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进地理学的形成和演变——以《异端的传统》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理学论文,异端论文,为例论文,激进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90，C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690(2010)01-0001-07
引言
自二战以来，西方人文和经济地理学经历了几乎每10年一次的理论和方法论研究“转向”。这种相对频繁的理论和方法论交替状况，其合理性何在？有哪些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和吸取的教训？这两个问题，是中国的地理学方法论研究者非常关注的。采用案例剖析的研究方法，一方面，可以使我们将抽象的理论和方法论与现实事例对应起来，使方法论讨论不至于过分僵化和枯燥；另一方面，通过选取地理学思想史横断面的某个重要而典型的案例，可以从点上深入和聚焦，从而达到“窥一斑而见全豹”的效果[1]。
按照这个思路，本文以二战后西方地理学中的重要流派“激进地理学”(radical geography)为研究对象，选取该流派的代表性文章，詹姆斯·布劳特(James Blaut)的《异端的传统》[2]（本文内引此文，只注页码）为案例，展现并剖析激进地理学产生、发展及其转向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过程，并讨论其方法论涵义。之所以选择该学派和该文，一个原因是当前国内对该学派的介绍相当有限，专文评介激进地理学的论文几乎没有，虽然有少量介绍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文章附带提及，但马克思主义毕竟是与激进地理学虽有密切联系却完全不同的两种派别（布劳特此文就论及它们二者之间的关系）；在著作方面，顾朝林、于涛方、李平等编著的《人文地理学流派》具有一定代表性，它专辟一章对激进地理学的理论渊源、哲学基础、主要理论和代表人物进行了概括介绍[3]，但可能是顾及全书体系和教材的定位，这一章的内容相对简略一些，如对一些激进地理学的代表人物（如邦奇(William Bunge)和布劳特等）及其重要活动和论著则没有涉及；译著方面，约翰斯顿(Ron Johnston)的《地理学与地理学家》(Geography & Geographers)专辟一章叙述“激进派”，则是对激进地理学的泛化和广义化，其中杂糅了许多其他哲学和学派的观点，因而无法清晰地看到激进地理学的演进轨迹[4]，理查德·皮特(Richard Peter)在《现代地理学思想》(Modern Geographical Thought)中较好地评述了激进地理学发展过程，但在侧重点和目的上，他阐述激进地理学更多是为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做铺垫[5]，也就不免忽视一些重要内容。总体来看，国内对激进地理学的了解还不全面和透彻，对它的研究尚需深入。
本文选择布劳特此文进行评介的另一原因在于它的重要意义：①指出了激进地理学产生的根源是地理学家的文化（阶级－种族）约束性，这个分析和批判的视角是其他地理学家，甚至很多激进地理学家也很少触及的；②深入分析并展现了激进地理学怎样从不被接受的异端思想到有了自己的理论阵地和实践活动，乃至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③现身说法的论证方式，反映了地理学家难能可贵的自我批判精神。
1 《异端的传统》以及激进地理学产生的背景
1.1 布劳特的学术经历、成就及其评价
詹姆斯·布劳特（1927～2000年），美国地理学家，著名地理学思想史学者和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激进地理学的发起者和倡导者之一。他是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哲学博士，曾任克拉克大学(Clark University)地理学教授，后在伊利诺斯州(Illinois)的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和伊利诺伊大学任教[6]。
布劳特的主要研究领域和兴趣是文化和心理地理学、地理学思想史和哲学。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他的学术思想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即由一个传统的地理学者迅速地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他的影响也扩展到人类学、历史学、政治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领域，成为最广为人知的地理学家之一[7]。比如他的代表作，已经有中译本的《殖民者的世界模式：地理传播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史观》(The Colonizer's Model of the World:Geographical Diffusionism and Eurocentric History，1993)，就以系统和历史的论证破除了社会科学界长期存在的“欧洲中心论”和“欧洲历史优越论”[8]，这个成果不但被地理学家推崇，而且得到了历史学家和社会文化学者的重视。除了这篇《异端的传统》，他早期还有论述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帝国主义的地理模型》[9]，《资本主义从哪里产生？》[10]，以及后期的著作《国家问题：非殖民主义的民族主义理论》[11]和遗著《八位欧洲中心论历史学家》[12]等。
