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晋“十二鸟”理论的方略--基于出土文献的探讨_生肖论文

汉晋时期“十二辰配禽”说的方术化——基于出土文献为背景的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术论文,文献论文,时期论文,背景论文,十二辰配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十二生肖是中国古人的重要观念，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迄今仍为全球华人及部分亚洲民众信奉和传承。“十二辰配禽”说是生肖观念的理论源头，至迟在战国晚期就已产生，嗣后得以发展、完善和定型。汉晋之际，“十二辰配禽”说亦为道教所重视和和采纳，施以宗教化改造、赋予神秘色彩，从而推动“十二辰配禽”说的方术化转变。本文结合传世文献和出土材料，侧重考察其与生肖命属、知名劾鬼等道术相融合的过程，将有助于全面了解“十二辰配禽”说的历史沿革和文化内涵。

       一 十二禽说与生肖命定论

       十二生肖肇端于何时?学界议论纷纭、莫衷一是。①清人梁章钜认为：“十二辰各有所属，其说始于《论衡》……合之今说，已无参差，而统谓之曰禽。《北史》宇文护母贻书曰：‘昔在武川镇生汝兄弟，大者属鼠，次者属兔，汝身属蛇。’梁沈炯有《十二属诗》，属之称当在此时。”②清人赵翼则称其始于东汉、本起于北俗，其在《陔余丛考》“十二相属起于后汉”条中谈道：“是后汉时其说甚行，更推之汉以前，则未有言及者。窃意此本起于北俗，至汉时呼韩邪款塞，入居五原，与齐民相杂，遂流传入中国耳。”③这两种观点，已被最新的地下考古材料推翻。

       (一)秦汉出土文献中的“十二辰配禽”说

       近几十年来秦汉简牍资料陆续出土，其中睡虎地秦简、放马滩秦简、孔家坡汉简等《日书》文献均涉及“十二辰配禽”的说法。学界大抵认为这就是后世“十二生肖”说的雏形，或者说是早期“十二生肖”。④如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盗者”章就开始将值日地支配以特定动物，如云：“子，鼠也。……丑，牛也。……寅，虎也。……卯，兔也。……巳，蟲也。……午，鹿也。……未，马也。……申，环也。……酉，水也。……戌，老羊也。……亥，豕也。”⑤上述地支配禽无疑是后世十二生肖之雏形。对此，饶宗颐予以肯定：“据日书，十二兽之形成，已在先秦时。”⑥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谈到的十二禽名与东汉时人的论著存在一定差异。东汉王充《论衡》卷三《物势篇》载：

       曰：寅，木也，其禽虎也。戌，土也，其禽犬也。丑、未，亦土也，丑禽牛，未禽羊也。……亥，水也，其禽豕也。巳，火也，其禽虵也。子亦水也，其禽鼠也。午亦火也，其禽马也。⑦

       曰……午，马也。子，鼠也。酉，鸡也。卯兔也。……亥，豕也。未，羊也。丑，牛也。……巳，虵也。申，猴也。⑧

       又卷二三《言毒篇》载：“辰为龙，巳为蛇。”⑨卷二四《讥日篇》亦言：“子之禽鼠，卯之兽兔也。”⑩

       此外，东汉蔡邕《月令问答》也有相关内容：

       凡十二辰之禽五时所食者，必家人所畜：丑牛、未羊、戌犬、酉鸡、亥豕而已，其余虎以下非食也。……四季之禽牛，属季夏；犬属季秋，故未羊可以为春食也；夏火王，火胜金，故酉鸡可以为夏食也；季夏土王，土胜水，当食豕而食牛。土，五行之尊者；牛，五畜之大者。四行之牲，无足以配土德者，故以牛为季夏食也。秋金王，金胜木，寅虎非可食者。犬牙而无角，虎属也，故以犬为秋食也。冬水王，水胜火，当食马，而礼不以马为牲，故以其类而食豕也。(11)

