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红瑛[1]2003年在《《现代汉语词典》儿化词语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儿化”是音变现象之一，是现代汉语中普遍存在的语言现象，儿化词的规范也是现代汉语规范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多年来，儿化现象受到很多研究者的关注，成果也很多。但在普通话儿化的判定和运用上仍存在较大的混乱，如何理解和掌握儿化词尚未找到统一的、有说服力的标准。 针对这种现状，本文以《现代汉语词典》所收录的儿化词语为研究对象，对它们进行全面的分析和考查。首先按音节数对儿化词语进行大的分类，得出单音节和双音节儿化词为基本儿化词，而大部分多音节儿化词都是在此基础上扩展来的，是可以类推儿化的。再根据不同位置上儿化出现的情况，总结出一些规律：除了这些可以类推的儿化词外，还有一些由于语法结构造成的儿化现象，不能简单的从单音节或双音节儿化词中类推，但也都是有一定的语法组合规则的；“儿化”不仅是一种构词手段，也是受到社会文化、人们的思想观念等因素影响的一种语用现象，很多看似例外的儿化现象都是有其社会根源的。希望这些从大到小的分类以及所得出的规律能够为广大现代汉语普通话的教学工作者和学习者提供一些可参考的依据。
关俊红[2]2008年在《二十世纪辞书儿化词研究》文中指出论文以《国语辞典》、《现代汉语词典》、《(重编)国语辞典》、京味儿文学作品为基础语料,结合汉语词汇学理论和汉语词典学理论,运用数据库技术、计量统计方法、合理参照方法、多方位对比方法从内部和外部两个视角对二十世纪辞书儿化词进行了多层面研究,并探索性提出了基于儿化能力强弱和基于音节分布特点构建辞书儿化词规范层级体系的两种设想。从内部,论文首先对各版辞书儿化词进行了整体概貌描述和计量反映,并在整理反映数据的基础上归纳了各版辞书儿化词的具体特点。然后从历时和共时两个层面对各版辞书儿化词进行了纵横对比分析,考察了二十世纪辞书儿化词在海峡两岸不同的发展态势、演进阶段、调整手段和语词特点。论文提出二十世纪辞书儿化词以《国语辞典》为出发点,在海峡两岸均呈阶段性发展,随后在界定各发展阶段基础上进行了探索性定义。在此基础上,论文进一步提出儿化词在海峡两岸综合走势不同,不论从历时层面还是共时层面都渐行渐远。此外,论文还指出了辞书儿化词的主要存储类型、调整手段及收录风格转变状况。最后,论文提出差异性是二十世纪辞书儿化词具有的首要特征。从外部,论文选取了同样具有持续性的京味儿文学作品作为参考语料,对二十世纪辞书儿化词进行了宏观考察。论文在归纳言语作品儿化词发展态势、演进阶段、语词特点的基础上,进一步在言语层面验证了辞书儿化词的差异性特征。进而指出辞书儿化词具有理论性收词特点,其具有的客观性、准确性、简明性、通俗性特征在言语作品儿化词映衬下表现得尤为显着。最后,论文得出差异性特征是辞书儿化词规范重点的集中显现,儿化词系统具有的多样层级特点又为建立儿化词规范层级体系提供了客观基础。因此,论文在归总辞书儿化词规范原则和重点的基础上,探索性提出了基于儿化能力强弱和基于音节分布特点构建辞书儿化词规范层级体系的两种设想,希冀对进一步分析和研究相关语言现象,制定更加规整的认知准则有所裨益。
边小玲[3]2006年在《《现代汉语词典》与《现代汉语规范词典》方言词比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现代汉语词典》和《现代汉语规范词典》中所收录的方言词为研究对象,重点比较了四版《现代汉语词典》与《现代汉语规范词典》以及四版《现代汉语词典》与五版《现代汉语词典》中所收的方言词,分析它们在收录、处理方言词的数量、标准等方面的问题,并对汉语中型语文词典应如何收录方言词提出了几点意见。本文共包括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概说部分,简单介绍方言词研究的现状和意义;阐述本文的材料来源和主要内容。