布劳特对欧洲中心论、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深刻批判以及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发展的努力和成就，获得了许多地理学家的尊崇。著名的激进地理学刊物《对立面》(Antipode)2005年第5期基本上就是纪念布劳特的专号，多位地理学家从不同层面缅怀和高度评价了布劳特的学术活动和贡献。如肯特·马修森等认为布劳特在地理学和发展研究领域内所涉及的范围、丰富的方法论和理论的统一性方面成就斐然[13]；谢泼德(Eric Sheppard)不但坦陈布劳特的“世界模式”对他的思想有“巨大的”影响，而且认为世界模式理论“也许是近30年来关于全球发展争论中最有特色的地理学贡献……是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经久不衰的洞见之一，（因为）我们仍然生活在‘殖民者的世界模式’中”[14]；理查德·皮特认为布劳特是“一个坚定不移的反抗者，为了让农民、工人以及所有被压迫人民有更美好世界的社会批判者”，并对“欧洲中心主义”延伸到“美国中心主义”进行了深刻地批判[15]；大卫·哈维用“最典范”(the most exemplary)一词评价布劳特的理论、方法和实践活动，并引用马克思的名言“对一切事物都无情地批判”（“For a ruthless criticism of everything existing”）为题纪念和评价他[16]；而且，在《资本的空间》(Spaces of Capital，2001)序言末尾特别提到以他的这本书纪念于2000逝世的布劳特，并提出年青一代继续布劳特等开创的批判地理学事业的号召[17]。综合来看，布劳特的学术生涯和成就充分表明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与地理学，以及理论和实践结合的典范。
1.2 激进地理学产生的现实和理论背景
从现实角度看，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一系列社会、政治和经济危机。比如美国国内的民权运动和反对越战的呼声高涨，经济衰退导致传统产业区的萧条等。这些重大的社会、经济、政治变化也深刻影响到思想文化领域和科学研究工作。地理学，尤其是人文地理学受这些事件的影响非常大。
从地理学学科内部看，在二战后掀起的“计量革命”浪潮的推动下，实证主义方法论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实证主义地理学对社会、政治与经济结构及其关系考虑不够，不足以解释和应对严重的危机局面。于是，一部分地理学者通过研究资本主义制度和意识形态与城市、贫困、经济与社会危机等问题之间的关系，阐释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结构变化的空间效应和结果，并发起了一系列重要的实践活动。在地理学思想史上，人们把这个思潮、学派及其运动称之为“激进地理学”。到20世纪70年代末，激进地理学已经进入一个发展的后期，大部分学者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布劳特抓住这个时机，对激进地理学历史及其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总结。
2 激进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
2.1 激进地理学的理论前提：地理学家思想的文化约束性
任何一种理论都有其前提条件和基本假设，在此基础上，才能进行归纳和演绎、推论并下结论。地理学理论自然也不例外。地理学家是地理学理论的最大发明者和应用者。然而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地理学理论并不像一些地理学家一厢情愿的那样“纯粹”和“客观”。这方面比较突出的实例是，实证主义地理学曾经试图通过计量分析的工具摒除个人感情和价值判断因素，以追求“科学”的结论，但最终被证明与“真实世界”存在相当差距；这种“机械模式”因其忽视社会和人文要素也遭到了批判[18]。西方地理学有句名谚“地理学就是地理学家所做的事”，这并非笑谈。然而，地理学家到底怎样影响和决定了地理学理论和学科发展，却存在多种观点。布劳特认为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是文化，主张地理学家的思想受文化约束。所以，正如布劳特所称，《异端的传统》本为庆祝美国地理学家协会(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成立75周年而作，“一个目的在于考查美国20世纪的地理学家集体”（第159页）。
