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西蜀词与南唐词风格的异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南唐论文,异同论文,试论论文,风格论文,西蜀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6522（1999）04—0039—07
西蜀包括前蜀、后蜀，它们与南唐都是五代时偏于一隅的割据国家。其时中原战乱，人民大量南迁。位于四川盆地的西蜀和江南的南唐则成为相对安定的区域。因地理上的优势，这两个区域都物产富饶，再加上当时的统治者接纳了许多由中原而来的避难的文人，于是这两个割据国家很快成了当时经济与文化的重心。刚刚成熟的新兴的文学样式——词，其创作的中心也很自然地从中原转移到这两个区域。西蜀与南唐作为五代词坛的代表区域，这两个区域的词，既具有颇为相似的时代特征，又因地域的不同，还有各自的地域特色，它们的艺术风格同中有异。本文试图对西蜀词与南唐词风格的异同作一探讨，以求正于方家。
一
西蜀词与南唐词都具有共同的时代特征，而晚唐五代的词风总体趋于绮艳婉丽。西蜀词与南唐词也不例外。这是时代的印记。
从晚唐始朝政的腐朽与衰败日甚一日。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心理状态也随之发生变化，从盼望朝代的中兴，到深知中兴的无望，他们陷入了失望与苦闷的政治情感的漩涡里。他们中多数人的处境，并不具备干预朝政的条件，在政治生活中实际上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他们是无奈的。于是在文学创作中，儒家的功利主义倾向消退了。大多数文人的视野从广阔的社会转回自己生活的狭窄圈子，文人的感情世界比起盛、中唐的前辈要纤弱、狭隘得多。文学中表现男女之情，以至歌楼舞榭的放浪生活渐渐地成为一种倾向。
温庭筠是第一个大量写词的文人，也是晚唐的一个重要诗人，他把晚唐诗歌中善于表现细腻的官能感受、有强烈色泽感的特色移植到词里来，以腻粉脂香作为描写对象。他以精美的意象组合成深细的词境，并以其细腻的描绘，与音乐的紧密配合，在消遣娱乐的氛围中深受人们的欢迎。温词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当时社会环境下的一种必然产物。晚唐的词风以温庭筠为代表。皇甫松、韩偓也与温词的风格很接近。
到了五代这个历史阶段，朝代不断更迭，各个小朝廷间不断战争，正常的社会秩序被打乱，文学上儒家功利主义思想已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缘情说。具体表现为文学走向消遣娱乐，追求轻艳、追求内心感情的细腻表达。五代的词风沿袭的是晚唐词风。不少知识分子政治上没有出路或是无所作为，于是写写风月艳情和闺阁情怀以寻求一种精神满足，另外，此阶段的词也是作为花间樽前享乐生活的一种点缀，于歌吹宴乐中以佐清欢，词人写词时就是为了应歌，应歌女之娇态，故亦以风月艳情和闺阁情怀作为歌唱的主要内容，这最适合于享乐与消遣的氛围。词人写写、唱唱、听听这样的艳曲，沉浸在一种细腻和世俗的情感世界中，得到一种精神上的满足。于是乐此不疲，五代的词集中多为此类作品。
