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的“家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德国论文,家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德国和中国是两个文化底蕴截然不同的国家，而且，家庭教育在历史潮流中变化无常，我在80年代的成长经历，与长辈、祖辈的都有差异。如今，我们处于全球化、资本化、媒体化时代，家庭教育随之应变，大致再也不受宗教礼仪、传统风俗、道德原则的约束。我的德国父母都在美国整整工作了28年，而且家里曾有巴西籍的保姆照顾我，所以我并不算是个土生土长、地地道道的德国小伙子。当然，我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上了一所德国学校，16岁时又搬回德国去上完高中，但是，这些情况也不足以让我融入德国社会主流。我从小就养成“国际化”的气质，对美国怀着归属感，又对德国怀着亲切感，也酷爱听巴西葡萄牙语的轻柔声调。现在，德国的跨国公司不可胜数，而且众多德国家庭于希特勒专制政府时期曾经出国逃难，像我这样的“德侨”并不罕见。随着“纯粹”的德国人越来越少，“德侨”也愈来愈多，这是大势所趋。所以尽管带有“德侨”身份，我还是想通过一些个人经历来向中国读者介绍一下德国的家庭教育。
“严谨”与“理性”
据说，德国家庭教育以“严谨”与“理性”为显著特点。根据我个人经历，这种说法比较准确。首先，德国父母会尽早让儿童养成自我、自主的独立精神。年龄到了两岁，是儿童的第一个叛逆期，“不要”两个字常常挂在口头。此时，德国父母认为“不要”的含义是“我自己能干，妈妈爸爸甭管”，从而对孩子的态度会变得稍微冷漠一些，在父母和孩子之间拉开距离。而心理学家指出，其实孩子说“不要”，不过是一种调皮的举动，他实际上离不开父母的关心，父母对他冷漠，肯定会让他遭遇内心伤害。比如，父母带孩子到操场玩耍时，孩子会说“我能自己玩儿，我没事”，随后跟一些小朋友们向远处跑去，德国父母就允许他走开。不过，实际上孩子一直在回头瞧着父母，见不到他们跟着走，他可能觉得又害怕又难过。经过这样的事，德国孩子迫不得已养成独立性格，但内心也会封闭起来。年龄到了10岁以上，在满地烂泥的球场上奔来跑去也好，在喧嚣的大街上赛跑自行车也好，在幽暗的森林中露营也好，他们大胆地面对外面的世界。这种性格有好处，比如，德国孩子善于合作，更有团队精神，喜欢参与球队或者乐队的活动。不过，这种积极性也表示，德国孩子需要补充父母给他们留下来的心里空虚。
其次，德国父母不让孩子随心所欲地说心里话。倘若孩子发泄、发怒、发牢骚、发出哭声，父母会需求他“控制自己”，因为觉得控制不住表情的孩子不懂分寸。如此，孩子会养成自控的能力，过分克己，控制不住自己就会感到内疚。结果，这种“能忍则忍”的心态使德国人的内心情绪与向外表态隔离开了。
此外，德国父母与孩子沟通的时候，习惯谈到比较正式的话题，诸如历史、哲学、文艺、时事等等。早到上小学的时候，德国儿童就会讨论乃至“雄辩”一些抽象的话题。我认为，这种沟通方式与别国文化格格不入，因为无论是拉美国家的“温柔”还是东方的“中庸”，都偏重于交流的“形式”（即礼仪、言辞、姿态），德国则重视说话的“内容”。中国人请德国人一起吃饭时，这一问题尤其突出：中国人不嫌麻烦地敬酒、倒茶、点菜，德国人则愿意讨论敏感的社会话题，啰嗦得哪怕一盘菜也吃不光！言归正题，德国人的沟通方式与上述的内心经历密切相关。胸怀郁闷时，德国人就会用讨论话题的方式来间接地表达心绪。在这个时候，他们不常说“我”，而一般说“人家”。这样，即便说出心里话，也不用承认所说的是自己的心情。