第二部分主要是对方言词进行界定,将“方言词”与“方源词”进行比较说明;依据《汉语方言大词典》对方言区域采用18分区法进行划分,以便对方言词进行区属考察和使用范围研究;参考相关的分类方法将方言词分为使用范围很广、使用范围较广和使用范围很窄叁类。第叁部分比较四版《现汉》与《规范》中的方言词。在这一部分,首先比较了这两部词典收录方言词的异同以及由此发现的一些基本事实,然后讨论这两部词典在某些方言词处理上的差异,最后从分布范围、补充价值和使用频率叁个方面比较这两部词典中方言词的收录情况。第四部分考察五版《现汉》对四版《现汉》的继承与发展情况。首先简述五版《现汉》对四版《现汉》的调整情况以及由此发现的一些问题,随后从使用范围、补充价值和使用频率叁个方面,考察五版《现汉》对四版《现汉》方言词的调整。第五部分对汉语中型语文词典收录方言词提出几点意见。第六部分是结语。简要总结全文主要观点。
刘艳娟[4]2010年在《《现代汉语词典》研究叁十年》文中研究说明《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现汉》)是中国第一部规范型现代汉语词典,其权威性早已经过时间和实践的检验。从《现汉》第1版问世以来,研究者们便致力于《现汉》各方面的研究和探讨。然而,针对这叁十年来的大规模的系统的研究尚未出现,还没有人对《现汉》这叁十年来的研究成果进行一个整体的分析和概括。故以《〈现代汉语词典〉研究叁十年》为选题,希望通过对前贤的研究成果尽量进行全面分析,让大家对《现汉》的研究有个直观的、综合的认识。本文以1978年至2009年,研究者们对《现汉》五个版本各个角度的研究成果为研究对象,对中国大陆叁十年来有关《现汉》的研究状况进行分类分析讨论。从宏观上来说,本文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包括第一章到第六章,主要是有关《现汉》的内部研究,基本上是体例方面的东西,涉及到“凡例”研究、“词(字)音词(字)形”研究、收词研究和注释研究。第二部分主要包括第七章和第八章。我们将《现汉》作为一个整体,将之与其它辞书和社会文化联系起来,希望通过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相结合,理顺《现汉》研究发展的历程,发掘《现汉》研究的共性及个性。绪论部分主要简单介绍了《现汉》的改版历程、研究现状和意义,并对本文的研究方法、资料、可创新之处和难点进行了简单分析,摆明了本论文的大致思路。第一章,《现汉》简介。通过对《现汉》性质、特点、出版以来各位学者对《现汉》的评价及《现汉》不断修订、其研究不断走向成熟的原因进行分析,目的在于让广大读者对《现汉》有个大体的感性认知。第二章,《现汉》的体例研究。对《现汉》“凡例”的研究范围、修订,研究者们在研究《现汉》“凡例”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解决方法进行了探讨。本章重点考察“凡例”的研究概况及其修订完善的过程。第叁章,对有关《现汉》词(字)音、词(字)形的研究分别进行了分类综述。其中注音研究包括注音规则、注音中的研究角度、注音拼写研究等。对于词(字)形研究,我们对《现汉》中异形词、异体字和其它字形进行了分析探讨。第四章,针对学术界内出现的有关《现汉》收词立目的文章和论着,对《现汉》叁十年来的收词研究进行简单勾勒。本章分为四个部分：《现汉》收词情形概述,关于《现汉》收词原则与收词范围的探讨,《现汉》收词及研究特点的补充和《现汉》收词中出现的问题及其处理方式等。第五章和第六章,主要论述了《现汉》注释的研究概况。注释被视为整部词典的灵魂和核心,本章包括释义原则与方法的探讨,五版《现汉》释义优缺点大盘点,并对《现汉》释义进行了史性研究。接着,我们对《现汉》释义的辅助方式,包括用例、括注及其它标注进行了分类概括和分析。由于内容较为集中,篇幅过大,我们分为上下两章进行论述。第七章、第八章以《现汉》的外部研究为主。