我们说，题材的内容与文体的功用，往往会制约作品的艺术表现。既然此阶段的词不少作为消遣与娱乐的工具，注重感官的享受，所以相当数量的词中表现的色泽较为绮艳。如：“琵琶金翠羽，弦上黄莺语。”（韦庄《菩萨蛮》）“绿云高髻，点翠匀红时世”（牛峤《女冠子》）“翡翠屏开绣幄红，谢娥无力晓妆慵”（张泌《浣溪沙》）“翠帘垂，彩笺书，红粉泪，两心知。”（欧阳炯《三字令》）“玉砌花光锦绣明，朱扉长日镇长扃。”（李璟《望远行》）“红日已高三丈透，金炉次第添香兽，红锦地衣随步皱。”（李煜《浣溪沙》）真可谓“裁花剪叶，夺春艳以争鲜。”（注：欧阳炯《花间集序》。）给人留下印象十分强烈。
晚唐五代的应歌之作大多是小令。形式比较短小，因尺幅有限，故它们要比长调慢词来得含蓄，词意流露较为婉转。另外，此阶段词的题材相对固定，词人的创造力一般不是体现在题材的开拓上而是体现在题材的表现上。有成就的词人运用各种表现手法，使词的情感容量扩大，使作品带给受众更多回味的余地，于是优秀的词作都自然而然地显得深婉。试看薛昭蕴的《谒金门》：
春满院，叠损罗衣金线。睡觉水晶帘未卷，帘前双语燕。 斜掩金铺一扇，满地落花千片。早是相思肠欲断，忍救频梦见。
这是一首描写闺阁情怀的应歌之作。表现的主题是晚唐五代词作中颇为常见的，即女子伤春惜别。但写得委婉含蓄，其表现手法很有代表性。春色满园当是赏心乐事的大好时机，但女子别说欣赏春光，就连镶有金线的罗衣都无兴致穿上，竟“叠”而至“损”。而帘前的双燕呢喃，又反衬出帘内女子的单栖孑立，也暗暗逗出了叠损罗衣与帘垂未卷的缘由：只因夫婿远行未归，女子索寞孤寂，慵懒无绪。结句则由梦中频见反衬出梦醒更觉重聚无期的悲哀。全词写伤春惜别委婉而又深致，十分耐人寻味。
再看魏承班的《诉衷情》：
银汉云晴玉漏长，蛩声悄画堂。筠簟冷，碧窗凉，红蜡泪飘香。皓月泻寒光，割人肠。那堪独自步池塘，对鸳鸯。
这也是一首描写闺阁情怀的词作，上片着意渲染秋夜寂寞清冷的气氛。下片则先以皓月寒光喻为利剑，写出离人的断肠相思，再以成对鸳鸯与孤身一人作对比，写出离人的痛苦不堪。词中主要是以环境氛围的侧面烘托，婉转地表达相思之苦，也是一首颇可玩味的佳作。
另看孙光宪的《思帝乡》：
如何？遣情情更多！永日水精帘下敛羞蛾。六幅罗裙窣地，微行曳碧波。看尽满池疏雨打团荷。
此词写一女子的百结愁肠，词人围绕着“遣情”展开描写，用的是反跌法，遣情，情更多，触处生愁，无论从室内到室外，情思萦绕，不能自已，此词短小，却一波三折，跌荡生姿，写得婉曲而又含蓄。
南唐也有不少作品有这样的特点。试看李璟的《应天长》。
一钩初月临妆镜，蝉鬓凤钗慵不整。重帘静，层楼迥，惆怅落花风不定。 柳堤芳草径，梦断辘轳金井。 昨夜更阑酒醒，春愁过却病。
此词描写春愁，传达出一种空虚、寂寞的意绪，写得如同“深岩曲径，丛篠幽花，源几折而始流”。（注：沈雄《柳塘词话》。）再看冯延巳的《菩萨蛮》：
娇鬟堆枕钗横凤。溶溶春水杨花梦。红烛泪阑干，翠屏烟浪寒。锦壶催画箭，玉佩天涯远。和泪试严妆，落梅飞晓霜。
此乃思妇怀人之作。词中梦境与实境交织，透过浓丽的色彩以表现哀伤的感情，深婉动人。还有李煜的《菩萨蛮》：
铜簧韵脆锵寒竹，新声慢奏移纤玉。眼色暗相钩，秋波横欲流。 雨云深绣户，未便谐衷素。宴罢又成空，魂迷春梦中。
词中描写歌妓眉目传情，眼风说爱，男方则因种种阻碍无缘与其欢会，大有宴罢成空，重聚渺茫之叹。此词把那种无缘接近的恋爱表现得非常婉委。
