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中国史学发展若干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中国论文,年代论文,趋势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80年代中国史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直到今天，我们仍对其巨大变革感到惊异。80年代初，十年浩劫刚刚结束，受“四人帮”干扰较大的史学立即陷入空前的危机之中。一场前所未有的对旧历史写作理论和方法的全面检讨开始了。与此同时，对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问题再次展开了热烈讨论。到80年代后期，文化传统与现代化问题成为历史学界，乃至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界所共同关注的重要问题，并由此导致文化史和社会史的兴起。在20世纪行将结束的时候，回顾和总结80年代史学思潮的更迭，分析其出现的背景原因及其对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影响，不仅对研究中国当代史学史，同时也对研究20世纪中国历史思想的发展变迁及其基本趋势都有一定意义。本文将着重分析80年代史学危机的原因，探讨80年代历史解释理论的变迁和新研究领域的出现。
一、80年代初的“史学危机”
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中国，历史研究出现了危机。这场历史研究的危机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指导中国历史学家整理历史资料，划分历史发展时期，并为历史学家分析历史事件提供方法论的核心理论受到普遍质疑，被认为再也不能圆满解释中国和世界历史近几十年来的发展（注：正如一位学者当时所总结的那样，以阶级斗争加社会基本矛盾和五种社会形态演进的理论框架，“在解释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的共同规律和特殊规律方面遇到众多难题，尤其难以从历史角度回答世界的现实和中国的现实提出的问题和挑战，例如，怎样解释二战以来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产业结构、社会关系、阶级斗争以至上层建筑各个领域发生的巨大变化及其趋势？怎样认识社会主义国家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曲折发展道路？……怎样认识波及全球的新的技术产业革命……怎样认识各民族从传统的农业社会走向近代社会的共同规律和特殊规律？……（因此）需要对我们原来理解的唯物史观和史学本体论进行一番认识”。参见庞卓恒：《全国史学理论讨论会综述》《天津师大学报》1986年第6期，第55页。）其次， 不仅历史学家，而且广大知识阶层都对那些主要记述政治军事事件并深受路线斗争和极’左”思潮影响的旧历史著作感到厌恶，并呼唤新的历史写作模式和解答新的历史问题。正如当时的一篇文章指出，过去那种侧重于农民起义、土地关系和统治阶层人物的旧史学正变得陈旧落伍。历史学家应当适应社会发展目标的转移研究风习、文化生活、科学文明、人口流动和城镇的变化等等（注：吴承雍：《史学研究面临的重大转变》，1985年11月13日《光明日报》。）。
80年代初出现的史学危机同托玛斯·库恩所描述的一门科学内部所发生的研究范型的危机类似。历史研究者不仅感到旧的历史研究方法和解释理论不再有效，而且开始探索和提出新的理论方法和研究课题，出现了对主要历史解释理论——苏联式五种生产方式更替论——的挑战。过去得出的许多历史事件的结论遭到种种责难。关于历史研究必须革新和现代化的讨论充斥于各种报刊文章。仅在1984年到1990年，就召开了六次全国史学理论方法论讨论会。80年代，中国的历史研究的确处于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
对于80年代出现的这场史学危机，人们曾提出了各种解释，例如：“文革”期间“四人帮”把史学导向了影射史学的死路，创建和运用这种理论的老一代历史家在历史研究的舞台上渐渐隐退，新一代历史研究者的出现等等。但笔者认为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这种历史研究方式本身，包括历史家对历史事件或资料概念化的模式，提出的研究问题的性质，以及分析历史事件的方式等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因为这些方面决定了所由产生的历史知识的形态和相对真理性。下文将对80年代以前我国历史研究在一些领域的基本范型做一初步分析。
（一）历史研究的对象及范围