为了保持论文的系统性,我们将《现汉》内部各版本(包括单版、版版对比研究)、《现汉》和其它辞书的对比研究放在一起。其中,《现汉》与其它辞书的对比研究又包括了外语词典及国内其它语文词典等。通过内部对比,我们可以发现《现汉》的与时俱进性；通过外部对比研究,我们亦可以看出《现汉》的特点及与其它辞书之间的联系。第七章,我们以苏新春(2007)在《<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的改进及对进一步完善的期盼——兼谈“现汉学”的建立》一文中所提到的“现汉学”为出发点,对基于《现汉》引发的关于“现汉学”的研究进行分类综述,包括基于《现汉》为资料的研究。在此我们分析了选择《现汉》为研究资料的原因、《现汉》在研究中的角色与定位、基于《现汉》为语料的研究方法、方向及特点。接着,我们对《现汉》与汉语教学的关系进行了简单探讨。最后,对《现汉》与文学、史地学等其它学科的交叉研究进行了简单论述。在小结部分,我们对《现汉》这叁十年来的研究成果进行简单总结,指出以往研究的不足之处,并对下一步的研究提出几点意见。
孙萍[5]2016年在《《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与第1版词语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现代汉语词典》自1978年发行之日起,期间经过了五次修订,在2012年发行了最新一版第6版《现代汉语词典》。从1978年至2012年的30多年里,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语言是社会文化的镜子,词语的变化最能反映出社会的发展变革。《现汉》作为规范性词典的代表,该词典的收词变化最能展现出社会发展的轨迹。本文选取了《现代汉语词典》第1版与第6版,将其中的所有词条逐条比对,选取出第6版中新增与删除的词语,并对这些词语按音节、词类、结构类、意义类进行分类统计,分析词语各类型的发展变化。另一方面逐一列出《现汉》对词语的语音、词形以及词义的改变,探讨30多年词语的变化以及《现汉》为规范性做出的努力。第一章(绪论):介绍了选题背景以及《现汉》收词的研究意义与目的,说明了《现汉》收词的研究现状以及本论文的语料来源以及研究方法。第二章:本章对新增词语以及删除词语的音节、结构、意义类型做了分类统计,以表格的形式呈现了词语在音节、结构、意义类型上的变化。第叁章:本章从词语的选择、语音的规范、字形的规范以及词义的规范四个方面探讨了《现汉》的规范性。词语的选择又从新词语的选择、方言词的选择、借词的选择以及成语惯用语的选择四个方面分析了《现汉》在选词方面的规范性。第四章:小结。通过对增删词语的音节数量的计量统计分析,得出增删词语在音节数量上以双音节为主,体现了现代汉语词汇系统的双音节化趋势。词类方面,增删词语以名词为主,可以看出,汉语词汇在发展变化中以实词为主,虚词发展缓慢。词语结构方面,增删词语都以合成词为主,单纯词较少。词语的意义类型方面,增加词语的意义类型涉及范围广,而删除的意义类型少。《现汉》在词语的选择方面也与时俱进地做出了调整,对新词语、古语词、方言词以及成语熟语的选择做出了严谨的考量,适当的进行了增删。词典对所收词语的语音、词形以及词义也做了规范性地调整。
唐余俊[6]2007年在《《现代汉语词典》收词原则与收词范围研究》文中指出1978年至2005年，规范型中型词典《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现汉》”)已公开发行了5个版本(以下简称“5个版本”)。研究单个版本或两两版本之间《现汉》收词的论着数量可观，而几无对5个版本作通论者。通过对5个版本《现汉》A、E、O、Z字母全部收词及其他字母部分收词的统计分析、比较研究、综合归纳等，根据《现汉》收词研究既有成果，对5个版本《现汉》收词原则和收词范围作尽可能深入、细致地贯通性探究，或将为编纂工作50年、公开发行近30年来包括收词研究在内的《现汉》研究，提供一个全新的学术视角，对既有《现汉》研究领域作进一步拓展。