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博览会史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博览会论文,中国近代论文,史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E
［文章编号］1000-422x(2004)03-0097-07
博览会是促进经济发展、科技创新、文化传播和文明交流的重要载体和渠道。随着近年来我国会展业的迅猛发展，特别是我国成功举办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和上海申办2010年世博会获得成功，中国近代博览会史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这方面的研究正逐步兴起，并初成基础。本文试图对中国近代博览会史的研究加以简略的回顾和评述，希望对中国近代博览会史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研究概况及特点
中国近代博览会史的研究起步甚晚，20世纪80年代以前基本看不到专题研究论文。（注：在中国近代博览会举办之际，有一些研究回顾文章，如曹慕管：《历届国货展览会之经过》，《中华国货展览会纪念特刊》，1928年11月；武堉干：《近代博览会事业与中国》，《东方杂志》第26卷第10号等，但撰文的主旨并不是历史研究。）20世纪80年代起，随着大规模的商会档案整理和中国商会史研究的兴起，研究者注意到商会组织参与博览会这一重要经济功能，利用新整理的商会档案，开始中国近代博览会史的研究。笔者所见国内最早的博览会史的专题研究论文是马敏的《清末第一次南洋劝业会述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5年第4期）一文，随后作者又发表了《中国走向世界的新步幅——清末商品赛会活动述评》（《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1期），对清末博览会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和评说。论文发表后，引起其他研究者的共鸣，相继有朱英的《端方与南洋劝业会》（《史学月刊》1988年第1期）、汪岳波的《晚清政府参加国际博览会述略》（收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下册，中华书局1988年版）、王翔的《中国近代化的一个里程碑--1910年南洋劝业会述论》（《江海学刊》1989年第3期）等论文发表。此后，中国近代博览会史的研究似又归于沉寂，除王翔、黄锡明的《民国博览会纵览》（《民国春秋》1993年第2期）一文外，整个九十年代中上期很少看到这方面的论文。直到1999年云南昆明举办世界园艺博览会前后，这方面的研究才得到重视，并随着上海2010年世博会的申办和取得最终成功而趋于活跃。代表性的论文有：梁碧莹的《民初我国实业界赴美的一次经济活动——中国与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1期）、刘世龙的《南洋劝业会与清末新政时期的产业振兴政策》（《广岛东洋史学报》第3号，1998年12月）、马敏的《中国与世界博览会》（《光明日报》1999年6月18日）、董增刚的《晚清赴美赛会述略》（《北京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朱英的《清末武汉劝业奖进会述略》（《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乔兆红的《华侨与南洋劝业会》（《文史哲》2003年第2期）等。
台湾学者利用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保存的清末外交档案中“赛会公会档案”这一珍贵档案史料，对清末中国参与万国博览会的历程作了较为深入的梳理和分析，代表性的论文有古伟瀛的《从“炫奇”、“赛珍”到”“交流”、“商战”：中国近代对外关系的一个侧面》（《思与言》1986年第3期）、赵佑志的《跃上国际舞台：清季中国参加万国博览会之研究(1866-1911)》（《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25期，1997年）。另外，主要是针对台湾举办博览会和参加国际博览会的历史作研究，代表性的论文有吕绍理的《“始政四十周年纪念博览会”之研究》（收入周惠民主编《北台湾乡土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2000年）。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学者对中国近代博览会史的研究也相当关注，并有较深的研究，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我国中国近代博览会史研究是受日本学者的影响而兴起的。（注：马敏的《清末第一次南洋劝业会述评》、王翔的《中国近代化的一个里程碑——1910年南洋劝业会述论》都曾参考了野泽丰、小岛淑男等日本学者的著述。）著名学者野泽丰先生是其中的代表，他的《1903年大阪博览会与张謇来日》（《经理研究》第14期，东京，1971年3月）、《辛亥革命与产业问题——1910年的南洋劝业会与日、美两国实业团的访华》（东京都立大学《人文学报》第154号，译文见中华书局编辑部编《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下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和《民国初年袁世凯政权的经济政策与张謇》（《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第2期）三文分别对张謇与中国近代博览会事业、清末南洋劝业会、民初中国博览会事业作了较早的研究，对中国近代博览会史的研究有较大的影响。