对80年代以前中国史学出版物的分析表明，历史研究与著述围绕着多种多样的题目展开。然而的确有一些研究领域和题目吸引了广泛的注意力。这些领域内的著述成为学术刊物和出版社竞相刊载的题目。50—70年代，大约有20个左右的研究题目成为我国历史研究的主导性领域。这些问题可分为以下四类：第一类产生于运用苏联式一元论历史观，即五种社会形态更替的理论分析整理中国的历史的过程中。例如：关于中国的历史分期问题，“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开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等等。第二类是运用传统马克思主义历史分析方法（注：毫无疑问，马克思对历史科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的结构及其演化动因的一般模式，以及阶级分析的方法，至今是历史学和社会学的最重要的理论方法之一。马克思历史理论的引入曾在中国历史研究中引起了革命性的变革。直到今天，即使在西方，马克思历史研究理论仍是一大批研究成果丰硕的历史家的思想源泉之一。80年代以前，在我国史学研究中被广泛使用的历史研究理论方法可以称之为是“传统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理论”。众所周知，这种历史理论是在从苏联传来的一元单线论历史观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苏联版的历史观是马克思历史研究理论的简化、机械化和普遍化。马克思历史研究理论中的许多真正富有生命力的科学要素实际并没有被苏联理论家包括进去。），即以阶级分析法解释中国历史上的某些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社会阶层的代表人物。例如：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意义，李秀成评价问题，清官问题，中国历史发展的动因等等。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近代史出版物中，约有1／5是研究太平天国革命的。第三类涉及历史研究方法论的问题。例如：历史相对主义和阶级分析方法、史与论的关系问题，（注：详情参见钟城：《再谈史与论——回顾60年代史学界两个口号之争》，1979年2 月15日《文汇报》。）等等。第四类问题反映了试图对在运用苏联版本的历史观分析中国历史时产生的一些问题进行更进一步的探讨。这些问题包括如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的性质、资本主义萌芽、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和汉民族的形成等等问题。从对1956年到1965年发表在《历史研究》上的文章题材和内容进行的数量分析中可以看出这些文章题材所占的大致比例。
1956-1965年《历史研究》文章题材内容分类统计表
题材,内容数量
中国社会的性质及其历史分期问题 49
生产关系、土地所有制和剥削问题 44
统治阶级代表人物及其思想
10
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
36
阶级斗争、革命、政治思想运动和改革 38
农民起义及其政治思想和领袖人物评价 65
帝国主义侵略及剥削问题 30
为当时的路线斗争服务
79
上述8类文章的总数和百分比 351
58%
社会经济史,科技史 99
文化哲学思想
38
民族学研究 17
上述3类文章的总数和百分比 154
26%
国际关系
4
史实、史料考证 29
其他
60
上述3类文章的总数和百分比 9316%
文章总数(不包括世界史) 589
1956—1965年《历史研究》三大类文章百分比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50—70年代我国历史研究处在一个用新的历史观全面整理和解释中国历史的阶段。可以说占主导性的历史研究是那些带有概括解释性的或者说是以某一概括性理论为出发点的研究。大部分这些研究题材应属于政治思想史、政治经济史、阶级斗争和军事史写作范畴。我们不妨把这类史学称为“政治性史学”。其次，这些历史研究还与当时的政治有紧密联系。特别是在“文革”期间历史写作被要求直接服务于当时的政治意识形态。由于这些原因，从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后期，历史研究选题越来越狭窄、单调，研究内容和结论越来越贫乏，并日益等同于政治宣传。
（二）分析性范畴
历史研究离不开分析性范畴或抽象性概念。这是因为任何所谓“历史事实”都是通过语言来表述的。而语言是由词构成的。某些词或词组则可能是分析性范畴或一般性概念。只不过我们在使用时常未能意识到它们后面的概念和思维模式。研究某些被经常使用的分析性范畴或抽象概念的性质和特征，使我们能较好地把握某一学术研究群体是如何使其研究对象概念化，从而认识这种类型的研究的科学性程度。对80年代以前我国历史研究中那些涉及对历史事件进行理论性解释或概括性研究的论著中广泛使用的一些关键性范畴的分析表明，在这些类型的历史研究中所使用的概念准确性较差，其定义落伍，不能为此类历史研究提供有效的分析性工具。
