的直接投资在欧盟国家，因此只有以欧洲为依托，进一步向世界全方位拓展，提高综合实力，才能堪称一极。科尔总理代表政府提出战略考虑时说，“我们只有在欧洲经济区以外的增长着的未来市场上赢得有利地位，才能保障我们的未来。”这包括加紧开发中东欧市场、拉美和亚洲市场，以及加强同美国的贸易往来和技术合作。统一以后德国同亚洲国家的经贸关系明显加强，突出反映出德国已经拓宽未来发展的眼光。德国在亚洲的未来战略考虑的核心是，从长计议扩大经济关系，加强在亚洲的经济地位。
（三）密切全球化中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加强政府参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政治与安全对德国经济利益的意义日益重要。因此在国际化进程中，政治与经济的联系也更为紧密。德国推进欧洲联盟，加强于中东欧、亚洲和美日的竞争与合作等，同时具有以经济手段实现政治目标、以政治保障维护经济利益的考虑。
对欧洲联盟问题，科尔认为政治联盟和经济联盟对未来欧洲是同样重要的基础。
德国政府倾向于加强合作和公平竞争，而不希望世界市场竞争加剧使贸易保护主义加重。因为这将打击德国的出口型经济。特别是当前世界局部冲突时有出现，俄罗斯局势前景未卜，德国需要维护以美国为主的北约防务联盟，而不希望冷战结束后国际经济矛盾上升，导致大国间的冲突增多。
德国统一后努力同中东欧和俄罗斯建立经济伙伴关系，企望以经济网络化导向它所需要的政治稳定，最终实现政治一体化。
德国过去用于帮助第三世界的发展政策现更加突出稳步扩大出口市场和促进私人投资，强调要为未来创造销售市场。政府将这种援助作为国家的先行投资，为企业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起保护和开路的作用。
统一以后，强大的德国向何处发展在国际上引起极大关注。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在其《为了德国，行动起来》一书中对此作了十分贴切的阐述：“我们自己必须明确，德国作为欧洲领先的工业大国，无论在欧洲大陆或在世界范围内，都要负起与其自身能力相符的政治、经济和生态义务”。“当然，我们亦不能由此而过高估计自己。我们需要朋友。在欧洲，以人口计算，德国是仅次于俄国的第二大国。德国的地理位置又使我们成为拥有最多邻国的国家。德国的这种欧洲大国地位加上这个国家独一无二的地理位置，尤其是我们邻国对希特勒以德意志名义带给欧洲人们的灾难记忆，使我们不那么容易找到朋友，亦不那么容易保住友谊。当我们的邻国对德国的未来进行评估时，他们需要的是安全感。”
科尔总理也充分认识到，政府对未来发展努力制定的政策措施能否达到预期目标最终取决于能否保持友好、和平和安定的国际环境。因此特别强调和平与安全对德国未来发展的重要意义。德国有识的政治家在放眼21世纪时，将记取历史教训，维护和平与安全，这符合德国的切身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