另外代表性的论文还有：吉田光邦的《1910年南洋劝业会始末》（收入作者编《万国博览会研究》，日本思文阁出版社1986年版）、小岛淑男的《1910年的南洋劝业会和东南亚华侨》（收入作者编著的《近代中国的经济与社会》，汲古书院1993年版，译文见丁日初主编《近代中国》第4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铃木智夫的《万国博览会与中国，1851-1876》（爱知大学《人间文化》第11号，1996年9月）。
另外，一些博、硕士生以中国近代博览会作为研究对象完成的学位论文也值得重视，如谢辉的《西湖博览会研究》（杭州大学1994年硕士学位论文）、乔兆红的《商品赛会与湖北早期现代化——以武汉劝业奖进会为中心》（华中师范大学2000年硕士学位论文）、程佳惠的《1935年台湾博览会之研究》（台北中央大学2000年硕士学位论文）、沈惠芬的《晚清海关与国际博览会》（福建师范大学2002年硕士学位论文）、洪正强的《1928年中华国货展览会研究》（华中师范大学2003年硕士学位论文）等，虽功力未臻完善，论述未必精当，但由于都以详实的史料为基础，对于中国近代博览会史研究的深化和视野的开拓是有益的。
系统研究中国近代博览会史的专著尚付阙如。最早涉及中国近代博览会史的专著大约是章开沅先生的《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中华书局1981年版），书中对张謇与中国近代博览会事业特别是参与南洋劝业会的情况有简略的评述。潘杰著《中国展览史》（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对近代博览会事业有所介绍，但着墨不多。黄逸峰等著《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徐鼎新和钱小明著《上海总商会史(1902-1929)》（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马敏和朱英著《传统与近代的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巴蜀书社1993年版）、虞和平著《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马敏著《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张亚培主编《上海工商社团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版）、宋美云著《近代天津商会》（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对商会和绅商在中国近代博览会事业中的作用有较多的评述。陈锦江著《清末现代企业与官商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李玉著《晚清公司制度建设研究》（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朱英著《晚清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刘世龙著《中国工业化与清末的产业行政——以商部、农工商部的产业振兴为中心》（日本溪水社2002年版）则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清政府推动博览会事业发展的政策措施。潘君祥主编《近代中国国货运动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对博览会在近代中国国货运动中的作用有所评述。此外还有一些配合博览会举办而编写的知识类著作，如郭方明主编《走进世博会》（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赵福莲著《1929年的西湖博览会》（杭州出版社2000年版）、2010年上海世博会申办领导小组办公室编《走近世博会》（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中国近代博览会史的专题史料甚少，只有上海图书馆编《中国与世博：历史记录(1851-1940)》（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一种，全书文献丰富，图文并茂，许多史料和图片均是首次披露，弥足珍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发过《晚清赴美参加圣路易斯博览会史料》（《历史档案》1987年第4期），上海市档案馆编发过《近代上海参加世界博览会史料选》（《档案与史学》2003年第2期）。此外，已整理出版的商会档案也有关于中国近代博览会的丰富史料，如章开沅等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一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胡光明和蓝长运主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50，5辑10册，1989-1998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赵宁渌主编《中华民国商业档案资料汇编（第一卷，1912-1928）》（中国商业出版社1991年版）、沈家五编《张謇农商总长任期经济资料选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则收有民国时期博览会事业发展的有关史料。