例如“封建主义”一词是历史学家在对中国历史进行分期时的一个最重要的概念。在运用该概念指认某一历史时期为封建社会时，事先已包含了对该社会若干总的政治经济特征的一般性认识。80年代前，“封建社会”被定义为一种生产方式，其中“地主”占有土地，采用经济的和超经济的手段剥削农民。由于概念定义的松散和不精确，人们可以用这个词指中世纪欧洲以封地采邑为特征的社会，也可以把从秦到清的中国社会称为“封建社会”。而该社会却具有与中世纪欧洲完全不同的上层建筑，即欧洲后封建时代的那种中央集权官僚制。显而易见，这种不精确的概念不能指导历史家去认识中、欧社会结构和历史发展道路的差异性。同时，又给中国历史家确认“封建社会”在中国历史中的开端带来极大的困难。从秦到清，中国社会政治经济不断变化发展，其间既长期存在欧洲后封建时代所有的那种中央集权官僚制，在个别时期，由于中央王权的衰微，或主动采用分封制，又出现采邑庄园。关键词定义的松散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同理解使得在确认“封建制”在中国的开端时产生了极大的分歧。大致出现了六种以上的说法：即（1 ）西周封建说（注：参见范文澜：《中国通史》，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年出版，第65—104页。），（2）春秋封建说（注：参见李亚农：《李亚农史学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出版。），（3 ）战国封建说（注：参见侯绍庄：《怎样理解郭沫若同志的古代史分期学说——兼评金景芳先生的中国古代史商榷》，《历史研究》1979年第8期。），（4）秦汉之际封建说（注：参见金景芳：《中国古代史商榷》，《历史研究》1979年第3期。赵习元：《试论中国奴隶制形成和消亡的具体途径》， 《吉林大学学报》1979年第2期。），（5）东汉封建说（注：参见郑昌竟：《井田制的破坏和农民的分化——兼论商鞅变法的形成和作用》，《历史研究》1979年第7期。）和（6）魏晋封建说（注：何兹全：《汉魏之际封建说》，《历史研究》1975年第1期。 尚钺：《关于古代史分期问题》《中国古代史研究》1979年第3期。）。在这种情况下， 历史研究很难出现公认的成果。
对“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呈现出同样的问题。这场自50年代中期开始的研究的中心词“资本主义”实际上是指现代工业资本主义。但是由于受到苏联式机械论的历史理论框架的影响，“资本主义”被定义为一种生产关系既没有量的限定，也未包括与理性资本主义相联系的其他重要特征。例如：近代科学的形成，科学技术不断地被运用于生产而出现的持久的经济增长，具有多元的和民主的特征的政治制度和文化，等等。因此，本来是一场很有意义的讨论，结果由于中心概念定义的不精确性，从一开始就注定难以达到讨论的目的。假如“资本主义”或“资本主义萌芽”仅指工场手工业、市场和雇佣劳动生产关系，那么，这种类型的“资本主义”或“萌芽”从货币开始被广泛使用就总是会出现的。这样一来，讨论这种生产关系始于何时就不仅没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难以形成公认的结论。实际情况正是如此。研究开始集中于明清（注：傅衣凌，《清朝农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研究》，《历史研究》1977年第5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编辑：《中国近代史稿》，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出版。）后来学者们发现工场手工业和雇佣劳动生产关系几乎出现于每朝的商业繁荣时期。于是“资本主义萌芽”就被从明（注：参见朱绍侯：《中国古代史》，第2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 年出版。唐立德：《明代中期的资本主义萌芽》，《历史教学》1979年第12期。）追溯至元（江南出现了先进的纺织工场）（注：参见王洪均：《从先进到落后，中国历史上的300年》，《中国史研究》1980 年第1 期。），至宋（工业资本主义前夕所特有的工场手工业广泛出现）（注：参见史云：《建国以来史学界关于中国古代史上几个问题的讨论综述》，《河北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1期。）， 至唐（有高度繁荣的商品经济）（注：参见傅筑夫：《唐宋时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与资本主义萌芽》，《陕西师大学报》1979年第1期， 以及《我国封建社会内资本主义萌芽的上限问题》，载《中国经济史论文集》，第2卷， 上海三联出版社1980年出版。），直至西汉（生产力达到很高水平并出现大量自由劳动者）（注：参见饶会林：《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上限》，《辽宁师院学报》1980年第1期。）。
（三）历史研究的方法