       睡虎地秦简《日书》收录的十二辰禽名(实计11个)仅有6例与汉代文献相符，午、申、酉、戌四个地支配禽与后世通说存在较大差异。尽管如此，我们尚不可据此推断后世通行的“十二辰配禽”说是到汉代才得以成型。这是因为，其他出土资料证实秦代已出现汉代人所盛行的那种配法。如放马滩秦简《日书》(甲、乙种)记载了地支十二禽的顺序及名称分别为：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虫、巳鸡、午马、未羊、申侯、酉鸡、戌犬、亥豕。(12)其中，巳、酉二支均配以鸡，颇不合理，有学者推测系“巳蛇(虫)”误抄所致，故与汉代文献及后世说法大略相符。据此推知，秦时乃流传几种关于地支与禽属之搭配。(13)刘乐贤将睡虎地秦简、放马滩秦简、孔家坡汉简《日书》予以对比和分析，指出：“早期的十二禽确实存在不同类型：有像放马滩《日书》那样和后世完全一致的类型，也有像睡虎地《日书》、孔家坡《日书》那样与后世说法存在较大差异的类型。也就是说，战国秦汉时期的十二禽搭配尚未完全固定，各地可以有不同的配法。”(14)这些不同的配法，在西汉时仍有流传，殆到东汉则渐趋统一。(15)以上讨论横跨秦汉社会的几个历史阶段，足可反映出“十二辰配禽”属名变迁的基本情况。为了便于对照，兹列下表(表一)：

      

       (二)东汉道书《太平经》中的生肖命定论

       令人遗憾的是，已往研究大都忽略了东汉道教典籍《太平经》所涉及的有关生肖命属的丰富信息。(16)该书对此命题展开的论述，恰可以弥补汉代生肖说之不足，弥足珍贵，应引起学界重视。如《太平经》卷一一一《有德人禄命诀》载：

       命在子午，其命自长。丑未之年，不失土乡。寿小薄，不宜有恶，使付土乡。寿未尽，籍记在旁，虽见王相，月建气以不长。所以然者，在土之乡，故令坤艮之乡，其寿自减，生日及时，三土相望。其日以生不进，价作已钱。从岁至岁，少有利时。辰戌之岁，天门地户，天土地土，自当所生。天地土生上草木，天地土生下草木，天土出圣智土，地土有贤。虽有衡，衡伍不相干，人不知之，反言年在辰戌，月建相破，以为大恶。天门地户相对，阴阳相望，生日直之。天戊日复直岁生，是为大德之人，无所妨，固宜勿惶惧。地土出贤为之，府土乃所居。何有恶者，人自不知，以土为人，皆属土府。寿命有期，直圣得圣，直贤得贤，是天常法，禄命自当。或出神仙。寅申之岁，(17)其人似虎，日月相直，殊不得相比。所以然者，寅为文章，在木之乡，山林猛兽，自不可当。但宜清洁，天遣令狩，不宜数见，多畏之者，名之为虎。年在寅中，命亦复长，三寅合生，乃可久长。申为其冲，了不相亡，多恶畏夜，但能缘木上下，所畏众多。其命在金，行害伤人。故令小寿，是为可知。事神忽荒，精邪厌畏无常，少有利时。卯酉之命，各直其月，其月复同。卯主于东，系命东星，多所生活，人民饮食。卯故言东方，正卯为东之中。春生荣华，夏长其实，无所不施，莫不被德。故名东星为仁，不忍中伤。天惜人年，复得久长。西正酉复在金乡，喜行战斗，不得久长。行恶自然，何从久生，虽得王相月建，裁自如耳。其六七恶，日亡其过半，是为可知。巳亥之期年以生，各置其月，复以其名为之，重阴无阳，命自不长。三阴会时会复当，故言巳亥，拘主开藏。亥主西北，巳主东南，所向所为，少得其宜，治生难以进，寿难以长。(18)

       据此可知，《太平经》已试图将十二纪年地支与选择术、星命术加以沟通，使生肖禽属之特质与对冲原理、月建学说、斗极崇拜、阴阳五行、易学原理等糅合在一起，并根据人出生时的干支、时气及星宿方位等推算禄命。其中，有几点内容值得注意：