陈霞飞主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中华书局1992年版）是研究海关与中国近代博览会的珍贵史料。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的不少著作，记述了中国参与世博会的情况及国人考察世博会的观感。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对中国近代博览会史研究的主要特点作以下概括，时段上侧重对清末博览会研究，对民国时期的博览会研究较少，据笔者初步统计，正式发表的37篇论文中，除综合性的4篇外，研究清末博览会和研究民国时期博览会的论文分别占22篇和11篇，前者正好是后者的二倍；形式上单篇论文较多，专书基本没有；内容上个案叙述、介绍较多，联系中国近代社会变迁从不同视角作深入系统探讨的则较少。就总体而言，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有许多相关领域尚未涉及，特别是对近代博览会事业的整体研究更是不足，迄今为止，尚无系统研究中国近代博览会史的专门成果。
二、研究主要观点
1.关于近代博览会在中国近代化行程中的地位和作用。马敏认为，清末兴起的商品赛会活动标志着中国经济被进一步纳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各类赛会既集中体现了中国近代文明所具有的水准，也暴露了它自身存在的严重弊端和不足。通过赛会形式而开展的大规模经济和文化交流，对中国近代化有着弥足珍视的影响，是中国走向世界的新步幅。（注：马敏：《中国走向世界的新步幅——清末商品赛会活动述评》，《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1期。）以参与世博会为契机，国人的根本世界观念发生了新变化。冲破孤陋寡闻而又妄自尊大的精神氛围，敢于承认中国在近代工业文明的潮流中已处于落后状态，进而萌发出学习西方、追赶西方的强烈使命意识，这是近代先进中国人世界观念的一大飞跃。此外，经济竞争的意识、科技创新意识、市场观念和振兴工商业的观念，在参与世博会的过程中也获得相应的发展。较之于博览会的经济效益，这种内在价值观念的变异似更为根本和长远。（注：马敏：《中国与世界博览会》，《光明日报》1999年6月18日。）王翔认为近代博览会是中国近代化的一个综合性标志，它集中而又直观地使中国社会在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诸方面所发生的深刻变异显性化，南洋劝业会是鸦片战争70年来中国社会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上发生深刻变异的一个标志，又是中国社会继续走向世界，走向近代化的一个起点。南洋劝业会是“中国近代化行程的一个里程碑”。（注：王翔：《中国近代化的一个里程碑——1910年南洋劝业会述论》，《江海学刊》1989年第3期。）乔兆红在考察晚清武汉劝业奖进会举办前后商品赛会的历程后指出，以商品赛会为媒介，西方文明的输入，是启动湖北早期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因素之一。（注：乔兆红：《商品赛会与湖北早期现代化——以武汉劝业奖进会为中心》，华中师大2000年硕士学位论文。）
2.关于中国近代博览会事业的兴起。论者认为，政府在近代博览会事业的兴起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汪岳波认为，晚清政府对参加国际博览会实行了“提倡和保护政策”。（注：汪岳波：《晚清政府参加国际博览会述略》，中国第一档案馆编《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下册》，中华书局1988年版。）野泽丰认为从民国初年起，举办博览会作为振兴实业的有力手段开始受到政府重视。（注：野泽丰：《民国初年袁世凯政权的经济政策与张謇》，《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第2期。）刘世龙认为，倡导博览会事业是清末新政期间清政府振兴实业政策的重要一环，南洋劝业会的成功举办，离不开清政府特别是中央产业行政机关商部、农工商部对博览会事业的劝导和推动，离不开地方产业行政机关农工商务局及劝业道的协力。（注：刘世龙：《南洋劝业会与清末新政时期的产业振兴政策》，《广岛东洋史学报》第3号，1998年12月。）马敏认为商会在展品征集、运输乃至博览会的组织和具体陈列、评奖上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从国内举办的大型博览会看，商会均为实际的组织者和承办者，而官方更多的只是号召者和督促者。此外，商会在推动商人参加国外举行的大型世界博览会和形形色色国际博览会方面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是“主要的操办者”。（注：马敏：《近十年来中国的商会史研究及其展望》，《近代史学刊》2001年第1辑。）