80年代以前，我国大多数这些“政论性”历史研究的另一重大缺陷是研究方法的简单性，以及不善于借鉴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概念和方法论。众所周知，历史学家分析解释历史现象的方法往往与其对社会结构、发展动因和演化的模式的总体看法相联系。这些总体看法，包括哪些历史现象具有重要性以及与其他现象的关系等等，为历史学家提供了观察和分析历史事件的途径和方法。当历史学家开始着手研究某一历史问题时，心中已有的关于社会结构历史演化的总的理论模式会引导他们从一定的角度去搜集和分析历史资料。80年代以前，我国历史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关于社会历史演化的模式理论可以称之为是“对历史的经济决定论的解释”。它以关于社会结构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二分法以及前者对后者的支配地位的理论为主要特征。阶级斗争被认为是推动社会变革的最重要的力量。虽然它也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因。但却很少认真细致地分析生产力技术水平的变化，科学的作用及对社会制度和社会思想的影响。分析的重点是其对生产关系的影响。按照这种模式去观察和分析社会历史现象，历史学家往往着重注意有限的几个方面，如生产关系状况、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等，而忽略对复杂历史现象的全面研究（注：布莱克波恩曾把这种解释模式称为“对历史的经济决定论解释”。 他认为这种观点有以下要素：(1)’经济是基础，其他因素则是次要的”；(2) “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模式被简单解释为经济基础的支配作用和上层建筑的依附关系；以及( 3)“阶级利益和阶级斗争”在二者之间的调节作用。在这种观点下，现实被分解为少数几个抽象层面。历史解释仅诉诸于二至三个抽象层面的分析。参见布莱克波恩：《社会科学中的意识形态》，R· Blackburn： Ideology In The Social Science，邦格·索福克：里查德克莱出版社1972年出版，第270页。）。 这种方法指导下产生的历史著述不可避免地使人感到单调和缺乏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这种研究方法的另一重大缺陷是漠视其他社会科学在理论方法上的进展。众所周知，19世纪末以来，社会学和人类学获得巨大进展。前者以研究当代社会为主，后者注意对社会（常常是处于较低发展阶段的社会）的比较研究上。这两门社会科学对人类社会现象结构提出了大量概括性的和规则性的认识。因此，它们为历史研究提供了许多亨佩尔意义上的“一般定理”、概念和方法。当代西方史学的进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借鉴了新社会科学的概念和方法（注：例如美国历史家劳伦思·斯通在《历史与社会科学）中指出，在美国几乎所有取得进展的历史研究工作……都借鉴于心理学、社会学或人类学等等社会科学的理论，都运用如数量化这样的社会科学方法。法国历史家拉杜里更认为，凡不能数量化的历史学都不能被称为科学。）。忽视借鉴新的社会科学就使得80年代以前我国历史研究在这些领域无法不断地推陈出新，拓展研究面，并得出新的理论观点或结论，从而加深加宽对中国历史的认识。
著名的美国科学史家托玛斯·库恩曾经指出：某一历史时期的科学研究往往是以被该科学社团所共同推崇的一种范型理论组织起来的。这种范型理论指导该科学社团构思提出研究问题，选择分析解答问题的方法和途径。一旦该范型理论反复地不能合理解释新出现的证据和反常现象时，科学范型的危机便发生了。80年代初，中国的“史学危机”在一定意义上是可以用这种理论来加以说明的。最后还应当看到，80年代初开始被大量地介绍进来的国外历史哲学的新理论观点也加速了中国史学的危机。这些新理论观点，包括关于历史知识的相对性和历史认识的非客观性等等，动摇了80年代以前我国历史研究的本体论和方法论的基础。
二、历史解释理论的变迁
80年代史学的另一重要发展是对上述“史学危机”进行深刻的反思和提出新的历史编纂理论以补充甚至取代旧的编纂解释理论。我们知道，某一社会或国家的历史研究在一定时期往往受到一种宏观历史理论的强烈影响。该理论对该社会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过去提供某种解释。历史家往往按照这种解释框架整理历史资料，使过去的事件具有某种发展秩序或模式。欧洲史学史上曾出现相继更替的几大历史哲学理论：中世纪编年史家所尊奉的基督教神学世界历史图式，近代以欧洲中心论和进步史观为主要特点的世界历史发展理论和20世纪形成的现代化理论。
80年代以前，在我国历史写作中占支配地位的编纂理论是从苏联传入的单线一元论历史观。该历史理论把马克思根据欧洲历史抽象出来的四种社会形态理论加以普遍化，提升为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普遍模式。这种作法存在一系列重要问题。首先而且最重要的是，这种编纂理论能否被套用于中国历史。众所周知，马克思本人曾强调他从欧洲历史抽象出的四种社会形态演化的历史模式能否被套用于欧洲以外地区，那是需要对欧洲以外地区历史进行细致的研究方能得出结论的（注：“所有的历史都必须重新加以研究，不同社会形态存在的具体条件也必须加以分别考察，然后，才能从中抽象出适用于所有这些社会形态的政治的、民法的、美学的、哲学的和宗教的观点等等”。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选集》Selected Correspondence，莫斯斯进步出版社1955年英文版，第312—313页。）