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语言冲突与阐释漩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漩涡论文,冲突论文,语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元语言与意义
元语言是文本完成意义表达的关键：意义就是“可翻译性”，意义的存在条件，在于可以用别的语言解释。而任何“翻译”，不管是翻译成外语，还是翻译成“解释语言”，都必须依靠各种元语言，依靠能使文本在阐释活动中显现为意义的一套规则集合。
阐释者使用不同的元语言集合，就会得出不同的意义，反过来说，阐释者得出不同理解，原因就在于使用不同的元语言集合。不同的阐释者完全可以采用不同的元语言集合，这就是为什么同一文本能产生无穷的歧义；同一个阐释者也可以前后使用不同的元语言集合，这样他的理解就会先后不同，他改变了对文本原先的理解。
这些元语言产生的歧义，是元语言的题中应有之义，本来每次阐释所用的元语言集合，构成可以很不同。但是本文要讨论的，是一种特殊情况：在同一个阐释主体的同一次阐释努力中，使用了两套以上不同的元语言集合，那时候会出现什么情况？尤其是当两套元语言集合产生完全相反的意义，会不会一个意义取消另一个意义？如果两套元语言集合同样有效，两个冲突意义并立，文本将如何在阐释中立足？这就是本文标题所说的元语言冲突导致的“阐释漩涡”。
本文将仔细讨论这种元语言冲突的符号学发生机制，探讨它在文化运作中起什么作用，尤其是在意识形态对社会文化的调控中起什么作用。实际上元语言冲突造成的阐释漩涡，在当代文化中极为普遍，只是学界没有注意。迄今为止，无论是在文化学、语言学实践中，还是在符号学学理上，不仅中国学界没有讨论过这个问题，世界符号学界也没有人论及这个问题。
自从上世纪初语言学界、符号学界提出“元语言”概念，至今关于元语言的文献已经汗牛充栋，但是从来没有人谈到过元语言冲突。其原因是，至今学界认为不同元语言分布在不同层次上，上一层元语言的产生，目的是为了消除、解决下一层语言(该元语言的对象语言)中出现的矛盾冲突。这样一来，元语言之间，从分布位置上，从功能定义上，就排除了冲突可能。
因此，本文对同层次元语言集合冲突的讨论，不得不是探索性的。
二、“断无不可解之理”
元语言不仅是意义实现的先决条件，也是意义存在的先决条件：面对一个文本，任何阐释努力背后必须有元语言集合，这样文本才必定有意义可供阐释：文本并不具有独立的本体存在，文本面对阐释才存在。
那么，阐释者怎么知道某个文本必定有意义？怎么知道他的阐释努力必定能取得一个意义？因为阐释者总有一个元语言集合可用，而元语言集合产生的目的就是从文本中推压出意义。此言听来似乎是因果循环，实际上却是人类符号表意中的一个根本性悖论：不是信息要求相应的元语言来阐释它，而是元语言强迫信息产生可解的意义。
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曾经指出过：用语音拟声与拟意，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文本方式。语音拟声，是正常的语言功能；语音拟意，却非常特殊，钱先生称之为“拟声达意”：“象物之声，而即若传物之意，达意正亦拟声，声意相宣(the sound as echo to the sense)，斯始难能见巧。”①
钱先生是在讨论《诗经》时提出这个概念的。《诗经》用于形容“忧心”的叠字很多，摘抄部分如下：
我心惨惨(《大雅·抑》)；忧心炳炳(《小雅·頍牟》)；忧心奕奕(《小雅·頍牟》)；忧心殷殷(《小雅·正月》)；忧心钦钦(《秦风·晨风》)；劳心博博(《桧风·素冠》)；忧心惙惙(《召南·草虫》)；忧心忡忡(《召南·草虫》)。
《尔雅·释训》认为“殷殷、惸惸、忉忉、博博、钦钦、京京、忡忡、惙惙、炳炳、奕奕”，都是一个意思：“忧也”。但是其中只有很少一部分(“惨惨”、“忡忡”)后世获得形容心情的固定意义，其余只是对“忧心”的一种“拟音”，实际上任何字音都可以用得。如果要问无意义的词如何能表现“忧心”？原因很简单：文本已经指出了它们用来表达“忧心”，上下文的压力，迫使它们不可能有别的意义。