地理学家与文化的关系是怎样的呢？布劳特首先从地理学家说起。一般而言，地理学家身份通常是双重的，即作为普通人和专业科学家。地理学家并非脱离现实的群体，所以作为普通人，其思想必定是某种文化基质的反映；然而作为科学家，他们却宣称自己研究的是“纯粹、客观的科学”（第157页）。这就产生一个矛盾。布劳特的观点是地理学家应该承认这种文化约束作用。从强调文化约束作用的人类学角度出发，布劳特指出所谓理论其实是一套信念体系。它们可以通过两个方面得到确证：一是科学工作中的实际证据，另一个则来自于我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文化观念（第158页）。因此，一个真的信念的基础在于得到科学和种族－阶级标准的双重确认。布劳特着重指出，“种族－阶级价值观影响科学信念，但是它们却并非发自我们的精神和灵魂，而是反映了我们这个群体牢固的现实利益和实际目标”（第158页）。
从地理学与社会、政治以及利益集团的关系来看，文化，尤其是种族－阶级对地理学研究的影响是巨大的。其原因和结果是（第158页）：
首先，地理学不是一门社会和政治中立的学科，它从不会如此，也不可能如此。
其次，具有支配权的社会政治集团通过建立劳动分工来确立地理学家的地位，虽然不是完全地决定，但必定是强烈地影响科学工作（批准研究者获得职业资格、获准研究，研究的问题，理论与概念等）。结果是，异端将很难生存。
在资本主义占据支配和统治地位的阶级和利益集团把持和控制下，持有异见的学者面临诸多困难，比如在专业中难谋一席之地（理由诸如：他竟然不理解某个理论，他的论题没有现实意义等），很难在重点院校任教和在重要期刊上发表论文，被完全驱逐出行业，甚至被流放（如两位无政府主义的地理学家彼得·克鲁泡特金和埃利兹·雷克吕的遭遇）（第158页）。虽然异端成为传统的阻力很大，但是布劳特还是对其未来发展前景抱有信心，认为“虽然地理学总体上盛行种族－阶级的顺应性，但是异端地理学者只要迎流行的逆流而上，就可到达成功的彼岸”（第159页）。
正是从地理学家这一影响地理学方法论的最直接、最重要也是最难分析的要素切入，才使布劳特富有洞察力地看到地理学家的文化（种族－阶级）身份的决定作用，并指出理论是科学和种族－阶级两个标准共同作用的结果，从而使地理学对社会和政治的关切以及与它们结合变得可能和必然。这个对地理学家的种族－阶级属性的分析与判断是激进地理学产生的重要理论前提。
2.2 激进地理学由异端成为传统
“异端”与“主流”相对。在布劳特看来，主流地理学关注和顺应资本主义的存在形式并为之辩护，而异端地理学家的立场与主流不同，其任务自然不同。异端地理学者的任务在于“顺应或试图顺应不同阶级、不同种族文化和女性的利益，也就是强调工作者和受压迫者的利益”，但是主流与异端之间的区别“不在于主流地理学的根基是科学而异端的根基是政治或意识形态，而在于两种传统代表了不同利益，它们都有科学和意识形态两种成分”（第159页）。
就传统而言，美国地理学家威廉·帕特森曾归纳了地理学的4个传统：空间传统、地域研究传统、人地关系传统、地球科学传统；并认为每个传统不仅是学术运动，而且是社会运动；调动职业地理学家尽其所能去解释，并考虑可能解决的那些发生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的特殊的社会危机[19]。激进地理学也是在这样一个大的危机的背景下出现。但是在布劳特看来，激进地理学与旧传统的起源有一个不同之处，即不是为少数精英服务，而且它的解释和解决办法既不会有助于精英，也不会让他们舒服。因此，激进地理学最好被描述为“异端的传统”。
激进主义始于1960年代，其历史不长，那么为什么在此之前没有产生激进主义地理学呢？布劳特认为主要有3个原因（第159～160页）：根本原因在于以往的异端缺乏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制度的深刻、彻底批判，但他们没有像激进地理学那样直截了当地将问题根源的矛头直指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精英阶层，也并不试图改变它；二是与地理学专业人员的社会历史结构有关（二战前美国地理学家协会的会员主要来自中产阶级或上流社会，只有一位女性，全是白人）；还与二战后麦卡锡主义对异端的压制和打击有关。
2.3 激进地理学运动
作为一个学派，除了具备理论和方法论基础和内容之外，还应该在实践中形成和扩大自己的思想、学术以及社会政治影响。在实践和运动方面，激进主义地理学主要通过主办刊物、组建团体、开展实践活动等树立了激进主义的学派。
1969年创办的激进地理学的专刊《对立面》，是激进地理学的主要阵地，至今已经成为人文地理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很有影响的刊物之一。激进地理学家还积极建立了两个组织：“社会和生态保护地理学家”(Socially and Ecological Responsible Geographers)(SERGE)和“社会主义地理学家联盟”(Union of Socialist Geographers)。依托期刊和学术团体，激进主义理论开始应用于解释和解决理论和实际问题，并初步显示了它的作用和效果。
在实践活动方面，最值得一提的是激进地理学家中的“改良派”发起和组织的底特律地理学考察队(Detroit Geographical Expedition)。这个运动响应底特律黑人社区的要求，就学校种族隔离、城市扩展等问题写了研究报告，并进行了人员培训等社会活动。该运动持续10多年，极大地增进了大学学者与内城贫民之间的理解和互助[20]，也促成了“改良派”和倾向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派”在1969年的美国地理学家协会会议上互相理解，从而使激进主义运动正式固定下来，激进主义的传统随之诞生（第160页）。
