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不确定与生育意愿
——基于阶层流动的调节效应
徐巧玲
内容提要： 本文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采用Logit回归模型检验了收入不确定、阶层流动与生育意愿的关系。结果显示：收入不确定显著抑制了二孩生育意愿；与高收入阶层相比，低收入家庭脆弱性更大，收入不确定显著抑制其生育意愿；暂时性收入波动对男性二孩生育意愿的抑制作用更明显，但并未降低女性二孩生育意愿；失业率显著降低了女性二孩生育意愿，却并未降低男性二孩生育意愿；社会阶层流动增加了二孩生育意愿，并显著降低了收入不确定对二孩生育的不利影响。
关键词： 收入不确定 阶层流动 生育意愿 高收入家庭 低收入家庭 失业率
一、问题提出
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世界人口生育率均呈下降趋势。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越高的国家，生育率越低[1]。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其人口红利已然越过最丰裕的收获期,开始迅速衰减[2]。尽管中国自2011年以来一直在调整生育政策，但收效甚微，自2011—2016年中国人口出生率仅增长了0.1%。究竟何种因素阻碍了居民的生育行为？政府应该从哪些地方着手唤醒国民的生育意愿？
自从贝克尔将成本效用分析纳入家庭生育决策，学者从家庭收入、女性劳动收入、房价波动、代际支持等角度分析了当前收入效应和预算约束对生育意愿的影响。但是生育意愿及决策并不仅仅受当前收入水平约束，由于养育子女涉及未来相当长的一个阶段，故未来的收入状况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更为重要。随着收入的增加，对儿童质量的需求增加显著高于对儿童数量需求的增长，父母不仅要选择孩子的数量，他们还要选择为每个孩子投入多少时间和金钱以确保儿童质量[3]。因此，负责任的父母在做出生育决策时不仅要考虑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能够支持子女成长，而且在将来也能够支持他们。影响生育意愿的关键不仅是当前的收入状况，还包括对未来家庭收入的预期。 因此，国外文献多从劳动力市场条件的变化，例如较高的失业率或较低的工作保障的角度研究收入的不确定性与生育率的关系，而中国目前还没有研究收入不确定与生育关系的相关文献，且中国与外国无论是在劳动力市场还是在生育政策、生育观念方面都存在显著不同，因而探讨中国收入不确定性与生育意愿的关系具有学术上和现实的重要意义。
二、相关文献及评述
(一)收入不确定与生育
生育研究有着悠久的传统，由于家庭形成及儿童生养的根本在于稳定的经济基础，因此对经济收入不确定与生育的关系在西方有广泛研究。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收入不确定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影响生育：
首先，宏观经济不确定性会改变个体储蓄行为，影响投资组合决策，而生育儿童既意味着消费支出决策，也意味着人力资本投资决策，因而经济不确定会改变家庭生育决策。洪德罗亚尼斯(Hondroyiannis，2010)认为，宏观经济变量的不确定性可能对生育造成不利影响，由于儿童是长期承诺，不仅当前的经济状况对生育至关重要，而且对未来的期待也影响着生育决策[4]。负责任的父母如果未来面临高失业率或低收入风险，就不会再生育一个孩子。
其次，收入不确定推迟了家庭组建和育龄延迟，进而导致生育率下降。克勒(Kohler et al.，2002)认为，宏观层面的经济不稳定导致个人层面的金融不确定性，为应对不确定带来的风险，个体往往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和工作时间投入，推迟了成年期的家庭组建和生育[5]。这种不确定性条件预计被视为导致当代欧洲生育率低下的主要因素[6]。
最后，经济不确定加剧了时间及资源在家庭和工作两者间分配的矛盾，从而影响生育。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工作不安全已成为成年人生活的固有特征。而成年阶段正是进入劳动力市场、管理自己的职业生涯和组建家庭生儿育女的阶段，就业不确定和周期性经济波动使得这一阶段变得异常复杂[7]。由于在经济波动期间个人的时间和资源着重被用于维持或重建一个人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在资源稀缺的情况下，生育孩子则会遭受激烈的竞争,将父母和雇员的角色结合起来的困难因而被视为生育下降的重要原因。由于妇女在儿童照料中往往承担较男性更多的责任，因此妇女参与教育和就业的增加是发达国家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3.调节变量：阶层流动