3.关于中国近代博览会的历程。古伟瀛通过对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所藏各国赛会公会档案文献记载进行量化统计分析的办法，考察了中国近代参与国际赛会公会的经过，认为中国近代朝野对博览会的认识存在一个从“炫奇”、“赛珍”到“交流”、“商战”的认识过程，1905年比利时列日博览会是实现这一转化的标志。（注：古伟瀛：《从“炫奇”、“赛珍”到“交流”、“商战”：中国近代对外关系的一个侧面》，《思与言》1986年第3期。）赵佑志也利用各国赛会公会档案，对清末中国参与万国博览会的历程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考察，认为清政府对万国博览会有一个由疑惧到接受、由炫奇到商战、由邦谊到商利、由惯例到章程的认知过程，参加万国博览会对于开阔实业人才眼界、整合官商合作体系、联络邦谊历练外交、催生南洋劝业会具有重要意义。（注：赵佑志：《跃上国际舞台：清季中国参加万国博览会之研究(1866-1911)》，《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25期，1997年。）王翔、黄锡明认为民国博览会事业大致经历了起步与初兴(1912-1918)、高涨与勃发(1919-1937)、衰落与消亡(1942-1948)三个阶段。（注：王翔、黄锡明：《民国博览会纵览》，《民国春秋》1993年第2期。）
4.关于中国近代博览会的特征。魏爱文从举办目的、型制规模、组织经营、产品结构四个方面概括了清末商品赛会的基本特征，即重奖劝、轻销售；型制规模普遍较小；组织经营不符合市场规律；参赛产品陈旧落后。（注：魏爱文：《清末商品赛会述评》，《贵州文史丛刊》2002年第3期。）王翔、黄锡明认为民国博览会事业有三个结构性特点，可归结为“三多三少”，即形制规模：小型的多，大型的少；地理分布：沿海地区多，西北内陆少；产品结构：消费性产品多，重工业产品少。这正是民国时期，特别是抗日战争以前，中国社会经济特点的投射。（注：王翔、黄锡明：《民国博览会纵览》，《民国春秋》1993年第2期。）
5.关于晚清中国海关与国际博览会。从1867年到1905年长达39年间，中国海关在总税务司赫德的策划下，承办了至少29次中国参与国际博览会展览事务，牢牢控制了中国参与国际博览会的承办权。沈惠芬利用丰富的海关档案资料对这一历史进行研究后认为，晚清中国参加国际博览会是中国走向世界进程中重要的一步，使中国走向世界，使世界了解中国，同时促进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中国人思想观念的大转变。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海关承办国际博览会事务在许多具体事务方面是值得肯定的。但晚清海关的性质决定海关洋员的承办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无视中国工商界的利益，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阻碍中国社会的发展和中国向国际博览会的进军，中国政府不得不收回承办权。（注：沈惠芬：《晚清海关与国际博览会》，福建师范大学2002年硕士学位论文。）
6.关于博览会与国民外交。虞和平认为，1910年南洋劝业会期间日本和美国实业团来华访问是中国商会与日本、美国商会的正式外交活动，并对中国商会走向世界带来了直接影响。1915年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期间中国实业团访美成功是中国商会走向世界的一次初步行动，中国工商界在中外实业团互访活动中所产生的“国民外交”观念是中国商会进一步走向世界的思想前提。（注：虞和平：《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3-143页。）梁碧莹指出，在美国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期间，应美国商会的邀请，中国实业界组成实业考察团访问美国，考察美国的实业。中国实业界这一赴美经济活动，是中国实业界走向世界的一次实践，对了解世界，扩大中外贸易，促进中国实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次赴美活动，又是商业外交史上的一页，中国实业界通过对美国的考察，认识到中国商人要走向世界，平等的外交活动是发展中国工商业，提高中国国际经济地位的重要环节。（注：梁碧莹：《民初我国实业界赴美的一次经济活动——中国与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1期。）章开沅认为，张謇积极参与南洋劝业会及所谓“中美国民外交”，是转向开放型经济思想的表现。（注：章开沅：《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14页。）
7.关于博览会的个案研究。朱英认为1909年武汉劝业奖进会是清末湖北地区规模最大的一次地方性商品博览会，在全国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可以说是南洋劝业会的预演，直接为其提供了许多借鉴。它的举办，在促使工商业者思想观念变化、推动武汉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以及其他一些方面，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注：朱英：《清末武汉劝业奖进会述略》，《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马敏认为，南洋劝业会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规模的博览会，它以某种新形式体现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当时农、工、商业和教育、卫生各方面均有弥足珍视的影响。