20世纪70年代中期，激进主义地理学于产生分化，大部分学者走向了马克思主义。在1974年社会主义地理学家联盟建立之前，许多人的共同目标只是将激进主义扩展为关注社会正义或激进的社会变革的科学。但是之后，激进主义阵营分化为两个部分：一派相对比较左，主要以哈维为代表走向马克思主义；另一派以邦奇为代表，则相对“温和”（也就是寻求改良，而不涉及资本主义的根本制度）[21]。布劳特指出，主流（人文）地理学的模型和假定牢牢扎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上层阶级精英，地理学家不能脱离他们，因此需要构建一个完全不同的理论基础；而激进主义地理学寻找可更替的新的理论基础，因为他们的事业目标不仅仅是“激进”，而且是社会主义，所以它们最后走向马克思主义具有某种必然性（第161页）。
3 从激进地理学到马克思主义地理学
3.1 马克思主义是多数激进地理学家的理论选择
在对资本主义深刻批判的基础之上，激进地理学家开始进行新的理论寻找和探索。正如皮特所指出，“（激进地理学对传统地理学的）主题上的改变揭示了理论和技术上的弱点，以哈维的《社会公正与城市》所引导，激进地理学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经历了向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更进一步的转变……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把空间、环境与社会、经济联系在一起。过分强调空间性孤立了不相关但又守旧的地理学派；通过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的联系使得地理成为整个激进社会科学的一部分”[5]。因此，大多数激进主义地理学家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他们的理论基础和依据。但并不是所有激进地理学家都选择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其理论依据。布劳特虽然不否认非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激进地理学是有效和有用的，也不否认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从传统和主流地理学中吸取了许多营养，但是他认为激进地理学最基本的任务在于研究“种族－阶级一致性”的问题，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是反映穷人和被压迫阶层利益的最好代表和希望所在（第162页）。
3.2 现身说法
激进地理学的文献非常之多，但布劳特并没有通过分析这些文献进行论证，而是采取现身说法，以自己的转变经历来阐明马克思主义是激进地理学的最终选择，这样显得真切、坦诚和更有说服力。在激进运动之前，布劳特的主要研究兴趣在于地理学哲学和思想史、农作的微观地理学、儿童的环境认知变化等。激进主义在两个方面影响了他的研究：改变了研究的价值观，从而改变了他的研究目的，并使他意识到先前的错误掩藏在“种族－阶级一致性”的假定和模型之中；传统或主流的研究模式不会考虑一些重要变量，比如资本积聚和阶级冲突，而它们可能是最根本和最重要的（第162页）。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布劳特还追踪和透视了地理学起源时就具有为殖民主义和侵略活动提供条件和基础的一面，使他认识到农民贫困的问题全然不是微观农业地理学的，而是掠夺问题，与资本主义制度密不可分。
总体来看，布劳特认为地理学的历史是在内部力量（有共同兴趣和相关研究主题的一群学者）和外部力量（精英阶层现实的和意识形态利益）的辩证运动中形成。在激进地理学家们倡导和开展激进主义运动的同时，激进主义也唤醒了地理学家前所未有的批判精神和批判意识，从而推动了方法论的变革。通过激进主义运动，布劳特重新发现、审视并改变了研究兴趣，使他积极运用马克思主义武器，终生致力于民族主义的文化地理学和殖民主义的历史地理学的批判研究，并取得很大成就。
4 《异端的传统》的方法论涵义和意义
4.1 对《异端的传统》的评价
《异端的传统》是了解和理解激进地理学的观点、历史以及理论渊源与依据的重要文献，并且因其紧密联系地理学学科性质和历史演变阐发激进地理学的内容而具有更为广泛的理论意义，因而在地理学思想史上也颇为重要。在《异端的传统》一文中，布劳特对激进地理学的理论基础、产生背景、发展历史和影响、理论根据与来源进行了出色地阐述和总结，并结合自身认识与实践活动的深刻体会论证马克思主义对激进地理学的理论支撑作用，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布劳特是资本主义制度下成长起来的，却强烈反对和揭露资本主义所谓的“优越性”的荒唐以及殖民主义、种族主义丑恶实质的“异端”，他以自己的学术勇气和批判精神实践了马克思主义，并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发展，确实是马克思主义者和地理学家的“典范”。
不是每一种“异端”都能（很快地）成为传统。从历史来看，现时的“异端”，往往可能就是“创新”，也很可能成为以后的“传统”。实际上，这种现象不止发生在地理学界。因此，异端与传统的话题和命题的意义超出了激进地理学和地理学的范围，值得学者们深入思考和探讨。
4.2 方法论涵义与意义
《异端的传统》也是一篇优秀的地理学方法论论文，它的方法论涵义及特色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
首先，通过对地理学家的文化属性，也就是种族－阶级属性的深入分析，揭示了地理学并非一门“客观”或“价值中立”的科学的实质。布劳特得出的地理学理论是科学实证和文化属性相结合的产物的结论，无疑是对狭隘的“科学主义”的有力反击，因而在根本上论证了激进主义的合理性。但是，他并不是极端的“文化或阶级决定论”者，而是试图在二者中间进行调和，这可能更接近地理学思想史和地理学方法论的本质要求。