(二)收入不确定的度量
其中，变量X 代表个体特征，F 代表家庭特征。
3、调整播期和播深：根据土壤温度回升情况决定播期，寒冷地区要避免早播。在保墒情的前提下，播深尽可能不超过5厘米。
中国目前虽未查到收入不确定与生育关系的研究，但对收入不确定与消费关系的研究较为丰富。罗楚亮(2004)利用城镇住户调查数据研究发现，收入不确定性及支出不确定性对城镇居民消费水平有显著的负效应，并将收入的对数方差、暂时性收入的平方及就业不确定性作为衡量收入不确定的指标[11]。郭志仪和毛慧晓(2009)采用1990—2006年的收入差距指标衡量收入不确定性，实证发现，城镇消费对收入具有过度敏感性，收入不确定负向影响城镇居民消费[12]。王芳(2006)通过条件异方差来刻画收入不确定性，研究发现农村居民现金消费支出的主要影响因素并非收入,而是利率和不确定性因素，且1996年后不确定因素对消费的影响占主导[13]。王永中(2009)利用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标准差作为收入不确定的代理变量，研究发现中国居民实际货币需求与收入不确定性正相关[14]。周京奎(2012)将失业不确定性作为收入不确定的代理变量，研究发现收入不确定对居民基本住宅消费有显著的负向影响[15]。陈冲(2014)按照不确定性的定义，将未预期到的经济波动视为不确定，选择预期收入离差率这一指标来衡量农村居民的收入不确定性，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对于“劣于预期”的负向不确定性表现得更加敏感[16]。收入的标准差和方差这一类指标反映的是群体间的差异程度，无法反映个体面临的独特的不确定性，而条件异方差及预期收入离差率则更适用于时间序列。由于本研究数据为3个不连续年度的截面数据组成，本文采用暂时性收入波动及失业率作为衡量收入不确定的指标。
(三)阶层流动和生育
本文将通过三个步骤分析不确定性、社会阶层流动对生育意愿的影响。首先利用收入模型采用OLS回归计算出暂时性收入波动(lnsqe )，然后利用失业模型采用logit回归计算出个体失业概率(unemrate )，最后采用logit回归检验收入不确定、社会阶层流动与生育意愿的关系。
三、实证分析设计
(一)样本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2012年、2013年和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在进行实证分析之前，对数据进行了筛选，剔除了回答为“不知道、无所谓、不适用”及数据缺失的样本，并将样本年龄限定在18～60岁，为排除极端值的影响，本研究删除了个体年收入大于1 000 000以上的样本及生育意愿超过两位数的样本，最终得到有效样本21 120个。对年龄进行限定出于两种考虑：第一是年龄超过60岁的个体不太可能产生生育行为；第二是后文计算失业率时只考虑了60岁以内的劳动力。在最终的样本中，男性比例约占49.5%，城市户口约占39.5%，样本分布较为均衡。
(二)变量
1.被解释变量：二孩生育意愿
林露白是被这句话伤到的，那晚没有回复他，但是细想也没什么，爱情第一，她打算同他说，跟父母再商量，可是没想到第二天，魏舟就跟公司里的人说，他们已经分手了。
生育模型的被解释变量二孩生育意愿(kidwill 2)根据问卷“在没有政策限制的情况下，希望拥有几个孩子”整理获得，将希望生育2个及以上孩子定义为有二孩生育意愿，kidwill 2取值为1，将生育1个及不生育定义为无二孩生育意愿，kidwill 2取值为0。
2.核心解释变量：收入不确定
生育模型的核心解释变量收入不确定采用暂时性收入平方的对数(lnsqe )来度量。 由于个体收入为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的函数，故将个体收入对年龄、健康状况、户口、民族、教育程度、工作经验、工作经验的平方、婚姻状况、农业工作及非农业工作回归，不能被解释的残差即为暂时性收入。由于Var(ε ) =E(ε 2)-[E(ε ) ]2=E(ε 2),残差的平方是其方差的无偏估计，故取残差的平方即暂时性收入的平方，然后对其进行对数标准化处理作为收入不确定的代理变量，简称为暂时性收入波动。罗楚亮(2004)认为收入不确定的波动具有方向性，故当残差小于0时，对暂时性收入波动取负号[11]。