从以上的例子可以看出词人在描写风月艳情和闺阁情怀时调动了多种的艺术表现手法。有时词人用反衬的手法；有时着意于对环境氛围的侧面烘托；有时笔意迂回，尽曲折之妙。总之都想方设法给人留下想象的余地，对情感的表达非常深婉，具有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效果。
由此可见，无论西蜀词还是南唐词，都在时代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下，以其题材的特色和艺术表现的大致倾向，都具有时代特征的艺术风格——绮艳婉丽。
二
我们说西蜀词与南唐词固然有其风格相同的一面，但也有其风格差异的一面。一般来说，西蜀词中不少作品的风格接近温庭筠浓艳绵密的特色，而南唐词中有不少作品的风格接近韦庄清丽疏淡的特色。那么造成这种差异的缘由是什么呢？这实质上是表现了同一时代不同地域所具的特异词风的差别。
我们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来研究文学作品风格的话，就会发现地理环境对词的艺术风格形成是有影响的。它包括间接的影响和直接的影响。
所谓间接的影响，是指地理环境首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们的风俗习惯，性格面貌，进而影响到人们的审美趣味，审美趣味则又制约了艺术风格。早在《汉书·地理志》中，古人就谈到：“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风俗习惯不仅仅是社会教化的产物，它与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不同地域的风俗习惯不同，自然也就影响到为审美趣味所制约的艺术风格。
所谓直接的影响，是指人们的文学创作总是在一定的自然环境里展开，而且常常要以自然事象作为加工的材料。山水情致的熏染也会影响词人的创作风格。
唐末词人温庭筠的词风最受西蜀词人的青睐，一是温庭筠与唐末所有词人相比，他的成就最大，另外温庭筠重客观描写，词风浓艳绵密，非常适合西蜀词人的审美趣味，温庭筠成了西蜀词人追随的对象，于是，西蜀词的总体风格也就与温词相似。我们究其原因大致有三：
1.蜀地艳丽的自然景观对词人审美情趣的熏染
蜀地即四川盆地，其地理环境决定了盆地冬暖春早的气候特点，也是我国冬季著名的暖中心，有利于各种植物的滋生繁茂。岑参有诗云：“山花万朵迎征盖，川柳千条拂去旌。”（《奉和相公发益昌》）成都史称锦城或锦官城（此名可能与蜀锦誉满天下有关）。万花如海，这成为锦城最令人流连忘返的一种风光。诗人们都写下了不少赞美的诗句。杜甫有“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春夜喜雨》）温庭筠则有“江风吹巧翦霞绡，花上千枝杜鹃血。”（《锦城曲》）历史上著名的薛涛笺即是用成都出产的木芙蓉树皮和芙蓉花汁水精工制造出的彩笺。据《漫叟诗话》载：“蜀主孟昶，令罗城（指成都）上尽种芙蓉，盛开四十里，语左右曰：‘古以蜀为锦城，今观之，真锦城也。’”直到南宋，陆游入蜀，也对成都鲜花盛开的艳丽风光赞不绝口。他在《海棠歌》中写道：
我初入蜀鬓未霜，南充樊亭看海棠。当时已谓目未睹，岂知更有碧鸡坊（碧鸡坊在成都城内偏西北处），碧鸡海棠天下绝，枝枝似染猩红血。蜀姬艳妆肯让人？花前顿觉无颜色。扁舟东下八千里，桃李真成奴仆尔。若使海棠根可移，扬州芍药应羞死。风雨春残杜鹃哭，夜夜寒衾梦还蜀。何从乞得不死方，更看千年未为足。