《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和《现代汉语词典编辑计划纲要(草案)》于1956年发布，《<现代汉语词典>编写细则(修订稿)》由吕叔湘等于1958年修定。自此，5个版本《现汉》的编纂者始终恪守3者提出的“收词要收‘通用(普通)的词’”、“次要的‘应该酌量选收’”的收词原则。5个版本《现汉》对收词原则的恪守明示于各版本“前言”、“说明”等，体现在词典的具体收词中。随着《现汉》理论研究的加强和编纂实践的不断检验，学术界对《现汉》收词原则有了更为细化和深化的认识，提出了“词语竞争原则”、“强调系统性原则”、“兼顾实用性原则”和“相对稳定性原则”等收词细则。学者们还认为，《现汉》收词同它的释义和举例一样具有思想倾向性，主要体现在《现汉》对有较明显政治倾向词语的收弃方面。收词原则指导下的5个版本《现汉》收词范围不断扩大，适时反映了我国现当代各历史时期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现汉》收词数量呈“叁级跳”式扩容，即第1～2版收词几乎等量；第4版较第3版增量无多，但第3～4版相对于第1～2版收词增量明显；第5版收词数量又较第3～4版有明显增加。5个版本《现汉》收词涉及领域总体一致，包括政治经济生活和物质文化生活中普通的词、各行各业的普通的词及各学科的普通的词等，但不同版本《现汉》对不同大类词语收录数量变化较大，有的还表现出对整体收录某类词语的认识不一致。此外，5个版本《现汉》收词语源领域不断扩大，既有学科领域的扩大，也包括语言分布地域的扩大。自吕叔湘首倡对新词新语的研究，《现汉》自第3版起始终将对新词语的收录作为收词重点。《现汉》新词语收录把握《现汉》收词原则，而突出普遍性原则与具有生命力原则。《现汉》新词语收词范围明确且稳中有扩且与时俱进。《现汉》收录新词语在引导、实现现代汉语词汇尤其是网络词语规范化方面成效显着。《现汉》收录语文类词语如轻声词、儿化词、古语词、外来词、方言词、异形词及字母词等，同样较好地体现了《现汉》收词原则和范围的总体要求且各有特征。轻声词收录强调必要性、一致性和俭省性，收录数量逐版减少；儿化词强调收录有区别词性、词义作用的或北京话口语中必须儿化的词语，收录数量增幅平稳；古语词选收部分在现代书刊中出现的，收录数量逐版增多；外来词收录坚持通用性，照顾系统性，涉及学科领域较广泛，语源语种面较宽但以英语为主；选录方言标准从严，对一些强势方言的词语增录较多；异形词收录最能体现《现汉》规范型词典的特色和使命；第3版起以附录形式收录字母词坚持普遍性与必要性相结合原则，收录范围不断扩大，数量增势迅猛。《现汉》在收词原则及收词范围的确定和把握方面所作的努力得到了多数学者的全面或专项肯定，认为它超越了此前的词典，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也有学者对《现汉》收词原则、收词范围的具体把握方面存在的不足提出了商榷性批评意见，甚至提出“超出了学术论争范围”的否定性意见。从《现汉》3次较大规模的修订情况看，《现汉》编纂者努力、迅捷地将学术研究的新成果包括建设性批评意见应用到包括收词在内的《现汉》编纂中来。《现汉》编纂和修订是一项浩大的工程，5个版本《现汉》对现代汉语词汇规范化已作出的贡献是巨大的，影响是空前的。《现汉》收词也存在具体收词把握原则尺度不尽一致、部分收词范围确定未必完全合理等瑕疵，有待进一步修订与完善。