4.控制变量
手术治疗的效果取决于患者的一般情况和免疫力。老年患者，营养不良和酗酒是预后不良的因素。手术切除的死亡率大约为11～28%[7]。经皮肺脓肿外引流相对于开胸手术来说是较为安全的方法，并且具有保留肺功能的优点，是脓肿邻近壁层胸膜患者的首选治疗方法，特别是对于有较高手术死亡风险的患者[8,9]。由于手术通常伴有较高的并发症发生率及死亡率，而CT引导下肺脓肿穿刺引流的成功率为90%，因此，CT引导下肺脓肿穿刺引流被推荐为药物治疗失败后的首选治疗[10]。
首先通过对收入方程的OLS回归获取暂时性收入波动lnsqe ,收入方程的回归结果见表2列(1)，由于收入方程不是本文考虑的重点，故不对回归结果做详细解释。表2列(2)为暂时性收入波动对二孩生育意愿的logit回归结果，暂时性收入波动对二孩生育的影响系数为-0.008，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然后我们通过对失业模型的logit回归获取收入不确定的另一个指标失业概率unemrate ，回归结果见表2列(3)。表2列(4)为失业概率对二孩生育意愿的logit回归结果，失业概率对生育二孩的影响系数为-0.347，并在1%的水平显著。收入波动和失业所代表的收入不确定风险均显著抑制了二孩生育意愿，这证实了稳定的收入是家庭成立的先决条件。面对不确定，家庭可能会重新评估其生育偏好并作出推迟生育或不生育的决策。而且失业率对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明显高于暂时性收入波动的影响。可能的原因是暂时性收入波动绝大多数都是正向的，因而减弱了其对二孩生育意愿的不利影响，另外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人们对就业所带来的心理安全感更加敏感，失业率通过影响个体对未来的信心影响了生育决策。
由于地位加强理论为主要的社会阶层流动机制，故本研究利用社会地位变动来度量阶层流动。社会地位变动包括已经实现的和预期未来的社会地位流动。根据问卷“您当前的社会地位、您十年前的社会地位及您预测十年后的社会地位”得分，将现在的社会地位得分与过去的社会地位得分的差值作为已经实现的阶层流动的代理变量，记为mobility 1,是一个取值为-9～9的连续变量。同时将十年后的社会地位得分与现在的社会地位得分差值作为预期阶层流动变量，记为mobility 2，是一个取值-6～9的连续变量。阶层流动变量分值越高，阶层流动性越高。
出于稳健性考虑，本文还将个体失业概率(unemrate )作为收入不确定的代理变量。失业概率的获取过程如下：首先将个体超过12个月未工作定义为失业(unemploy )，取值为1，反之则取值为0；其次以失业为被解释变量对年龄、健康状况、性别、户口、民族、教育水平、教育水平的平方、工作经验、工作经验的平方、婚姻状况及家庭规模进行回归，估计的被解释变量
则表示为失业概率。
2.6.1 主成分因子特征值、方差贡献率分析 采用SPSS 17.0软件进行主成分因子分析，其特征值和方差贡献率见表6。由表6可知，以特征值＞1为标准，得到前2个主成分因子的特征值分别为8.237、1.935，方差贡献率分别为75.206%、17.591%，累积方差贡献率为92.797%＞85%。故采用前2个主成分因子为指标对10批药材样品进行评价，详见表7。由表7可知，主成分因子1可反映成分1、2、3、5、6、8、9、10、11的信息，主成分因子2可反映成分4、6、7的信息。
《老人与海》的巨大成功，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塑造了主人公圣地亚哥这一不朽的艺术形象。在作品中，作者将人物内心世界的描绘省略到最低限度，除了一些必要的，一切可省的都被省略。另外，运用了直白的语言塑造人物形象。老渔夫在经历了海上惊心动魄的生死较量后，对小男孩说的是：“它们把我打败啦，真的，它们打败了我”“是的，的确没有，可是后来鲨鱼打败了我”“这几天我真想念你”。他内心丰富多变的感情变化实际上全部隐藏在这几句简单的话语之中。作品没有繁杂的描述，却深深地震撼了读者的心，读者从这些简单的话语里感受到主人公的内心活动以及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
生育模型的控制变量包括年龄、性别、户口、民族、教育、工作经验、是否从事非农工作、是否从事农业工作、健康状况、婚姻状态、个体收入水平及其平方项、家庭规模和房产数量。其中男性、城市户口、汉族、已婚赋值为1。教育按照小学6年、初中9年、高中12年、中专和职高11年、大专及成人教育15年、本科16年、研究生及以上19年取值。工作经验根据个体从事非农工作的时间确定。健康状况从非常不健康到非常健康赋值1～5。样本的描述统计详见表1。