同样，“香稻啄余鹦鹉粒”为什么必须是通顺的诗句？因为诗歌解释的元语言迫使其混乱的词序重构到可理解的程度；乔姆斯基在1957年造出来挑战语法概率论模式的句子“无色的绿思狂暴地沉睡”②究竟为什么有意义？赵元任在他的名文《从胡说中寻找意义》中证明：在释义压力下它必须有意义，不然信息无法完成表意过程③。《爱丽丝奇遇记》中爱丽丝在国王房间中发现的那首胡诌诗(“Twas brillig，and the slithy toves……”)整篇音韵铿锵煞有介事，却无一有意义的词，为什么批评家R.P.布莱克穆尔盛赞此诗是“艺术中成为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整个运动的先驱”④？徐冰的《天书》两千字中，没有一个能认出的汉语字，为什么有七十多篇论文讨论其意义？因为艺术文本本身改造了阐释元语言集合，使它对这个传统上认为无意义的文本施加了强制性压力，迫使它们不得不产生意义⑤
因此，当阐释面对一个“无法理解”的文本，阐释者会从各个方向收集元语言元素，直到藉此生成的元语言集合对文本产生足够的压力，迫使它产生意义。谢榛《四溟诗话》说“诗有可解，不可解，不必解，若水月镜花，勿泥其迹也”。何文焕在《历代诗话索考》一文中反驳说：“解诗不可泥……而断无不可解之理”⑥。“泥”就是纠缠于不可解的、表面上不通的文字，实际上各种元语言因素的效应，完全能使阐释摆脱字面意义的纠缠。元语言因素积累达到足够的压力，就不存在“不可解”的文本。
这也就是说，在阐释之前，在文本出现时，意义的存在已经前定，因为合适的元语言集合总能形成，只不过意义的实现，必须有待元语言集合完成阐释活动之后。
虽然在信息发出与传达的过程中，意义必须缺场，以保证信息传播流向阐释，但是只要有相应的元语言，就不可能有无意义信息。在文本生成与传播过程中，意义是缺场的，然而意义的存在却是阐释者事先确定的：元语言不允许一个文本没有意义。哪怕是确实不可解的文本(例如徐冰的《天书》)，阐释者也能得出一个“近解”。正解本来就是任何阐释无法达到的理想，任何偏解只是偏的程度问题：元语言的任务是推出一个意义，不是取得惟一正确的意义。
在一个元语言集合的压力之下产生的意义，是不是正解、有效解或误解？这些价值判断不是元语言本身能解决，探讨这个问题需要进入更高层次的元语言。但是任何解释都是阐释努力的结果，都使意义有了一个表述方式，使表意过程得以暂时告一段落。
阿尔都塞派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家马歇雷声称：“艺术用使用意识形态来挑战意识形态”⑦。意识形态，按本文最后一节提出的理解，就是社会的文化元语言。为什么艺术能挑战它？因为任何真正的艺术作品，都包含一些按先前解释程式看来不可解的成分，艺术在定义上就是强迫文化元语言解释它原本无法解释的东西。在对付艺术文本的不可解时，阐释活动不得不不断调适更新元语言集合，以保证意义的生成。
三、传播各环节参与元语言建构
既然每一次阐释努力，背后都有一个由各种因素组成的释义元语言集合在支撑，那么，组成这个元语言集合的因素来自何处？它们怎么会组成形形色色的、因文本而异的、变化无穷的元语言集合？这些因素的源头来自很多方面：实际上表意过程的所有环节，都为阐释提供各种元语言因素，参与构筑阐释需要的元语言集合。可以把这些元语言因素大致上分成三类：(文本本身的)自携元语言、(社会文化的)语境元语言、(阐释主体的)能力元语言。
语境元语言，是元语言因素的最主要来源，可以称为是语义学性的元语言，即是文本与社会发生的诸种关系，引出文化约定的对信息的处理方式。例如同一个“走”，作为军官对士兵下的命令，作为父母对子女的规劝，作为警察逮捕犯人后的训词，哪怕语气一样，即文本风格相同，意义可以完全不一样。语境是意义生成的外部条件。
能力元语言来自阐释者的社会性成长经历：他的记忆积累形成的文化修养，他过去的所有阐释活动经验积累，他阅读相关文本的记忆，都参与构成能力元语言：弗洛伊德和拉康强调的幼儿成长经验，马克思主义强调的阶级地位和社会实践，布迪厄所说的习性(habitus)与素质(disposition)，都与此有关。也有一些因素与生俱来，与学习经验无关，例如孟子等伦理学家说明的人性道德能力(恻隐之心等)，康德强调的人的先验范畴，以及心理学阐明的人脑先天能力(例如格式塔心理构筑能力)。所有这些，都汇集到阐释主体的元语言储备中来。面对需要阐释的文本，有关因素会参与进来，聚合成适当的元语言组合。