       第一，经文将十二地支中方位对冲者归属一类，也就共计六类：命在子午、丑未之年、辰戌之岁、寅申之岁、卯酉之命、巳亥之期年。《太平经》论命时多采取同类合论之形式，偶尔也合中有分，如寅申、卯酉等就先行综论其类之共同特征，然后再分论彼此的特质。

       第二，《太平经》论命时虽以生年地支为主，但也将天干因素予以配合考虑，如上引经文谈论辰戌之岁时，就言“天戊日复直岁生，是为大德之人”。这是说，虽然辰戌出生之人属天门地户对冲，世人据此传说“月建相破，以为大恶”，然其所生之日恰值天干为戊、乃与辰戌之岁相合，不仅无所妨碍(“无所妨”)，其人也必备大德。

       第三，《太平经》推算人之禄命时，指明将出生时的年、月、日、时辰等因素结合起来考虑，此乃后世流传“四柱推命法”(三命术、八字算命法)之滥觞。不同的是，《太平经》推论命势时仅本于年、月、日、时中的某三个因素，即是说只有“三柱”，且“三柱”还未形成固定的说法：有时是指年、日、时辰这三种时间指标，如前述“丑未之年”本命属土，若出生的日和时辰(“生日及时”)也属土行，则就是“三土相望。其日以生不进，价作已钱。从岁至岁，少有利时。”而有时又将年、月、日这三个指标加以综合，如谈及寅年生人时说：“其人似虎，日月相直，殊不得相比。……年在寅中，命亦复长，三寅合生，乃可久长。”所以，《太平经》充其量仅算是尚未成熟化的“三柱推命法”。

       第四，《太平经》推论某人命势时也征引了对应生肖禽属的外在特征；且从已知内容来看，地支与禽属的排序配合大抵与后世通说相符。如经文论述寅申时说：“寅申之岁，其人似虎……寅为文章，在木之乡，山林猛兽，自不可当。但宜清洁，天遣令狩，不宜数见，多畏之者，名之为虎。”“文章”一词，见于《楚辞·九章·橘颂》，其云：“青黄杂糅，文章烂兮。”(19)即意为花纹或色彩上的绚丽多彩。据此，前述引文是说：寅年所生之人，其命如虎，长着色彩斑斓的皮毛、出没于山川丛林之中，其他各类野兽均闻风而退避三舍、不敢与之争锋。然虎作为神兽，乃是奉天命而守护山林，故当勤勉自省、深藏不露，方可常保无虞。

       值得注意的是，隋代萧吉《五行大义·论三十六禽》乃将每个地支纪年分别配以大略同类的三种禽兽，其中谈到寅年所值生肖之禽时云：“寅为虎、豹、狸者，三兽形类皆相似。寅为木位，木主藂林，寅又属艮，艮为山，虎之所处。《集灵经》云：‘寅为少阳，五色玄黄。’寅又有生火，火主文章，三兽俱班，并有文也。”(20)此处与上述《太平经》引文表达了基本相同的意思。《太平经》又说：“申为其冲，了不相亡，多恶畏夜，但能缘木上下，所畏众多。”大意是说，申年之人就像猴子，胆小谨慎、尤惧黑夜和人多，但又动作敏捷、行事果断——“能缘木上下”。文中谈论寅、申年生人之命势时，则是从轮值禽属的本质特征而延伸开来。此外，经文所言寅之属兽虎、申之属兽猴，均与汉代及后世通说的生肖兽名及搭配次序相吻合。

       秦汉简牍《日书》配禽说中表示时间概念的十二辰支均系用以纪日而非纪年，《论衡》、《月令答问》等传世文献中则是纪日或时辰，而以纪年辰支配禽者当推《太平经》为先驱。《太平经》继承了传统的十二禽说，又创造性地加以改造，将生年地支与诸种选择术因素糅合到一起，占验时运或推算禄命时根据某人出生时的干支、时气及星宿方位等诸因素进行综合考量，借此推衍祸福、预测吉凶，从而极大地推动了汉代生肖宿命论的整合步伐，对后世命理学的体系建构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 十二禽说的衍变及其鬼神化

