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在满清统治的最后十年，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终于一扫万马齐暗的沉寂局面，各种社会思潮奔涌激荡，开启了其后“五四”思想革命运动的先河。强劲的伦理启蒙、政治启蒙的思潮之外，民族主义思潮在清末也迅速发展，并演化为人们的普遍意识，并且调节着革命派各阶层、各集团之间复杂的利益和立场，成为号召人们参加倒清反满革命行动的一面共同的旗帜。
关键词：清末；社会意识；启蒙
清末，中国资产阶级已经发展为自主的政治力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空前活跃，成为当时思想界的风云人物，并在上海和东京形成了宣传资产阶级思想的中心据点。
一、伦理的启蒙
戊戌政变后，维新派改革政治制度所取得的有限成果，在封建保守势力的打击下荡然无存。由于经济、政治制度层面的改革未取得成功，中国的有识之士开始从中国国民本身的弱点来思考失败的原因所在，继续挽救国情。
梁启超奔赴日本后，受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中村正直、森有礼等人关于国民性改造观点的影响，认为中国政治、技艺等的落后只是表面现象，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还在于人民的伦理道德的落后，于是梁启超从热衷于政体转型转而致力于国民的伦理道德的重建，提出了著名的“新民说”，开创了近代中国改造国民性思想运动的先河。
在梁启超看来，当今中国人所表现出的自私、虚伪、懦弱，甚至为虎作伥、助纣为虐等种种道德问题，乃是源于人们一直信奉的孔孟之道，是一种“私德”而不是“公德”，忽视了私人对群体（社会、国家）的伦理关系。其结果是造成人们习惯把希望寄托在圣君贤相身上，忽视个人对集体、对国家的义务和责任。“新民说”第一次毫不留情地列举和批判了诸多国民的“劣下之根性”的现象，彻底否定了中国历来引以自做的道德优越感，毁灭了老大帝国仅存的最后一点幻想和安慰，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而且“新民说”从根本上触及了传统伦理的核心，对于破除传统道德的蒙昧，重构新型的国民心理和伦理道德、塑臣民为国民、变传统的中国人为现代的中国人有着重大的意义。
二、政治的启蒙
早在戊戌运动时期，维新志士们已经认识到政治启蒙的重要性。他们在推动光绪皇帝进行自上而下的变法活动的同时，也积极在政论上做准备。维新派以进化论和天赋人权说为理论依傍，对封建专制制度进行猛烈的批判，公开地提出制定宪法、召开国会、实行三权分立等一整套较为系统的“君主立宪”理论。但是，戊戌时期维新人士对资产阶级进化史观和民权观念的宣传，往往通过依附于传统观念和孔子学说来获取人们的认同，这就极大地限制甚至是曲解了启蒙思想。此外，维新派政治启蒙的对象主要还集中在官僚和士绅阶层，这也不能不限制了启蒙思想的影响范围。戊戌政变之后，由于封建势力的阻挠，这些早期启蒙运动的政治成果消失殆尽。
清末新政时期，维新派转化为立宪派，他们取得了政治上的合法性，继续宣传资产阶级的宪政思想。而继资产阶级维新改良派之后，更激进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一登场就把注意力集中于政治变革，其思想宣传的重点是争取政权。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在他们的宣传鼓动下，以“反专制”、“倒满清”为宗旨的民主报刊相继问世，资产阶级的政治启蒙运动进入高潮阶段。同时，还涌现了像黄兴、章太炎、陈天华、邹容等一批著名的革命宣传家和积极分子。革命知识分子通过报刊、书籍、演讲等形式宣传、传播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为即将举行的资产阶级革命做舆论上、思想上的准备。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治宣传内容主要包括批判封建君权思想，倡导民主共和制度；抨击改良派恐惧革命的保守立场，鼓吹和呼唤革命。
三、民族主义的高涨
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系列败绩打破了中国人原有的心理平衡，一部分人完全排斥一切来自西方的文明，更加顽固地坚守传统的儒家信条，把对传统的忠诚等同于对民族的忠诚。其代表人物有理学大师倭仁、内阁大学士徐桐，以及在地方上的如湖南岳麓书院山长王先谦等。他们的主张代表了多年反复积淀下来的一种集体意识，因此在社会中拥有广大的追随者。不过，守旧派虽然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坚决维护民族的尊严和独立，但是他们无视现实、泥古不化、盲目排外，常常把民族热情引上虚妄的邪路，成为民族进步的绊脚石，这必然与要求引进西学、变革传统的革新思潮产生激烈的冲突。
清末十年，“排满”思潮汹涌湃，成为汉族人民民族主义的主流。“排满”思潮的兴起不是偶然的，它与中国原有的民族矛盾和近代中国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在“排满”的热浪中，大汉族主义也迅速地盛极一时。特别是国粹学派中的一些人，把少数民族视为夷狄，排除于中华民族之外，以为中国的国只能是汉族的国，中国的学也只能是汉族的学。因此，“排满”也有作为狭隘民族主义的一面，是不利于中华民族整体意识的形成和发展的。辛亥革命后，“排满”思想被各民族一律平等的五族共和思想所代替。
合族救国思想，是资产阶级立宪派针对“排满”思潮提出的，要求建立各族合一的中华民族，其代表人物为康有为、梁启超等。从本质上说，“合族”论与“排满”论都属于近代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潮。历史证明，在民族危机与社会危机非常急迫的情况下，“排满”口号因诉诸人民的民族情绪更易于激起被压迫人民的反抗。“排满”思潮对于促进辛亥革命的爆发功不可没。而梁启超等提倡的大民族主义虽然更为理性，短时间内反不如陈天华、邹容的“排满”小册子更易于赢得人心。在辛亥革命成功后，革命派通过反思，在理论上向“合族”思想靠拢。1910年，孙中山代表革命派提出“五族共和”的主张以后进一步演化为“民族同化”的概念，并宣布排满为消极的民族主义，应倡导积极的民族主义。
四、结语
民族、民权、民生，作为完整的资产阶级革命纲领，是20世纪初孙中山先生提出的在中国最先进、最高层次的理论。通过以上对满清最后10年社会意识的分析可以看出，即使在最激进的革命派内部，抱民族主义的一民主义者为数最多，其次为兼有民族、民权思想的二民主义者，真正三民主义者甚少。民族、民权、民生三主义之不同遭遇，反映了近代中国民族思想远比民权、民生思想成熟科学的现实。辛玄革命虽然在形式上推翻了封建君主统治，但启蒙的任务依然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梁启超.《饮冰室合集》[M].中华书局,1989.
[2]庄练.《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M].中华书局,1988.
作者简介：刘瑞琳（1995-），女，山东省潍坊市人，聊城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2017级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方向为民国史。
论文作者:刘瑞琳
论文发表刊物:《知识-力量》2019年9月31期
论文发表时间:2019/7/16
标签：资产阶级论文; 思想论文; 中国论文; 民族论文; 民族主义论文; 思潮论文; 革命派论文; 《知识-力量》2019年9月31期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