刘双[7]2012年在《浅析《穆斯林的葬礼》中的儿化词》文中认为儿化是现代汉语中普遍存在的语音现象，也是一种特殊的构词方法，在口语和书面语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儿化词是词语儿化后的表现形式，在现代汉语中大量存在，对人们的沟通和交往有重要意义。本文主要研究《穆斯林的葬礼》中的儿化词，目的在于通过对语料中的儿化词进行分析研究，统计语料中儿化词的分布情况，总结语料中儿化词的类型，分析语料中儿化词的特殊现象，进而探究儿化词的使用规律。希望可以帮助人们，尤其是汉语学习者或者对外汉语教师，对“儿化”这一重要的语言现象有更加全面、透彻的认识，对解决“儿化”在语言教学及语言应用中出现的问题起到一定的作用。首先利用汉语词法分析系统ICTCLAS (Institute of Computing Technology, ChineseLexical Analysis System)对语料进行自动分词及词性标注，进而以计算机软件及人工校对相结合的方式，对语料中的儿化词进行筛选，在此基础上，运用观察法、描写法，借助举例子、列表格等辅助手段，对语料进行分析研究。本文主要分为四章，第一章，阐述本文的研究对象、目的、意义及方法；第二章，介绍本文提取《穆斯林的葬礼》中的儿化词的方法；第叁章，是本文的重点，分别从语音、词类、语义和语用角度，对《穆斯林的葬礼》中的儿化词进行研究，并对语料中“一+量词+儿”“X+X+儿”以及“点儿”与性质形容词的组合形式等特殊形式儿化词进行单独阐述，得出儿化词的类型及特点；第四章，分析语料中儿化词特殊现象，进而总结儿化词的使用规律。
孙毕[8]2004年在《章太炎《新方言》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章太炎《新方言》在汉语方言研究史、汉语语源学史以及中国语言学史上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但是目前学界多关注章氏的《国故论衡》、《文始》，而对《新方言》的评价一般是印象性、概括性的，缺乏对《新方言》具体而系统的专门研究。本文以章太炎《新方言》为研究对象，考察其在汉语言文字学方面的成就与局限，并思考现代语言文字学的相关问题。此选题具有重要意义和开创性。我们从《新方言》中切分出1466个今语词(同词异字计为一个词)，216组同词异字，以穷尽性调查为手段占有了大量的材料，这更是以前的研究未做过的，具有独创性。我们从传统汉语方言学、现代语言学、海外汉语研究叁个角度来考察《新方言》在汉语方言学史上的地位，因此本论文研究的角度全面而新颖。 本文将《新方言》和以《汉语方言大词典》、《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为主的各种方言文献对比，统计并分类考察了《新方言》中未被《汉语方言大词典》收录的词语或词语的义项，被《汉语方言大词典》收录但仪有《新方言》作为孤证的词语，和《汉语方言大词典》所收词音义皆同但不以《新方言》为书证的词语，列出了《新方言》中今方言词语的同词异字表，并订正了《汉语大字典》、《汉语方言大词典》一些立目、释义、书证方面的讹误，举例说明《新方言》考本字、同词异字研究对《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等方言文献用字的参考作用，因此本文在《新方言》的进一步研究和《汉语大字典》、《汉语方言大词典》、《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的修订等方面具有实用价值。 本文预期的目标是，对《新方言》的今通语与今方言词汇作出统计分析以评价《新方言》在方言词汇研究方面的成就；对《新方言》的词源考证的内容和方法进行分析以见《新方言》在语源学方面的贡献；对《新方言》的词汇比较进行分析以见其对汉语词汇系统性特点的揭示以及其对现代语言学的启发；对《新方言》的语法虚词研究进行考察以见其汉语方言语法研究的成就与局限；整理并分析《新方言》语音描写与比较的术语、方法与内容，以见以《新方言》为代表的传统方言学在语音记录与研究方面的成就与局限；对《新方言》中今方言词的同词异字全面统计与分析，以进一步考察《新方言》在方言词汇调查方面的成就并给汉语方言词典的编纂提供材料和方法论方面的参考；用现代语言学的方法与成果考察《新方言》求本字的方法、成就与局限；最后，从传统方言学、现代语言学、海外汉语研究叁个角度来考察《新方言》在汉语方言学史上的地位，并给现代语言学的发展提出一些建议。本论文基本达到了这些目标。 