       东汉以降，“十二辰配禽”说趋于定型并传承后世。与此同时，这种观念在民间社会传播过程中也绝非一成不变，而是不断发生扩延和变异，由此衍生出新说法。

       (一)“十二辰配禽”说的拟鬼化

       东晋葛洪《抱朴子内篇》收录了当时流行的一种泛化配禽说，且通过宗教化改造而将所配禽属全部转变为神祇邪怪，并与传统的知名劾鬼术相糅合，藉此作为道门中人登山涉水时劾鬼、禁邪的必备法术。如该书《登涉》篇云：

       山中寅日，有自称虞吏者，虎也；称当路君者，狼也；称令长者，老狸也。卯日称丈人者，兔也；称东王父者，麋也；称西王母者，鹿也。辰日称雨师者，龙也；称河伯者，鱼也；称无肠公子者，蟹也。巳日称寡人者，社中蛇也；称时君者，龟也。午日称三公者，马也；称仙人者，老树也。未日称主人者，羊也；称吏者，麞也。申日称人君者，猴也；称九卿者，猿也。酉日称将军者，老鸡也；称捕贼者，雉也。戌日称人姓字者，犬也；称成阳公者，狐也。亥日称神君者，猪也；称妇人者，金玉也。子日称社君者，鼠也；称神人者，伏翼也。丑日称书生者，牛也。但知其物名，则不能为害也。(21)

       此外，敦煌唐写本P.2682《白泽精怪图》(22)亦抄录有类似的内容：

       子日称社君者，鼠也；称神人者，伏翼也。丑日称书生者，牛也。寅日称虞吏者，虎也；称当路君者，狼也；称令长者，狸也。卯日称丈人者，兔也；称东王父者，麋也；称西王母者，鹿也。辰日称雨师者，龙也；称河伯者，鱼也；称无肠公

者，蟹也。巳日称寡人者，社间蛇也；称仙人者，树也。未日称主人者，羊也；称吏，麞也。申日称时人君者，猴也；称九卿者，猨也。酉日称将军者，老鸡也；称捕贼者，雉也。戌日称人

字者，犬也；称成阳翁仲者，狐也；称人字者，金玉也。亥日称臣

□(者)猪

也。(23)

       不难看出，二者沿革承袭的关系十分明显。兹列表如下(表二)。

      

       值得注意的是，前引《登涉》篇所列日支是按照寅、卯～子、丑的序次，此系采用夏历(以建寅之月为岁首)。而敦煌本《白泽精怪图》相关内容的地支顺序则改为周历的子、丑～戌、亥。据此推测，前述内容恐非葛洪自撰，乃是承袭了战国、秦汉之际民间流传的择日禁忌及鬼神观念，并将上述民俗说法予以文学化改编后的产物。

       比对前引两段文字，不难发现：敦煌本《白泽精怪图》脱胎于《登涉》篇之痕迹十分明显。只不过，敦煌本《白泽精怪图》由于抄手的文化素质有限，出现不少漏抄、讹误的地方。如漏抄了午日的内容——准确地说，应该是将巳日与午日中的相邻二句漏抄了，从而将二者混淆到一起，即疏漏了“(巳日)称时君者，龟也。午日称三公者，马也”二句，从而将原本分属巳、午二日的“巳日称寡人者，社中蛇也”和“称仙人者，老树也”两句错误地并联在一起。此外，我们也颇怀疑“称人字者，金玉也”本应属亥日之内容。鉴于此，仅就这段内容而言，敦煌本《白泽精怪图》在文献学及校勘学上的意义不大。