本文要强调说明的是文本“自携元语言”：文本是阐释的对象，但是文本作为传达的环节，也参与构筑阐释自身所需要的元语言集合，为此提供的元语言成分实际上相当多。例如，文本标明的自身所属体裁，是元语言集合中的一个重大因素。而体裁只是文本互文性中的一环，整个互文性的巨大网络都参与制造元语言。“香稻啄余鹦鹉粒”的阐释，其根据相当大程度来自体裁：七言诗中联必然有对偶格局，此句的读法必须与下联“碧梧栖老凤凰枝”对应。故事片中的恐怖场面，与纪录片或电视“现场直播”中的血腥暴力场面，虽然文本表现一样，体裁的压力却推动两种完全不同的阐释；情歌中的求爱语言，与口头说出的求爱，词句可以相同，得出的意义完全不同。道士的符箓，巫师的念咒，体裁决定了它们无须一一用字句解释的重要意义。实际上每一种体裁对阅读方式各有要求，甚至同样文本，例如《水经注》，当作文学读，与当作地理读，体裁决定完全不同的意义阐释⑧。
文本自携元语言，经常是文本(措辞方式)与准文本(标题、分行、作者名、书名等)的各种标记设定的。在任何文本中，这些元语言标记设定处处可见。就拿最常见的修辞格比喻来说，比喻的比较意义，实际上是自我设定。美国诗人肯宁汉姆有句曰“两只黄蜂冷得像树皮”⑨，为什么黄蜂会冷，而且冷得像树皮？这是因为这个“像”字是文本元语言标记，它既然在那里，就必须起作用：比喻的两边不像也必须像。许多符号学家讨论比喻时，实际上犯了一种“相似性谬见”：比喻立足于两边的部分相似，这只是一种文本元语言设立的假定而已。利科在《为相似性辩护》一文中指出，相似性“不仅是隐喻陈述所建构的东西，而且是指导和产生这种陈述的东西……应当成为谓词的归属特征，而不是名词的替代特征”⑩。他说的“谓词归属”，就是“像”或“是”的元语言标记的强制性，而他说的“指导和产生”陈述，就是元语言对阐释的作用：比喻两边之间的相似性，实际上是文本自携元语言对阐释的压力造成的。
因此，支持每一次阐释努力的元语言集合，构成非常复杂，本文限于篇幅，无法一一列举这些元语言因素，但是文本自携的元语言因素，相当具体，并非不可捉摸。
四、同层次元语言冲突
在以上讨论的基础上，本文就可以进入关键点：这些元语言集合是处于不同层次，还是处于同一层次？也就是说，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分布性的(distributive)还是层控性(hierarchical)的？
先前的元语言理论，只谈到元语言之间的层控性关系。1920年罗素给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写的序言，是元语言观念在现代的第一次明确描述，却划定了元语言之间的层控关系：“每种语言，对自身的结构不可言说，但是可以有一种语言处理前一种语言的结构，且自身又有一种新的结构”(11)。这样，元语言就可以分成多层，每一层元语言的结构不得不靠上一层元语言才能描述。而上一层元语言，按塔斯基的说法，比下一层的对象语言本质上更丰富(essentially richer)(12)，既然没有一个结构本身能完全自洽，元语言结构的诸种不完整之处，各种矛盾、模糊、冲突、悖论，靠再上一层的元元语言来解决。如此理解之下，元语言之间就不会有冲突：它们并不处于同一层次，而且它们本来就是为解决下一层语言中可能的意义冲突而生成的。
许多双关语、字谜、幽默，包含了对象语与元语言的对立。辛弃疾词“如今识得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冷好个秋”；骂人话“你还知道‘羞耻’两个字怎么写吗？”，都从对象语突然跳入元语言(字的写法)。但是这里没有阐释漩涡，因为两者不在一个层次上，实际上并不冲突，文本只是利用元语言形成一个异层次委婉语。
阐释漩涡也不是“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造成的，不同的阐释主体坚持各自的立场，不会发生元语言冲突。只有当两套是非标准出现在同一个阐释行为之中，出现在同一个(同一批)阐释者心里，才会产生阐释漩涡。
即使在同一阐释活动中，上文讨论的诸种元语言因素合成一个集合时，很有可能协同产生一个意义。例如：作者名“杜甫”，让阐释者将《秋兴八首》放在杜诗总体风格中来阐释，这是极为重要的准文本元语言标记；此诗收于《唐诗三百首》是文学史承认的经典集合，是语境元语言标记；而阐释者由于家学渊源熟读唐诗，本人文学史知识丰富，崇拜杜甫，构成了恰当的能力元语言。在阐释时，这几种元语言因素相辅相成，合为一套元语言集合，使阐释者把“香稻啄余鹦鹉粒”读成杜诗特殊的文辞典范，意味无穷的绝代妙句。