本文在如下几个方面开创和深化了对《新方言》的研究，以具体、全面、深入地评价《新方言》在汉语方言研究史、汉语语源学史、中国语言学史上的贡献与局限： 1、第一次对《新方言》的今语词汇进行穷尽性分析与考察，以全面、具体地考察《新方言》在方言词汇调查方面的成就。《新方言》中今语词(包括今方言与今通语，不包括民族语)计1466个(同词异字计为一个词)，其中今方言词语(有明确今方言地点的词语)770个，今语、今通语、通语词计685个，方言兼通语词11个。此外，少数民族语词3个。古、今语词(包括古语、今通语及今方言，其中兼为古语、今通语或今方言词者只计为一个词)共计2470个。《新方言》在《汉语方言大词典》中作第一书证(首证)的有221例。按方言系属来统计，《新方言》中今方言词除“南方”语词7个、“北方”语词14个之外，其他系属计15种，词语770个。按地名统计，《新方言》描述今方言词的地名有5类计167个，共出现1303次；其中古国名族名、少数民族名、外国名有10个，共出现162次；其余皆为今方言地名。所以《新方言》方言调查范围无论从地域还是从方言系属来看，都几乎遍及全国。 从相关文献来看，《新方言》对汉语方言研究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据抽样统计，《新方言》材料的28％所涉及的方言文献达147种。各地方志与《新方言》在《汉语方言大词典》的同一词目下作书证者达284次，而这些文献大多数皆在《新方言》后并受它影响。 在评价《新方言》的方言词汇调查成就时，我们证实了《新方言》对叁类共13口个方言词的描写的正确性: 第一类是《新方言》中未被《汉语方言大词典》收录的词语或词语的义项，共计173个。本文第二章考察了其中的35个，其中27个词语或词语的义项得到了印证;加上本文第四章《<新方言)的同词异字研究》24个被印证的词语或词语的义项，共51个未被《汉语方言大词典》收录的词语或词语的义项的正确性得到了证明。第二类词是《新方言》的词语的音义与《汉语方言大词典》所收词语音义相同或相通但《新方言》未被《汉语方言大词典》作为书证者，共计25个。第叁类词是《新方言》中虽被收录在《汉语方言大词典》中但仅为孤证的词语，共计328个，第二章考察了其中的1基个，本论文第四章《(新方言)的同词异字研究》考察了4才个，这样，共计5琴个孤证的正确性得到了印证。 2、结合《新方言·自序》和一l正文中的材料，本文第一次对《新方言》推词源、求本字六例所反映的语言文字规律以及章氏对汉语语源学的研究进行了考察
王晓燕[9]1997年在《《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新增方言词浅析兼谈近年来方言发展的基本情况》文中研究说明《现代汉语词典》是以记录普通话语汇为主的中型词典。这部词典是为“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服务的”。1978年出第一版,1978年曾对个别条目稍作修改,于1983年出第二版.自出版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日趋发达,社会间的交往日趋频繁,交往的区域日趋广阔,促使各地区各民族的语言互相接触,互相影响,使现代汉语词汇处在了一个大丰富、大变化、大发展的时期.为适应广大读者的需要,《现代汉语词典》经过增、删、改的全面修订,于1996年9月出版发行了第叁版。本人通过对第一、第叁两种版本的对照,找出了新增方言词语318个,增补了方言词条186条。其中直接吸收方言词、增加方言词条307条.如“爆棚(爆满)、唱碟(唱片)、抄肥(捞外快)、车身(转身)”等;在原有词条中增加方言义项的有85条,如“专门”本有两个义项:①特地②专从事某一项事的(如“专门人才”),修订时又增加了一个方言义项,即:(方)表示强调经常做的某类事情(如“他专门会讲风凉话”);在新增的普通词条中