       (二)关于“三十六禽”雏形说的质疑

       前引内容，有学者认为是早期“三十六禽”说。有关“三十六禽”说的最早著录，学界公认的是现藏上海市博物馆六朝晚期六壬铜式盘，(24)此外《五行大义》卷五“论三十六禽”条和《太白阴经》卷一〇《推三十六禽法》等文献则略晚一些。上述三者“应是比较成熟的‘三十六禽’体系”。(25)然而，李零认为《登涉》篇远比上述材料更早，“很可能就是‘三十六禽’的雏形”。(26)如他所言：“我们还想指出，《抱朴子·登涉》提到山中鬼怪各有与日(支日)相配的名号，都是由动物变成，只要知其当日的名号，则鬼怪不能为害……这里所列禽名虽然还不是完备的‘三十六禽’。但与上比较，一致性是明显的。差异只是在于狼在寅不在戌，麋、鹿在卯不在午，蟹在辰不在丑，老树在午不在未，麞在未不在午，狐在戌不在卯，金玉在亥不在申、戌。简文所见的各种动物，与‘十二生肖’并列，寅位有犴、貙、豹，辰位有玃，申位有猿、貉、豺，亥位有豚，从上述线索看，很可能就是‘三十六禽’的雏形。”(27)我们对此持保留意见，现提出几点疑问和反证以求教于方家：

       第一，前引《登涉》篇中共列26种物名(其中禽兽24种，另有“老树”、“金玉”各一)，敦煌本《白泽精怪图》中残见24种物名(其中禽兽22种，另有“树”、“金玉”各一)。从数量上看，其与后世定型的“三十六禽”说相距达十个名目之多。那么，是否存在《登涉》篇疏漏之可能呢?我们认为不存在这种情况。今本《登涉》篇所列十二日支中配三禽者计有三个(寅、卯、辰)，配二禽者计有二个(巳、午、未、申、酉、戌、亥、子)，配一禽者计有一个(丑)，而且从寅至丑有规律地呈现出分组递减状态，这就印证了今本《登涉》篇所列二十六禽名(物名)应系有意为之，而非疏漏所致。而且，敦煌本《白泽精怪图》残存的二十四种禽名也见证了唐代敦煌地区流传的相关内容与今本《登涉》篇相差不大。据此，我们推断：葛洪编撰《登涉》篇时，在他的头脑中恐怕并没有“三十六禽”的观念或模本，而仅是对26种精怪的汇编、抄录或转录。

       第二，从内容上看，其与后世定型的“三十六禽”说相距甚大，近似度极低。李零先生曾以表格形式将六朝铜式、《五行大义》、《太白阴经》中记录的“三十六禽”说加以罗列和陈述，我们将《登涉》所列二十六种禽名(物名)与之比对，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二者的差异性。即便以最宽松的标准来看，前引《登涉》所言与后世“三十六禽”说的重迭率(符合度)不过是47％强。换言之，《登涉》篇中仅有17种禽名与后世“三十六禽”说的日支禽名相互契合，分别是：寅之虎与狸(老狸)；卯之兔；辰之龙与鱼；巳之蛇(社中蛇)；午之马；未之羊；申之猴与猨(猿)；酉之鸡(老鸡)与雉；戌之狗(犬)；亥之猪；子之鼠与伏翼；丑之牛。前引李零先生的言论乃是因为有意回避了日支及时辰的次序，而仅将《登涉》篇中禽名(物名)与后世“三十六禽”说的地支配属全部打乱、做简单的横向比较，从而得出了“(二者)一致性是明显的”结论。事实上，古代“三十六禽”说的意义不仅在于三十六种禽名，尤为重要的是这些禽名与日支的搭配关系。根据这一原则检视《登涉》篇中禽名(物名)与日支的对应规律，不难看出其确与后世“三十六禽”说存在不少的差距，而契合部分17种禽名中若扣除当时流行的“十二禽”外，则仅有5种而已。事实上，“十二禽”说历经战国及秦代的分歧，至东汉时已形成了统一的固定用法(与今说相同)，魏晋时人更将其广泛应用于各种占卜类数术文献中。有鉴于此，我们观察“三十六禽”说的演变及定型时，应侧重于二十四种“配禽”的配法来考虑。故而，我们认为《登涉》是后世“三十六禽”雏形的说法，恐怕言之过早。