。当马克思开始触及非欧国家，如印度和中国的历史时，他对非欧国家具有与欧洲国家历史不同的形态已有初步认识。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的提出便是证据（注：关于从欧洲历史抽象出的四种社会形态演化的理论是否是人类所有社会都经历过或必须经历的普遍模式问题，马克思在他的一生著述中观点并不统一。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前言中，马克思给人的印象是他提出了一个人类社会演化的普遍模式。在Grundrisse手稿的《前资本主义经济形式》一节中，马克思又强调他所发现的那些生产方式的非连续性。并把它们分别看做是具有历史独特性的个体，每个个体（生产方式）只能用适于该个体的范畴和社会规律加以分析。）。实际上，任何相信历史证据高于理论假设的历史研究者都能看到，欧洲历史上的那种奴隶社会形态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存在。封建社会则出现很早。80年代以前，几代中国历史研究者在运用该历史编纂模式框架中国历史时所产生的诸多矛盾，以及由此而引起的许多无法解答的争论，都说明了不能轻易地把这种发展模式不加验证地套用于中国历史。80年代初，我国历史研究者对这种解释理论的公开质疑明朗化了。这是由于随着现代化成为举国一致奋斗的目标。历史学家们日益认识到：中国不仅到19世纪中叶仍未按这种模式演化，即从封建社会向工业资本主义过渡，而且到20世纪80年代仍在为完成那些在这种过渡中就应完成的任务补课。
不论大家是否同意上述这些分析，80年代指导中国历史写作的解释理论的确出现了重大变异，而且新解释理论是以现代化理论为框架的。新解释理论能取代苏式一元单线历史观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能为回答为什么截至20世纪上半叶中国仍未能实现现代化提供新的解释途径。现代化理论的以下特征，即它在提出现代世界历史正朝着一个方向前进时，又承认现代化以前世界历史的多元性——各个民族具有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发展道路，也使我国历史研究者能摆脱由于教条地套用单线一元论旧理论而出现的陷阱。
新解释理论补充和取代旧理论的趋势在中国古代史的写作中可以看出端倪。但最明显的还是在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中。众所周知，80年代以前，中国近现代史被解释为主要是中国被逐渐转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近代史被总结为“两个过程，三个高潮和八大事件”。在这种解释理论的影响下，代表了后一过程高潮的历史事件，如“太平天国革命”、“义和团运动”等，受到高度重视。1949年到1979年出版的近万篇近代史文章中，有1836篇是关于“太平天国革命”的。只有72篇是关于“洋务运动”的。
80年代，中国近代史不再被仅仅解释为上述两大过程，而且也被看作是传统的农业中国逐渐开始现代化的过程。在很多历史学家看来，后一过程甚至是代表了中国近现代史的主流（注：1989年在湖南召开的中国近代史全国讨论会上，大部分与会者都放弃把中国近代史看做主要体现了反帝反封建的阶级斗争的过程，而提出用现代化理论来解释中国近代史。参见建新《中国近代史宏观学术研讨会综述》，《档案与历史》1989年第5期。）。按照这种观点，农民起义、 改良运动或其他形式的革命战争体现了传统中国为创造一种现代的政治制度的努力。而反抗帝国主义体现了为实现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条件，即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的斗争。由于把中国近代史看做是一个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化的过程，因此，学者们对那些被认为体现了这种历史运动的重大历史事件的解释和兴趣也不同了。例如：过去不大被受到重视的“戊戍变法”如今被不少历史学家评价为“划时代的历史事件”（注：夏东元：《一百一十年中国近代史应以戊戍变法为分段线——兼论中国近代史体系问题》，《历史研究》1989年第4期，第188—189页。）
被解释为中国现代化开端的“洋务运动”代替了“太平天国革命”，成了中国近现代史上极受重视的历史事件。1980年到1989年，讨论洋务运动的全国性会议召开了五次，而关于太平天国起义的会议则一次也没有。80年代发表的讨论和研究洋务运动的文章超过过去30年的出版物的总和。有关“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的文章急剧减少。80年代，《历史研究》杂志上刊载了29篇有关“洋务运动”的文章，而有关“太平天国”的文章仅15篇。这15篇文章中，很多是有关史料考证和太平天国社会生活的。同80年代以前，30年这两个题目发表的文章数量相比，80年代历史研究重点和兴趣的转移是引人注目的。“洋务运动”过去被评价为是清廷向帝国主义的投降，并为巩固其反动统治而与帝国主义结盟的产物。到80年代，“洋务运动”被赞扬为中国“现代化的第一步”。有学者指出，对“洋务运动”的原因、性质及其意义的研究应当放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这一大背景下。（注：参见林增平：《近代中国资产阶级论略》，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98页。）