其次，将激进地理学发展的背景与内容、理论与实践，原因与结果、外力与内力、历史与未来等诸多范畴结合起来，从而较为完整地勾勒和构筑了一个激进地理学的方法论面貌和框架。可以说，大多数方法论论著必须涉及这5对范畴，并应该具体地解释和论证它们。所以，这篇论文也为我们如何研究和发展方法论提供了一个思路上的参照框架。
第三，深刻的反思，以及批判和自我批判基础上的重构是当今和未来地理学方法论创新的必由之路。布劳特具有深刻的批判和自我批判精神和才能，这在地理学家中是很少见的，所以其研究能独具特色和独树一帜，甚至获得超出地理学界的影响。从二战后西方地理学理论和方法论发展来看，相比赫特纳、哈特向传统的传承型方法论研究路径，地理学方法论的变革大都是通过革新型和调适型两种途径进行[1]。当然、理论重构的效果和效应可能无法令大多数地理学家满意，但方法论发展的趋势显示深刻的批判是理论变革的先导，是方法论创新的必经之路。
5 结语
在中国的语词和文化中，“激进”因与传统文化的“中庸之道”相悖，故大都带有“过激”和“急于求成”的贬义，而这也许是激进地理学并未受到国人重视的一个重要原因（地理学家的文化约束性！）。然而，我们回到“激进”的本义去考察，激进(radical)还有“根本的”意思，而正是这种“根本性”的面向，才使激进地理学能够站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角度从而树立起自己的旗帜。一种“根本性”的地理学是什么呢？它也许并不仅仅代表着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或意识形态立场，更重要的是，它反映了地理学家（乃至更多人）寻求并且实践新的或更高“真理”的渴望和行动。从这个意义看，“激进”是反映这种诉求的，任何其他词汇都难以比拟的贴切用语。也正是因为此，罗素·金(Russell King)才准确地把激进地理学定义为“一种以渴望脱离旧范式和有效地改变现实世界为特征的包含多种方法的意识形态和哲学”[22]。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布劳特、皮特等少数关注第三世界和发展中国家的激进地理学家之外，大多数激进地理学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缺乏关注[23]，这也许反映了地理学发展中根深蒂固的国家本位意识和以“自我”为中心的特征。更值得深思的另一个问题是，当激进地理学借助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深入开展并不断进步之时，苏联、中国等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反而对这种激进地理学热情不高；中国对激进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活动介绍甚少，更没有堪与激进地理学相提并论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地理学，这岂不是一种反讽？中国的“农民工”、“城中村”以及低收入群体的贫困问题亦很严重和突出，金融危机对中国已经产生较大的影响，这些问题与社会公平和正义、阶级分化和差距扩大，资本的城市化密切相关，完全可以参考和借鉴马克思主义、激进地理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工具和方法进行解释和应对，但是，相关研究在这方面的空白和苍白是显而易见的。
布劳特及其《异端的传统》一文对地理学和地理学家实质的反思与解释，自我分析和自我批判精神以及发展激进地理学的方法，值得中国地理学家和其他学者学习。从思想渊源来讲，激进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对同为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及中国地理学有许多值得借鉴之处。首先，在理论上，应该在理解激进地理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开展中西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发展（或不发展）的比较研究和对话，鼓励并开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研究，形成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中国学派；其次，在规划和实践活动中，根本的立场在于面向底层社会和低层阶级，融入并透彻理解我们的研究对象，响应马克思所提倡的“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4]的号召，切实地开展服务社会（尤其是底层社会）的实践活动，使地理学与人民大众的生活与利益紧密地联系和结合。对中国地理学而言，无论从主客观条件和形势，还是社会需求都充分说明，开展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不但极为必要，而且非常重要和迫切。
收稿日期：2009-07-16；修订日期：2009-0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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