       第三，对于“三十六禽”说的起源和来历，《五行大义·论禽虫》“论三十六禽”条云：“禽虫之类，名数甚多。今解三十六者、盖取六甲之数。式经所用也。其十二属配十二支。支有三禽、故三十有六禽。所以支有三者，分一日为三时，旦及昼暮也。”(28)引文谈到“三十六禽”乃是基于十二属(生肖)的扩大。这一说法为后人所接受和沿用，少有异议者。(29)不过，我们也发现二者其实存在本质差异：十二生肖是与年相配，即标注生年以推测年命，而“三十六禽”则是配日，即配属以每日的三个时段。从数术学原理看，二者不应混淆为一套系统，但也不否认前者是后世“三十六禽”说的直接源头。长期以来，我们似乎被《五行大义》所引王简的言论误导了(或许因为王简及萧吉生活的时代，战国及秦汉时期盛行的《日书》“十二禽”早已淹没不显了)。据刘乐贤推测：“古代确实存在不同类型的十二禽搭配。大概由于地域不同，十二禽的选择也会出现差异。其实，就是相邻地域，其说法也可能略有差别。……秦统一中国后，楚系十二禽(或其部分说法)虽然仍在楚国故地一度流传，但最后终遭淘汰。……楚系十二禽虽遭淘汰，但其中的一些说法并未完全消失。例如，在后来的三十六禽系统中，就保存了一些楚系十二禽的说法。……三十六禽的来历目前尚不十分清楚，但与十二禽的关系值得注意，它可能是将十二禽的各种说法加以整合的结果。也就是说，三十六禽不大可能是由域外传入的。当然，也不排除三十六禽吸收了某些域外禽名的可能。”(30)

       第四，南朝梁人释僧佑《弘明集》卷一四引东晋僧人竺道爽《檄太山文》云：“《黄罗子经》、《玄中记》曰：夫自称山岳神者，必是蟒虵；自称江海神者，必是鼋龟鱼鳖；自称天地父母神者，必是猫狸野兽；自称将军神者，必是熊罴虎豹；自称仕人神者，必是猨猴玃；自称宅舍神者，必是犬羊猪犊、门户井灶破器之属。鬼魅假形，皆称为神。惊恐方姓，淫鬼之气。此皆经之所载，传之明验也。”(31)引文谈及的《黄罗子经》、《玄中记》均已佚。若将这段文字与前引《登涉》篇进行比较，不难发现：二者的文风、套语及行文格式具有相似性，均是“自称XX者”必是某类物精。只不过《登涉》篇的有关内容更丰富一些，并且搭配了纪日地支，从而显得更具条理性和细致化。换言之，前述《登涉》篇中相关内容显然是经过了二次加工和整理，应是基于前说基础上的发挥、引申及扩展。这就印证了我们之前的猜测，汉晋之际社会民众中盛行一种观念：各类精怪变幻人形，自称某神、某人而惑乱世人，故据其自称(身份)可推测出其原型。而葛洪不过是将当时流传的上述说法加以搜集、整理和增扩。无论是未经修饰的母本，抑或葛氏整理本，均与后世“三十六禽”说无涉。而唐宋道书中屡见的道教化六十甲子神的说法则是前述《黄罗子经》、《玄中记》及《登涉》传统的延续、改造和升华。(32)

       三 结语

       “十二辰配禽”说及后世生肖观念，均属于古代数术范畴。对此，刘信芳曾精辟指出：“生肖本质上属于古代数术，是历法和占卜的混生形式。……生肖形成以后，成为宗教、文化、习俗的载体，因而又是一种文化现象。”(33)又说“最初入选为生肖的十二种动物，都是因其称名与相应地支在字形、读音方面具有某种联系，才被数术家选择为十二地支的所属之禽。”(34)上述判断，无疑是准确的。“十二辰配禽”说从酝酿、萌芽到发展、演变，始终与方技之流密切相关。东汉以降，“十二辰配禽”说虽然得以定型，但在民间传播过程中的方术化趋势从未停止，而是转换了方式和途径，通过宗教化改造后出现在玄门典籍中，如《太平经》、《抱朴子内篇·登涉》的相关记载，就充分反映出这一理论特征和发展动态。“十二辰配禽”说流入道教以后，为了与神学信仰体系相适应，不断调整和修饰原有的学说框架和观念基础，进一步拓展了理论深度，增强了神秘色彩和可操作性，从而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注释：