但是，如果元语言因素不配合，也就是说，在同一个阐释努力中，在同一层次上，出现几种冲突的元语言集合，它们就可能推出不同的意义解读。例如，假定阐释者找到旁证根据，开始怀疑《秋兴八首》非杜甫所作，而是后人伪托窜入王洙、王琪本《杜工部集》，此时他的唐诗语境元语言因素，就给文本定位造成困难，阐释者的文史修养就无法起作用。有关读杜诗的元语言集合被撕开，文本元语言(诗句的文字风格)，与语境元语言(文本的文学史地位)、主观元语言(阐释者的修养)直接冲突，使阐释无所适从。
此时的元语言，是否还如塔斯基所说“本质上丰富”？恐怕不然，一旦元语言无法协同，对象文本中原先似乎并不存在的混乱，就可能因为阐释元语言的对立，产生出冲突的意义。
五、元语言冲突造成阐释漩涡
向阐释敞开的文本，只可能提供文本自携元语言因素，并且呼唤其他元语言因素，文本不可能将这些元语言因素拆分成几个组合。元语言因素的集合和分化，是阐释行为形成的：不同的元语言集合之间的协同或冲突，发生在阐释中，而不是发生在文本中。
理想的情况是，在阐释中各种元语言因素协同，形成一个互相促进的集合，例如电影的音和画，例如图像与文字说明，互相配合以催生比较明确的意义。即使它们之间有不一致的地方，甚至表面上看在推动相反的解释，阐释活动最后也会达到一个暂时稳定的解读。例如阐释奈克尔立方体(Necker Cube)，即是把平面的立方图像视作立体，格式塔心理学指出：一旦我们看到凸出的方块，就不可能看到凹入的方块。我们采用一种阐释，就排除了另一种阐释：如果承认《秋兴八首》是伪托杜诗，就排除了杜诗杰作的可能。
不同的元语言集合也可能形成“反讽”式的协同：本文的表面义与意图义相反，在阐释中相反相成。在这种情况下，冲突的元语言集合会重新协同。例如你的上司说：“放心，我这个人不容易生气”，这可能是安慰，这也可能是威胁。如果是后一种情况，此话的表面义与意图义不合，有效的阐释就应当能够从各种元语言因素(例如场合、表情、此人一贯的行事风格)中解读出合适的意义。但是安慰与威胁两个解读不可能并存。阐释者根据他使用元语言的能力，在阐释后只能采用其中一义，实际上也只有一义具有真值。
但是我们可能观察到更加复杂的元语言冲突。维特根斯坦用他的《鸭一兔》画为简明例子，说明了任何一种阐释不可能完全取消元语言的冲突，并非看到鸭就不可能看到兔，看到兔就不可能看到鸭，他认为鸭兔实际上并存(13)。荷兰木刻家艾歇(M.C.Escher)似乎基于奈克尔立方体效果的木刻，例如题为《相对》(Relativity)、《上下》(Up and Down)的那几幅，也让阐释者看到平面翻成的两种立体可以同时并存，艾歇大量背景与前景互换的画，例如《鸟与鱼》(Birds and Fish)也是让两种元语言同时起作用。这时就出现了冲突元语言集合造成的“阐释漩涡”：两套元语言组合互不退让，同时起作用，两种意义同样有效，永远无法确定：两种阐释悖论性地共存，但是并不相互取消。而这恰恰是艾歇作品的魅力所在，冲突造成的双义并存，阐释无所适从，正是我们着迷的原因。
最常见的阐释漩涡，出现在戏剧电影等表演艺术中：为什么历史人物有一张熟悉的明星脸？为什么亨利五世长得像英国名演员劳伦斯·奥利维埃？为什么慈禧太后长得像斯琴高娃？因为观看演出的程式，观众对此没有任何理解上的疑惑。实际上人们对演出“文本”的阐释，一直在演出与被演出之间滑动。应当说，对于名演员过去演出的记忆，会影响演出的场景的“真实感”，但是此种意义游移是演出阐释的常规，阐释漩涡并不总是对阐释起干扰破坏作用：没有人会对历史人物有一张名演员脸觉得奇怪，从而觉得历史失真。表现与被表现的含混，正是表演性艺术的魅力所在。
这个原则可以扩大到所有的艺术：表意痕迹(例如小说的“虚构”，绘画的平面或变形)与所表现的对象的真值会冲突：在表意一头，可以说是形式与内容(演出与被演出)两个不同层次，在接受这一头，却很难把它们隔为两个层次。也就是说，文本元语言因素是都存在的：斯琴高娃与慈禧太后，落到观众的同一个阐释平面上，两者之中谁能主导阐释，要看每个阐释者运用元语言的具体情况而定。实际上这取决于阐释者的能力元语言：比较了解斯琴高娃的人容易注意她的演出，比较了解晚清历史的人容易注意慈禧太后这个人物，据说女性比较容易注意演出者，男性比较容易注意被演示者，这个统计可能有效，但是实际上不是生理性别造成能力元语言差别，而是男人女人的“社会性别”造成他们的经验记忆差别。但是，与《鸭—兔》画一样，除非阐释者有元语言障碍(例如从来没有注意过斯琴高娃而认不出她，或是完全不了解这段历史认不出慈禧太后)让一方取消另一方是不可能的。