由于对历史过程的认识发生变化，过去曾被视为中国近代史上三大高潮之一的“义和团运动”也被以新的眼光加以审视。80年代不少研究义和团运动的文章开始注意到这场运动的落后和蒙昧主义的一面。有的文章甚至把这场运动解释为落后的传统的中国同尽管是侵略性的但却是代表现代性的西方列强的文化冲突。对中国近现代史解释理论的变化突出地表现在历史家们提出的以“三阶段”（注：即，(1)洋务运动，(2)戊戍变法，( 3)辛亥革命。）或“四阶段”的模式来代替旧的“两个过程，三大高潮，八大事件”的纲线以重新组织编写中国近现代史的建议。这个新的理论模式突出了那些被认为是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过程中的重要阶段。（注：参见李时岳：《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 《中国近代史主要线索及其特征之我见》，《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洋务派的历史任务及其它》， 《历史研究》1989年第4期。）
80年代历史编纂理论变迁的另一重要特征是，许多历史写作者用文化传统而不是仅仅用阶级斗争或政治制度的变革来解释现代中国历史研究的一个最重要讨论课题，即中国不能自发产生工业资本主义的问题。如在《儒家文化的困境》一书中，作者把帝制中国不能成功应付现代性的挑战归咎于晚清儒生官僚阶层夜郎自大，习惯于漠视、贬低和拒斥外国先进的物资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传统心理（注：参见萧功秦：《儒家文化的困境》，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文化作为分析性概念，不仅是指一个民族社会的特殊心理和价值观，也指该民族社会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
以“文化传统”概念来解释中国未能自发产生工业资本主义这一问题突出表现在1982年成都召开的“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讨论会”上。从会后出版的《科学传统与文化背景》一书中，可以看出大多数与会者用可称之为“文化因素”的那些原因来解释中国不能自发产生近代科学；包括中国特有的思维方式、时空观、因果观、八股取士制度、儒家重文轻理工科技、中国自然哲学的特征以及中国传统自然哲学家不愿意从事科学实验等等。
80年代中期兴起的对文化传统与现代化的研究从整个学术界层面的角度反映了历史解释理论的这种深刻变异。中国文化作为相对独立于社会经济过程的，中国社会区别于其他社会的那些似乎是永恒的和静止的本质特征的表现，包括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以及体现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中的符号和象征等等，成为解释中国社会历史演化的特殊道路以及它在近代发展缓慢的首要原因。
可以看出，在80年代，以文化概念和现代化理论为中心形成的新历史编纂理论能在一时间补充或取代苏联式一元论历史观，并在当时中国史学界流行的首要原因是，它能为当时盛行的研究兴趣——就中国现代化问题而进行比较社会文化史研究——提供更为有效的研究角度和分析方法。运用苏联式一元论历史观的传统历史研究者由于可以说是站在社会学家的立场上，往往把各个社会看做是具有相同制度结构的，并着力于概括各个社会所共有的一般现象的规则。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概念则认为不同的社会具有不同的思想形态、价值观、制度和行为方式等等。（注：参见拙文《中国和西方思想中的“文化”概念》载《史学理论研究》1999年第2期。）因此，在比较社会历史研究中， 人类学意义上的社会文化观就是一个比传统史学理论更适用的研究范畴。
另一方面，应当看到，现代化理论是近年来在研究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原因、动力和一般过程中形成的理论。它在许多方面无疑比着重于揭露西方原始资本主义的弊端和描述生产关系向后资本主义形态转变的必然性的传统苏联式历史理论更能指导80年代许多中国历史学家的具体写作。此外，社会文化形态的理论对社会的理解似乎也比苏联式简单机械论的“基础——上层建筑模式”更复杂。与文化这一核心概念相联系的还有，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近一个世纪对许多处于低级发展阶段的社会和当代社会大量研究而概括总结出的一整套有关社会结构演化的理论概念。
三、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兴起