为此，工程项目划分必须坚持由项目法人组织监理、设计及施工等单位进行，并确定主要单位工程、主要分部工程、重要隐蔽单元工程和关键部位单元工程。项目法人在主体工程开工前将项目划分表及说明书面报相应质量监督机构确认。工程实施过程中，需对单位工程、主要分部工程、重要隐蔽单元工程和关键部位单元工程的项目划分进行调整时，项目法人要重新报送工程质量监督机构进行确认。
表1 描述统计
表1(续)
(三)模型
基于父母的地位，避免占据低于父母的地位而产生个人阶层流动愿望[17]。社会流动是一种普遍现象，其根源于人口和经济背景，并可能产生人口结果。阶层流动影响生育的机制主要为毛细血管理论或地位加强理论。根据社会毛细血管理论，具有强烈职业追求的个体会将其资源更多地用于地位提升[18]，因而会牺牲生育机会寻求职业发展。除了毛细血管机制之外，阶层流动还通过影响个体心理情绪影响生育。 一方面，阶层流动带来的心理压力抑制了生育意愿，另一方面，阶层流动通过促进生育来应对进入新阶层后的社会孤立[19]。在实证中，阶层流动与生育的关系也未取得一致结论，比林斯利(Billingsley，2011)指出，未完成中学教育的妇女比更高教育水平的妇女具有更高的生育水平,处于最低层次的男性和女性展现出更高的生育率[20]。伊斯特林(Easterlin，1976)指出经济地位的向下流动引发了生育下降，而经济地位向上流动引发了生育上升，并指出年轻劳动力的低收入、事业和低职业向上流动性导致婚姻犹豫和低生育率[21]。何明帅和于淼(2017)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论证代际流动与中国的生育意愿呈现正相关关系，但研究结果并未明确在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情况下阶层流动在收入不确定与生育意愿中扮演的角色如何[22]。
所用到的计量模型如下：
p_income it =β 0+β 1∑X it +β 2∑F it +ζ it
(1)
P (nojob =1|.)=β 0+β 1∑X it +β 2∑F it +ζ it
(2)
P (kidwill 2i =1|.)=β 0+β 1Uncertin it +β 2Mobility it +β 3∑X it +β 4∑F it +ζ it
(3)
洪德罗亚尼斯(Hondroyiannis，2010)采用经济波动和失业率指标来度量27个欧洲国家的经济不确定性，并将广义自回归条件异方差(GARCH)模型用于捕捉波动率[4]。维格奥利等(Vignoli et al.,2012)研究了固定期限合同对当代欧洲生育意图的影响[8]。阿纳波等(Hanappi et al.，2017)将主观感知的不确定引入收入不确定的范畴，通过问卷“你的工作非常安全，有点不安全，还是非常不安全？”及“你认为自己未来12个月的失业风险有多大？”来度量主观收入不确定[9]。克雷耶费尔德(Kreyenfeld，2005)则将客观的不确定性衡量标准(失业，固定期限合同，低收入)以及主观感知的不确定结合起来，实证结果均证实不确定性负向影响生育率[10]。
文中引入核算法将稀疏表示扩展为核稀疏表示。并结合多模生物识别框架，提出了基于核稀疏表示的人脸人耳识别算法（MKSRC）。通过实验证明，多模生物识别比单模识别在识别性能上表现得更为鲁棒。将核稀疏表示的方法应用于多模特征的表达分类上能有效解决MSRC算法识别中的非线性可分问题，使得MKSRC算法对人脸人耳图像变化具有更强的鲁棒性。实验证明，本文提出的MKSRC算法比其他同类算法的识别性能更优异。但是对于核学习，如何选择更优的核函数本文将需要深入研究。
四、实证分析结果
(一)收入不确定影响生育意愿的基准回归结果
两组比较，学生对OSCE模式满意度较高，认为OSCE模式更符合教学大纲，在评分标准、难易程度、时间安排均比传统考核方式更合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表2 收入不确定与生育意愿基准回归结果
表2(续)
注：*、**、***分别代表10%、5%、1%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t 值。后同。