超现实主义画家勒内·马格利特(Rene Magritte)的《这不是烟斗》(Ceci n'est pas une pipe)之所以引起广泛注意，是因为其图与文的超常一致：画幅上的烟斗，当然不是真的烟斗。这样一种文本元语言，实际上在取消语境元语言(我们面对的是表现，而不是原物)，也在推翻能力元语言(观者开始怀疑自己是否具有最起码的元语言常识)。此时出现的悖论是：这幅画的文本如此充分地自我说明，就不需要与能力元语言和语境会合成元语言集合。而没有元语言集合，意义就没有来历，没有产生的依据，画的意义就反而落空。为此，阐释者只能设法苦心搜寻一个相反的元语言集合，来证明“这不是烟斗”这样简单的文字是假相。
如此形成阐释漩涡，看来非常特殊，所以福柯等后结构主义哲学家见猎心喜，讨论得越来越玄(14)。实际上中国大量禅宗公案之所以迷人，也就是基于这种“常识否认”。例子俯拾皆是：“丹霞天然禅师于慧林寺遇天大寒，取木佛烧火向。院主诃曰：何得烧我木佛？师以杖子拨灰曰：吾烧取舍利。主曰：木佛何有舍利？师曰：既无舍利，更取两尊烧”(15)。佛像神圣，是因为体现佛性，但是这种体现是在元语言层次上的：佛像为舍利子的转喻。院主不小心做了常识否认，给丹霞禅师这样的聪明阐释者一个制造元语言冲突的好机会：禅宗大师提前一千年为超现实主义艺术和后结构主义哲学铺了路。
六、元元语言冲突引发的“评价漩涡”
我们曾把文化定义成“社会相关符号表意活动的总体”(16)，我们至今坚持这个定义，把文化理解为一个社会的各种文本与其阐释的汇合。这样，意识形态就是把“社会相关表意活动总体”作为对象语的元元语言，它的主要任务是作为文化的评价体系。每个社会性评价活动，也就是元元语言集合支持的一个阐释努力。
上文分析认为元语言集合能够发生冲突，那么元元语言集合也能发生冲突，这时候就出现更高一层的阐释漩涡，可以称为评价冲突。即使用同一个意识形态体系，也会出现评价冲突：儒家伦理难以避免“忠孝不能两全”的评价漩涡，就是明显例子。
但是文化阐释或评价的主体，往往是社会集团。在历史维度上，集团阐释评价主体，比个人更为重要，更为常见，也更需要考察。这些集团分别进行阐释活动，就不会产生元元语言冲突。例如“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条政治原则是典型的评价体系对立，但是并不形成评价漩涡，因为评价主体被截然分割成敌我两个政治阵营；美国南北对蓄奴制的不同理解严重冲突，主体集团被地理分割；对历史人物(例如李鸿章)或事件(例如法国大革命)的评价，由于历史元语言一再改变而不得不经常改写，但是理解主体往往被历史时代分开。
更经常看到的现象是：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作为集团主体时成分复杂，所用元语言难于一致，暂时的一致也容易被破坏。因此，集团主体进行评价活动时，元语言冲突就成为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可以说，评价漩涡是意识形态在文化中起作用时几乎难以摆脱的悖论。
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处理意识形态冲突。中世纪社会努力维持统一的评价体系，而现代社会不得不面对评价体系冲突这个事实。自从政教分离后，社会集团，例如中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例如妇女与少数集团，它们的自我意识都不断增强，他们的评价体系往往对立。当他们合成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不同的意识形态就形成评价冲突，成为影响社会演化的重大力量。
在现代化进程中，社会不得不承认几套不同意识形态体系都具有合理性。虽然在不断适应变形之后，某种意识形态可以成为社会主导，但是社会演进的基本动力，是绵延不绝的评价漩涡。由此产生了“民主社会主义”、“福利资本主义”这样的意识形态主张，这种主张内部各种因素越是对立，这样的综合意识形态越是行得通，其运作阻碍反而减少，因为它们内化了评价漩涡。包含冲突利益的意识形态体系最终成为政治实践的主流，证明评价漩涡是今日世界意识形态运行的常态。
而当今的全球化浪潮，使评价漩涡的规模和影响面更加增大：对每个国家，民族利益与跨民族利益不得不同时起作用，因此出现了“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这样的悖论潮流。在这种时候，不善于利用评价漩涡，不知如何内化冲突、不知变通的民族，就难以适应多元化的世界大潮流。谁能适应并充分利用评价漩涡，谁就在世界潮流中走在前面。