由此可见成都是以繁花似锦为地域的特点的。西蜀词人触目所见的自然景观如此艳丽怎能不受其影响呢？另外，也正是蜀人喜欢艳丽，才爱栽种鲜花，且成为一种风气。西蜀词人也就在潜移默化中形成了心喜绮艳的审美习惯。
西蜀词人写景时常常写花，如“杏花红，月明杨柳风”（牛峤《更漏子》、“海棠未坼，万点深红”（毛文锡《赞成功》）、“春欲尽，日迟迟，牡丹时”（欧阳炯《三字令》、“露沾红藕咽清香”（顾敻《虞美人》）、“小芙蓉、香旖旎”（魏承班《木兰花》）、“花榭香红烟景迷”（毛熙震《浣溪纱》）……比比皆是。再如张泌，一共写了十首《浣溪纱》，其中就有八首是以花景衬托人物的心境的。“花满驿亭香露细”、“照花淹竹小溪流”、“露浓香泛小庭花”、“闲折海棠看又撚”、“杏花凝恨倚东风”、“杏花明月始应知”、“花月香寒悄夜尘”、“隔帘零落杏花阴”。展示出一种颇为绮艳的风光。不似宋词喜写“落红”和“残英”。词中艳丽的花景加上女子的服饰或是闺阁的精致摆设，色彩就显得金碧艳红。
2.文学传统的影响
作为蜀人的常璩在《华阳国志·蜀志》中对蜀人的特点作过几点总结。其中第一点则涉及到文学传统，其云蜀人“多斑彩文章”。常璩是晋代人，此“斑彩文章”当指晋代之前的。最有名的则是司马相如的赋了。司马相如的赋如《子虚》、《上林》，词藻华丽，极尽铺陈夸张之能事。“合纂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注：刘歆《西京杂记》。）自司马相如以辞赋名天下以后，蜀中辞赋之风颇盛，扬雄也深受影响，“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他的《甘泉赋》、《羽猎赋》、《长杨赋》同样也以铺陈夸饰的手法、华丽雕砌的辞藻取胜。另外还有王褒也是当时有名的辞赋家。
温庭筠的词亦辞藻华丽，在表现手法上多罗列景物，从精心雕镂中逐步暗示闺怨离愁。这种表现手法就是吸取了汉赋的特点。而铺陈夸饰的手法、华丽雕砌的辞藻形成了一种富贵气以及对精美的崇尚，温庭筠的词也具备这些素质。所以西蜀词人在崇仰他们地域的大文学家司马相如与扬雄的同时，当然也会选择温词的这种艺术特色作为自己模仿的对象了。
西蜀词的特点诚如欧阳炯在《花间集》的序中所言：“镂玉雕琼，拟化工而迥巧；裁花剪叶，夺春艳以争鲜。”这显然是继承了蜀地的文化传统。
3.统治集团与贵族文人的享乐生活对词风的影响
唐代，西蜀在全国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居于最前列。唐人卢求在《成都记序》中就谈到益州（即成都）“江山之秀，罗锦之丽，管弦之多，使巧百工之富，扬（扬州）不足以侔其半。”唐末和五代，中原战乱不休，蜀中相对比较安定。它的经济没有受到大的冲击，仍是一片富庶和繁荣的景象。韦庄有一首描写成都蚕市的《怨王孙》：
锦里，蚕市，满街珠翠，千万红妆。玉蝉金雀，宝髻花簇鸣铛，绣衣长。日斜归去人难见，青楼远，队队行云散。不知今夜，何处深锁兰房，隔仙乡。