控制变量与二孩生育意愿的关系如下：在控制了收入波动后，收入对二孩生育的影响系数显著为负，收入的平方项对二孩生育的影响显著为正，收入与二孩生育呈现U型关系，低收入和高收入阶层二孩生育意愿较强，而中产阶级二孩生育意愿较弱。这是由于低收入阶层生育的价格效应居于主导地位，生育二孩的机会成本较低，高收入阶层收入效应占主导地位，而中产阶级在两种效应中均不占优势。其他控制变量与二孩生育意愿的关系如下：年龄与二孩生育呈正向关系，年纪越大资源积累越多，越有能力生育二胎；性别对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显著为正，男性更偏好于生二孩；汉族二孩生育意愿较低，少数民族可能出于其民族文化对于二孩的需求较强；城市户口与二孩生育呈现负向关系，城市居民出于住房、工作压力和开放的生育观念对二孩的需求减弱，同时长期以来计划生育政策的城乡差异导致生育惯性存在。教育水平越高，越不可能生育二孩，这与大多数文献的研究结果一致，教育通过“收入—成本”和“文化—认知”途径减弱了二孩生育意愿；和无工作相比，从事农业工作和非农业工作都有助于提高二孩生育意愿；住房数量与二孩生育意愿呈现正相关，住房的财富效应和收入效应为生养二孩提供了经济支持；家庭规模越大，可以提供的人力和财力支持越多，越有能力生育二孩，如王晶和杨小科(2017)利用 2015 年北京市青年人口发展状况调查数据研究表明，“候鸟型” 照料模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城市青年夫妇生育二孩的意愿，但其强度和稳定性低于 “长期共居型”的照料[23]；已婚人士生育意愿更加强烈。健康对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并不显著，健康有可能通过影响个体收入水平和收入风险影响二孩生育。
(二)收入不确定影响生育意愿的贫富差异
优素福和伯拉夫斯通(Yesuf & Bluffstone，2009)发现穷人比富人更厌恶风险，因而面对不确定事件穷人、富人具有不同的应对态度[24]。本文根据个体收入的中位数将收入大于中位数界定为高收入，将收入小于或等于中位数界定为低收入，利用logit回归分别考察这两个收入群体在面临不确定收入时的生育反应。
随着有轨电车的发展，已经逐渐形成几种现代有轨电车驾驶员培训模式，通过分析培训模式的特点，结合苏州有轨电车驾驶员的状况，从而选择合适的驾驶员培训模式。
表3列(1)为高收入阶层暂时性收入波动与二孩生育意愿的回归结果，暂时性收入波动对二孩生育的影响系数不显著；表3列(2)为低收入阶层暂时性收入波动与二孩生育意愿的回归结果，低收入阶层暂时性收入波动对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系数为-0.011，并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3列(3)为高收入阶层失业概率与二孩生育意愿的回归结果，高收入阶层失业概率对二孩生育的影响系数虽然高达-0.208，但是并不显著；表3列(4)为低收入阶层失业概率与二孩生育意愿的回归结果，低收入阶层失业概率对二孩生育的影响系数为-0.436，并在5%的水平上显著。低收入阶层以暂时性收入波动和失业概率度量的收入不确定显著抑制了其二孩生育意愿，而对高收入阶层来说，收入不确定的抑制作用并不显著。这是由于高收入阶层具有更多的资本积累和社会网络资源，面对不确定性有更充足的应对方式，因而生育意愿受收入不确定影响不明显，而低收入阶层具有更大的脆弱性。一般说来,脆弱性程度高的家庭越注重通过抑制消费积累财富而提高家庭应对风险的能力和生存条件的改善[25],而二孩生育作为家庭一项重大消费支出因而受到抑制。
表3 收入不平等影响生育意愿的贫富差异
表3(续)
(三)收入不确定影响生育意愿的性别差异
在传统家庭文化中，男性承担主要的养家糊口责任，因此收入波动对男性造成更强烈的心理不安全感[10]。表4列(1)表明，对于男性样本，暂时性收入波动对二孩生育的影响系数为-0.010，并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4列(2)表明，暂时性收入波动对女性影响不显著。失业概率则显现出相反的结果，表4列(3)显示虽然男性失业概率对二孩生育的影响系数为-0.196，但却并不显著，而表4列(4)中女性失业概率对二孩生育的负向影响却高达1.043，并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是因为在小孩的生育、抚养阶段，母亲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而女性生养小孩所特有的“职业空窗期”造成了职业中断，并导致女性的人力资本贬值、职业上升通道受阻以及经济地位下降等，最终形成女性就业歧视[26]，因此失业对于女性的威胁更大，更有可能抑制女性二孩生育意愿。
表4 收入不确定影响生育意愿的性别差异
(四)阶层流动对收入意愿的调节作用
何明帅和于淼(2017)指出，随着阶层向上流动，家庭会将富余资源用于追求“多子多福”的理想[22]。本文认为阶层向上流动除了为生育二孩提供社会资源和社会关系，更加体现为一种积极的心理预期和对未来的信心，从而减弱收入不确定对二孩生育的不利影响。表5检验了这一机制。