鹿琼瑶[10]2016年在《《语文研究》语言学论文刊文研究（1980-2014）》文中研究表明本文运用文献计量学科领域内的文献计量学方法对山西省社科院主办的中国当代语言学核心期刊之一《语文研究》从1980年至2014年所刊载的具有研究性价值的1687篇论文进行定量分析,对论文内容分布、论文作者、作者所在机构及地区分布、基金资助情况这几个指标作了统计,了解期刊都在哪些领域发文;分析作者,便于掌握本杂志稿源的质量,研究队伍的科研实力和分布地区;资金论文情况反映了语言研究的重点和热点,以便能够客观的评价这本杂志,进一步提高刊物的质量,扩大影响范围。另外,对《语文研究》杂志所有论文分方言、语法、词汇、语音、述评、语言理论、汉字、社会语言学、辞典编纂、修辞、语文教学、(文艺、作家)作品语言和民族语文语言这十叁个板块进行语言学定性分析,了解每个板块研究什么,研究到什么程度,有什么特色,在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为后人继续研究提供了方向,有助于在熟悉语言研究发展历程的同时了解本杂志的发展轨迹,关注到当前语言研究的新动态和发展趋势,紧跟语言研究热点,不至于落后。为了方便读者和研究者,笔者把《语文研究》的语言学刊文作了分类索引,作为全文的附录。对《语文研究》作定量、定性分析的过程中,笔者采用的具体的研究方法有:(1)自己建立小型的封闭式的语料库,并依照研究内容分类,便于后期统计,进行定量研究和定性分析;(2)运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进行统计分析,把文献计量研究方法运用到语言学科领域,尤其是对语言学核心刊物进行分析,是近年来研究的趋势;(3)归纳概括的分析方法,在对刊文内容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归纳《语文研究》语言学刊文的重点、特点、研究的不足等,能够更加客观评价杂志。本文创新之处是以《语文研究》刊发的所有语言学论文为研究对象,对其内容进行语言学归类分析,从历时的角度看,有助于了解《语文研究》刊文轨迹,也了解了语音、词汇、方言等各个板块的研究对象、热点和趋势,全面了解本杂志概貌的基础上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参考。同时,也起到一个文献索引的作用,便于读者迅速查找本杂志各领域发文,省时省力。在结语部分,笔者给出了本论文研究得出的结论和贡献、存在的不足、并对今后进一步研究提出了一些建议和意见。《语文研究》刊文情况反映了我国语言研究的发展历程和趋势,刊文基本上是以大的语文事件、语文运动或语言学会议为背景的,紧跟当前争论的热点趋势,刊文质量较高。
参考文献：
[1]. 《现代汉语词典》儿化词语研究[D]. 朴红瑛. 延边大学. 2003
[2]. 二十世纪辞书儿化词研究[D]. 关俊红. 厦门大学. 2008
[3]. 《现代汉语词典》与《现代汉语规范词典》方言词比较研究[D]. 边小玲. 山东师范大学. 2006
[4]. 《现代汉语词典》研究叁十年[D]. 刘艳娟. 山东大学. 2010
[5]. 《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与第1版词语比较研究[D]. 孙萍. 新疆师范大学. 2016
[6]. 《现代汉语词典》收词原则与收词范围研究[D]. 唐余俊. 南京师范大学. 2007
[7]. 浅析《穆斯林的葬礼》中的儿化词[D]. 刘双. 河北大学. 2012
[8]. 章太炎《新方言》研究[D]. 孙毕. 复旦大学. 2004
[9]. 《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新增方言词浅析兼谈近年来方言发展的基本情况[J]. 王晓燕. 甘肃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7
[10]. 《语文研究》语言学论文刊文研究（1980-2014）[D]. 鹿琼瑶. 曲阜师范大学. 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