（注：马敏：《清末第一次南洋劝业会述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5年第4期。）小岛淑男、乔兆红认为，1910年的南洋劝业会与华侨有着密切的关系，华侨对于南洋劝业会的举办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以南洋劝业会为机缘，还出现了华侨回国投资的热潮，华侨的种种作为，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清政府举办南洋劝业会的设想和愿望，推动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注：小岛淑男：《1910年的南洋劝业会和东南亚华侨》，丁日初主编《近代中国》（第4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年5月；乔兆红：《华侨与南洋劝业会》，《文史哲》2003年第2期。）梁碧莹认为中国实业界赴美参加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是中国实业界走向世界的一次成功实践，在财政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仍进行了积极的筹备，拿出优势的物品参展，取得了不俗的业绩，使中国的国际形象大为改观，这不仅反映了中国的成绩和进步，也显示了中国对发展实业思想认识的提高。（注：梁碧莹：《民初我国实业界赴美的一次经济活动——中国与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1期。）谢辉认为，1929年的西湖博览会，是民国史上最具规模的全国性博览会。它的举办，不仅促进了我国工商业的发展，而且具有广泛的社会教育意义，使人们在开阔眼界的同时，萌发出强烈的忧患意识、竞争意识和对外开放意识。西湖博览会对扩大浙江的影响和促进浙江经济的发展也具有重要作用。（注：谢辉：《西湖博览会研究》，杭州大学1994年硕士学位论文。）
8.关于中国近代博览会事业中的关键人物。马敏、谢辉认为张謇较早注意到博览会在推动近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并殚精竭力、身体力行地倡导之、实践之、推进之，为中国近代博览会事业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是“近代中国博览会事业的少数开创人之一”。（注：马敏：《张謇与中国近代博览事业》，《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谢辉：《张謇与中国近代博览会事业》，《安徽史学》2002年第4期。）朱英认为端方对博览会作用的认识有着高出一般封建官僚的见解。有清一代唯一一次全国规模的商品博览会——南洋劝业会得以举行并产生令人瞩目的社会影响，与端方的几番努力“密不可分”。（注：朱英：《端方与南洋劝业会》，《史学月刊》1988年第1期。）马敏认为南洋劝业会能成为欧美、日本所认可的具有国际水平的近代博览会，与陈琪的力倡和实际运作大有关系。中国在巴拿马博览会上能够取得较好的成绩，展品获奖总数超过以往任何一届中国曾参与的世界博览会同有陈琪这样的干员从中领导、调度分不开。（注：马敏：《有关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的几点补充》，《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4期。）蔡克骄也认为，陈琪在中国近代博览会史上具有重要影响，是近代中国博览业的先驱人物。（注：蔡克骄：《近代中国博览业的先驱陈琪及其著述》，《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1期。）
以上介绍的相关主题研究，深化了对中国近代博览会的认识和了解，而且也为今后更加深入和全面的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三、研究思考与展望
中国近代博览会史研究刚刚兴起，目前只是处于起步阶段，蕴含着很大的发展潜力，有许多领域有待进一步开拓和探讨，展望未来的中国近代博览会史研究，以下几个方面有待进一步努力。
第一，资料有待发掘。历史研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资料的发掘，中国近代博览会史研究之所以进展缓慢，资料发掘不够或者说资料收集难是一大主因。实际上近代博览会的史料是极其丰富和系统的，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报刊杂志资料，随着20世纪初年“赛会热”在中国大地的兴起，当时报刊杂志有关国内外赛会的报道和研究可以说是连篇累牍，铺天盖地。二是档案资料，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藏有清代外交档“各国赛会公会档案”这一清末参加国际博览会最为详尽的档案史料，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上海市档案馆等地方档案馆都藏有不少博览会档案，商会参与博览会的史料，也只有天津、苏州等地商会档案得到系统整理和出版，仅是全国各地商会档案资源的一小部分。三是博览会文献资料。中国近代博览会有汇编资料出版的传统，筹备时有筹备特刊，开幕时有参观指南（大型博览会还有博览会日刊发行），展品有目录，参观有游记，考察有调查报告，审查有研究报告，会务结束有总报告书，卷轶浩繁，资料翔实，为我们留下弥足珍贵的历史实录。这些资料相当分散，而且现下档案馆、图书馆对资料收集实行种种限制，如资料不能全本复印甚或不能复印，并对资料复印加收昂贵的资料费，靠个人的力量，是难以周全的，需要一定的机构投入相当的力量联合进行发掘和整理，为中国近代博览会史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