80年代中期起，出现了一股强劲的社会史和文化史潮流。1986年到1989年，仅标题冠以“文化”或“文化史”的著作即出版了约150本。 而在1900年到1949年期间，尽管出现了“东西文化论争”，以及后来持续不断的文化讨论，文化史方面的著作仅出版了约30部。1949年到1979年则只出版了1本，即蔡尚思的《中国文化史》。在社会史领域内， 据粗略统计，1980年到1986年，出版了63本书和1065篇文章。80年代，至少召开了4次社会史研究全国讨论会， 和10 次文化史研究的讨论会。 1986年至1989年民族史和民族学研究领域，共出版著作231部， 风俗研究领域出版95部。1987年到1989年，仅文化和文化史方面的文章就达1727篇。
1900年到1989年社会史、文化史及文化研究领域出版论著统计表（注：资料来源：《全国新书目》1980—1989年；《1900至1980八十年来史学书目》，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编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文化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1989年；冯尔康：《中国社会史研究概述》，天津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Ⅰ.1900-1989年文化史领域出版书籍
年代 1900-19491949-19791986-1989
数量 26 1150
Ⅱ.1949-1986年社会史领域出版物
年代
1949-79 1980-86
出物类别 数量
书
37 63
文章 653
1065
Ⅲ.80年代文化和民族学研究领域出版物
题目/年代/数量 1986-89 1987-89
民族史、民族学研究领域(书)231
风俗研究(书) 95
文化和文化研究(文章) 1727
文化史和社会史兴起的最大原因或许是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概念被引入历史思维。它使我国历史研究者对中国的过去有了一种不同的看法。历史研究者们不仅开始注意到了过去被忽视的社会文化层面，而且对不同层面的历史现象的重要性加以重新估量。文化作为一个民族社会本质特征的种种表现：价值观、思维模式、观念、行为方式和制度等等，被认为是这一社会最重要的层面。它决定该社会的演化道路和在世界历史中的命运。这种由于历史观的转变而引起的研究兴趣的转移十分明显，例如，在“第一次明史国际讨论会”上，90篇论文中大部分以明朝社会生活为题目，包括服饰、饮食、住房、交通、婚姻、嫁丧、娱乐、社会风习、精神心理和宗教制度等。
文化史和社会史的兴起也受到80年代中国史学内部一股试图引进新的史学概念方法和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潮流的推动。如前所述，从50年代中期起，历史研究的理论方法日趋教条化和简单化，由此也导致研究领域的狭隘。而研究文化这一长期受到忽视的宽广领域，可以从根本上改变这一困境。正如当时一位学者所说：史学的危机需要新史学。而新史学有待于理论方法的革新。在历史研究中运用人类学的方法可以开拓新的研究模式和新的研究领域。从人类学的角度研究文化为历史学家解释人类现象提供了新路子。人类学的比较方法也使历史家能更好地解释历史事件。因此，用人类学的理论方法去研究人类行为的文化层面并理解其对社会演化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注：参见贾岭：《关于历史学与人类学跨学科研究的探讨》，《史学理论》1988年第4期，第74—79页。）。此外，应当看到，文化研究体现了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一种具有系统论特点的新的方法论，它涉及到运用人文社会科学19世纪末以来发展出的许多新理论概念。
文化史的兴起还由于人们认为研究历史文化可以为分析解答现代中国史学中长期受到注意的中心课题——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问题——提供一种新的研究角度和方法。正如当时一位学者所论述的。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的研究，可以使我们对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有更深刻的认识，例如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50—60年代初，我国学者把问题归结到封建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中去认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一些学者开始研究中国封建经济结构的特殊性，还运用了中外对比研究和系统论方法。这一讨论之所以一直不能得出较为一致的结论是因为研究者忽视了对中国文化结构的特殊性进行探讨（注：参见于沛：《文化，文化学和历史学》，《史学理论》1989年第2期，第164—165页。）。
因此，80年代文化史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与研究中国现代化问题紧密联系。80年代召开了几次文化与现代化问题的全国讨论会。多达10所以上的研究文化与现代化的学术机构相继成立了。这些表明了文化史研究的强劲势头。