       ①对于十二生肖问题，古今学人多有关注，不乏精彩论述。相关情况可参见a.(清)梁章钜撰，陈铁民点校：《浪迹续谈》卷七“十二属”条，《浪迹丛谈·续谈·三谈》，第375～376页，中华书局，1981年；b.饶宗颐：《十二生肖》，饶宗颐、曾宪通：《云梦秦简日书研究》，第33～38页，(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2年；c.周庆基：《十二生肖说的起源和功用》，《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4期；d.(清)赵翼著，栾保群、吕宗力校点：《陔余丛考》卷三四“十二相属起于后汉”条，第695～696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e.李学勤：《干支纪年与十二生肖起源新证》，《失落的文明》，第149～152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f.刘国忠：《试论十二生肖与三十六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g.李零：《十二生肖的起源》，《中国方术考(修订本)》，第216～231页，东方出版社，2001年；h.张丽华：《十二生肖的起源及墓葬中的十二生肖俑》，《四川文物》2003年第5期；i.刘乐贤：《十二禽、三十六禽新考》，《简帛数术文献探论》，第322～331页，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j.[日]南方熊楠著，栾殿武译：《纵谈十二生肖》，中华书局，2006年；k.陈怀宇：《从十二时兽到十二精魅：南北朝隋唐佛教文献中的十二生肖》，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13卷《从汉魏到隋唐：变迁与延续研究专号》，第293～33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②(清)梁章钜撰，陈铁民点校：《浪迹续谈》卷七“十二属”条，《浪迹丛谈·续谈·三谈》，第375～376页。

       ③(清)赵翼著，栾保群、吕宗力校点：《陔余丛考》卷三四，第696页。

       ④不过，也有学者对此持谨慎态度。如李学勤认为：“(睡虎地秦简《日书》)简文的十二禽仅和值日地支联系。秦代已有干支纪年，但是值年地支是否也结合十二禽，还没有证据。因此，这里的十二禽还不好叫做十二生肖，而只是后者的滥觞。”(李学勤：《〈日书〉盗者章研究》，《简帛佚籍与学术史》，第165页，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秦汉简牍《日书》中“十二禽”乃与日支相配，用以占卜盗贼和取名，而《论衡》、《月令答问》等汉代传世文献中则系纪日或时辰，均与后世标注生年的“十二生肖”说有明显的差异。所以说，配日支的“十二禽”与配年支的“十二生肖”之间的关系，还有待深究。

       ⑤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第219～220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简文未载辰之配禽，或系漏抄所致。

       ⑥饶宗颐、曾宪通：《云梦秦简日书研究》，第37页。

       ⑦黄晖：《论衡校释(附刘盼遂集解)》卷三，第148页，中华书局，1990年。

       ⑧黄晖：《论衡校释(附刘盼遂集解)》卷三，第150页。

       ⑨黄晖：《论衡校释(附刘盼遂集解)》卷二三，第957页。

       ⑩黄晖：《论衡校释(附刘盼遂集解)》卷二四，第994页。

       (11)(汉)蔡邕：《蔡中郎集》卷一〇，《四库备要·集部》第428册，第16～17页，(台北)“中华书局”，1981年。

       (12)a.秦简整理小组：《天水放马滩秦简甲种〈日书〉释文》，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秦汉简牍论文集》，第3～4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b.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天水放马滩秦简》，第84～85、90～91页，中华书局，2009年。

       (13)李学勤认为：“秦代已有干支纪年，但是值年地支是否也结合十二禽，还没有证据。因此，这里的十二禽还不好叫做十二生肖，而只是后者的滥觞。”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第156页，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