当时成都的繁华与奢侈于词中可见一斑。因此统治集团和贵族文人有条件过着穷极奢侈的享乐生活。近年四川发掘前蜀王建墓，棺材石座上雕刻了盛大的妓乐场面：乐工歌妓手执各式乐器正在歌舞作乐。前蜀主王衍、后蜀主孟昶也都是贪图享乐的亡国之君。“王衍浮薄而好轻艳之辞。”（注：《蜀梼杌》卷下。）命宫人李玉箫歌，其自撰宫词：“月华如水浸宫殿，有酒不醉真痴人。”还自制醉妆词。西蜀的词人大多不是仕于前蜀就是仕于后蜀，政治上多无作为。君臣欢娱，形同狎客。西蜀词有相当数量就是在醇酒与美女中创作出来的，与温庭筠的“狎邪逛游”相差无几。既然创作环境创作心态、描写对象都很接近，大多为声色享乐场所的应歌之作。那么追随温庭筠的艺术风格也就很自然了。
西蜀词中韦庄有部分词是抒写自己人生感受的，他曾长期游历江南，受到江南吴歌清新自然风格的影响，故他的大部分词与西蜀词风不同。欧阳炯、李珣的《南乡子》所咏为东粤景物，受岭南民歌的影响，与西蜀艳词情调相异。但从总体上说，西蜀词人创作环境相同，审美趣味较一致，他们的作品具有颇为相同的题材，颇为相同的表现手法，他们常常可以相互切磋词艺、相互影响、温庭筠又提供了浓艳绵密的典范作品，他们驾轻车旧熟路，于是创作了大量的总体风格趋向浓艳绵密的西蜀词。
三
南唐偏安于江南一隅，和西蜀一样，处于比较安宁的环境。南唐的金陵当时也聚集了不少文人，歌乐兴盛，也有唐末词风的余波。北宋陈世修曾为冯延巳《阳春集》作序，也谈到：“公以金陵盛时，内外无事，朋僚亲旧，或当燕集，多运藻思为乐府新词，俾歌者倚丝竹而歌之。”可见当时应歌之词的创作当是不少，不过现今流传下来的作家与作品不如西蜀多，可能因无人结集，散佚不少。现只能剩下以李璟、李煜、冯延巳为主要代表的南唐词。它们在创作题材上不少和西蜀相似，也有一定数量的绮艳婉丽之作。不过，与西蜀词不同的是南唐词中具有地域特色的作品较倾向于韦庄清丽疏淡的风格，重主观抒情。究其原因大致也有三：
1.受秀丽的水乡风情的影响
南唐是建立在富庶的长江中下游地带的小朝廷。其地理特点：河流纵横，湖泊棋布，一股股溪流汇成大大小小的河流，为这里的风光增添了无限的秀美，人称江南水乡。青山如屏，碧水似镜，还有小桥流水。水乡风情不可能不影响词人的创作。李璟有《摊破浣溪纱》（又名《山花子》）二首，每首都有碧水之景：“回首绿波三楚莫”、“西风愁起绿波间”；冯延巳有《清平乐》三首，二首都有咏水之句：“绿水新池满”、“冰散漪澜生碧沼”。冯延巳词中水乡风情随处可见：“碧池波皱鸳鸯浴”（《鹊踏枝》）、“小塘春水涟漪”（《临江仙》）、“池边梅自早”（《醉花间》）、“杳杳兰舟西去”（《应天长》）、“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谒金门》）、“小桥秋水共盘桓”（《抛球乐》）、“曲池波晚冰还合，芳草迎船绿未成”（《抛球乐》）……西蜀词中花景多，南唐词中水景多。水景一多，词的色彩就偏向素雅清淡。试看冯延巳的《归自谣》：
寒山碧，江上何人吹玉笛？扁舟远送潇湘客。 芦花千里霜月白。伤行色，来朝便是江山隔。
词中以江为主景，扁舟、芦花都是与江有关的景物。再加碧山与霜月，全词以青白为主色，景中有情，情景交融，风格就显得清丽疏淡，与离别的惆怅心情相应。
2.江南吴歌的影响
南唐词风倾向于韦庄清丽疏淡的风格。而韦庄清丽疏淡的风格则与他在江南多年的生活有关，且受江南吴歌的影响。吴歌的特点，抒情细腻，语言清新。吴歌虽是民歌，但当时乐府机构为了南朝的统治者享乐而采集的，所以流传下来的吴歌大多限于描写爱情相思和离愁别恨。且为当时之女乐，凡朝廷宴集，道路游行，以及赏赐功臣，皆用之，甚且流传于朝士大夫之口，数百年后，作为一种文学遗产，一直在南方文士中有较大影响。生活在江南的南唐君臣也不可能不受到熏染。清人徐釚曾在《词苑丛谈》中谈到：“予谓巨源之论词之源于乐府，是矣。独言《子夜》、《懊侬》，善言情也，唐人小令，尚得其意，是词贵于言情矣。”徐氏论词源于乐府，已早被学界否定，但词受乐府的影响，尤其是《子夜》、《懊侬》等吴歌的影响却是事实。南唐词受吴歌的影响，较西蜀词多着眼内心细腻的感受，吐属清华，尤其是李煜的一些作品，带有民歌的情趣更明显些。如《长相思》：