当今文化的一个特色，是文化表意的各个层面都出现阐释漩涡，想在文化生活中追求阐释元语言的单一化，已经不再可能。文化研究这门学科，无法再忽视元语言的各种复杂冲突。
注释：
①《钱钟书集·管锥编》第一册上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30-231页。以下讨论引钱钟书语，均出自此文。“拟声达意”的英文，在《管锥篇》1979年版作“sound an echo to the sense”，1986版同，2002年三联版《钱钟书集·管锥编》中改为“sound as echo to the sense”，2002版才是正确的。
②Noam Chomsky,Syntactic Structures,The Hague & Paris:Mouton,1957,p.15.
③Yuen Ren Chao,"Making Sense out of Nonsense",The Sesquipedalian,Vol.Ⅶ,No.32(June 12,1997).
④R.P.Blackmur,Language as Gesture:Essays in Poetry,New York:Harcourt,1952,p.41
⑤徐冰自己对《天书》的解说很有力地证明了意义的确是阐释压力的产物：“当你认真地假戏真做到了一定程度时……当那书做得很漂亮，就像圣书那样，这么漂亮，这么郑重其事的书，怎么可能读不出内容？……刚一进展厅，他(参观者)会以为这些字都是错的，但时间长了，当他发现到处都是错字的时候，这时他就会有一种倒错感，他会对自己有所怀疑“(徐冰：《让知识分子不舒服》，载《南方周末》2002年11月29日)。
⑥何文焕《历代诗话索考》，《历代诗话》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23页。
⑦Pierre Macherey,A Theory of Literary Production,London:Henley,1976,p.60
⑧卡勒在《结构诗学》中提出的四种诗的阐释中的“阅读期待”，即“节奏期待”、“意义期待”、“非指称期待”、“完整期待”，大部分不适用于小说，几乎全部不适用于散文(Cf.Jonathan Culler,Structuralist Poetics,London &New York:Routledge,2002)。
⑨V.S.Cunningham,Some Salt:Poems and Epigrams,Mount Horeb:Perishable Press,1967,p.43.
⑩保罗·利科：《活的隐喻》，汪家堂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266—267页。
(11)Bertrand Russell,"Introduction" to Ludwig Wittgenstein,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London:Routledge,1987,p.7.
(12)Alfred Tarski,"The Semantical Concept of Truth and the Foundations of Semantics",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No.4,1944,p.347.
(13)Ludwig Wittegenstein,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London:Blackwell Publishers,2001,p.45
(14)Michel Foucault,This is Not a Pipe,trans.James Harknes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3.其中竟然讨论到法文“烟斗”(pipe)一词中，“p”样子像烟斗。
(15)《五灯会元》卷五，中华书局2006年版，上册第263页。
(16)“文化的定义是：一个社会中所有与社会生活相关的符号活动的总集合”(赵毅衡：《文学符号学》，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