       (14)刘乐贤：《简帛数术文献探论》，第326页。

       (15)饶宗颐也认为：“汉代以来，十二属兽名已有固定。”饶宗颐、曾宪通：《云梦秦简日书研究》，第37页。

       (16)有关《太平经》的研究情况，可参姜守诚：《〈太平经〉研究——以生命为中心的综合考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

       (17)笔者怀疑此处文字似有遗脱。

       (18)王明编：《太平经合校》，第547～548页，中华书局，1960年。标点略作修正。

       (19)(宋)朱熹集注：《楚辞集注》卷四，第9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20)(隋)萧吉著，钱杭点校：《五行大义》卷五，第150页，上海书店，2001年。

       (21)王明：《抱朴子内篇(增订本)》卷一七，第304页，中华书局，1985年。引文标点略作修正。《金楼子·志怪篇》：“山中有寅日称虞吏者，虎也；称当路者，狼也。辰日称雨师者，龙也。知其物，则不能为害矣。”(梁)萧绎撰，许逸民校笺：《金楼子校笺》卷五，第1170页，中华书局，2011年。

       (22)据研究，今敦煌卷子中属于《白泽精怪图》共计2件唐AI写作本残卷：P.2682(首残尾全，存99行、19图)，S.6261(首尾残，存图6幅、说明7段)。a.陈槃：《古谶纬书录解题(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2本，1947年；b.饶宗颐：《跋敦煌本白泽精怪图两残卷》，《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1本第4分，1969年；c.[日]佐佐木聪：《〈白泽图〉辑校-附解题-》，《东北大学中国语学文学论集》第14号，2009年11月；d.游自勇：《敦煌本〈白泽精怪图〉校录——〈白泽精怪图〉研究之一》，《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2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e.游自勇：《〈白泽图〉与〈白泽精怪图〉关系析论——〈白泽精怪图〉研究之二》，《出土文献研究》第10辑，第336～363页，中华书局，2011年；f.[日]佐佐木聪：《法藏〈白泽精恠图〉(P.2682)考》，《敦煌研究》2012年第3期。

       (23)a.黄永武主编：《敦煌宝藏》第123册，第289页，(台北)新文丰出版社，1986年；b.游自勇：《敦煌本〈白泽精怪图〉校录——〈白泽精怪图〉研究之一》，《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2卷，第435～436页。

       (24)李零对迄今发现的各类式盘实物的形制及原理做了翔实的分析和讨论，其中就包括这件铭刻“三十六禽”内容的六壬式盘。李零：《中国方术考(修订本)》，第89～176页。

       (25)李零：《中国方术考(修订本)》，第229页。

       (26)李零：《中国方术考(修订本)》，第230页。

       (27)李零：《中国方术考(修订本》)，第229～230页。

       (28)[日]中村璋八：《五行大义校注(增订版)》卷五，第212页，(东京)汲古书院，1984年。

       (29)如李零所言：“关于‘三十六禽’……它是十二生肖的扩大，即以十二生肖为主，每一辰位增加两种有关动物。”李零：《中国方术考(修订本)》，第228～229页。

       (30)刘乐贤：《简帛数术文献探论》，第331页。

       (31)(南朝梁)释僧佑：《弘明集》卷一四，第9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32)关于道教化六十甲子神的说法，详见《六十甲子本命元辰历》(《道藏》第32册，第717～719页，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约唐代王仲丘(邱)撰《摄生纂录》“行旅篇”(《道藏》第10册，第715页)，南宋蒋叔舆编次《无上黄箓大斋立成仪》卷一〇“六十甲子直神”条(《道藏》第9册，第431～432页)，原题“天真皇人撰集”《灵宝无量度人上经大法》卷四二《元纲流变品》“六十甲子官君符”条(《道藏》第3册，第848页)。

       (33)刘信芳：《出土简帛宗教神话文献研究》，第194页，安徽大学出版社，2014年。

       (34)刘信芳：《出土简帛宗教神话文献研究》，第1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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