表5的结果表明，暂时性收入波动和个体失业概率均显著抑制了二孩生育，已经实现的社会流动和预期社会流动均显著促进了二孩生育。暂时性收入波动与已经实现的社会流动的交互项系数为0.002，与预期社会流动的交互项系数为0.003，个体失业概率与已经实现的社会流动的交互项系数为0.068，与预期社会流动交互项系数为0.069，均在5%的水平显著。这表明社会阶层流动显著降低了收入不确定对二孩生育的负面影响，这一机制部分解释了低收入群体二孩生育意愿较高的原因。从经济学角度看，子女是家庭生产的结果，因此生育意愿一定程度上受投入产出的影响。加之“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及“母凭子贵、光宗耀祖”的传统思想，社会流动性越高，低收入群体对子女将来有较好的未来或前途的希望就越高，越有可能通过生育子女、投资子女教育以期改善家庭经济状况；若社会阶层流动性较低，则通过子女改善家庭现状的可能性降低，因而抑制生育意愿。
表5 阶层流动对收入意愿的调节作用
表5(续)
五、结论
本文基于CGSS2012，CGSS 2013及CGSS 2015数据，采用OLS回归检验了收入不确定、阶层流动与生育意愿的关系。结果显示：第一，收入不确定显著抑制了二孩生育意愿。第二，高收入阶层面对不确定性有更充足的应对方式，因而生育意愿受收入不确定影响不明显，而低收入阶层，脆弱性程度高，因而其二孩生育意愿显著受到收入波动的负面影响。第三，暂时性收入与失业率所代表的收入不确定性对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呈现差异性：暂时性收入波动对男性二孩生育意愿的抑制作用更明显，却并未显著降低女性二孩生育意愿；失业率显著降低了女性二孩生育意愿，却并未降低男性二孩生育意愿，这一结论验证了劳动力市场“生育税”的存在。第四，社会阶层流动显著增加了二孩生育意愿，并且阶层流动能显著降低收入不确定对二孩生育的不利影响。
本文研究结论对当前放开二胎政策下如何切实促进人口发展具有一定借鉴意义。一是通过增强政策的透明度和可预见性,降低收入不确定因素；二是增强社会保障能力,尤其是完善劳动市场保护，降低女性生育风险的同时实现风险分担；三是继续推行金融深化和金融普惠，为国民提供充足的正规和非正规金融服务，增强其跨期平滑功能，减少家庭脆弱性；四是通过教育公平，增强个体的社会阶层流动能力，同时通过公共政策配套，创造促进社会阶层良性流动的外部环境，阻断社会阶层流动的路径依赖。降低收入不确定，通过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分散不确定带来的负面冲击，提高社会流动性是在中国无法迅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阶段促进生育发展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1]周长洪.经济社会发展与生育率变动关系的量化分析[J].人口研究,2015(2)：40-47.
[2]蔡昉.中国的人口红利还能持续多久[J].经济学动态，2011(6)：3-7.
[3]BECKER G S.A treatise on the family[M].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3.
[4]HONDROYIANNIS G.Fertility determinants and economic uncertainty：an assessment using European panel data[J].Journal of Family and Economic Issues,2010，31(1):33-50.
[5]KOHLER H,KOHLER I.Fertility decline in Russia in the early and mid 1990s:the role of economic uncertainty and labour market crisis[J].European Journal of Population,2002,18(3)：233-262.
[6]KREYENFELD M.Fertility decisions in the FRG and GDR：an analysis with data from the German fertility and family survey[J].Demographic Research Special Collections,2004,3(11)：275-318.