追究历史缘由
德国家庭教育的“严谨”与“理性”，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认为，自古以来，德国民族一直沿川类似的家庭教育方式，甚至可以追溯到千载以前的古罗马帝国时代。当时，虽然德国地大人多，东南西北的民族不同、风俗各异，但早在公元98年，古罗马作家塔西伦(Tacitus)的《日耳曼国》一文就仔细叙述了日耳曼民族家庭教育的集体性质。塔西伦提出，在日耳曼家庭中，父母对孩子教养极为严谨。男孩儿不到10岁时就要陪同父亲去森林里狩猎，从而养成阳刚、勇气以及团体精神。姑娘则待在家里帮母亲操持家务，行为孝顺、性情朴素，到了18岁才谈起恋爱，嫁给出身同等贵贱的男子。到了战争爆发的生死关头，男人就利用他们童年狩猎时学到的技巧来对抗敌人，女人则站着在战场旁边大声捧场。塔西伦还认为，这些风俗与日耳曼国的寒冷气候有一定关系：寒气使人的气质冷漠，性情朴素，言行耿直。
其实，塔西伦不曾动身渡过莱茵河亲眼观察日耳曼民族的实际情况，反而在遥远的罗马城里坐在写字台前，根据将军、商贾、游者的见闻撰写了一个半真半假的传奇性故事。他并不以客观为目的，而更想将边疆异族的原始社会对照地中海的高度文明。当时，罗马帝国被奢侈、腐败、淫荡的歪风邪气渗透，与日耳曼的严谨和朴素成对比。
尽管《日耳曼国》的大部分内容并无根据，但塔西伦关于家庭教育的评价还是有一些道理的。通过数百年的不断演变，即便德国渐渐成为发达社会，其家庭教育的核心精神始终没有改变。16世纪初，德国教士马丁·路德(Luther)在北欧地区启动宗教改革运动之后，德国家庭教育深受宗教改革风气的影响。德国父母让孩子勤学勤劳，遵守纪律，每周日按时上教堂。
接着，自17世纪至19世纪，随着普鲁士王国的日渐强大，家庭教育与军队教育日益相似，父母借鉴严谨军纪的榜样来教养孩子。另外，德国在科学、哲学领域中走在前面，父母与学校教师一起着力培养孩子的逻辑思维，使得德国教育变得越来越“理性”。值得一提的是，19世纪的德国史学家格外重视古希腊和古罗马，又重新精读《日耳曼国》，以此文为事实。甚至，当时的著名史学家Muller博士还提倡，古代德国的家庭教育应该作为新一代德国父母的模范。我认为，纳粹党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实现的法西斯教育体制，无疑是以普鲁士王国为前身的。
二战后，德国成为民主国家，尤其是在60年代的学生运动之后，父母比以前更开放了，允许孩子谈恋爱，参加晚会，穿牛仔裤。而且，家庭教育越来越受到消费文化的影响。百货市场持续地建起，变成德国家庭的游乐场所，大幅度提高了孩子对玩具、糖果、游戏的需求。此外，出去工作的母亲逐年增多。从我的个人经历来说，因为父母都要上班，我在家里非常自由。我周一至周五天天都只能看电视来消磨时光。屏幕上过目的东西，我都觉得很新奇，到了周末，父母就会带我去买那些电视上看到的东西。也许，父母溺爱孩子，主要是因为他们知道跟孩子一起度过的时光是远远不够的而产生的一种补偿心理。
除了这些变化之外，现代德国家庭教育与宗教教条、政府宣传也拉开了距离。说起宗教，我和我两个姐姐都不信教，而用一种“个人伦理”来取而代之。奇怪的是，大姐嫁给一个有着宗教信仰的德国医生，从而决定为她的女儿施洗礼。父母对信仰的不同意见，有时会在家庭内部引起冲突。
总之，德国家庭教育的事情，确实说来话长。虽然“严谨”与“理性”的特点古今皆有，但其具体形式不断在变化。通过我个人的故事，再加上历史的由来，希望能让中国读者对德国的家庭教育有一个初步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