80年代文化史社会史写作中也存在若干不足之处，如对文化的定义并不精确；尽管不少学者认识到并呼吁在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与写作中运用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和人口学的方法，但在实际的写作中很少看到成功地运用这些当代社会科学的概念和方法去观察分析中国传统社会和历史文化现象的力作。可喜的是，从出版的著作来看，文化史社会史的写作题材广泛，打破了过去30年来形成的政治军事史编纂传统。80年代后半期出现的约150本文化史著作中，题材包括宫廷生活、 社会习俗、政治体制、官僚等级制、宗教仪式、婚姻、礼仪、士兵、奴婢、宦官、地区性文化特征和特定时期的文化，等等。
结论
十分清楚，80年代中国史学发生了意义深远的变革。从这些变化中，可以看到三大趋势。
首先，在历史解释中，以社会文化形态观念和现代化理论为基本框架的新的解释范型，补充甚至取代了80年代以前被广泛使用的从苏联借来的那种简单化的一元单线论历史编纂理论。过去那种千篇一律的政治经济军事史一统天下的局面被兴起的文化史社会史写作打破了。有趣的是，几乎与此同时，在西方汉学的重阵美国，出现了相反的趋势。在那里，研究中国的指导观点从以前的社会文化分析角度（social，cultu-ral approach）转向了历史主义的角度（historical approach）。 著名的美国史学家保罗·科恩指出：美国的这种研究中国的新观点试图“在中国的历史环境中来理解在中国发生的事件原因及其意义”，从而达到“对中国近代历史的一种真正来自中国内部的，以中国为中心的认识”（注：科恩指出这种社会文化观以“西方中心主义为特征，它剥夺了中国历史的自主性，并最终把它变成西方思想的产物”。参见保罗·科恩《在中国寻找历史——美国学者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历史著述》， （Paul Cohn: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51页。）。在美国汉学研究中， 这种研究趋势是以认识到站在外面来观察研究中国历史的局限性，从而试图达到一个身在其中的中国历史家所有的那种对中国历史的内在理解。对中国历史家来说，这种对中国历史的新的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研究观代表了一种试图打破研究本国历史时历来无法避免的主观性和文化中心主义偏见，以达到对本国历史的更为客观的理解——站在中国社会的外面，以一种客观的态度来研究中国历史。无论在美国或中国，这种相反的运动或许都代表了历史理解的进步。
其次，80年代中国历史编纂学对其研究对象进行了重新定向。编纂研究的重心由政治（阶级斗争）、经济（生产关系）和军事史（起义、革命、战争）转向了社会经济史、文化史和思想史。一整套新的研究题目被提出来，并受到了广泛的注意。以旧的研究问题为题材的历史著作逐渐减少。对《历史研究》1984年到1989年所刊载的文章的题目和内容的数量分析多少表明了这种变化。1986年到1989年，旧的可以称之为“政论性史学”的那类历史文章仅占13%，而1956年到1980年，这类文章约占58%。与80年代出现的新的历史解释理论相联系的新的历史写作集中于六个研究层面或主题：社会经济史（包括科技史）、文化史、社会史、史学危机讨论、从历史的角度探讨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制度史和比较历史。它们占了全部刊载文章的50%。见下表。
1984-1989年《历史研究》刊载文章题材内容分类统计表
题材内容数量
中国社会性质及其分期问题 5
生产关系、土地所有制和阶级剥削问题
6
旧式理论问题讨论 22
革命、阶级斗争、政治思想运动和改良运动问题
4
农民起义及其领袖与意识形态
8
帝国主义侵略及剥削
3
政治批判文章 1
上述7类文章总数及百分比 49 13%
社会经济史、科技史
24
文化史
32
社会史
52
史学危机问题讨论 30
中国现代化历史研究
10
制度史
32
比较历史 3
上述6类文章总数及百分比 183 50%
经济史
27
民族问题研究 4
史料考证 21
宗教问题研究 3
其他文章总数及百分比 69
37%
文章总数(不包括书评及世界史) 368
1984—89年《历史研究》文章题材内容分类表
第三，80年代中国史学出现了引人注目的革新历史写作理论和方法的努力。70年代，美国历史家威廉·斯肯纳曾评论说，中国历史家很少从其他学科传统中获得灵感，同美国汉学相比，中国的历史研究显得狭隘和土气，美国的汉学研究，观点更为折衷，强调采用比较历史的方法，并借鉴于其他学科。斯肯纳所说明的情况到80年代有了根本的改变，由于中国历史家的不懈努力，近半个世纪国外社会学、人类学、发展经济学、心理学和历史哲学等领域的新理论概念和新的研究方法开始渗透进中国史学中。这种渗透与引进丰富了中国历史研究的方法，提高了中国历史研究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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