第二，视野有待拓宽。博览会是工业革命的产物，随欧风东渐而传入中国，使之成为世博会体系中的一员。中国博览会史是世界博览会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近代博览会事业要放在世界博览会事业的大视野中来考察。特别是作为中国近代博览会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参加世界博览会，更是与世界博览会事业紧密结合在一起。对近代中国参与世界博览会史的研究，除充分利用国内报刊杂志和有关官方档案（如外交档案、海关档案）、民间团体档案（如商会档案）外，还应从各国所收藏的卷帙浩繁的世界博览会档案中进行发掘，以拓展研究资料的范围，扩大研究的领域，使之真正成为一项国际性的研究课题。（注：马敏：《有关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的几点补充》，《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4期。）以此深化中外关系史、中外文明交流史、中外贸易史的研究。
第三，领域有待拓展。应在发掘资料的基础上，深化研究，拓展尚未涉及和有待深入的研究领域。毫无疑问，要推进中国的近代博览会史的研究，必须在博览会史的整体研究上有所突破，弄清中国近代博览会事业的发展历程，建立中国近代博览会史研究体系。相应地，必须对中国近代博览会事业的兴起作更深入的研究。中国近代博览会的兴起，是官绅商学各界协力作用的结果，但官绅商学各界分别起了什么作用，相互间有什么互动和影响，研究得很不够。应该说政府在其中起着主导作用，但政府的政策与中国近代博览会的兴衰关系也没有相应的研究。由于近代中国特定的政治结构，晚清督抚和民国地方大员如张之洞、端方、张静江等在博览会事业兴起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实际上中国近代史上真正意义上的全国规模的博览会都是由地方发起和为主筹办的，中央政府虽然也发起过诸如1915年农商部国货展览会和1928年工商部中华国货展览会等所谓全国规模的博览会，但都筹备促、会期短、展品少、规模小，不能与南洋劝业会、西湖博览会等真正的全国博览会相比拟，而所谓举办规模空前的全国博览会和国际博览会的宏大计划最终都化为泡影。所以，研究近代中国博览会的兴起，不能不对这一现象加以特别关注。目前对商会在近代博览会这一经济活动中的作用研究也还很不充分，尽管这方面存在大量档案资料，但实质性的研究工作也才刚刚起步，需要更多的人投入这方面的研究。近代博览会事业是各界互动的结果，留学生、驻外使节等群体在推动清政府收回国际博览会的承办权，实行积极的博览会政策，并向制度化、规范化推进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我们还应对这些群体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加以研究。
另外，必须进一步深化个案研究。目前的研究多侧重于对南洋劝业会和巴拿马博览会的研究，对其他重要的博览会如西湖博览会、中华国货展览会等研究得很不够。就是对南洋劝业会和巴拿马博览会的研究有深度的文章也不多，就拿研究论文最多的南洋劝业会来说，实际上对它的整个运作过程也没有完全讲清楚，有待于进一步深入考察。对于中国近代博览会事业中重要人物的研究更是欠缺。
第四，成果有待借鉴。中国近代博览会史研究起步晚，但欧美和日本学者对博览会的研究已有相当深度，有不少还是研究中国近代博览会史的成果，这些成果有待于我们吸收和借鉴。如美国学者格林翰(Paul Greenhalgh)著《瞬间回望——世界博览会(1851-1939)》（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以在英、法、美三国举办的世博会为中心，从文化社会学的视角，对世博会的起源和概念演进、资金筹措和大众社会、世博会与帝国主义、世博会与人种展示、世博会与国家形象、妇女与世博会、美术品与世博会等进行了专题讨论。加拿大学者沃尔登(Keith Walden)著《近代多伦多的塑制：工业博览会与晚期维多利亚文化的形成》（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专门讨论了博览会与城市近代化的关系，该书从布展、认同、城市理念、公共空间、庆典与娱乐等文化史视角，全面讨论了工业博览会对促进多伦多城市近代化的巨大功用。吉田光邦著《技术文明史上的万国博览会》（日本放送协会1970年版），从技术发展史的角度，对万国博览会在促进科技发展中的作用作了系统研究。吉见俊哉著《博览会的政治学》（日本中央公论社1992年版），则从政治学、文化学、社会学的角度对博览会与帝国主义、消费社会、大众娱乐间的关系进行了阐述。这些成果采用了多学科、多角度的研究，令人耳目一新，颇具借鉴意义。学科交叉和互补是当今学术研究的发展方向。非史学学科的切入，对于扩大研究视野、活跃研究气氛、提高研究水平不无裨益。我们也应该综合运用社会学、文化学、政治学、经济学、展览学、传播学等多学科的方法促进研究的深入。
总之，在申博百年梦圆的时候，加紧中国近代博览会史的研究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我们理应对中国近代博览会事业作深入的研究。相信，通过更多学者的努力，这一领域会有更多优秀成果问世，中国近代博览会史将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