云一涡，玉一梭，澹澹衫儿薄薄罗，轻颦双黛螺。秋风多，雨相和，帘外芭蕉三两窠，夜长人奈何！
此词写闺思念远，不涉绮艳，用的是清淡之笔，描写女性的服饰姿容，深秋风物，自然、明朗，抒情重点在结句，言短意长，低回不尽。此词颇有民歌风神。再如《捣练子令》：
深院静，小庭空，断续寒砧断续风。无奈夜长人不寐，数声和月到帘栊！
此首亦写离怀别绪，是《子夜吴歌》中常咏的题材，《乐府诗集》载吴声歌曲中晋宋齐辞有《子夜四时歌·秋歌》一首：
风清觉时凉，明月天色高。佳人理寒服，万结砧杵旁。
李白也有《子夜四时歌·秋歌》一首：
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
李煜的《捣练子令》从这几首《子夜歌》中化出，写得清新疏淡，“而独夜怀人情味，摇漾于寒砧断续之中。”（注：俞陛云《南唐二主词辑述评》。）
3.南唐君主高雅的生活情趣和受迫于强邻的压抑心情的影响
南唐君臣虽也过着享乐生活，但有两点是同西蜀有所区别。首先，南唐君主的文学修养和艺术修养要高于西蜀的君主，不象王衍诸人精神空虚，沉溺于物质享受与感官刺激。他们的精神生活较为丰富，陆游在《南唐书·元宗本纪》中称李璟“多才艺，好读书，善骑射。”《钓矶立谈》中言：“时时作为歌诗，皆出入风骚。”李煜则更博通众艺。他工书善画。黄庭坚《跋后主书》谓其：“笔意深婉”。《宣和画谱》赞他的金错刀书“虽若甚瘦，而风神有余。”《梦溪笔谈》卷二云，“后主善画，尤工翎毛。”“所画林木飞鸟，远过常流，高出意外。”（注：郭若虚《图画见闻志》。）他还能校雠编秩图书，题跋书画。著“雅颂文赋凡三十卷”。（注：徐铉《骑省集》卷二十九《大宋左千牛卫上将军追封吴王陇西公墓志铭》。）受传统文化的长期熏陶，生活情趣和审美趣味显然要比只图享受的君主高雅得多，故词风倾向于韦庄，且比韦庄还要雅致。
其次，南唐受迫于强邻，他们还不似西蜀君主那样达到无耻的地步，内心很压抑。李璟即位十五年后，因受周威胁，遣使上表，愿以国为附庸，去帝号，称南唐国主。此后内外矛盾都很尖锐，国势渐弱。故李璟和冯延巳的作品中时有一种莫名惆怅的流露，这是很自然的流露，有时甚至是无意识的。这种情绪在西蜀词中难以寻觅。这也是南唐词比西蜀词重于抒情的原因之一。李煜即位时，南唐已奉守正朔称臣了，是一个属国的地位。他在位十五年，最后成为亡国俘虏。在二年多的俘虏生活中，写了不少抒发真情实感的词作。此时，写词已在他生命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写词不是点缀，而是需要。他绝对不可能优闲地罗列身边的华丽景象（他已是囚徒），也不可能想方设法去雕琢绮艳的词句。他的《虞美人》、《浪淘沙》等名作的成就已超越了韦庄。他以真挚深沉的情感、清新自然的语言，白描的手法，形成了独特的个性风格。
南唐词风较西蜀词风而言对北宋前期的词影响更大。
收稿日期：1999—0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