[7]BLOSSFELD H,HUININK J.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or norms of role transition? How women’s schooling and career affect the process of family formation[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91,97(1)：143-168.
[8]VIGNOLI D,DREFAHL S,DE SANTIS G.Whose job instability affects the likelihood of becoming a parent in Italy? A tale of two partners[J].Demographic Research,2012,26(2)：41-62.
[9]HANAPPI D,RYSER V,BERNARDI L,et al.Changes in employment uncertainty and the fertility intention-realization link:an analysis based on the Swiss household panel[J].European Journal of Population,2017,33(3)：381-407.
[10]KREYENFELD M.Economic uncertainty and fertility postponement:evidence from German panel data[Z].MPIDR Working Paper No.2005-034,2005.
[11]罗楚亮.经济转轨、不确定性与城镇居民消费行为[J].经济研究，2004(4):100-106.
[12]郭志仪,毛慧晓.制度变迁、不确定性与城镇居民消费——基于预防性储蓄理论的分析[J].经济经纬，2009(5):9-13.
[13]王芳.不确定性因素对我国农村居民现金消费支出的影响分析[J].数理统计与管理，2006(4):379-385.
[14]王永中.收入不确定、股票市场与中国居民货币需求[J].世界经济，2009(1):26-39.
[15]周京奎.收入不确定性、公积金约束与住房消费福利——基于中国城市住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2(9):95-110.
[16]陈冲.收入不确定性、前景理论与农村居民消费行为[J].农业技术经济，2014(10)：67-76.
[17]GOLDTHORPE J H.Class analysis and the reorientation of class theory：the case of persisting differentials in educational attainment[J].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1996，47(3)：481-505.
[18]KASARDA J D,BILLY J O G.Social mobility and fertility[J].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1985(11):305-328.
[19]BEAN F D,SWICEGOOD G.Intergenerational occupational mobility and fertility：a reassessment[J].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79,44(4)：608-619.
[20]BILLINGSLEY S.Second and third births in Armenia and Moldova：an economic perspective of recent behaviour and current preferences[J].European Journal of Population,2011,27(2)：125-155.
[21]EASTERLIN R A.Factors in the decline of farm family ferti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some preliminary research results[J].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1976,63(3)：601-614.
[22]何明帅，于淼.家庭人均收入、代际社会流动与生育意愿[J].劳动经济研究,2017(5):117-140.
[23]王晶,杨小科.城市化过程中家庭照料分工与二孩生育意愿研究[J].公共行政评论,2017(2):140-155,196.
[24]YESUF M,BLUFFSTONE R A.Poverty,risk aversion,and path dependence in low-income countries:experimental evidence from Ethiopia[J].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2009,91(4)：1022-1037.
[25]何平，高杰，张锐.家庭欲望、脆弱性与收入—消费关系研究[J].经济研究,2010(10)：78-89.
[26]李芬，风笑天.“对母亲的收入惩罚”现象:理论归因与实证检验[J].国外理论动态,2016(3):74-83.
Income Uncertainty and Fertility Willingness —Based on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Social Mobility
XU Qiaoling1,2
(1.Taiyu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Taiyuan 030008；2.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Wuhan 430074)
Abstract ：Based on the 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data,this paper uses Logit regression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ome uncertainty,social mobility and fertility willingness.The results show that income uncertainty significantly inhibits the fertility willingness of two children；compared with the high-income class,low-income families are more vulnerable,and income uncertainty significantly inhibits their fertility willingness；temporary income fluctuations inhibit male fertility willingness more obviously,but it does not significantly reduce that of women；unemployment rate significantly reduces the willingness of women to have two children,but it does not reduce that of men；social mobility increases fertility willingness,and significantly decreases the negative effect of income uncertainty on fertility.
Keywords ：income uncertainty;social mobility;fertility willingness;high-income family;low-income family;unemployment rate
中图分类号： C924.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636(2019)05-0061-13
DOI： 10.13502/j.cnki.issn1000-7636.2019.05.005
收稿日期： 2018-09-20
作者简介： 徐巧玲 太原工业学院经济与管理系讲师，太原，030008；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武汉，430074。
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人的评审意见。
责任编辑：魏小奋
标签：收入不确定论文; 阶层流动论文; 生育意愿论文; 高收入家庭论文; 低收入家庭论文; 失业率论文; 太原工业学院经济与管理系论文; 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